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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的陈伯良先生以80岁高龄，积数年精力，写出《穆旦传》。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钦佩的份。待我读完之后，却又觉得遗憾甚多，比如从头开始，陈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到了文章的结尾，陈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这种带有道德标签的传记立场，在我看来，几乎要把穆旦的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彻底遮蔽了。好在我们读《穆旦传》，读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诗歌，就着陈先生陈列的诸多穆旦资料，我相信所有喜爱穆旦的人会对穆旦有一次更加立体的了解。

众所周知，在诗歌界，穆旦的地位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了的，众多专家给予了穆旦崇高但是准确的评价。但是穆旦的人生价值呢？人们欣赏他的诗歌，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陈伯良先生把穆旦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路径。穆旦这一代人刚好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阶段。

从陈先生收录的资料来看，穆旦的救亡意识显然是非常浓烈的：

“还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

如果陈伯良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的话，便足以证明穆旦这一代人从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国家主义情绪所统辖。这样的情绪构成了穆旦的早年诗歌文本，比如，被众人称道的《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句子反复用了多次。观察穆旦其他的诗歌文本，国家主义和救亡意识一直是他的主线，宏大叙事似乎多于命运的细节。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诗歌写作能够持续展开，他的诗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

当年在左翼青年大面积救亡思潮的缝隙中，另一种理性思想一直在传播。胡适在不同场合提醒学生，“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博学者如钱穆先生也数次提醒青年人要学有所长，力劝“在校师生须安心读书”。现在看来，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于胡适、钱穆等人的提醒并没有深刻体会。这直接导致穆旦日后放弃在美国的学术前途，万里迢迢回到大陆，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当年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世界级泰斗，也成为国内的座上宾，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90年代后决意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

 

奥尔罕。帕慕克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是一篇充满感情的写给父亲的献辞。

他的演讲题为《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开篇如下：“我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著述、手稿和笔记本。他用一贯的打趣和嘲弄的口吻告诉我，想让我在他去了以后读读这些东西，‘去了以后’的意思就是他死后。”

帕慕克的父亲生前也曾抱有文学梦想，但终未像儿子那样放弃一切而投身写作，因为文学需要“耐心和固执”，但他把自己对书、对自由的热情传给了奥尔罕，并鼓励他去写作。

奥尔罕。帕慕克称，作家是“一个自闭于斗室的人，坐在桌边，并且孤独地，诉诸于内在……以求用文字创建一个新世界”。

他通篇只谈爸爸，不谈政治。

“我父亲死在2002年12月。”他最后说，“我深切地希望他能与我们在一起。”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相关报道：品味2006诺贝尔大宴

每年入冬，在瑞典王国的首都，都有奢华大宴，不是百鸡宴——百鸡哪儿够啊？诺贝尔诸奖项得主及其家属、王公贵族、学界名流等1300余人，齐集于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色大厅。女士须着晚礼服，男宾亦必穿黑色燕尾服，打着锃亮的小白领结，方可入内。

然后便要大吃一顿。

今年的菜单，头盘菜是鲑鱼和扇贝拼盘，配卡利克斯欧鮊鱼卵；主菜是香草烤小羊腰肉，土豆泥和洋姜，橄榄油拌蔬菜，佐以钵酒醬汁；甜点则是菠萝冻糕，配焦糖菠萝沙拉和薄荷。

酒水如下：1996年的包玛瑞特级陈年香槟（Pommery Grand Cru Vintage1996），南非帕阿尔（Paarl）产的Veenwouden Classic 2002，以及法国索泰尔讷（Sauternes）产的“上贝热龙酒庄2003”（Chateau Haut-Bergeron 2003）。此外，还有人头马VSOP和君度橙酒（Cointreau），水则是斯德哥尔摩当地的Ramlosa牌矿泉水，以及咖啡。

诺贝尔大宴的传统和颁奖的历史一样长久。该奖官方网站（nobelprize.org）详列了1901年至今的所有菜单，另附乌尔利卡。索德林德（Ulrica Soderlind）写的一篇长文，介绍这绵延百余年的大宴史。

 

16日晚，在天津举行了《新周刊》新锐榜发布典礼上，早早在酒店大堂等候《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易中天摘得了年度新锐人物。

新锐榜昨晚发布了17项榜单，由于这是新锐榜最后大奖，易中天笑称自己是“狗尾续貂”，他说发表的狗尾巴感言仅仅十个字“传统变新锐，不知对不对？”新锐榜对易中天的评价是“一方面，他到哪里都是讲课，改写了老师的定义；另一方面，他点燃了公众的求知欲，提升了电视的传播品质”。

新锐榜年度图书是《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查建英称获奖意外，“因为这本书是向后看的，但是由去年年度好书的作者陈丹青为我颁奖，我很塌实，因为他获奖的图书不是《进步集》而是《退步集》，可见新锐榜的新意。”陈丹青笑称为老哥们颁奖当然高兴，“我们都是蟋蟀，她是蟋蟀草。”查建英则称自己只不过是搭台子的，或者说是串糖葫芦的那个串子。

因《暗恋桃花源》在内地的热演，导演赖声川获得了“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他现场还表扬自己的演员，“何炅和谢娜演得非常好，事实上，很多综艺节目主持人身上的喜剧元素远超过了一般演员。”

此外，《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分别获得年度电影和电视剧。“年度艺人”则不出意外地给了郭德纲，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演员，无非是凭着良心说相声，唱了一段太平歌词，还替缺席的黄健翔领了奖，郭德纲现场叫冤“他不是一个人啊。”有趣的是，“年度网络风云人物”的获得者是小胖。

 

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如诺齐克看来，再分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践踏了个人的财产权，是对人的品格和才能的一种公然盗窃。而在罗尔斯看来，再分配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可以牺牲一下个人的收入权利。

在政策上，这一分歧大致体现在对遗产税和累进税率的问题上，我把这一分歧设计进了我的政治立场测试题，不出所料，对这一问题的分歧显著地存在着，而我本人是赞成累进税的，如果非要问我为什么，或许我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话来回答，叫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并没有这么简单抽象，而是基于我如下的一些想法。

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都会回到一个最初的原始状态假定，卢梭如此，哈耶克也如此，诺齐克如此，罗尔斯还如此，不过，我非学人，没有时间精力对此用大部头来论说。简略而说，我之所以不认同诺齐克，就在于我认为政府的产生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对此，我有自己的一个假定，那就是，在人类真实的历史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政府始终是在强敌环伺的竞争状态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国家或者政府的首要功能就不仅有警察，也要有军队，不仅要国内秩序，也要有国防。正是这种国防的要求——也就是成年人在必要时必须上战场的需求，构成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隐性契约，那就是国家有随时征招士兵的权利，但同时有保障国民免于饿死的义务，反过来，国民有当兵的义务，但也有要求国家救济的权利。而正是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使得垄断暴力机器的国家，有了向富人征收税收用于满足最贫穷阶层的最低生存需要的的依据。从而，只要考虑到国防这一现实的需求，从一开始，国家就不是守夜人的，而是再分配的。（当然，诺齐克会用取消义务兵而代之以志愿兵来回应，不过这显然是非历史的，因为在原始阶段的战争残酷性，使得所谓的志愿兵基本就是天方夜潭）

这一隐性契约的存在，埋下了政府再分配的种子，而什么才是对最贫穷阶层的救济，却显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同。在早期，或许只是在大饥荒年代才开仓放粮，而到了晚近，却必须设立随时的救助站。那么，可以不可以再进一步，变成给予最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以尚过得去的生活呢？我认为这也依旧是可以的，而且符合自由主义。

首先，自由主义者肯定反对拆散家庭，反对国家对儿童的强制教育，那么，假设一个家庭突然变故而堕入极贫，而其家中尚有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者是赞同将孩子带离这个家庭，转由他人抚养呢，还是允许政府对其提供帮助呢？当然，自由主义者肯定要说，更应该相信民间的慈善帮助，而不要指望政府，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用上巴菲特的回答了，尽管他是个大慈善家，他依然认为，穷人指望富人的慈善，不如指望政府的帮助来得可靠，因为前者的善心有偶然性，而后者的出场——肯定是指的民主国家——则稳若泰山。可见，即使是为了儿童，国家的救助也是必要的，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选择是否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权力。

其次，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反对，羞辱一部分社会成员也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羞辱，在异常摩登的场合攒动着无数衣不蔽体的乞丐，不仅仅是乞丐的羞耻，也是其他社会成员的羞耻，这乃是一种族类认同的基本心理，就如人类不忍看见同类曝尸荒野一样，人类也不忍看见有同类在零下几度的寒风中爱好，不忍看见同类饿得肚皮突出如同妖怪。自由主义者同样会认为，更应该相信民间的慈善帮助，对此我不反对，如果慈善确实有效的话，但是，在某个阶段尤其是在某个社会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工商大社会转变的阶段，整个社会呈现失范的状态，富人暴发而强横，穷人则大量被抛离乡土而聚集在城市，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波动，慈善根本无从满足，政府这时候难道就不该介入吗？这样的社会阶段其实在每一个现代化国家中都曾出现过，如果我们不幸也正处在这个阶段呢？难道给予他们一定的救助以免其流离失所，给予其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不是应该的吗？当然，自由主义者会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征收的财富其实会破坏经济的运行从而是得不偿失的，我的看法是，即使这样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那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经济效率竟然不能保证一部分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这样的效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知道自由主义者的根本想法，他们始终认为政府做得要比民间差，如果这话落在一个有上千年或者至少几百年的教会历史的社会，落在一个中央集权传统薄弱从而民间社会发育比较充分的社会，我或许会相信——不幸的是，持这种观点的自由主义大师们，他们可以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我却必须要在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不可能无条件地赞成他们的观点，我不敢轻易相信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民间自发的慈善要比可能的民主政府更加牢靠。

