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川去世的公告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川去世的公告
(2006年12月21日星期四)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沉痛宣告,本会会员、居住中国云南省师宗县的独立中文作家杨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2006年12月20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早晨去世,享年47岁。

杨川一九五九年六月生于中国云南东川,曾学习过采矿、新闻摄影等专业,当过矿工、炊事员、钳工、焊工等,也从事过工会工作,做过旅行社经理,逝世前为自由撰稿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血色寒冬》、《将斗争进行到死》、《那个年代》、《死亡的探戈》、《紫色的欲望》、《逃出波西镇》、《闷热的季节》等,以及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多篇作品获得过中国的文学奖项。作品可查阅本笔会网页“杨川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yangc/

杨川曾经是中国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退出,2004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杨川曾感人地表露他的心路历程:

“我的写作和成就几乎都是在网络上取得的,那里有远离体制的禁锢,有相对公平和自由的宽松环境,成绩的好坏在网络大赛中最能体现。我是个自由写作者,当然乐于在自由相对宽松一点的网络上去体现我的写作价值。”(引自《心路旅程》)

杨川说:“自己一生中,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过后怕。但更多的是庆幸、是对死神的嘲笑。从未有过震撼和灵魂的、惊心动魄的触动。然而自己家人遭遇到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邂逅时,自己却毫无坦然可言。因为爱。在心里那骨肉牵心的爱。

只要家人们都好,这比什么都好。我会去看冬日明丽的阳光,我还会痴痴地想,这是生命中非常明净的一种感受。只能是在我活着时去感受这美丽。我知道,我死后这美丽依旧存在。只不知死后的日子我是否还能感受这美丽。”(引自《感受生命,感受爱》)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杨川以其人性情爱与朴实中文表达生命的感受和自由的思想,其文字的“美丽”将永远存在而不因为其死而消逝,而我们相信,杨川会依然感受到这种美丽,因为在中文的世界里,他和我们永远同在!
 
独立中文笔会
会长刘晓波(签署)

《当代》长篇年度奖揭晓《兄弟》未得票

 

 第三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6)最佳奖”昨天在京揭晓。8部候选作品中,铁凝的《笨花》荣获“年度最佳奖(专家奖)”,王海翎的《新结婚时代》荣获“年度最佳奖(读者奖)”。今年的热点图书、余华的《兄弟》(下)则一票未得。

8部小说入围年度最佳

“《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由《当代》杂志社主办,评选范围是去年11月至今年11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该奖首先由全国媒体书业记者推荐入围作品,读者投票决定年度最佳,由专家现场投票决定年度最佳。奖项首次评选后,因“过程透明度最高、结果争议最小”,被视为高公信度和高含金量的文学大奖。

今年获得“年度入围奖(专家奖)”的8部作品是:《生死疲劳》、《碧奴》、《狼烟北平》、《第九个寡妇》、《我的丁一之旅》、《兄弟》(下)、《新结婚时代》和《笨花》。经过两轮投票,选出了专家奖。

《兄弟》(下)一票未得

7位评委基本都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但在两轮评选中,八部作品中只有《兄弟》(下)一票未得。有记者请评委解释原由,专家几番推辞后,陈晓明做出了解答。

他说:“余华是优秀的作家,但《兄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们对余华的期待值比较高。”他认为,《兄弟》只有下半部参加评奖,也是失利的原因,“相对来说,我觉得上部更出色一些,下部的后半部分中,余华对时代的判断过于明确,一些内容写得比较草率”。但他同时也表示,对余华的评价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如果不追究余华是大作家,《兄弟》还是体现了他艺术上的贡献。”

专家为《生死疲劳》鼓吹

专家们还现场阐述了自己投票的理由,白烨表示,自己除了重视《笨花》中的大气,还特别看重作品中的细节描写,“通过细节,能感受到铁凝对那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李敬泽表示,《笨花》在艺术、结构方面,甚至在具体的行文上,它的冲突和复杂性是很难驾驭的。但铁凝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难度,给出了比较完善的艺术解答。

除了《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也受到专家肯定。陈晓明说,他在《笨花》和《生死疲劳》之间很犹豫,“我对《生死疲劳》有点不满的地方,作品后1/4的地方,莫言有些东西没有把握好,艺术力没爆发出来。”但张颐武则毫不掩饰自己对《生死疲劳》的喜爱,“《笨花》是中规中矩的好,《生死疲劳》则是一种奇怪的好,我个人更喜欢奇怪一些的东西,所以我愿意为它鼓吹。虽然它没获得最佳奖,但我愿意授予它是我内心的‘张颐武’奖。”

冉云飞:巴金的欢呼

 

冉按:巴金在铁幕国家下这样的“欢呼”,当然算不得奇文,只不过是彼时知识分子的常态罢了。不过看看现在那些作家的发言又比巴金高明多少呢?我现在登出巴金的发言,不是为了说巴金没有节操。在那个时代,节操已不存在,只少数像陈寅恪先生一样的坚守者。我们并不是要做出事后马后炮似的高明,也不是要逞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而是为了不忘记这样的耻辱。巴金这“欢呼”排比句用得真多,到了堆砌辞藻的地步,看了这样的“奇文”才发觉文学的修辞手法,对妆点苦难,粉饰现实,真是特别有用。因为越是美好的词句越能使铁幕统治,像鲜花包围的万人坑。外面的人看了,以为花团锦簇,其实鲜花下面是血流成河、伏尸无数。

