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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终于揭晓，这期《时代》封面，是一台电脑的显示屏，屏幕中央，赫然一个大字“You”。是的，“你”。但，“你”在哪里？这个显示屏，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当你拿着杂志面对它的时候，你的面容赫然在镜子里出现。原来，这个“你”，是你、是我、是他、是她。你我他她，无数网民，一道成了2006年度的时代风云人物。

对此，《时代》周刊总编辑斯滕格尔解释说：这个风云人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创造和使用互联网的人，每个改变资讯时代的人。这个你成千上万又上亿，获选的原因，是因为你通过使用互联网控制了全球传媒。诚哉斯言。网络是一种后发传媒，而每一种传媒的出现，都改变了一个时代。当人类最初的传播媒介－－文字－－出现时，人类便进入了文明。但这种文明是掌控在少数人手里的，表现为少数人的“文化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字所以走上表意而非表音的复杂化道路，正是要让这一媒介（那时是人神沟通的媒介）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对文字而言，既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垄断，又可以形成自下而上的崇拜。于是，文字的产生被神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时，文字的功能也被神话，“一横”作为笔划不仅是一横，而是“一划开天”。它的反题则是对不识字人的极度蔑视：连扁担倒下来是个“一”都不认得。由此可见，文字不仅仅是文字，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权力资本。

然而，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新的传播媒介逐步打破了文化权力的垄断。15世纪德国的古腾堡，通过他的印刷术，使文字在走向普及走向大众的同时，也使文字的权力资本遭到贬值。当时欧洲就有人一面痛责印刷术散布不道德的思想和异端，一面警告说，知识阶层的扩大会改变权力的意义和分配。然而，技术挑战文字的野心就是要重新分配既往的文化权力，并使少数人的文化权力转化为普通人的文化权利。只是这个目标在印刷文明时代难以企及，印刷文明固然可以使普通人获得文化和新闻等资讯，但诸多其他因素（比如检查制度的存在），使普通人毕竟难以介入资讯和知讯的发布、传播甚至创造。我们看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从印刷传媒到电子传媒－－先电脑后网络，人类的文明状况终于又获得了一个质变性的改观。你我他她在印刷时代大多只能充当一个被动的消费，可是，网络文明对普通大众的低门槛（上网写作甚至不需要准入证，只需要键盘和鼠标），兼之检查制度的不复存在（一般它只能滞后处理），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发布者、文化创造者、知识传播者、学术评论者和各种各样的发言人。而且发言的声音亦即各种信息的声音不仅较之印刷媒体更快、更本真、更现场，也更喧哗和更多元。

把每一个网民作为这次的《时代》人物，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这是来自《时代》周刊的解释，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解释吗？新数字时代的民主社会首先就是一个网络社会，这对一个前民主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在前民主社会由专政向宪政的转型途中，民主不妨首先从网络开始，由虚拟世界逐步走向现实世界。因为只有网络上我们才能听到印刷媒体未必能听到的多元的声音。声音表达意志，声音伸张权利。如果公民不仅仅是国籍的话，它同时亦指一个按法律规定有权利从事和介入公共事务的人；那么，这个人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要比在纸媒上更方便也更直接。因此，用网络民主养成社会民主或者带动社会民主，不妨是我们践履民主诉求的一种策略或途径。相信它是有效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要说，我们每一个网民，在荣膺了时代人物的称誉时，也就有了一份责任，网络公民的责任。拒绝网络上的暴力、煽动、辱骂、攻击和非理性等，应当成为我们的自律。如果我你他她不能在网络中形成一个良序的公民社会，那么，我们就难以度越到现实社会中的良序民主。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一。

不断听到呼唤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儿，人们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这种想法当然没什么错儿。它反证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信息说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文艺”离复兴尚有距离，即使有人说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文艺，那些文艺非常了不起，比如“我的文艺”、“你的文艺”、“他的文艺”等个人或群体的文艺非常伟大光荣，但如果它或它们确实不为公众所知，同样说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至少，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野蛮、专断的地方，它充斥成见、愚昧，扼杀了这些优秀文艺的传播。

如果我们对文艺、知识、思想抱有知人论世的理解，我们知道，真正的文艺、知识、思想自身是一种力量，一种协从罗致的力量，可以润物无声般地深入人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的希望在国力日益强大之时也越来越可望可即，但我们应该明白，文艺复兴不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不是工程、运动能够实现的，不是申请立项就可以完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子民臣民类人孩式的原子个人所能担当的。这话似乎大家也都同意。文艺复兴的立言立功立德者，几乎都是伟大的生命个体，是成年人，是孩子眼中巨人式的精神成果。如果他们自己立不起来，他们像孩子一样趴着、蹒跚着，甚至权宜势利着，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是涂鸦之作，瞒骗之作，装傻充嫩的低幼之作。