正因为有以上这些想法，在当下的中国，我更愿意追求一个民选的政府，且并不排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我相信这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反对自由以及不再警惕政府哪怕是民选的政府，我要说的只是，追求自由的朋友对再分配的警惕在当下并没有那么迫切，毕竟，自由的最大敌人是强制，而不是平等，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出现了可以依据选票的平等压倒自由，我一定会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12月14日下午，我去海淀区花园桥一带办公务。因为知道刘晓波家就在附近，于是事先准备了两份2007年的挂历，想顺路去探访，聊表学生对老师的一点不忘之情、弟子之礼。

3点左右，我驱车到了晓波家的楼下。我让车停在院子里等我，然后径直按可视装置，进楼门，上楼。这时，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也在上楼。因晓波家在5楼，拾阶而上，颇需要点时间。

“去哪？”我听见后面的人问。

“看朋友。”我回答。

“几层？”那人问。

“5层。”我一边问，一边奋力爬楼。心想，反正上去就没事了。

“5层几号？”没义务向你汇报，我心说，更加紧了脚步。

到了5层，敲门，晓波开门，进门。坐定后，我问晓波，今儿什么日子，怎么这样“紧”？晓波也莫名其妙。因为还有其他公干，我总共坐了不到一棵烟的工夫，便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下楼，看见走廊楼梯间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夹克，下身着绿裤，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因为上楼时就没抻茬，下楼权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顾自下楼梯、出楼门。

出得楼门，正准备上车走人，见一个人迎面朝我走来，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岁上下，留寸头，牙有缺齿，身材壮实。他盘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说去某某某家，聊了会天，送了份挂历。

“那你过来，需要登记一下。”寸头说。

“可我没有时间。我还得去办事，单位的车子在等我。”我表示为难。

“马上就好，过来吧。”说着，他从后面推着我，让我到前面的传达室。

传达室很小，除了寸头和绿裤子，还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区的保安。寸头坐在桌前，我被“赐坐”于他旁边的、靠墙角的一张椅子上，我身后的沙发上则坐着绿裤子。照例，我被问到姓名、单位、电话及来由。因司机和单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车里等我，我内心焦虑，想“息事宁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头登记完我的身份证，问我要单位电话。“我不是告诉你手机了吗？”

“我需要你单位电话。”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公司是外国公司。而且，电话总机说的是英文，告诉你也没用。”

“你找他（指晓波）干什么来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就来看看，送份挂历，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么？打开看看！”寸头指了指我手里的两个纸袋。

“没什么，是书。”

“打开！”寸头开始行使“权力”。

“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你有权利这样做，但我可以给你看。”说着，把纸袋里的3本书和两张艺术家朋友个展的开幕式请柬拿了出来。

我发现，寸头对什么书、哪里出版完全不理会，只是职业性的翻了翻页，看看里面可有夹带。基本上停留在“军统”查《挺进报》的水准上，我内心觉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会，他出去打电话，让我在屋里等着。我提醒他快一点。“只需要两分钟。”他说。

于是，外面传来寸头在手机通话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的声音——他显然在跟远程控制中心在确认我的身份。我在屋里，生气又好笑。一边跟绿裤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你搞艺术的吧？”绿裤子大约看我的头发长，觉得有“艺术家”气质。

“嗯……”我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事？你们不觉得违法吗？”我发牢骚道。

“哎，没办法，上面的指示，来老刘这的人都得注意点。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问问，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会儿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吗？”我觉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们是跟班的，没办法。”绿裤子头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机的寸头说。

“是么……”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你要让他快点。不就确认下身份吗？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我真的还有事。”我看手表，不耐烦地说。

“马上就好，再等一会儿”绿裤子安慰我说。

这时，我觉得需要给楼上的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出门后发生了什么。尽管方才寸头警告我不要打电话，但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于是，我拨通了手机，晓波说他马上下来。

终于，寸头回来了，依然摆出审问的架势。我质问他：“你说两分钟，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走？”

“马上就好。”他应付道。

见他没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说，这样吧，我先让单位的车先走，我留下来跟你办手续。于是，打手机给等在车里的同事，让他们先走。

看见车驶出院子大门，我开始镇静下来，对寸头说：“刚才我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认为你有权力阻拦、调查我。现在让我们补办一下法律手续吧。请问您是什么人？有身份证明吗？”

寸头听我这样说，顿时显得很兴奋，理直气壮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写着“警察”的小本子，对着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这是法律手续，我们都应该按法律行事。”

“你还是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寸头说。

“凭什么？”我问。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区都要加强治安管理？”寸头说。

“现在是什么重要日子？”我不解。

“现在快要到元旦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样撤了会闲篇，我的情绪已经完全松弛下来。

“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寸头突然说。

“谢谢你让我走。不过，我既然已经把单位车放走，该办的事情横竖耽搁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说，我已经给晓波打了电话，他这就下来。我应该等他来了，有个交代再走。”边说，边出传达室，往大门口方向走。寸头跟着。

说话间，晓波已经下楼，朝我们走过来，劈头质问寸头：“老高，你有什么权力阻拦人家？他怎么了？谁给你的权力？”我这才知道，寸头姓高。

“刘老师，我觉得吧……咱们平时相互配合得不错……”高姓便衣有些尴尬，开始情感攻势。

“你少来这一套！”晓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却义正词严地说着。

我不想让晓波真动气，就劝他息怒。一边对高便衣说：“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执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你是在依法执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样，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权受到了侵犯，我要办的事情被耽误了。我单位的车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须要坐出租车回去。而从这里到我单位，出租费需要50元，原则上这钱你应该支付。你应该向我道歉。”

“好，钱我给你。”说着，做掏口袋拿钱壮。

“钱，不用你出，我说的是原则。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说。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么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共权力的，我权且接受道歉，钱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说着，跟晓波握手话别，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作者为自由作家，现局北京）

 

上帝做主，我们有了安息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约定俗成的礼拜天。

礼拜天，只有我们的上帝——独一真神，可以接受我们的礼拜。

一个三亿人的大国，80%的人礼拜天到教堂，或者家庭聚会，礼拜上帝，这个有信仰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治安相对容易、犯罪率低发的社会。

人人都到教堂，聆听上帝的话语，崇拜上帝，反思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为了复活重生，人们选择了善，选择了爱，选择了爱人的上帝，努力进入上帝的国，哪有时间去犯罪呢？

上帝的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人人彼此相爱和爱人如己的地方。

当然，3亿人的大国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文明拯救和祝福的地方。而人口远多于美国的中国，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自然远比美国更需要上帝的拯救和祝福。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贫困，不少的冤屈和生不如死，很多的不幸福感，以及焦虑、愁苦，严重的刑事犯罪，自杀成风，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印度没有，其实都有，但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中国人数多，基数大，所以更加突出。

中国的问题，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美国人有了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却陷入了信仰真空，所以中国的问题就让全世界的人担心，如果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人人都有了更加坚定的信仰，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更容易建立和谐社会呢？

是的，信仰的基础是爱，爱里没有恐惧，在圣经的教义里明确指出：”13：1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13：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13：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13：4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确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管辖这事。13：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罗马书》之”顺服有权柄的”原话，宗旨是”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一1：15），所以说，信仰的妙处就是缓解政府和个人的压力，这句话不光政府人员喜欢听，基督徒也喜欢引用，因为政府的权力是天赋的，是”叫作恶的惧怕”，也就有了合法性，而对于作民的，也具有天赋人权，这些”行善的是不需要害怕掌权的”，这样的国度，就是让人顺服掌权者的国度；这样作民的，也就可以乐意行善而无惧怕了，”爱里没有惧怕”，社会就更加和谐，人民的幸福感也就如活水的江河，源源不断地奔流，直至永远。

信仰上帝是浇灌每个人心灵的源泉，是由内到外的，这个信仰是上帝赋予的特权，是任何世界上的势力不能战胜的。信仰的妙处就是缓解政府和个人的压力，就是让政府与它所管辖的人民更加和谐，这个社会就更加稳定，人民的幸福就从天而降，人人喜乐，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信仰上帝，不仅仅在礼拜天，而是在每天，在每时，在每刻，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评《悉尼的中国男人》《动感宝藏》及澳洲华人文学创作

（墨尔本）海落英

大陆的作品满天满地泼撒着现代主义的胆大妄为，而沈志敏的小说则一笔一划地刻写着现实主义的工工整整。──题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流派，无论作为写作技巧还是作为文学理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都是从欧洲引进的。曾经佔据了主导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就是源自於19世纪欧洲传统现实主义；曾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亦都发源於欧洲。

自现代主义诞生以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从未停止过争论，确切地说，是现实主义从未停止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和围攻；这种情形，中国如此，海外亦然。在西方文学的历史上，曾有过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大争论；70年代台湾也出现了对现代主义展开批判的文学论争，中国大陆从8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替起伏不断博奕又此消彼涨难分伯仲的现象。

对於在1989年前后移民海外的中国作家来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澳洲作家大陆和沈志敏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大陆的作品满天满地泼撒着现代主义的胆大妄为，而沈志敏的小说则一笔一划地刻写着现实主义的工工整整。

