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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日聚会人群散尽后，你一个人什么感觉？

张思之：我忽然觉得中国的律师还是有希望的。以前我悲观多一些，律师业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惟利是图者很多，坏人也不少。再加上律师执业环境艰难。但昨天（11月26日）看到那么多有共同理想的人聚在一起，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记者：在生日致辞中你特别感谢了并不在场的弱势群体，说你挂念着他们。你对底层的感情从何而来？是因为你的当事人多是普通人还是一种天生的情怀？

张思之：我的职业生涯中和底层人的接触当然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到处莺歌燕舞。成亿的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律师所接触的当事人，有的连饭都吃不上，他们遇到困难，遭到不公，我们能不伸手吗？

记者：中国律师的阵营似乎正在分化，特别是公益律师群体的崛起，很让人欣喜。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张思之：这是个很好的现象，让人看到了律师的希望。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最纯粹的法律理想，也不排除有人对名望的向往。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屡败屡战的韧劲到底是如何保持的，一般人很难做到。

张思之：我对鲁迅有很多看不上的地方，比如他太刻薄，缺乏大家的宽容。但我非常欣赏他的韧性。当时对于那个反动的政权，没有韧劲是绝对战斗不下去的。

记者：但是你和鲁迅不同，他的战斗民众都看到了。而你的工作却鲜为人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谁是张思之。

张思之：我也不喜欢被人看到。我不认为孤军奋战是好的，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孤军奋战好。因为如果壮烈了，个人而已。大约两三月个以前，一位年轻律师说，我这一次为这个案子豁出去了，什么我都可以不要了，包括性命。我说，这个案子如果需要有人上菜市口，你不能去，那是我们的事。道理很简单，我都七老八十了，老朽昏晕。你风华正茂，需要干事啊。

记者：你一直提醒律师保护自己，还说律师不能走得太远，有人开始批评你保守了。

张思之：我非常不赞成我们的律师遇到什么事情就冲在一线摇旗呐喊，面对强力，一定要保护自己。这不是说我们贪生怕死，是说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完成好我们应该的使命。坦率地讲，我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用极端的方式表达，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群体的活力和行动力。

记者：为政治案件中的被告人辩护，你动用更多的法律技术还是道义勇气？

张思之：光靠热情和敢言的勇气是不够的。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以前的教训告诫年轻、有正义感的律师们，光靠勇气太单薄也太浅薄。我所办的每个案子事后我都会总结，非常不幸，迄今没有哪个案子是完美的。

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律师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的动向，你觉得他们能给两大司法机构带来什么改变？

张思之：我非常冒失地估计，什么改变都不会带来。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先例，律师个体进入法院后，有魄力和能力去影响审判制度的变革。相反，部分法官转至律师队伍反而变了，这种势力不可小看。

记者：当初为何拒绝进入司法部呢，如果从政或许变革社会的力量更大？

张思之：我不是当官那块料，我一开始就知道。从小人们就说我这个地方（指头）有反骨。在中学的时候我就领导了全校学生罢课。我倒不是说有意识和官场保持距离，我是认为你既然是上就应该高，如果你是上却很低，我当然就不愿意。

记者：你偶尔也到高校座谈，跟年轻学生说什么？

张思之：我说得最多的是，希望当他们人生作出重大选择的时候，很多问题要考虑清楚，第一主观条件，第二客观因素。而客观因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体制对人的制约。这个问题要想清楚才能做事。

记者：你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

张思之：我思想上是，但是我行为上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要考虑种种制约种种限制。完全我行我素，那不是找钉子碰吗？在上海办郑恩宠案，我风光得很，两辆车跟着我。到关键的时候我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还面带微笑。这不是阿Q，只有这样。

记者：这样的环境有时反而更能让人豁达。

张思之：是这样的，我微笑不是想博得他们的同情，是想告诉他们，我们之间并不对立。

记者：你的经历很有意思，1948年就入了党，之后成了反革命，然后又被委以重任担当“四人帮”辩护组负责人，再以后你又拒绝高位，成了一名自由律师。80岁的人生，50年律师生涯，你对自己的信仰有过反思吗？

张思之：王若水比我大一岁，得癌之后，有一次他问我：思之啊，你说我们当初是不是真的错了？当初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认为那时候错了，很多是非就讲不清楚了。不是说那时候错了，是说那个时候我们选的路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坚持那就是错了。

记者：说到信仰，现在越来越多青年法律人士开始信仰基督教，你怎么看？

张思之：这的确正在成为一个趋势。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一个好的信仰，他们选择了基督教。我并不恐惧这种现象，因为宗教多是劝人向善的。

