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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张钰与各位导演的舆论大战焦点在于：张钰指责导演们为不遵守性交易潜规则的伪君子和骗子，而大导演张纪中则直接把张钰称为无赖。事实上，双方的指责可能都是成立的，在这场口水大战中，性与权力的扭曲关系将当下社会的欲望裸体全然袒露出来。

张钰的勇气值得称许，因为她以这种鱼死亡破的方式坐实了影视圈性交易的潜规则——“要上戏，先上床”。当作为重磅炸弹的录像带被张钰抛出后，导演群体突然集体失声，此前的否认也好，回骂也好，统统不见了，张钰差不多是一棍子打晕了这些重量级的中国导演。当然，到目前为止，被公开的录像带只有三份，另外的十多份，据说保存在张钰“朋友”的手里。

张钰指称，她获取的所有电影角色都是用身体换来的，而且，她用录像带和白纸黑字的保证书确切无疑地证明了这点。在这些录像带面前，不知状告张铁林的周旋和状告赵忠祥的饶颖做何感想，与男人做爱的同时还能够成功地将隐私情景摄录下来，这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和周密的事先准备，这说明潜规则的要义不仅是“要上戏，先上床”，而且也包括允许“睡了白睡”的内容（给了张钰角色的导演们当然会在这次“核爆炸”中幸免于难），假设交易双方一贯信誉良好，张钰自然没有必要有性必录。而一录就是十几份，并破釜沉舟地将之公诸于众，这不仅让那些导演们寝食不安，也让一般读者叹为观止。这么多的一手资料被公开，应该是空前绝后的，在此之后，即使那些最不在乎的导演们，在与女演员上床前也会查看一番房间内的设置，不会给张钰们留下这么容易拍摄的便利条件了。赖帐也要赖得干净利索才是好导演，饶颖没有与赵忠祥在一起的录像资料，于是，无论她的网络日记被炒得多火，赵忠祥都坚持自己的说法：“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毫无疑问，录像带中那些掌管着演员上镜权的导演们不仅违背了一般职业道德，也有接受性贿赂的嫌疑，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许诺和欺骗的手段诱使年轻的女演员上床，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张钰录像带的价值只不过是让他们无法继续抵赖而已，但由于中国法律中没有类似西方国家针对性贿赂的条文，在所谓的影视圈潜规则保护下，到目前为止，法律似乎无力、也不打算介入这种广泛存在的性交易行为，只有娱乐媒体在近乎八卦的层面上试图对真相予以揭密，性交易行为中的自愿与强迫的争论掩盖了性贿赂问题上的法律困境。

在张钰性交易的系列剧目中，录像带上的男女双方当然都无纯洁可言，没有哪一方能够面无愧色地声称自己无辜。张钰同《国球之子》导演何洪港之间的欠条、二十份录像带和四份文字相同的保证书，足以证明导演们总是把与女演员上床视为天经地义，而女演员则把男女间身体的亲密接触与利益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张钰的“无赖”只是在于她认为自己与导演们的性行为是必须得到回报的：钱或者电视剧中的某个角色。无论张钰最初进入影视圈时是否受到过导演的胁迫，但这些录像带所记录下的性行为，并不属于“强奸”，准确地说，只是一种没有具体条文的卖身协议。这种性交易的性质，与卖淫行为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卖淫。对此，张钰都懒得否认：“比如做买卖，不管口头约定还是合同约定，你出钱我出货，你钱出了结果我货没有，你愿意认吗？”不仅如此，录像带还表明张钰有介绍卖淫的嫌疑（嫖客当然仍是掌握权力的导演）。当各地警察卖力地对妓女和嫖客进行劳教和罚款时，法律却对权色交易的卖淫行为束手无策，真有点“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意思了。

看着屏幕上一个个光鲜的角色，他们有时还扮演着主旋律题材中的光辉形象，我们能把她们与卖淫女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吗？当我们看到剧终时那些大字号的导演姓名时，我们能把这些名字与不愿支付嫖资的嫖客形象联系起来吗？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纵欲的时代，性交易的盛宴究竟在以何种方式侵蚀着性行为中的基本伦理道德？究竟在何种规模上，权力、金钱、性三者形成了彻底变态的媾和？

张钰对导演们的揭露未必完全出于泄愤的目的。付出了身体的代价而没有拿到应有的嫖资，对工于心计的张钰来说，或许是不可容忍的耻辱，以杀敌八千自损一万的代价搞坏导演们的名声，或许反映了“愤怒张钰”超强的个性特点，但在录像带被公开的同时，我怀疑愤怒是否是张钰的主要感受，一个愤怒状态下的人不会将利益的算盘打得如此精明。她先是公开声称背后有高人指点，旋即又予以否认；开价八十万的录像带“交易”中，张钰显然是被更高明的人算计了，她的声音被偷偷录下：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书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东西，特别刺激的东西，他们看不到，是另外一种私生活，不正常的，包括我的爱情啊，他们看了这些肯定感兴趣，这个男人是谁啊？他们绝对有这个兴趣，网民和媒体都会有兴趣，所以说你给我开15万，你真是太可笑了。你如果没有诚意就••••••”

在这里，没有对导演们的愤怒和声讨，没有录像带公开后的耻辱感，有的只是对自己与导演们性交易的刺激性的自信，有的只是对于金钱的欲望。

“没错，通过这个我可以让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它都能帮你达到。”

如果以揭露真相或法庭取证为目的而公开录像带，我们或许可以说，张钰有不得已而为的理由（据她自己说，妇联工作人员支持她将录像带在媒体上予以公开）。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出卖过身体之后，再次将个人的最隐私行为予以出卖的精明到家的商人，身体不是张钰的存在，而是她的资源。通过对录像带的公开，张钰迅速致富了：“这10余天来，张钰给几大网站的相关产品报价：一篇专栏，1000字，2万元，内容为自己的真实经历；一篇专栏，1000字，1万元，内容为心情散文；她的新书由于内容劲爆，没有出版社敢接，现在给网站连载的报价为50万买断独家连载权，各网站与她价格没谈拢，所以还在谈判中；据了解，新浪网上的张钰独家视频采访，还是花了两万块买来的，独家博客，也是有代价的。而以上所有内容的前提均为：先付钱，再给货。”

为了借助社会舆论对导演们进行道义讨伐，她当然需要公开录像带，但张钰的选择是，一边做出愤怒的姿态吸引最广大的同情和好奇，一边寻求将文字和图片脱手的最高价码。与此同时，她更是频频亮相于各娱乐媒体，将最新的个人形象展示给世人，如果只为揭穿导演们的虚伪和无耻，她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奋不顾身，有了录像带为证，她只需要给各娱乐媒体记者抛出些文字资料就够了，毫不顾忌地让自己暴光的行为，是因为她已看到，通过这次重磅炸弹的轰击，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影视界一等一的明星人物，不是吗，打开报纸，满目充斥的张钰、饶颖、肖琼等人的照片，似乎有把主流演员驱逐出人们视野的势头。必须承认，张钰导演并亲自主演了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大片，她已经成为一等一的大腕演员，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趁机造势宣传呢？由于成功地把握和利用了公众的窥视和好奇心理，她一下成了色情时代中的另类英雄，于是，她根本无须象台湾的璩美凤一样躲躲闪闪。

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无论多么奇怪的逻辑都不再令人感到惊讶。“我用明摆的无耻对付潜在的无耻。”张钰不说假话。在权力、金钱和性的欲望面前，无耻又算得了什么！毕竟，张钰长期生活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错乱的道德观是她必须接受的规则。