一。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文学批评中所说的“主义”，大多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作品内容主题所体现的精神，文学作品所採用或遵循的创作方法，以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文学形态或者特指某种思潮和流派。

如果把抽象化为具体，我们可以用“月黑风高杀人夜”这样一个故事来演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会这样描写这个故事：一个武林高手，蒙面仗剑，翻身入房，说时迟那时快，宝剑一挥，人头落地，随即纵身飞簷不见踪影。

现代主义文学则大多会如此叙述：我分明看见一个黑影闪过，忽又不见了，正在纳闷时突然寒光一亮，我感觉中了一剑，先是觉得心头很疼，口里有股咸丝丝的味，最后我慢慢躺下，心里在想着，人生多么痛苦，就此了结吧。

而后现代主义大多会这样写：我坐将起来，分明看见一个黑影，黑魆魆的如一团坟头的怪物，揉了揉朦胧的眼正待细看突然又不见了，陡然寒光在面前一闪，感觉到有一样冰冷冷的东西刺破了我右胸的第二根肋骨，从那里面刺进去，从右心房穿过去，从后背的第五根肋骨透出来，我像一片秋叶一样，忽悠悠地飘落下去，那剑支撑着我，我支撑着那剑，鲜血一滴都没有流出来，我一边慢慢地死着一边讚叹：好剑！宝剑退出，鲜血满地，一如生命的瓶塞被启开，我便像一朵蒲公英般毛绒绒的花球忽高忽低地昇腾了上去。

现实主义讲究的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寥寥数语，时间、天气、场景、人物、动作、心态应有尽有，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月黑风高夜的杀人故事；现代主义一反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转而用一种他们认为感情上更真实的方式，来表现出真正的感受与想法，现代主义的“月黑风高杀人夜”版本更注重於人物的心理感受，那一句“人生多么痛苦，就此了结吧”，就是现代主义对“存在即荒谬”的典型注释；后现代主义描写杀人好像在杀别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原生态和零度情感原则，以物观物，不动感情，喜怒不形於色。

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沈志敏的《动感宝藏》是属於现实主义的，而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则属於现代主义.

二。 澳洲华人文学的创作现状

源自欧洲的文学流派引入中国之后都已经被中国化了，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由於中国人尚未认同西方后工业社会人的异化，又由於中国缺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等基础，更由於中国人重视日常伦理的和谐，偏向於现世成功的价值取向，排斥极端的绝望；另外还有审美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善於想像，崇尚美善，多感受而少哲理思考。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文学不可能产生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从精神实质上来讲中国的现代主义也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相去甚远，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主义都是“伪现代主义”。中国文学，乃至整个华文世界文学，更没有后现代主义作品。

澳洲华人文坛的文学创作，极大多数可以归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远远盛於现代主义.澳洲华人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力量比较，可以用“沧海一粟”来形容，现实主义是沧海，现代主义是一粟。

在澳洲华人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强过现代主义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创作者的年龄.现时在澳华文坛活跃的作家们，大多为“六四”移民，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上，这一群体在中国大陆时深受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早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二是生活的现实主义.移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首先考虑的是切切实实的生存问题，文学只是他们移民生活的写照和娱乐，因而澳洲华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属於真实再现移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而且大部分属於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三是文化的相对封闭.虽然是生活在充满物质现代化和思想现代派的西方社会，但是华人移民们吃饭有唐人街阅读有中文报，社会活动也是三步不出华人圈，处於相对的文化封闭状态，思想的新浪潮和文学的新理论新实验都进不了澳洲华人作家的视野，现实主义便成了大多数作家唯一的创作手段。

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李玮的《遗失的人性》、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以及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和《我和五个小鬼佬》，还是近年刘熙壤的《蹦极澳洲》、英歌的《我为什么来澳洲》，以及今次讨论的沈志敏的《动感宝藏》，都属於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现实主义性既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也体现在创作方法上。

迄今为止，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恐怕只有一部，那就是欧阳煜的《愤怒的吴自立》。该作品，无论从主题还是从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天书”式小说，可以说这是澳洲华人文学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其它的所谓现代主义作品，大多是从作品的主题和传达的世界观进行归类的，都没有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就属於没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但具有现代派文学精神的作品。

三。 沈志敏的现实与大陆的现代

沈志敏的长篇小说《动感宝藏》，无论其内容还是创作手法，都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动感宝藏》中，沈志敏的现实主义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特徵，那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悉尼红坊区土着人暴乱、囚犯被女友用直昇飞机从监狱劫走、袋鼠黑夜“捣鬼”袭击伤人、满载华人富商的“卡特山号”轮船沉没等等故事，都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许多事件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

但是，沈志敏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模仿之上，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拓展。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模式，就是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刻画典型性格，构建典型环境。但是沈志敏在《动感宝藏》中所展示的现实主义，明显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模式，呈现了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向，那就是：不是着力塑造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物，浓笔渲染形成他或他们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是侧重於生活的真实，用“全景式”的扫描方法，塑造一个形象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各个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情感、意愿和行动，随着人物塑造的变化，情节的处理也相应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统面貌，读者几乎看不到一条贯穿前后的情节线索，所能感受到的是许多人物在同一背景下活动。文学形态虽然是变化了，但是其本质特徵“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并没有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志敏在《动感宝藏》中所使用的“全景式”描写方法，不仅仅在於人物群体的塑造，更在於对澳洲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包罗万象的描述：作者故意让小说的主人公们周游澳洲，每到一地就顺势介绍当地的历史地理人文掌故，将澳洲的主要历史发生地、重大事件、社会的各阶层人物、风俗习惯、野生风情甚至各项体育运动几乎毫无遗漏地囊括进了小说之中，这样也就使沈志敏的《动感宝藏》成为了一部浓缩了澳洲社会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

这一“全景式”的描写方法，明显是作者刻意而为的，意在通过这一方法全景地细节地描写和介绍澳洲社会。这一描写方法也明显是成功的，使沈志敏的小说跳出了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的范围，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成为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第一个描写留学生和移民生活以外的长篇小说.

将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归入现代主义的作品范畴，不是因为其创作手法（其创作手法是属於现实主义的），而是因为其作品内容所展示的现代派文学精神。在我看来，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应被纳入现代主义“新写实小说”的范畴。“新写实小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极端化反叛，它向人们展示的是原生态的生活本色，没有进行任何雕饰也不加以丝毫评判。对“新写实小说”进行话语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小说描述的平庸背后隐含着别样的深刻，它用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与社会和人生採取“零距离”的接触，以所谓的平庸唤起人们对现实的真实感受力。

新写实作品所写的大多是小人物平庸琐屑的人生、小人物的烦恼欲望及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生存的艰难、孤绝无奈，并把这种人生价值简化为“活着”，归纳为现实合理的真理。小人物们在个人小康幸福中对现实的妥协，成为中国人沈默无声甘愿现实的一种真实。那种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那种原来的理想在新写实这里连一声绝望无奈的叹息都几乎不存在，它宣扬的仅仅是行屍走兽般的“活着”哲学和残酷的生存斗争哲学.

大陆《悉尼的中国男人》中的小陆子，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人物，他的人生平庸琐屑，生活充满着艰难和无奈，烦恼欲望也是一如万众般地充盈了人生的每一刻，即使有着斗志昂扬的性欲，那一份斗志昂扬也是他人生唯一的亢奋.

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有着他一如既往的叙述语言，这无疑是大陆作品的一大特点和重要标志；藉着这一如日常交谈般娓娓道来的叙述语言，故事的展开与递进就显得极为自然流畅，读者阅读起来也是甚为酣畅，有着极为舒畅的阅读效果，读者完全会被这种具有巨大磁力的叙述语言所吸引，不知不觉地一口气把这部小说都完。

也有人将大陆归於现代主义，但是很多人只是被大陆特有的这种叙述语言迷惑，便将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归入黑色幽默。大陆是幽默的，无论是他的语言还是他作品的内容都是幽默的，但是这种幽默不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是通过揭示生活中诸如两难选择的荒谬、悖逆和滑稽，从而达至问题的实质，引发读者深思，幽默只是黑色幽默的表象，表达存在的荒谬和揭示某些社会现象的荒诞才是黑色幽默的实质.大陆的《悉尼的中国男人》所显示出的幽默，只是叙述方式的幽默，只是语言的幽默，是令人发笑的幽默，而不是令人深思的幽默。令人发笑还是令人深思，就是普通幽默和黑色幽默的根本区别.事实上，大陆的短篇《一粒花生米》倒可以归入黑色幽默，具有某些西方评论家所说的“绞架下的幽默”的味道。

四。 沈志敏与大陆的比较研究

如果要对沈志敏和大陆的长篇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话，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於他们使用的创作方法，即无论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的沈志敏还是师法现代主义的大陆，他们在小说的创作以及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上使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不同的只是俩人现实主义笔法的轻重浓淡程度不一而已。

由於沈志敏使用了“全景式”大画卷的写实描绘手法，《动感宝藏》所展示的关於澳洲社会文化历史风俗的画面要比《悉尼的中国男人》来得宽广，《动感宝藏》上溯澳洲二百年的历史，涉及澳洲社会的各个领域，而《悉尼的中国男人》则仅仅局限在一个小人物的活动空间之内，基本上以这个小人物的情欲和情史为主要线索，甚至连故事发生的有关留学生的背景事件都没有附带提及。这是他们两个人在小说内容的覆盖面上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各自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只要覆盖面的宽窄与小说的主题相符就是合适的。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沈志敏的“全景式”大画卷描写，有一定程度的“主题先行”痕迹，小说进行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露出了这一迹象，到后来更是如此，让小说的主人公们蜻蜓点水般地“周游列国”，而“周游列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完成作者“全景式”展示澳洲社会的心愿，因此小说的后半部分就给人以松松垮垮、急於收尾的感觉.

