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原则
有时候提醒我们自己较简单地看待通常被视为复杂的事物，是有用的。就拿写诗来说吧，它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当一个人对某个情感意念着了迷，并被纠缠得非得做点什么不可的时候。他要做的是第二个阶段，也即建构一个文字装置，它可以在愿意读它的任何人身上复制这个情感意念，不管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第三个阶段是重现那个情景，也即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启动这个装置，自己重新创造诗人写作那首诗时所感受的东西。这些阶段是互相依存和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起初的感觉，就没有东西可供那个装置去复制，读者也就体验不到什么。如果第二个阶段做得不好，那个装置就不能交货，或只会把很少的货交给很少的人，或在一个短得荒谬的时期之后停止交货。而如果没有第三个阶段，没有成功的阅读，就很难说那首诗实际上存在着。
描述这个基本的三方结构，无非是要说明诗歌在本质上是情感的，在操作上是戏剧性的，是熟练地在别人身上重新创造情感；相反，一首坏诗就是不能成功做到这点。批评上的所有贬抑方法，无非是在不同程度上指出这点罢了，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文学、哲学或道德的术语。这点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是当今的诗歌已经糟糕到连这点也忘记了，根本就没必要指出。我们似乎在制造一种新的坏诗歌，不是旧时那种尝试打动读者但却打不动的诗歌，而是一种甚至不去尝试的诗歌。读者一再面对一些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就无法明白的诗作（而参考资料都超出诗作本身的范围），又或者这些满足于枯燥乏味的诗作争辩说它们的作者只不过是提醒他们自己知道了的东西，而不是要为第三方再创造那东西。事实上，读者似乎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出现在诗人的心中，不再是某一成品必须获得他们理解和欣赏该成品才算成功的人。现在的假设是，没有人会去读它，即使读它也不会明白或欣赏。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说诗歌已失去其读者，因此不必再去考虑读者，这理由是不充足的：还有很多人读诗甚至买诗集。较准确的是，诗歌已失去其旧读者，并获得新读者。这种情况，是由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之间的狡诈合作造成的（这三个阶级如今已臭名昭著地分利。现在让他轻声说出一个字，表示他不喜欢一首诗，他立即就会被送去受审，连喊一声E.A. 罗宾逊都来及。控罪很严重：感受力薄弱，批评工具不充足或不适当，以及无能力适应新的语言形势或感情形势。
裁决：有罪，外加若干有关犯人精神成长问题的附带意见——染上大众娱乐毒瘾和反应迟钝。法官说，现在你们这些花花公子该明白了，读诗是辛苦的工作。入狱十四天。下一个。
因此，习惯于花钱并怀着明确无误的希望，深信可以像在戏院或音乐厅那样享受一番的持现金的诗歌顾客们，很快就跑到别处去了。诗歌再不是快乐。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较谦恭的小队，他们的目标不是快乐，而是自我改进，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这样一种论点，也即如果不在智力设备方面先作初步投资，他们就无法欣赏诗歌，而他们的导师刚巧拥有那种智力设备。简言之，现代诗歌的读者如果不是在家中替自己洗衣服的读者*，就是学生读者，纯洁又简单。乍看，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诗人终于有了一种道德优势，他的顾客不仅付钱买诗集而且在读了之后付钱买解释。再次，如果诗人只有自己可以讨好，他就不再因为读者有限而受损。并且，不管怎样，如今没有谁相信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家除了依仗自己的判断之外还可以依仗别的：公众的品味永远落后25年，总是在一种风格被二流货色泛滥过了之后才学会欣赏。这一切都绝对没错。但是，诗歌毕竟像所有艺术一样，无可避免地与予人快乐绑在一起，如果诗人失去其寻求快乐的读者，他也就失去惟一值得拥有的读者，这种读者是每年九月份签字入学的那批尽职的群氓所不能替代的。
还有，这种影响，将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将会忘记，即使他觉得他要说的东西很有趣，别人也可能觉得没趣。他将专注於道德价值或复杂的语义。最糟糕的是，他的诗作将不再产生于他用非语言方式感受的东西与用普通语言使某个没有他的经验或教育或旅行津贴的人也能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张力。而一旦绳子的另一端掉下来，结果将不是晦涩或胡说八道（虽然有可能两者都是），而是一种未实现、“未戏剧化”的懈怠，因为他将会放弃以这个特定标准来检验他所写的东西的习惯。于是没有快乐。于是没有诗歌。