在这个充斥着末世情绪的疯狂的西门庆时代，一切资源——包括权力、肉体、隐私——都被加速度地开发利用！不要以为这样的色情剧场只存在于娱乐圈，张钰和导演们的性事能够铺天盖地地占据人们的眼球，只是因为身处娱乐圈的他们本来就是供人们娱乐用的，新闻检查官们的神经才会因此放松下来，而官场中的权色交易与商场中的钱色交易新闻，要逃脱他们的法眼，可就困难得多了，那些商业公司里形容靓丽的女公关、女销售员身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大大小小的张钰，又如何能够统计得出？没有好处，年轻的肉体会向大腹便便的官员们敞开胸怀吗？没有好处，精于算计的公关小姐会向掌管采购大权的企业高管以身相许吗？没有好处，年轻稚嫩的女大学生会与他们的指导教师在床上进行“学术研讨”吗？当今时代，还有哪一个领域敢说自己是干干净净的？

性意识的解放是以人的自身价值和权利意识解放为前提的，并不意味着性本身可以成为商品，尤其不能允许把性作为一种对价物引入贿赂的密室。公然接受性贿赂而不知耻的导演们至今无人出面向公众说一声愧疚，而张钰也拉开了将出卖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法律无法对赖掉嫖资的导演们予以处罚的同时，张扬着身体隐私的张钰们也不停地挑逗道德的眼球（据说一位刚刚当选的“好男”的小明星的床上录像也要被前女友公开了）。于是，除了道德、法治、人性的尊严，一切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并畅行无阻，什么“影视圈的潜规则”，说穿了，正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交换规则，是廉耻感的荡然无存，对此，人们早已熟视无睹，因此，你无法激起大众的愤怒，这个社会从张钰事件中得到的只是窥视时的刺激，是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张钰将会借助这些录像成为娱乐圈的红星，而导演们用鸵鸟战术躲过张钰的狂轰乱炸后，也会重新执掌导演大权并以更聪明更隐蔽的手法接受性贿赂。张钰录像中抖落出的，只能是中国社会的一地污秽，一个污浊时代的乱象，尽管乱象是以最刺激眼球和心脏的方式暴露在人们面前，但在这样一个扭曲错乱的时代，谁都懒得去多问几个为什么了。

首发民主中国

中共的党天下和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相比较，除了权力的交接方式发生改变之外，其他方面仍然一脉相承。一代暴君毛泽东虽然有复辟皇权、延续世袭之想，但其子的英年早逝只得让他将权力无奈转让给无德无能的政治木偶华国锋。非常可惜的是，毛泽东的尸骨未寒，邓小平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一举将儿黄帝华国锋掀翻在地。邓小平的上任虽然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在当时，仍然有不少的民众在为他的行为拍手称快，邓小平执政时期的改革开放更是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加上胡赵主政时期较为宽松政治环境，邓小平一度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世纪伟人。然而，邓小平的开明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上，他依然在赴毛泽东的后尘。邓小平除了以太上皇的角色罢黜了胡耀邦之外，更是在1989年对寻求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进行了残暴镇压，并将赵紫阳非法软禁。

赵紫阳政治生命的嘎然而止使得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有了在中国政坛耀武扬威的机会。江泽民上任之初，邓小平继续以太上皇的身分在幕后操控中国政局。“6.4”前的江泽民在中国政坛并不起眼，虽然他贵为上海市委书记。据《江泽民其人》一书透露，溜须拍马是江泽民的拿手好戏，不是因为他对中共元老李先念等人的巴结，他绝不可能登上中国政坛的巅峰。邓小平在起初并无启用江泽民之意，只是因为中顾委里以李先念为首的老人帮的极力举荐，他才觉得江泽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中共的党魁虽然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但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江泽民被誉为“第三代领导人。”

江泽民的政绩并不令邓小平满意，因为江泽民不光在政治上固执保守，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深化改革的雄心。邓小平可以将胡赵中途革职，想要再罢黜一个江泽民自然也不是难事。但是，当时已经接近90高龄的邓小平自感精力不支，于是，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南巡。与其说南巡是在坚定改革的信心，倒不如说是在向江泽民发送强烈的政治信号，邓小平“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一出，江泽民才如梦初醒，改革开放才得以继续进行，江泽民的宝座也就有惊无险。

江泽民和他的前任相比，比较轻松的是不用操心让谁做自己的接班人，因为邓小平早就将胡锦涛钦定为中共的第四代了。江泽民并不愿意一直为邓小平所左右，等到邓小平无力顾及政事，他便大刀阔斧地清理党内的异己，首当其冲的便是有北京帮帮主之称的陈希同。陈希同虽然被冠以腐败的罪名拉下马来，但在明眼人的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斗争牺牲品。胡锦涛在江泽民时代得以跻身中央政政治局常委，因为他的年轻以及八面玲珑的为人和稳健的执政风格，他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共第四代掌门人的当然人选。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第三代领导人几乎全退，唯有江泽民还挂着军委主席的头衔。毫无疑问，在十六大后和江泽民2004年卸任军委主席之前的这段时间，胡锦涛并不能主导中国政局，这和当年邓小平辞去中共总书记后的情形颇有些相似。

江泽民时期虽然完成了港澳的和平交接，而且成功申办到2008年北京举办世界最大体育盛事──奥运会的举办权，但总观中国社会，江泽民可谓是把中国治理得一塌糊涂，贪官污吏的不计其数和前赴后继自不必说，农民和下岗工人水深火热的处境就足以否定江泽民的所谓“丰功伟绩”。江泽民在自己位置尚未全退之时，便迫不及待地将“三个代表”所谓思想写进中共的党章，企图在党内和民间建立自己崇高的政治威望。现实中的江泽民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相去天壤，有关江泽民的各种丑闻一直弥漫于网络世界和国际社会。虽然中国民众大多无法直接感受江泽民，但民众对他的人格和作风普遍持怀疑态度，在广大农村和不景气的企业里，对其破口大骂的大有人在。

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继任人，外界之前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比较好，他的出任不仅仅有当年邓小平钦定的成分，而且不乏民意的支持。江泽民在十六大后的苦心恋栈使得外界加剧了对他的诟病，认为他对胡锦涛的牵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海外舆论和中共党内的共同压力下，江泽民终于在2004年彻底交出权力，胡锦涛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方得以确立。然而，在治国安邦方面并无建树的江泽民却在权谋方面技高一筹，他所精心设计的政资局常委九人决策体系里面有一大半是他的上海帮人马，在共同决策的情况下，胡锦涛的施政往往捉襟见肘。众所周知的上海社保资金遭挪用案件，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显山露水，但在上海帮人马的拦阻下，最后中纪委只能空手而归，陈良宇等人依旧我行我素、胡作非为。

陈良宇作为上海帮的重要人物，之所以敢于无视党纪国法收刮民脂民膏，并在公开场合和胡温悍然对抗，当然是因为他和江泽民如胶似漆的政治关系。陈良宇对江泽民余威的过度倚仗使得他已经对上海帮之外的政治人物不屑一顾，于是，就把上海建设成了一个与中央政府似乎没有关系的独立王国。随着胡锦涛团派势力的不断壮大，极不得人心的上海帮势必土崩瓦解，陈良宇翻身落马的命运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不过，深谙权力斗争策略的江泽民为了自保，不但不在陈良宇落难时伸以援手，反而叫儿子勿插手该案，并指“陈良宇活该”（新世纪新闻网引述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陈良宇虽然罪大恶极，但此时此刻也能窥见江泽民薄情寡义的嘴脸。海外媒体一直都在盛传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利用江泽民的地位大肆敛财的消息，江绵恒还被称作“中国第一贪”、“电信大王”等，其非法所得可见一斑。胡锦涛深知江泽民仍有巨大影响力，自然不敢对其大打出手，胡锦涛能够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也正说明他的反腐败行动不会延及江泽民家族。

容忍江泽民家族的腐败也许是胡锦涛的反腐败底线，胡锦涛如果要在十七大后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就必须在罢黜陈良宇之后对上海帮其他人马乘胜追击。这样既能赢得民意，又能树立自己的政坛权威。从海外媒体的报道看，国务院副总理黄菊铁定卷入了上海社保资金案，他能够全身而退尚属幸运，绝不会在十七大后继续留在中共最高层。而前北京市市委书记，也就是现任政协主席贾庆林更是和远华案以及刘志华腐败案有剪不断的关系，这将成为胡锦涛逼退贾庆林的充分理由。据12月份的《多维》月刊报道，对于民望不高的贾庆林，江泽民更表示了要死保到底的决心，而且为了不至于让江氏人马在中共新一届领导核心中全军复没，避免被清算，江泽民提出了贾庆林如果在中共十七大出局，现任总理温家宝也要下台的霸王条件。看来胡锦涛的政治阻力依然很大，要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当然，专制政权终究不能成就胡锦涛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在剔除上海帮绊脚石之后，他所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民主论坛

