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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9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简讯/中国系狱记者、诗人、本会会员师涛被授予世界报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年度新闻自由奖——2007年自由金笔奖。 2004年11月24日，师涛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消息而由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私人信息被捕，并于2005年5月23日以“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金笔奖颁奖仪式将于2007年6月4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暨世界编辑论坛上举行，以表彰师涛捍卫和推动新闻自由的杰出贡献。

 

程翔案二审维持原判，香港各界表示震惊和愤怒。中国通讯社引述了解此案的消息人士称，已经充分注意到香港方方面面对程翔案的关切，已经充分考虑到程翔案的各种情，但法律尊严不可侵犯，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法律尊严不可侵犯？听起来真像黑色笑话。从被捕到审讯，从拘留到判刑，包括通知家属、扣留时间、上诉安排等，早有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从严格的法律标准看，当局早已违规违法，亦丧失了程序的公正，被告可以此为理由推翻判决。但无论从法规的制订、执行、解释都由当局说了算，司法不能独主，权力没有制衡，在这种体制下，法律能有尊严吗？

熟悉中国法律的专家早已指出，此案最大的疑点，是对台湾欧亚基金会为间谍组织的认定。拘捕程翔是国安机关，认定基金会为间谍组织也是国安机关，没有拿出具体证据，没有独立的第三者确定，只凭国安机关的一纸公文。拘捕与认定是同一单位，有明显的角色冲突。谁能排除，这是先拘捕，为了入罪，然后才加以认定。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先判后审，结果早已认定，审讯只是搭台唱戏，在这种体制下，法律能有尊严吗？

至于国家利益，听起来更使人笑中有泪。几十年新中国的历史，是把忠良肆意陷害，把爱国者投入黑狱，把异见者置诸死地的历史，要一一写出他们的遭遇，恐怕连图书馆也装不下。好不容易等到较为理性的领导者上台，施以较为人性的政策，好不容易等到中国经济发展起来，政治法律也稍为正常，但迫害爱国忠良却未见停止。为什么当权者心中的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

程翔被迫蒙上间谍污名，被关进黑牢，不但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也伤尽了香港人的心，就连第一种忠诚的香港传统左派，也感到寒心，步步为营，噤若寒蝉，不知何时政治突然风云变色，轮到自己。原来令人人自危、个个自保就是所谓国家利益，这样的国家，还能令人有什么希望吗？

程翔健硕的身体渐见颓坏，焕发的容颜也迅即苍老，最想不通的，为何一生爱国，却落得如此下场？程翔慨叹自己有太深的中国情结，把这个中国情结永远放下，面对眼前的磨难，或许会容易过一点。

像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能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

1999年，69岁的李泽厚正式退休，寓居美国，在大洋彼岸执起教鞭。近年来，每年八九月间，他都要回国一次。11月21日下午，在位于东厂北巷的寓所，这位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旗帜性人物接受了本刊专访。眼前的76岁老人身着便装，两鬓已花白，不过面色红润，目光炯然。他拉张椅子坐在客厅，背后是冯友兰晚年为他题写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从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热点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到国际政治，拉拉杂杂，李泽厚来者不拒。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敏感度，每有惊人之语，谈到可笑之处，时常朗声大笑。

李泽厚曾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为人类工作”，当然在他看来为人类工作和为中国工作是统一的，他说中国是他的起点和终点。采访时，本刊记者问他是否已取得美国国籍，他说他很容易就可以入籍美国，但“没这个必要吧”。

记者提出为他拍照，他欣然应允：“你们想怎么拍，我随你们摆布。”拍完之后，记者把照片给他看，他却拒绝了，“我不看，你们拍完就行了”。他看重的还是他的学说，在记者准备告辞的时候，他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现在网上还有谁批评我？”

“我支持抹口红”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现在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复苏之势，比如官方举办“祭孔”活动、学者倡导读经运动、学界名流发表“甲申文化宣言”、有的高校成立了国学班等等，对这种现象你持怎样的看法？

李泽厚：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读经，我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蒋庆倡导的，一个是孟母堂。对这两者，我的看法就不一样。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读经，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我认为关键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读经。蒋庆指责严复、梁启超“跟着西方跑”，胡适、鲁迅那更是通通错了。他说蔡元培不该废除读经，我坚决反对他的这些“指导思想”，我说他是“蒙启”，把启蒙的东西又重新蒙起来。