有人因此说，因为某个时代的人全是奴隶奴才，所以那个时代肯定出不了大作品，他们都不是复兴文艺的“那块料”。这话似乎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事，当儿子接班时，父亲会担心地想过，我儿子像是做官的人吗？有人就会劝父亲宽宽心：官嘛，做做就像了。由此推理文艺复兴之事，我们可以理解，只要奴隶奴才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只要他们有高于既存的梦想，他们心向往之并精进追求，他们仍会有创造的大收获。

有人铁定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公民，所以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做子民的苦日子遥遥无期。这就太悲观了。事实上，文艺复兴在文明的进程里，不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如上说个体发心发愿的问题，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无间体验和表达的问题。如法西斯猖獗的时候，托马斯-曼就说过，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牛，了不起，因为他个人的精神确实表达了一个文明的德国。

如果一个人只是呼号，只是喊叫说要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永远也来不了；如果他自身就体现了某种观念、思想、文明精神，他即使不说，他也仍参与了文艺的复兴。当然，这里有一些滑稽角色，比如胡适之先生，他希望并向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和人们事后才发现，他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这就像我曾经说的，踏破铁靴，回向自身。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必须在现代性之中。一个“非常道”故事是，河南的某青年神往北大，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待他考上北大，非常失望，有一天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大悟：原来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啊。他也因此不敢妄自菲薄，努力学习，终于学成成为社会栋梁。

二。

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最为有效的检验方法，可能是它是否挑战了人们的心智并且同样能够挑战另外时空中的人们的心智。以此标准来看，我们几十年来曾大红大紫过的文艺，确实难以作为文明的营养，既不能给今天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又拿不出手，让外人承认。除非我们以某种文艺外的力量，强迫中外人士欣赏这些作品。

在今天世界知识压倒性地重构了地方文明，并要求地方知识能参与校正服务于世界知识的时代，如果地方知识仍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只是摹仿、学舌世界知识，我们很难指望地方文明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它们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摹本或对应物。如果我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等生产领域，其核心思想、技术都源于别人，我们被别人协从罗致，这虽然强于被人胁从罗致，但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最多在技术的运用、知识的学习中有模有样，我们难以做到创新。

如前说，创新、大创造的文艺自身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不同时空的人类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那种以为横空出世、惊涛拍岸的力量，那种大声喧哗、广场狂欢般的媚雅媚俗媚时，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艺。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甘于做世界知识的受体，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做点儿贡献。但光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行，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正当其时的成果。文艺复兴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文艺复兴如前说，不能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同时，复兴之文艺不是书斋头脑里的绝缘体，它是跟社会进程相关的，它参与了社会，它的理想追求、价值审判无不应时而生，套一句俗话，一切文艺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或音符组合，而是历史叙事，是历史的产物。那些以为在为未来社会写作思考的人，那些以为自己避世即可写成经典的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

有人说，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夏商周工程、清史工程，等等，都轰轰烈烈。但是，但是，而今安在哉？

以政带工的工业化是权贵式的，以政带学的文艺是鹦鹉式的。体制、工程、行政力量带动不了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不了文艺的繁荣。比如，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就跟体制性的力量无关。

关于我们当代的文艺复兴，最早是郭沫若喊出来的，他在《科学的春天》里预言我国春天的来临。他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20多年后，张远山、周泽雄在盘点20世纪的文艺时说过这样的话：“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今天,登临杭州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上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度时代的人物，他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他富有个性的痕迹。

早在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的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对清廷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他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惨世界》，成为最早将翻译雨果作品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性格上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无不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了，使他实在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他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他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的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了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志士。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的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苏作在情调凄凉、滋味苦涩中，传出了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它已不是中国传统的伦常感情（如悼亡），佛学观念（色空）或庄子逍遥。……这些似乎远离现实斗争的浪漫小诗和爱情故事，却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达到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曾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就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秋瑾、陶成章等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他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了五四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他常常手头窘迫，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他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不[]。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 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他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尽管在其本地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具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支配下，出现了在地就业紧张和人口外流的长期并存，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化——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东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以就业地为新家园和新故乡的人群的日渐扩大，但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吗？如果不能，其后果又将是怎样的？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引擎机制下的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认识并非充分自觉。在改革之初，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寄托在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上，但是，乡镇企业因为其布局分散而违背了资金、技术、劳动力集约经营的现代企业要求，而注定会走向衰落，随着改革在90年代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兴起，可以作为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的事实也表明，城市化以及其带来的人口聚集，确实是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城市化为目标的人口聚集，将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也是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和世界观的转移。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希望这一景象成为现实，可是，要避免这一前景，逻辑上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就是让人口流动和异地就业居住不再进展下去，可这种张维迎式的思路，不仅违背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是不可行的，更违背了公民权利的要求而是不可取的；剩下的，就只能在消除不平等上做文章了，只有在社会政治权利和各项利益上尽可能满足移居者的要求，消除横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才可能避免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冲突这样可怕的前景（如果考虑到外来移居者的生育率远远超过本地城市居民，这一设想并非夸张），才可能让未来的社会在和谐中前进。

 

