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易中天先生以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基础，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渗透，帝国体制的由来去向，改革派的命运沉浮，得失奥妙……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历史也从来没有走远。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潮，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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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去秋（2003年），戏剧家张庚先生⑴病逝，终年92岁。我先是他的学生，后为他的下属。住医院期间，我没有
章诒和对王蒙、冯其庸的恶感
看章诒和写的东西，总觉得这是一个凭着性情写文章的人，她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是最为可贵的。难怪当局不会喜欢她的东西，她也当然不会喜欢当局，在大陆出那本《往事并不如烟》，应该是章诒和一个比较痛苦的经历。
最近看了她写戏剧家张庚的怀念文章，《人生不朽是文章》，有几处内容颇堪玩味。和《往事》一书一样，里面涉及到敏感的人物被隐去了（我相信是编辑所为，或者是章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只要仔细揣摩，便能知道章文笔下所隐掉的是何路神仙。
这篇文章中有这一段：
“1986 年随着新任文化部长的上任，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也相应更换。撤掉了张庚、郭汉城、王朝闻、马彦祥、葛一虹等一批对艺术学科颇有研究和建树的老人，转而由一位红学家主政。接着的变化，是红学研究室提升为所。再接着的变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戏剧中心、服饰研究中心。后来，又有讲如何美容，讲如何医治糖尿病等等的机构开张和三十三个公司挂靠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日上班，发现迎面而来、匆忙而去的面孔，尽已不识。我几近愤怒，觉得艺术研究院成了一锅荤素大杂烩，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大有问题，便跑到张庚家里去大发议论。”
稍微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应该能猜出：这位“新任文化部长”便是写小说的王蒙。那位主政的红学家无疑是冯其庸。
还有一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部长随便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这段文字里的“部长”，如果我没有猜错，亦是王蒙无疑。
从这两段文字笔底流露的情绪来看，章诒和对王蒙、冯其庸是没什么好感的。我一直纳闷，王蒙，一个写小说的，怎么能爬到文化部长的位置上去了呢？
王蒙笔下的“一位名门人士”和章诒和笔下的“文化部长”
近日读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在此书第25页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令人费解也耐人寻味。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见完面了，给帮助自己联系求见事宜的友人——也是被求见者的老相识——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这样一位名门人士，等到追随潮流揭出了点玩艺，吐了吐苦水，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起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一见便感激涕零起来的人来了。这样的人士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在“自传”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与上下文毫不搭界的含义暧昧的文字，真让读者莫名其妙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笔者恰好是章诒和的“粉丝”，恰好知道章诒和在某篇文章里曾对某“文化部长”出言不逊，如此，王蒙笔下这位“名门人士”到底是谁，笔者也就一清二楚了。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想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下面，我们看看章诒和是怎样谈论这件事的。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便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ⅹ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章诒和《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戏剧家张庚》）
把王、章两人的文字对照看一下，相信不需我多嘴，聪明的读者就能对此事做出正确的判断。
王蒙在自传里说，“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为了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事前大找关系，事后“感激涕零”。但作为同样是“小人物”的笔者，对“这样一位名门人士”实在讨厌不起来，而是理解、同情甚至感同身受。事实上，中国广大的“小人物”恐怕都做过同样的事。也许应该反问一句，为什么“小人物”“老百姓”要做出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呢？为什么“小人物”“老百姓”不做出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就无法晋见自己的领导呢？
对某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来说，“小人物”的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就是所谓的“犯贱”，但我想说的是，“小人物”“老百姓”并非天生“下贱”，如果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有失尊严的举动，那是“逼良为娼”的缘故。至于到底是谁是什么逼得“小人物”“老百姓”做出“犯贱”的举动，这一问题正是王蒙这样的大家所应该探讨的。
在《半生多事》第81页，还有如下一段文字：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
显然，当年的王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楞头青”，朴实、憨厚、可爱。虽没享受到和伟人握手的殊荣，但却能聊以自慰握一下被伟人握过的手。在我看来，这个在伟人面前显得激动、慌乱的王蒙和若干年后他笔下的“这样一位名门人士”多么相似！
既然王蒙对昔日的自己充满怜爱，他自然也应该对同样是“小人物”的“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予以足够的理解、同情和宽容。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当昔日的无缘和伟人握手的“小人物”一旦变成“小人物”不托关系就无法和其握手的“大人物”，其心态、举止会发生巨大变化或根本逆转——从前作为“小人物”时的种种苦恼、屈辱、尴尬要么被抛诸脑后要么变成笔下可供讽刺的材料。这也难怪，鲁迅先生不是早就说过嘛，“一阔脸就变”，“美国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身受的酸辛” .