 

12月9日，刘宾雁逝世周年暨《刘宾雁纪念文集》发表会在华盛顿近郊双溪图书馆举行。

当日，华盛顿地区天气寒冷，但天空晴朗，阳光明亮，有如这次会议，有些沉重，但也有喜悦。人们想到刘宾雁逝世，让人悲哀；但是《刘宾雁纪念文集》出版，显示刘宾雁的理想和精神犹如冬日的阳光洒向大地。

会议在图书馆会议厅举行。大厅正面墙壁上是会标：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长桌、洁白的桌布，摆放着《刘宾雁纪念文集》，文集600多页厚，咖啡色封面，书名苏体、烫金，棕色书脊有一小桢刘宾雁铜像照。文集庄重、肃穆，不愧是历史的回音。主席台前摆放着两只高大的花篮。白玫瑰、绿菊、红黄百合、石竹散发淡淡的清香。花篮的白色缎带上写着“深切怀念刘宾雁先生”和“庆贺《刘宾雁纪念文集》出版发行”，落款分别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曾经是这两个组织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领导。

参加会议的有60多人，主要是华盛顿地区的作家和读者；也有人特别从纽约和普林斯顿等地赶来。出席会议的有，老作家于梨华女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林培瑞教授，华盛顿华文作家协会韩秀、刘宾雁研究者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任周允庭、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主席易丹轩、汉学家夏瑞昌、中国流亡作家学者郑义、陈奎德、苏炜、一平、张郎郎、李颉、吴学灿、遇罗文。刘宾雁生前的邻居张俞放、冯盛平也远道赶来。会议由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陈奎德和中国学社成员苏炜共同主持。

会议原定2点钟开始，但是由于放映机事故，推延了半小时。这段时间，苏炜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刘宾雁去世前后的情况。他的讲了不少尚未人知的故事。他说，2004年，刘宾雁癌症已经进入晚期，他、郑义、北明、万之、黄河清等老朋友预感到刘宾雁将不久于人世，并将是在死于流亡。有感于中国老流亡者们的悲凉状况，他们决定要为刘宾雁举办一个盛大的八十寿辰的庆贺会，同时赠送刘先生三件礼物：出版一本书《不死的流亡者》、塑一座刘宾雁铜像、建一个刘宾雁网站。这几件事情，百经周折，但都成功地实现了。他说在冥冥中，有神灵保佑我们。苏炜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刘宾雁逝世的细节。刘宾雁在逝世前说了一句话：“我要死了，你们知道吗？”由于语音有些模糊，刘宾雁的夫人朱洪和女儿刘小雁听为“我要睡了，你们知道吗？”但是苏炜听到却是“我要死了”，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死”字，因此也就承认是“要睡了”。于是，媒体久报道为“我要睡了”。事后一段时间，苏炜仔细回想，才想清了这个事。

放映机设置好，会议正式开始。首先是放映安魂诗《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这是王康先生和北明女士专门为《刘宾雁纪念文集》制作的一盘DVD影像。刘宾雁逝世后，刘宾雁研究者王康先生写了写了一首200多行的悼念长诗：《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全诗思想深辟，激情澎湃。这盘影像中，北明全文朗诵了这首诗。背景画面是大地、十字架、太平洋，雁阵飞越高山雪岭，加之刘宾雁一生各个时期的生活足迹和影照。配乐沉痛壮阔。全场静然，观众为之深深感动，一些人悄然擦拭泪水。

影像后是发言。会议本来安排了于梨华女士第一个发言，她也是刘宾雁的老朋友。这位老作家精力旺盛，至今笔耕不止，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海外，人们对她深怀敬意，但是她站起来哽咽地说，她太难过了，说不了话，请大家原谅她今天就不说了，以后再讲。

之后，一平先生代表《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组向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他首先表示能在刘宾雁先生逝世周年的时候，把这本书献给刘宾雁，献给热爱他的读者，作为编辑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他说，虽然刘宾雁先生的一生都是在中国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但是这本书的定位是“真实完整地展现刘宾雁的一生，他的人格和良知”，也就是说这本书不是将刘宾雁作为反对派政治领袖来表现，而是要体现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五十多年来，中国的良知和“人”的精神被极权毁坏了，但是刘宾雁却保持了这些，并且将之发扬到极致。刘宾雁在超越政见、主义、党派之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人格榜样。他还说，这本文集还收录了一些批评刘先生的文章，这在纪念文集中是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完整地保留一个时代对刘宾雁的评价，他们对刘宾雁的人格和品质有信心，他博大宽容能经受住批评和否定。他还说，“这本书本应该在国内出版，这个会也应该在国内开。但是没有可能。这样优秀的人死于流亡中；他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国内百姓却不能悼念他；我们千辛万苦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但是还不能让国内民众读到，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

林培瑞教授赞同文集中收录批评的文章。他说刘宾雁曾说，一个人的文章有没有影响，就看他的见解有没有人反对，没有反对的声音，缺少意义。在发言中，他回忆了刘宾雁对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昨天他也来了华盛顿，参加美国之音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认为现在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漠。但是他在发言中说，中国老百姓的自我尊严感是在逐步觉醒和提高，他们是以他们的方式来关心社会和政治，他们开始关心自身权益，为之努力，这是中国人民的进步……他的看法引起在座者的兴趣，认为很新鲜。林培瑞接着说，这个思想其实是刘宾雁的讲给他的，这个思想是刘宾雁的思想。他称刘宾雁是中国当代的伟大作家，历史上将会有他的地位。

韩秀的发言回忆了八十年代她和刘宾雁的交往。当时，她和先生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那时，美国大使馆经常邀请一些中国作家到大使馆去参加活动，但是刘宾雁很少参加。有一次，她特意请了刘宾雁夫妇来看电影“飞跃柏林墙”。那是一部表现东德人逃往西德的故事，刘宾雁非常喜欢，他的表情显出对自由的向往。她又说，而离开中国后，刘宾雁又时刻想把民主自由带回中国。这是对自由的双向飞翔。

郑义代表朱洪女士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他给大家讲了一件事，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张大幅广告，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今天晚上将有一个“唱老歌”的华人音乐会。唱歌的曲目是“东方红”、“少年先锋队队歌”|、“军垦战歌”、样板戏等红色经典。今天晚上去那里看演出的肯定会比我们的人多，而且还要花钱买票。这不是一般的怀旧。毛泽东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还要歌颂他？他引用刘宾雁生前最后一次的讲话，抗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当汉奸？中国人为什么那么不争气？

张郎郎回忆了他们一家和刘宾雁的交往。他五岁的时候，刘宾雁去他们家，曾抱着他照相。在刘宾雁当右派的年代，两家也在私下来往。八十年代，他在香港杂志上发表回忆刘宾雁的文章，文章中说应学会战壕战，这样不会被流弹击中，而能够给敌人有力的一击。以后，中国再次整肃刘宾雁，就引用了他的话，作为国外反动势力支持刘宾雁的证据。他还有趣地回忆刘宾雁对他的批评，立场不鲜明，缺少担当，但张郎郎认为自己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灰色也是一种颜色。

中国人权运动的先行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曾经因为哥哥的案子，也被关了监狱。他前些年出版了一本书《我家》，回忆了全家的遭遇。他今天放下工作，赶来参加会议，他发言说，刘宾雁的纪念会，他一定要来参加。以后，有这样的活动，他还会来。因为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进步。中国人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的人。作家李颉说，最近他去了迈阿密，参观了古巴流亡者的居住地，那里有一座自由塔，表现了古巴人对极权统治的抗议和对自由的向往，但是中国的自由塔在哪里？他说，刘宾雁铜像安落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这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的自由塔。