但是孟母堂的就比较好，它要求学生不光读经，也背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趁小时候锻炼学生的记忆，没什么不好。当然要指望读了经人就变好了，这也不可能，主要还要看社会情况。所以我还是鲁迅派。

我也反对“甲申文化宣言”，很多名流参与其中。我不赞成，已经说过了。

现在有些人对国学大师的理解也很好笑，把胡适、鲁迅都称为国学大师，他们要是现在活过来会气死，因为他们恰恰要反对传统的东西（大笑）。章太炎最好的学生是黄侃，鲁迅根本排不上。当时许多人的中国学问都比鲁迅胡适好。“国学”这个词我也不理解、不赞成，这个以后再说吧。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出版界有一种“读史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相当畅销，其中尤以易中天教授的书为典型。此外，影视界如今也流行古代尤其是明清的宫廷戏。

李泽厚：历史剧编得太荒唐，所以我基本不看历史剧。我对易中天倒是蛮支持的，他至少是按正史讲的，可以纠正大家从历史剧得到的许多错误知识。像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能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很多学者对他们大不以为然，指责这是“庸俗化”，老实讲不是每个学者想“庸俗化”就能“庸俗化”的，他们能做这种普及兼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较典型的批评说余秋雨、易中天是抹着“文化口红”。

李泽厚：我支持抹口红（大笑）。你不愿意抹你就别抹嘛，你可以关起门来，干你自己的。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有什么不好？余秋雨的散文你不喜欢也可以，但有人喜欢读。我觉得有些人是出于嫉妒，见他们名利双收，嫉妒（大笑）！有人说妓女（香港正名为性工作者）看《文化苦旅》。那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比看那些号称学者的低级谩骂文章好多了。有人骂易中天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上电视讲历史为什么不是正业？比学术文章低一等吗？我看一点也不低。

警惕封建主义死灰复燃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谈到一个观点，即封建主义的东西经常会以不同的名义借尸还魂或者说死灰复燃，比如“文革”时期。在传统文化有复苏迹象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某些东西？

李泽厚：的确如此，要特别警惕。去年我在《上海外滩画报》上举过一个例子，我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宣传一个地方“绣龙”—— 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个地方在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节目把这一事情说得神秘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而这正是在宣扬“传统”、“国粹”旗号下进行的。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所以我说：“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现在仍然需要鲁迅！”还有好些类似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两件，有好多。当然更重要的仍然是体制上的，如一切向官本位看齐。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历史热反映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又开始自信了，但是也有一种担忧，像易中天的《品三国》里边讲到很多的权术斗争，宫廷戏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和展现甚至夸大这种勾心斗角的细节，也有不少人直接从历史中总结出经商之道，为官之道。这些东西流行的背后是不是也反映出中国人仍然认为这些历史上的权术经验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用？

李泽厚：的确有这种因素，但一般来说，读者和观众倒不一定会自觉把历史上的这些权术运作经验直接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实。刘再复写了好些文章批判《三国演义》中的这些心计对中国人的坏影响坏作用，我赞成。

之所以产生这种历史热，一方面是有市场，读者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们没有更好更多的选择，只能热超女。像台湾，政治非常热，大家都关心政治。大陆以后可能也会出现政治热，而且时间会更长。但这可能是很久的“以后”了。

“实用理性”之缺陷

《瞭望东方周刊》：在传统复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继续破坏传统，比如有人主张废除中医，同时我们也还在拆除古典建筑，比如四合院。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李泽厚：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人主张取消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这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了。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例如几千年来形成的针灸经络学说，但没有现代科学的依据。有些东西现在确实还不能解释，但你不能就说它不是科学，可能再过50年、100年就能解释了。现在如果取消了，到时候只能追悔莫急！所以现在对中医来说，是如何能保存住原有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我相当悲观。现在能够靠望闻问切便能治病的中医已经很少了，医院里的中医也都使用化验等西医的手段。中医的传承靠口耳相传，现在关键是要把中医的传统传承下来，不过这方面确实很难。

