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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视连续剧《金枝欲孽》和韩国电视连续剧《宫》的热播，使得图书市场的宫廷言情小说也开始走红。一套由一名女大学生“流潋紫”写作的名为《后宫———甄嬛传》的长篇小说在出版了一个多月以后，竟然一连加印了8次，总销量达到了20多万册。

《后宫———甄嬛传》是网络上最流行的一部宫廷小说，被称为小说版的《金枝欲孽》。不久前在腾讯网举办的“作家杯”原创大赛中，该小说以遥遥领先于其他小说的票数，获得第三站的冠军，而作者的新浪博客点击率在短短一个月内也已经接近500万，超过了很多影视明星，每天都有上千条博客留言。

《后宫———甄嬛传》出版后，很多爱看《金枝欲孽》的女白领都成了小说的忠实粉丝。据出版社介绍，就在小说出版前，网上还曾经爆发过粉丝之间关于《后宫———甄嬛传》的一场“大战”，因为作者流潋紫根据出版合同不再在网上更新《后宫———甄嬛传》，很多看不到下文的粉丝一怒之下成立了“不买书联盟”，抵制该小说的出版。因为他们觉得，“出书”让流潋紫不再为了他们而写作。不过，等到《后宫———甄嬛传》真的出版了以后，不少粉丝都“食言”了。

据了解，《后宫———甄嬛传》打响头炮之后，市场上的同类书也都在出版和酝酿出版之中，记者从21世纪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等以出版言情小说闻名的出版社了解到，《后宫之绝色倾城》、《弄儿的后宫》、《冷宫之猛虎嗅蔷薇》、《深宫风云》等十几种网络著名的后宫小说都会在近期推出，一股宫廷言情小说的风潮正在迅速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后宫———甄嬛传》的作者流潋紫居然只是一个女大学生，现在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很难想象，一个大学女生居然能够描绘出如此细腻的后宫环境。

研究流行文学的学者周枝羽先生对《后宫———甄嬛传》的流行表示了担忧，他说，这表明现在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有一种重新为奴婢、为妾室的心态，她们沉迷于宫廷言情小说女主人公的那种争宠、幽怨甚至自轻自贱之中，往往把自己置换成书中的女主人公，渴望找到一个被依附的男人，比如皇帝，这种小妾心态和奴婢心态的抬头非常令人费解，这样下去，会对中国女性人格的形成起到很坏的作用。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20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必须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70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

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

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此后，苏亚雷兹渐渐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2005年3月，儿子透露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的首相了

时代杂志苏亚雷兹的封面

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40年的独裁统治。40年里，西班牙的惟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必须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70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60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佛朗哥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国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轻一辈中脱颖而出，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苏亚雷兹和未来的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惟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武力阻挡。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政治气氛逐步宽松，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30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

难的是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将军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将军们放下心来，承诺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位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准备活动。

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

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

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40年前，正是这些问题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惟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

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出现了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经济困难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续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反对派站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顿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国时期完全不同。30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第一大党民主联合会的代表。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领袖，就等于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作“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作“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9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名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该文件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7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愈演愈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三年，终于正式确立。

急流勇退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再次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80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到力不从心。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此时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此后，苏亚雷兹渐渐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肖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还能读到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的首相了。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看到国王的画像，和西班牙人谈起国王，回味一下，又感觉“偶像”的概念在这里有点不一样。他当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可是西班牙人对这位国王的崇拜，不是子民对国王的臣服，也不完全是对君主的敬意，里面还有一点“迷”的味道，如同在着迷一个明星。国王长得挺拔神气，在西班牙人眼中不是神话般高大领袖的形象，倒是有点对欣赏俊勇男子的意思。反过来，他们既赞赏他的平民化，又不妨碍他们牢牢记得，这是他们时刻引为骄傲的君主。虽然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女王不相上下，可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金色冠冕不是一个皇家摆设。这位国王在精神上是一个对西班牙有实际意义的支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皇室家族波旁王朝，却是现代民主西班牙的象征。西班牙人会永远记得，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2005年8月2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遇难阿富汗的西班牙军人举行的葬礼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左）与死难者家属握手表示哀悼（资料图）

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2006年11月30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该校的戴雅门教授询问我现在的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我断然给出了否定性答案：“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前文明的官本主义社会，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官本主义的社会至少在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方面，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的门槛，完全没有资格批评已经处于文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或人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上的快与慢、穷与富的问题，而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来治官安民，从而最终解决官逼民反的政治死结与历史轮回的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当时没有就“中国社会的官本主义与人本主义”进行深入讨论。回国几个月来，我围绕这个问题的持续思索，一直在进行之中。

 一、人本主义与官本主义

 2005年10月，我针对《中国青年报》编辑李方请辞的事件，写作了一篇《“身份”与“契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中青报同人的最低底线和正面理想，笔者联想到发生在1215年的历史事件：一群英格兰贵族通过反复抗争，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包含一个序言和63个条款的《大宪章》，正式承认并且保护一系列‘人民’固有的不可随意剥夺的权利。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文明，就是从这样一份《大宪章》正式启动的。”