另外，我觉得王蒙这段“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字也不够客观因而也就有失公允了。
王蒙说“这样一位名门人士”，昔日为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事前大托关系事后“感激涕零”，而“等到追随潮流揭出了点玩艺，吐了吐苦水，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起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一见便感激涕零起来的人来了”，但王蒙没告诉我们，“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何以要如此前恭而后倨？只有读了章诒和的相关文字，我们才能找到答案；而对于没读过章诒和文字的读者，只能别无选择被王蒙这段话误导了。
既然要讽刺对方，当然应该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而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恐怕就很不妥当了吧。
在自传的第363-364页，王蒙写道：
“而在此段时间的与故人的会面，最令我难忘是韦君宜。一九七五或一九七六年，我国一些文学刊物与出版社已经恢复工作。忽然听说韦君宜同志来了，她仍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得知情况后我兴奋了一回，颇有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番生死劫难，终于得到了老朋友老师长的信息的心情。想起在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我听到过韦君宜自杀的谎信，这次知道老太太官复原职，更有几分庆幸感。故人别来无恙乎？我读《史记》最感慨的就是《范雎蔡泽列传》中关于赠绨袍一节的描写，没有比大难之后的故人之情更动人的了，哪怕两个人是仇敌，像《史记》里的范雎与须贾那样。
我在迎宾馆找到了君宜，还好，依然硬朗，我感到庆幸。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实话，但是她对于我的到访没有任何反应。我的所有的问安所有的惦记所有的心情她都没有任何回应。我与她说话的比例大约是二十至五十比一，就是我说二十到五十句话，她回答一句半句。……
然后我只能告辞。
直到我走了，她没有任何话。
……
一两年后，已是‘四人帮’垮台后，芳（王蒙妻子——笔者注）我仍要她去看望一次韦君宜。韦对芳也是一句话也没有，直到芳干干地告辞，说是她说了一句：“代问好。‘整个拜访，得到的就这三个字。芳说，一辈子她这样的经历只有两次，一次是反右后有人自杀后她去机关领我的工资时，一次是在此时与韦君宜的见面。她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污辱。
君宜是个大好人，她一有机会就想起我帮助我，下面我还会写到。她的真诚举世少见，她真诚地革命，真诚地反思，真诚地写作（请想一想她后来写的《露莎的路》与《思痛录》），真诚地助人，真诚地服从，真诚地检讨也真诚地贯彻政策，极端真诚地划清运动要求的界线，真诚地绝对地不讲一丝一毫私人感情和面子直到起码的待人接物的礼貌。她的真诚令我感动也令我恐怖，对不起，她贯彻起那个时候的‘政策’来也真诚到了百分之百，毫无余地。太可怖了。愿君宜的在天之灵安息并且原谅我这个后辈。我对她与杨述充满感激之情，她们的女儿杨团也是我的好友，他们一家子都是我的恩师，恩人，恩友。但是我以上说的都是事实，用刘震云的话来说，叫做‘冷冰冰的真实’。“
尽管王蒙在叙述这件往事时显得格外认真分外动情，但作为读者的我却严肃不起来，直想笑。你想，既然某“文化部长”能十分潦草地打发走一个费尽周折才好不容易见他一面的“一位名门人士”，那么，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官复原职”的“老太太”韦君宜对一个找上门来的“妾身未分明”的文化人冷若冰霜，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值得大发感慨大费笔墨呢？这不是人之常情，“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之事嘛！看来，王蒙在写这段话时，古人所说的两句至理名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暂时被他抛在了脑后。
不过，人就这么健忘，身为“大人物”时，觉得那些巴不得想和自己见上一面的“小人物”的种种举动十分可笑亦可怜；而一旦沦为“小人物”又开始抱怨起“大人物”的倨傲、冷淡、不近人情，甚至认为“大人物”的冷淡就是对自己的“污辱”。
读了王蒙以上这段文字，我突发其想，假如韦君宜还活着，并且还看到了这段文字，那么，她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也拿起笔像王蒙讽刺“一位名门人士”那样讽刺一下昔日的王蒙？
王蒙是大师，读他的书，没有收获是不可能的。而我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发现别人的缺点并不难，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同样的缺点就很难了。
一个人挑别人的错并不难，找自己的碴就很难了。
或许，这就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人的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忏悔是十分难得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
刘国凯：民间电台里的声波和见闻–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二)
13号下午，刘山青对我说：“按预先给你安排的日程表，今晚你是去曾健成的民间电台作演讲。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情况，不知你是否还愿意继续去？”
我问：“什么情况？”
刘山青说：“曾健成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收到风，电讯管理局会同警方作好了准备，只要他的民间电台一开播，就马上来取缔。从电讯管理局开车到民间电台只需几分钟。”
“怎么取缔法？”我问。
“大概不外是禁止播音继续进行，在场人员就地或带往差馆问话之类。”
“问话之类要进行多久？”
“大概几个钟头吧。”
有位朋友问刘山青：“会不会拉到差馆里过夜？”
“应该不会，但由于没有先例，谁也不能打保票。”说着，刘山青问我：“老刘；你自己意见怎样？你会是当事人。”
“去！”我说：“就算拉到差馆里过一夜也不会妨碍明天的演讲。” 我心里还真想趁此机会见识一下已基本建立了民主法制的香港是如何执法的。
民间电台设在一间废旧的工业大楼里。电台负责人曾健成和他的助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简短的寒喧后立即进入正题。曾健成先生带我们进入播音室，开始进行广播。
曾健成先生说：“各位听众朋友，香港民间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我们香港民间广播电台自设立以来，为推进香港的民主架构，和争取香港底层民众的种种权益发出一波又一波的呼声。我们的呼声得到许多香港市民的正面回应。但是香港有关当局企图以含混的法律条文来阻止我们的正义行动，我们不予认可。我们将继续发出我们的呼声。今天，我们邀请到从纽约来港的文革史论家刘国凯先生来给我们谈谈他对文革的评判。”
我说：“各位听众：晚上好！文革40周年了。民间电台的曾健成先生要我向大家讲讲我对文革的评判。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系统全面地讲，只能跳跃地、选择性地讲几点看法。”
我首先指出文革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社会动荡。它系由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引发。毛泽东要清洗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不合他心水（粤语用词）的高官，但他不运用从前常用的党内斗争方式，而是发动群众起来冲击各级官员，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其中有官方对民众的镇压和利用，有民众在响应毛号召的旗号下，带着自身的感受和要求投入运动，给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予以极大冲击和打击，有毛泽东在感到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已越轨失控，而与复职官僚和军方联手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彻底镇压。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官僚、军方在文革期间对民众的镇压、蒙骗要予以揭露。对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斗争则应予以正面评价。我把这些斗争称之为“人民文革” .