两个半小时很快过去，要发言的人还有很多。香港印刷厂特别快寄过来的三箱《刘宾雁纪念文集》，被与会者争购一空。会后，各媒体继续向与会者进行采访。

 

翻译主要是一种实践，理论多为空谈。傅雷深明此理，故在其漫长而丰富的翻译生涯中，绝少谈论翻译。这本素雅的《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版），实际上有三分之二是别人谈傅雷的翻译，余下的又绝大部分是书信摘录，正式谈翻译的只有两篇共不到十页的文章。

尽管如此，这本书却使我们有机会轻便地窥探傅雷的翻译心事，他的成长，他的经验。他的名言“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和“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等，实际上也是空谈而已。他也知道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平。

就我读过的傅译三部伏尔泰小说和巴尔扎克《贝姨》、《高老头》等作品看，傅雷确是文体大家。他的最大优点是文字结实，这等功夫，在中文作家里，除王佐良的文章外，恐难有匹比者。但这功夫是苦练出来的。傅雷的译文一改再改（“总是改的功夫比初译功夫花得更多”）。除了出书前一改再改外，出书后还改。《高老头》于一九四四年初译，一九五一年重译（“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一九六三年再改；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重译（“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下这个污点”）。

所谓劣译，往往不是译者无才能，而是功夫做不到家。简言之就是没耐心去修改。但功夫做得够不够，却往往是译者才能的体现。假如傅雷不下苦功，则他只是一个没什么成就、且错漏颇多的译者而已。他追求纯粹之中文，尽管只是一个理想，但这追求本身，成为一种动力，一种自知不足因而要小心谨慎的准则。就像一位好作家写了半辈子，看到同行马马虎虎，从而发现创作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天赋一样，作为翻译家的傅雷，也同样感到这点了：“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还有就是像一切好作家那样坚持不懈：“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这种精神有时近于悲壮：“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这实际上已从天赋飞跃到“天职”了，这天职就是使命感：“（译者）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就像我猜测的那样，劣译在傅雷时代就已汗牛充栋了，并非现在才特别严重。“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一般的成绩太坏。”“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甲译文）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他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丙译文）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像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也在译书！”

出版社乱改，也与现在一样。出版社不仅改得不通，而且在原稿上改，由于都是手写，故难以辨认。我遇到的情况与傅雷当年（六一年）相似，我给出版社的是电子文档，校样出来是印刷字，我得逐字逐句细读两遍，才把被乱改的地方恢复过来！

 

1922年7月，伍尔芙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生活和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女人——而她们很少联系得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与否，自然见仁见智，而女人的文字总是半透明地跟生活交融，倒是真的。伍尔芙自己也是，不过她太能读（据说是有史以来阅读最广泛的英国作家之一），把自己读成了跟书互相映照的多棱幻象，以至于从她所读所评的人物看去，总能看出另一个伍尔芙。多个伍尔芙综合起来，既能包容又能解构，仰慕强健的莎士比亚和狂士拜伦，热爱文艺复兴和古希腊文化——跟现在一样，跟古希腊有关的东西往往是“高眉”象征，伍尔芙对之略有讥嘲却又暗暗敬之，处处引用。在《普通读者》中，她连书带人一起读，其尖诮口吻并不新鲜，而尖利的破土力量令人咋舌，比如读奥斯汀。她把阅读当作一种登山运动，处处挑战自己的力量，声称衡量自己进步的标志，就是理解难懂之书的能力。两册《普通读者》是读书观和文艺观的集中自白，不过，从读写互动的角度来看，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渗透阅读感想。

对此，内华达大学英语教授罗森伯格感慨——“对于文学史家伍尔芙的研究实在太少了！”

《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和文学往事》一书，意在索隐伍尔芙其人其心，主题老套，但从阅读出发的想法倒颇有挑战性——你要读遍伍尔芙以及伍尔芙所读才能理清头绪。而收获也很大——不仅更懂得她也更懂得她所读。此书从“往事”出发，从《雅各的房间》、《到灯塔去》、《波浪》等等名作中捕捉种种Moments　of　Being.原来她正式写作，是在学者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之后。之前，她几乎是个纯粹的读者。母亲死得早，后来的回忆提及她的不多，只说小小的斯蒂芬姐妹们没有母亲管，更加疯狂地乱读。她在1928年，也就是《到灯塔去》完成两年之后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如果他还活着，应该96岁了。不过如果他和妈妈还活着，我就不会写任何东西。每当想到父母，他们就完全占据了我的心。这对写作来说是不健康的，因为写作总归是一种艺术。现在父亲仍然回到我心中，但方式不同。对我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当代人。”

从这本评论集来看，她对经典的阅读，确实是写作的一部分，也许是她刻意所为。一个读书的女人，怎么忍心跟那个令人心醉的世界割离呢？持久的阅读是奇妙的，它让一些东西在人心里扎根，但总有碎叶漂浮上来，松弛地指向其根。作者Jane　de　Gay在前言中说，“阅读意味着人自己构造一个世界，以创造性的努力企图‘成为’那个作者或者他的伴侣。”

作者说，伍尔芙一方面宣扬现代写作，激赏新式技巧的探索，而她自己的写作，有时又被批评为“手法陈旧”（比如《日与夜》）。其实不管怎样“现代”，伍尔芙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现代一定比过去好。她说，“从历史上看，我们并非在前进——只是一直在移动而已。”

在本书的第四章，《小说〈到灯塔去〉和莱斯利。斯蒂芬的幻影》中，作者指出这部自传意味的小说最终释放了对父亲的“每日怀念”，因为其中的拉姆赛夫妇，就是变了形的斯蒂芬夫妇，家庭回忆比比皆是。第六章《在一起——文学和心灵的自传，〈波浪〉》中，作者指出伍尔芙在写作《波浪》期间一直在重读旧书，比如华兹华斯的诗歌，故小说结构也呈回忆的样式——重现而不重复；而且，她在小说中借助人物来夸张地月旦作家，比如“文学青年”拜伦。

当然，如果只依据“阅读”来窥探伍尔芙的生活，会错过很多故事。她一生多次精神崩溃，完全依赖丈夫照料。20世纪40年代，战争开始了。她的作品中，直接写战争的很少，而且读起来倒像战前的情景。也许因为神经太脆弱，无法直接描绘残忍的场面，所以不论身处何地，她的作品总是比较书卷气，宁可多谈女权。读者伍尔芙的地图被诸本作品解构，而在战争中弃世的伍尔芙——“作为女人我没有国家”，真是意味深长。

 

洪峰调到沈阳文联下属的作协当专业作家的心愿——

他上街乞讨时提出的要求之一——

注定难以实现了：日前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及沈阳市作家协会，放弃会员资格。

洪峰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已拥有18年的作协会员资历。据他介绍，1993年后他就经常待在沈阳，很少在上班单位吉林作协出入，“1995年正式调入沈阳后，我就很少跟同行打交道了，1998年以后基本没有交往。”尽管如此，洪峰依然视作协为“爱戴和尊敬的团体”，选择退出作协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否定”。

“如果没有上街乞讨的事，想不到这儿（退出作协）来。”洪峰说。尽管他认为，“设立作协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专业作家的需要，作协体制与作家个人无关”，可因他上街乞讨所引发的关于中国作家以及作协体制的论战，仍超出他的意料，“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作协，我不想专业作家因我的乞讨而继续承受尴尬”，洪峰试图以自己的退出，“还作协一个清静”。

其实，会员退出作协，洪峰并非首例。

2003：会员“退会年”？

2003年7月2日，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同年12月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此前的7月1日，湖南省作协另外一名老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稍后的7月14日、7月25日，江苏省作协会员陈锡民和上海市作协会员夏商分别退出江苏省作协、上海市作协，并宣布“永远不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同年10月，山西作家李锐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永久放弃作协换届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李锐在《致文友公开信》中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深感作协官僚化越来越严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患上了“换届综合症”。