至于拆除传统建筑，这也是个两难的事情。一方面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另一方面老建筑、四合院确实很漂亮，一些居民祖祖辈辈在其中生活，也的确难以割舍。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悲剧。坏人杀好人不是悲剧，好人杀好人就是悲剧。怎么解决？我一直强调“度”的问题，在拆与不拆之间找到一个“度”，一方面不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还是要尽可能保留一些传统建筑。当年梁思成的方案就很好，在北京老城区之外发展新城，可惜未被采纳。

《瞭望东方周刊》：“实用理性”是你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一面复兴传统，一面摧毁传统，这从深层来分析是否也是“实用理性”这一中华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使然——只要对现实没用的就予以抛弃？

李泽厚：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到了现在，之所以如此，就与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有关。这种实用理性使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其中包括对异己的包容精神，清朝满族作为统治阶级，几百年下来它的语言、文字、习俗在无声无息中已经完全汉化，这是一个奇迹。

不过另外一方面，“实用理性”

确实也存在着缺陷。它缺乏纯思辨的力量，虽与“实用主义”不同，但的确表现出某种短视，过于重视眼前功利。所以，我强调对“实用理性”需要进行改造，认识和纠正自己文化的弱点。这恰恰是重视历史经验的“实用理性”题中应有之义。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改造？

李泽厚：主要的就是在现代高科技显示出纯思辨力量的时代下，使它变得具有长远眼光，重视和增强思辨的能力和兴趣，而不仅仅注意当下或功利。

论胡适再流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20年前指出，陈独秀和胡适的思想和作品，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现在的情况是，陈独秀的确日渐被人遗忘了，但胡适的作品在出版界很热，许多年轻人都在读胡适的书。这是否折射出胡适的思想精髓仍然对当下中国有所针对和适用性？

李泽厚：对，但胡适很浅薄，他提出的“五鬼闹中华”，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贫穷、愚昧等五种毛病，这算什么？但是胡适有他好的方面，他提倡的自由主义精神并身体力行、非常宽容大度，这些都非常难得。他有软弱的一面，但他的平和宽容的人格在今天很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中国特别需要的一种精神。胡适平等待人，没有精英思想，不居高临下。倒是现在的不少学者感觉自己了不起，精英思想严重。

当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今天被人阅读的重要原因。以前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有一种阅读的逆反心理在里面。鲁迅以前捧得太高，现在就有不少批评。其实，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地方。鲁迅有缺点，骂人不讲道理。他的那些骂人的杂文作品有文学价值，但没有理论价值。他是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并不是革命家。

鲁迅的人格也很强大。

“我对中国一直是乐观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中国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

李泽厚：我觉得总体上很好。上世纪90年代有许多人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一个美国人写了本书，名字就叫《中国在崩溃中》，里面用了很多数据，很唬人。当时很有影响，现在好像没人提了，现在外国人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了。

20年来，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没大问题，再多数据也没用。他不懂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中国地方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领域发展不好那个领域可能好。一些很熟的朋友也跟我争论过，现在1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也不再提中国经济崩溃了。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

李泽厚：中国经济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靠外资、外企、外贸这些来拉动经济是有隐患的。我现在在美国要想买一件不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都很难，家具也都是中国产，又好又便宜。但是，万一有一天外国人不买了怎么办？所以，关键还是要拉动内需，要调整城乡二元分化。农村那么多人口要让他们有钱买东西，要消化农村数亿劳动力，这样才能排除隐忧。

中国应做文明的调停者《瞭望东方周刊》：你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你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新视角？

李泽厚：我觉得对我影响不大，没有什么新视角。1982年我在美国就住过一年，我一直说我这个人比较顽固，20多年前我的一些主要论断我到现在仍然觉得是站得住脚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如今的经济时代或者说市场时代，哲人和哲学应该如何自处？

李泽厚：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哲学只能提供一种视角。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美国生活多年，“9？11”事件发生之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你觉得美国类似于打击伊拉克的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可行吗？