近日，在对龙的认知方面又产生了争议。在是否将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网上网下，专家学者，普通网友，众说纷纭。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龙是无处不在的。成语中的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等等，仍在为人们所习用，龙的形象更是屡见不鲜。龙不但存在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龙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划龙舟，舞龙灯，是现今仍存的体育活动与文艺活动。皇帝的龙袍，龙椅，龙一样的皇帝仍在我们的图书与影视作品中飘飞与安坐。张艺谋大师又制作了一部离不开帝王将师、阴谋诡计、杀　流血的宫中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几乎成了全国尽带甲黄金了，这样与当下的“太平盛世”倒是颇为相符，只是那头昏脑胀之人才会真正相信太平盛世的实存。

伟大的《易经》开篇第一卦就是说龙的，“时乘六龙以御天”、“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与“见群龙无首，吉”。这龙是什么呢？或许真有那龙？在渊在田在天，或许只是古人的想象。反正一般人谁也没有见过那神秘的龙先生。好龙的叶公可能见过那龙，只是我们又没见过叶公，于是叶公所见的龙与我们又隔了一层。一年多以前，海外某网站登过一张关于龙的照片，据说是在青藏高原的云层上拍下的。那照片上的龙好象一只巨大的鳄鱼，黑色的鳞甲上闪着银光。但这龙的真实性并不算大，可能多半是那些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的人们的创作，尽管创作的动机是良善的。

龙是什么呢？龙又在哪里呢？我们是要龙呢？还是不要龙呢？龙能否成为我们中国的象征呢？这些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是有趣与有意味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常常好发议论的我，倒是愿意以一已之见来作出我自已的回答。不管这些回答是否合人们的心意，也不管这些回答是否一定“正确”，我只想着我无邪恶之心无伤时害世害人之意就行了。

我眼中的龙是古人所作的观察与想象，是原始的图腾，权力与幸福等等抽象概念的象征。龙在古老的土地土层里、岩石中，在发黄生霉的史册里，更是在代代相传的我们中国人的大脑里。我们要龙，我们不能不要龙，因为那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不要我们的传统，我们无法将我们与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野蛮割裂，生生分开，我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裂的结果是摧毁一切，作恶多端。

我们要那龙，但不要那凶恶之态的帝王之龙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作为传统专制权力象征的龙是我们应在思想上坚决否定的，因为它与现代的自由、民主理念格格不入。我们要龙，我们要喻示着君子自强不自息的大龙、强龙、有志气有作为的龙，我们要那象征着富强、高贵、祥和、幸福的龙，我们要与现代的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理念、现代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现代龙的概念与龙的存在。以龙所含的积极喻意如进取、勇敢、所向无敌、高贵、坚强、伟大、多能等等为核心的中国龙是我们中国人可以采信的国民精神与国民人格的象征物，正如美国鹰一样。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歌所传达的情感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永远认同我的龙的传人的身分，永不更改此一有意思有尊严的民族象征物的身分。我以我是东方中国龙的子孙为荣，我的黄皮肤、黑眼睛是我这龙的子孙的主要标志。那落入可厌的帝王情结陷井的龙子龙孙的说法与我所说的龙的传人与子孙的身分认同是不相干的。我厌恶那世袭着祖辈与父辈的权力与地位的龙子龙孙们，如古代没出息的太子、帝王，我同样厌恶现代世袭优渥地位与巨大权力的所谓太子党（那以自已的努力而升至高位者不在此中）。

龙呵，中国的龙，我们的龙，是新美如画的现代大龙，是坚强勇敢的龙，是上天入地的龙，是有为有能有才智的龙，是幸福祥和的龙，是和靄可亲的龙，是与我们相伴，随我们远行的龙。

赵子龙、陆文龙、诸葛卧龙，所有的勇敢的男子、智慧的人们，都是我们喜爱的对象。

龙呵，在世纪的长空之中快速飞航的中国龙。她必将超越她的障碍，领先于世界。只我们中国人个个如龙一般努力进取，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只飞腾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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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冬，肃杀之气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快忘记听到好消息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了。但有传闻说杨建利博士即将获释回美，心头猛然一亮，同时伴有一种五脏六腑的轻微颤抖。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欢喜！

圣诞就要来了，不怎么在意洋人节日的我，开始数算日子，据说政府会在圣诞之前释放杨建利。仍有点不敢相信好消息会被兑现，十几年的政治异议生活，已经从骨子里把我塑造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于是，便为杨建利提前释放胡乱地寻找理由：据说圣诞前将对高智晟进行宣判，而此前陈光诚案的重审也维持了原判，为了平衡一下国内外舆论，也许，只有释放杨建利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吧，我不相信一个又一个良心犯的判决，带给政府的仅仅是胜利的喜悦。

当然，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完整意义上的好消息，以杨建利大胆闯关和“我不陪你们玩了”的姿态，如果不是为了缓解今年抓人太多的气氛，监狱当局决不会送给杨建利哪怕一天的“刑期人情”。但不管怎么说，杨建利的释放本身，确实是值得庆贺的。