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是沈志敏和大陆的区别所在，沈志敏使用的是有板有眼工工整整的叙述语言，而大陆使用的是轻松自如手舞足蹈式的叙述语言，这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也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叙述语言上的较量。从阅读效果来说，沈志敏的叙述语言略显羁绊，会影响阅读的流畅和整体欣赏，而大陆的叙述语言引人入胜，有一种酣畅的阅读效果。但是，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话，我要说：大陆在《悉尼的中国男人》中的叙述语言效果远远不及他的短篇小说.一种方法，即使是一种好的受人欢迎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文学形式，大陆採用的这种轻松幽默的叙述语言也是如此。大陆这种具有招牌性的叙述语言的特点就是，不是勇往直前，而是该往前时他虚晃一枪往右边去了，然后回到中间往前直行，但是前行后他又会往左一晃，就这样忽左忽右地但又是前行着的，我们姑且把这种叙述语言叫做“蛇行式”叙述。“蛇行式”叙述，在大陆的短篇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很好的阅读效果，但是他在长篇小说中故伎重演继续使用这种叙述语言，就难於获得如在短篇中所获的效果，长时间的叙述“蛇行”会使读者头晕目眩，产生阅读审美的疲劳感。

五。 结尾

相对於欧美华人文学而言，澳洲华人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者说还没有可以上昇到文学高度的作品，澳洲华人的作品只不过是打发寂寞排遣思念的“文学乡愁”，算不上真正的文学.评论澳洲华人文学抑或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权宜之论，姑且论之，都是龟毛兔角、无中生有罢了。本文对澳洲华人文学创作以及沈志敏和大陆长篇小说的评论，也属如此。

澳洲华人文学的现状如此，但这同时则意味着她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种艰难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人心中的魔障。不破除这样的魔障，个人就无法挣脱自我生成的茧衣的束缚。用来质疑中国文艺复兴最常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大师难题”。其大意是，中国需要文艺复兴，道理没错，可是中国有思想巨人文化大师吗？你看看人家意大利的、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师在那里撑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不胜枚举。每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你再看看中国，文人被圈养，学者忙着职称、课题、职务，艺术家忙着去挣钱，创作不再是基于痛苦的思索和咆哮，而是拜金的奴隶。中国的文艺复兴能指望这样的人？文艺复兴需要天才，中国有吗？文艺复兴需要大师去来指引方向，中国有吗？其结论是，没有大师，就没有文艺复兴。还是等一批大师出来，再谈复兴吧。

但是，我认为，中国没有大师，更需要文艺复兴。中国现在只是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当然大师短缺。如果大师如云，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如火如荼了。文艺复兴正在到来，思想文化的巨人们也正在到来。

再看看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上面提到的大师都是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当然没有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的大师。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被册封的大师，往往是文艺复兴的掣肘。所以，我坚信，在中国，只有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后，才会有文艺复兴所造就的大师。例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运动过程中才成为主将的。再说，大师从来不是被体制培养出来的，从来都是自我成就的。

还有一种看法，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制造大师。似乎只要造就了几个大师，文艺复兴就完成其历史使命了。然而，这种看法颠倒了主次。大师只是文艺复兴的助推器之一，不是文复兴的目的。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确立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思想的自由与解放。只要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纵然没有制造出大师那又何妨？个体尊严与大师有何干系呢？没有大师就不需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吗？况且，文艺复兴不是学术界的事，不是几个大师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

以大师为启动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以制造大师为文艺复兴的标志，以大师的思想来替代自己思维，我认为，这种观念反应了盛行于中国已经数千年的那种小草思维，或者说“草民人格”。就像那首著名的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持这种观念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小草，充满自卑，缺乏自信，淡漠尊严，随时准备被权力之风任意摆布。更有害的是，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小草，而且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小草。若有人不甘心作小草，这些人首先不乐意。

但是我要说，你就是大师，就是大树！也许别人在专业成就上堪称大树、大师，但是，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大树。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所要告诉世人的，其使命也正是要在观念把每个人从小草变成大树！

附录：

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这样的运动，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材”！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的一次精神涅?，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破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一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难以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经历种种历史关口，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仍未被确立，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也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有待进一步解放。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500年，还能更晚吗？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

杨鹏
　　　　
　　编者按：上周本版刊发刘军宁先生《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后，在网络舆论和国内思想界引发了热烈回应。为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期特刊发两篇反馈文章，以飨读者。是耶非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辩论思考中凝练问题意识，获得人文情怀。
　　
　　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作者以先知般的激情，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这篇文章带着特有的青春理想气息，搅动了沉闷疲软多年的思想世界。有网民这样欢呼：“恶俗世侩的大地上空，卷起了激越的理想之风。”阅读网民热烈的回应，不由得让人感到，人们已经厌恶透了思想文化界弥漫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气，人们欢迎独立自尊的人格，欢迎自由平等的精神，欢迎理性而刚健的理想主义。

　　我归纳出刘军宁文章提到的“新人文运动”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弘扬个体本位价值。第二个要点，是生动的艺术形式。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诉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因为“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第三点，是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中符合普世价值的要素。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化，重新研究和清理中国文化遗产，从中寻找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相通的文化要素，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因为“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个人心中产生的观念和情感，往往是对社会历史精神变化的某种感悟和回应。刘军宁提到的这三个核心要点，得到不少学者和网民的回应，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变化呢？我将其概括为“自由民主精神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诉求”。大众最易接受的，是形象化、感性化的方式。大众最易接受的，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方式。没有普世价值的文艺，普世价值就难以大众化，没有普世价值的民族化风格，普世价值也难以大众化。人性是相通的，普世价值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基础上。普世价值已不满足于以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知识界流动，它要求超越大学的讲堂，冲出学院的围墙，与大众的心灵互动，激发出中国人心灵深处潜藏的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转化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为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和顺利发展奠定大众文化和风俗的基础。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倡导是正确的，“新人文运动兴起”的预测是正确的，它表达的是时代的需要，它传达的是心灵的渴求。中国正进入一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期，以自由和人格尊严为核心的、诉诸人心灵和情感的新文艺，将超越经济学和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
　　
　　二

　　改革以来，以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而悄然兴起。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经济学中。经过几十年经济学界的努力，现代经济学知识逐渐转化成了学界和政界的常识。惟有开放的自由竞争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些观念已得到现实经济发展的证明。尽管不合理的干预及官商垄断仍在不断扭曲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制造出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但人们知道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铁笼子来解决，只能通过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和完善法治来解决。

　　近十多年来，继经济学之后，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在法学中兴起。经过十多年的迅速普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权力约束与权力制衡、民主参与这些观念已逐步变成了知识界的常识，并在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间的维权实践中逐步得到了体现。

　　改革30年来，现代经济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经济的道理，现代法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政治的道理，但问题是，人们却仍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垄断利益、市场扭曲、司法不公、权力不受约束、欺诈横行等等问题。我们的经济进步了，我们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并没有因之而进步。

　　知易行难。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道理讲不清的问题，而是道理与信仰及情感没有结合起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认识不到问题的问题，而是认识到问题而缺少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勇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专业性社会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而是民众缺少参与的激情与动力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困难，而是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困难。我认为，刘军宁倡导“文艺复兴”和预言“新人文运动”，正是基于对此现实困境的感悟，正是基于对被压抑的灵魂的烦闷和不满的感悟。他找到的解决办法正是自由民主价值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因此他呼唤文艺界自觉起来，担当起改造中国的重任，创造出以新价值为核心的文艺作品；他呼唤学术界行动起来，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寻找有利于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要素，将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建立起中国自己风格的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文化传统。因为，普世价值必须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要素必须被激活，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三

　　历史的发展总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9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那是一个以科学反对迷信，以人权反对专制，以平等反对特权，以自由的个体反对伪集体的文化运动，它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次精神动员，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坚实的一步。刘军宁今天所诉求的一切，都已被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提到甚至开始实践。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就是颂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新文化运动提出过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要素，为此它还有一个“整理国故”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了许多至今仍为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和动乱打断了它的延续性和建设性，新文化运动只是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思想上空，没有能触及到大众的心灵深处，没有建设出构建现代中国心灵的深厚的大众文化传统。而且，时代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一些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警惕的特点：它更多是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更多是激烈的，而非理性的；它更多是叛逆性的，而非治理性的；它更多是打破规则的，而非重建规则的；它更多是急躁的，不是坚忍的；它更多是浪漫的，不是理性的；它迅速地政治冲突化，而不是耐心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奠定扎实的文化革新基础。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它在颂扬个性自由的同时，忘了惟有平等参与的公共精神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就个体而言要有自由精神，对群体而言要有公共精神，唯有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人，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公共精神，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改善公共领域的行动中来，如果不能建立起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公共制度，那么个性自由与意志放纵的结局，就只会是集权与专制。权力不受约束和权力腐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约束和制止，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垄断利益与市场扭曲，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清除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司法不公与欺诈横行，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抗拒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公共精神就没有自由，我们缺少的不是自由，而是争取自由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自由人的联合精神，它要求我们在追求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担当起个体自由的责任，建立起保障自由的道德、法律和制度。没有公共责任的担当，没有对他人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个体意志自由的追求就会脱离它原本的美丽，演化为野兽争强斗狠的暴力的搏斗。