接着我指出人民文革与当今的维权斗争有着共同之处。其一是它们都以非暴力的街头行动为表征。游行示威、集会、集体绝食等。其二是它们都运行在现存政治结构的框架之内，并没有提出革除中共专制政权的诉求。
使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且不涉及政权根本既是当年人民文革的局限性，也是它能一度形成声势的原因。同样，当今维权斗争呈这样的形态也是它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当局不便立即以极度暴力予以镇压的原因。
当然，当今维权斗争比当年的人民文革有着明显的升华。这表现于当年的“人民文革” 系由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引发，而当今的维权斗争则纯属民众自发。
我继而还指出，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自动放弃其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特权。光以文字语言抨击也远不足以迫使其专制链条放松，只有大规模非暴力的街头政治的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共产党逐步失守其专制阵地。现在共产党也不敢把民众的维权斗争说出是反革命行动，但却蛊惑人心地把民众的街头斗争诬为搞文革动乱。而民众中也的确有人因此而缩手缩脚。故此，我们现在极有必要正面地、直言不讳地为人民文革正名，这样才不至在共产党的诬蔑不实之词面前乱了阵脚。
我的讲话乘着电波飞过山山水水，传向四方，反馈也随之而来。荧光屏上不断显示有听众的来言。例如一位广州的听众说，刘国凯先生的讲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文革中民众的反抗斗争被共产党诬蔑了这么多年，现在是要恢复其真相的时候了。
这时，曾健成先生向我发问：“从文革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九十年代以来共产党又高叫改革。你认为共产党的性质有没有改变？”
我说：“究其专制本质而言，没有改变。”
曾健成先生说：“我要补充你的意见。共产党既没有变，也有变。现在的共产党已不单是个专制政权，它还是个利益集团；是个中国历史上最无耻、最粗胆的贪污腐化集团。它已完全没有政治理论，只有捞取利益。中国目前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为什么那么多民众那么穷，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僚们太富……”
曾健成先生不愧是民间电台的主办人和首席广播员。他不用讲稿、不用准备就滔滔不绝地出口成章。后来刘山青也在话筒上阐述了类似曾健成先生的看法。
我们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即行离去。走到门口，已有几名电讯管理局的人员在玻璃门外守候着。门锁着。他们没有强行开门，而是等着曾健成先生去开门。门打开，电讯管理局的人员鱼贯而入，后面跟着警察。曾健成先生见状立即返身进入播音室，关上室门继续进行广播。隔着玻璃我隐约听见曾健成先生是向听众报告即时发生的事情，并对电讯管理局的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和抗议。表示他为争取扩大香港民众的言论权、反对倒退、坚持推进香港民主政治、的决心绝不动摇。
电讯管理局的人员没有强行进入播音室，而是一再要求曾健成先生停止广播，说他们持有搜查令。有权提出此要求。后来曾健成先生出来了，警方和电讯管理局人员向曾健成先生、刘山青和我登记个人资料。曾健成先生是区议员，刘山青杰出的政治履历亦是众所周知，登记他们的个人资料纯属官样程序。只有我这个外来人的个人资料才是他们原无所知的。过程中，警方人员基本无话，为主的电讯管理局人员则态度谦和，一再向曾健成先生表示他们只是履行公事而已。
事后我得知，曾健成先生的民间广播电台已向香港电讯管理局申请执照。电讯管理局没有明确法律条文可资拒绝，只能以其电台的波段会妨碍其他有执照电台为由而搁置其申请。故曾健成先生认为他们继续开播有理，并揭露香港有关当局故意不对民间广播电台的申请作明确法律规定是为了便于取缔民间电台，压制民间的民主呼声。
对香港的有关法律我不了解，不便作结论性评判。不过，我倾向曾健成先生的评论。另外对香港警务人员的沉着举止和电讯管理局人员的谦和态度，我还是感到初步建立了民主架构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巨大差别。大陆警察和公务人员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态度是香港警务、公务人员难以望其背项的。
张伟国：知识分子努力寻找中国迷失的发展方向——《动向》 12月号编辑手记
本刊上期独家报道了胡锦涛在黄海险遇不测的消息，引起各方的关注。在这期，本刊记者继续追踪报道了该一事件的内情，调查的结果归咎于雷达兵出的“事故”，在应该锁定打靶船时，把目标锁在警卫舰上。报告先经胡认可之后，才呈报海军和军委，肇祸的雷达兵已送军事法庭，……不管官方怎么定性，此案揭示了“军队永远是中共党魁们的解放区，是权力斗争的第一线，是巩固最高权力的第一手段。收拾腐败官僚只是权力斗争的第二战场。”这不但证明解放军尚不是一支现代国家军队，而仅仅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工具，同时证明中共迄今为止还不是一个现代执政党，中共与解放军依然停留在“谁听谁的”黑社会里。正因为如此，中共军队的任何风吹草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就不容低估了。本刊报道的“五大軍需庫被自盜一空”，以及今年五月中旬解放军总政治部再度出现上千名退伍转业军人上访，胡锦涛为安抚军心大把撒钱——调升薪资、转业军官仍由国家包下来，或出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令军方又获更多的特权，甚至在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下台后，还授予了军队反腐败的“豁免权”。至此，读者已不难看清胡锦涛的“和谐”葫芦里到底是什么药了。
按照胡锦涛“先地方后中央”的部署，已经有二十个省市的领导班子完成了换届，接任者被认为是清一色的胡锦涛人马，加上他撒豆成兵的空降纪委书记，似乎已经控制了十七大人事布局的制高点。已经开始中央部委班子的换届，首先任命的就是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他的任命使得团中央出现了四任“胡姓书记”，尤其是胡春华的仕途与胡锦涛往返西藏有相同的经历，人们发现：胡锦涛上台以来有一道风景线实在很抢眼：凡是和西藏沾边的官员迁升几率都比较高，“援藏干部”成了胡锦涛除团派以外的重要权力基础。以至于有人惊叹中共政坛的“西藏帮”已呼之欲出。
几乎在差不多时间发生的：台湾的北高市长选举，香港特首选委会的选举和中国正在进行的省部级班子的大换班，集中反映了两岸三地政治制度的差距。面对台湾生气勃勃的民主政治实践和香港不屈不挠的民主政治诉求，中共的权力机制还是周而复始，依然由惯性控制着在旧轨道上滑行。自以为“崛起”的中国，到底何去何从？其实，胡锦涛心里没底，中南海迷失了方向，整个世界对此不确定性也深怀惧感。
过去一个月，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海内外知识界的盛事。本刊特约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撰文，竭诚向读者推介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余英时所处之世，与陈寅恪一样，中国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机；传统价值化成游魂，无所附丽；中国知识人遭遇史无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无处安顿。……他们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悲剧性轨迹。这一可歌可泣的文化审判，象征了中国文化系统与中国政治系统的当代对峙”。余英时作为“中國文化托命人”是当之无愧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向来特立独行的龙应台，大声吁请国际社会正视台湾的贡献和作用，并阐述了国家认同和知识分子责任。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也为本刊撰稿，声张“作家的精神立场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包括本刊的众多作者在内，正是觉醒的海内外中国文化人，努力地要给中国指明方向。
附录：
《动向》12月号目录
2006 年12月号（总256 期）
【长短论】
泛民主派地胜利和突破
【京华传真】
五大军需库被自盗一空 ……陈飞
地方党委换届近三千官员下台……争鸣记者 罗冰
李长春被告上最高法院
——中央搞平衡为李长春十七大留任吹风……关捷
官商勾结洗钱活动黑幕 ……岳山
” 12.7″ 广铁爆炸案乃人为破坏 ……何逸宁
【小消息】
洪学智将军遗嘱
韩正承认作风不正
200元老反对出售国有资产
胡启立吁高干严管亲属
于幼军坦承深圳”五黑”
七百被”双轨”干部潜逃
用党费发奖金
监狱创收奇闻
房产泡沫计时炸弹
上海机场因军演受阻
双性风席卷神州
百亿伪钞流通市场
冒牌军车逾十万两
公安武警争舞伴枪战
11月凶杀案近 3000宗
【神州内望】
胡锦涛黄海遇险内情揭秘……本刊特约记者 汪阳
省市换届，清一色胡人马……本刊特约记者 柳同
十七大，胡锦涛要用暴力求稳定……本刊特约记者 傅清
“点头右派”和中宣部的”追查”令…… 钟寻
【政坛迷津】
胡锦涛的”三明治”困境
十七大或成遵义会议……（美国）刘晓竹
团中央第四任”胡姓书记”……未撇
” 西藏帮”呼之欲出……卫子游
温家宝软手腕打击”圈地运动”——綦彦臣
河北之变，赵勇微妙——南匈奴
【改革争议】