四九年后所有的作家编集子,都不应该叫全集,除非你把这些“欢呼”和另外的检讨、告发材料,也收进你的集子中,那么你才有资格配叫全集。像邵燕祥先生将自己的“人生败笔”发表出来的人,还是太少。知识分子一是爱面子,二是觉得法不责众,因此认为忏悔是别人的事。自己都比别人高明,自己还是受害者呢,凭什么我要去忏悔?像余秋雨这样的人只知在每个时代讨得好处,却不承认自己在那个时代制造的奇文,是如何地给文化和社会带来了灾难。一个人不准备把过去的屁股揩干净,就开始到处表演良知和赓续文化,是不是太低估别人的智商了?在那个时代说过些不是人话的话,虽然不必骄傲,但也可以理解,不过至死不承认有什么不对,恐怕就和“伟大、光荣、正确”到死不认错的独裁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泳兄在研究一九五七年民间言论,我认为是很好的思路。我还主张将四九年后知识分子的“欢呼”结集在一起,来个《万人欢呼集》,做一系列的研究,才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其间的挣扎、辛酸以及如何助纣为虐,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罪”,不必隐瞒。虽然我们是后来者,但我们一样与有辱焉。

我曾于去年巴金去世时,写过一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其中我有一个观点:钱锺书说名声是误会的总和,我说,四九年后所谓的名声,就是被中共利用的总和。我再重复一遍,在四九年后的铁幕国家,除非是异见者的声名扫地(如胡风、胡适等),那些从正面获得名声的,大多是名声有多大,耻辱便有多深。对巴金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八十年代有一段他的表现得到我的赞赏,请参看去年十月份的博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

我这样做,并不是说我就多么高尚,也不是认为自己比巴金更有道德勇气,而是为了藉反思而使这样的耻辱,永远不被人们忘记。个人在独裁者统治下固然渺小,但没有谁能够免除自己在独裁统治下所犯下的罪过,包括我自己。

下面是一九五五年巴金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抄自《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第193至194页。

 

主席、各位代表: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万分紧张,因为六万万人民在倾听从这里发出的声音。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兴奋。这个报告又真实又正确地总结我们国家五年来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亲眼看见的。这五年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四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必依靠数字,谁都可以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国家的飞耀的进步。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自己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结束了过去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六万万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用忘我的劳动,参加祖国的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每一双手都在动,每个脑子都在思索,每一颗心都充满着爱,每盏都发光,每块炭都发热,每个齿轮都在转动,每样工具都在使用。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下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个地方不在改变?哪一个地方没有斧头和铁锤的声音?哪一处听不见笑声、歌声?哪一天看不到新人、新事?对四川人民来说再没有比听见成渝铁路上火车的放汽声更令人感动的事了。还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而且正以无敌的力量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面对着这个伟大的现实,我们文艺工作者固然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感到万分惭愧。我们不能否认这五年来在文学部门中也曾产生若干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也创造出一些有高贵品质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点成就是配不上新中国的整个局面的。王芸生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在文化部门尤其缺少创造性的工作,小说、剧本少得可怜”,这说明了今天文学艺术落后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跟人民一同欢笑,一同前进,却没有充分地表现出人民的欢乐、热爱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个光辉的时代反映在我们作品中也显得黯淡无光。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这些年来有多少文学工作者写过像王芸生代表所说的“干干巴巴缺少情感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倘使我们不能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就会被读者抛弃。

我们的缺点的确不少:我们一方面没有用充分的热情歌颂我们国家的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对我们社会中一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也没有及时揭露和批评。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里充满了新鲜的、光明的东西,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垂死的东西并没有全部消灭。这些东西在新的力量的打击下还时时抬起头来作最后的挣扎。而我们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正好帮忙延长了它们的寿命。有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一再提到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是经过一反再反就会绝迹的。今天我们还常常从人民口中听到官僚主义的故事,仿佛在读果戈里、谢德林的小说。例如,有些干部来自人民中间,却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在文牍中消磨日子。还有一些干部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只喜欢听奉承,不高兴听批评,对人民的意见也常常不加考虑。也有一些领导部门常常不经过详细调查、全面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下级就机械地执行,也不反映真实情况,更不考虑这种办法是否对国家和民有益。……这些事实虽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若干损失,但是我们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并未因此而减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一切不良的倾向作斗争,我们文学工作者更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展开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助政府克服各种落后现象。在宪法实施以后,我们的政府一定更有办法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坏现象彻底肃清。

各位代表,我们从各不同的地区来到北京,我们都记得我们动身时的情景:多少双手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多少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们,多少激动的声音向我们嘱咐。我们把六万万人民的心带进会场,我们不会忘记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国家安排一个光芒万丈的前途,为子孙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将来。我们的工作是庄严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回顾了过去五年来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再看到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欢腾的景象,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更有了信心。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们一定必须把整个心献给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

林和立:「暴发大国」心态危机

 

胡锦涛等中共大员以为中国真的发了,是锦上添花、滔滔不绝那种崛起兼暴发。马上消逝的二○○六年在法治、人权与民主诸领域,是大跃退的一年,但在高干眼则捷报频传,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中国眨眼间变成「准超级大国」,硬与软权力直迫美国,且实力美消华长。刚过六十四岁生日的胡总深信,假如他干到二○一七年党十九大的话,便可以见证中国与「新美帝」平起平坐的一天。

喜出望外的狂热

记得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后,共干在庆祝「无产阶级伟大胜利」时,都洋溢「喜出望外」的狂热;不少领导私下说,「想不到几年光景就全国解放了」。今年中南海「想不到」的惊喜特别多。胡与他的智囊都说,想不到小布殊在伊拉克会愈错愈离谱,而美国全球影响力萎缩的势头,比它「双财赤」增长的力度还厉害!想不到不可一世的美国财金官员与跨国公司老板在中国市场尝到小小甜头后,到京城觐见北大人时,骨头会变得那么软、哈腰作揖得那么动人!

