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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代，培育攻击型扩张型的好战爱国主义，往往需要以下条件：1、曾有过傲视天下的强盛和君临天下的虚荣；2、遭受过长期外辱的历史和雪耻赶超的民族情结；3、巨大的人口和资源的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4、当下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5、从未间断的仇恨教育和强制性的舆论误导；6、摇摆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的恶性循环之间的民族心理；7、能够使以上条件发挥综合作用的独裁政权。

好战爱国主义的形成和泛滥，第七项条件尤其重要，可以说是整合其他诸条件的核心。特别是在一个生活贫困和科技落后的大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独裁而只靠其他几项条件，不但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心理，还会在自由社会的和平宽容环境中，在多元化观念的相互辩论中，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换言之，独裁政权是这一切条件得以凝聚和发酵的核心，因为独裁体制既具有支配主要社会资源的垄断权力，也能够通过垄断媒体的单向灌输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它可以不征询民众的同意而把主要资源集中在军力的提升上，把舆论导向集中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上。1997年中共十七大，标志着中国从邓小平时代过渡到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正好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江泽民已经不满足于“决不当头”，急不可耐地提出“大国外交”；中国民族主义也不再满足于“韬光养晦”，急切地期望通过“中美决战”来称霸世界。

近年来，国人那种近于第二本能的不讲原则、随机应变的劣根，在邓小平式实用主义的鼓励下，在传统“厚黑学”的滋养下，在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辩护下，迅速泛滥，不但一穷脸就变，且一阔脸更变。这种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自然也会左右着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大众化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自傲膨胀和国力军力的提升，毛泽东的那种野蛮的思想遗产又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复活。以恢复民族尊严和民族血性为号召，用流氓腔调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和好战情绪，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仇恨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造成这种转变的首要条件，是在灌输民族仇恨的同时重建民族自信，恢复自我中心的“天下意识”。受过百年外辱的中国，自傲感是民族主义的内在核心，自卑感是自傲感的变态形式。进入新世纪，主要有四种刺激直接推动着国人向好战的爱国主义狂奔。

首先，进入江泽民时代，1997年的香港回归，变成对外雪耻和对内重建民族自信的绝好资源；1999年北约导弹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激起了改革以来最大的反美反西方热潮，为好战爱国主义注入了仇恨的动力。随着国力军力的迅速增强，“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崛起”的形式重新复活。江核心，对内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对外是能够驾驭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的大国领袖。

谁都看得出，江泽民非常渴望做大国领袖，跻身国际大政治家的行列。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与欧洲的法德两国一起倡导“世界多极化”，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即便江核心在现实上的低调亲美政策，也是服务于大国外交的韬晦之策。因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要想成为大国领袖，就是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

第二，申奥、足球、入世的成功，这一诸喜齐临的新千年，把一个无限放大后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端到国人的面前，似乎真的应验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加强着也放大着国人的自信和自傲。虽然，申奥这类仪式性的成功，并不能给国人带来实质性的富强，反而会为权贵腐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筹办奥运，不但为官方的稳定第一、经济优先、挥霍浪费、劳民伤财和践踏人权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借口，更可以做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民族振兴秀富强秀：中共第三代亲自参见庆典并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与民同庆，上百万人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全国主要城市彻夜欢庆，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日益强大和充满自信的中国。

第三，国内媒体不但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而且专门转发国际上关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舆论，甚至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也从反面印证着中国的强大，进而被作为最好的自傲资本加以利用；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拿破仑关于“中国雄师猛醒”的预言，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统统成为国人加强民族自傲的精神资源；西方诸国政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各类西方精英，不断地重复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当这一切片面的摘发又被加上诸如“惊呼”、“不可思议”、“奇迹”等修饰后，媒体的误导就把国人引向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以为昔日的“东亚病夫”正在变成“东方雄师”，中国真的已经崛起为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世界大国。

同时，国内精英也不断地制造大国幻象：连年经济高增长、迅速提高的外汇贮备、世界第一的高储蓄率、每一次中国企业的跨国战略的实施、每一宗中国企业的对外收购、每一次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都会被夸张地大肆宣扬，做成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秀（如海尔神话）。胡鞍钢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一文中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2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林毅夫先是声称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引领国际经济学的潮流，继而认为：按GD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中心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政府，不断发布本地区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统计数字，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发布的人均产值，还颇有相互攀比的色彩；国家信息中心也宣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几年内将达到2亿多人，还有许多人撰文指出：中国已经代替俄罗斯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理应担负起反抗美国霸权的国际重任。

