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访谈:为权利和尊严上街乞讨

  说起同行的批评,洪峰很伤心。

  洪峰说:“一个人生气需要发泄或者缓解,每一个人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让我融入这个现实,我有这个能力,我有的,我甚至会比所有人都做得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聪明可以达到甚至凌驾于这些,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是个完善的人,就像马斯洛说的那样,就算他可能会拉屎放屁,但是他的内心,永远是好的。他面对同类的时候没有恶意。”

昔日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的吉林籍著名作家洪峰,近日因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暂停了他的每月2000元工资,而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治病又急需钱,一气之下上街公开乞讨成为热门话题。本报记者赶赴沈阳,与洪峰对话,详谈他的乞讨事件。

人物档案

洪峰本姓赵,祖籍东北,195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中、短篇以及《和平年代》等长篇。1988年出版过小说集《瀚海》,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创作追随马原等人的风格,被视为实验小说的一部分,9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小说的情节,应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之邀,所著的长篇《苦界》为布老虎丛书中较早的一部,并打破了中国大陆缺少惊险间谍小说的先例,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旁白: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10年前引进洪峰的时候,曾承诺按月发放工资不坐班,自从今年9月开始,单位开始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停发放工资,10月26日上午,因为跟单位再次沟通失败,当天下午,洪峰选择了站在青年大街上乞讨,并且挂上牌子写明他的单位、作家的身份。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

不到3小时,近26元钱

用实名的目的特简单,别让人把我当盲流送到救助站去

记者(以下简称记):洪峰因为要工资而上街去乞讨,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具争议性的公共事件了。

洪峰(以下简称洪):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炒作的嫌疑,这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事情不在于我怎么说,因为怎么说都逃不脱这个嫌疑。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不应该解释的问题。

记:那你介意别人这么说或者这么想吗?

洪:从我内心里(讲),我介意。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介意不介意(这种看法)都会有。

记:那你个人的想法,或者说初衷是什么呢?

洪:一个人生气需要发泄或者缓解,每一个人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记:乞讨是你所选择的方式。

洪:对,张三可能是光着屁股要上街跑,李四可能是大喊着要跳楼,到了我洪老汉这里,就选择了这个。为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在你身边过马路,对面来了一辆车,你会忽然伸出手把他拽住,有人问你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这是不可知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是没有更多的理由可问的。有人说这是炒作,随他说,有人说我性格就是这样,随他说。我的确第一时间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选择了光着屁股上街,也没有选择穿着衣服跳进大冰窟窿呆会儿,或者去炸大楼,我选择的是挂一牌,看看能不能上街弄俩钱。

记:那天你乞讨了多久?

洪:3个小时不到。结果我还很有成就感。

记:你得到的成就感是指什么?

洪:一共26块钱,将近26块钱。

记:别人都知道你是谁吗?

洪:不知道。我拿一牌,上面写的是实名制乞讨,姓名:洪峰;户口:哪哪;工作单位:文化局。我并没有写我是作家,这是误传。这个细节是不对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目的特别简单,别让别人把我当作盲流送到救助站去,我晚上回不来,家里还有病人需要我。我用实名就是说,他们能查到我这个人,有户口,有工作单位,不是个“黑人”,他只是想混俩钱花,不至于违法,我想回家的时候可以回家。

记:当时围观你的人多吗?

洪:不多吧,因为那是下午,我放下(有关领导的)电话之后,才感到很愤怒,要上街去。好像也没有太多人(注意)。

记:你选择的地点在哪里?

洪:不知道,我还真搞不清了,因为我对沈阳的了解就只限于我家附近那一带,我就站在路边上,我就是很生气,我也不会骂人,也不能拿炸药炸她,人生气的时候是很不理智的,我还是理智的。为什么呢?我没有干破坏性的活动,只是选择了有损于我作为一个人的行动,这个所谓的有损于,是因为我还没有到乞讨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那就是要饭也不至于饿死。(重复了一遍)要饭也不至于饿死。不是还有人成了百万富翁,还盖楼了吗?

记:(笑)这是你体验的生活的经历之一?

洪:我和我上一代作家不同,在我的词典中,没有体验一词。因为只要你活着就在体验,如果这次乞讨算得是一次体验,那么这是一次非主动性的体验,但它可能会成为进入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命中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痕迹。这个痕迹给谁丢了脸,我是没有考虑过的。或者说,这是个个人行为。

记:那你觉得这是个让你自己丢了脸的行为吗?

洪:没有。我不干我认为丢脸的事情。

记:现在的感觉仍然是?