想不到北京委派「自己友」陈冯富珍去「接管」世??会这么顺利。想不到有四十五个国家参与的多哈亚运,会变成「全运会」的姊妹版。台湾与香港方面的成绩亦超标。想不到「台湾之子」阿扁会堕落得这么烂贱!想不到曾受「英帝」勋封爵士的曾荫权会这样彻底地「全盘中化」!而三年半前近百万人上街喊打喊杀的香港,在获得祖国丁点恩惠后会变得这么温顺。

称早晚超越美国

当然胡温在国际场合,仍会谦逊地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当「超级大国」的野心。但外交界人士已看到,不少干部与学者已开始翘尾巴,吹嘘中国无远弗届的国力。在近月发表的文章中,好几位国际问题专家高唱中国已「和平崛起」,且快将拉平与老美的距离。清华大学阎学通授预测中国在十年间,将臻「准超级大国」水平。他指出二○一五年左右,中国将抛离日本与俄国;而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复旦大学王义桅授甚至说,北京应该防止美国「衰落得太快」,因为中国现在还得益于美国的投资。王声称,由于美国「霸业」衰败,它很可能会降格为「地区大国」。

的确,在外交与军事上,胡温等头头已把自己升格为「准超级大国」的舵手。要不是为了圆超级大国梦,为何在中非论坛上,胡总大手一挥,批了百多亿美元贷款与援助给十几个非洲国家?另外在「征服太空」与发展「新时期武器」等领域,北京弥漫当年「超英赶美」的豪气,要快步压过「假想敌」老美。北京好像已开始走当年苏联扩军,与收买国际打手来抗衡「美帝」的路。

国力非常不平均

中国的条件表面上比当年的苏联优胜。不是说外储备四年后会翻几番达两万亿美元吗?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双赤」下运作,不是靠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吗?但「暴发高干」别忘记,中国国力非常不平均,且国内矛盾以几何级数递增。中国贫富悬殊的比例前几年已超英赶美;新贵族们在模仿梦寐以求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到几年已达到老美高耗能、高排放的水准。

阎学通在其有关「准超级大国」的文章中警告,中国要崛起,就切忌再犯如大跃进与文革等错误。问题是,新舵手胡总自上任起,对老毛推崇备至,半句批判的话也没说过。继表扬毛的「西柏坡」与延安精神后,胡今年在军队中更弘扬毛的「长征精神」;胡总幻想假如中国蜕变为超级大国后,国内百般矛盾将被毛式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掩盖,而中共的「长治久安」将无限延续。假如胡总在打这算盘的话,他和中共将遭受意想不到的挫败。

黄毓民:寒风刺骨 万马齐喑

 

北京目前真的是寒风凛凛,而这种寒风是针对知识份子的。先有程翔因为被指提供情报给与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之周边组织“欧亚基金会”,其间谍罪名成立,判囚五年,目前他的家人希望他能保外就医。而近日另一位跟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就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名,十八日于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罪成,重判二十年监禁。根据报章的说法,案情的具体内容其实也是不尽不实,但是陆建华被判二十年监禁之事已经是被证实。对于程翔被判五年而陆建华就被判二十年,有些人便认为这总算是程翔走运了,但个中案情究竟有何不同,香港人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报章报导,得知陆建华是一位智囊。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的智囊机构,常常替政府作许多的研究。就这样话说回来,“欧亚基金会”又何尝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得到政府拨款去做一些研究吗?跟社会科学院不就是一样?问题是在于当政者或当地权的人之喜恶,又或是在一些政治斗争出现时,有些人不幸地踏入陷阱,就成为牺牲品罢了。这次陆建华被判二十年监禁,究竟为何要判二十年呢?他跟程翔有何关系呢?

从程翔案件之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原来在程翔于二零零四年五月后提供给“欧亚基金会”的材料中,包括了陆建华所提供被认定为涉及到绝密的国家级机密之四篇稿件,以及两篇涉及情报的稿件,一共提供了六篇稿件给程翔,而程翔就将之提供给“欧亚基金会”。这对陆建华来说,是泄露国家机密,而程翔取其资料给与“欧亚基金会”,就是间谍,于是一个被判五年,另一个就是二十年。

我们从常识来看,这真是“莫须有”、真是冤狱、真是以言入罪。目前,不是说大陆要开放吗?而香港有许多所谓“忽然爱国”的人又在吹嘘,共产党已经正在慢慢地改革和爬自我完善,在言论自由、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地较以往宽松,不过,事实上当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又在收紧。但是为何要这个人去“祭旗”呢?我们真是不明所以。