 在英国《大宪章》中，有两条极其重要的条款。在第39条中，国王承诺，未经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判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任何其他形式的伤害。第一次明确只有法庭有权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在法庭判定有罪以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即使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接下来的第40条中。国王进一步承诺：“任何人的权力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从而在历史上开创了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不可替代的最具根本性的大同之点，就在于大同人类中的每一位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生命体。除了这一大同之点，每一位个人都可以在公私领域中表现出自己丰富多样的人性差异。强制性地要求每一位个人绝对平等、毫无差异的所谓大同社会，反而恰恰是反人类和反人性的异化天堂即乌托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他的既不唯心也不唯物的人本主义本体论：“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作为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本身，相互之间能否在公私领域里通过自主契约的形式进行双向合作或公平竞争，是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文明阶段的根本标志。在前文明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以官为本的等级森严的身份特权，对于弱小弱势者的财产权、人身权、思想权、言论权的单方面、无条件的绝对剥夺和强制服从。本文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与前文明时代的官本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比起欧美国家，中国社会中以身份特权决定一切的官本主义传统，要更加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宗教神圣化的“天”的名义，彻底否决了每一位个体独立自主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从而奠定了国人根深蒂固的原始共产主义思维模式。孔门儒学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身份划分，又替自以为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专制皇帝，贡献了借助读书人从事精神控制的专制礼教，特别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的神圣教条。由孔门儒学进一步宗教神圣化的宋明理学，更加极端地推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圈套。这样一来，包括财产权、人身权、思想权、言论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私有人权，至少在理论上被极权皇帝及其官僚体系完全剥夺。而把这种既要控制剥夺人身之外的物质财富又要控制剥夺人本身的精神自由的官本主义，推向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的，当属朱元璋和毛泽东。

 二、朱元璋与毛泽东的官本专制

 朱元璋稳定官本主义的专制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一致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产权改革，尤其是土地产权改革。他在洪武元年下达的一份诏书中规定：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的田地，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田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接下来，他又通过大规模的强制移民，人为制造了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化和平面化。其中被集中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是被捆绑起来押解上路的。他们连小便都要报告官军前来松绑，民间土语把上厕所说成是“解手”，就是由此而来。

 与此相配套，生性苛细的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极其简单粗暴的计划经济。他在洪武元年下达的诏书中说：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这与毛泽东时代不准私自栽种经济作物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表面上恰好相反，而在既要控制剥夺人本身之外的物质财富又要控制剥夺人本身的精神自由的根本原则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人口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人身控制，朱元璋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凡是出门到百里之外的人，必须到官府开具“路引”，私自出门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毛泽东时代即使逃荒要饭也要由“人民公社”开具介绍信，与朱元璋的“路引”如出一撤。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几年前由于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广州警察活活打死，就是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真实缩影。

 正是基于大救星、救世主之类官本主义的独裁意识，当自己的最高权力遭遇挑战或者难以为继的时候，朱元璋和毛泽东都会采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于挑动群众斗官员的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人手一册学习《毛主席语录》，其实是朱元璋晚年的“学《大诰》运动”的升级版。

 当下的中国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并且在引进国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又把“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写进了“宪法”；然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类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宗教神圣化的“紧箍咒”，以及“党官”、“党权”凌驾于本国“宪法”、“法律”之上不受约束的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党官”的“官权”高于“人权”、“党官”的“人治”高于“法制”的前文明阶段。当下的中国社会即使出现了欧美社会所常见的包括宪法和法律在内的种种“契约”，这些“契约”也往往表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遵纪守法的霸王条款。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说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启动。

 三、吴思的“权份”与张祖桦的“宪政”

 2007年2月4日，我应邀参加一个关于“行政诉讼与新闻监督”的小型聚会，从《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作者吴思那里，听到了对于官本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据吴思介绍，他在2006年8月的《博览群书》杂志发表过一篇《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译名选择与传统断续》，建议用“权分”或者“权份”来翻译英语中的right。其理由是：无论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圣贤典籍中，都储存了丰富的关于权份变迁的理论和经验。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份的大小。君有君份，臣有臣份，主有主份，奴有奴份。官家之份必定大于良民之份，良民之份必定大于奴婢之份。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

