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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二00一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全国一片欢腾，开放杂志发表过不同意见。理由之一是中国这类超大型为国争光的面子工程，往往就是中共政权肆意蹂躝人权的堂皇藉口。北京亚运、国庆五十年，以及其他种种盛典，北京都要清城戒严，外地民工被驱逐，百姓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异议人士被软禁、拘押，实际将北京城变成一座大监狱。而当时的支持者有的一厢情愿地以为北京奥运可促使中共为顾及国际观感而改善人权状况。

北京奥运成为中共的人权杀手

但随着北京奥运时间的逼近，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忧虑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兴建奥运工程正在北京大拆大建，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被强迫拆迁，其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和剥夺。引发无数拆迁冲突，本刊特约记者水横舟报导的一宗上访个案，事主叶国柱即为中共奥运工程受害人，因不断上访要求合理补偿却被多次拘留，絶望中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河跳水自杀未遂，被判入狱两年，后又判刑四年。

此外，水横舟近日来自北京的报导指出，为迎接北京奥运，中共正在大力扫荡上访冤民聚居的“上访村”，并正在兴建多所大型监狱，准备在奥运期间监禁暂未能驱逐出京的上访百姓。水横舟此次专程到于北京丰台区火车南站的上访村采访时，发现很多民房和上访者的临时棚屋已被清拆，一些老弱极贫者只得露宿街头和桥洞，不过上访者仍顽强地留守在北京，千方百计逃避当局的驱赶。

上访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特色

上访是中国皇权人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有千年传统，举世罕有。历史上受害含冤的中国百姓要讨回公道正义，往往寄望于某个青天大老爷明断秋毫，于是拦轿喊冤、上京告御状的故事，不絶于史。但上访喊冤者成千上万，不絶如缕，并驻守京城形成固定的社会群落则是当代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才有的现象。

毛泽东统治十七年，中国变成大监狱，冤情似海，哀声载道。毛死中国冰封政治解冻后，成千上万含冤含蒙屈者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平反雪冤。中国艺术家高氏兄弟回忆他一九九七年为父申冤来北京告状，见到各地来京上访人多得数不胜数，在陶然亭附近有名的上访街，见到许多絶望无奈的面孔，同命相怜的悲恸令他泪流满面。

在北京形成数千人的上访村

岁月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从濒临破产的破败中国成为好多人心目中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但专制依旧，弥漫中国的冤气并未散去，京畿皇城边缘的上访冤民不是少了反而越聚越多，旧的如姚抗女士，坚持几十年寒暑，至今未讨回老父冤死文革的公道。官场黑暗腐败，在经济转型中官商勾结对无权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又大量产生新的社会不公，而军警如匪，官匪勾结，司法敛财，法治缺席，又将更多新的含冤受害者驱上了千里迢迢的上京告状之路，这其中包括前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的遗孀，她在诉讼无门后头缠大黑冤字的布带在天安门广场为惨死在狱中的丈夫喊冤。

到九十年代，络绎不絶的上访者逐渐在北京城南边缘一个叫东庄的村落聚居栖身，因为这个贫民区住宿简陋便宜，出租的床位可便宜到每日三元人民币，而且又靠近上访者欲前往的衙门──两室一局的上访接待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三个机构合一办公），没钱的就搭棚，甚至露宿，越聚越多，最后形成一个奇特的社会群落──上访村，而名闻遐尔。这个群落居民流动性很大，上访者来来往往，常住有两三千人，环境极度恶劣。很多上访村民是靠乞讨维生。

二00四年北京中华女子学院的几个学生在大雪纷飞的严冬去探访了这个充满悲情的悲惨村庄，一个女孩后来在网上写的文章说，“在没来上访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如此让人不堪的悲惨，若非亲眼所见，亲身体验，实难接受这种事实”。