对此，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有没有谁想解决？肯定不是诗人，诗人正处于一个没有先例的位置，也即一边兜售他的作品，一边兜售判断该作品的标准。肯定不是新读者，新读者就像一个未完婚的配偶，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肯定不是旧读者，旧读者只要用另一种快乐来替代原来的快乐就行了。也许只有那种回忆往昔诗歌被斥为有罪的时光的游手好闲者，才会希望见到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有责任把这个媒介解救出来，恢复它给我们的快乐，我只可以设想必须有一种大规模的厌恶，厌恶现时的种种观念，而这必须从读者开始，读者必须更频密地问他们自己，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享受他们所读的东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继续下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用“享受”，是就其最普通的意义而言，就像我们让收音机开着或把它关掉那么普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戴维。戴希斯的论文《新批评：一些商榷》（见《文学论文》，一九五六）；与此同时，萨穆尔。巴特勒以下意见也许可以唤醒对自由的悄悄渴望：“我应该比我现在更喜欢舒曼的音乐，我敢说如果我尝试，我可以使自己更喜欢它；但是，我不喜欢强迫自己去尝试喜欢什么东西；我喜欢一下子令我喜欢而根本不必尝试去喜欢的东西。”（《笔记本》，一九一九）。
*注：指诗人
声明
我觉得很难就诗歌及其现状提供抽象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理论化对我这个作家没有帮助。事实上，可以说我总是不知道诗是什么或如何读一页书或神话有什么作用。要在理智上决定什么是好诗，是很要命的，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尝试把它写出来，而不是只写你懂得写的诗。
我写诗是为了保存我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如果我能够因此表明某种混合和复杂的经验的话），既为我本人也为别人，不过我觉得我主要是对经验本身负责，我试图要使它不致被遗忘。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在一切艺术归根到底，都包含这种想保存的冲动。因此，笼统地说，我的诗与我的个人生活有关，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我可以想像我从未见过的马匹，或想像一个新娘的情感，而我并不是女人也未结过婚。
作为一个指导原则，我相信每一首诗都必须是它自己新鲜独创的宇宙，因此我不相信“传统”或一只普通的神话小猫或随便在诗中提及其他诗或诗人，后者尤其令我很不舒服，那感觉就像文学下人夸夸其谈让你明白他们知道谁是谁。诗人惟一的指导者是他自己的判断，如果这判断有缺点，则他的诗也有缺点，但他对自己下判断仍然好过听别人的。关于当代诗坛，我只能说，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
个人背景
实际写诗，其中一个快乐是它给予你最后和光荣的解脱，使你不必再担心脑中的抽象诗。在一个把诗歌视为教学大网而非菜肴的时代，这是最丰盛的奢侈。另一种相似的解脱，是不再操心别人写的诗。在青年时代——譬如说，在二十五岁前——词不达意迫使你去接受间接表达的感情，而缺乏经验则使你把文学与生活等同起来。后来，所有诗歌似乎多多少少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它不是你自己的，而你又有了经验，文学在生活旁边便显得不重要，恰似生活在死亡旁边显得不重要。上述理由可能是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愿跟着诗歌跑的原因之一。此刻伸手可及的诗集，是霍普金斯、惠特曼、华兹华斯、弗洛斯特、巴恩斯、普雷德、贝杰曼、爱德华。托马斯、哈代、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萨桑和奥登，但我在他们的书出版前就订购的健在作家，主要不是诗人（除了贝杰曼）：沃、鲍威尔、埃米斯、格拉迪斯。米切尔、巴巴拉。皮姆。
我得说，现在我一点也不去想诗歌中任何新东西。至于这是饱和、麻木，抑或是有意排除干扰，我就说不清楚了。
虽然承认这点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但我知道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有害的。有一种理论，认为每首新诗就像工程师的草图一样，应统括过去的一切，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这意味着在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前，必须先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似乎是教室的观念。我曾说过，阅读是早年生活的正常部分，但是对一位诗人来说，阅读的真正作用是发展他自己身上的诗歌肌肉，以及让他看到什么是已经有人做了的（其含意是不应再做，至少我这么理解）。风格的形成，更有可能来自局部的邋遢样本，而不是来自获得前后连贯的文学教育。
无法解脱的东西，是头脑与想像力之间的持续斗争，难以决定什么才够重要，才值得去写。我想，大多数作家会说，他们写作的目的，是要保留他们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不幸的是，要写得好，便牵涉到你必须享受你正在写的东西，而从任何人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中，是得不到多少快乐的。你写作所享受的东西——想像力忙不迭地要帮忙的东西——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补偿，是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环境中维护你自己，是表明（通过写它）你控制某个局面，如此等等。把受苦者与创作者分开当然没错——我们也把汽油与发动机分开——但是后者依赖前者却是绝对的。再次，想像力总是随时准备沉湎于它的迷信物——古典和庄严的，每个裂口都装满矿石——没有可靠的基础或合理的鼓励。简言之，唤起想像力的东西，很少可以获得智力或道德意识的许可。同样地，适当地真实的主题或充满激情的主题，只会赢得想像力最虚弱无力的支持。诗人永远处于那个普通的人类境况，也即因为他相信一样事物所以试图去感受它，或因为他感受到一样事物所以相信它。