 这次聚会所谈论的主要案例，是不久前发生的广州市公安局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事件，和号称“北京门”的港资嘉利来公司与北京二商集团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吴思给出的解释是：路权各有各的份。汽车占一份，行人占一份，电动车、摩托车也应该占一份。当广州的路权不够分配的时候，行人的出行权不好剥夺，汽车的路权后面有税收、养路费之类的巨大利益，只有电动车、摩托车的路权可供决策者进行单方面选择。“嘉利来”投入几亿元拿到的黄金地块，几年后涨到了二十多亿。有权势的人就要跟着分一份。在中国，法律本身也是有权份的。法律只能管90%，余下的10%是“大内”的一块，法律不能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中国是不能彻底兑现的。决策集团在法律调节之外，行政诉讼法之外还有一个集团你不能诉讼，只能通过潜规则进行调节。譬如给领导人写信，找“老大”说话，也就是上访、告状和内部走后门。掌握官权的一方只要有良心、好面子，就有可能通过法外手段进行调解。假如官权一方不要脸、不讲良心，法外对策就不灵验。到了这个时候就只有暴力解决，中国很多官员的灭门血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关于政府的公共权力（power）与民间的私人权份（right）的关系，吴思指出：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最初人人都有原始权份，彼此像狼一样厮杀争斗。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人们达成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份——主要是与使用暴力相关的部分，转让给政府，委托政府官员以强制手段维护秩序，于是形成了权力。中国社会却是另一种样子：帝国权力不是契约的产物，而是暴力竞争的战利品。政府或执政集团也不是社会契约的维护者，而是依仗暴力立法定份、宰割天下的一方。作为天下主宰，凭借权力扩张并维护自身特权，正是官家权份的核心部分。什么时候官家的特权受到有效制约，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手段，政权的“操刀者”受雇于全体公民，俯首帖耳地为公民服务，那时候，权力和权份才具备区分清楚的历史条件。

 在此之前的2007年1月24日，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在两全其美网站的学术科学区“宪政论衡”版（http://xianzheng.lqqm.net），举办了一场网络访谈。访谈的主题是“宪政民主与中国转型”。用张祖桦的话说：“宪政的基本涵义是以宪法为中心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制安排。它与民主、法治有同有异，互相不可替代。我主张提‘宪政民主’（包含‘法治’），把宪政和民主、法治结合起来，以消解民主与法治的流弊。”

 谈到围绕《物权法》的争议，张祖桦直截了当地揭穿了中国官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症结：有一些人担心将保护私有财产权写进宪法，会使某些人的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获取的钱财合法化，我认为这里存在一种误解。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不受制约的社会里，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但是在一个实行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只有合法取得的财产才会受到保护。那些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为非法所得的财产不仅不会受到保护，而且会受到法制的处置。至于转型时期大量出现的滥用公权、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强取豪夺，并不是由于保护私有财产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上的权力垄断、权力不受制约、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造成的，需要通过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寻找根本的解决之道。

 针对当下一党专政的官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张祖桦认为：一党制下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的。因为在一党制下，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以特殊材料自居的党权即身份特权。同时，党掌握着立宪权，必然凌驾在宪法与法律之上。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民主化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国内的主要有：(1) 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唤和实践活动；(2) 新兴的中产阶层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声音；(3) 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正在开始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4) 工人阶层对于社会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诉求；(5) 城市市民开始萌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6) 社会各阶层反对腐败、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强大舆论；(7) 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开明力量与赞成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自国外的有国际民主力量和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声援。上述因素汇合在一起产生作用、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最终确立宪政民主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与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难一些、长远一些。

 四、治官安民与官逼民反

 在我看来，当下的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在官与民之间，或者说是在官权与人权之间，只允许自以为垄断真理、代表民众的特殊党员，凭借着一党专政的身份特权，单方面实施压倒性的统治、剥夺、镇压、教导，而不允许本国民众平和理性地实施“自由化”的“反动”、“反党”、“反革命”之类的良性互动的前文明的野蛮社会。而以欧美先进国家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有形的、可供操作并且人力可及的包括宪政制度、法律程序、商业信用、私人协议在内的人人平等、良性互动的契约关系，切实限制公共权力对于公民个人的侵犯剥夺的文明社会。已经逐步成熟并且渐入佳境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人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形态。

 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危机，就在于官逼民反的政治死结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在日益恶化。要真正化解这一在官本主义的中国社会里轮回反复了五千年的根本性危机，唯一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出路，就在于像1215年确立英国《大宪章》那样，通过和平理性的契约形式逐步确立足以治官安民的一整套人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而不是像既往的官本主义传统那样，只能由另一种自以为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或者自以为是垄断真理、代表民众的暴力集团，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打天下”或“抢天下”，来毁灭性地扭转乾坤、改朝换代。归根到底一句话：以人为本的治国安民，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和根本国策之所在。

 

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寡头权争无法摆平，言论管制无法奏效，致使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失效。所以，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改革的方向及路径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早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时，新老左派已经祭出毛泽东的亡灵对现行改革政策提出公开批判。十六大后，国内舆论的一大热点已经是关于产权改革的激烈争论。自由知识分子强烈呼吁通过修宪来完成产权改革，新老左派强烈反对私产保护入宪。2005年以来，”朗旋风”刮出改革大讨论；今年两会前后，《物权法》引发产权激辨。换言之，围绕着《物权法》的争论，不过是上述争论的延续而已。这些凸现的是相同的问题：一是跛足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急遽扩大和社会公正奇缺的现实问题，二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推进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分歧。