不同于这几位公开声明、高调宣布退出的作家，作家胡发云以给湖北省作协写信的方式，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更多的人则选择了默默的拒绝和放弃：不去作协领工资，不参加作协的会议和活动，不以作协会员的头衔和身份示人……

“迄今为止，为了促进作协的体制改革而公开宣布退出中国作协的只有李锐和我。”余开伟说。他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是冷静退会的。作协官僚体制的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我退出作协我认为完全正确。”

但对于此次洪峰退出作协，余开伟表示，“洪峰先是要求成为专业作家，达不到目的就退会，这与推动作协体制改革的目的相反，是对作家的侮辱。”

但也有人说洪峰此举是“知耻而后勇”……正如洪峰的上街乞讨“趟到了作家与作协体制的地雷”一样，他退出作协之举，引发的依旧是人们对作协体制的不休争论。

作协内外两重天

“那一年是我的‘灾难年’，媒体的采访铺天盖地。”余开伟对自己2003年退出作协后的境况记忆犹新。采访热潮散去之后，他感觉到自己遭遇压制、冷落和歧视。“我写的文章在湖南发不出去，越呼吁越糟糕。好在外地封不住”。以往的朋友纷纷疏远他，他感觉到自己被孤立，“精神上有压力”。

“平时写点东西，编点书。工资没受什么影响”，余开伟退出作协后，作为《芙蓉》杂志的编辑的退休金却得以保留，基本生活可确保，甚至比以前的生活还要好点。

而那些没有加入作协、处于边缘、得不到“主流文学圈”认可的自由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没有任何保障，一切都得凭自己的劳动。上海自由作家张远山形容作协作家和非作协作家的竞争是“龟兔赛跑”，但现行的作协体制决定了无论用什么手段，最后非作协的“兔子”必定会输给作协“乌龟”。

“在不公平的‘龟兔赛跑’中，一流的自由作家尚且在影响力上不及三流的‘作协乌龟’，那么二三流的自由作家当然只能悲壮地失败。”张远山说。2002年2月27日，在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做不领工资的作家”的排名中，尽管张远山排在九位受访者的首位，但因其他多位大都是作协会员，影响力就远比他大得多。而在生活、生存状况方面，非作协会员作家更为糟糕。

2001年10月17日，在一个自由作家生存状况的采访中，张远山被要求如实回答自己的经济现状。记者告诉他：“你将被排在首位。”发表时他被列在最后——收入最高的，记者解释说：“没想到你的收入比我还高，已经不值得同情了。”“这说明大部分自由作家都面临生存困境”，张远山说。而1995年之前张远山也同样在困境中挣扎了10年，以至于连坚信他“天生就是个作家”的妻子，最终都因失望离他而去。

因为作协的“准官方机构”性质，掌握着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本，各级作协专业作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们领工资，享受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负责。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因某一部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名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便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待在家里，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不会少。此外，他们发表作品有稿费，出书有版税，获得的是双重报酬。

正因作协内外的迥异，使得留在作协内部，成为“专业作家”成为众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不时爆出的明争暗斗、丑闻则使作协饱受“包养体制”的诟病。

市场标准VS权力标准

改革开放后，大大小小的部门包括文化局系统都有很大调整和变化，但号称“群众团体”的作协至今一直没有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作家王小波和王蒙，先后抛出过“解散作协”的狠话。虽然王蒙遭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反击，但此后关于作协体制问题时有争论。然而见诸实际的改革措施始终不曾出现。

今年11月，中国作协“七大”召开前夕，洪峰的上街乞讨和网络上“文学死了，作协死了”的抨击所引发的争论，使作协体制再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作协里的人大多写不出好作品，吃老本，成为受纳税人供养的文化官僚。”引发不满的首先是作协与作家关系的日渐松散，影响力弱化，权威丧失。部分作协内部人士也认为，作协没能为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冷落、歧视的作家提供帮助，反而“成为‘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机构。”

还有人通过国内外作家体制的比较、通过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检视，对作协体制进行反思。“现在的作协依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能主义的色彩”。在作家拥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作协内不断晋级”。这些人认为，“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束缚了文学写作的自由，使文学日益萎缩”，这种体制应对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负责。他们呼吁作协回归本位——纯专业、行业机构、纯文学社团，充分保证每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的、自由的创作权。

“作协理论上应该解散，但我不赞成激进，而主张渐进。作协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已经年过四十，把他们强行抛入市场是残酷的。”张远山认为，这部分作家在改革开放后对打破当时的文学僵局是有功绩的。

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协“七大”之后，“作家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成为文学界共识。新任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短时间内难以取消。“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保护，作家的写作还是独立的，作协不会干预作家的写作。”她同时指出，目前所剩的接受“供养制度”的专业作家人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合同制作家”，“只养选题不养人”。

但如张远山所说，市场标准替代权力标准后最容易陷入一个新误区：以为媚俗的畅销，胜过不媚俗的不畅销——社会是势利的。未来的作家体制如何避免由现在的“因养而惰”陷入“竞争媚俗”？如何激励后进，而非供养功成名就之人？

中国作协已经走过了57个年头。在这57年里，作协一次次辗转沉浮，而这一次挑战来自作协自身。它能否安然度过？

 

日前，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

在接受访问时，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这位汉学家的评价是：“《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而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

但顾彬似乎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比较客气，他说：“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的。”而对其它文体的写作者，顾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除此之外，对中国作家的外语能力，顾彬也没有放过发言的机会，“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

参见本站文章：德国汉学家顾宾：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tjwz/ShowArticle.asp?ArticleID=6005

 

说上面这句话的，是一位已85高龄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他就读于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该校讲师。两年后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了一名记者，期间接触过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共要人。之后，他又转赴延安，仍然从事新闻工作。中共建政后，他转到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的资深教授。在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他涉嫌罹祸，被定为该‘集团’的骨干分子，整整坐了20年共产党大牢，直到“文革”结束，才获释“平反”。

这个老共产党员是谁？他就是谢韬。上面引述的那句话，就是不久前他在给人大老校友丁弘的一封信中说的，原话是：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引自谢韬：《给丁弘的一封信》，原载《动向》2006年11月号 11/17/2006）这可谓一位饱经忧患者的切肤之言。

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位思想者，最近他终于打破禁忌，在海外媒体和网站上一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另一篇就是《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给丁弘的一封信》。由于这两篇文章出自一位历尽磨难仍然对共产党忠贞不二、如今却感到绝望的老人之手，所以不能不引起海内外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和议论。

这里，我先按下有关评论不表，先说说我心目中的谢韬其人。

上世纪70年代末，谢韬劫后复出，并于1982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人民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四年后任满，终因生性耿介，脱不了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股“书呆子气”，难以适应在人民大学这类党政干部一统天下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遂于1986年离开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该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两年后离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学定居。

在谢韬任人大常务副校长期间，我与他曾有过一些接触，但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与谢韬的真正交谊，始于1989年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那时，北京实行戒严已有多日，军队已兵临城下，危机一触即发。那天傍晚，人大东校门广场人潮如涌，人声鼎沸，大家都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降临。随着暮色渐暗，很多家长穿梭于人群之间，寻找失散的孩子，有的则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外出的孩子能尽快归来。在这个焦躁不安地等待着的人群里，就有我和谢校长。我等候我的儿子归来，他等候他的孙子归来。他身体不好，柱了一根拐杖，就站在我的身旁。开始我们还说话，议论一些学潮的事，后来听说戒严部队开枪了，也就再顾不上说话。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的东校门。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惧、担忧甚至绝望之中度过的。