　　个体自由的追求，需要公共精神的支撑，这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可以留给我们反思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人文运动”的起点。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文艺复兴岂需良辰吉日？

熊培云
　　
　　有人梦里回到唐朝，有人梦里回到先秦。自从意识到本国沦落为“文化小国”，中国人对“文艺复兴”一词可谓梦萦魂牵———既痛彻骨髓，也爱彻骨髓。

　　审时度势，刘军宁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其情也殷殷，其势也磅礴，读来令人唏嘘感动。然而，文中部分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
　　
　　文艺复兴与盖屋上梁

　　比如，刘军宁先生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不知何故，刘先生在此用了“绝对成熟”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却未做任何解释。“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诚然不假，然而，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这样“今天是个好日子”式的论据来吁请今世之文艺复兴，在客观上贬低其他历史时期的愿望，不说是曲解了文艺复兴，至少对于此番呼吁陈情而言有如“狗尾续貂”。

　　不可否认，一切文艺都是人的文艺，除了人之外，本无所谓其他重要条件。文艺复兴事关创造，而创造源自于人类追求自由与美的本性，它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只有在客观上争取到多和少的问题，而无主观上可有可无的问题。试问古往今来，大凡智力正常者，有谁甘心自己的创造被权力、社会或旧有观念所湮没？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复兴”的种子，都渴望生根发芽。

　　进一步说，文艺复兴发生于日常生活，发生于每个人对自己创造力的坚持与创造物的坚守，我们认同文艺复兴的价值，但不必像乡下迷信的人盖屋上房梁一样，非要择一个良辰吉日才肯文艺。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是个体力量的崛起，就必须承认，只要对文艺的压抑存在，只要对个体创造的压抑存在，那么任何时间都是文艺复兴的最佳时间。就像我们承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拥有人权，因为人是人权惟一真实而持久的条件。
　　
　　不是运动，也非项目

　　所谓“文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谋求文艺复兴的结果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常态，它决定了作为过程的文艺复兴既不是一场可能随时结束的运动、一个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的项目，其愿望与前景也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盛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只是对人类过往生活的一种抽象的概括，是一种“去芜存精”的历史的减法。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历史增量，并不是因为有人响应“文艺复兴”的号角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动员，才有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同去同去”；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才有了那些辉耀今世的美轮美奂的创造。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文艺复兴比作一个需要等到“时机成熟”方可启动的项目，那些反对“文艺复兴”或创作自由的论争者们，就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你。承认现在“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变相认同文艺复兴是一场有最佳时间的“运动”，更意味着在客观上对历史上种种压抑文艺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辩护。任何不开放的时代，都可能借口“时机尚未成熟”来压抑文艺与个人，或者轻描淡写地声称——“既然有更好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稍安勿躁，再耐心等一等呢？
　　
　　是文艺复兴，还是社会重生？

　　弗朗索瓦一世被尊为法国的“文艺复兴之父”，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战争，结果功败垂成，当了俘虏；二是积极向当时已经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学习，他也因此青史留名。打意大利战争，人为刀剑所消受，向意大利学习，人因思想而上升。显然，刀剑对人类做的是减法，而思想却在做加法。以此为鉴，我们相信，坚持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就在于让每个人，无论他生活于一个怎样的时代，都要而且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与创造做历史的加法。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

　　事实上，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Renaissance”一词都没有“文艺”内涵，其本义只是“重生”或“新生”。由此出发，文艺复兴不过是个人及其创造从神权统治下被救赎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只不过此一时期的光怪陆离，多通过文艺表现并流传于后世，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彼一时代的赏心悦目全在文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源于生活，承认艺术自由源于个体自由，就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出现，不过是个体生活再造后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征。

　　显而易见，“文艺复兴”不只是文艺上的复兴，人本主义的降临也不是对希腊文明的简单复制。这场揭开中世纪葬礼序幕的“重生”本质上说是“个人与社会的重生”，是一个以人本主义为美的新时代的呱呱坠地，是一个以个体创造为价值指引的新社会的脱颖而出。它四射的光芒穿透中世纪的黑暗，既续接了古希腊文明的人的传统，又对即将到来的启蒙时代敞开了大门。

　　应该说，希腊文明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希腊的神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永远和人类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不满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与哀乐喜怒。那些手眼通天的神，亦不过是人世间被夸大的英雄。回望中国，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不久前，当有雕塑家在网上公开制作“哭泣的孔子”的泥塑时，立即有网民怒不可遏。在我看来，网民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独一无二的爱戴时，似乎也剥夺了孔子身为凡夫俗子的哭泣的权利，压抑了当代人基于历史的创造。

　　个体创造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基石。如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所说，考察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援此而论，有理由相信，现代文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竭尽可能确保人类进入“凡创造者必得时代报偿”的正义之境。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只是个体重生的意外惊喜，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场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一次社会再造运动。中国需要重新发现社会，需要重新发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其聚沙成塔、创造历史的一切可能。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作者的话：这篇答问从没发表过。也许我记错了，如果发表了，我敢肯定绝对不可能全部发表，大部分内容是从未发表过的。2006、12、5）

1、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20世纪的中国，内乱外患，动荡不安，大起大落，从中国共产党这一视角来看，经过革命、暴动、内战、外战、专政、镇压、横扫、互残等等革命暴力以及政治运动。自以为推翻了三座大山，脱离了人间苦难，踏上了幸福之桥，迈上了金光大道，甚至跨入了共产主义天堂；没曾想，掉头一看，居然还在“第三世界”，还在“初级阶段”；自以为到达顶峰，结果还在半山腰甚至是山脚之下；自以为到达了终点，结果又倒退到起跑线上，甚至倒退到不是原来的那条跑道的起跑线，而是另一股道，而这另一股道又一直是被认为是敌对的、险恶的、是走向腐朽和灭亡的。

今日的中国确实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真可谓翻天覆地，但今日之中国究竟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的是没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确实让此路两边的一些人看不懂；左边的人看不懂，右边的人也看不懂。看不懂不要紧。还是少争论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别管什么姓社姓资，更不要被什么“和平演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呓语吓住，继续勇敢前进。

再说思想启蒙。上世纪初在推翻千年帝制之后，为了挽救贫弱潦倒的中国，曾竭诚吁请两位先生来到中国，一姓赛（科学），一姓德（民主）。赛先生来了之后，虽然努力，但道路泥泞，致使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跋涉百年，进步也不为小，可惜的是至今也还没有将中国带领到世界前列，仍旧屈居在第三世界，仍旧在艰难的“发展中”。而德先生虽有极大的热诚，但终因设限甚多（如中国文盲多呀、国民素质差呀等等）而水土不服，至今还在中南海边喘息，在天安门外踟蹰。至于前不久提出的以“德”治国，那是中国传统的“德”，并非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并行之有效的那个“德”先生之“德”。唉，怎么能以德治国呀？要以法治国呀！怎么老是喜欢提一些莫名其妙的新口号呀，有完没完呀！

如果说民主那个“德”，那中国真的是一直“缺德”，缺民主那个“德”。试看中国的两大政党，某一党专制独裁，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毫无民主可言，终究倒台。另一大党，吸取教训，以民主为号召，终立新邦。可是执政后又如何？自不待说。但至少可以这样断言：上世纪初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仍是世纪末所未能完成的主题，尤其是民主，甚至比以往还多了些障碍。

如此看来，20世纪似乎走了个马鞍形，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虽然100年来经济终于获得快速发展，民众生活也日益改善，但一些真正的立国之本、建国之基的关键问题尚未解决。对海峡这边的大陆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始终认为对阻止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应该抱有高度警惕，他们可能是想专权，可能是有个人野心。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民主，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分权。就像一个苹果，大家都有权分得，而你反对，你阻挠，你不是想独吞吗？不是想全部占有吗？不是独裁嘛！不是野心嘛！所以对这种阻挠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论他嘴里说的多么香甜，都要保持高度警惕，揭露他们的真面！

中国在20世纪还有一大遗憾，那就是大一统的中国，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峡两岸至今还没统一，至少眼下还看不到何时可以统一的希望。

从尚未统一而其实又是一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互相视对方为反对党或在野党。正因为互相有这样一个反对党，有了政治竞争，反而促使了双方的进步。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经过生聚教训，开始努力起来，终于建立了初步而又显混乱的民主政治，有了政治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也可以看作是共产党狠狠揍了他一顿的好结果。但由此也建立了一个与国民党打擂并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这是国民党建立民主政治时始料所不及的。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对国民党说的。看来国民党的路还很长，仍需努力改变自己。

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走的是苏联的路，可在政治集权和言论控制好多方面又好像是国民党走过的路。直到文革，走上绝路，到了悬崖边，才猛然悔悟，回头另辟新路，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直至加入WTO，认同了人类的共同经验，踏上国际化的坦途。共产党这些超常的惊人的努力，已经给中国大陆带来新的变化，未来还将有很大变化，但也一定会有一些难以意料的结果；这些难以意料的结果将使起始的努力者目瞪口呆，甚至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但我想这可能不是什么坏事。

2、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作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

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

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

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3、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一百年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

4、您最心仪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我最心仪的是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

5、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

6、你最讨厌的是那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有类知识分子不停的作秀、不断的造势、不厌其烦的抄作、不顾一切的来事，你说讨厌不讨厌？这类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文痞，他们和文革中的老文痞大多有血缘关系，基因很是相近，但新文痞又极力掩盖他们和老文痞的这种亲缘，甚至不惜强加于人地做出伪证，企图涂抹自己历史。一个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诚实的人，你怎么能信任他的那些妙笔生花的文章？

新文痞和老文痞的舞台形象不大一样。老文痞一幅紧绷的可憎面孔，新文痞一幅造作的儒雅模样；老文痞动辄阶级斗争，新文痞善撒文化花瓣；老文痞紧紧依附主子，新文痞绝不得罪当权；老文痞为虎作伥，新文痞与狼共舞；老文痞帮凶，新文痞帮闲。新老文痞都有各自时代的强烈烙印，这是舞台不一样了，后台老板不一样了，台下观众也不一样了。以后还会有新新文痞，新新新文痞，当然他们也会换一幅新新、新新新的面具上场。但不论如何改换面具，万变不离其宗，他们的作伪，他们的不诚是不变的。

7、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

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于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这是我为人和为文的道德底线。越过了这个底线，我就是他妈的浑蛋了！

8、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还有别的什么?)