我们对陆建华不甚认识,但是从案情表面来看,如果这样也算是泄露国家机密而又判刑二十年的话,这真是十分危险。究竟他收取了多少金钱呢?他泄露国家机密的动机是什么呢?他是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该是智囊级的人物,为政府的高层提供一些时事分析,又或是对香港的情况作研究和分析,而事实上他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发展的形势分析和预测,其实在中国内地的电视上经常都会看到这位元年轻的时事评论员、这位年轻的智囊对国际形势以及两岸关系发表他的意见。据说,在二零零三年“七一”之后,他曾来香港到处找人和搜集资料去分析港情,因为在零三年“七一”之后香港的形势有所转变,共产党认为董建华对香港失控,于是希望可以插手控制香港,而陆建华就是其中一位到香港从多方面之来源搜集资料去分析,让上面决策者得知香港形势。如果这样也弄得要坐牢二十年,真是可谓冤枉至极。

以香港人的观念来看,像程翔和陆建华是罪不至被指为间谍和泄露国家重大机密,至于他俩的关系就是一位供稿给另一位,而另一位就把收到的稿件提供给被共产党认定为台湾国安局周边组织织的机构,甚至是附属机构,于是一位是间谍,一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如果共产党继续如此下去,老实说其所谓开放改革之形象就会完全受到破坏,也让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有信心。至于对中国凡知识份子、特别自由派的知识份子,要求体制内改革的知识份子,日后就只有万马齐喑,没话可说。

“作家富豪榜”:是一种对文学界的骚扰

 

因易中天们“一书致富”、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湖南作家“希望被包养”等事件,作家们的收入问题成为热门议题。《财经时报》顺势推出了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版税收入高居榜首,二月河、韩寒则分别以1200万元、950万元紧随其后。

这样的榜单,似乎并不是出于对文学和文学家的关怀,而是用市场逻辑和商业标准,对文学进行的一次骚扰,一次“削足适履”的图谋。

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文学的动机应该是责任心,文学的作用不只是赚取稿费。所以,在文学和文学家的“市场价值”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和关注内容。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市场价值”,原本就是一种对文学家“额外的奖赏”。大张旗鼓地用市场标准评判作家,在笔者看来,不仅庸俗,也充满诱惑和试图引导的企图;对那些坚守着文学天性和良心的作家们而言,这也是某种示威乃至羞辱。

当然,作家追求更多的稿费天经地义。但同时不要忘记:清高也是文学和文学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气质。一名写作者只有坚守清高,才能维护灵魂的纯净,从而保持住敏锐的感觉、愤怒的能力和公允的立场。所以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大多是羞于谈钱的。这虽非形诸文字的戒律,却成为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人传统。所以,虽然作家们也有权利追求富裕的生活;而且,只有当作家生活无虞,才能达到“无欲则刚”、“无求无畏”的境界,不媚俗,不唯上,写出真正基于良心和基于艺术的作品。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用市场标准,来对文学和文学家品头论足,指手画脚。

而且其中有些吊诡的是:如果一个作家过于富裕,也许他就会离人间烟火越来越远,可能会失掉作为作家最不该失去的底层感悟、思考方式、甚至还有立场。或许正因如此,美国作家福克纳才感慨道:“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

不禁想到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想到他对“文学清高”那无出其右的坚守。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但萨特为了文学不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拒绝接受此奖项。他认为,写作是个人的选择,写出好作品是自己的职责,并不需要别人的赞赏来为之增光添彩——为了文学本身不被格式化,连荣誉都不要,这种对“文学清高”的坚守,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学精神。

当然,萨特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但萨特的做法中所体现出的文学精神值得细细体味。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当前的文学和文学家——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文学界可谓一地鸡毛,乱象连连。细究起来,其种种怪现状大多便是由于过于看重市场价值,而失去了对文学清高的坚守所致。过于看重市场价值,强调市场逻辑,必将使文学日趋商业化、工业化。也许,裹上商业化的糖衣有助于文学更好的传播。但是,如果商业化的糖衣裹得过厚,那样的“文学”还是真正的文学吗?

[书籍下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一九五三年生于北京。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书。后来赴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

目录

 00作者简介
 0引子
 0100第01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0101乞求毛高抬贵手
 0102不是冤家不聚头
 0103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0104宁都会议的缘起
 0105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0106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0107在延安整风中
 0200第02章 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
 0201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0202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0203毛发动文革的谋划
 0204“保持晚节”的表白
 0205顺守哲学
 0300第03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0301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0302“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030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0304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0305“全面夺权”
 0306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0400第04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0401大闹怀仁堂
 0402″伍豪启事”的风波
 0403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0404收拾文革烂摊子
 0405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0500第05章 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
 0501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0502毛、林交恶的根由
 0503调解林、江两派争斗
 0504庐山会议的真相
 0600第06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0601″批陈射林”的部署
 0602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0603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0604″板荡识诚臣”
 0605把林彪逼上绝路
 0700第07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0701周为何嚎啕大哭
 0702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0703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0704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0800第08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0801″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0802万事开头难
 0803中美和解的波折
 0804″乒乓外交”
 0805尼克松访华
 0806功高盖主
 0807政治局批周会议
 0808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0809″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0900第09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0901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0902与政治险境缠斗
 0903″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0904治病要服从大局
 0905补过还账
 0906组阁之斗
 1000第10章 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1001批”经验主义”
 1002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1003形势逆转
 1004油尽灯枯
 1100尾声
 1200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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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论读书

 

富翁阔佬在显露出他的愚昧无知时,常会格外令人鄙视。而穷人终日操劳,没有深思幽想的余闲,显出无知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富裕阶层中的粗俗愚蠢者醉生梦死,恣情享乐,像禽兽一样活着。如果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时间的话,本来可以做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