李泽厚：只能说布什政府自大又愚蠢。反恐只是美国的一个借口，它是为了实际利益，为了石油，没有“9？11”它也会打伊拉克。但是布什政府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想到打完之后还会死那么多士兵。伊拉克国内局势太复杂，教派斗争激烈，当年老布什就比较聪明，留着萨达姆而不推翻萨达姆政权。当然，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个好处，犯了错误之后调整很快，你看这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全面获胜，政府的对外政策就不得不调整。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你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李泽厚：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我觉得中国未来恰恰应该做“文明的调停者”，我写过以此为标题的短文。中国将来（现在还没能力）可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做调停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外交做得不错，全面扩大贸易，广交朋友，又不得罪美国，在强劲发展中以平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倒正符合儒家精神。-（本刊记者柴爱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2006年11月28日瞭望东方周刊

（独立中文笔会讯）中国系狱记者、诗人、本会会员师涛被授予世界报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年度新闻自由奖——2007年自由金笔奖。
 
2004年11月24日，师涛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消息而由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私人信息被捕，并于2005年5月23日以“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金笔奖颁奖仪式将于2007年6月4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暨世界编辑论坛上举行，以表彰师涛捍卫和推动新闻自由的杰出贡献。

现年38岁的师涛，曾先后任职于陕西《华报》、太原《西安商报》、《老新闻》、《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他也是诗人，出版了多本诗集，近年来也为海外媒体如《民主论坛》电子刊物撰稿，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成员。

2004年五月，师涛在湖南长沙《当代商报》任编辑部主任期间，曾报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2004年11月，山西国家安全局联同湖南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在山西太原市带走师涛，并把他押送到湖南长沙市，关押于国家全安厅看守所。

师涛因在海外网站上披露有关“六四”报导，遭到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判刑10年。雅虎网络公司被指向中共提供师涛的电子信箱和电子邮件记录，记者无国界组织曾指出，如果没有雅虎的帮助，当局无法给师涛定罪。

中共的刑法中虽然有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但是没有对“国家机密”作出界定。所以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政权就可以随意用这个罪名打压政治异见人士。

世界报业协会成立于1948年，成员包括71个全国性的报业协会、100个国家的报高级主管、13个国家与国际性通讯社、一个媒体基金会与7个地区性与世界性的新闻机构。世界报业协会在全世界五大洲代表18，000多个新闻出版机构。

世界报业协会的成立宗旨是维护及促进新闻自由，强调维持经济独立是报业促进新闻自由的重要条件。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属于直系吴佩孚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倒吴，乘夜班师回京，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其实是政变），扣押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是二流军阀，无以取代，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到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来主持国政。段氏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由于非国会选举，不能称“大总统”，他组织的政府便称为“临时执政府”，而他自己则以“临时执政”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段氏就任，宣称“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解决各种时局中的争端，于是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但这个会议和已经北上的孙中山意见相反，孙则主张立即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便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政治角逐。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善后”主要解决刻下时局问题，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阀割据，因此它提出的口号是“废督裁兵”，而参与这个会议的也都是些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比如各路军阀等。国民会议则不然，它是一个有关国体性质的大会，与会者必须是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使得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治国。两种不同的会议，加上两个不同的人物：段祺瑞和孙中山，他们各具符号意义。前者是军阀班头，后者是革命领袖。胡适何去何从，俨然就成了问题。两个会议都在拉胡适。段祺瑞和许世英（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先后电胡，邀其与会。这是一月份。次月，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亦致函胡适，敦请胡适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国民会议始终未能召开，而胡适已经先此答应了“善后会议”。他写给许世英的信，是他“踌躇了几天后”做出的决定：“……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同为清宫辩护一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是他二十年代又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军阀包办，而且是军阀分赃。胡适说他是“尝试”，可别人眼里却是给军阀“帮忙”。“帮忙”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贬义的，后来它更和“帮凶”、“帮闲”联系在一起，构成所谓“三帮”。当时舆论对胡适极为不利，京报的邵飘萍收到两封有关胡适的信，他转给了胡适。其中一封来自名叫董秋芳的年轻人，此人以前不仅在《努力》上和胡适讨论过“好政府主义”，而且到过胡家，和胡适当面谈论问题。他对胡适的态度，就一般青年而言，颇有代表性：“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最后，这位青年说：“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这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半是警告，也半是希望，尽管后者已是残存。