第四，一系列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大事，特别是中美冲突的加剧，通过中共媒体的歪曲报道，以加深民族仇恨的方式从反面刺激了好战情绪。

1，居于首要地位的显然是中美冲突。冷战结束后，中共政权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大堡垒，而自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制度之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中美之间展开。基于此，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明确地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制定了全面遏制中共政权的战略。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成为自中美恢复交往三十年以来最亲台的总统，不仅批准了对台军售的升级，更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毫不隐讳地表示将协防受到武力攻击的台湾，甚至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也丝毫不给中共面子，一再提及美国政府对“台湾关系法”的信守。美国又不顾中共警告，加强与台湾军方的联系，破格接待三十年来第一位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在如此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又发生过“4.1”撞机事件，再一次加深了国人对美国的仇恨。

虽然，“9.11”事件暂时缓和了中美之间官方的紧张关系，但是除了在反恐领域的有限合作之外，在整体战略上，在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台湾问题等主要问题上，美国绝没有任何放松遏制中共政权之迹象。而在民间，拉登式恐怖袭击的成功，既宣泄着大陆爱国者积压已久的仇恨，又提供了不择手段的成功示范，两位中共军方校级军官所著的《超限战》再度流行。通过“9.11”，国人看到了美国脆弱的一面，增强了国人打败世界头号强国的信心。

2、台湾的挑战。2000年陈水扁及其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上台执政，接着2001年的立法大选又是民进党获胜，不仅标志着台湾民主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也标志着台湾本土化政治势力的崛起。阿扁执政后一系列“为台湾正名”和“去中国化”的决策，使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加深了国人对陈水扁及民进党的仇恨，提高了武力统一的民意支持。“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台湾岛”，“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也决不允许台湾独立”等战争叫嚣，凸现的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好战倾向的迅速抬头。

3、其他国际因素。俄罗斯全面转向西方，美印关系的改善、美国向中亚西亚的渗透，中国与邻国的海权之争，朝鲜难民引发的外交纠纷，特别是日本小泉政府的重整军备和对华敌意的加强，……都使国人日益感到周围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刺激着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飙升。

第五、当一个极度自卑的民族面对实力落后的事实之时，保持民族自尊的策略之一，就是紧抓住任何一点点可以自傲的历史资源，甚至不惜恶性夸大本民族的每一点成就，制造世界第一的幻觉。物质不如人的事实不容否定，就要制造精神高人一等的幻觉；现在不如人，就要制造曾经最强大和将来必定再次最强大的神话。

近几年，“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式言说随处可见，历数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四大发明，断定中国曾占据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1500多年，汉、唐、宋被认定为同期的世界第一，明代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被封为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壮举，甚至纵马驰骋横跨欧亚两大陆的成吉思汗，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虽然不是汉族而是外来入侵者，但是，由于他们在位时期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满足着民族虚荣，激发起称霸心态，从而与汉武帝并列，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1949年以来的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成就和国力军力提升，皆作为终将称霸世界的征兆。韩战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结局，被夸大为志愿军一边倒的胜利；美国在越战泥潭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撤军，也被片面地渲染为中国的胜利；中印、中苏、中越的边境战争中，本来没有胜利者，中共却在掩盖解放军的惨烈代价的同时，对内宣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似乎中共军队从未吃过败仗。

中国人在西方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被放大，在西方取得某些成就的美籍华人也被作为炫耀民族强大和人种优秀的例证，诸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甚至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台湾科学家李远哲，都被作为华夏民族的骄傲而加以大肆宣扬。

更有甚者，为了满足民族虚荣而屡屡制造假新闻，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流传最广的著名的假新闻有：美国西点军校挂出雷锋的大照片，掀起学雷锋运动；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海湾战争就是按照《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进行的；中国女孩吴杨留学牛津大学，刚读大二就成了状元，破格获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并获得六万英镑奖金，这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八百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正如一群精英们的宣言所说：“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扬帆等）“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文明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不愧为全世界最高的成就。……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林毅夫）