高氏兄弟和一直关注社会底层百姓命运的诗人廖亦武在看到这个女孩的文章后也去上访村作了采访。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早上出发，到黄昏才找到这个因为敏感人们不敢多谈的地方，本来怀疑他们是中共特务，表现冷漠的村民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一下将他们包围起来，人人急切地向他们倾诉呼冤。廖亦武说，“膝下两米寛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的孝服。。。。。。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呢？’‘采访我吧！’。。。。。。”高氏兄弟和廖亦武因此被困了近十分钟，这一趟访问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高氏兄弟说，这些苦情人来北京诉说他们的悲苦、絶望、愤怒、期待和呼告，北京愿意倾听吗？

上访无结果还受到政治迫害

实际上，中国冤民的上访很少有结果，有不少已是几十年的老上访户，他们从青年告到白发苍苍，有的未得到公道已含冤而死，上访村的人告诉前述的女大学生，一场大雪就有七名上访冤民冻死。民运理论家胡平指出，上访民众的上访还招致政治迫害，受到更大的不公。据二00四年中国社科院信访调查，有一半以上的上访者被地方政府利用黑社会抄家、抢劫、报复。百分之四十的上访者申诉的已不是最初的冤情，而是上诉时遭到的政治迫害。

为什么中国无数多的上访民付出巨大的苦难代价和数十年的光阴，仍执著地坚持这种看似絶无希望的上访？胡平认为中国百姓的上访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上访告状寄望青天，已逐渐演变成对社会不公的公开的民意表达，一种公开的集体抗争。

二00五年一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时，在北京的上访民众公开站出来悼念赵紫阳，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赵紫阳公祭时，附近地区军警如林，高度戒备，北京上访冤民仍勇敢地成群结队冲破警戒线，当着公墓外的中外记者哭紫阳也哭自己，留下了多幅令人伤感亦激动的画面。曾是中共党魁的赵紫阳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冤屈无法昭雪的共同命运，彰显出中国社会体制中公正的荡然无存。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对中共高层推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再寄于希望，如大陆异议知识份子刘晓波说，希望仅在民间。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中国访民的抗争已成为中国民间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一部份，去年上访民曾两度计划在天安门举行万人大示威，结果有数百人被抓，上访民领袖李小成被捕判刑，但上访民的抗争不会结束。

最近上访政策出台，实际已宣布中共的信访制度已名存实亡。将上访民众赶出北京，眼不见心不烦，已成为当局实际的心态。北京当局以二00八奥运为理由，欲拔除上访村这根令他们极不舒服的刺，但即使有形的上访村不成了，无形的上访村会继续存在下去，上访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风景不会消失，除非中国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公正社会。

首发开放2006年12月号

 默克尔总理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

德国之声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在过了近一个月后，经重庆晨报的局部转载，一下子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顾彬教授在给德国之声中文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说：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我们在此回顾一下过程，并转述一下顾彬教授的来函内容。此事，我们还将追踪报导。

12月5日，31岁的付鹏举在郑州出租屋里留下一封绝笔信，离家出走。信中称，他出走的原因是无法承受自己向往的“净土”——文坛的“乌烟瘴气”。

目前，杨女士已经向刘寨派出所报警求助。

台湾《联合报》2006-12-10消息报道：第二届台北县文学奖9日揭晓，作家蔺奕分别获得短篇小说及散文类首奖，成为最大赢家；新诗类首奖由寿佑永夺得，长篇小说类首奖从缺。

据报道，蔺奕以散文作品《水矿坑》、短篇小说《祖灵之石》获得首奖，将可获得3万及5万元(新台币，下同)奖金；寿佑永则以新诗作品《女书》获得首奖3万元奖金。各类文学优选及佳作得奖者，散文类：李振弘、黄惠真、徐郁晴、颜汇增；短篇小说类：林金郎、陈韦缙、张英王民、沈伊秀、陈肇宜；新诗类：锺顺文、廖育正、吴俊杰、陈锦川；长篇小说类：陈春贤、罗圣霖。台北县文化局秘书魏定龙表示，文化局将在本月底出版“第二届台北县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提供文学爱好者阅读、切磋与观摩的机会。