　　1981年张思之、苏惠渔律师在特别法庭上　张思之提供

　　1993年　兰州　　张思之提供

他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是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这是一个温暖的聚会，携着无边的尊敬，几百人在北京的严冬为一位老人祝寿。11月26日，这一天，80岁的张思之频频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为律师，张思之并不特别为公众所知，所办案件也多因敏感而少有公开，更不为媒体报道。他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青年学者萧瀚说，他的名字应该被全世界所有律师知道，我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还能否找到一位像张思之先生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涉险办案，从未胜诉却从未气馁的律师。因为有了张思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可以骄傲地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许就在中国，而不在任何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或者律师完全无以存在的国家。

张思之最为独特的勇气和成就是为异端辩护。2000年，张思之出版了《我的辩词与梦想》，这部集纳了他20年律师生涯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北京汉语研究所授予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张思之曾在中国历史上那场最著名的审判中出任辩护人。1980年，作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小组的负责人，对这个“政治任务”，司法部事先已对辩护定下调子：定性不能碰；事实不能碰。而作为李作鹏的辩护人，张思之仍为他的当事人抹掉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一是另立中央，二是谋杀毛泽东。

此时的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端坐在特别法庭辩护组中央的张思之那刻十分瞩目。然而，此时的他已经53岁。之前张思之经历了15年劳改时光，后又在北京垂杨柳第二中学做了5年教师。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律师职业的重航，也是他为“异端”辩护的开始。其时张思之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两案”结束后上面提出让他去司法部做律师司司长，被他婉拒。从此，他以职业律师的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从小就有人说我有反骨。”说这话时，张思之哈哈大笑。

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多年跟随张思之办案的傅可心女士说，“尽管是依法辩护，但在某些至今仍然把法律当作权力的奴仆的人看来，这似乎也有‘对抗政府’之嫌。可以想见，办理这类案子，需要何种勇气和忠于法律的公心。”

对于这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案件，张思之深知结果的无可更改，但仍以熊熊努力博取渺渺希望。他因此被喻为人权律师。

张思之说，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学者贺卫方写打油诗描述张思之———“休言耄耋入老境，酒后面色如稚童。用不告别公莫忘，奋斗直到法治成。”

虽垂垂老矣，但张思之仍有用不尽的激情——看到河北聂树斌案报道后，他想方设法通过记者找到聂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他仍有压不住的火气——直言批评律协今年3月出台的《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

张思之早年已写好遗嘱之类的东西交给自己的律所，他不惮承认并也时刻洞察随时而来的危险，这危险包括非正常失去生命。张思之最欣赏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悲哀于一个律师都无法免于恐惧，何谈让他人免于恐惧。

“他妈的！”气愤时80岁的张思之骂粗口，手中茶杯狠狠一跺。广东办案，有人放话，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张思之去了；山东办案，有人放话，律师来者有去无回，张思之去了。他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代理上海郑恩宠案，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后，张思之干脆微笑挥手和他们致意。描述这段经历时，80岁的张思之面色顽皮确如稚童。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这是张思之的感言。

1988年在为大兴安岭火灾中被控玩忽职守的庄学义辩护时，面对公诉人张思之陈词：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

他的辩词曾引来法庭内外的如潮掌声，人群中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这一风格却让法官不悦，曾经有法官当庭对他说：“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回答：“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然而，被称为精彩缜密的辩护并未能改变终审结果，这也是张思之代理案件多数的结局。如萧瀚所言，张思之所承办的案件几乎都是最高难度的案件，这种最高难度并不是体现在案情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体现在案件所处的现实背景。“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

即使预知必输必败，张思之仍呕心沥血为下一个案件做好准备。这要怎样强壮的心灵才能做到？张思之说，没有韧性，是战斗不下去的。熟悉他的人评价张思之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或许正是因为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张思之耐烦，不慕轰动，对所办政治大案不常提起，却对那些不起眼案子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心有戚戚。张思之说，每次想起宁夏那个父女同穿一条裤子的农民家庭，他都想落泪———“底层太苦了”。生日致辞中，80岁的张思之声声感谢那些并不在场的普通人，“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诚意”。

江平更是提出了“思之精神”的概念，他阐述这一精神内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

法律学者邓正来评价张思之有一种“在体制中拒绝主流”的品格。“我以为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律师和一个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品格。”邓正来说，“张老有一句话我内心极为喜欢——‘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具有这种品格并做这一层事业的人，必能安享一种内心真正的寂寞，我愿张老继续怀着这种高贵的寂寞前行。”

祝寿酒会上作为主角的张思之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一副担待不起的样子。闻讯而来的祝贺者远远超越了律师界，也超越了法律界。在这个意义超越祝福含义的场合，张思之说，他被某种说不出的力量感动了。

当道贺者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与张思之并肩坐在一起时，这五位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所构成的动人画面将永为经典。

 

张思之代理部分重大案件：1980年12月李作鹏“反革命案”1988年大兴安岭火灾庄学义“玩忽职守”1991年王军涛涉嫌“颠覆、煽动案”1992年鲍彤涉嫌“泄密、煽动案”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2000年《南方周末》被诉侵权案2003年“郑恩宠案”2004年“黎元江案”2005年“聂树斌案”