在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的基础上制定的物权法，为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巨大变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现实，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细化产权和保护各类合法财产。

虽然，在一党独裁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制度环境下，这部《物权法》对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肯定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1，仍然坚持土地国制，没有做到”还土于民”.关于土地产权的界定，明确界定的权利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农用田使用权和城市建筑土地使用权等等），也就无法避免在农村土地开发和城镇拆迁中强势官商对弱势民间的掠夺；2，由于新老左派的激烈反对，今年提交人大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已经作了修改，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肯定，公有财产权的地位仍然高于私有财产权的。3，在《宪法》规定的财产保护原则的统摄下，《物权法》如何与《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法律共同组成保护财产的法律网络来发挥作用，也就是当个人财产受到侵犯时，如何惩罚侵权者就需要《行政法》、《刑法》作出具体规定，这些配套法律并不完善。

然而，这部《物权法》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各类物权的细化和明确界定，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模糊产权，使产权边界变得清晰，而明晰的产权界定将增加官权侵犯民权、权贵掠夺民财和国有资产的难度。其次，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物权实施平等的法律保护，也保障各种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改变了对私有物权和民营经济的长期法律歧视，使民间权利清单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就等于增加民权博弈官权的制度资源。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与法律保护。这在中共掌权后的立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有利于依法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使私有财产不再受到质疑和歧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换言之，《物权法》的通过，无疑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立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因为曾经被正统意识形态视为”万恶之源”的私有产权得到了制度性的正名，必将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财产保护、也对经济体制的健全产生重要的正面影响。

《物权法》的出台是法律对现实经济变革成果的制度性肯定，也让私产权摆脱了长时间的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歧视。即便是由于跛足改革带来的权贵私有化是极为不公正的，产权改革必须面对个人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但我仍然认为，在中国的现实中推进制度转型，产权改革和私产权保护先行具有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双重合理性。

从道理上讲，私有产权堪称孕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子宫，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权利，也是维系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根基。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讲，私有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的核心、繁荣的动力和长治久安的保证。也就是说，产权改革绝非单纯的保护私产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国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是产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私产权保障是削弱官权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国民理应拥有的权利，而且是政府权力退出市场的先决制度条件，有利于健全市场的发育和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培育。

从经验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毫无例外地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长期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调节利益冲突，在为强势集团留有余地的同时，也会鼓励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决心。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争来的权利远胜于官赐的面包。弱势群体同强势集团博弈的最佳路径，不是暴力造反或让皇帝开恩，而是通过持续的非暴力反抗达成民权的渐进扩张，让法律保障的民权清单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间的持续成长，也将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其力量对比也会随之不断变化，现在的权贵集团不可能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在政治改革无法启动的现实面前，产权改革不失为间接的体制转型，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基础性制度依托。特别是涉及到修宪层次的产权改革和民法层次的私产权保障，对推动制度进步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必将在权利层次上促进人权保护、民间社会成长和限制政府权力。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讲，没有以权利平等为起点的社会公正，就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更需要法定的平等权利的保障，只有依靠法定的权利平等，弱势群体才具有了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保护私有产权对于弱势群体更有意义，非但不会扩大两极分化等社会公正危机，反而会为提升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平台，民间资本有了能够抗拒官权侵占的法律武器，弱势群体也有了与权贵阶层讨价还价的权利资源。

与此同时，明晰的产权边界有利于各种财产的保护，《物权法》关于个人、集体和国家的产权界定，不仅有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也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以往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产权模糊，为”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提供了灰色的空间。

当私产权入宪和《物权法》完成之后，怎样保证这些法定权利的具体落实，将要求相关司法制度的连锁改革，即纸上的权利必须得到相应的司法化保障，越来越多的关于产权纠纷的法律诉讼，也将引发出要求公民政治权利的相应改革，特别要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换言之，为了落实私产权保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必须以相应的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为前提，还产于民的公正取决于还政于民的改革。

首发ＢＢＣ

 

一个久久期待，但又不敢相信的结果，终于被证实：今天下午，北京的律师朋友李劲松告诉我，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崔英杰被判死缓……

幸，还是不幸？

李劲松先生激动地说，向所有关注这个案件的朋友们深深致以敬意和谢意。

死一个，死缓一个，都是不幸，都发生在今天这个极度不公正的时代。原本崔英杰不该到北京街头摆摊烤肠。一个曾经的优秀士兵，如果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出身地，如果他不是农村户口，他完全可以在城里给安排个好工作。可惜今天还实行着最古老的最万恶的户口制度，让他这个出身农村的优秀士兵，最终还是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无奈京城谋生不成，最后走上了死缓之路。而那位城管大哥李志强，也是非常不幸，他爸爸的同事痛心地说”老李，你怎么让孩子干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李哭成泪人，这又是谁的悲哀？小李最终成为烈士，是一个合适的安慰；而小崔呢，却是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终生监禁的不幸。