第二天清晨，终于等到了结果，谢校长的孙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6月3日那个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个共同记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来往渐渐多了，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小老头，既善解人意，又豁达开朗。然而，89年那一场空前惨烈的劫难，不仅给我、也给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托人捎话或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精神状态稍稍好转后，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说话不多，多半是面对面地坐着；有时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点。那年5月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采访，驳斥了李鹏散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谴责了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我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整肃对象，很多原来同情过我、甚至来家里看望过我的师生、同事和朋友，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回避我，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也宁可绕道而行。然而，谢校长却不，他从别人的议论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他听我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然后爽朗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做得对！做得对！丁子霖，真没有想到你还说得很有分寸的。”他松了一口气，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没有错，我放心了。”看得出来，他赞同我的做法，却又担心我遭到进一步的整肃。为了宽慰我，他常常对我说：“学生是爱国的，没有罪，这个案一定会翻过来。”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体。那时，他似乎对重新评价“六四”很有信心。也许，这是从他从劫后重生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个“乐观”的判断吧。

此后，我和一些难友开始了寻访、救助其他“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同时联合这些受难者投入了群体性抗争。由此，我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愿意接触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谢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总是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向他介绍寻访死难亲属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从我的介绍中，记住了一个叫“吴国锋”的名字，因为这位死者是他的同乡，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时候去看望这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终于，在几年前他回成都的时候，把那位难属请到了他的寓所，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95年秋，我和我丈夫在无锡乡间寓所被抓走，并被秘密关押了43天。我们获释后回到北京，他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他看到我们安然无恙，很高兴，详细询问了我们被关押期间的情况。当然，又少不了一番鼓励和安慰。这次见面，他向我要去了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在以后的几次见面中，他多次谈到这本书，说这是一份有关“六四”惨案的铁证，是一份值得永远保留的历史纪录。他问我还有没有存书，他要分送给一些老朋友。他提到了胡绩伟先生的名字，说胡先生曾托他向我要过这本书。后来，我从他那里知道，这本书他还送给了其他一些老朋友，其中有李锐先生和李慎之先生。

令我感到终生遗憾的是，在李慎之先生生前，我始终未能与他见过一次面。记得在2003年年初，也就是先生逝世前不久，李先生曾托谢校长给我捎信，说希望我能与他见面。当时我已经买好了南行的车票，抽不出时间去见他了。于是谢校长对我说，这次不能见面不要紧，今年晚些时候朋友们要为李慎之先生做80大寿，我带你一起去祝寿，这样，一些老人你都能见到了。没有想到，还未等到我从南方回来，李先生就仙逝了。

谢校长在共产党里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常常会面。有时，他邀请这些老人一起去成都聚会。每一次这样的聚会，他都要给我们说上半天。给我的印象是，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人，相互间有很深的友谊，岁数那么大了，还是那样忧国忧民，总想着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出一把力。他们的拳拳之心，令我肃然起敬。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老人也都很“天真”，他们总是“往好里”去想、去看一些人和事，因此不免在无意间传播一些“善意的幻想”，我就常常从谢校长那里听到过这类“幻想”。比如，他总是对我说，“六四”一定会翻案的，只是急不得。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他常用浓重的四川话这样劝慰我：“丁子霖，再忍耐一下！” 他指的是江泽民虽然当了总书记，但还有邓在后面垂帘听政，还做不了主。后来邓死了，仍不见江有什么动静，他又说了：看来江也不行，他是靠“六四”上台的，“丁子霖，再忍耐忍耐！”后来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又对我说，现在胡还没有站稳脚跟，再“忍耐忍耐吧”。再后来，他不再要我“忍耐“了，他说胡锦涛要向朝鲜、古巴学习，看来也没有希望了，只能等到接替他的人来翻“六四”这个案了。这种“善意的幻想”，也常常表现在他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上。

时间长了，我也常常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这些老人总是把眼睛盯着中共高层的动向，总是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党魁的身上，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就不能再跨出一步，参加到民间反对力量中间来呢？尤其是近年来，国内曾发生过多次有影响的联署活动，如杜导斌案、师涛案、东洲血案等等，我曾多次想说服谢校长参加这些联署活动，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老人的人生经历、所处位置、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毕竟与民间异议者有很多不同，一来，不能强求他们去做后者想做而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能够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就已经上好了。二来，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从体制内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方式更有效。

然而，也有令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时刻。那就是今年2月2日，李锐、胡绩伟、江平、朱厚泽、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彭迪、戴煌等十三位长者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中共当局的“恶性新闻管制”。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跨出了一步，而且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我相信，他们说的话对于国内民众尤其是“体制内”的人来说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十三位签名者中，何家栋先生也于不久前逝世了，我回忆起曾经与何老的接触，不禁黯然神伤。我觉得对这些老人的任何苛求和不敬，都是很不应该的。

多少年来，我与谢校长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有一个机会，用比较充裕的时间，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作一些深入的交流。在北京的时候，虽然常常见面，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忙，无法深谈。于是我们约定，趁他今年十月下旬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的机会，来我们无锡乡间寓所小住数日。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谢校长的健康状况比前些年差了，他患有老年性心脏病、高血压，前几年还做了胃切除手术，行动远没有以前矫健了。夫人卢玉大姐也已82岁了，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行走不便，有时要靠轮椅辅助。但是，两位老人都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尤其是谢校长，思维仍然是那样敏锐、缜密。我们从宏观的世界历史的走向，到微观的“六四”问题的解决，一一有所谈及。

他说：二十世纪盛行的共产主义、纳粹主义都破产、败落了，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调整、完善，仍有其生命力，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是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为恐怖主义）。他说，在中国，原来那种“斯大林+ 秦始皇”式的社会主义也已没有出路，唯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路。他花了很多时间详尽地阐述了他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关这个问题，在他新近发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不赘。

无可否认，听谢韬的谈话，我时时会感觉到他内心有两个不同的谢韬在打架。当他论证上面他提出的那个主张时，他似乎显得很有信心；但当他谈到目前中国的状况时，他的心情却又如此沉重，如此激愤。比如，我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执政党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没得救了，只能让它烂下去了，自己毁灭自己……。”
 
前些年，他相信共产党内会涌现出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他对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一些年轻人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80 年代是很有抱负的，也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是主张政治改革、走民主道路的，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但现在，他觉得这种健康力量不仅没有壮大起来，反而在被慢慢地消磨掉。

前些年，他也曾对海内外的民运有所期待，觉得民间力量的壮大，会给共产党造成压力，迫使它实行政治改革。但是，自从他几年前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他对海外民运也失望了。他曾向我说起那次美国之行的观感。他说他和老伴曾走遍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拜访了许多过去在国内的老朋友，也接触过一些年轻人，给他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海外民运派系林立，互不相容、互不相让，很难成气候。他尤其为那些过去在国内遭到中共打压而流亡到海外后又受到民运内部指责、诽谤的老朋友感到不平。他认为这些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是立了大功的，他们被迫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的境遇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对海外民运低落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一些民运界人士离开国内，时间长了，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切的感受，很多事情并不真正清楚；他们想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一些事情，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在一些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情绪，巴不得国内出个什么大事，闹得越大越好，越凶越好，闹得不可收拾，共产党就此垮台，他们就可以“班师回朝”了。他说他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但中国到了这样的地步，急是没有用的，只能慢慢来。他认为今天无论国内国外，都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成熟的政治力量。到头来，说不定还得靠共产党里面产生出一个健康力量，那也要看十七大、十八大以后了。他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反正我是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听他这番议论，我再也看不到他先前的那种“乐观”了。

至于我个人，他也有一个说法。他说：“你丁子霖，我还不了解？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但是，你一个小小的丁子霖，过去只是在学校里教教书，却偏偏被卷进了‘六四’那样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你怎么对付得了！你也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他接着说：“丁子霖，我理解你这些年来做的事情，但我也真正为你担心，我还是希望你说话做事多加斟酌。”我心里明白，他这最后一句话，才是他要对我说的重心，也是他这次一定要来我无锡小住的目的。我理解他的好意，也感谢他的提醒。

这次短暂的会面，给我留下了一个需要好好思索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共产党内的老人？ 他们究竟是共产极权制度的送葬人，还是这个制度的招魂者？