 

一些民主派人士在12月10日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界别选举中支持137名候选人参选，其中114人胜出。讽刺地，当日是世界人权日，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小圈子选举显然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原则。

有人形容选举结果是重大胜利，因为明年3月的行政长官选举可能不再会是独脚戏。但我们不禁要问，让小圈子选举加入竞争，是会怎样令香港更快实现普选？还是为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在争取私利时製造了更有力的机会？

不要为不民主制度增加认受性

12月9日，台湾举行了台北及高雄市长选举，共有逾百万名台湾人选出他们的市长。陈水扁政府在饱受贪腐丑闻的阴霾下，民进党的陈菊仍能在高雄险胜国民党的黄俊英。而国民党的郝龙斌则在台北报捷，民进党的谢长廷虽然落败，但仍获得相当高的票数。虽然有贿选的投诉，但选举是透过一人一票的形式进行。

与台湾的选举相比，香港确实比不上，更可说是自惭形秽。香港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央政府及几个大财团所操控，北京若希望以香港的制度游说台湾人民接受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统一，恐怕是天方夜谭。

在台湾市长选举进行之前，有数个本地政党派团赴台观摩。台湾的选举经验及历史，对港人是有参考价值。香港人若要争取民主选举，台湾有何启示？

台湾的民主选举得来不易，多年来在国民党封闭政权统治下，党外组织经过不少抗争、牺牲和冤狱，在民主浪潮的迫使下令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2000年民进党能上台执政，是因为几十年的不断抗争。值得留意的是，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党外人士从没有参加过小圈子选举形式的伪民主选举。

香港人或许比较台湾幸运，从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抗争，因此亦缺乏政治抗争的意志力。这是否意味香港人就能在不需抗争及牺牲的情下，能成功争取普选？过去民主派杯葛小圈子选举立场坚定，但自去年开始，一些民主派人士主动参与行政长官选举。不同人是希望用不同方法去争取民主，但在参与的过程中，请不要为不民主的制度增加认受性，否则只会弄巧反拙。

有评论更指出，北京是乐见民主派人士参加小圈子选举，因为这表示他们认同这遊戏规则，甘愿在这框框下竞逐。他们指民主派彻底改变路线，是务实的表现。本人不反对在不放弃原则下务实地争取民主，但我仍然相信，企硬立场据理力争是最佳方法，因为在香港这个是非黑白难於分辨的社会里，委曲根本是不能求存。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朱正：周作人的晚年

 

拜读朱正先生大作《坦然》，及所引程千帆先生遗札手迹，不禁引起我对瞬已病逝十年的昭琛教授的无限哀思。昭琛先生名瑶（昭琛是其字），山西平遥人。终其一生都说山西话。1952年各大学院系调整，昭琛先生自清华大学调来北大中文系，我们开始共事。他长我八岁，谊在师友之间。到他病逝时，我们相交已近四十年。朱正先生大作及程老手札中各有一小误。昭琛于1989年冬先到苏州开会，因天寒室温太低，已感不适；后又转道上海参加另一会议，猝发肺炎，不幸病逝于沪上医院中，他并不是在苏州去世的。昭琛终年七十有六，程老手札言“此老享年才六十六”，实少算了十年。果如千帆先生言，则昭琛年龄比我还小了。

院系调整之初，中文系不少人都住在北大中关园。除昭琛和我外，尚有章川岛、冯钟芸、朱德熙诸先生。每逢散会回家，常常结伴同行。

昭琛既说一口山西话，每以谐语自嘲。当时尚无“普通话”这一规范名词，一般人仍称旧时北京官话为“国语”。故昭琛有名言云：“我说的话只能叫作‘中国语’，不能叫作‘国语’。”读者试以山西方音读之，颇似绕口令。吴组缃先生晚年，头发日稀而头顶日秃，但自双鬓至颔下，胡须却愈长愈密，一天不刮脸便“于思于思”。昭琛戏谓组缃先生是“毛发倒生”。其妙语解颐于此可见一斑。