2002年，在闯关回国前夕，杨建利曾经给我发过一份访美的邀请，因为我最终没能拿到护照，只好作罢。但这份情谊，我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听朋友说，杨建利很同情我的遭遇，希望帮助我出国安心地读书，他知道，错过了那个年龄，我的读书梦就再也难圆了。

就在我的护照申请被拒绝的同时，传来了他被捕的消息。

杨建里是山东沧山人，这一点，直到他入狱之后我才知道，沧山县属临沂市管辖，而我的老家蒙阴县也属于临沂，这就使我对他有了一种老乡加知己的特别的亲近，假如有一天相见，熟悉的乡音应使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另外，陈光诚的老家沂南，王金波的老家莒南，均属临沂，从大概念上来说，都算是老乡，

杨建利是伯克利加州分校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双料博士、双料名校，以这样的资本，要想单纯寻求个人的发展，易如反掌。记得前几年有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陈琳，被一家国内民办学校以百万年薪聘为校长。该民办学校大肆炒作的，就是陈琳的美国博士概念，而陈琳正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毕业生。当时舆论对陈琳的哈佛背景有所怀疑，关于陈琳是否哈佛博士的调查持续了许久，最终，当他的教育背景得到证实，热闹的讨论便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舆论承认陈琳有资格获得百万年薪。

当时便想到了监狱中的杨建利，我不知道杨建利是否认识他的师弟陈琳，但身跨文理的双料博士杨建利如果放弃他的政治信仰和追求，给大使馆写份检查，回到中国淘金，凭他金光闪闪的双料博士头衔，应该是很容易加入当代权贵分肥运动的。

但他却主动走向东北工人当中，主动走进了北京的监狱。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圣徒精神，如果他的血管里没有流动着高贵的血液，他不会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一步。

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杨建利拿到了他的第三个“博士”头衔。透过网络，曾经看到一张杨建利摄于1989年6月4日的照片，在他的身后，是天安门城楼，是燃烧的火光，而照片中的他，握紧并举起两只愤怒的拳头。对89一代来说，无论走过什么样的道路，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命运，当年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誓言，是不会烟消云散的，正因为如此，1989年之前即已出国读书的杨建利回到他的祖国坐牢，并不出人意料。无论他的闯关之举效果如何，都是一种必要的尝试。

杨建利被捕于2002年5月，当时有朋友乐观地认为他可能不会被关押太久，但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中共打破了对境外居民中的民运分子先判刑后驱逐的惯例，尽管美国国会两次全票通过了要求放人的决议，杨建利仍被牢牢地控制在监狱当局手里。杨建利的分量，使他无法成为“人质外交”的筹码，他熟悉国外生活，既有思考和写作能力，又有运作经验，这样的人，对中共来说，不管通过人质外交能够换取什么，都不如把他关押在监狱中更为合算。

到今天，杨建利在监狱中已经度过了四年半的时间。他的家人和他一起承担了沉重的苦难。对这样一颗高贵的心灵，我们不必使用太多赞美的语言，只能说，对一个优秀和真诚的中国人来说，杨建利的承担是必要的，否则，会让我等平庸和懦弱者对民族的未来更加悲观。在祖国这个概念面前，杨建利这样的海外游子表现出了共同承担的道义姿态，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

祝杨建利果如传闻所说尽快回到美国，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而对所有关心杨建利的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呢？

（文章完稿之后，却见网站上撤下了杨建利即将返美的消息，难道会是一场空欢喜吗？仍满怀期望地等待圣诞节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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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的信仰都来源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并且独立于理性的思维及其延伸出的思维逻辑。在无意识本能冲动中，这种信仰从来就不受理性的思维及其逻辑的影响。当任何一种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理念在观点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时，人们应该从信仰的范畴里去寻求解释的方法和原由；而不是从知识的角度去寻找教条式的论证。

所以，当从宗教信仰的范畴里出现了神秘主义的情形时，感性考量的情感逻辑以直觉的审视直接或间接地在现实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实际上，所有的“革命领袖”其身分都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事实上，他们在创造并完成自己的革命大业的前夕，也通过学习而积累了相当的文化资源，并将其所积累的文化资源在偶然得到的机遇中；迅速将其转化为政治的理论及其经验，这种政治的理论和经验，全然是凭感性考量的直觉审视在现实突发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迅速获得。

应该知道，无论是在理性思维的现实中，还是在感性考量的直觉下，冥冥当中，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以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精神在操纵着现实事态的发展。任何唯物辨证决定论的理论和经验在这一双“看不见的手”中；都会变得十分的荒谬和苍白。事实上，更不应该否定那些“革命领袖”的感性考量的直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当浓烈的。处在现实中的理性思维，不过是他们在处理具体情况时的一种权衡之计。

所以，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暴动中，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们都是以上帝或是神佛的旨意；再加上暴力革命主义的学说，而凝聚成一种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的革命理论；以充当其革命运动的精神支柱，从而实施其“革命领袖”最高集团的极端功利的索取和自我私欲的膨胀与扩张的龌龊勾当。在上述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内涵和实质基本如此。一切都在于知识分子为担当“大任”并一心通过科举考试的路径，在仕途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完成其光宗耀祖名垂千古的自我膨胀的传承大业。