有论者指出：“在后极权主义即将丢盔弃甲地遁入历史的荒冢之际，一些妖魔文化熏陶出来的所谓精英，不识时务的以后现代化的宪政理念对后极权主义的设限的保守主义面目，来捍卫既成事实的血腥后极权主义。这逆天下大势世界潮流而动的荒诞无稽，最近又以马克思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更加荒唐，来为后极权主义改良派打气还魂。”论者的结论是：“面对血腥，不是血腥的对抗者，就是血腥的支持者。这就是目前中国自由主义者，是人还是鬼的必然选择！” （见魏厚仁：《虚幻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改良后极权主义的救命稻草》，《自由圣火》，2006/11/18）我认为论者的这个评论，并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

我的看法是，这些老人也许至今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但他们绝不会无视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更不会去充当所谓“血腥后极权主义”的捍卫者。他们也许还没有想到要与共产党作最后的决裂，但他们绝不会认同这个党的倒行逆施，更不会去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情。他们也许并不赞同某种革命的或激进的政治主张，但他们绝不会反对民众为维护自身公民权利所作的抗争，更不会成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绊脚石。

不错，这些老人可能终其一生走不出所谓共产党文化的阴影，但他们毕竟是这个“阴影”中的亮点，是在共产党内独树一帜的异议者。他们为未来中国开出的药方，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他们有权利拿出自己的主张供民众作出选择。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各方面人士包括中共党内开明人士的合力，凡愿意参加到这个伟大工程中来的人士，都应该是我们的同道。民间内部的争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那才是最大“党文化”遗毒。我也同意这样一种意见，作为民间异议群体的一员，我们应警惕对于所谓“体制内”人士的政治和道德傲慢，因为这只能起到消解民间反对力量的负面作用。

在谢校长临别的前一天傍晚，我们陪同他一起去访问了附近一个有着六百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民工村。这样的民工村在我们镇上有好几处，据说居住着一万五千多人。我们去的那一处，务工者大部分来自四川省，说起来都是谢校长的老乡。谢校长用地道的成都话同务工者交谈：来江苏几年了？工资多少？有没有拖欠？生活如何？家属孩子带来没有？几位来自南充的老乡详尽地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其中一位表示，他已经来这里八年了，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他是有技术的瓦工，一个月挣两千多元，老婆做小工，一千多元。他们每年回老家过春节，家里也盖上了楼房，但只有老人看家，他们要多挣点钱，因为孩子要上学，将来还要结婚成家。当问到是在家里好还是外面好的问题时，民工们回答是在家生活苦，但过几年还是要回去。

说着说着，夜幕渐渐降临，村口的路灯亮了。孩子们在路灯底下玩耍，马路两傍叫卖各种小吃和日用品的“夜排档”挤满了人，这是务工者累了一天唯一用来消费的时光。

这次意外的访问令谢校长感慨万千，他说：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看来首先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允许贫困农民自由地外出务工，也许不失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好办法。看得出来，他是带着些许宽慰离开我们这里的。

 

举世瞩目的陈光诚一审重审案终于在12 月1 日尘埃落定：陈光诚仍被当局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四年零三个月有期徒刑。这个判决就是原来的判决，虽然在程序上不叫”维持原判”，但实际上就是维持原判，所以许多媒体都以”维持原判”来报道这个案件。

2006 年10 月31 日，临沂市中级院法院作出裁定，陈光诚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个裁定一作出，许多维权人士为之欢呼，一些媒体也对陈光诚可能改变遭遇作出大胆猜测。陈光诚的辩护人李劲松律师对这一裁定颇为满意。他说：”发回重审证明一审法院的裁判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没有重大失误的情况下，二审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的。特别是陈光诚这种有世界性影响的案子，更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二审辩护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最理想的结果。”在接受英国 BBC记者采访时，李劲松律师认为这是一次胜利，他说：”我们的胜利是三方面的胜利。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党中央推行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这个现代文明理念的胜利。这个结果显示，这个理念在现实层面得到具体贯彻和执行。第二，这个结果是全国受到贪官污吏迫害，但还是坚定护法维权的人民的胜利。第三，这个结果也是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因为在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国际上正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这三个方面，”中央政府和党中央推行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 这个现代文明理念的胜利”是最关键的。如果中央政府和”党中央”确实是在”推行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这个现代文明理念”，那么陈光诚在重审后的结果肯定是无罪释放。作为主辩律师，李劲松律师在当时的情况下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对共产党抱有那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人之常情。

陈光诚案一审发回重审后，维权界对这个案子重审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作出了各种估计。据李建强律师回忆，陈案发回后，他和李劲松、李苏滨两位律师一起讨论过陈案二审可能的结局。他当时比较”悲观”，认为维持原判的可能非常大。李劲松不怎么表态，李苏滨则认为，该案釜底抽薪，在法院指定陈光诚不同意的律师辩护这个问题上做足文章，或许能起死回生。广西维权律师杨在新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陈光诚案是国际关注的大案，只要审理就会引起国内外很大的关注，中共现阶段并不想让这个案件进行审理，未来发回重审是否会有公正的判决，仍有待观察。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发回重审感到乐观，但从过去的经验，加上近日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在北京参加中非论坛高峰会议，他担心只是当局的缓兵之计。胡佳说：”二审没有做出判决，我想是当局在评估外界的关注，因中国司法不是独立的，是政法委在后面操控的，如果中级法院维持陈光诚原判，就是终审判决，那陈光诚就要进监狱服刑了，这个结果真的出来的话，在西方国家会引起重大的挑战”。陈光诚妻子袁伟静认为，发回重审表明陈光诚还有说话的机会，但她本人目前仍被当局严密看管，而且相关证人都被逼得不敢出面，她很担心未来重审的公正性。根据中国”党管司法”的恶劣的司法环境，陈光诚案重审后可能的后果早已被许多人不幸猜中，这也就是李建强律师所说的”悲观”的结果。

陈光诚的刑罚是”数罪并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七个月，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四年，合并执行四年零三个月。这个结果与8 月18 日一审，8 月24 日宣布的判决完全相同。为了使这两个莫须有的罪名成立，沂南县当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拘留、阻挠证人。陈光诚的堂哥陈光和在被羁押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在一审时被迫”指认”受到陈光诚和袁伟静的”教唆煽动”。释放后，在光诚案件重审开庭前夕为律师团提供了一份书面证词，并决定为光诚出庭作证。

11月 26日晚 18时 50分，这个关键证人却在临沂市陶然居酒店大门口被 5名便衣人员架走， 11月 28日 7时以涉嫌”伪证罪”将其刑事拘留（ 12月 3日中午方收到沂南县公安局发来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如果在 11月 27日允许陈光和出庭作证，那么公诉方就会非常被动。陈光诚的四哥陈光新也是刑讯逼供后在一审时被逼廹”指认”陈光诚的”犯罪事实”的。这次他准备为陈光诚作证说明真相，但始终没能走进法院。他对记者说：”他们不让出庭。工作单位去了六个人，拦着不让我过去，不让我进去，我也没办法。”二是阻挠律师取证。

11 月26 日上午，也就是重审开庭前一天，刚刚中断在美国的访问、回国后就赶到沂南的李劲松律师和滕彪律师以及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大哥陈光福一起，到东师古村的村口路边察看现场，因为公诉人指控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毁坏财物”，李劲松律师等想看一下当时”3.11 “事件堵塞国道的现场，以及陈光诚是如何”毁坏财物”的。但却被双堠镇管计划生育的副书记于明江和管政法的干部张健带了三十多个人拦在路口，不许他们前去察看。袁伟静当场怒斥张健：你们这样三十来人站在路口，是不是”堵路”？ 要说”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这些人的做法倒是名副其实。三是不许别人旁听。陈光诚案牵动了不少邻县的盲人，他们都想听听”人民法院”是怎样对待残疾人的。