1966年“文革”逆潮席卷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皆在劫中。自1966年秋至次年春天，包括新年、春节在内，北大中文系造反派把我们这些人一律当成“专政对象”，并为党外老教师专门组织了一个搞清洁卫生的“劳改队”。年龄最大者为王力（了一）先生，其下以齿序，则为魏建功、吴组缃、林庚、王瑶诸先生，最年轻者是我。我们的劳动范围分成两部分，一是打扫中文系单身青年教师所住的整个一座宿舍楼，二是在此楼区周围清扫校园的环境卫生。时届深秋，落叶无边，但经我们打扫后，到收工时居然一尘不染。当时很多人来校串连，认识我们这些“臭老九”者不少，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历届毕业的校友，大都上过我们这些人的课，更是熟人了。我们初遭劫难，一时还放不下架子，往往在劳动时尽量远避人群，只顾低着头轻手轻脚地清除垃圾。惟独昭琛满不在乎，手持长柄大帚，在人群中如穿花蛱蝶般萦来绕去，“挥斥方遒”。不管群众投来的是同情的抑或鄙夷的目光，昭琛都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林庚先生曾半开玩笑半郑重严肃地说：“昭琛真了不起，搞起卫生来如入无人之境。”当然，我们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只是谁也不说什么。而昭琛有时却按捺不住，有一天他竟把伍子胥过昭关的唱词高声朗诵起来：“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林庚先生事后对我说：“昭琛胆子真大，不怕闯祸，这要是让红卫兵听到，少不得又是一场批斗！”

1983年后，我从北大中文系调到历史系，同往日师友相见日稀。

但每年春节，我必到校内几位老先生府上拜年。计历史系两位：邓广铭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中文系三位：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和昭琛先生。记得昭琛逝世的前一年，那最后一次春节，我照例骑着自行车一家家趋访。由于昭琛高卧晏起，竟未获觌面。半年过去，听说昭琛竟蓄起了胡须，我乃暗忖：“岂伤心人别有怀抱乎？”

昭琛病逝于江南，已进入公元1990年。当时北京寓所设有灵堂，我只能面对遗容仰天一哭。我向他留京的女儿略问昭琛临终前的情景。

他因病危时呼吸困难，喉管已被切开，无法讲话，只能用颤抖的手在纸上画字留言。我去吊唁时值昭琛夫人杜女士外出，事后杜夫人给我写来一信，备述“文革”期间我和昭琛彼此相濡以沫的一些细节，并向我表示谢意。此后我又面询过杜夫人昭琛临终时情状，杜夫人说：“他已口不能言，只用手在纸上，后来乃在空中，反复写‘对不起你’四字。”我不忍再听下去，只好用别的话岔开。今杜夫人已迁出校园，住在去北大较远的燕北园，近年来只在路上偶然邂逅数次，未遑畅叙。她已霜鬓苍颜，所幸步履犹健。据悉她远在海外的三个子女，生活得都很好。昭琛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荏苒十年过去。每年春节我到校园中拜年的对象只剩下林庚老师和周一良先生两位了。而今春自新千年以来，竟一病数月，从旧腊除夕到新正上元，我一直呻吟床蓐。只能让我那从远方回京探亲的女儿给林、周二老各打一电话拜年，心中十分歉疚。深盼来年春节，我仍能亲谒林、周二老，给他们带去新世纪的祝福。

公元2000年岁在庚辰夏至后七日写讫

 

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千百国，有哪一个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又有哪一个年代像中国1966至1976那一疯狂的年代？自有人类以来，自有戏剧以来，不论关汉卿的剧，还是莎土比亚的剧，又有哪一出剧能像20世纪中国的那一疯狂年代的那一个红得发紫、红得发烧、红得发烫、红得发疯的京剧，能家喻户晓，能名满神州，能传遍天南地北，能传唱亿人之口？ 曾几何时啊，几乎无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词，几乎无一人没听过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篮小卖”，男女老少“谢谢妈”，举国上下“听奶奶讲革命”，神州大地“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全民普及，这样的深人人心，非亲身感受、亲身经历者，难以思议；证之于中国及世界艺术史，史无前例。

这出声名显赫的京剧，便是＜红灯记＞！ 真是没有哪出戏能有＜红灯记＞这样的殊荣：伟大领袖亲临观赏，第一夫人亲自督导，尊之为样板，奉之若神明，发社论一再宣扬，要国人百看不厌，说它是思想改造的武器，称它为政治革命的动力。在那红潮滔天的年代，一切都被打倒，一切都被毁灭，几乎所有的书籍都被焚烧，惟独四本书必须人人诵读，这便是雄文四卷；几乎所有的艺术都被禁绝，惟独几出戏必须个个观看，这便是八出样板戏。雄文四卷，被副统帅赞颂为人类思想的顶峰；八个样板，被旗手钦定为文艺革命的峰顶。而＜红灯记》则是样板中的样板，是第一样板，其地位之崇隆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了传世的法典，不行的圣经！

又有哪个剧本和它的演出，能像＜红灯记＞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唱错一句台词，便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念错一句道白，便是对革命样板的歪曲。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因“提起敌寇心肺炸”一句唱腔不是高八度，便被江青认为是“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是对抗江青，罪莫大矣。＜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因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便被江青认为是抵制和反对革命现代戏，在文革中关进牛棚，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更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区县的剧团在排演和改编《红灯记》时，因条件所限，在艺术上没有达到某些要求，便被目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渎神，是辱圣，是蓄意篡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以致被捕下狱，甚至惨遭枪决。