胡适接信后，给邵飘萍回了信。他表示了这样的态度：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努力》之后的胡适已经渐渐失去了青年的拥戴，特别是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辩护清室和参加善后），使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非但如此，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胡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自此以后，胡适和学生相疏不相得，再也没有抓住青年过。如果说青年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进步，那么，青年离他而去，适足以见出在那个喧嚣突进的时代大潮中，胡适不务激进，本身就显得保守、落伍，乃至反动。

反者，道之动。胡适并非不知道舆论的情形和青年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好友劝他慎重对待，不要和军阀坐到一起，不要去对牛弹琴。但胡适发言行事，常有独立特行的一面，他总是依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并不轻易为外界左右。那些“爱惜羽毛”的好意，胡适心领了，但会议还是仍旧参加。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国民会议的动议来自国民党，积极赞助它的则是年轻的共产党。这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它们代表的是国内激进的乃至革命的政治力量。可是，它们的某些声音，在胡适看来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时髦，并不乐意闻见。比如他们主张国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帝，而胡适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压根就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髦话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外，在军阀战争没有止息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让军阀讨价还价，而不至于在战场上对打。至于以民众代表为组织的国民会议，它的诉求因其高远而无以解决刻下的和平问题。在时局问题上，可以看到，胡适不是理想的，而是务实的。他出于他自己的务实考虑，在一片讥评、反对、咒骂声中，于1925年2月1日出席了这个国民党宣布退出的善后会。

染缸里抽不出白丝绦，进去就等于自取其辱。同流合污这个污点直到今天，还高悬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在高调谴责之外，还是有不同声音存在的。由北大教授为主体创办的《现代评论》，对于善后会就有着和胡适颇为接近的思路。《现代评论》出刊之初，就碰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善后会。北大教授周甦生在该刊第二期即以“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在国民党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后，周甦生又题以“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表示了不同意见：“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北大教授王世杰认为尚不具备条件，他在“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中，认为国民会议目下还没有现成的地盘帮助它实现。这个地盘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便是赋有政治自由的省会；第二便是有代表资格的法团。”王世杰和国民党是有联系的，由他和他的同仁创办的这份《现代评论》也有国民党的暗中资助。但，这拨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持论稳健，不趋极端。他们的言论不以激动人心为务，而务求于事有补。如果胡适是以学界名流的身份与会，《现代评论》这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善后的态度则自取为“督责”。

按：据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通伯说，昨夜他们（现代评论社）请精卫、稚晖等国民党领袖吃饭，席上力劝国民党加入善后会议。精卫说，他自己是如此主张，‘先生’（孙文）也有此意。但到后来精卫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通伯”即陈西滢。

胡适参加善后，中间有这样一个插曲。胡适虽然不认同国民会议的主张，但在会上也提交了一个“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此草案公布后，又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反对。特别是其中第十一条：“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更是招致国共两党的批判。国民党方面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中国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宣言”，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和瞿秋白都专门撰文批判胡适这项条款。陈独秀的题目就是“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其愚弄要点之一，就是“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陈独秀看来：“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这不是愚弄是什么。瞿秋白亦持此看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多数不识字的民，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他们何以不应参与选举及政治呢？”瞿并质问：“胡适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图派──要使识字的统治不识字的呢？”

按照陈、瞿的单边批判，胡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治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伪民治主义者。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批判的后面，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分歧。还是在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选举制，他就提出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当时陈独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则提出“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并批评胡适他们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当时，胡适一边莫名惊诧：“我们竟不知道我们现在居然成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X阶级，叫做什么小资产阶级！”一边就选举的有限与无限表示：“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我们重在‘现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即如我们的第五条主张‘废止复选，采用直接选举’，而他们主张‘无限制的普通选举’。我们自然也会谈无限制的普通选举，不过我们斟酌现在的情形，不能不把这个主张留作第二步。”因此，胡适最后表态：我们对于这种宣言者的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近三年过去，胡陈看法都没有变化，但当年胡适认为这种分歧只是步骤先后，到了此时陈独秀这里，却严峻为“愚弄”。