洪秀全在经历了四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中，品尝到现实残酷的精神苦果。由于不堪承受数次名落孙山的打击，终于病倒而卧床不起。此时，他的心情任何人都可以体谅。因为，仕途的梦幻在现实沉重的压抑下而化为乌有，报效父母的恩情；以及爱国和报国的思绪在此情况下，终于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迸发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因这种突发的力量得不到尽情的宣泄，病重当然再所难免。在重病卧床一个多月里，也不排除洪秀全对名落孙山耿耿于怀的伤心记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精神恍惚的病态记忆下，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无时无刻地萦绕在他的幻觉中。由于幻觉的凝聚，一场美梦便使他升上天堂。

他看见了一位极为威严的老人端坐在天堂的宝座上，这位老人声称是他造就了世间的人类，而这世俗的人们却为了自己的私欲膨胀和极端功利的索取作恶多端。他亲手授予洪秀全一柄斩妖除魔的宝剑和一种象征权力的印绶，嘱咐他要尽力斩除妖魔鬼怪并劝人为善。同时呵斥孔子在所写下的书籍中没有清楚地阐明做人的世间真理，在一旁的孔子唯唯诺诺、认罪不讳。洪秀全还梦见一位声称为“兄长”的中年人将助他斩妖除魔。这场美梦使洪秀全相当的满足，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宣泄的怨恨，终于在这场美梦中得到诠释。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怀抱着做一翻大事业的仕人，都有着类似于这种梦幻的经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将自己仕途的进取和荣华富贵；以及事业的成功与否，都依附在“天命”之上。都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菩萨转世”以及“上帝的使者”。因此，特别喜欢将这类“梦托”作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开始和理由。他们知道，在担当“大任”之前，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使自己处在一无所有和受苦受难的修炼境况。这是一种受虐狂的心路历程，当人的受虐心理在承受的量度上发展到及至，这时一种妄想的幻觉便随之出现，注重于理性思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妄想的幻觉转移到意识之外，然而，只注重于感性考量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无法控制这种受虐冲动；在达到及至时所出现的妄想幻觉。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参与，这种旨在感性考量范围中萦绕的妄想幻觉，势必会发生使精神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出现崩溃的状况。

所以说，感性的考量是在于心理无意识积淀发生极端裂变的那一瞬的闪现；而出现定夺的审美冲动。这一审美冲动在施虐与受虐的定向中所出现的仍是一种空无的妄想幻觉。它丝毫与现实中的社会景象毫无相干。但是，它审美的妄想幻觉及其冲动，又是来自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感性的考量需与长期和理性的思维进行互动。这样，就会形成阴阳互补的双修意识之心理。从而达到圆满的最高境界。

洪秀全的“梦托”是无法与理性的思维相互动的。这种“梦托”只是一相情愿的感性萌动，连考量的量度都谈不上。因此，这种“梦托”

只是一种孤独的阳性燃烧，就象痴人说梦一样充满着毫无意义的喧嚣与骚动。

一个人，当他的仕途前程被社会的现实残酷地将其摧毁后，被压抑在无意识心理的骚动是无法平静的。这种动态的狂啸，随时随地都在撞击着被封闭的心灵中的墙垣。特别是具有着一种反叛颠覆性极为强烈的人，他的欲望就是形成要充当“领袖”的动力。他随时随地都在寻觅着一种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叛事业的开始点以及行动的理由，于是，天灾人祸的巨变、大自然怪异的景象、“梦托”的幻觉都是这类人起事的开端和动因。

在上述的意义上，洪秀全的“梦托”，便是19世纪中叶的一场排山倒海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暴动的关键。洪秀全梦见自己升上天堂，这个天堂就是意味着他将要通过暴力革命所建立起的太平天国。那个端坐在宝座上的威严的老人，想必就是上帝。因为洪秀全在“梦托”之前，只接受了一本宣传基督的《劝世良言》，匆忙之时，也无暇细读。加之又没有上帝的图象作为参照之物，所以，上帝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尊容，可能到他寿终正寝之时也没有个准儿。这个模糊的“上帝”将斩妖除魔的宝剑和象征权力的印绶授予洪秀全，这实际上就已经承认他是上帝的使者，他可以禀承上帝的旨意在人世间斩除妖魔和劝人为善。但是应该知道，劝人为善是不需要用“斩除”这两个字所赋予的涵义和行动来规劝的。“斩除”的实质就是使用暴力将他人的生命给予取缔，丝毫没有良善的宽容情怀。在这个意义上，那里谈得上劝人为善？一个掌控着绝对权力和手持“上帝”之剑的人，他的心态决不会萌生出那支嫩绿的象征着和平的橄榄枝。当洪秀全即将用“上帝”之剑和绝对的权力去劝人为善的时候，他可曾想过，耶稣基督在劝人为善之时，其左脸被打后，他仍然仁慈地将右脸伸了出去。