又有哪出戏和它的音乐能像＜红灯记＞那样不但红得发紫，而且红到令人发颤。当时在牛棚和私设的公堂里，在用各种酷刑来摧残善良的人们时，常常播放《红灯记》，既能让“提起敌寇心肺炸”这样的革命唱段激起打手们的“无产阶级”斗志，又能用这种高亢激越的唱腔淹没受刑者撕心裂肺的叫喊。于是《红灯记》在某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魔掌上，蜕变成了造反者鞭打“午鬼蛇神”时的背景音乐，变成了革命派对无辜者施虐的伴奏，变成了掩盖专政者的罪行和被专政者的痛苦的黑色音幕。《红灯记》对这样一大批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特殊的听众来说，是上刑前的警号，是临终时的丧钟。以致至今还有一些幸存者，一听见《红灯记》的旋律，仍会毛骨悚然，心有余悸。这就如在牛棚里硬逼着“牛鬼蛇神‘’强行背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一样，即便这些无辜受害者如今已平反，已昭雪，已事隔多年，可一见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仍然会像当年在牛棚、在监狱中一样，会恐怖，会发颤。艺术竟成了帮凶，美妙的京剧音乐竞成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倒是＜红灯记＞的创作和演出者甚至它的旗手江青都始料所不及的，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

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我之所以说出当年我观看＜红灯记＞的经历和感受，是想说明＜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演出的表演导演、音乐创作以及舞台美术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

＜红灯记＞之所以能达到当年京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几代京剧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江青贪天之功，攫为已有，自有其政治目的。1980年11月20日在审判江青时，《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出庭作证，他怒斥江青说：“江青，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 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见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阿甲又手指江青质问道：“＜红灯记＞是你搞的吗？呸，无耻之尤！”阿甲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江青并非白痴，并非外行，她毕竟还是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演过京剧的演员，还算是懂行的。刘长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味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的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我认为刘长瑜的这番话不失公正。

当年的风云都已消散。江青被判死缓，自杀身亡；阿甲历尽磨难，得享天年；李铁梅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和息影舞台，蛰居一隅；余者也大都垂垂老矣，也难于再“痛说革命家史”了……《红灯记》虽风光不再，但舞台上偶尔一唱的

“我家的表叔”，仍然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那一代观众还在，最年轻的也要40岁了吧？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亚洲的左派力量正在重新崛起。在印度，印度共产党（马）通过选举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在韩国，信奉共产党宣言的政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誓言要成为执政党；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本已奄奄一息的一些左派政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的迹象。据说，这些亚洲的声音实质上是冲着全球化的资本市场而来，它力图表明，人类世界并非“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撒切尔语），“另一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左派的死硬死扛并非亚洲独有的现象，用拉美人的话说：“我们——年过半百的一代左翼——始终梦想成功地抵抗美帝国。近年我们曾以为这个时刻永远不会来了。”言外之意，风水轮流转，又转回梦望了。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源不难想见，即政治势力及其追随者们认同某种观念或真理的“政治正确性”：人生而平等，人们不应再心甘情愿地只看着别人过幸福生活而自甘贫穷。我们难以确知的是，这些左派力量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

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中，我们亚洲人的想法往往是被忽视的，这其中似乎有人类的宿命或必然性。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们，在世界知识谱系里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孙文、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只是被承认而已，梁启超、胡适之、石原慎太郎、池田大作、铃木大拙等人似乎只是零，甘地（或许还可以算上达赖和昂山素季）则是以血肉之躯的惨烈织染进了其文明画布而已。规模庞大的现当代亚洲人的生命理想或生活图景是以西方人为参照的，西方人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模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可能和边界，他们一生的努力难以抵达并突破这种边界。就是说，在当代文明演进里，亚洲人不能代表他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亚洲人因此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难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积极因素，即使他们想参与国际社会，但他们有心无力，本能而无意志。

这样说，并不表示亚洲人只有被动地“脱亚入欧”的命运，日本现代史就是一部主动成就自身的历史，其他国家地区则对欧美化多有距离或保留，实际上，亚洲人虽然主导不了世界，却始终跟孙文说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始终用着各种名目抗拒着欧美化道路，亚洲人虽然以“印度之路”为病，但一度有过四小龙的奇迹，今天更有人们一直拭目以待的中国特色道路：上海会议、“中非论坛”正在显示这一道路的宽度。因此，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过程里，我们亚洲人一直在尝试或在努力发声，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等人的嗓门一度大得世界注目，更早，尼赫鲁、毛泽东等人的声音也极为宏亮。

在亚洲内部，亚洲人的声音更是热闹了。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家和分析家，有自己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专家，对世界事务的饶舌可以说是非凡的。在文明舞台的大天地里，旁观者或说观众中，似乎只有我们亚洲人作为观众才是最有意思的，非洲人是沉默了、南美人远离舞台的“心脏地带”（麦金汉语），只有亚洲人才多受影响，才在看台下交头接耳、品头论足、揉身而上、众口一声、摸鱼揩油、合群而大。