崔英杰出事后，舆论以超常的热度给予关心，警方和检方也快速启动法定程序。这个时候，崔英杰的辩护律师站了出来，原本崔英杰是涉嫌故意杀人，后来起诉的时候律师发现竟然改为”故意杀人和妨碍公务”，律师见此，意味着此指控崔英杰必死无疑。他就通过法律和法定程序找出城管执法不是公务的依据，即国务院没有规定城管进入执行公务序列。城管不像公安、税务、工商等进入国家规定的执法序列。这样一来，崔英杰面对的指控还是涉嫌故意杀人，直到2007年4月10日下午被一审判处死缓。

崔英杰之不幸，可以看到中国底层人们面临生存困境所折射的尖锐矛盾。第一，农村人一生下来就必须承受一个二等公民的待遇，一生下来就有一个职业——农民，却没有工资、福利、劳保，也不能退休，土地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美名集体所有、实际是国家所有。即使万幸有一个机会当兵，也不过是在部队过几年军旅生活，服役期满国家不安排就业。再者，城市限制农村人就业，歧视农村人就业，很多行业要求必须有城市户口，尤其是本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人就永远不能获得和城市户口的人相平等的权利，还有花钱办暂住证、交卫生费等七证八证。第三，城市教育投入高，而农村教育投入多半是维持现状，当地政府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中央财政的钱转移不过来，导致农村没有好的师资，大糊涂教小糊涂，最后成为一大群糊涂，凸显教育严重不公平。而且农村人高考，要比城市人高很多分数才有可能录取。这就逼着那些上不起大学的人不再接受教育，而是早早地谋生，混饭吃。现在，中国有1个多亿文盲，仅发达地区的山东就有近千万之多，可见改革开放之后文盲增加就是社会无序的信号。第四，摆脱贫困，永远是农村人的难题。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陷入贫困，陷入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严重倒退，整个中国走向小康、和谐和富强，只能是纸上谈兵。第五，公众讨论崔英杰事件被严重限制，采访受限制，发稿权被剥夺，在网络和报刊上已成为敏感词，不能被讨论。要知道，真理越辩越明，有问题充分讨论，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的好办法。可惜，某些限制力量已成为反对人民的力量，成为邪恶的代表。不知道这些力量是否想早日搞乱中国？

崔英杰的悲哀，是我们众人的悲哀。无论是李志强，还是崔英杰，都是我们的兄弟，朋友，他们的不幸，源于这个不合理、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得到很好的修改、完善、革新，那么谁也不能保证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李志强、崔英杰，我们也会重蹈覆辙，陷入万恶的不幸，成为畸形、罪恶制度的牺牲品。

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为努力建立一个合理、公正、正义的制度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4月2日，重庆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房屋和平拆迁，事件以喜剧收场。相对于此前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以及媒体的热烈报道，这个结局似乎过于寻常，未能引起围观者的足够兴趣，甚至还让媒体多少有些失望吧。就好像一出大戏，在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后，却平淡收场，不免虎头蛇尾。我看到网上还有人大骂吴苹是骗子，说她把公众欺骗了、愚弄了、利用了云云。

我不知道这些自感被吴苹出卖、满腹牢骚的人们，当初对事件的结局又是如何预期的？难道他们希望那座房子真的像钉子一样始终保留下去，稳如泰山？还是希望房子被开发商强行推倒、引发冲突、酿成流血惨案？如果是前者，那果真像我在前一篇文章所写的，房子成了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可以供人们来欣赏、参观、拍照——请问谁来承担这件艺术品的成本，是你们还是吴苹夫妇？如果是后者，从新闻的角度看，也许会形成爆炸性热点，满足全社会的围观欲望，这样以来吴苹夫妇的利益又在那里？难道反过来让他们担当被公众出卖的角色？成为众人娱乐的牺牲品？

在最牛钉子户事件中，我认为吴苹夫妇与开发商互相妥协，达成协议，房屋和平拆除，是当事人双方和政府三方的共赢，是一次非暴力的胜利，是最好的局面，是近年来公民维权运动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为中国公民维权模式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路径。

首先从吴苹夫妇的角度，他们如愿以偿，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开发商在异地补偿协议上盖下公章，避免了悲剧结局，取得了维权胜利。值得称道的是，吴苹夫妇不因为自己成为全国甚至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得到公众舆论的强大支持，就自我膨胀，把自己当作英雄而忘记具体的公民权利，或者趁机漫天要价，向开发商狮子大开口，满足贪欲。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吴苹夫妇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和理性精神，精确把握权利，能够区分利益与政治的边界。

其次从开发商的角度看，以异地补偿的方式，成功拔除最牛钉子户，使开发项目得以顺利进行，也是最佳选择。在协议未达成前，开发商未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选择强行拆迁甚至暴力拆迁，说明开发商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很多有来头有背景的黑心开发商有所区别。也许这家开发商本来谈不上什么良心或黑心，仅仅是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屈服，被迫选择了和平、理性、协商的途径解决问题。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正是一次民间力量的胜利，是媒体舆论和民间关注正确发挥作用的体现。