由于屡试屡败的科举考试使洪秀全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想而知，他心中对孔子的仇恨是何等的强烈。所以“梦托”中那位模糊的“上帝”呵斥孔子以及孔子唯唯诺诺地认罪不讳的情景，都是洪秀全功名利禄的渴望被彻底地摧毁后，那种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本能冲动的欲求，在梦中展示的结果。因为在刻苦饱学了孔孟学说的经典后，而无法得到预期的回报，所以，所有的责难以及愤怒都全部宣泄在这位无辜老人的身上。以至于在太平天国及其革命军的每一个角落里，都使这位可怜的孔子先生没有立足之地，他的牌位和塑像遭到了无情的摧毁，其事态犹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所发动的“批林批孔”的运动一样。洪秀全、毛泽东这两位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似乎和孔子先生前世结过什么冤仇。只要他们在统治着一个国家的时期中，决没有这位老先生的好日子过，要么就是打翻牌位和塑像，并踏上一支脚，要么，就要运用那位模糊的“上帝”赋予洪秀全的思想；以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位老先生进行操翻八代祖宗的漫骂和批判。凡是与孔子思想有渊薮的徒子徒孙都逃脱不了干系，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杀戮，一个都逃不脱。这就是这两大群氓革命者的领袖，对孔子的无情惩罚。并企图将孔子的学说从中国历史的版图中彻底消解，同时强行地将洪秀全的伪基督教的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而代之。

道德的反叛是所有的群氓革命者及其理论家、实践者、暴力者共同拥有的特性。这些人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中，总是以激进的抗议形式和暴力革命的武装来反叛国家和社会。不管是既成的国家和社会将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次要的。在他们心理的欲求中，绝对的统治权力才是他们不惜血本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专制和独裁的政治理念的确是他们所向往并且极力维护的统治形式。因为在洪秀全的“梦托”中，那个模糊“上帝”的赠剑与授权充分地显示了洪秀全对绝对权力的渴望。孔子在“上帝”面前唯唯诺诺地认罪不讳的情景，也充分地体现了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时；对孔子学说在自己身上得不到回报的彻底反叛。

如果说，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并名列三甲。那么可以想象，在清王朝的官僚群体中只不过又多了一名所谓的为民请愿和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是，在那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统治王朝中，在那些贪污腐败成风的宦官行业里，洪秀全也会因私欲膨胀的心理；成为一个如狼似虎、欺压百姓的贪官。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决定他在人生发展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趋向。无论是官僚体制中的“清官”和贪官，还是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他们自我私欲的膨胀和扩张；以及在极端功利的索取中，其政治信念和发展趋向无疑都是一致的；即永远都摆脱不了专制奴役的心态，以及独霸绝对权力的狂妄风采。

然而，即便没有洪秀全这样的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但是，19世纪中叶的那场反叛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也不会因没有洪秀全的参与而自行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所有革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都因一个朝代的历史命数已尽，还有历史文明进程的使然，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命数之逻辑决不会以某个“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为基准。在革命运动的宏观调控中，个人的革命意志实在是太弱小。但是，“革命领袖”个人意志也会因迎合群氓革命者的利益而发挥其最关键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领袖”能将一场群氓革命者的暴力革命运动，顺理成章地进行到底。这也是“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在顺应了革命的形成与发展的命数逻辑中的投机取巧。

凡是倡导暴力革命的“革命领袖”，他们在驾驭一场血腥的暴力革命时，其开端大多都是打着“杀富济贫”、“斩妖除魔”、“驱除鞑靼”以及“要为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的政治口号为祭天之大旗。同时以这些政治口号煽动起大批的流氓无产者所集结而组成的群氓革命者的队伍，举起镰刀斧头啸撼山林，反叛社会攻城劫镇。为了“革命领袖”的功勋能载入史册，为了他们自我私欲的膨胀和扩张；并能攫取绝对的统治权力而改朝换代，再血腥、再凶残的革命运动，对这些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们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这就是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为特征的三次大革命；影响和颠覆着中国文明进程的正常发展，从而导致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横行于天下的渊薮。

洪秀全在得到那个模糊“上帝”的“梦托”后，欣喜若狂。他把那本早被遗忘的《劝世良言》翻了出来重新阅读，想从中寻找“上帝，创世纪”的经验，并决心信仰基督归依天主，用布道的方式集结反叛清廷的革命力量，从而为他所构想的天国之蓝图赋诸实践而倾其全力。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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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命运中，读者自能读出很多东西……

谢泳，男，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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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藉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晋书。阮籍传》则明确说明，“真人”便是隐士孙登：“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隐逸山林默默终老的“真人”，只不过孙登多出一点幸运。我们已经再难以想象，“啸”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妙的情态、声音，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嵇康在刑场的绝曲《广陵散》是如何惊心动魄。正是“啸”，把孙登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联系在一起，然后才让历史没有真正彻底忘却曾经有过这样一条灵魂，曾经在这尘埃遍地中苦苦地逃避着尘俗的蒙垢，而且终于纤尘不染地在这个世界存在过。