今天，当亚洲人告别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焦灼的赶超心态，从容地做观众时，文明大戏的演员们，其言行更成为亚洲人议论的焦点。不仅石原慎太郎在说不，亚洲的政治家们更多地开始说不，据说亚洲的年轻人也多在摇头说不。维和也好、反恐也好、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亚洲人都有着精彩的分析和重要的意见。比如，新加坡人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就是个有心人，他做联合国大使多年，“仆人眼里无英雄”，他太了解西方人的片面、偏见、自私、盲目了，他因此从历史和现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欧美人有脑子，亚洲人也有，亚洲人也会思考。

就是说，亚洲人的声音逐渐开始大了起来。这种现象只会长期存在下去，在国际舞台上（或网络世界里），亚洲人的嗡嗡声已不可静止或终止。这种局面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前说的亚洲左倾化。但是如前说，这种自立自决态度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真实的声音仍值得人们观察并分析。因为亚洲人的自性意识到目前为止，仍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地区内部发挥作用。他们的思维多半落脚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之上，他们很少立足于个体本位。用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的话说，“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也总是没多少长进。我们对欧美人说不、唱反调、放狠话一类的声音，对欧美人崇敬、欢呼、恨铁不成钢一类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仍只有自导自演的意义，仍只是观众席上的热闹，还不能进入国际舞台作秀。在此文明阶段里，亚洲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主见或成见，对亚洲人是福是祸，真是难有定论。

就是说，亚洲人有了声音，有了左倾的苗头，但亚洲人并不是对国际世界说话，亚洲人的众口一词也不是表明亚洲人已经有了共同体意识或联盟感觉，他们更多地是在折腾自己的同胞，是在治人或治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亚洲人说话是否就代表了所有的亚洲人。比较起来，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一直是而且全力加速右倾。它经受了不逊于任何亚洲国家的苦难，但它并未声称自己代表真理，代表坚定的平等派或均贫富者。它很少有口号的高标，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

不错，亚洲人有过太长久的苦难，但苦难并不构成自立自决的资本，相当多的国家地区却以苦难构成了自己的成见，每一次寻找现代性的关键时刻，都恍然自己发现了真正的道路，更有“好了伤疤忘了痛”者，仿佛自己天生高贵。一部亚洲人的现代化史就是这样充满悲喜剧的历史。直到今天，亚洲人仍在现代化途中，“在路上”。因此，当亚洲人以为自己站在政治正确性一边时，也许可以想一想一位西方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我喜欢神话，在我的心中，那是人类远古的史诗，是每个民族永远不竭的精神源头。每当我苦闷、彷徨的时候，悲观、绝望的时候，我总是常常到神话里面寻找生命的勇气，汲取新的力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喜欢本民族的神话。在我们自己的神话传说里也有慷慨激昂的叛逆者形象，如触倒不周山的共工，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断首舞干戚的刑天；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盗息壤……他们都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悲剧精神。

这些古老的神话自古以来就激动着我们这个民族，连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陶渊明，在读《山海经》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

我喜欢夸父这个形象，《山海经》里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记载“夸父不自量，欲追日影……”邓林，就是桃林。夸父逐日，渴死在路上，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这是多么悲怆、多么壮丽的神话！是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以全部生命力唱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曲壮歌！他超越了整个时空，从混沌的原始社会到因特网时代，从东方到西方。茅盾说夸父是巨人族的族名，如同希腊的提坦，夸娥氏二子负山，就令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阿忒拉斯负地而立的神话。但是我认为夸父和普罗米修斯更具有相似性。他们同样展现了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每当我仰望星空，我常常会想起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被铁索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悲剧形象早已跨越了千年，我同时想起逐日的夸父，他渴死在路上乃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悲剧，我由此想到了一切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们，在火刑柱上微笑的布鲁诺、横刀对天的谭嗣同、惨死狱中的少年邹容……他们也是夸父、普罗米修斯。

英雄的神话固然激动人心，但我同样喜欢吴刚伐木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他们展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在《淮南子》里有关嫦娥奔月的神话之后，唐代出现了吴刚在月亮中伐木的记载，“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酉阳杂俎》）吴刚在月亮里日复一日地斫桂树，他斫一斧，树上便有了斧痕，他的斧子一离开树干，斧痕又愈合了，所以桂树永远也不可能斫倒。习惯了毛泽东“吴刚捧出桂花酒”的美丽诗句，我们很难把吴刚和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劳作联系在一起，看不到吴刚的痛苦、悲壮和坚韧。