因此，除了遇上两者丰富而狭窄的步调保持一致的时刻外，他的写作总是在装模作样的卖弄小聪明与愚蠢可耻的自我放纵之间改变方向，而宁愿偏向这边的失败而不愿偏向另一边，是毫无意义的。他所能做的是希望他可以继续抓住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相反的推力使双方达成协议那一瞬间的闪光。
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我从来没有宣称我充分地知道我如何或为何写诗：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很容易被自我意识损害的技能，而诗歌理论并不太好，如果它妨碍诗人。如果我必须作出解释，我想最好是把它称为对某种独特经验的唯一可能的反应。你觉得你是惟一注意到某种事物的人，注意到某种特别美或悲哀或有意义的事物。接下去是一种责任感，希望用一个文字装置把这不同寻常的事物保存下来，并希望这个装置也可在别人身上引发同样的经验，使他们也感到“多美、多有意义、多悲哀”，从而把这经验保存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是一件简单和非知识性的事物。它可能是很复杂的，犹如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
这是否意味着我的诗歌过于个人化，既狭窄又显浅？确实，我写的诗，都跟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绑在一起。但我不觉得这会使它们变得表面化；反而觉得这使它们变得更好。如果我回避抽象，例如见诸于政治和宗教的抽象，那是因为抽象的东西对我的影响未曾强烈得足以成为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变得不再抽象了。我觉得，我想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反应是：没错，我知道你说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并且，我希望不仅是现在的读者而且是未来的读者，不仅是英国的读者而且是世界任何地方的读者，都这样说。
作家与他的时代
我对今天或任何其他日子的某个作家惟一批评是，他写得（在我看来）很糟，这个说法所表示的意思肯定要比“非参与”所表示的意思多得多：例如沉闷，或陈腐、虚假、牵强、肤浅，或——最普通的——根本就使我毫无感觉。因此，如果我认为一部小说或一首诗与上述东西相反——吸引人、有独创性、诚实等等——我就会非常乐意跟它的作者就动机或素材等问题争论一番。
因此，我对你们提出的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尽管否定的程度并不总是一样。例如，我很愿意认同这样一种暗示，即好作品通常都是用当今的语言处理当今的情况，但这仅仅因为好作品主要是为强烈的感情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而那些感情通常源自作家自己的经验，须以他自己的语言最恰当地表达出来，而这两者都是源自他的普通生活。但我不喜欢制造规则来禁止对过去或未来或“实验”作品的幻想，尽管我本人不太喜欢这些东西。我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近期的科学发现不太有把握。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是作品要说的对象，那么，它们无非是背景罢了，因此也就应该是含蓄而非挑明的。作家必须尊重负面的真实性，因为这种真实性是作家使诗或小说潜入读者的逻辑门槛所必需的。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所说的时间性，我的经验使我认为，作品愈好，你愈是不会去想到它的时间性：你可以给出的最高赞赏，只能是说它并非某个时代的作品，而是适合所有时代的。也许我的经验是错的。但是如果我看到一部写于“今日”的作品，它可以放在过去五十年间的某个时期，我很难说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颇有才能的人。
无疑，作家惟一的“必要的参与”，是与他的题材的密切关系，这主要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种特别能刺激他的想像力的东西，使得智力、感情和措辞都准备就绪，妥帖地投入服务，直到把主题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才是写出好作品的惟一途径。如果对你们所有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答案，那会造成这样的错觉，也即好作品若要获得接受，全都得依赖智力和社会良心；事实却是，想像力不是这些东西的仆人，甚至可能与这些东西不一致。一个人也许会相信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部关于这种状况或那种命运的赶时髦的小说，但是他的想像力却依然没有被触动，即有，也是产生放弃的念头，或闻到某个牌子的肥皂的味道。
较有可能的是，智力（暂时假设存在着这东西）也许会因忙于应付自然世界给想像力带来的刺激，或事物发展的方式，而累得根本不想读这些作文。