生活经常悄悄地在改变，而悄悄改变的生活有时却会对社会的基本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城市中的交通，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城市交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交通工具上。十几年前，在北京，骑自行车还是一件非常轻松甚至多少有些惬意的事情。但在今天，尤其是在上下班期间，骑自行车上路已经成为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在许多交通干道上，专用自行车道在不断被蚕食，其中的一半成为机动车的“附路”，有的就已经基本被机动车所占据。这时，自行车只能艰难寻道，或是在机动车夹缝中穿行，或是在人流中奔突，甚至经常要在马路牙子上将自行车搬上搬下。而道路拥堵时公共汽车、小汽车、自行车、行人之间的争抢，也许只有用“战争”一词形容才恰当。

骑自行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显然不是因为道路的状况在变差，而是交通工具的构成在变化，是自行车在变化着的交通工具构成中的地位在变化。据有关部门的资料，北京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82万辆，而且每天以大约1000辆的速度在增加。在机动车中，私家车约为200万辆，公共汽车1.8万辆，公车约80余万辆。此外还有外地流动进京车辆据不完全统计达55万辆左右。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都市相比，北京人均保有机动车的数量还不算多，但实际的状况并非数字这样简单。一般地，一辆公车每天在路上的行驶时间至少相当私车的三倍；15万辆左右的合法出租车和黑车，每辆占用道路时间相当于私车的六倍。而外地流动进京车辆的小汽车为15万辆，按占用道路相当私车四倍计算。这样，北京的交通状况是，大约相当于600万辆私车对道路的占用。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且改善速度缓慢的道路资源究竟如何分配、如何利用，就成为一个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北京的交通是被人们广泛关注和诟病的。关于造成交通堵塞主要因素的讨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通常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是机动车发展过快导致了交通紧张。北京市道路条件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无奈机动车的增长速度更快。1990年以来，全市机动车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至15％，而道路的修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第二，是认为自行车过多才是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有人说，自行车与机动车争道，是在每个拥堵的路口都要上演的博弈，好不容易绿灯亮了，滚滚而来的自行车流挡住了欲行的机动车，结果，一个绿灯没有能够放行几辆机动车。因此有人主张，要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应强化以公交出行为主体的交通方式，严格限制自行车。但反对者的论据也是有力的：在重庆和青岛这样的城市，很少有自行车，但道路堵塞照样严重；第三则认为，公交车是最主要堵源。有关人士指出，北京确立了公交优先的原则，但由于许多公交车常常为效益抢乘客随意并线抢道，所以造成堵塞；在这次中非论坛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禁止外地车辆进京、封存部分公车等措施。在此期间，北京的交通状况较平时明显改善。于是人们又从中看到，造成北京交通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公车。同时一些来自媒体的信息表明，在相当一部分公车被封存的情况下，相关单位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人们又把改善北京交通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对公车的限制上。

必须看到，在今天，对不同交通工具的使用已经具有了和原先不同的意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有限的公车是少数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之外，绝大多数人对交通工具的选择，更多是个体性行为。但在今天，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与社会阶层性分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交通工具的使用更多地具有了群体与阶层的含义。坐公车的、开私车的、乘公交车的、骑自行车的甚至步行的，人们已经不难从中发现阶层分化的影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道路在不同群体和阶层间进行分配的问题。

交通的状况对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影响是明显不同的。有关研究人员分析说：“目前北京城市建设对低收入家庭的关注不够，缺少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便利条件，进而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这包括日常生活、出行、安全、健康以及舒适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于是，有限的财力如何在公共服务设施中进行分配，就成为一个既关涉到公共政策，也关涉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专家指出，北京市几年前就提出公交优先的原则，但在执行中，公交优先的原则往往打了很大折扣。有资料表明，在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交通规划专题中，快速路、主干路的规划完成率达75%以上，而次干路、支干路的完成率只有20%。这说明，为快速交通和开车的人考虑得多，而为照顾大多数人的慢速交通考虑得少。另一项资料显示，北京人乘坐公交车的比例已经由1986年的35%下降到2005年的29%。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公交利用率达到50%至60%，东京竟达到90%，高峰期甚至是90%以上。