苏门山岩石边的箕踞相对，得以把那不可思议的啸声留给历史。这个时代的两个文人，一个挣扎于方内方外之间，既可以为了三百斛美酒佳酿而“求为步兵校尉”（见《晋书。阮籍传》）又常常要驾一辆马车，不问路径，任其长驱，直至无路之处，痛哭而返；而另一个则早已超出方外，“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见《三国志》）完全返回原始的自然生活，就这样在岩石边对坐。此刻阮籍的心态，是好奇，还是企羡？作为来访者，他首先开口了。他讲述的话题，上至黄帝神农玄妙出世之道，下迄夏商周三代的盛事。但对面这个老头，听着那样诱人的历史，居然无动于衷，默默无语。他这时会在想什么呢？历史的意义，本来就是做为一种现实的参照系以为现实所借鉴，正如太史公评价《春秋》那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而，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给现在带来的是什么？倘若活在漠然无知之中，自可茫漠着随波逐流，但一旦有了现实的参照物——历史，而且竟发现“现实”在历史之镜面前，照出的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于是，一场浩大的绝望顷刻覆盖了其他一切感情。在一个癫狂的时代，一个人认清了历史，这种清醒的代价是不得不像一头战败的狼一样，躲进山林，去麻木他的伤口，残喘他的生命。既隐之人，已不再需要历史。庄子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孙登正是早已无己无功无名了。

阮籍的谈吐、长啸，换来的是岩石上这个隐士如清风般的沉默。他下山的脚步，必有些惆怅、踌躇罢。这一定是一个温暖的黄昏，金黄的阳光，让阮籍的脸泛出一阵金黄的色彩。山涧的清泉，淙淙地流着，初起的山风，或许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竹叶的清香。阮籍走到半山腰，一声清丽的长啸，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伴随着五彩的龙飞凤舞，穿过竹林，穿过山涧，随着清风在耳畔鼓响。一下子之间，斜阳的余晖，充满了浓得发醇的暖意，人的一切情感，完全被消融在这片金黄的温暖之中。以善啸闻名的阮籍一定听得呆了，痴了，傻了。他想象不到，嵇康、阮咸的指下可以飘出那样美妙的仙乐，而刚才一直默然不语的隐士口中，居然也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鸾凤之音。他的惆怅、不解，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乐般的长啸，震动着他的心的和鸣——是的，心灵的感知并不一定需要语言，对他而言，没有比长啸更能生动地展示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恰如俞伯牙之遇锺子期，从洋洋乎高山与汤汤乎流水的琴声中成为真正的知音。阮籍从这声音中，完整而真切地感应到了孙登的内心世界。下山的时候，他一定依然沉浸在浓浓的酣醉之中。于是，一篇传颂千古代《大人先生传》便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与精神史上。

“……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披几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累之哉？”

正是那一声长啸，为阮籍展示出一个超然尘埃洁白无暇的精神世界。

2

竹林文人，是清醒而痛苦的一群，孙登也一样。作为曹魏的亲戚，嵇康在司马氏政权治下，其谨慎正如王戎所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曾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企图以此自保，而依然不免东市之刑。嵇康曾“至汲群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默然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晋书。嵇康传》）果然，嵇康四十之年，便在一曲《广陵散》奏毕之后，引颈受戮。

孙登对嵇康命运动预见，表明了他对社会黑暗的体验是如何深刻！他看得出，那样的社会，连一个二十年喜怒不形于色的才高性烈之士也容不下。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理解为隐士孙登的心理折射，并由此推断他归隐的痛苦与无奈的心态。或许孙登当初正是看到自己身上的与现在的嵇康相似的一面，并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他才选择了另一条保持清白的道路。孙登，扩而至魏晋名士们，以他们的才学和良知，何曾没有过澄清天下之大志呢？《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这一醉酒狂夫的青年时期，是“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世，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汉武一统，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救世济民、刚健有为之志早已深入文人学士的骨髓。而且，在英雄时代的三国时期，乱世的局面更为英雄们提供了翻云覆雨、吞吐呼张的历史大舞台。英雄时代的血雨腥风中有利剑与美酒，生命的弦度得以被全力地绷紧、积聚，生命的力量痛快地在这大舞台上欢畅迸发。而英雄时代的生命的酣畅为英雄时代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对晋代文人来说，先辈的如山豪情似海壮志还没有在他们心中褪去，而英雄时代早已被血腥的阴霾所覆盖——英雄犹在，时代已逝，他们彻底失去了舒展大志的历史舞台。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还没有来得及抒发出来，同伴的鲜血已经从脖颈上喷出。专制时代的血雨腥风是对生命张扬的警戒，在亮闪闪血淋淋的钢刀之下，生命由亢奋突转虚脱，张扬生命抒发豪情仍然是不灭的理想，但现实上突然转入委琐、卑微的生命感受之中，惟其刚刚经历奔涌澎湃、疾呼猛进、畅快淋漓的英雄时代，当下的委琐感、卑微感才会显得格外强烈，其心理落差所造成的痛苦才会更加深刻。那股激情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现实中转化为对现实、对政权的极端憎恶与绝望，其表现就是把政权的哲学基础砸个粉碎，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而且，这股激情以一种变态度行为宣泄出来，英雄时代的刀剑已没有用武之地，而只有酒，成为消遣生命的物品，他们纷纷寻找异于常人的方式张扬自己主体的存在，而且他们同时也深知这种以变态的形式出现的张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们真正想要的，以履行理想去舒展生命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正是这种绝望之后激情在体内无处宣泄，最后以各种变态行为疯狂喷发，他们的理论直接刺入正统思想的心髓，把“人”从各种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成就了“人”的主体性。有了激情与良知，绝望被赋予一种奇崛丰富的审美价值。