我相信自从有人类以来，吴刚就已经在那里斫树，斫月亮上那棵高五百丈的月桂树，一直斫到了现在，而且将继续斫下去，与人类相始终。吴刚是我们的祖先，也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个人。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人，却想成仙，学仙有过因而受到惩罚。这一惩罚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针对全人类的。他承受着我们人类共同的命运，——宇宙无垠，我们不可能斫断时间的大树。吴刚无法创造五百丈月桂树訇然倒地的辉煌，但他一次次举起了斧子。就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石头推到山上，又滚落了，又往山上推……

吴刚伐木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是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独自创造的古老神话，其内涵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无法逃避的、悲欣交集的人类命运。我们的命运就是举起斧子，或推石上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必将如此走下去。人毕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直至天荒地老。

对人类而言，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吴刚的意义不是人类是否能最终斫倒月桂树，而是他一次次地举起了斧子，不断地举起斧子，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缩命。伐木也罢，推石也罢，就是这个周而复始，似乎毫无意义的过程，但人生的全部价值恰在其中。

无论吴刚，还是西西弗斯，他们不象东方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或者夸父，不象西方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他们并不是什么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人，是人类自身命运的化身。东西方神话中所创造的这一形象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其实这是人类命运的相似性，东方、西方并无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在阅读西方文学名著时也同样会为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或激动、或亢奋、或悲伤、或沉默，因为人性本来是相通的，人类的命运也是一致的。

我突然记起了这样一段话，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你就有可能沦为奴隶；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奴役，那么你今天的自由也缺乏可靠的保证。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一家的观念也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大同世界难道永远只是一个梦吗？

 

文革座谈会如期于14号下午二时在香港教师工会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是司徒华先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和我。

程惕洁教授发言的轴线以他和高树华先生合著的《内蒙文革风云》展开。其中心内容是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文革造反派绝不是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抹黑的那样。造反派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不是没有做过错事。在那个大动荡的时期里，谁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一直正确。但是，就他们内蒙造反派而言，则一直是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姿态出现。即使是在内蒙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大搞清“内人党”时，内蒙造反派都是消极应付乃至抵制。但是，后来有人却把迫害“内人党” 的罪孽移植到内蒙造反派的头上。

程惕洁教授还讲了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事例。他说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是他们内蒙师大的韩侗。1967年2月某日韩侗对造反派集会队伍作演讲。演讲内容是叫集会队伍要注意政策和战略，切不可一时冲动冲击军事机关。这时共产党军官柳青从背后开枪把韩峒打死。据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内蒙军区就是想以打死韩峒，刺激造反派冲击军区。军区大院内已架好机关枪，准备造反派一冲进军区大院就予以扫射屠杀。1967年5月韩峒被周恩来定为烈士，发给烈士证书。铆青被捕判刑。1976年十月政变后，韩峒被褫夺烈士称号，坟墓被平毁。而柳青则平反出狱，恢复党籍官职。程惕洁教授沉痛地说，这就是血的历史。但它已被中共政权颠倒了黑白。

司徒华先生的发言主要涉及文革期间的香港暴动。司徒华先生认为在大陆造反浪潮的影响下，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为防止员工造他们的反而先发制人，动员其员工去造港英当局的反，从而引发一场社会动乱。司徒华先生还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在共产党最高层内都是不获认可的。周恩来批评了这个做法。

林昭寰的发言赞同司徒华先生分析，但作了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在暴动中有“人民文革” 的成分。

由于时间有限，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主题。我指出文革中到底有没有民众的反抗运动（人民文革），这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来作价值判断。对于事实，我作了这样的陈述。

作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其第一波是批判“资反线” .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6-7月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把各单位出身“不好” 、有政历问题的人、与领导关系紧张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尽管毛对这些人遭政治迫害是毫不痛惜的，（这从稍后毛默许、纵容“红色恐怖运动” ，和于1969年主导与刘、邓第二次反右类似的“清理阶级队伍” 得到印证）但是那次毛却不允许刘、邓所为。因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清洗党内高层的异己势力。刘、邓搞矛头向下的第二次反右完全偏离了毛的政治意图。故此毛把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定名为“资反线” ，并允许群众起来批判之。

切莫以为毛的一句话、民众就可以大行其道。批判“资反线” 其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才得以推展的。因为各地党委还在一段期间里掌控着局面。如果说某些省市级的高官会由于被毛中央点名而失势，那么，各单位的领导则大不不同。他们大多在本单位里有得力的保皇派拱卫着。故此群众起来冲击他们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实际上在许多单位里，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企业里，保皇势力一直占有优势。

批“资反线” 的热潮是文革时期群众乘机而起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第一波。这一波并不只限制在批判各地各单位领导执行刘邓“资反线” 把群众打成右派，而且对领导平时各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河南、四川的造反民众揭发了省委领导在1960年倒行逆施，致使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罪行。有些地方还提出要为在“四清” 运动中被整的人平反，甚至提出五七年反右也是刘邓的“资反线” .当然这些政治诉求都被毛共压制下去。