读书时,作者在代我们思想,我们不过在追循着他的思绪,好像一个习字的学生在依着先生的笔迹描划。我们自己的思维在读书时大部分停止了,因此会有轻松的感觉。但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了他人思绪驰骋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甚多,或几乎整天在读书的人,虽然可以借此宽松脑筋,却渐渐失去自行思想的能力,就像时常骑马的人渐渐失去步行的能力一样。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读书太多反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稍有空闲就读书,这种做法比体力劳动更容易令人思维麻痹,因为我们在干体力活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遐想,一条弹簧在久受外力的压迫之后会失去弹性,同样,我们的头脑如果经常处在他人的思想影响之下,也会失去自己的活力。又譬如食物能够滋养身体,但吃得过多,反使胃肠受累,损害健康;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果向外摄取过多,也是有害无益的。读书越多,使你的头脑就像一块重重叠叠书写的黑板,每一篇读过的东西能够留存的越少。读书而不思考,就不可能心领神会,得到的浅薄印象往往稍纵即逝。就像我们所摄入的食物只有五十分之一能够被身体吸收,精神食粮也只有小部分真正成为大脑的营养。

况且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好像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但如果要知道他在路上究竟看见了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作家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例如雄辩、豪放、华丽、优雅、简洁、纯朴、轻快、诙谐,精辟等等,并非阅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学到这些优点。但如果我们生来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迪。看到别人的榜样而善于学习运用,我们才能获得同样的才干。这样的读书,能引导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写作的能力,但具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在读书中除了学到一些陈词滥调,别无益处,只能成为浅薄的模仿者而已。

如同地层依次保存着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古书。后者与前者一样,在其当时,都是生气勃勃,大有作为的,现在则成为化石,死气沉沉,只有考古学家还有兴致玩赏。

据赫鲁多特斯说,色尔泽克斯在望着自己漫无边际的庞大军队时掉下了眼泪,因为他想到百年之后,这些人将荡然无存。如果想到堆积如山的流行图书在十年之后没有一本被人阅读,不也应该落几滴眼泪吗?

文艺界的情况与人世间相同:无论你向社会的哪一个角落望去,都会看到无数愚民像苍蝇似的攒动,追污逐垢,在文艺界中,也有无数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这些书原是为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的,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因此,它们不但无益,而且为害甚大。现在的图书泛滥成灾,十分之九是以骗钱为目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同流合污,朋比为奸。

许多文人非常狡猾,不是引导读者追求高尚的趣味和修养,而是引诱他们以读新书为时髦,好在交际场中卖弄学识。诸如斯平德勒、布尔沃、尤金。休等人,都因善于投机而名噪一时。无论何时,都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通俗作品,却使读者倒了霉,他们把阅读这些庸俗作家的最新著作当作自己的义务,而不去阅读古今中外为数不多的杰作——其中那些每天出版的通俗刊物尤为缺德,偷偷夺去了世人宝贵的光阴,使他们无暇顾及真正有益于修养的作品。

因此,对于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使是时下正享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一致地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一般人都喜欢读那些介绍或评论古今大思想家的书,却不去阅读原著,因为他们习惯于阅读新出版的东西,又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觉得现今庸人的浅薄平淡的语言比伟人的思想更容易理解。我很幸运,在童年时就读到了施莱格尔美妙的警句,并把它奉为圭臬:

“你要常读古书,读古人的原著,

今人对他们的论述没有多大意义。”

平凡的人,好像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彼此多么相似。他们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思想几乎完全一样,而他们的意见又是同样的鄙俗。庸人所写的劣作,只要是新出版的,自 会有愚蠢的人们爱读,而宁愿把大思想家的名著束之高阁。

平凡的作品像苍蝇一样每天在繁衍,人们只因为它油墨未干而争先阅读,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几年之后必然被淘汰,实际上它一出世就应该被遗弃,只能作为后人助谈的笑料。

无论什么时代,都存在着互不相干的两种文艺,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虚有其表。前者是由为科学或文学而生活的人所创造的不朽之作,他们的工作是严肃而深刻的,然而非常缓慢,欧洲在一个世纪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作品不超过十部。另一种是靠科学或文学而谋生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振笔疾书,在鼓噪颂扬声中每年有无数作品上市。可是数年之后,不免产生疑问:它们显赫的声誉如今安在?它们本身又消失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不朽的文艺,而后者是应景之作。

买书后又能一丝不苟地阅读,是很好的;然而一般人往往买而不读,读而不精。

要求读书人记住他所读过的一切东西,就像要求一个人把他所吃过的东西都储存在体内是一样的荒谬。人靠进食维持物质生活,又通过阅读过着精神生活。然而身体只吸收能够同化的食物,同样,读者也只能记住他所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或生活目标的东西。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但只有很少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思想体系,就不能对事物作出明智的评价,他们读书也必然徒劳无益,毫无主见。)

“温习乃研究之母”,任何重要的书都应该立即再读一遍。一方面因为再次阅读能使你更清楚地了解书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知其结尾,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开端;另一方面,第二次阅读时你会有不同的心情,得到不同的印象,就像在不同的照明中观察同一件东西。

作品是作者思想活动的精华,如果作者是一个伟人,那么他的作品能大致体现他的生活,并常常能比实际生活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二流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也是他思想活动的精华,是他全部思维和研究的成果,我们也不妨阅读一些。)崇高的精神生活使我渐渐达到一种境界,不再从与他人的应酬交往中寻求乐趣,而几乎完全潜心于书本之中。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阅读古人的名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乐趣,这样的书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刚强,仿佛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这是由于古代语言的优美,还是因为伟人的品性使其作品经古常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文艺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另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其内容是可怕的,无非是恐怖、受难、欺诈和杀戮等等。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其内容是欢愉明快的,即使在描写人类的迷误时也令人神往。哲学是这种文艺的重要分支,又是其基础,它的影响广泛,但又是缓慢地产生作用。