换句话说，优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学，只有在源自于想像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而要做到这点，想像力就必须觉得其主题是刺激的，而不是因为智力认为它重要；并且，只有当想像力的最初意念得到实现，才会成功。除非你准备认定并比较两个同等获得实现的意念，并据理力争，宣称关于工厂的意念比关于仙境的意念更好，否则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而我觉得，只要你是在谈论文学而非谈论别的，你就很难作出那样的比较和判断。
*注：这是对《伦敦杂志》问卷的回答。问卷如下：在三十年代，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应该密切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后，有关从事想像性创作的作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必要地参与他生活其中的时代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结论各异。你认为，在一九五七年的今日，用如下方式来指评一个作家是否依然有效：（一）他似乎对涉及例如卢森堡事件和匈牙利革命的人类自由这类当下问题很冷淡；（二）看不出他意识到（A）由例如原子弹的发展和通过实施分别对待的税制来消除阶级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或意识到（B）我们对人类存在的观念因最近在科学上例如生物学、天文学和心理学上的发现而面临的挑战；（三）仅就内在证据判断，他的小说、戏剧或诗可以是在过去五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写的。
哈代的诗（周伟驰 译）
年轻时，我总是把哈代看作小说家，并没有特别地读过他的诗。倒总是认同Lytton Strachey的观点，就是“措词的那么点优雅并没有减轻其阴郁”。不过，大概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住在某间朝东的寓所，太阳总是催我早醒——六点钟左右。这时起床似乎早了点，所以我都要翻翻书，凑巧我有一本哈代的诗歌自选集，就开始读，马上就被打动了。打动我的是它们的调子和感受，以及这么一种感觉，即，眼前这个人写的东西也正是我自己开始感受到了的。我认为哈代作为一个诗人，并不适合年轻人。当然，说我二十五六岁时已不年轻，听起来可笑得很，不过，至少我已开始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而这正是我在哈代的诗里发现的东西。换言之，我是在说，我喜欢的首先是他的气质和他看生活的方式。他不是一个超验作家，他不是一个叶芝，他不是一个艾略特；他的主题是人，人的生命，时间和时间的流逝，爱和爱的枯萎。
我以为，今天出名的大多数诗人，都曾一度热爱过哈代的诗。我以为奥登曾如此；我以为迪兰。托马斯曾如此。沃特金斯（Vernon Watkins）告诉过我，尽管迪兰。托马斯认为叶芝是最伟大的现代诗人，哈代却是他心爱的。本杰明（Betjeman）显然爱他；桂冠诗人刘易斯（Cecil Day Lewis）也显然如此；而这些诗人彼此却大为不同。我倒乐于认为，他们可能找到了我找到的东西，哈代给了他们自信，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我读哈代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我本来不需要努力硬撑着自己，按外在于自己生活的诗歌观念去创作——也许这正是我感到叶芝在怂恿我做的事。一个人只需回到自己的生活，从那里写开去。哈代教人感受，而非写作——当然了，一个人得要运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话，自己的情境——他还教人对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要有信心。我想，我是越来越敬佩他了，胜过以前了。但很奇怪的是，哈代令我喜欢的地方正是大多数人不喜欢的地方。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写了这么多。我爱大部头的《哈代诗全集》（Collected Hardy），翻起来大概有八百页。一个人可以一年接一年地读下去却仍有惊奇之感，我以为任何诗人能做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事。
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人们说哈代没有耳朵。哈代这八百页的每一首，除了关于爱德华七世的死及同类的一两首之外，几乎都有一条小小的思想主线，每一首都有它自己的调子，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寥寥无几。
一旦你开始读一首哈代的诗，你自己马上就会跟着诗的韵律起内在反应，摇动不已了，我觉得这是很难模仿的。哈代还找不到成功的模仿者。我觉得哈代的用词是有奇趣的——你得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它比别的诗人的更有奇趣，但在哈代的诗里我总能感到这种奇趣，如果确是奇趣，那么是一种努力趋于精确的奇趣。他会说“我舔了她”，而意思不过是“我吻了她”，但这毕竟使人注意到了嘴唇，以及吻是如何进行的。哈代说凉亭是“破屋顶”，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以为“破屋顶”有奇趣，但它显然意味着屋顶是破毁了的。这乃是诸多意象的电码式组合。我觉得在这点上人们对哈代有点不公平。他总是能极端地直。“我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在阴暗里，希望着如此”，“我没给她写过一行字，也没有她的一根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