在批判“资反线” 致使共产党统治秩序部分崩塌的情况下，1966年12月一场纯粹发自工人群众自身的维权运动拔地而起，瞬时席卷全国。这就是被毛共中央斥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轩然大潮。工人群众提出过去许多隐忍不敢提出的正当要求。工厂领导克扣加班费、保健费、工种补贴，合同工、临时工长期不予转正，削减乃至剥夺他们劳保福利被的行为都被造反民众揭露出来，予以批判，并要求经济补偿。毛共中央起初还假惺惺对工人表示同情，后来觉得不对其味道，立即转向予以压制和镇压。“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团” 的头头们都被逮捕并判以重刑。

1967年2-3月，各地军方大搞“镇反运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开枪打死打伤三百二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造反派面临瓦解。

此时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毛还需要造反派群众为之火中取栗。于是批评了军方的做法。各地造反派乘机而起，要求军区释放被其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

亦是切莫以为此系轻而易举的事情；切莫以为有了毛对军方的批评民众就可以通行无阻。军方不是毛的清洗对象。毛对军方的批评相当温和。军方的威势是省市地方干部无可望其项背的。何况军方与保皇派结成了联盟。从前保省市党委的共产党保皇势力现在转而投靠军方、与造反派为敌，并在军方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发动暴力袭击。造反派民众在要求并迫使军方不得不释放被捕民众、和在抗击保皇派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取得了胜利。这里面除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因素而至外，造反派民众的斗争反抗精神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这三波“人民文革” 是全局性的。除极少数地方（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地区性的反政治歧视、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如在广州就发生“持证工人” 和原技校学生要求返回广州居住工作的维权斗争。

從六二年到六五年由于工業萎縮、經濟不振，城市就業不足，中共遂辦了許多農場，把一些城市的失學失業青少年安排到那裏做農場工人。農場大多種植經濟作物，農場勞動者吃商品糧，領固定工資，故以工人論（但已屬農村戶口）。當時為便于動員城市青年前往，廣州地方官訂了戶口保留規定。即去農場四年後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並發有戶口保留卡，故他們被稱之為持證工人。1967年许多1962、1963年去农场的持证工人都回到广州，提出回城生活工作的要求。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1967年夏求之后他们四处申诉自己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象这类地区性的“人民文革” 其实各地都有发生，只是时间不象那三波“人民文革” 那样具有高度的同时性。

在作了这样的事实陈述后，我继而对“人民文革” 作出价值判断。我指出“人民文革” 是属于在没有突破共产党政治框架的、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初级层次的民主斗争。它和当今的维权斗争的相似之处是都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框架，和都以集会、游行示威、绝食等非暴力的形式进行。两者的区别是当今维权斗争是纯属民众自发，而“人民文革” 是藉着共产党的内斗乘机发生。

司徒华先生说，即使文革中有民众的乘机反抗运动，但也远不是文革的主流。我的看法是；如果按中共的文革十年论，“人民文革”当然不是主流。但是，如果考察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8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人民文革”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就是主流。而在广州这种较特殊的地区，“人民文革” 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广州造反派的体制外性（原省市委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支持造反派，而且其大多数都支持保皇派）、被迫害性、坚持反抗性，使之一年另八个月的历史成为一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

至于在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或被屠杀镇压；或被取缔强令解散，“人民文革” 岂止不是主流，而且是彻底完结。那么主流是什么？是对造反派民众连续三年的反复清算。（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 、1970年“一打三反” 、1971年“清查五一六”） 和后来六年里共产党文革窜升派和老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

在这段发言中我还反驳了造反派“反贪官、不反皇帝” 论：“依靠毛的支持反政治迫害无正义论” .我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当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也没有提出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诉求，你能说它没有进步意义吗？如果不能，又如何能以“人民文革”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否定它？把“人民文革” 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比较，其参照物应是保皇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皇派保贪官、保皇帝要好得多。至于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就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的？难道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继续关在监狱里、牛栏里，才是正义？民众利用了毛的“恩准”是斗争的策略性。这个策略性绝不否定它的正义性。

我在“人民文革” 价值判断中着重反驳了，“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荒谬推断。

我指出，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再考虑冲击与否。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甑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实际上在民众造反运动中受冲击较多的正是共产党里的坏官。那些平时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造到更多的冲击。1960年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倒行逆施造成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坏官在批“资反线” 时期就因其此项罪孽遭到造反民众的揭发、批斗。故此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观点，纯属以文字为依据的主观臆想。

“人民文革” 论在我1979年结识的青年朋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这样才有了林昭寰在华叔发言之后，提出不同的看法。林昭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香港六七暴动，他指出里面有“人民文革” 的成分。即有民众因不满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乘机起来冲击之的成分。不能把这一成分与中资“左仔” 的反英行动绑在一起予以否定。我完全赞成林昭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