有一个阶段我对这社会完全绝望了，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虽然明明知道铁就是铁钢就是钢，铁成为钢总需一个升华过程，但还是绝望。

后来，我发现社会这东西自己也会生长，再生和变异，它和时间定有自己的生死契约。不着急，先自己做好自己的。才又生出了希望。

审视社会和自身以外的，是为了叫自己活地更理性和清醒些，而这些酿造出来的无非是一个内心的自在，而不是绝望。绝望是情绪化的，客观规律在情绪化面前惯于冷漠。人活着就要有责任，而营造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好的土壤应是每一个人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在活的好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活的好。我想，知道了这些，我们会活得更来劲。

大众生活基本是遵从快乐至上原则，并不太在乎是与非。发现这社会还是缺少快乐的理性，动物庄园式的快乐和热闹更容易遮蔽那极少数的智者。社会的无良性秩序和无信仰发展叫生活的盲目者和投机者越来越多，众声鼎沸而虚无，生活显得日见毛躁和粗糙。不若叫爱意横生恣肆、温暖润贴的好。

一个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需要什么？一个人如何叫生命更有质量？一个人的孤独是否是一个社会的孤独？人性的自在舒展，个人的解放是否处于现实的挤压之中？社会是如何充分保障和尊重每个人的现实和内心生活的？社会是否做到了：让优秀者归于优秀的位置，让不优秀者归于不优秀的位置？

而这无疑是一个跟风的不健康的社会，它不分孬好，只照顾那些识相的人，所谓识时务者，只要他们围绕政策或市场转，做好政策或市场的狗，就会得到赏识和褒奖。这很短视，也很庸俗。这些世俗的成功比较容易和普遍，却缺少了精神厚度和不能闪烁出生之为人的精神力量的高扬。启蒙者和理想主义者在这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无疑遭到了空前的尴尬，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这是一个怎样的现实？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世间？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些怎样的人？什么是这些的最后归宿呢？

讲求服从和纪律的传统社会无疑压抑了人性和个人活力，又扼杀了创造力。而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和博爱。

所以，在一个传统社会，识时务者是条狗，不识时务者为俊杰、为圣贤、为公民。我为那些不识时务者叫好喝彩，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在现实里，却是精神领域的漫步者和立法者。

15日下午，朋友们安排我与梁国雄（长毛）同台在九龙旺角举行街头演讲。旺角那一代的街道划为步行街。街道两边商店林立，行人摩肩擦背、如电影院刚散场。对举行街头演讲我是很感兴趣的。我深信政治是大众之事。政治理论再好，若不走出书斋，不为普罗大众所理解接受，那就永远只是纸上的东西，不能产生物质力量。1998年印尼虐华，我和一般志同道合者就是一连几个星期天在纽约华阜街头举行短促而高频的演讲鼓动，才聚合了数千人抗议印尼虐华暴行的集会示威。

不过，我对在香港举行街头演讲却有顾虑。因为我对香港事务并不熟悉。讲不出令香港市民关切的内容。而香港市民对大陆事务却总有些隔膜。我讲大陆的事情是否能提得起他们的兴趣，亦有疑问。朋友们劝我不必顾虑。他们说，这里的行人半数是到香港来“自由行” 的大陆旅客。你无论讲大陆话题还是香港话题，都会有听众的。何况还有‘长毛’ 与你同台，他在香港有许多拥趸，有长毛在，不会冷场的。

那条马路约40英尺宽，其中一半划为会场。会场顺着马路布置。讲台是一张桌子，对面摆了四、五十张椅子。音响话筒一概俱全。刘山青带我按时到达。“长毛” 作开场白向听众作了对我的介绍后，就由我演讲。

我首先表达对香港市民诚挚的敬意。我说每年六四看到香港有那么多市民走上街头，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如繁星密布的烛光，我内心就激动不已、钦佩不已。这么多年过去，香港市民对“六四” 依然那么记忆犹新、依然那么执着投入。这真使一些身处海外自由环境中奉行实用主义而渐行消沉的民主人士相形见绌。