最后从政府的角度看，如何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拆迁、平衡各方利益，一直是十分头疼的事情。因为官商勾结，拆迁户作为弱势的一方，利益始终得不到保证，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冲突热点，引发无数群体上访告状和人命惨案，或用推土机一次撞死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或群体斗殴死伤众多，或泼汽油自焚，或争吵告官讼争不休，或者因为告状上访而锒铛入狱……我们已经知道太多太多的拆迁惨案了！摆在重庆市政府面前的，一边是开发商的利益，一边是吴苹夫妇的利益，虽然作为权利主体二者是平等的，但从政府的角度看，土地交给开发商来建设，明显更符合土地利用价值，可以增加更多就业、更多税收、更多经济增长，甚至官员个人也不乏从中捞取好处的机会，但吴苹夫妇的利益也是利益，再小的权利也是权利！重庆市政府在多元利益关系面前，没有以维护大利益的名义侵害小利益，没有选择强行拆除，客观、理性对待拆迁争议，没有压制媒体报道，利用公众舆论向追逐暴利的开发商成功施压，迫使此前拒绝盖章的开发商选择了妥协。这种解决模式，看似政府软弱，甚至使政府的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遭受广泛批评，但实质上最终维护了重庆市政府威信和公正地位，避免个案上升为公共危机。

甘地认为，非暴力运动没有敌人，参与各方从中得到只有成功的喜悦、体验到精神的美好和力量的更加强大。在最牛钉子户问题的解决模式中，看不到失败者，这是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兴起以来难得的一次各方权利的共赢，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开发商和民间利益多方博弈的结果，吴苹夫妇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体会到了维权的喜悦，感受了到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力量；开发商的利益也得到了维护，知道如何合法取得利益；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学会了如何利用公共媒体，知道公众不是自己的敌人，也知道如何尊重普通公民的利益，避免了一次暴力强制拆迁引发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执政的自信。

但愿从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暴力拆迁！但愿每个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应有尊重！

2007-04-09
－－博讯

 

读罢张戎这本书，对我心灵的震撼作用丝毫不亚于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原来从这本书里，我才知道“建国”前后的许多历史宣传竟然大部分建立在虚无的编造之上。

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张戎和她的夫婿英国历史学家乔。哈利戴历经“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亲自采访了尚在人世的许多证人，搜集了国内外许多刚刚解密的珍贵史料，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这本毛传。而且，张戎对毛泽东的理解似乎还融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细微体察和直观思考。她透过岁月的迷雾对毛泽东的个性做了许多独到而细致入微的分析。在许多历史细节的描绘上也十分丰满传神。全书用传记主人的年岁贯穿始终，使读者对这位冷酷的革命狂人的成长脉络油然而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了解。因此更值得至今还蒙在鼓里的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在大陆的、希望知道历史真相的中国人通篇一读。

一个人的疯狂竟然可以与几千万条涂炭的生灵划上等号！这到底是他一个人的魔力，还是应当归功于全体国民的愚忠？

一、毛忠于过杨开慧的爱情吗？

毛泽东对女人的无情玩弄在作为22年私人医生的李志绥的书中已有所披露。然而张戎的书中还解开了毛对杨开慧令人心寒的始乱终弃。

一九二○年十一月，毛在和杨已经事实同居的情况下，“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然而，“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於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后来，开慧发现了毛的不轨，心里非常震撼，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毛和开慧同居后，没办“任何正式文件”，因为“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及至后来开慧被抓赴死之前，虽然毛有“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和机会拯救妻儿出来，可就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

“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她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强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著我难过，母亲也跟著难过我想好像肚子裏有了小宝简直大伤心了，大寂寞了，太难过了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他一定是丢弃我了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然而“开慧丢不开她的孩子们。”她已“对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们托付给‘一弟’毛泽民。”

佚文中，开慧还告诉毛她为什么参加共产党为什么又怀疑她的信仰了：“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在书中后面的章节中，还有不少毛狠心抛弃贺子珍等淳朴女性考证。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对毛赋予开慧一往情深的严重误读！

二、延安的“自力更生”与恐怖政治

1、种植鸦片

在中共的历史中，“革命圣地”延安一直被当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榜样。殊不知真正使延安得以生存发展，靠的还有至今不能摆上正史的生财之道——种植鸦片。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後，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著‘特货’”。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一（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於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於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难怪有人根据长辈的回忆才幡然醒悟，“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把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但不管怎么说，“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则是近半个世纪的真实。

2、毛对知识分子初试牛刀

在延安落下脚跟后，毛首先想的是如何巩固他的权力基础，并改变和重新塑造投奔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他首先拿他们的一个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连载时，这样单刀直入地说“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在延安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毛看到这些话後，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于是，王实味个人的厄运很快来临。旋即被关押后，遭到严刑拷打。在一九四七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其后，“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