我很希望有人来写一部悲剧性的文学史,揭示出许多国家对于自己民族的大文豪和大艺术家虽然无不引以为荣,但在他们活着时,却百般残害虐待他们;揭示出在所有国家和任何时代里,真和善对邪恶进行着不知疲倦的无休止的斗争;他要揭示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里,除了少数幸运者,人类的英华巨擘几乎都得遭灾罹难,他们贫寒困苦,命乖运蹇,而荣华富贵则为庸碌鄙俗者所享有。他们就像《创世纪》中的以扫,以扫外出为父亲打猎时,雅各却穿了以扫的衣服,在家里接受父亲的祝福。然而人类的巨匠大师们不屈不挠,继续奋斗,终能完成其事业,光耀史册。

“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

汤本馆——川端康成游历伊豆的常宿处

伊豆的夏日正午,阳光热而亮,站在汤川桥畔拍照,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却想起了《伊豆的舞女》开头几句:“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叶渭渠译)。汤川桥正是小说中“我”和舞女初遇之地,现在这里是伊豆“文学散步”之一“踊子步道”所经之处,桥侧树牌纪念,小说原文、作者介绍和踊子步道示意图一并呈现。

踊子即汉语舞女之意,敲着小鼓的少女艺人形象恰轻灵而现。

1926年川端康成写成其成名之作《伊豆的舞女》,20岁的“我”和14岁的薰子之间若有若无、清淡而细绵的感情打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犹忆初读时的感受,是一种有节制的感伤,如蓓蕾,包裹着绽放的所有想象,戛然而止,手指轻触的微温,没有言表的感情,都化在了薰子天真而风情初开的姿态里,化在了天城山茂密的林间小道上。

现在是2006年,八十年过去了,伊豆处处依然可见薰子羞涩地和“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的学生相随而行于林间小道的情景。在通向净莲瀑布的“踊子步道”入口,“我”和薰子的雕像引领来者进行一次文学漫步。俯视,路上的窨井盖竟也雕刻着同样的图案。穿行在川端康成当年走过的踊子旧道,山林清幽寂静,前后竟无一人,惟我们一行,炎日被蓊郁山林收服,路边川端康成文学碑仿佛薰子情窦初开的袅娜,静然于山石苔痕间。说是碑,实乃山石一块,左边刻《伊豆的舞女》片段,右雕川端康成像,只此两处人工斧凿,其余任青苔石上生。川端的头像额头鼻际很是光滑,是朝拜者一次次抚摩所致。想起“我”与舞女行走山径的情景:“这时静得只能听见小鸟停落在枝头上时摇动枯叶的沙沙声”,安静里是青春心灵微妙的颤动。

川端康成的笔触总是那么清淡细腻,小说情节常常不复杂,轻轻间却将人引入幽径,体会那些心灵的颤栗,哪怕最细微的弥散于空气里的吟揉。使之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古都》《雪国》《千只鹤》是如此,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已然透出川端以后的文学风格。

幼年失怙的川端康成内心始终有着忧郁的核,青春年少游历于山林茂密、屋舍安然的伊豆,孤静里的感伤涟漪正是恰当的投射,“铺满落叶,壁峭路滑”,一边森然山谷,一边林深不知处的山径,实在该是相见即告别、清嫩而凄美的情感发生之地。沿山径而行,我们也到了天城山隧道口,那是“我”急切地行走山岭,渴望穿行而过赶上巡游艺人的隧道,小说中写到的天城岭北口一处茶馆,今惟一亭而已,亭柱“男子便所”示意牌让人不禁失笑,似乎冲淡了那股沉浸在小说中的怅然若失之情。“走进黑魆魆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隧道依然渗出冰凉的水,隧道很长,“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露出了小小的亮光”,当年的“我”一定行走如飞,渴望尽快看到薰子。我们也走得很快,只是因为长长的隧道突然让人感到了惊悚,这条手工开挖的隧道长久地留住了12个生命。行至半程,翻译石川女士突然紧拽我的胳膊,弄得我也紧张起来。瞬间与川端的情调短暂分离。

可是,伊豆的每一寸草木,都似乎弹拨着文学的心灵——“山路费寻攀,居然眼见紫罗兰”(松尾芭蕉俳句)。除了川端康成,日本有不少作家与伊豆结缘,出生于此的井上靖自不必说,松尾芭蕉、夏目漱石、花登筐、若山牧水等都曾在伊豆游历和写作,伊豆市专门制作了“伊豆市文学散步”的旅游册子,在作家游历之处立文学碑;建有伊豆近代文学馆,精心收藏了相关的作家作品、手稿、照片等资料,一一展览。在文学馆,看到不同时期的川端康成与井上靖和三岛由纪夫及东山魁夷的合影,看到各个时期拍摄的电影《伊豆的舞女》剧照,以及川端康成与薰子扮演者的合影,感觉这里的一切都还等待着一段段甜蜜忧伤的故事。文学馆与伊豆森林馆共处一檐,树轮与文学,同样渊源久长。