都爱。只是爱的内容各异，深浅不同。这算不算泛爱主义？

9、您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我没什么高论。我说的很低级。性是自然的，更是伟大的。没有性，就没人类，就没你我。民以食为天，人以性为大。当然我这是说的自然人。

性爱当然也是美的，性器官也是美的。不美怎会观赏？不美岂能抚摸？不美如何交合？不美哪有古罗马的人体雕塑和当今的人体摄影？

性是爱情的生物基础。性上升到了人文层面便是爱情。有了爱情，才有了性的自由与性的禁忌、性的解放与性的道德、性的放纵与性的责任、性的法律与性的制度等等关系复杂的问题。动物是没有爱情的，有的只是性的交合和性的抢夺，这简单的多。

目前的婚姻制度不是自古就有的，不是天经地义的，一夫一妻制在人类史上还是比较年轻的婚姻制度，是私有财产和男权社会出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它从没有认真、严格地被实行过。纳妾、嫖妓、娈童、面首以及现代社会的试婚、同居、同性婚姻、婚外恋情等等性现象层出不穷的出现，能否说明这是目前的婚姻制度还不完满，或者说还不最符合人性所造成的？否则哪有那么多为现行婚姻制度所不容的新的性现象和性犯罪、性错乱呢？这都是性惹的祸，还是法（婚姻制度）立的错？是需要改变性，还是必须改变法？不好说。

10、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

没有“最大”的。转益多师是吾师，集多师之长，补一己之短。这包括人和书。其实我对权威从不崇拜，对书本也从不迷信。我喜欢自我作古，无所宪章。但喜欢和就是毕竟是两回事。自我作古其实说的就是原创性。很多作家写了一辈子也都是跟在前人、洋人的后面，要有原创性何其难也！我资质一般，要使自己的作品有原创性更难。

11、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没有。我只知道不停的阅读、观察、思考、写作。我没什么成功感和成就感；即便有，也只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得意。但在自我陶醉了片刻之后，马上就有挥之不去的负疚感和紧迫感涌上心头。我总感到我还不太努力，不够智慧，还没什么大作为，还没什么大成绩。我的自我评价近两年来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差。与时代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衡量，我常常无地自容。我不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我真的是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了。

12、是否认为我国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目前的教育当然存在着体制问题。我国绝大部分的学校目前都还是公办学校。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学校公办，国外也有很多公办学校，而且一般来说办的都还不错，有些国际名牌大学也是公办的。中国上一世纪上半叶的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等等也都是很好的公办学校。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像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了，全部是公办的了。其实收归国有、全部公办也没什么错，问题是怎么办？问题是教育的方针是什么，目的是什么？1957年，毛泽东有过一个提法，就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不知怎么又不提了。好像还有一个提法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不提了。到了“文革”，学校都被砸烂了，学生都下乡了，老师要么被打倒，要么进干校了。后来毛泽东好不容易开了金口开了恩，发了最高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可马上就补充说“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这就是说文科是可以不办的。你说中国的教育居然能变成这样一个混乱和滑稽的局面，能说体制没问题？即便是在所谓的比较正常的时期，中国的学校也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并非未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大多办成了“为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严格来说，中国的公办学校不是公办，是党办；一些学校不是学校，是党校。

13、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学校教育对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先后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学校地对我积极影响不大，消极影响也不大，所以谈不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14、您最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哪几部?

我虽然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但我每年都要阅读几部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一是因为兴趣，二是因为我觉得长篇小说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水平。可我最推重的倒不是小说，虽然有很多部小说非常优秀，但还没有一部小说让我真正的有所激动、有所警醒。某些小说只能让我对某些生活有所认识，对某些问题有所关注，但这对我这个贪婪的读者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的是灵魂的震动，我需要的是深刻的觉悟。当代的一些纪实的作品，倒使我在这方面能够获得一些满足。

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每个印张都在燃烧，烧得你心颤抖、疼痛。少女最神圣的是什么？是她所追求的爱情。少女最贞洁的是什么？是她自己的如玉的身体。当为了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不得不践踏自己神圣的爱情；但为了出路，仅仅为了出路，而不得不贱卖自己如玉的身体，这是灵魂的酷刑！

李南央的《有这样一个母亲》，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可怕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文学形象，这个被扭曲的灵魂，让你透不过气来，一个人灵魂被扭曲之后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折磨别人而且还是亲人呀。泰戈尔说：“人变成兽，比兽更凶残。”被扭曲的灵魂便是兽。她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鲁迅的阿Q！

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缠绵而不失之蕴藉，哀怨而又不失之高贵，实在是极其难得的佳作。我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它的，仅仅是从文学角度，不对事实部分负责。它总让我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我这也不是指的内容，而是说作品中透露出的那种极为相似的气韵。《金石录后序》是传世之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笔之佳，情味之醇，也足以传世！

周启博的《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是作者写他父亲周一良先生的，冷静而不情绪化，理性而不片面性，这和时下盛行的子女亲友、门生弟子的谀墓文大不一样。更难得的是作者是把父亲放在时代的舞台上，做近距离的观察。那个时代是知识分子饱经磨难的时代，那个舞台是各类文丑粉墨登场的舞台。这样就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写了一个类型，写了一页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被工具化了的历史了。我曾写过周一良，如今读了周启博的这篇长文，深感我有着因为不能为周一良先生设身处地着想而造成的隔膜，因而我对他的批评有些尖刻。这不好，还是要厚道一些，尤其是对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4、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说真话！

15、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中国作家只敢写允许写的，不敢写应该写的。中国作家对读者是欠了债的。进入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已经成为单纯的谋生手段；谋生并非不对，但作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除了谋生，总还应该谋求衣食、名利之外的一些精神呀、社会呀等等目标吧？我总想，虽然作家不再是灵魂工程师了，但自己总还要有灵魂呀？虽然作家不再高高在上了，但也不必低低在下以下半身写作呀？

16、您能否预测一下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能产生在哪个国家?可能是哪位作家?

我无法预测。就像我上面所说，我从不崇拜权威和迷信书本一样，我对诺贝尔文学奖也不顶礼膜拜。虽然我对此缺乏热情，但我对它表示尊重。所以高行健先生获奖，我还是表示衷心地祝贺。顺便说一句，高先生获奖，国内媒体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怎么如此小家子气？令人不解！

17、文学（或史学、哲学、经济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的事业吗?如果离开这块阵地，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我从事的是戏剧文学，我感到我非常幸运。我能一辈子从事我自己最最喜欢的事情，它是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根本没想到要离开它；如果离开，我最想干的事是自杀！

首发民主中国

 

深秋的巴黎，今年意外地尚存暖意。在塞纳河边一栋19世纪的楼宇，我应邀来到巴丹戴尔先生的家中，作为法国外交部邀请的访问学者，与这位78岁的老人，谈论他一生为之燃烧的事业——废除死刑。

参议员罗伯特•巴丹戴尔，是法国废除死刑的道义象征。在世的法国政治家中，他无疑是最得民众敬重的一位。如一位法国朋友介绍的，巴丹戴尔是一位已进入历史浮雕群的人物，是法兰西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理想的“一个活着的传统”。30多年前，巴丹戴尔是一位极力反对死刑的著名律师。1976年，被告亨利绑架并杀死一位8岁男童，激起媒体和政界的巨大义愤，“99％的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几乎响彻整个法兰西。已很少判处死刑的法国，因此案的社会影响，连续出现7例死刑判决。这时巴丹戴尔以他集律师、政治家、学者和人权斗士于一身的辩才，作出了也许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反对死刑的辩护，挽回了亨利的生命。他在最后陈词中说，“当一位母亲的泪水汇合进另一位母亲的泪水时，正义到底在哪里？”让法官和陪审员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

此后，巴丹戴尔接连奋战，前后将6名公众认定必死的被告，从死亡的刑罚中拯救回来。1981年，密特朗总统任命他为司法部长，推动法国通过了废除死刑法令。1986年—1995年，巴丹戴尔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成为政坛的第5号人物。2003年后，他任参议员和巴黎大学法学教授，开始关注在全世界推动废除死刑的事业。2004年他曾访问中国，并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他的回忆录《为废除死刑而战》，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会谈结束时，巴丹戴尔先生将他刚出版的一本文集《反对死刑（1971—2005）》送给我，其中收录了30多年来他反对死刑的辩护词、议会演讲、对话和论文。