于是，各种有关道路资源分配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有人质问道：芝加哥市民去飞机场，来回1.8美元；纽约市民3美元；伦敦3英镑，北京则是60－120元。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坐地铁，我们坐大巴、出租。北京有钱修第二条“机场高速”，就是没钱修机场轻轨。北京西客站投入运营10多年，眼看地铁一号线在不到2公里以外，就是不修一条地铁过去，偏要旅客们挤在北广场等出租。为什么？甚至连人行天桥也成为质疑的对象。天桥的修建，对于改善人车混行，穿越马路，避免交通事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背后实际上也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人质疑，为什么同为道路使用者，汽车一方就可使用原来的道路，而行人一方就得放弃原来的道路，爬高下低地走过街天桥？而交通法本身也严重体现了“汽车本位”意识。行人爬高下低付出多少辛苦、多少时间，并没有任何补偿，这是一种严重的道路面前人人不平等。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钻牛角尖，但却不能说这样的质疑完全没有道理。

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曾经提出“集体消费”的概念，他把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的消费，称之为集体消费。在再分配的比重日益扩大的今天，集体消费已经开始成为塑造社会中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集体消费中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公正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起意写这篇文章，是在11月2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上读到一篇书评《除了放屁之外，政客还做了什么》，介绍的是台湾出版的新书《放屁》，由著名评论家南方朔译自《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站上的畅销书ON BULLSHIT，普林斯顿大学一位荣誉哲学教授所撰。

据介绍，作者分析了“说谎”、“放屁”与“鬼扯”三者之间的区别。南方朔说“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以最严格的论证，指出了‘放屁’之害大过说谎。单单这个结论就可以振聋发聩”。

“说谎”就是存心用假话蒙人。历史学家吴晗1949年前写过《说谎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历史的学者王亚南、孙越生曾指出自古中国只有两种人，即说谎的骗子和受骗的傻子。这些结论够沉痛，但是不能总让人心服。因为自古多的是民众敢怒不敢言，其实比较用“笔杆子”愚民，专制统治者更倚重“刀把子”弹压，对于“皇帝的新衣”许多人并非看不透。

作者认为，“放屁”则不同，虽然包含有虚假的成分，但它不同于“说谎”，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放屁”者根本不关心真假，他只在乎他想达到的目的。以政客来说，他只关心自己的名位和利益，嘴里吐出来的是公理、正义，心里算计的是一己得失，他根本不关心是非对错，所以不好说他是存心骗人。低头想想，这种区分确有几分道理。政客在台上时讲的是“为人民服务”之类套话(“正确的废话”)，倒台进了监狱，“忏悔”的还是“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之类套话，他们排放的可不就是“废气”(屁)吗？这种“废气”大量排放，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文化舆论环境不能不被腐蚀以致毒化，极大地消解正确思想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并不认为只有政客才“放屁”，在广告、公关等社会经济领域，“放屁”的也不在少数。

近日读新出炉的《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张钰事件的报道，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原来整个事件及类似事件极可能都是在“放屁”！报道的提要说：“‘身体’，以及它可能具有的解放价值、证据价值，在这场互联网上的激情奉献中，悄悄被悬置了。潜在的市场价值或立竿见影的商业利益，或许才是驱动这场激情表演的真正引擎。”这些话说白了，就是推测传播性爱视频的正处于创业期的优酷网为了开发市场，张钰为了可兑现的收益而合伙在运作。为了求证，记者分别采访了优酷网老板古永锵和张钰。记者单刀直入问张钰：“怎么传到网站上去的呢？是网站买的吗？”答：“这个我不想说。”

明白了吗？你不能说张钰的“控诉”是假的，她(以及相关网站)也不是存心要诬陷人或欺骗大众，整个事件的真假善恶并不重要，自己的名誉、别人的隐私，什么道德、法律，什么权力与权利的边界，统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名和利！这不就是典型的“放屁”吗？

我先想不通，饶颖为什么要那样做，既不名誉又有违法之嫌。现在我恍然大悟了。

可怜我也算颇有阅历的人了，《中国可以说不》上世纪末热炒时，我就认为那几个小子并不是真正的反美志士，不过是为商业目的扮“爱国”的“愤青”。可是，我就想不出“放屁”一说；而且张饶事件出来后，我怎么就没看出是“放屁”，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评论着！