黄昏入住汤本馆——当年川端康成游历伊豆常宿处,执笔《伊豆的舞女》的客室已名为“川端屋”纪念室。邻“川端屋”客居,听狩野川喧腾,情境正合宜重读《伊豆的舞女》,虽然不复早年初读的感动,似乎也不满足了如此清淡的故事,然而却发现清涩的美感正是怀想的味道。寝前,再次移门至走廊拐角:“川端先生,晚安”。

川流一夜声,难入眠。想起小说尾声:“我听任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侍桁译)曾觉“甜蜜的愉快”略显甜俗,比较叶渭渠译本结尾:“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了”,叶译比侍译更文学味,不过,此处“舒畅”似少了些酸甜的青涩感,“甜蜜的愉快”倒让人嚼出酸涩涵泳的甜了。

毛泽东时代落幕的时候

凶事连连

中国人的1976年可真是惊心动魄大喜大悲。

一开头就是周总理逝世,那阴沉沉的天实在是压抑。

到了3月8日,自然界出了件大事:吉林流星雨,那壮观景像越传越邪乎。流星预兆着什么?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嘀咕:等着吧,不定怎么死人呢。

接着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以悼念周总理开头,很快发展成大泄愤,表面上冲着江青他们几个,暗暗的却冲着‘最高当局’。四月五日晚上,警察和工人民兵用大棒子‘解决了问题’。可是,这能真正解决么?老百姓憋了一肚子的火。

七月六日朱德逝世,还惦记着流星雨的有人松了口气,说大概就是朱德吧。但多数人可不放心:朱德恐怕压不住那流星雨。果不其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夷为平地,几十万人命转瞬间灰飞烟灭,连北京也塌了上万间房子。


皇上驾崩

我在7月21日这天进了西城区二轻局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只有一个班,40多人,来自二十多个工厂。一个星期的入学教育刚过,唐山大地震来了,一切打乱。我们跟着清洁队的大卡车去装运房倒屋塌产生的渣土,抡着铁锹装车,一夜一夜的干。到了八月二十几号,北京人正在猛搭地震棚,我们却跑到河北省狼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我们又回到北京,刚说要开课了,9月10日这天,突然接到通知,各单位下午3点停止一切活动,集合起来听‘特别重要广播’,要求每个人都通知到,一个都不许落下。什么事这么重要?猜不透。打仗?不像。又要地震?用不着一块听广播呀。等着吧,下午3点就知道了。

我在狼牙山挺好,回到北京,红烧肉一吃,拉稀了,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眼瞅着差十几分钟3点,肚子又来劲了,没辙,再跑一趟吧。这时我们全体已经在大教室坐好等着了,书记老胡冲我瞪眼:快点,3点以前必须回来!可我在厕所里蹲下就起不来了。等我终于提上裤子,捂着还下坠的肚子回到大教室,虽然还没听清广播里说什么呢,却立刻就明白:毛主席死了!你看,一屋子人全都站着,低着头,有人呜呜的哭呢。除了他死,还有什么事能造成这场面?我赶紧入队,立正,低头,心跳开始加速,一边听广播一边紧琢磨:是不是该哭啊?其实我早就想过了。近一两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纪录片里那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一回不如一回。谁还看不明白啊,快了。可谁也不敢说。就算小心的来一句:咱毛主席可显老啊,碰上不讲理的,就能揭发你一个‘恶毒攻击’罪。你要敢说:他老人家看着可快了,那就是板上钉钉的现行反革命。我没敢跟任何人交流,但心里想过好多回了:毛主席哪天一死,是个什么劲头?像人们常说的天下大乱?反革命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反正准得有个大变化吧?现在可好,这一天到了!前边也不知是天崩地陷还是什么,反正我是真激动,心跳的砰砰的。但马上又回到最紧迫的问题:哭不哭呢?理论上讲绝对应该。凡是革命群众就应该热爱毛主席,比亲娘老子还甚一百倍。亲娘老子死了都哭,毛主席死了能不哭吗?换句话说,哭不哭当场就显出对毛主席有没有感情,甚至说马上就能看出好人还是坏蛋。可我就是没眼泪,多急人啊!周总理死时,我还真有点想哭。周总理让人觉的亲切,毛主席呢,光是伟大,一伟大就爱搞运动,一个接一个,把人全搞烦了算。坏蛋怎么那么多,总也揪不完呢?许多的老百姓对他老人家不敢说一肚子怨气,至少也是敬而远之了,尤其是四。五运动之后。本来我就不爱掉眼泪,现在更是挤不出来。可是我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赛着哭。女同学是一个不落,越哭声越大,小伙子也有哭出声的。我一紧张,眼泪没出来,汗珠子可下来了。那天本来就闷热,我又拉肚子,正虚着呢,能不流汗么?一流汗我就更紧张,生怕被人怀疑:为什么不流眼泪光流汗?越想越紧张,越紧张汗流的越猛。突然我有了主意,谁要是揪我‘反革命’,我就赶紧闭眼往地上躺,只当是病大发了。

还好,正在我胡思乱想呢,广播里的重要通告完了。老胡抬起头,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是刚听来的话。然后老胡安排任务:要布置一个灵堂,要派人去买黑布白绸子做灵帐、挽联,黑纱,还有白纸做白花,砍松树枝子做花圈,买大幅的‘主席遗像’。那些同学也是说停就停,哭声立刻全没了,几个小伙子精神气十足的接受任务。我看出了名堂:这40多人里没有一个真像死了亲娘老子那么难过。没过多久,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先一人一个黑箍一朵白花戴上,接着布置灵堂。帮不上手的就先学毛选,课是不能上了。学校的灵堂连夜布置好了,遗像、黑帐、花圈,还点上蜡烛。可这蜡烛一点上就不敢让灭了,灵堂一布置好就得有守灵的,要不可就是政治问题。于是排班,至少两人一班,干站俩小时,24小时不断轮换。