香港市民推进香港民主政治的热忱也使我敬佩万分。共产党惧怕香港成为一个民主橱窗，对大陆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故极力阻止香港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共产党在大陆一直在扼制民主选举。二十几年了，民众都还只能选举村长。属于官员阶层中最低一级的乡镇行政长官都要由共产党任命。现在香港市民要求直选特首和立法院议员，不能不使共产党既仇恨又害怕，故他们要极力予以扼制。然而，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到，香港市民没有屈服、没有放弃。你们一次又一次集合起来走上街头，表达你们要求直选的决心。这种既执着又理性的行动将作为一个耀眼的正义亮点载入史册。

我说，我在大洋彼岸还注意到香港有人在向共产党妥协。他们是些大商贾名流。共产党的高官要人到港，从不接触香港普通民众和代表普通民众的社会团体，而只是与大商家名人把酒言欢。这些大商家名流附和、认同共产党对香港民主发展的扼制。还有些没有骨气的香港文化报业界人士在共产党的专制尚未“君临” 就开始“自律” .我说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政治权利的平等。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巨商大户，还是家道清贫的升斗小民，手上都只握有一张选票。香港的民众在努力使这张选票的含金量提高，我对这个努力抱以极大的敬意。

面前的几十张凳子基本坐满，其中小部分是我的香港朋友。两边和后面也渐渐积聚起人墙。坐着的站着的人群占了马路三分之二的宽度。剩下三分之一是通道。人群的构成呈缓慢的“吐故纳新” ，但也有些人一直“粘” 在那里。我的演讲的内容从香港议题转向大陆议题。

我说朋友们别为大陆东南沿海一些城市里新盖的高楼林立所迷惑，那里可是一个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官僚贪污腐化都居世界前列的畸形社会。你只要稍微深入到农村，就可以发现大陆许多地方依然是多么贫瘠。我有个朋友前不久回乡探亲旅游。他回来后告诉我，家乡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读过的小学和中学都更破败了。学校的围墙垮了。教室里桌子椅子破旧不堪。孩子们明显都营养不良。虽然他们不会象我们这一代几乎在童年时代饿死于1960的饥荒岁月。但拿当今城市里共产党官僚和大款们挥金如土、骄奢淫侈的生活作参照物，他们确实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

“长毛” 不愧是街头演说家、鼓动家。我虽然敢于街头演说并向往街头演说，但缺乏街头演说的经验。我的演说偏重说理，而且语言节奏也掌握欠佳。在几次听众有流失迹象或我的演说内容转换时，“长毛” 会接过我的话筒来一段即兴演说。“长毛” 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常把深刻的政治道理寓意在比喻笑谈之中。使本已有流失迹象的人群又聚集粘稠起来。海外异议阵营中缺乏象“长毛” 这样水准的街头演说家、鼓动家是它的欠缺。

演讲中我留意到有好几位背着背囊，模样似外省人的中年汉子一直站在座椅的后面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听得懂广州话吗？一丝疑问曾掠过我的脑际，但当我发现他们会在“长毛” 抨击当局横蛮而颟顸的行为时与其他听众一起发出由衷的笑声，就推断他们基本能听懂，而且思想感情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使我想起张月凤对我所说：现在香港有许多大陆的自由行旅客，他们常常是街头演讲的听众，通过他们可以把香港的信息带到大陆。

经过这次实地感受，我深感香港民主派的朋友们经常举行这样的街头演说确实是一大创举，是把香港作为民主政治桥头堡，向大陆共产党专制政权发射民主导弹的坚强阵地。无怪乎共产党要如此处心积虑地制肘香港完善民主政治的步伐，不遗余力地打击香港民主派。因为如果香港一旦实现特首和立法局议员全部直选，民主派将会完全左右香港政治走向，届时对大陆将会产生更强大的示范作用。香港的民主派也更有力量对大陆民主进程予以更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前天夜里，观看姑苏电视台“时事夜总汇”，它讲了个南京某记者卧底采访陪聊女，并向衙役告密的新闻。听了很有感触，觉得这个颇有才华的记者，干这个行当极有耐心、富有机谋，此等手段，将其埋没于金陵，当个小记者实在可惜。这种脚色理应调入夜郎朝廷的仲宣部或锦衣卫，以便让他一展身手。假使媒体工作者都像该记者这么勤劳，身兼数职，既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全世界不愁无新闻。