在他的书房我们开始了谈话，这位年迈的斗士脸上，已隐去几分英气与激情，但谈吐间的睿智和刚毅，却有增无减。他坐在我对面，手无箭矢，前倾的身体却仿佛一张强弓。背后是巴丹戴尔先生祖母的一幅油画，以一种温情俯瞰着这场围绕死刑的交谈。

残酷的永久标志

王：巴丹戴尔先生，请允许我以一个哲学化的、而不是法律化的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谈话。对你而言，死亡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人的死亡？

巴：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止。如果要加一个形容词的话，那就是在陆地上的生命的终止。

王：您的意思是否意味着，人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性质或部分？

巴：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死亡是我们在大地上的终止。大地之外的，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王：我知道福柯和德里达和你都是朋友，他们也是反对死刑的。尤其是福柯对酷刑和监狱的论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德里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死刑判决是一种“宗教性的”仪式，就像对国家的一种献祭。我的理解，其实死刑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崇拜。你在亨利案的辩护中也曾将死刑的执行称为“一种司法献祭”。你认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死刑作为一种日常的献祭吗？死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国是西欧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在西欧也是国家崇拜和中央集权特征最突出的国家，这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是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总是很难废除死刑？

巴：我认识德里达很久了，他这个观点在哪篇文章？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把死刑视为一种原始献祭？除非只是一种比喻。

王：他2001年访问中国，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说的。他将死刑与一种神学政治联系起来。我想他也只是一种类比。他在那场演讲中也提到了你。说你在1972年为本坦斯辩护时，曾在广播里听到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死刑违宪的判例，受到鼓舞。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特别残酷的刑罚”为依据，判定当时的死刑执行是“特别残酷的刑罚”。但后来死刑执行方式改变后，多数州又恢复了死刑。

巴：我尊重宗教和神学的看法。不过我更喜欢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我引用一句雨果的话，“死刑是残酷和专制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这个看法对我来讲更简单一些。毫无疑问，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法律通过各种具体的标准和细节，为国家争取这种判处死刑的权力。当代的民主制度，是根据一种道德的准则来定义人权的。人权的第一个权利与此密不可分，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敬。每个人都享有这个权利，犯罪的人，他自己不尊重这种权利。但一种民主的法律，必须要尊重这个权利，不管罪犯尊不尊重。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类学的或宗教学的视角，这是与近代形成以来的人权价值体系分不开的。反对死刑的哲学的根本立场就在于此。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可以把这个起点改为，生命是上帝给予的，也只有上帝才能收回。我是一个法学家，我从人权的角度，来判断死刑的反人权的性质。

宗教和人权的信仰

王：我注意到你喜欢引用雨果。德里达曾说，欧洲的作家通常都反对死刑，但欧洲的哲学家通常都不反对死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死刑的正当性，就等于国家的正当性。不能杀人的国家还能叫国家吗？除非你相信，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对法学家来说是人权，对雨果来说，“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九三年》）。所以废除死刑，就等于取消“人民主权”的绝对性。法国的国会在很长时间，和英国的国会一样，“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做”。而你的主张，等于是再给人民主权加一个限制，“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也不能把活人变成死人”。你的这个逻辑继续下去，就是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所以你在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时，要求改革宪法委员会只能对法案进行“事前审查”的做法，而由普通公民来启动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可惜你的提案失败了。迄今为止，法国的国会和人民都不太愿意接受对议会主权的进一步限制。

雨果诉诸于基督教的信仰来反对死刑，另一位作家，俄国的托尔斯泰，他在小说《复活》的扉页上，题下《圣经》里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罪人在这大地上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一份社会契约可以创造出来，或者私相授受的。但存在主义的作家加谬，他却站在反宗教的立场来反对死刑。他相信只有去掉了关于天堂、永生与灵魂的观念，死刑的合法性才会彻底消失。所以他说“死刑的终结就是宗教的终结”。我知道在法国废除死刑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发挥了相当大的道义力量，也给了你极大的支持。你和一位主教是朋友，在亨利案中，你甚至引人注目的传唤一位狱中神父出庭作证。

巴：是的。在1972年，法国的天主教首次明确了他们的态度。他们（法国主教团社会委员会——笔者注）发布了一份主教声明，其中说，“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恩的普遍性’与‘重生的可能性’”。所以主教们说，“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很尊敬这样的立场。

王：从各国经验看，宗教和人权，的确是废除死刑的主要观念力量。目前在中国台湾的相关讨论中，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也是重要的发言者。不过情况也很复杂，新教中也有以圣经为依据反对废除死刑的，我们对佛教的一般印象是慈悲为怀，反对杀生的。但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台湾的星云大师却坚决反对废除死刑。我知道你和达赖喇嘛也很熟悉。

巴：我和他是好朋友。达赖喇嘛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佛教徒，他认为死刑是有违佛教教义的。

王：我对你一生反对死刑的价值信念，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你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但你相信天赋人权是高于国家和司法权力的一种信条，人权的价值受到几百年来的法治文明的论证、呵护和坚固，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所以你一再强调废除死刑是一个道义范畴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司法问题。废除死刑所代表的那种不可置疑的、不可被削减的人权价值，对你而言是作为法律人的一种信仰。

不公正的人类经验

巴：你说的不错。我是根据政治哲学和人类的理性，来解释人权的绝对性。不过我还可以增加一个经验主义的论据。“非公正的司法”，这个结论不是从理论上说的，而是从现实中说的。在现实中，永远都是“人在审判另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在审判犯罪的人。人审判人，一定不公正。因此人的司法不具有绝对性，也不应该具有绝对性。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

王：我这样理解，法律设置了一种程序，把一个人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但他仍然不过是人，而且是有限的，甚至在内心可能是和被告一样脆弱和卑微的人。法律只能设置一个物理上的位置，不可能设置一个道德上的宝座。

巴：是的，所以一切判决都是相对的，也只可能是程序意义上的。如果人间的司法能够判决死刑，就等于否定了司法的模糊性，也就否定了审判权本身的正当性。没有死刑，司法是可以依据正当程序而成立的，一旦有了死刑，人的司法就不能成立。

王：你的看法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显得很尖锐。康德说，死刑的唯一正当性就是它的公正。这是支持死刑的理由，同时也是反对死刑的理由。在基督徒看来，“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命题在形而上的层面是正确的，但在人类经验中是错误的。中国人曾经崇拜过各种独裁者或国家的至高无上，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对“法治”和“民主”的崇拜，始终不愿意承认，人类不可能建立起绝对的公正，即使是通过司法的正当程序。废除死刑是废除“一切人对一个人的死刑”，我记得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之前说的。很讽刺的是，他曾经也反对死刑。废除死刑并不是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废除，更不是在宗教和宇宙论的意义上废除。在康德的命题里，也可以这么说，人对人的死刑，其实都是一种“私刑”，因为上帝的审判属于上帝，但人间的法庭无法满足公义的绝对要求。

巴：事实上各国的司法经验，都充满了死刑判决的错误。如美国1970年到2000年，共有642人被处决。同一时期却有87位死囚在处决前被推翻判决。（《经济学家》曾对此评论说，如果每出7架飞机就要掉1架下来，早就应该停飞了——笔者注）。有学者说，最大的问题是辩护律师的懒惰和无能。在对抗制的诉讼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水平是相对的，而决定他们水平差距的，就是当事人的财政能力。这也是相对的。所以美国监狱中的死囚，以穷人和黑人居多。美国判决死刑的案子多集中在南部，如德州、密州。那里的黑人被判死刑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在死刑制度下，对经济水准越低的社会群体就越是不利（如台湾1955—1992年共处决482人，基本特征是“初犯，18至30岁，初中毕（肄）业以下文化，工人或无业者——笔者注）。

另外法官的判决也充满了各种相对性。如法国的经验，一个案子在死刑判决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广受关注的冤案，于是法官改变态度，本来要判死刑的人就不判死刑了。又比如穷人，国家虽然会给他指派律师，但在财政能力和法律水准的悬殊下，人的一些激情和情绪就会被过强的表达出来，影响整个诉讼。比如种族歧视的、排外的、仇富的观念被渲染出来。但一个人的生命如此尊贵，是不应该被这种或那种的偶然性所决定的。偶然性的存在，显出了死刑判决的荒谬。死刑把人类的偏见最大化的带入到了审判之中。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

王：是的。维持死刑，要么意味着拒绝承认这些相对性的存在。要么意味着明知这些相对性存在，还要坚持用杀人的办法来达成某些社会目标。比如威慑犯罪，维持社会稳定等。这就等于不把一个人当人，而是把人当作其他人的手段。事实上，如果一个法庭对死刑判决的公正与真实没有绝对的确据，却仍然判处被告死刑。这时候，死刑和谋杀就失去了区别。但又有哪个法官敢确信自己的判决绝对公义呢？

巴：所以理解死刑的实质，是人审判人、人杀死人，就能回到一个经验主义的常识。人不能杀人，即使是通过法庭。另外，即使是考虑到社会目标，死刑与犯罪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各国司法经验的常识。全世界129个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引发更多的人犯罪。他们的社会治安不比有死刑的国家差。有一些国家出于这种顾虑，曾经临时性的废除死刑，像英国、加拿大和土耳其，他们决定5年内暂时不判决死刑，看看情况如何。结果5年后发现不必担心，就把死刑永久性地废除了。在美国，废除死刑的12个州，谋杀案的发生率甚至比有死刑的州要低得多。如果法律比以前更尊重生命，社会也会比以前更尊重生命。