试看政客之外的各路名利客，作为“放屁”的新兴力量正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搞它个“天地翻覆”！《京都议定书》要各国自律限制废气排放，以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的环境免受毁灭性破坏。对于这种文化语言“放屁”，我们该怎么自律？

刚去世的弗里德曼生前说过，经济学概括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像这位大师讲过的其他话语一样，这句弗氏格言也很容易被看成“极端的教义”。世界上免费的事情不是天天都有、花样不断吗，怎么就断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of free lunch！

这听来有理的反诘，正如有人看到日出东方又日落西山，不免对哥白尼心中生疑：明明太阳围着地球转嘛，“日心说”何理之有？这就带给天文学家一点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其实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看起来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经济学家的工作也麻烦，他们要说明，为什么本来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但是在市场里和社会上却常有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以医疗为例吧。舆论说，中国人看病的开支当中，自费比例甚高，因此被国际权威机构排名为全球第一百几十名，很落后就是了（其实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也不过第110名）。既然自费看病代表了落后，那就不妨向先进的方向瞧一瞧。果不其然，先进之邦国民医疗的自费比例很低，而其中的表表者，即所谓“英国医疗模式”，干脆就是全体国民享受免费医疗！

真有全民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这回事吗？两周前本专栏发表的“英国医疗体制问答录”，提供了一点信息。本来是自己求教在英友人的一个笔记，为进一步研究作准备的。可是看到离谱的言论越来越多，于是决定发表，希望激发对模式化思维——特别是以讹传讹的模式化——的反省。至于还有待查证的部分，比我更懂英国医疗制度实情的读者应该不吝指教。

话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设立之初，的确规定全体英国公民除牙科手术、视力检查和配镜以外，其余一切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病人只需付处方费，而产妇、哺乳期妇女、儿童、退休者、医疗事故造成的病人、战争或因公伤残津贴领取者及低收入家庭，连处方费也全免。这部法律在英国是执行了的，而且虽然有变，但直到今天还在执行。“问答录”查证，2002－2003年度NHS占英国人医疗健康总开支的85％，私人自付占15％——我们知道，所有英国人到今天仍然有权享受免费医疗服务，那自费部分不过是部分公民“自愿放弃免费医疗权”的结果。

看病无需患者个人掏腰包，不是免费医疗又是什么？分明是比午餐大得多的开销，我们是不是不可以说，世界上也许没有免费的午餐，但确有免费的医疗？我们分几点来讨论吧。

第一点，不少英国人享受的“免费医疗”，其实是由他们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支付的——其实是自费，只不过他们先向政府交费，再由政府向医生和医院付费而已；第二点，对于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数额，不足以支付所享受的免费医疗开支数额的人而言，是不是得到了部分免费医疗？也不一定，因为那个差额，可能是由他们所缴的其他税款支付的；第三点，总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缴得少于其享受的国家医疗服务的那部分公民，他们享受的是其他多缴税公民提供的福利补贴；第四，与上一点相似，完全不缴税而享受国家免费医疗的国民，他们得到了其他纳税公民的福利资助。结论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医疗开支都是由享受人自己或其他公民缴纳的税金在支付——天下本没有免费的医疗。

不耐烦的朋友要说了，何必罗嗦，我们当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免费之“费”总是有人在付账。可是全体国民付出一笔医疗总基金，然后以“免费”的形式让全体国民享用，不是很好吗？经由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变换，医疗领域的种种弊端岂不就消失了吗？医生和医院再也无从逐利、从此安心公益性的救死扶伤；病人不论贫富，皆无须为医疗健康而担心支付压力，再不至于因病变贫，更不会出现令人忍无可忍的“无钱求医无门”；政府也因此得到解脱，不再纠缠于和逐利成性的药品制造商、医生、医院无穷无尽的“监管战争”——只要一个“全覆盖”的免费医疗体制，一切都会美好起来！

是的，本来不免费的事情一旦采用了免费的形式，总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某些好处。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免费制”的好处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但成为一代代先知们构造理想社会的原材料，而且成为动员群众、变革社会的伟大纲领。可是，如果人们因此就看不到免费制的毛病和缺陷，尤其是不顾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来的教训，放弃利弊分析，把“本不免费、但以免费形式处理”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实际条件所难以承受的范围之外，那么上个世纪种种以“美妙的期待”开张、以“普遍的失望”告终的社会实验，也许可能在未来重演。