该记者为了业绩和出名，亲自出马跟陪聊女周旋。他隐瞒身份，以客户的面目，通过中介认识陪聊女，然后在秘房密室中跟她闲聊，并伺机拍照。陪聊女不满足陪聊费二百元，急吼吼的要求上床，意图再赚数百元，他却你急我不急，继续跟她闲聊，试图套取她的秘密。待陪聊女洗好澡，准备跟他上床时，他却逃之夭夭向衙役告密，结果是陪聊女束手就擒。

整个事件，我发现该记者充当了多重角色，至少是四重角色，一是记者、二是嫖客，三是线人、四是证人。此人先放下记者架子，屈尊跟陪聊女见面，此时他的身份既是客户，又是个潜在的嫖客，至少在外人眼里。当然，在闲聊与讨价还价过程中，要是衙役嗅到腥味破门而入，该记者就跳到黄河洗不清了，他即使否认自己是采花大盗，老婆也不相信，至少认为丈夫是个候补嫖客。就此意义上说，该记者为了制造新闻，是冒了身败名裂风险的，是极有敬业精神的。说不定，他这种行为还代表了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呢。要是他事先向衙门备案，做了保险，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当世的诸葛亮了。从中我学到一个经验，告诉嫖客：今后嫖娼失败，可以对衙役说是采访，像南京这位记者那样采访。

陪聊女上钩，该记者向衙役告密，此时，他就成了告密者了。这么做，我不晓得他喜欢狗捉老虫，还是喜欢捞外快？是长年累月领津贴，还是一次性的领赏金？他是在职的线人，还是临时的告密者？记者的行规有哪几条？对采访对象，记者有没有保密的义务？有没有权利出卖采访对象？他是第一次这么干，还是老吃老做？究竟为了新闻出彩，还是为了猎奇和偷窥，还是为了帮助衙役扒分兼治理风化……？他有没有权利制造新闻，既做线人，又做证人，还做当事人？衙役喜欢这样的角色吗？还是仅仅把他当作工具、当作小丑加以利用？他晓得不晓得目前就业困难，既当记者，又当线人，会夺去多少人的饭碗？他知道不知道当今大学生就业的艰难？有多少人就业无门，连当个协警都难以上青天！假如他是女记者，会不会照样大胆放白鸽，做大街上的流莺，引诱色迷迷的男人上钩？

完成了嫖客和线人的双重角色，该记者接下来做证人，帮助衙役证明该陪聊女的违法行为。我不晓得强有力的指证，陪聊女的下场如何？是罚款五千元？还是罚了款，再拘留一星期半个月？如有前科的话，要不要劳动教养？单方面的指证，衙役能惩罚陪聊女吗？陪聊女的罪名若是成立，该记者有没有罪？他要不要罚款？要是他没有罪，陪聊女的罪名能单独成立吗？没有嫖客的嫖娼案，是不是一场经不起推敲的独脚戏？能否为了罚款，而给这个陪聊女设置“政历问题”？假如陪聊女是在校大学生，衙役会不会为了几千元的罚款，而通知单位，败坏她的名声？

嫖娼未遂者完成指证之后，跟衙役握手道别回去写稿，马上恢复记者角色。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多。比如：他可以亲手将陪聊女扭送衙门，充当联防队员和衙役的角色。要是陪聊女死不认罪，他还可以充当一个行刑者，将其背铐锁在窗栏杆上，他也可以朝她的嘴里灌二氧化碳或游街示众。估计衙役亦乐意接受他的效劳；要是戴了面具，他还可以充当法官；如是亲手点罚款，亦可以充当一个收银员。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2003年，我小赌赌被联防队员非法捉拿。那些人也扮演了多种角色。先是在外面耐心听壁脚，像小偷；然后一无手续，深夜违法闯门捉赌，劫夺钱财，就像抢劫者；进衙门接受审讯、拍照按指印，百般羞辱，他们又成了一本正经的衙役；我托人开后门，他们晓得我成网中鱼，不仅爱理不理，还将我们的相片示众在公安网上，那时候他们又像个包公；逼着我们从家中拿出所谓的三千元暂扣款缴给他们，否则不放我们回家，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扣留人质的绑架者；自作主张给予处罚时，他们又成了道貌岸然的法官。