胡适是“愚弄”民众吗？其实，留美的胡适比没出过西洋但却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某些人更懂什么是民治，而且更懂得在一个没有民治基础的国家如何逐步推行民治。此刻，胡适预留地步地把不识字置于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之外，本不是剥夺国民资格，而是他试图把他所习得的美国经验本土化。美国作为民治样板，并非一开始就是无限制的普选。不仅当时没有财产的人没有选举权，就是妇女选举权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正如当初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没有财产很可能就不负责任；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如果被选进国民会议，你说他在议事时又如何能够负责任？至于选举权，如果地方选举尚可，直接的全国选举，他们其实也是无从负责的。让其滞后，至少是一种可以讨论的主张。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提出有关民治的幼稚园理论，即民治必须从“最低限度”的幼稚园水平开始，一步步提高。然而，高调的民治口号尽管做不到，但却比稳健的民治主张更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设若把胡适上述的办法和陈独秀、瞿秋白的振振有辞放在容易激动的学生面前，则不难想像他们的好恶去从。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二十年代以后的胡适为什么会一步步地失去年轻人。

“善后会议”的首要并不是国民会议组织法之类，而是军事善后。胡适所以参加，不过是要贯彻和平主张从而止息战祸。但就此点而言，胡适无所作为。入会之前，他就向章士钊等人表示：敌国交战尚且先要停战，然后议和；今政府不能制止各省战争，则不配谈善后。然而，善后期间，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河南战事则日益加剧。2月24日，胡适连同马君武致信善后会议主席赵尔巽：“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这是典型的胡适方式，态度非常明朗，语气却平和如此。停止开会不由胡适意志为转移，胡适所能做的，便是自己不出席。3月4日，胡适直接致信段祺瑞，公开声明退出会议。

侯门一入深如海，厕身善后便失身。尽管胡适中途退出，但在名节上为时已晚。面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胡适将会如何评估自己呢？对此，胡适并没有说过什么，但我们也未必就不能知道胡适的态度。这不妨是一个参照。1922年，胡适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标榜“好政府”，结果签名中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三人组阁，组成所谓的好人政府。其中新任教育次长的汤尔和因争取教育经费未果而辞职，只做了个“五日次长”。有些人怪其性急，但胡适却在《努力》上给予这样的赞同：“为了一个主张而来，为了主张的失败而去：这是很正当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同情的敬意。”放在这里，胡适未必不会用它来自指。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参加善后的胡适，虽然未克事功，但毕竟“质本洁来还洁去”。

《书屋》2006年第10期

《夜宴》在歌声中开场，又在歌声中落幕。两度唱响的《越人歌》被导演一再盛赞，认为它最好地传达了片中寂寞的主题。可惜影片的主创者信口开河，妄言《越人歌》来自《诗经》。事实上，《越人歌》是春秋时期百越之地少数民族的口传歌谣，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南朝时又被徐陵收入《玉台新咏》，位列卷九第二首。

楚国襄成君受封那天“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他的丰姿吸引了楚国大夫庄辛，要求“把君之手”。襄成君感到受了冒犯，愤然不答。庄辛就讲了“鄂君子皙泛舟”的小故事——

鄂君子皙坐船出游，一位划船的越人抱着桨唱起了歌，译成楚语就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鄂君子听过之后很感动，于是走过去拥抱越人，“举绣被而覆之”。

接下来，庄辛比较了襄成君和鄂君子的地位以及两人对待爱慕者示好时的反应。凭什么我庄辛就不能握住你襄成君的手呢？最后襄成君向庄辛道歉。

庄辛借《越人歌》发挥了善于辞令的长处，在说服的同时还达到了取悦的目的。这首歌也因为春秋时楚国王公贵族中风行龙阳之癖，而被后世研究者怀疑为同性间的情歌款曲。

不过关于船上越人的性别还有另一种想象。台湾诗人席慕容1986年写下《在黑暗的河流上》，副标题是“读《越人歌》之后”。诗人自拟“温顺羞怯的女子”，唱出“清越的歌、真挚的诗”。《越人歌》原文就穿插在自由体现代诗中，构成交相辉映的互文本关联，将原典中的圆满结局改为暗恋者的永恒遗憾：

“只有我才知道/隔着雾湿的芦苇/我是怎样目送着你渐渐远去”

诗后附言又刻意说明，“有人说鄂君在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之后，就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但是，在黑暗的河流上，我们所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席慕容真是了解单恋的寂寞与苦楚。“枝”“知”谐音，假借的手法表现出歌者对于徒劳之爱的绝望。席慕容颖悟到了《越人歌》文本内部的感伤，堪称千古之后的会心人。