“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後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据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於是向深沟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後自杀。自杀几次才终於死去的也为数不少。”

三、大饥荒

那次“人祸”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就是“毛为了成就世界军事霸主之梦大购军火而不惜大量出口粮食。”当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

为时四年的大跃進，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纯属子虚乌有的托词，“人祸”才是根由。因为那三年“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

“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原来毛要扳到刘少奇也就是因为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耿介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使毛一直怀恨在心。终于等到文革时逮着了好时机，狠狠地报了“七千人大会上”上的一箭之仇……

其实，毛知道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他大言不惭地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

可是，“在大饥荒期间，毛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四、林彪最了解毛泽东的性格

毛泽东和张国涛、王明、直到刘少奇的“翻脸”过程人民都不太陌生，但对毛和他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翻脸细节却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

林彪在“老一辈”中是最了解毛泽东性格的人。毛泽东也非常了解林彪的个性：从不愿向压力低头，也从愿作什么自我批评。

“在七十年代初，‘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于是，毛找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林彪“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毛从前的整肃对象，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

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後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後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裏空著。周恩来紧张地盯著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著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但林落坐后，与毛虽近在咫尺却“谁也不理谁”。而且“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一九七一年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然而毛打‘打招呼’的话，很快就被林在各省的亲信传到了林的耳朵里。以林对毛的了解，他‘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

于是林彪明白，必须迅速逃出毛的魔爪。这后面就有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五、毛终将被未来的民主中国所否定

张戎通过毛的个性、行为和毛本人的笔记揭示出“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毛说：”吾人唯有对於自己之义务，无对於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九十年代中，曾经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中共老干在推荐我去读读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这样说：“如果你是一位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的信仰很可能会慢慢动摇！”我想，如果他今天能看到这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话，我想他残余的信仰可能会瞬间彻底崩溃。

有位曾长驻北京的美联社记者特德？安东尼先生在参观毛泽东纪念堂之后写到：“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它眼下正在发生着巨变并且还将继续发生更加令人目不暇接的巨变，而只有那座占据在天安门广场的墓穴和毛泽东蜡像般的遗体才是唯一不曾改变的历史。”这也难怪，因为他有所不知道，至今毛的真实面貌，仍然“一直在云遮雾罩之中。”张戎这本书对当下官方党史的解构价值则注定会在今后的岁月里慢慢凸现出来。

随着中共更多历史真相的还原，毛泽东终将被人民所否定和唾弃。未来的民主中国也将和俄罗斯一样不会容忍一具僵尸继续无限期地占据人民的广场。

首发民主中国

 

两千零七年的墨尔本市政礼堂，响起一个让人启齿的时代强音，《东方红》。你，储望华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给你的父亲，中国头号大右派储安平送上了祭品。那天晚上你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微笑朝您的父亲狠狠地抽了一鞭子，然后，你从容不迫地迎接了鲜花和掌声！

革命的作曲家，革命的演奏家，革命的《黄河》。自从你写出钢琴协奏曲——黄河，黄河立刻就变了味。一条承载五千中华文明史的黄河，一条养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突然就和党，伟大领袖连在了一起，你用你的艺术，你用你的音乐语言，让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所有中国人来接受爱黄河就要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爱《东方红》。当然，在你写这首曲子时你年轻，你幼稚，你企图活出一条与你父亲不一样的路。可是今天，你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你同时又了解中国发生过这段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你不会受到多少压力，那么你是否能表示一下沉默？是否稍微把腰伸伸直，回避一下？或者对这歌颂独裁，歌颂专制的超级堂会婉转的说一声“以后再说吧？”

我实在不想说你在向谁献媚，也不想说你人格的扭曲，只想说一件小事。在傅红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你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期间，宾主邀请你这著名的音乐家演奏一段小Piece，你一出手就是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说实话，我当时的感觉想吐。储望华啊储望华，你何苦来着，你不缺吃，你不缺穿，名气、地位都有了，干嘛活得那么“贱”。

如果你真的忘掉了历史，那么我告诉你，《东方红》和《解放区的天》和你，以及你们全家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肯定有切肤之痛。作为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储安平，只不过作为人说了一两句真话，就被革命的历史扫进了垃圾堆。你父亲成了革命的敌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因为你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敌人、右派，所以迄今为止反右斗争是正确的，你父亲是坏人没有改变，你是坏人的儿子也没改变，只是这场运动被扩大了一百万倍而已！