江苏／陆文2006、12、21

2006年12月14日，由湖北到香港城市大学就读的研究生陈静因向该校一名副教授行贿1万港币，要求该副教授向其提供数学考题及答案，被该教授向廉署检举，香港法院判其入狱6个月，并没收1万元贿款。

这一案例引起笔者兴趣的是这位元女生的行为方式之由来。

陈静辩护时所持主要理由是她不熟悉香港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句辩词背后的潜台词很丰富。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学生向教师送“礼”交换答案与考分并不违法，只是因为她不知道香港法律禁止这一点。

陈静在撒谎吗？不，陈静没撒谎，因为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从她开始记事起，就是贪污贿赂公行，权钱交易泛滥。如果说有人因腐败罪行被惩，那也只是那人倒楣，或者是被人咬出来了，或者是因为靠山倒了，或者正好因为赶上了反某类腐败的“运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腐败的潜规则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

从陈静的年龄看，在其到香港入读研究生课程之前，主要生活经历应该是在学校。那么她成长时期的中国教育系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应该说，中国的教育系统早已不是什么净土。据我所知，自学生进入学校开始，家长职位的含金量就已经被校方与教师们掌握得清清楚楚，如何利用家长们的职位为学校与教师个人服务，早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学生在学校的“地位”高低多少取决于此。而其他一些在中国早已算不上腐败，但却对孩子心灵产生严重侵蚀作用的行为更是公然大行其道，比如一些教师常常利用各种巧妙的藉口“启发”学生向其送礼，向学校捐款，购买各种本应由学校免费提供的服务，等等。而大学招生的腐败，以及学生利用钱色向教师买分、买考题的事情更是经常见诸报端。我相信，这类腐败行为虽然泛滥成灾，但受到惩罚的却极少。久而久之，浸染于其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以此为罪。

至于陈静到了香港，为什么根本不去了解情况，就贸然向教授行贿呢？

这一点，还是要归咎于中国的教育与媒体宣传。中国的政治教科书，至今谈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将这些国家讲成问题丛生的国家。比如美国，就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很大，民主政治就是腐败的金钱政治等等。而号称“人民的教科书”的媒体（胡乔木语），每天对世界各国（主要是对美国）的报导，仍然坚持以负面新闻为主。这种报导方针，一是不如此不足以突显中国的繁荣与进步；二是表明人人都是癞痢头，我们中国这点腐败与问题算不了什么。比如，中国的电视剧上就经常会出现这类台词，讲到某人移民到美国，就会有“用大量金钱买通了移民局官员”这类台词，仿佛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也与中国官员一样，手中大权在握，可以任意索贿。

在中国的媒体报导当中，台湾的腐败堕落是不用说了，香港也好不了多少。我就记得广东省检察系统曾以该系统的名义，就“到底是港商腐蚀了中国政府官员，还是中国的社会环境迫使港商腐败”这一问题撰文。该文洋洋洒洒论说了一万余字，得出的结论是：是港商腐蚀了中国的官员。而中国官员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没有经验，曾很容易被港商的廉价贿赂，如彩电、冰箱、一块劳力士金表，为数不多的港币，邀请到香港旅游等“拉下水”。但这文章没谈到：第一，这些香港商人为什么在香港不会如此公然行贿，而到了大陆就人人偏好使用贿赂？第二，这些香港商人为什么在香港不敢以对待大陆工人的方式对待香港工人？

既然腐败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既然他国政府均与中国政府一样腐败，那么“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通行天下的潜规则。陈静就是基于如此认识，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将贿买考题与答案的钱寄往教师邮箱。

谴责陈静是容易的，反正她已经身陷囹圄。但为了救救中国的孩子们，我认为还应该检讨孩子们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中国的媒体应该考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受众介绍一些外国的真实情况，至少要让中国年轻一代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严重与不正常的。

敢言的周其仁教授在《天下没有免费的医疗》（观察转载）一文中，粗略介绍了英国国家医疗体系及其问题，文中所谈到的NHS（国家医疗体系）的弊端，倒也是普通英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时常抨击政府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流浪过十多个国家，除中国外，天下没有“劫贫济富”的医疗体系！