第二天全校来了个悼念仪式,三鞠躬,默哀5分钟,老胡和各组代表各致悼词,表决心,照报纸抄呗。这回哭的人可少多了,只有几个女生,刚哭了几声,看没人响应也就停了。大伙经过互相观察,心里都有了底:我们这里没有那种‘装孙子的’,所以呢,不哭也没关系。

大街上也安静了不少,人人收敛,说话的嗓门都小多了,吵架的没了,连小偷都‘停工’了,这时候犯事抓着轻不了。所有的人或戴黑箍或戴白花,少了这个不敢上街。

接着,天安门广场召开了50万人追悼大会。我们七二一大学的全体参加。整个广场那叫静,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入场后等的时间不短,可会开的真短,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周围没几个人哭,不知是头几天眼泪流干了还是都明白了不哭也没关系。退场时,到处是一队队的人,都走的急匆匆,没几个人说话。满街是人,却听不到人声,更没有车辆喧嚣,只有一片脚步声,真是一种很怪的感觉。

那些天,街上的人都沉着脸,皱着眉,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到不是假装悲痛,更不是真悲痛,而是人们心里确实不轻松。那么些年上边老吓唬我们,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之类的。这回毛主席一死,威震天下的没了,要变天要出大事也就是时候了。别的不说,人们从电视和报纸上全都看见了,追悼会时,天安门上的中央领导人,一边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一边是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念悼词。这两边的分野一清二楚,左右两个阵营啊,他们能水火相容吗?这前边是明是暗,是平道是险关?一向就关心政治的北京人能不琢磨吗?所以心事重重。


走向新时代

七天的丧期过了,说话又到了十月。大约是十月十日之后,神秘气氛席卷北京。街上开始出现眼睛发亮表情复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和林彪事件刚过一样,这些症状都是让心里的重大秘密憋出来的。终于,小道消息传的到处都是:中央那几个坏蛋,就是四。五时老百姓都骂的那几位,还加上一个王洪文,都抓起来了!一般人听见这消息,先瞪眼,然后就高兴。尤其是北京的老百姓,一直为四。五的事憋了一口恶气。抓的好!就算没有四。五的事也没抓错!就数他们几个最能瞎折腾,搞运动跳的最欢。他们也最好抓,一点军权没有,净是文人,还不跟捏小鸡子似的。他们早先全仗着毛主席呢,那会儿抓人全听毛主席的。毛主席死了听谁的呢,他们几个只管报纸电台,可抓人的事却是枪杆子说了算。

十月18日到20日正式传达中央文件,公布了那四位叫‘四人帮’,是毛主席给起的名,而且毛主席早就说他们不是好东西。可是,如果毛主席早就明白了,为什么还留着他们呢?文件没说。抓四人帮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的。叶剑英到是老枪了,这华国锋可真没看出来。1976年初顶替邓小平那会儿,只瞧他土头土脑的,不像坏人可也没多大本事。毛主席追悼会上念悼词,还舔一下吐沫翻一页讲稿,一口的山西话听着就不如老一代革命家的南方口音唬人。这回倒是一举惊天下呀,敢情老实样是装的,心里藏着狠招呢。这回,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他一人全包了,而且还是最合法的继承人,因为毛主席给他写了帖子‘你办事,我放心’。为了表示他跟毛主席最亲,华主席宣布要修毛主席纪念堂,立即动工,要永久保留毛主席遗体,还要出毛选第五卷。

十月21日,北京市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学校全体出动。满街都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前一个月还到处是黑白两色办丧事,人人压抑阴沉,这一下子却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天安门广场都挤不动了,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的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一位华政委,…。’。有个哥们马上就点出来了:毛主席是〖东方红〗,这华主席就来个〖交城的山水〗,还以‘华政委’对‘毛委员’,连穿的中山装、照的标准像,处处都学毛主席呢。毛主席是学的了的么?大伙心中好笑,但谁也没在此时对华主席有什么恶感,是他抓起了四人帮,扭转了局面。

在那个时刻,我们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丁点历史感。充满心头的仅仅是‘好日子在前头’的兴奋。我们还看不清,扭转乾坤的并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导致新时代开始的也不是四人帮的倒台。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跑腿干事的,干脆用江青后来的话,几条狗罢了。

新时代的开始只不过是旧时代结束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有没有华主席都会发生。而旧时代,只有一个人,毛泽东,才能带走。他才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无可比拟的巨人!历史的巨轮终于又开始向前了,但决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推动,而是因为毛泽东停止了推动,因为他死了。

1976年10月21日,在那个时刻,我们只顾欢歌笑语。没有人去想:我们的高兴实际上源于那个巨人的死亡,我们庆祝的正是他的死,真正热爱他的人不会在他闭眼一个月后就乐成那样。在那个时刻,我们还来不及细想前面的事,更没有觉察到已经过去的是多么的畸形荒唐。那许许多多我们亲历的平常事,只消再过二、三十年就会变的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它们曾经发生过。

在那个时刻,我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在享受着阳光明媚的10月金秋,只感到1976年初的阴冷凄凉一扫而光。‘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正在大声的唱,我们还顾不得思前想后,心头只有一样,模糊但又清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