要害的问题只有一个，本不免费的服务一旦采用免费的形式，此“费”就再也不等同于彼“费”。还看英国，这个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1951年全部社会福利开支不到21亿英镑；而到2002－2003年度，仅NHS开支就达680亿英镑；而根据政府已经承诺的开支水平，2008年全英NHS开支要占GDP的9.4%。无论怎样算，“免费医疗”开支的增长都要比人口、物价和GDP增长快许多。是不是英国医保的质量提升了？看看“问答录”的记载，那些“自愿”不享受NHS而自掏腰包买商业医疗保险英国人，主要就是NHS的服务质量低得令人难以忍受。

原来，付费与“免费”之间，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理解这一点应该不困难，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吃自助餐的食量通常要大一点？那还是自己掏钱的——仅仅不过计费的方式有点变换而已。倘若朋友掏钱请吃自助餐，你我食量如何？倘若朋友用可报销的公款请吃，食量又如何？倘若公费请客的范围慷慨地扩大到减肥开支、可能引发的胃部不适等疾病的治疗，更扩大到吃一次自助餐一切终身有保——你我的食量又如何？

是的，依凭国家强制税收的“普惠制”，不能不大大刺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这里，需求首先是人的欲望，可又无时不受到“由谁付费”的限制。自己付费，横竖要受自己收入的限制。别人付费吗？当然受别人收入的限制。至于国家付费，由于可以强制全民缴税（包括社保税），可以最大限度地抽肥补瘦，还可以滥发钞票，因此不言而喻，凡国家埋单的需求，通常总容易被刺激达到最大量。

可是在另外一面，国家免费埋单的体制，又做不到无限动员供给来满足需求。是的，NHS制度下的英国医生和医院，固然没了盈利的动机，可是，要不要他们努力工作呢？很不幸，“免费制”再次遭到“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纠缠。当国家动员的财力跟不上免费需求的膨胀时，英国医生率先感受到工作时间长、任务重、而报酬却越来越没有市场竞争力。结果，英国医生开始行动：减少努力的给付，并且向英国政府以外的其他雇主那里打主意。1960年代，1／3在英国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生流动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英国为了对付医生供给不足，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原英联邦国家“进口”医疗人才——这是“问答录”介绍过的。

英国病人也很快感受到了。缴纳社保税和其他税种的公民，普遍抱怨纳税越来越多、而得到的服务越来越差。没纳税的人当然不能做同样的抱怨，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NHS系统越来越长的等待时间。我看到的一幅统计图显示，随着NHS开支占GDP比例的升高，排队候医的队伍却越来越长。两年前的资料，全英NHS的急诊等候时间平均为2小时，常规门诊预约为6个月，而住院手术为18个月。最夸张的媒体故事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终于接到了扁桃体手术的通知，而她预约的时间是在20年前！

结果就是，从大门赶出去的“市场原则”又从窗口里溜了回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国家全包的医疗体制下，自愿购买不免费的医疗服务。私人医生、私人医院、私人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重新出现在英国社会。更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不免费的市场准则深入到免费的NHS系统。“问答录”记下了：被商业保险选中的技术高明的NHS医生，坐在公立医院里为自费病人看病！这部分一身两任的大夫，服务于免费体制的时间比重是75％，但收入的75％却可能来自不免费的病人。

要解释NHS及其演化过程中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吗？请参考以下这句话：天下看来免费的医疗，其实都不是免费的。

    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民主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实录》（Communism：A History）的小册子，作者是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译者是郭新民先生。