最近深圳福田警方在扫黄行动中拿一百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游行示众，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媒体、网民、警方、官方、女界、学者、律师界，各色人等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警方此举，既有法的影子，底色则是示众情结，是道德羞辱。

中国社会有泛道德化的倾向，中国的公家人有立场一元化的传统。泛道德化，就凡事总想表明个人的道德褒贬；立场一元化，就凡事总想与官方立场一致。

实际上，在现代国家里，公家人在执行公务中应该是零度状态，不应该流露个人的道德褒贬和情感色彩。

比如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应尽可能是零度的，而不是“咱是党的人”那种急赤白脸的性状。像唐家璇、李肇星，动辄“中国人权比美国的好”，实际上最不适合办外交。

前不久，国保人员殴打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按道理说，上面让你们盯她跟她，就老老实实盯着跟着就是了，你们与她没有个人恩怨，干嘛打她？再说，就是有个人恩怨，一米八几的俩汉子打一个弱女子，干的是人活儿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打耿和呢？他们要向上司或某种传统表达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年林昭被杀，警方去她家要五分钱的子弹费，请问有这项费用吗？他们就是要通过收子弹费表达个人“痛恨阶级敌人”的感情和立场。

去年在韩国开会，清华大学王名教授粗暴指责我的观点有问题。有问题可以讨论，关键是他为什么不能进行零度讨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制度都不零度，不零度者得到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建国半个多世纪了，至今没有走出黑帮打群架的思维。官家就是公家，公家就是居中的，你如果不居中，不零度，你们的政府就永远合法性不足，安全感不足。

首发美国之音

自2004年起，河南沁阳市委市政府陆续向投资5000万以上的企业家发放“荣誉市民证”和“特别通行证”，这是两个具有很高含金量的特权证，持有证件的企业家享受的待遇包括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支付、风景区免收门票、职能部门不得在每月的1日\x{2014}25日对这些企业做例行检查等。

这些特权证的发放，对于沁阳招商引资工作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该市三年来吸引了高达百亿元的外来投资，正因为如此，沁阳市在招商引资和优化企业环境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得到了河南省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肯定。

但是，这些被称为“超国民待遇”的特权证的发放，显示出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错位。

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这样的所谓优惠政策，实际已经超出了政府的授权范围，并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已有违法犯罪之嫌；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支付、风景区免收门票等，则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合理侵占，一种典型的劫贫济富行为；而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和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官员骚扰侵占的“优惠”，则是公民本来就应当享受的权利—无论是谁，花钱在合法的娱乐场所消费都不应遭受警方干扰。

这种特权证的存在，使我们看到，沁阳政府的权力和权利意识是如何淡漠。无论是超国民待遇的特权，还是本来就应受保护的公民权利，都可以被他们拿来做为招商引资筹码。但招商引资不是违法行为的借口，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作为政府，更应确保企业在经营中的平等主体地位。

招商引资无疑会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入驻地政府和居民收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沁阳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情，但这样的招商引资如果以违背法律精神的“超国民待遇”为代价，那么，即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运行规则的错位也将使这个社会成为一个纯粹经济怪物，而特权思想的盛行、法治精神的阙如将在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环境，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

更何况，河南沁阳可以给投资5000万的大老板以“超国民待遇”，其它需要投资的地区就不可以给吗？如果大家一起发放特权证，沁阳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存在了，而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刺激投资，沁阳市是否可以出台投资沁阳的大老板杀人无须偿命的优惠政策呢？

非经济杠杆之外的特权引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封建思想和裙带资本主义结合的怪物。问题是，谁给了沁阳市委市政府这样的权力，谁又能制止沁阳市委市政府的这些做法？权力既然可以授予规模经济以特权，那就说明，这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权是抓在权力手中的，不用说，权力的持有者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享用着无数的特权，尽管这些特权的存在，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嘲弄。

借助发展经济的所谓“硬道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既漠视法律，又漠视中国社会健康有序的未来。在他们横行天下的时候，“平等”、“公正”、“公民”这些概念的含义，事实已被完全抽空了。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火日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