胡德平与企业 “原罪” ——（大陆）管见
有关改革”等死”、”找死”辨——（大陆）刘大生
【众议院】
说说中共”救党”活动——（大陆）吴庸
大陆青年的思想……李勇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教训》成了”烽火戏诸侯”——石巍
谈中共政权的法西斯化……岩蒻
【特辑：怀念费利民】
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林保华
费利民与《世界经济导报》……陈翰圣
【特稿：中国文化托命人】
余英时素描……（美国）陈奎德
附：中国人苦难的根源
——《五十个人的五十年》序……余英时
【精神家园】
枯叶沉思：”死前一定要还债”——（大陆）沙叶新
忍将功业误苍生
——龙应台哈佛演讲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贾悲文
供养育与贿买的作协 ——王清流
【专题：”和谐”葫芦里是什么药】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外交」……杨力宇
胡锦涛的和谐竟然需要军队应急？……（新西兰）草虾
中日关系的和谐尚待胡锦涛访日……（大陆）刘 柠
【香港焦点】
曾荫权为什麼要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张滔
李泽楷挑战 特区假民主 ……杨心宁
毒鱼毒蛋潮冲击港府——黄伟国
【台湾话题】
台湾需要新的思维……金波
【经世济民】
中共尝到了”人民币升值的甜头”…… （美国）朱学渊
中国粮油全面涨价背后的黑幕 ……曹安敏
【英伦来鸿】
如何医治”病痛”中国？……（英国）胡少江
【 枫叶国通讯】
加拿大前后任总理为中国人权争功劳 …… （加拿大）盛雪
【北美轶事】
冰上明星关颖珊担任美形象外交特使——高路
【媒体脉动】
世界电信展上的香港希望——（大陆）胡不适
中共媒体政绩即劣迹
——有感于新闻官员出任藩臣疆吏——焦国标
【神州百态】
临时关闭浦东机场的玄机 —— （大陆）乐尚嘉
中院是大陆司法黑恶势力的集中营……（大陆）陈永苗
“和尚也是人”害死了他——韩三洲
【维权行动】
“非公务员年长女性” 被剥夺”失业权”……（大陆）朱健国
历史会还陈光诚清白……（大陆）昝爱宗
【人物】
魂已归去――写在刘宾雁逝世一周年——（美国）程凯
【思想对话】
天堂茶话之七：处下居后
——为什么掌权者不该有既得利益？……（大陆）刘军宁
【国际舞台】
中共在普京跨下”崛起”……武宜山
【编辑者言】
【彩页】
封底：影响中国转型的经济学大师
封二：香港泛民主派的胜利（上）……林保华供稿
中国基督徒维权人士组团访美（下）……昝爱宗供稿
首发动向12月号
武宜三：袁伟时教授谈民国时代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
【按语：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老当益壮，今年又有《近代中国论衡》和《晚清大变局》(繁体版)两本书在海外出版。最近袁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回顾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言人之所未言，表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宽濶视野和渊博知识。本文是据记录整理。】
一，有自由、有稳定，经济就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光是清末平定义和团以后，当时民营工矿业数目以每年百分十五的速度增加，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成就。十八世纪末政府财政收入每年是八千万两；甲午战争前收支基本平衡，甲午战争后因赔了日本二亿三千万两，财政才垮了。但经清末新政十年的改革，到辛亥革命前的一八一O、一八一一年，经济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税收达到了三亿两。
国民政府时代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战争的前十年，经济每年也是以百分之八、九的速度增长，那时除了苏联搞五年计划靠强迫工业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有所增长外，其他国家都处在世界性经济大衰退期，有的国家衰退达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在当时是一枝独秀。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今天中国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经济增长，却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据。
过去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的落后是由於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这要做具体分析：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是国耻，但《条约》中“日本国民得任便在中国各口岸设厂製造，货物进出口收税百分之五后不另征税”一条，却是有利中国经济发展的。因为日本人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大清国民也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以前政府剥夺国民的经济自由，如不许买轮船、修铁路等；现在有了那怕是不完全的自由，经济也可以得到很大发展。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的几年间，民企在数目和资本上均超过外企。从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十六年内发展速度是晚清甲午战争后十六年的两倍。以前说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实际不是这样。事实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前，中国私人经济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二，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
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没有自由、没有稳定。经典马列主义也认为，内因是发展的主要原因；一百年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都証明了这点。义和团之后，中国社会基本稳定；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也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也相对稳定；原来“租界”就是最稳定的地方。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大量的有钱人带着资金和人才进入租界，上海因此得到第一次大发展而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当年上海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个黄金交易中心。
平定义和团后到三十年代，中国外贸增加了五倍，而日本只增三倍，印度几乎没有增长。这是中国的开放也就是自由程度比日本还要高的缘故，租界正是中国开放、自由的窗口。抗战前，外贸发展很快。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仍是金融中心，租界因为战争一下子多了四千多间工厂。租界社会虽属畸形，但还是有严格的法制。例如香港，过去没有民主但有法制，所以发展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猛增，日本在华投资百分七十二在东北。不到六年，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就增长了四点六倍；一九四三年比一九三七年又增长了二点二倍。一九三七年东北地区的铁、铜、钢产量均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九十，发电量、煤产量等则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中国首位。在东北的日本公司有六千余家，资本总额五十六亿美元。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是最大的产粮区，满洲首都新京比上海还富裕，东北地区GDP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王书林：《厌恶毛时代》)台湾地区的工农业、教育，都是在日治时代得到很大发展。(本段为笔者补充)
三，中国人多死於自相残杀
从死人情况看，同帝国主义打仗死得不多，主要是自相残杀。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到一八七O年剩下三亿多，损失了一亿二千多万。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受害最严重，人口至二十世纪才大致恢复到鸦片战争前的样子。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了二千五百万；但三年大饥荒却死了三千八百万，这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到各省查了挡案，经反复核对统计出来的。再加上其他灾荒、内战、政治运动造成的死亡，中国二十世纪的不正常死亡超过一亿人。