列宁比斯大林更凶狠

    20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与衰亡的世纪.有关共产主义的论着可谓汗牛充栋。这本《共产主义实录》是一本祇有12万字的小册子，但毕竟出自大家之手，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其中既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分析，又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叙述，还有若干生动有趣的细节，读起来不感觉枯燥。例如有一段讲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比较.我们通常都以为，斯大林自然是个大暴君，列宁大概要比斯大林温和一些。作者引用了莫洛托夫的评论。莫洛托夫长期身居高位，既在列宁身边工作过，又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有人问他，列宁和斯大林两人谁更凶狠？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实录》这本书追溯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作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到莫尔的《乌托邦》，从摩莱里讲到圣西门、傅里叶，然后讲到马克思。作者没有提到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共产主义思想。根据我的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共产主义的思想，《礼记。大同篇》里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取缔私产、财产公有的思想，更像是个福利国家。

    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好几十卷，光是那部《资本论》就有1400-1500页，内容庞杂，有很多专门术语，历来很少有人能读完这些晦涩难懂的文献，那为什么它的影响有如此巨大呢？回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教义可以归纳为几项简单的信条.”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另一个问题：既然凭着基本教义的几项简单信条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又何必要写下那好几十卷的书呢？我的回答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好几十卷大部头著作，有专门的术语，深奥晦涩，这就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马克思的那些基本教义基本信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因而就都是正确的，可信的。

    在总结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时，派普斯教授指出有两点：第一，共产主义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原因。这样，共产主义所期望的国际主义（因特纳雄耐尔）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无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声称他们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有部很著名的著作，书名就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如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遭到彻底失败，它所标榜的科学性也彻底破产.但仍然有一些人要继续坚持那套理念，他们承认他们的理念已经不再具有科学的基础而变成了空想，但他们坚持他们有空想的权利。所以现在有人干脆把恩格斯那句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当然了，人类应该保持想像的能力。所以他们那样说倒不为错.派普斯教授引用了前克格勃首脑、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安德罗波夫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这段话表明，共产党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压迫之上的，而控制言论则是维护这种压迫性统治的不二法门.这也就再次证明了，言论自由是共产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是我们终结共产暴政实现自由民主的突破口。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要更自觉地把争取言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派普斯教授这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讲到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严重衰退的危机.这种危机绝非武力所能解决而必须全面改革。这话说得很对。但接下来的话就有问题了。作者说，由于苏共领导人一再延误改革，等到了1985年，苏共统治集团觉得它确实面临列宁所说的爆发革命的时机，那就是统治集团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在这种统治下生活下去了。这种说法很可怀疑。当年的苏联确实处于衰退状态，但未必到了爆发革命的时机.在当时，苏共内部既无分裂的迹象，社会上也没有发生过较具规模的公开反抗。凭着庞大的镇压机制和连续几十年镇压造成的恐惧效应，苏共统治并非不可能再继续一段时间.此其一。

    其二，作者说，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时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或者是继续压制一切舆论，使这个国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开放舆论，那又会冒引起革命爆发的危险.这话也有问题.同是共产国家，中共一再压制舆论，何以没使中国一片死寂而衰竭下去呢？固然，从长远看，一个压制的国家是注定要衰竭下去的，但在短期内却未必，甚至还有可能强大起来。

    再有，派普斯写道，当苏联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时，那些高干们原本是有力量扭转局势的，但是由于他们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所以没做出什么反抗，而是趁机把国家财产大捞一把。联系到中共，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解说不够周全。中共的强硬派们何尝还对共产主义有信心，但是他们要维护的是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要镇压民主运动。实际上，共产国家的领导人们都早就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了，过去他们拒绝民主转型的真正理由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一党专政。

    作者讲到邓小平时，祇讲邓的改革，没有提到邓的镇压，没有提到六四。在讲到共产政权为何祇在中、朝、古、越国等国撑持下来，作者也祇讲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向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而不提他们始终不放弃政治高压。然而我们都知道，没有政治高压，共产制度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苏共的高干们放弃镇压，愿意接受和平的民主转型，总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说这些高干们趁经济改革之机大捞一把，但若和中共高干相比，前苏共高干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在中国，没有民主参与，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官员们化公为私要更容易得多。然而偏偏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俄国东欧都更快。那么造成这种高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它和六四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包含着那些危险以及它将把中国引向和方？派普斯教授对邓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对六四后的中国的论述太简略。当然，派普斯教授是苏俄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问题是如果你对中国的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你对共产国家的了解就是很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