王：我看到美国几年前的报道，在过去20年，有死刑的州的谋杀案，比已废除死刑的州平均多出48-101％。

死刑与民意

王：1921年，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在瑞典废除了死刑。一位死刑专家曾说过，“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过半民意赞成才废止死刑的”。你提出废除死刑法令时，法国的民众也有62％在调查中持反对意见。基于你的信念，人权的价值是否超越在一时一地的民意之上？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民意决定一切，而是一个以人权价值为磐石的国家？你当时曾经反对将死刑问题诉诸全民公决？

巴：人权当然高于民意。但我们没有强迫民意，而是按民主程序去影响民意。以前蓬皮杜和德斯坦两位总统都不赞同死刑，但他们顾虑民意，不敢公开反对死刑。到了1981年总统竞选时，密特朗明知多数民众仍然主张死刑，还是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如果我当选，我一定要废除死刑。这是我的信仰。结果法国人还是选择了他当总统。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是渴望左派上台的。他上台后任命了我做司法部长。这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意。如果政治家是机会主义的，一件事他竞选时不说，上台后开始做。或者说了却不做，那就是非民主的，是对民意的欺哄。

王：可惜多数政治家都是机会主义的。

巴：也许是的。至于全民公决，根据法国宪法，只有涉及国家体制变更的重大事项才应交付全民公决，死刑废除只是一个刑事法律的问题，在议会的权力范围内。把议会应有的权力交还给全民，看起来是一种更民主的诉求，其实是反民主的，是违宪的。

收回死刑复核权

王：近年中国也发生了几起著名的谋杀冤案，如聂树斌先生在执行死刑十年之后，警方抓到了真凶。而佘祥林被控谋杀妻子，十年之后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中。这些案件被广泛报道，使死刑问题也开始被公众讨论，一些学者也明确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新华社的“人民网”上开辟了专题讨论和民意投票，反对废除死刑的比例是50.4%，比当初的法国更低，不过这只是部分网民的倾向，只是互联网上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信息较广并对这个话题有热情的那部分人。中国的最高法院，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曾长期下放给各省的死刑复核权。院长肖扬最近发表讲话，表示收回死刑复核权后，要“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尤其是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或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更要“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你如何看这一变化？你曾经与肖扬会面，你们一定谈到了死刑问题。

巴：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两年前访问中国，与肖扬先生见面。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法学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向他阐述了我对死刑的看法。他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应该的，是早晚的事。但他向我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表示你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我想问，你们有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王：社会观念的转变和支撑，的确是很难的。除了媒体和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启蒙、宣传和辩论以外。在技术上，废除死刑与很多制度问题紧密相联，所以有许多逐步限制死刑的主张。譬如目前有68个可判死刑的罪名，减少罪名，尤其是防止新增死刑罪名，是一个努力方向。在中国还有大量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废除财产性犯罪的死刑，停止用杀人来维持财产秩序。也是学者们建议的一个方向。但这个问题又跟中国当前的反腐败连在一起。很多老百姓认为废除死刑就是便宜了贪官，甚至和“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传统有关联。这也是渐进论的一个困难，如果不能一视同仁的看待生命，废除死刑的主张可能会缺少道义上的力量，甚至演变成另一种社会不平等。

另一种大幅度的限制主张，是只能以杀止杀，必须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罪犯都没有杀人，政府怎么能杀人呢？先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杀人的严重性才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掩盖，杀人才会成为最不可容忍的犯罪。然后以杀止杀的错误就可能被更广泛的接受。另外，中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很低，基于各种原因，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也很难较深的介入实质性的审理。很多案件开庭只花2、3个小时，就判被告死刑了。所以减少死刑判决，与整个诉讼与司法制度的改革又连在一起。肖扬先生最近两年开始呼吁减少死刑，今年7月1日开始，各省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进行开庭审理，这也是一个好的变化。

死刑与人体器官移植

王：中国还有一个与死刑相关的人权问题。目前全世界的人体器官移植，大量来自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福柯曾说，“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象征，但在中国，却成了一个事实描述。我们的问题是国家不但剥夺罪犯的生命，而且征用死刑犯的身体，把他们死去的肉体“国有化”。

丹麦、英国等媒体有过许多批评。中国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洁夫，在今年11月的人体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开表示，除少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的死者外，中国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他说“中国政府会尽力说服死刑犯及其家属，同意犯人被处决之后捐出器官”。据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8000—9000多例器官移植，其中肾脏移植大致有5000多例，肝脏移植在2004年有2600例。中国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一直是个谜，一位法学家刘仁文的研究测算是“一年8000人”，他曾在北京见过你。大赦国际的估算，2004年执行死刑的数字是3400人。占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3797人的90％。2005年判处死刑的至少有1770人。但以卫生部披露的人体器官移植的规模来推算，我个人倾向于刘先生的数字。有记者在北京的医院调查，在120多间厕所里都发现了器官买卖的广告。中国卫生部颁布了一个《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医院临床用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这个规定从今年7月1日开始执行。这当然是一个进步。我的问题是，即使所有死刑犯都有书面同意，死刑犯成为一个社会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你会如何在道德和人权的角度上评价它的影响？

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详细的信息。一个被关在监狱中即将被处死的人，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契约权利呢。如果一个人没被判死刑，你可以与他协商，比如今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被判死刑了，就不能再去问他，他已经丧失了自由的同意权。我可以用一句话，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纳粹的做法。如果导致了一个局面，为了取得一个人的器官，而倾向于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那这是人类最野蛮、最残忍的制度，我甚至不能相信。

王：我也不相信中国的法院会滋生这种倾向。但大量的死刑犯器官移植，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和狱政体系的运作，甚至因腐败而影响了死刑判决的增加？我没看过任何有关的研究。我想目前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调研。只是设想这种可能性，已是一种令人扎心的念头。但据法国的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玛丽女士1997年以来的观察，2003年以后，全世界开始陆续出现去中国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广告，如在东南亚、以色列等地。而这在2000年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以色列的报纸上称每年有30个以色列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是公开告诉大家，要做手术到中国去，那里有大量的死刑犯。《丹麦基督教日报》最近报道说，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器官移植的网页，并不讳言它们的器官来自中国的死刑犯。其中一个网站公开报价，“一个肾脏是77150到82300美金，一个肝可开价到123,500-138,900美金”，网站上还特别刊登了两位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日本病人的感谢信，作为宣传。

巴：谢谢你，我不会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奥运与赦免

巴：人类史上即使有死刑，也通常是和赦免制度相联系的。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同意这一年之内不执行死刑。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承诺，但德国在这一年的确停止了死刑的执行。在以前的法国，总统拥有赦免权，要对每一个死刑犯作出个别的决定，是否一定要执行死刑。特赦制度对国家领袖的良心是一种反复的试验。所以蓬皮杜总统在1970年3月的电视讲话中说，“每一次我面对死刑犯，每一次当我一个人独自作出决定时，都是对我的内心争战的一次公开展示”。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向中国政府提出倡议，在2008年奥运会这一年停判处死刑，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只是暂时性的，让这一年成为无死刑年，你觉得如何？

王：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倡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感谢你愿意将更多的目光和你个人的声望，投往这个死刑最多的国家。你的想法使我想到基督教的“禧年”，旧约的律法中记载，每隔50年要将一年作为禧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一切被仇恨、劳役或契约所约束的人与物，都要自由。犹太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禧年，因为他们信心不足。天主教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宣告禧年，罗马的教宗宣布赦免一切人的罪孽。按照圣经的观念，公义不等于刑罚，完美的公义一定伴随着赦免，赦免是律法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赦免制度的死刑制度，一定是不公义的。

另外，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不定期的“大赦”制度。皇帝遇到国家大事比如登基、建储、大婚或天灾的时候，就会对颁布普遍性的减免刑罚的命令。中国史上社会最和谐的唐朝，“大赦天下”的次数也最多。一个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颁布赦令，罪不分轻重，包括死罪在内，全部赦免。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未对一般刑事犯实行过大赦和特赦，中国的刑事法律只保留了最残酷的死刑，却不再保留最仁慈的赦免制度。所以我非常赞同和尊敬你的建议。从现在开始，这也成为我对于奥运会的一个梦想。

巴：我会发表这样的建议，并愿意在中文媒体上这样倡导。如果中国不行，可以在香港。

王：巴丹戴尔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时间。我曾看到报道，说法国的最后一个刽子手，费尔南•梅索尼埃，今年74岁了。他创办了一个“正义与惩罚博物馆”，并写过一本书《刽子手谈话录》。他说如果可以重活一次，他希望成为一位研究刑罚史的学者，或是一位神父。在给每个读者的签名中，他这样写道，“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被人们记住”。他的故事让我想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我最后想对你说的，是你不但将一种罪人从断头台上救了回来，你也将另一种罪人——刽子手，从断头台旁边救了回来。在中国，无数的死刑执行人，和无数的死刑犯人一道，都在等待这样的禧年。谢谢你。

巴：谢谢你。我要送我的第二本书给你，是关于欧盟宪法的。希望中国的律师、法学家和作家，有更多人来思考废除死刑的问题。我相信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2006-11-28于巴黎返国途中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