四，“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研究军阀史、地方史发现：广东人最怀念的就是陈济棠时代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当时广东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军阀也讲民主，广东有省议会，政治很开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校园一万亩，全国第一；中山大学经费也是全国第一，因为陈济棠划出几个税收归中山大学作经费。山西老百姓对阎锡三评价就很高，西南联大办得很好，桂林成为战时文化中心，是得益於云南和广西地方势力的保护。
以前说湘军、淮军的强大为破坏统一、军阀混战埋下祸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国民是否幸福，是取决於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与国土大小无关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是过去的总结，又是将来中国社会改造的纲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托逐步扩大经济自由之福。今天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还是自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很多部门还是政府垄断，金融部门、国防工业不能进去，如此等等。经济自由尚且没有彻底解决，其他领域更不用说了。以为可以靠民族主义，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国家独立和强大，代价是国家一再受人侵略。
五，剷除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思潮
转型之所以艰难，根子在民族主义思潮、激进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之泛滥。英国人栢宁说：“民族主义危害影响最大”；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但并不是真正的爱国，相反是害国。抗战中民族主义掩盖了民主自由，国民党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就埋下了后来内战的根源。一九九O年几个靑年东拼西凑的《中国可以说不》，愤青替“九??一一”事件欢呼叫好等等，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所以，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自封“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狂妄地提出“我们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作风为指导，很令中国人自豪。中共刚执政就在北京开了个“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亚澳工联。这个大会就是要推广中国革命成功的所谓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派中国人到东南亚去领导革命斗争，在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游击战，搞得这些地方一片战火。当年满心热情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一九四九年以后动员他们回原侨居地闹革命。有一个老干部就不回去，让他当该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也不干。
六，勇於跟现代文明接轨
激进思潮就是把斗争极端化。近代激进思潮起源於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但打乱了清末宪政改革，还製造了经济危机。辛亥革命前每月军费不过三百多万元；辛亥革命后每月达九百万元；冒出几十万革命军，仅广东省就有十四万八千人；一下子把财政打乱了。当时全国只有九万两库银，结果要善后大借款。这是国民党投票赞成的，不是以前所说的什麼袁世凯出卖主权借钱镇压革命等等。
孙中山和陈炯明在统一中国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陈炯明支持联省自治，赞同联邦制；孙中山却主张武力统一。一九一三年对“宋教仁案”的处理，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当时已经掌握了袁世凯集团的证据，上海市检察院也向赵秉钧发出了传讯，完全可以遁法律途径觧决的。但孙中山却一意孤行搞第二次革命，结果因兵力不足，导致全军覆没。民粹主义也是妨碍现代化的有害思潮。
在制度文化上，现代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中国得赶紧承认传统的制度文化是不行的，勇敢地抛弃过去哪一套，跟现代文明接轨。二OO一年决定参加WTO，等於承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遊戏规则，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法制上、政治制度上的规则。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思想总结，签了字就意味着从理论上、道义上、原则上愿意和世界文明接轨。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应该比大清皇帝更高明一点，不能再拖延改革而逼出革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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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大国崛起》的玄机
今年11月，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国内外造成一定程度的轰动。人们纷纷猜测这组片子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该片定义的“大国”，是近五百年来，具有全球性触角和全球性影响，并形成全球性势力范围的国家。共列举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九个国家。该片定义的“崛起”，指这些国家从弱小到强大、从被支配到支配、从本土性走向世界性的过程。
这种定义，试图暗喻当今中国。最近一些年，中国经济膨胀，军事实力倍增，国内有人踌躇满志，国外则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的说法。该片的制作和播出，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气候下。这表明，中国国内或党内，有人开始探讨：中国是否崛起？中国如何崛起？
该片着重论述，国家实力提升，在变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说到国家实力，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但就此概括九个大国的崛起，不免显得片面和牵强。因为，重商主义，只贴切适用于其中的荷兰，那个首创了股份公司、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国家。而荷兰又与军事实力无关。至于国家威权，只适合德国、俄国、和日本三国，而这三个国家，依仗国家威权，虽曾迅速崛起，却又曾迅速衰落。实不足以效。
尤其，说到国家统一，德国的教训最为突出。十九世纪末，德国宰相俾斯麦以“铁血”手段，缔造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大国，然而，很快，这个统一而崛起的德国，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 对这一事实及其教训，该片有含蓄的认可。
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目的不过是为了对应中国目前面临的境况。为中共的一系列“国策”寻找勉强的依据，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现代化”（穷兵黩武）、和“四个坚持”（坚持一党专政）。
该片提到九个大国崛起的其他要素，则耐人寻味。比如说到英国，提到女王的宽容、议会的民主、《大宪章》的诞生、直到光荣革命带给英国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英国成为“环球帝国”的基础。说到法国，提到法国大革命之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成为法兰西文化遗产，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载入《联合国》宪章。思想文化成就，是法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渊源。
说英法两国，该片都可谓客观，依目前中国的气候看来，就是“大胆”。但说到美国，该片却吞吞吐吐，着重强调经济、科技、专利等方面的制度和成就。对促成美国强大的最关键基因—-民主，则着墨甚少。大概是美国崛起的历史太近，当前中美又太敌对，话题显得格外敏感，编导不得不小心为上。