摘自网上张鹤慈对你的一段话：如果在今天的德国，歌颂希特勒；在今天的柬埔寨，歌颂波尔布特，而歌颂者又是集中营里受害者的后代，你难道可以说，音乐就是音乐？！你觉得你和殷承宗这类人为伍是一种荣耀吗？文革十年这位用手指上的技巧和他的音乐语言来帮助暴政杀人的艺术家至今毫无悔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们能记住他的除了样板戏之外就是你的《黄河》了。不是你的《黄河》有多伟大，只是那个时代统治者成千上万次向人们灌输，听着《黄河》只是让我想起那个年代，请问在台下向你鼓掌的任何一位观众，有谁愿意回到那个天天播放这《黄河》播放<<东方红>>的年代？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兴趣就像拿捏在手上一双过时发霉的小脚老太绣花鞋，仅此而已。

如果你认为《黄河》会在艺术上留名青史，那么你错了，其中的一段《东方红》会成为你终身的耻辱。作家戴厚英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在艺术上你实在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老师，我尊敬你，我崇拜你，但在品格上、人格上，坦白的说实在不欣赏你。有时候，真替你感到不值！

 

墨绿色灯心绒外套、感冒后留下的一点鼻音，尽管已经是四月了，李银河整个人的状态似乎仍处于冬天。她位于北京大兴的家有一些阴冷，庭院里装修的工人不时地探头张望，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女主人就是那个频繁引起外界争议的作家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个人的生活我不打算谈，谈王小波可以。”4月5日午后，李银河一开始就主动把记者的采访限定在她愿意谈的范围。她用手中的名片在丝绒桌布上划出一个个浅浅的印子，看似漫不经心，思路却相当清晰。

“我一直觉得王小波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

1977年，李银河第一次看到《绿毛水怪》时就发现这个男人不同凡响，“当时我就觉得他总会脱颖而出的”，李银河说。虽然《绿毛水怪》在王小波的作品中略显幼稚，但它却成了她和王小波的媒人，“我爱上他身上的诗意”。王小波也由此结识了这个当时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女孩子。

谈起王小波的作品，李银河称她最喜欢的是《红拂夜奔》，“那种在时空中穿梭自由的感觉吸引了我，在人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李银河坦言，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精神对她有很大影响，“我的思想比较正统，王小波比我走得远，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了。”然而正是这种离经叛道，让一些人对王小波心存芥蒂。“王小波讲话很艺术，他的文章让你看着很难受，但一点儿也抓不住把柄。”李银河笑了笑。

王小波生前使用的那台286电脑和一些物品，至今还被李银河保存着。与作家博尔赫斯的遗孀儿玉、诗人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等未亡人一样，在王小波身后，李银河一直忙着整理和出版他的作品，今年她还参与修订了一本王小波逝世的纪念文集，为这本书写了五百余字的序。

当看到记者手中拿着王小波旅美的兄长王小平悼念弟弟去世十周年的文章《艺术的内丹》时，李银河接过文章，推起眼镜，指着文章中王小平和王小波的合影说，“这照片还是我给他们照的呢。”读到“三年困难时经常饿得两眼发直”一句时，她忍不住笑了，并给记者读了起来，“真好，写得真好。这篇文章真应该收到那个纪念集子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时间是最公正的法官”，说起王小波身后的变化，李银河这样认为。“这十年也许是中国人物质生活上变化最快的十年，但却肯定不是我们精神生活上变化最快的十年。人的精神生活还是老样子。所以小波的许多话题不但没有过时，有的甚至还很前卫。”

尽管李银河近两年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但她两年前在Google上的点击量只是王小波的三分之一，而在更早的时候，李银河的知名度则远高于王小波——早在1987年，李银河就翻译了《社会学研究方法》，那时王小波的作品还没有出版。“但他只要一开始出版小说，他就会被人关注，毕竟读小说的人要多得多。”而李银河的学术观点真正引起公众关注还是近两年的事，她称2006年是她“遭非议、误解最多的一年”。但面对争论，李银河依旧坚信，这不会太打扰自己的生活。

虽然在那一系列的学术主张上可以表现得貌似尖锐和新潮，但李银河仍然要面临世俗社会的压力。不久前，广州美术学院学生郑敏创作的王小波裸体雕塑在王小波家人的反对下被撤展，尽管此前这个雕塑得到了李银河的默认。“我能理解他家人的做法，雕像的事要考虑中国国情。”说这句话时的李银河，很传统很中国。

李银河和王小波的家人来往并不频繁，在过年时会打电话问候。十年来，每个四月十一日，李银河都自己一个人去给王小波扫墓。对于王小波的去世，她也曾多次问过大夫，如果当时她在王小波的身边，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未能送丈夫最后一程，在李银河心中还是留下一些歉疚。

李银河曾称王小波为她的“菩提树”，“有那么一首歌，‘门前有一颗菩提树，我一忧伤就到树下’，他说他愿意做我的菩提树”。李银河和王小波曾经在北京顺义也买过一处房子，在屋外的麦田里，王小波很得意地跟给她讲《欣赏经典》的腹稿，“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当“菩提树”倒下的时候，李银河的生活中一度只剩下了工作，现在还多了一个她不太愿意多谈的养子。而关于目前的情感生活，她说可能在5年后退休时开始写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我们唯一能够相信并感受到的，就是她所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