其实“今夕何夕”的咏叹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还有欢快轻松的一面。《诗经。唐风》的“绸缪”篇兴高采烈地赞叹良辰吉日里的新婚夫妇，“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聊斋志异》卷九中的“凤仙”更是诙谐地把“良人”谐音为“凉人”。狐仙发现书生体温不高，调笑说“今夕何夕，见此凉人？”书应答：“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言语投机，心意默契，结果自然是“遂相欢爱”。

至此，无论或喜或悲，是新婚的热闹还是孤单的寂寞，在“今夕何夕”的句式中都能够得到生动的传达。《越人歌》也是一样，既可以成就庄辛对襄成君的美意，也可以抒发席慕容关于单恋的刻骨惆怅，《夜宴》借之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高贵的寂寞”亦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影片引用古典时的态度上。导演大肆表扬从古书中选出《越人歌》的编剧，还有那位作曲家，却只字不提《越人歌》歌词的原典出处，更别说犯下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了。这样的引用无非把古典当成了卖点，却失散了对古典本身的了解和会心。不由让人叹息：真正在《夜宴》的歌声中感到寂寞的，难道不正是饱受冷落的传统文化本身吗？

印象中周作人在两篇文章里提到过张爱玲的《十八春》，都是五十年代初为《亦报》写文章的那段时间。于是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拿出来翻，最终只找到一篇，半途而废，不找了。原因是找起来太难：这集子有八百多页，收入七百多篇文章，一篇篇查起来太费时，此止其一，更糟的是查找时常失去方向。随笔不比论文，论文不能不切题，随笔则切入之点与到达之地可以相去甚远，你不知道随了作者会走到哪里，尤其是周作人这样善做不切题文章的高手。我向一切我以为我所要的内容可能会安身的所在搜寻，结果一无所获，虽然过去是看到过的。倒是意外地在一篇题为《希特勒们》的文章里有所发现，——谁会想到张爱玲小说与希特勒会扯到一起呢？

当然，周作人会去读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个意外。其中的因缘，还是起于《亦报》。这是一份八开的小报，走的是娱乐消遣的路线，读者主要是市民阶层。也是机缘凑泊，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居然同时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周氏逐日在上面写文章，报纸大概也是每日读的，由他一些文章的“破题”就可知道，他的不少话题就是由《亦报》上其他作者的文章引出，比如“齐甘”就是常与他有“互文”关系的一位。不过那些都属“杂览”性质，周作人对小说诗歌之类的“纯文学”没兴趣，除了二十年代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文坛的那一阵，我的印象中，不论中外，当代作家的小说他是不大看的，即使是古典作品，他也是作杂书看。若非因为是《亦报》的作者，他决计不会成为张爱玲的读者。说起来周作人“落水”之际，正是张爱玲在上海滩大红大紫之时，四十年代他曾当三度南下“视察”，一九四三年春那一次还有他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陪侍在侧（二人翻脸，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是次年四月的事），而沈与胡兰成熟识，还曾写到过张爱玲，他对张应该也曾有所耳闻。但张再红，他恐怕也不会有兴趣凑这份热闹，特意找张的小说来看。此时就更不会了，何况张爱玲在《亦报》上用的还是笔名“梁京”。所以周作人读张，实在是一次“偶遇”。

且说回到这篇提到《十八春》的文章。既然叫作“希特勒们”，它的“中心思想”原本是政治性的，即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还要加上正待出兵朝鲜的杜鲁门，都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毫无幽默感，遇事只知硬碰硬，“而且那不懂情理，任性胡为的性格完全表现在紧张的脸相上，可以挂在相面摊上当作恶人的模型”，云云。所谓“幽默感”，即“他不去硬碰硬，却是用软碰硬，减去他一部分力量，再做打算。”以不知幽默为何物羞辱敌手，攻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老蒋，完全合于当时的主旋律，但不知过后他是否有点后怕，因为没过多久志愿军打过了鸭绿江，似乎也属于“硬碰硬”的范畴，穿凿起来，说他居心叵测，指桑骂槐也能成立。周作人文章经常话里有话，政论更是皮里阳秋，比如早年写“三。一八”惨案的《碰伤》，的确是“叵测”。写《希特勒们》时他联想到抗战时中国政府的硬碰硬，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一直主和，而对自家后来的遭际，一直是觉得冤屈的。当然此属诛心之论，究竟他怎么想，谁也不知道。