比如，片中，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x{2022}罗斯福的“四个自由”论，只提到一个：“免于匮乏的自由”。局限于民生层面。而罗斯福的完整表述是：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照当今中国，除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其他三大自由，都正在中共的封杀和“严打”之列。这是该片编导有意回避的原因。毕竟，该片播出前，必通过层层审查。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该片能够播出，已经殊为不易。
人们纷纷猜测该片出台的背景。编导们强调“没有任何背景”。但谁都知道，这在现实中国，完全不可能。一些新闻已经足以提供佐证：该片出品人，直接就是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该片艺术指导、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曾在中南海对中共高层讲解世界史；中共政治局曾在集体学习中，观摩该片。
说穿了，中共高层中的主政人物，就是该片的后台。且不论他们推出该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至少表明，在中共党内，还是有一些人，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一点，是《大国崛起》的玄机，也算得上是该片制作和播出的正面意义。
该片在央视经济台播出，是有心的安排，强调经济性，而淡化政治性。目的在于，让制作者显得低调，让观众变得无意。尽量减缓社会影响，从中窥测社会反映。
实际上，该片编导的场外说法，更值得参考。他们说：中国要和平崛起，首先是内部的和平。在片中，编导们力图论述“妥协”的重要。这对中共当局长期以独裁心态和对立手段，处理国内外矛盾，不无劝告的意味。
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依靠专制才能达成，这与历史上的无数次崛起并无区别，谈不上世界性；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伴随对外扩张或殖民，那么，重蹈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覆辙，就指日可待；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依靠武力统一，比如，针对台湾，那么，德国和苏联的结局，就是现成的教训。
今天来谈“大国崛起”，对中国而言，究竟意义何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曾无数次地崛起；但，中国几乎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今天来谈“大国崛起”，只有一个意义，那便是，如何赋予中国以世界性？答案昭然若揭：如果不承认人权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如果不确立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制度，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持续边缘化的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杨银波：令人痛苦忧心的中国民众生态
中国是一个累积了太多太深太长太狠的悲剧因素的国度，生存于其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并且种种艰难都极容易转化为人自身的诸多障碍，有的可谓“杀手锏”，直接摧毁人自身的意志、人性与道德，并冲击到诱发大量贪欲、腐朽、暴力、仇恨、怨叹以及奴性的程度。在我们的身边，常常围绕着许多以制度、经济、文化、道德、心理所难以单一解释的现象，人自身的劣根在一种相当可怕的环境中汹涌而出，给社会添加了相当大的阻碍与破坏，最直接的也就是毁灭了自身。我总能看到太多让人感到怒不可歇的危险现象，在一大片的人群里，流动着太多的不安。当我是如此敏感地感受到这些不安时，不安却并不因我的感受而停止，它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倾向，源源不断地向前流动，直到人人，直到后世。生存于这样的时代，个人已经无法选择，我们似乎丧失了太多的选择权，已被控制得太严厉。最坏的是，这种选择权的丧失，反而让人民渐渐学会了世故、麻木、随从的潜规则，内心丧失了觉醒与坚持，只感到身不由己的控诉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灾难。
有一种人，平生经历是相当悲哀的，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接受优秀的技能。贫穷的历史使得他们从小就以侵害他人财产维生，动乱的年代更让他们的心灵充斥着鲜血、恐惧和斗心。他们努力让自己生存下来，善于以谎言、懦弱和必要的武力来保全自己。他们有着难以更改的贪婪，赌性成风，嗜酒如命，色欲熏心。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了维持生存，逼不得已，行走江湖。他们的头脑是条件反射式的，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越到最后就越觉得衰老。他们日复一日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微薄的收入只够自己糊嘴。他们渐渐养习了惰性，尤其是当自己身上的负担可以全由他人承担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合法权了。他们继续赌博，不断借钱，一次又一次地在外欠债。他们已经欠得一蹋糊涂，自身低能的技艺又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无奈无助、难以自拔之下，他们只能成天烂醉如泥，并继续借贷。他们已经不再奢望凭藉自己的能力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看见富裕的人总要憎恨他们，对于政治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更多人更为凶猛的腐败，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极限。
有一种人，已经濒临晚年了，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遗憾、悔恨和嫉妒。他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相继死亡，这种死亡气息逼近着他们，他们无比恐惧，想到自己一辈子任劳任怨却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于是，他们腐化了，堕落了，一日比一日不可思议。在他们的眼睛里，你只看到逃避、躲闪和搜寻，他们总是在找下手的机会，只要一有下手的机会，便绝不手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重复着自己的经验，不断从熟悉的人和事当中寻觅贪婪的机会，有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伪善的一面，人被卖了还要为他们数钱。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血缘或者友情，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以损害一切代价来占为己有。他们疯狂地寻觅着猎物，别人的即是自己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或者寻求什么样的靠山或保护伞，总之，他们继续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资源。这种人隐藏得很深，他们有可能道貌岸然，有可能德高望重，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幕后状态，也不清楚他们一次次得手后有无恐惧所在。他们已然麻木，但又极端聪明地侵害着他人，哪里还会有什么义、礼、法之类的束缚？
有一种人，暴力就是一切，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极端懦弱和媚骨的。他们平日里不敢反抗，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辩驳，当有一股正义的势力扑来时，他们以脸皮超厚的玩笑或沉默巧妙应付。他们已经不在乎周围会说些什么、针对些什么，只想到自己应当做自己“最自由”的事情。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并不断施展着自己贪婪的一切本领。他们往往是失败的，甚至愚蠢到经常被他人利用和陷害，但是他们没有觉醒，只感到自己的一切都“随它去”。可是，他们毕竟不心甘，又担心某些人的憎恨、厌弃、咒骂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要努力找到最好的时机，先下手为强，诸如喝醉酒之后来一番发泄，声言要杀这个、要杀那个，并且已经举起了屠刀，就冲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容易下手，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是发泄的最佳对象。他们狂妄得不可一世，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他们打啊、杀啊、骂啊，红了眼，恐吓得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了。他们凭着一身的蛮力，已经成为家庭、邻居、社区的暴力者，并且似乎没有被症治的可能。