据盲人邵宝光先生回忆，11 月27 日凌晨4 点多钟，他和9 位盲人朋友从临沂市出发去旁听陈光诚案重审开庭，早晨六点多钟就到达了沂南县。但一到沂南，就被”残联”控制住了，临沂市把各个区县的”残联”的人都调到沂南。他们对邵宝光等说，残联领导去法院联系”听堂”的事，你们就在这儿等消息。从上午9 点一直到中午11 点，邵宝光等就一直被控制在残联内，下午又被各个区县的残联强行拉回家，而费县那边的盲人没出门就被扣下了。就这样，为了使陈光成案”和谐”地维持原判，当局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说：”这个结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开庭的时候，律师的辩护和光诚的辩护是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也预料到他们不会依法律办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权力和法律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法律服从于权力，这个判决不是法律的判决，而是权力的判决，是非常不公正的。”其实，正如胡佳所说，这个案件是中共中央政法委还有国家公安部系统内定的，不管律师的辩护多少成功，不管当局的证据是多少不足，这个案件的结果是铁板钉钉的 ——我说你陈光诚有罪就是有罪，不管你多少无辜。

由陈光诚的”罪行权定”，我们想到了另一桩大案，即程维高案，也是”罪行权定”。 据东方网2006 年9 月26 日消息：中央纪委秘书长干以胜26 日说，在调查中，没有发现程维高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干以胜说：”关于程维高的案件查处情况，包括他主要的错误事实，我们已经做了披露。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程维高应当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现在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证据，因此给予他党纪、政纪处分。”由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官员出面宣布一个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员无罪，这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也说明了中国”罪刑权定”的司法逻辑。
 
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贪腐案在2003 年被揭露出来后，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腐败大案。程维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对举报人郭光允进行报复，将其投入监狱达两年之久。即使真的找不出程维高贪污受贿的证据，单凭这一点就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众所周知，程维高贪污腐败，罪行累累，有目共睹，神人共鉴。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小芹2004 年2 月10 日在”优秀反贪检察官事迹报告会”上披露，2003 年3 月20 日到4 月20 日朱小芹对程维高女儿程悠兰审讯期间，检察机关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程维高之妻张某在李真案发后从家中转移出两只箱子。职业敏感告诉朱小芹，箱子中极有可能装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重要物证。随后，在江苏省常州市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专案组迅速从程的朋友处提取了已藏匿三年的两只手提箱，起获上百件 (套 )、价值几十万元的贵重物品，并调取了关键的证人证言。这些贵重物品与程维高有没有关系？朱小芹没有讲，但朱小芹是办程维高案件女儿的案件的，她是在介绍经验时无意中透露这个细节的。如果与程维高没有关系，他妻子为什么要把箱子藏匿？所以程维高与这两只箱子有没有关系，只要不是白痴，就可以推想出来。据媒体的报导，程维高的贪贿是触目惊心的。中国的媒体，如果不得到官方的首肯，是不敢报导关于腐败的案情的 —— 即使是一个乡镇的书记，不经官方允许，媒体也不敢报导，更不用说一个省委书记了。

2003 年８月９日新华社电讯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新华社今年 9月 25日的电讯报导：” 9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比一下这两条电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一、两人都有”违纪”问题；二、两人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子女及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三、两人都袒护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违法犯罪。不同的地方是，对陈良宇还称”同志”，对程维高则显得更严厉一些，没有称其为同志，而且还将他开除了党籍。值得注意的是， 9 月25 日公布了对中纪委对陈良宇问题作出处理的报告，第二天中纪委秘书长干以胜就宣布了”没有发现程维高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会使人想到今后对陈良宇的结论是不是也会象程维高那样，”没发现陈良宇（同志）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同一天， 干以胜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只是说”陈良宇同志涉嫌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同时趁机把共产党大大地夸了一通：”这些重要案件的查处，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严肃党纪、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充分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违反党纪的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为罪恶滔天的大贪官”同志”开脱，说什么”没有发现 XXX 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这也叫”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严肃党纪、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

昝爱宗先生在《程维高”独善其身”背后是因未涉权力斗争》一文中指出，程维高尽管犯下滔天罪行，但却没有移交司法机关，法律和司法机关都成了摆设，这些都是因为他没有涉及政治斗争的结果。假如他陷入政治斗争的矛盾中，没准也会和陈希同一样，被关进监牢十几年。这一分析不仅针对程维高个案，而且在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纵观中共二十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上出于三种需要：一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二是出于平民愤的需要，三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江泽民打陈希同和胡锦涛打陈良宇，很明显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当然地方上也有因权力斗争需要而利用反腐败的。抓一些、杀一些官职不高的贪官污吏，借以平息老百姓的愤怒，这是平民愤的需要。杀胡长清，非常明显属于共产党自我标榜，因为胡长清虽然是副省长，但他基本上是个没有靠山的官僚，他受贿 500万虽然数目不算小，但比他贪得多的大有人在，有些还在台上继续做着大官。他出事正好在千年之交，所以抓起来几个月后就在 2000年的”两会”会期间被判死刑，成了共产党”决心反腐败”的宣传资料。

尽管是权力斗争，但毕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尽管胡锦涛把陈良宇抓了，但只要上海帮向胡锦涛低头，陈良宇（同志）经审查后”无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的可能性对任何一个贪官特别是高官都始终存在着。这是由中国的”党管司法”的司法环境和”罪刑权定”的司法逻辑决定的。至于高智晟、郭飞熊、陈光诚、张建红、池建伟等维权、民运和信仰人士，由于已被中共定为”敌对势力”，不管你有没有罪，只要你敢于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提出挑战。妨碍它的”法律实施”，那就是有罪。所以，罪与非罪，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标准，完全以共产党的利益来决定，以它盗用的权力来决定。由此可见，陈光诚案的结果，在共产党决定抓他那一刻就决定了。

（“盲人老师”冯志远事迹感动中国？）

二十岁出头、英俊帅气的冯志远，1958年到宁夏支教四十二个春秋后，现在成了可怜的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古稀老人。当年宁夏的水碱性大，喝了拉稀，他是教师，但“每次劳动都让人搀他到工地”。冯老师是结婚後第二年离开上海的，分居整整十一年，直到四十岁那年才有儿子，然而这个家仍不得团聚；冯志远只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回家。冯七十六岁的妻子住在上海一幢老公房里，家简单得有点寒酸；长久年的分居生活，让她的回忆不再有甜蜜。今年37岁的儿子，对于父亲他欲言又止：“我对我爸爸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支边好多年了，所以我从小就适应了父亲不在身边的生活。应该说关心非常不够，特别对我母亲关心非常不够。”冯志远何尝不想家，觉得孤独时，就躲在屋子里拉一段二胡。他只能在梦中见到儿子、妻子，可是那毕竟只是梦。

冯志远喜欢唱上海的歌，每唱就哽咽。他动过回家的念头，然而他没有走。1977年母亲病故，所有的子女都赶回老家，只有冯志远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母亲、父亲和大姐的相继离世，留给冯老师的只是太多的遗憾。本来患有夜盲症的冯志远，因为用眼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终于失明了。失明后的冯志远没有离开讲台，开始他让学生念一些资料、课文，后来他就靠听收音机备课，又坚持教了五年书，直到脑血栓导致瘫痪，才告别讲台。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离开学校，最近才被妹妹接回吉林去。(2006年4月15日《真情实录》)

这就是五十多年来新中国老百姓“幸福、美满”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充满欺骗、愚弄、无耻、残忍、灭绝人性的年代，像冯志远这样地被牺牲、被出卖、被践踏、被遗弃的，不知凡几？据说冯志远的事迹打动了许多人，他被选为“2005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和“2005年感动吉林十大人物”。我只感到愤怒，只感到悲哀！

冯志远唱道：

只有一颗炽热的心啊！

祖国，母亲，

我高高地捧出，

收下吧，这份献礼！

痴心又一厢情愿的冯志远呀！您献出的是“一颗炽热的心”，但您得到是冷漠、妻离、子散、失明、瘫痪。您把祖国当母亲，但是谁把您当儿子了呢？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柯庆施、陈良宇？毛如柏、陈建国？统统没有！您在他们眼中只是一颗没有血肉、没有感情、没有性慾、没有食慾、即用即弃的小小螺丝钉！

首发议报第2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