但文中提到《十八春》的话，肯定不算太“叵测”。“幽默感”就是从《十八春》说起的：

《十八春》第十章之八中有云，“石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你去逗着她玩，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因为这里边警句太多了，如下文云，“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的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两相比较似乎平常了，可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接下去便迤逦说到幽默感之为何物，再下就说到政治家不懂幽默之害了，可见他对小说本身的评价不感兴趣，取其一点，拿来“入话”而已。不过虽是只言片语，却也见出他的文学趣味。这里有他对文章高下的判断。他乃是把小说作文章看，或者说，当广义的散文看，而文章的至高境界，就是朴素平淡。以此标准，他对张爱玲的风格其实是不知其可，不以为然，因为小说中“警句太多了”，——挑出一个好句，是要否定其他。警句者，警策的句子是也。照我们一般人看来，所引第二句也就是一句白描，比起《传奇》中那些蹱事增华的句子来，淡得多了，对周作人则不然。凡警句，多是刻意为之，想来在周作人看来，两个句子相比，第一句平淡自然，第二句就落了用力、刻意的痕迹。张爱玲抗战胜利以后的写作是绚烂归于平淡，周作人则从来写的就是冲淡文章，一般人以为已是极平淡的了，他仍以为“做”。其实小说文体的淡与散文的淡，也许不可一概而论。且悬平淡为文章的极境，也只说明周作人的个人趣味。就事论事，两个句子的高下，读者也必有不同的判断。不过就“平常”二字本身说去，周作人确有资格说这个话：普天之下，能像他文章那样平常到近于自然程度的，恐怕也数不出几位，关键是，平淡之中却又回味无穷。

在基兰。德赛以《失落的继承》成为布克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得主后，她小说中描绘的喜马拉雅山区小镇噶伦堡也随之成为举世瞩目的所在。不幸的是，当地少有人感谢她将此地作为小说的背景，有些人在网络论坛里抱怨该书充满了“迂尊降贵的口吻”，而更极端的人则威胁要公开焚书。德赛的姑妈尤为愤怒，她告诉印度的Outlook杂志“自己从不跟人谈论自己的侄女或者那本书，更不会提她赢了什么奖。那本书里面有许多麻木不仁的东西。”追根问底，激怒噶伦堡人的原因就是小说对尼泊尔后裔的刻画，这部分人占了小镇人口的绝大多数。小说的故事围绕年轻女孩Sai和她的数学老师Gyan的恋情展开，而后者就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尼泊尔裔印度人。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尼泊尔人有过种族叛乱，德赛将之归因为“他们在一个本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却被当成少数民族对待”。许多人认为该书将尼泊尔后裔描绘成小偷小摸的人，非常愚蠢所以只能当劳工。还有人抱怨小说对当时的流血冲突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噶伦堡的一位社工说：“这本书对于噶伦堡以及这里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十分肤浅，她的资料来源于一小群幻想破灭的人，所以整个小镇在她笔下显得很古怪。”

《失落的继承》并不是一部自传，但与德赛的生活轨迹非常相似。她曾在噶伦堡生活过，并在最近的访谈中承认小说与她自己的家族故事很“接近”。小说中有一位从剑桥大学退休的法官，德赛的祖父便是这样；小说中的大宅是德赛的姨妈的房子；德赛本人像小说中的少女Sai一样，在喜马拉雅山的小镇上读过教会学校。

批评者认为该书更像一部写实作品而不是小说。当地的一位律师说：“小说完全是一面之词，它表现了德赛对于噶伦堡的恐惧。主人公Sai明显是一种自我刻画，你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个阴暗、不祥的地点的疏离感，哪怕尼泊尔人的动乱只是极为短暂的插曲。”

德赛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则认为这些评论只是“一己之见”，出版社在印度的市场部经理Hemali　Sodhi说：“我们将此书视为纯小说，那些评论对我们或德赛小姐来说都不是问题。”而德赛不仅没有畏惧噶伦堡的恶评，还打算重游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