有一种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努力地工作，看着他们的背影，你会忍不住想到那些可怜的长者。他们有可能晚上十一点都还在山坡上顶着寒风割草，有可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十多里外的工地上班。他们总会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身烂泥地回到家中，言语中只有微弱的气息，并且带着疲惫的喊叫：“累啊，累死我啦！”他们拚命工作，拚命工作似乎没有意义，到最后连自己都喂不饱。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愤怒了，但又找不到愤怒的出口。于是，他们只能憋着，拉长着脸，“钻钉子”似地瞪着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在乎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一旦他们的利益被侵害，他们所有的愤怒都会集中于同一件事情之中，一个再小的事情也可能惹出血案。他们只感到活着太累、太苦、太不像个人，所以他们要出气，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让那些从来都不关注他们的人为之议论纷纷或者惊骇震动。他们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死干、活干，不过如此，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有一种人，平日里无比谦卑，性情柔和，比牛还要勤劳。他们有可能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有可能是身带残疾的民工，生存的艰辛，实际金钱的缺乏，使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成功了，至少不会每一天都看不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币。他们努力着，希望能够把家中倒塌的瓦房重修起来，希望能够每年给父母一点点的现金表示。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自己的孩子还很小，并且完全没有一点自觉，不断迟到、旷课、打架、游泳、贪玩、成绩倒数。他们辛苦付出，全是为了后代，但是后代不争气，并越发内向，心中甚至燃起了报复与仇恨的野火。他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因为对孩子的担忧，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不可更改的恶习，经常打架，经常闹事，下手颇重，以至于常常激起较大的事端。他们无奈地望着自己的前程，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明天会怎样。总之，贫穷落后已经让他们受够了。什么农业？完全就是赔本生意！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收成。不如继续漂泊，直到自己完全动不了为止。
有一种人，走在创造事业的初期，在这个初期，一切基础都是那么薄弱，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决心、恒心，多少人都将放弃或者半途而废。但是这种人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走了那么多地方，干了那么多事情，已经知道打工意味着什么。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的父辈们，他们更清楚农民的出路之难，他们只能闯出一条新路出来。但是这当中的压力简直太考头脑、太考性格、太考团结，什么都会考进来的，仿佛人们经过高考或者经过托福的独木桥一样。他们很苦闷，并如此直接地想到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哪怕动机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另一半。他们会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爱人受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那些在这个市场经济冲击的大潮下的不得已的遗憾。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起伏的长江、弥漫的雾尘、满眼的绿庄，想到了自己的能力有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那么大的差距和鸿沟，他们想跨越，可总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再试，又一次次地绝望。
有一种人，常常令人感动，他们总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总想那一片蓝天继续安慰着他们失落的心，总想有另一双手能够拉着他们的冰冷疼痛的手，一起奔跑，不去想这世界上太多的无奈和无助。老天啊，他们真的在努力，可是现实总给他们以无穷的打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家中的柴米油盐，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太早地承担了。可是，他们能不承担吗？这都是“责任”，一种最基本的做人的要求。他们难以确定：今后如何与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如何共渡难关？如何一起相互学习、体会、安慰？如何一起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如何把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家庭搞得富裕、团结、和睦、温馨、浪漫？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最认真的心灵都用到每件事情上，怀着一颗纯粹的心，认真地去做每件事，并尽自己的道德、技术、关怀。但是，他们心中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却无人体会，只能自己承受。他们太稚嫩了，实在无力承担，倘若没有足够的准备，他们随时都可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
有一种人，青春还浮在脸上，但激情已经死亡，笑容还留在脸上，但肉体已经腐烂。他们低贱地穿梭于欺骗金钱的行动之中，整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欲望全部风干。他们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诱人的体香和面容，花言巧语，手段百样，到最后连自己会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他们也曾那样纯洁，但辍学的他们太早地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们努力让自己竞争到不用动手就一夜暴富的地位，于是他们接近这个、接近那个，身体已经被百般摧残，但笑容还是铿镪有力地打在了脸上。他们面对着清晨的镜子，努力微笑，努力微笑，不愿意看到自己失落的一切就那么早地全部生长出来并显示于众。他们想哭，但是哭不出泪来，随即又是一番欲望的应付。他们走南闯北，把自己当成赌注，押在这个人身上，而后又押在那个人身上，结果什么都没有收获到，自己却陷入最可悲的境地。许多人为他们而悲哀，许多人为他们而耻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和决策，只能随波逐流，流到哪里算哪里，管它明天是个什么天气，总之，钱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他们的心已经死亡，可在身份证上却明明标着20岁左右的年纪。
这个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他们痛不欲生地行走在街道、村巷、出租屋、发廊、工地、车间、田野、夜总会或者其它或浮躁或冷清的地方。他们让我们痛惜，让我们怜悯，让我们快要失去自己的判断。每个人毕竟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但是欲望夹杂、心理冲动、环境压榨下的他们，已经快要离开他们的理想。在一种没有正直理想可言的茫然中，他们快要彻底丧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方向。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在不断向前推进着，搞不清楚犯罪与不犯罪，搞不清楚错误与非错误，似乎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却也真的能够找到那么多合理的理由或藉口。于是，人们继续犯着罪、犯着错，回头看不清楚自己走过的脚印，只感到浸入骨髓的寒冷、寂寞、浮躁和愤怒。这些人就是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他们是人民中的一群，而非简简单单的个人。就是这一群又一群中国人，构成了我们国家民众生态的某些单元，让我们为之痛苦，让我们为之忧心。
大纪元
The 10 Best Books of 2006
The 10 Best Books of 2006
ABSURDISTAN
By Gary Shteyngart. Random House, $24.95.