魏晋文人在中国精神史上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承担了一种剧烈的痛苦于深重点绝望，同时，却在这剧烈的痛苦与深重点绝望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之美。从对竹林的喜爱，对琴乐的钟情，对酒的眷恋，到哭路、长啸，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乎一切竹林名士的奇异特行，都被染上一层强烈的审美色彩。

3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对现实绝望之后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

绝望往往成为曾经清醒的人随波逐流的借口，当清醒便意味着痛苦、绝望，那么忍受痛苦与绝望便是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在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对立中，个人必须承担物质生活上的贫匮与价值意义上的孤立无援。而社会的同化力是如此强大，只要你放弃内在理念，放弃你自己所坚守的尊严，你便可以融入社会之中，拥抱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且在精神层面皈依大众价值，从而获得回归群体的安全感。于是，绝望成为放弃理想到最佳理由。“穷则独善其身”，当社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运行的时候，何曾留给融入其中的人一点独善其身的空间？社会的整体运作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我”去推动，一个人如果放弃以理想与良知挽救这种恶性运行的努力，那么，不管冠以如何堂皇的理由，都难以真正做到独善其身，而往往成为社会继续恶性运行下去的基本动力。

当在“方内”“独善其身”而不能的时候，便只有“方内”的战斗与“方外”的躲避两种极端的选择。

坚守绝望，守望良知是一个变态度社会中基本的思想姿态。有“魏晋精神，托尼学说”之称的鲁迅正是选择了绝望之后的鏖战。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痛苦，徘徊，但依旧呐喊，战斗！希望固然总是不可抹杀，有存在便有希望的前景，正如脚下的路，走到人多了，便可以从无路之中开出一条路来。然而他的抗战，分明总是“荷戟独彷徨”。希望的唯一结局是绝望，并且希望越大，绝望愈烈。而绝望之后，仍决不向黑暗妥协，决不与现实合作，而是长久的韧战。于是这种绝望的抗争成为“与黑暗捣乱”，只有黑暗捣乱，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决地捍卫个人尊严。绝望的抗争使鲁迅矗立了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峰，更树立起一个民族在堕入无边的黑暗与绝望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一根坚持到底、永不妥协的光辉脊梁！

绝望之后的另一种结局，是躲。既然在“方内”倘不向黑暗下战书，就必定会沦为社会恶性运行的一种动力，那么，何不远离这污垢不堪的无望的尘世，躲往“方外”，甚至另一个世界，去坚守自己清净的灵魂？就如与孙登同一时期的另一个隐士董京留给俗世的诗句：“胡不遁世以存真？”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终于用最极端的方式以汨罗江之水洗涤他永远如美人芳草般的灵魂。而历史上许多清醒而且痛苦着的文人们，无不拥抱老庄之学，走向山水田园。清醒意味着什么？清醒不仅意味着漫长无绝期的痛苦、绝望的煎熬，从而把生命存在变成一种无望的忍耐；而且意味着远离权贵、庸众，远离与“人”相关的一切，放弃锦衣玉食、封妻萌子。从价值意义上，隐士同样不但与统治者为敌，而且与大众也断然为敌！阮籍任马长驱，至路尽之处痛哭而返，他心中的抑郁与绝望，该是如何深切而强烈。他正是把这样的情感，化作一声声惊动山林的长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他才能那样透彻地从隐士孙登的一声长啸中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4

嵇康的刑场蹀血，应证了孙登的预言。风流一时的竹林文人，乃至于作为整体的魏晋名士，以彻底的失败告终。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东行入洛。诛杀他的至友的那个晋文帝向他说：“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不得不回答：“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以此取悦这个屠夫。（事见《晋书。向秀传》）他们可以猛烈地批判礼教，并且以不守礼教为荣，但他们始终无法撼动作为罪恶的根源的政权与制度。

一声长啸，笑尽尘埃，这是绝望与痛苦之后的一种超脱与潇洒。然而对历史而言，绝望与痛苦所产生的精神分裂与思想激荡却更有意义，它为后世留下无穷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乃从魏晋文人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条若隐若现代精神传统。嵇康被杀，向秀入洛，阮籍狂醉，刘伶滥饮，竹林的诗乐，便成为遥远的绝响，而竹林名士与竹林故事，却在一遍遍地重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