Shteyngart’s scruffy, exuberant second novel, equal parts Gogol and Borat, is immodest on every level – it’s long, crude, manic and has cheap vodka on its breath. It also happens to be smart, funny and, in the end, extraordinarily rich and moving. “Absurdistan” introduces Misha Vainberg, the rap-music-obsessed, grossly overweight son of the 1,238th richest man in Russia. After attending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now stuck in St. Petersburg, scrambling for an American visa that may never arrive. Caught between worlds, and mired in his own prejudices and thwarted desires, Vainberg just may be an antihero for our times.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AMY HEMPEL
Scribner, $27.50.
A quietly powerful presence in American fictio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Hempel has demonstrated unusual discipline in assembling her urbane, pointillistic and wickedly funny short storie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er first collection, “Reasons to Live,” in 1985, only three more slim volumes have appeared – a total of some 15,000 sentences, and nearly every one of them has a crisp, distinctie bite. These collected stories show the true scale of Hempel’s achievement. Her compact fictions, populated by smart, neurotic, somewhat damaged narrators, speak grandly to the longings and insecurities in all of us, and in a voice that is bracingly direct and sneakily profound.
THE EMPEROR’S CHILDREN
By Claire Messud. Alfred A. Knopf, $25.
This superbly intelligent, keenly observed comedy of manners, set amid the glitter of cultural Manhattan in 2001, also looks unsparingly, though sympathetically, at a privileged class unwittingly poised, in its insularity, for the catastrophe of 9/11. Messud gracefully intertwines the stories of three friends, attractive, entitled 30-ish Brown graduates “torn between Big Ideas and a party” but falling behind in the contest for public rewards and losing the struggle for personal contentment. The vibrant supporting cast includes a deliciously drawn literary seducer (“without question, a great man”) and two ambitious interlopers, teeming with malign energy, whose arrival on the scene propels the action forward.
THE LAY OF THE LAND
By Richard Ford. Alfred A. Knopf, $26.95.
The third installment, following “The Sportswriter” (1986) and “Independence Day” (1995), in the serial epic of Frank Bascombe – flawed husband, fuddled dad, writer turned real estate agent and voluble first-person narrator. Once again the action revolves around a holiday. This time it’s Thanksgiving 2000: the Florida recount grinds toward its predictable outcome, and Bascombe, now 55, battles prostate cancer and copes with a strange turn in his second marriage. The story, which unfolds over three days, is filled with incidents, some of them violent, but as ever the drama is rooted in the interior world of its authentically life-size hero, as he logs long hours on the highways and back roads of New Jersey, taking expansive stock of middle-age defeats and registering the erosions of a brilliantly evoked landscape of suburbs, strip malls and ocean towns.
SPECIAL TOPICS IN CALAMITY PHYSICS
By Marisha Pessl. Viking, $25.95.
The antic ghost of Nabokov hovers over this buoyantly literate first novel, a murder mystery narrated by a teenager enamored of her own precocity but also in thrall to her father, an enigmatic itinerant professor, and to the charismatic female teacher whose death is announced on the first page. Each of the 36 chapters is titled for a classic (by authors ranging from Shakespeare to Carlo Emilio Gadda), and the plot snakes ingeniously toward a revelation capped by a clever “final exam.” All this is beguiling, but the most solid pleasures of this book originate in the freshness of Pessl’s voice and in the purity of her storytelling gift.
NONFIC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EARTH
A Memoir.
By Danielle Trussoni. Henry Holt & Company, $23.
This intense, at times searing memoir revisits the author’s rough-and-tumble Wisconsin girlhood, spen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 in the company of her father, a Vietnam vet who began his tour as “a cocksure country boy” but returned “wild and haunted,” unfit for family lifeand driven to extremes of philandering, alcoholism and violence. Trussoni mixes these memories with spellbinding versions of the war stories her father reluctantly dredged up and with reflections on her own journey to Vietnam, undertaken in an attempt to recapture, and come to terms with, her father’s experiences as a “tunnel rat” who volunteered for the harrowing duty of scouring underground labyrinths in search of an elusive and deadly enemy.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By Lawrence Wright. Alfred A. Knopf, $27.95.
In the fullest account yet of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 fateful day, Wright unmasks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and his collaborators and also chronicles the efforts of a handful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alert to the approaching danger but frustrated, time and again, in their efforts to stop it. Wright, a staff writer for The New Yorker, builds his heart-stopping narrative through the patient and meticulous accumulation of details and through vivid portraits of Al Qaeda’s leaders. Most memorably, he tells the story of John O’Neill, the tormented F.B.I. agent who worked frantically to prevent the impending terrorist attack, only to die i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AYFLOWER
A Story of Courage, Community, and War.
By Nathaniel Philbrick. Viking, $29.95.
This absorbing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Colony is a model of revisionism. Philbrick impressively recreates the pilgrims’ dismal 1620 voyage, bringing to life passengers and crew, and then relates the events of the settlement and its first contacts with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Massachusetts. Most striking are the parallels he subtly draws with the present, particularly in his account of how Plymouth’s leaders, including Miles Standish, rejected diplomatic overtures toward the Indians, successful though they’d been, and instead pursued a “dehumanizing” policy of violent aggression that led to the needless bloodshed of King Philip’s War.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By Michael Pollan. The Penguin Press, $26.95.
“When you can eat just about anything nature has to offer, deciding what you should eat will inevitably stir anxiety,” Pollan writes in this supple and probing book. He gracefully navigates within these anxieties as he traces the origins of four meals – from a fast-food dinner to a “hunter-gatherer” feast – and makes us see, with remarkable clarity, exactly how what we eat affects both our bodies and the planet. Pollan is the perfect tour guide: his prose is incisive and alive, and pointed without being tendentious. In an uncommonly good year for American food writing, this is a book that stands out.
THE PLACES IN BETWEEN
By Rory Stewart. Harvest/Harcourt, Paper, $14.
“You are the first tourist in Afghanistan,” Stewart, a young Scotsman, was warned by an Afghan official before commencing the journey recounted in this splendid book. “It is mid-winter – there are three meters of snow on the high passes, there are wolves, and this is a war. You will die, I can guarantee.” Stewart, thankfully, did not die, and his report on his adventures – walking across Afghanista in January of 2002, shortly after the fall of the Taliban – belongs with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travel genre. Stewart may be foolhardy, but on the page he is a terrific companion: smart, compassionate and human. His book cracks open a fascinating, blasted world miles away from the newspaper head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