洪:对,不丢脸。一个人生存是最重要的,我也跟家人讲,我们生活如果碰到了困难,各种问题都来了,我这个人又不能张嘴去求人,那我可以卖雪糕去,捡破烂去,只要是不损害别人的,都是很好的事情。我很难说,我就不会在哪一天讨饭。谁都很难说。但是这个和职业无关。跟我是不是个作家无关。作为一个普通人,包括你,如果确认自己这一辈子只能做什么,我认为这个人也太牛×了。我没有这么牛×。任何不测都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你只能确定你现在这个时刻是在做什么,下一个时刻,你完全可能是个乞丐。

可爱的人民币

“你是那个写小说的洪峰老师吗?”姑娘给我扔了5块钱

记:你感到别人异样的眼神了吗?

洪:嗯,那一瞬间有点不舒服。

记:那一瞬间?

洪:迈出家门的那一瞬间。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形成这个职业嘛。

记:你以前是个体面的文化人,著名的作家。

洪:或者说是世俗中(认为)体面的人吧。但是当我迈出家门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写了一张硬纸,卷在一块,穿上一根绳,挂在胳膊上,戴着棒球帽就出去了。出去就慢慢走,看着有几个人就在那里站会,我就开始发现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也许是他们认为我的穿着不像一个乞丐,估计还没见过要饭实名的人,我也不用说什么。我手里的帽子就开始有可爱的人民币了。

记:这几个小时,你在想什么?

洪:啥也没想,脑子是一片空白。

记:没有人因此而认出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洪峰吗?

洪:虽然在网络和媒体上基本上没有我的照片流传,但是我的一些书上会有的。但是快天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网络上发帖传播此事的网友“静静的顿河”)女孩。我的视力很差。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看到任何人的面孔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姑娘给我扔了5块钱,这是我这个下午收获最大最多的。

记:她认出你来了?

洪:她看着我牌子上写的名字,迟疑地问我:“你是那个写小说的洪峰老师吗?”洪老汉说,你认识他啊?她说不认识。我说,你看过他书啊?她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写《东八时区》和《和平年代》那个洪峰?”我说是。我说是啊!我当时已经忘记乞讨的事情了。老虚荣了,老高兴了,钱的事也不想了,对文化局的气也消了,我就想跟她聊起来了!我知道我比较差劲,看到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就高兴得不行。看到别人批评我的东西,我就气得不行。然后她在那里站着,在钱包里划了划,把钱搁在那里,就走了。我看到这些,也没有喊她。因为第一时间我忽然意识到了,我是要钱的。(哈哈大笑)

记:你对这5块钱有什么看法吗?

洪:我看到这5块钱,就回家了。

记:为什么?

洪:跟她这几句话,忽然让我暂时放松下来了。

记:还是当个作家更让你感到快乐一些?

洪:我来乞讨之前,我甚至在负气地想:我今后还是不是作家?还写不写小说?我能干什么?但是起码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曾经是个作家,我曾经很快乐过。

旁白:洪峰上街乞讨的事情被网友曝光后,引起震动,也引起文坛众多人士关注和巨大争议。支持者有之,但是郑渊洁等作家表示,不欣赏洪峰的做法,认为“作家应该是纳税人,而不是吃纳税人。完全靠稿费生活,不拿国家一分钱,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尊严”。

对得起这份薪水

作家在当代中国只是隶属于某种特定机构的工作人员

记:对来自同行的评论,你的看法是什么?

洪:我对我的同行,拿着笔写作的人从来都充满敬意。我从来不说我的同行好或者不好,我最满意的就是我从来不纠缠在这些事情当中。我的同行骂我,他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说我给作家丢脸了,那我给他道歉。我一点都不生气。但是我很伤心……

记:他关于一个作家应该不拿国家一分钱,靠稿费生活的看法,你怎么看呢?

洪:就像我在回答新浪提问的信件中写的一样,作家在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写作者的代称,只是隶属于某种特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否则也不会分成一级二级三级;这个级别的划分和科级处级的区别只是中校军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团长,它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为这个国家的需要而工作并且定时定量获取国家薪金。

记:对,关键是这个钱拿得是否应该,你拿了工资,是否为支付你工资的人做出了相应的工作或者贡献?

洪:我能告诉你的是,洪峰这11年,每一年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他每年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或超额完成(没有额外奖金)工作合同中的任务,30年来一直在自食其力。他拿的每一分钱的工资,都对得起这个职业,这个工作。

记: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这2000元。

洪:对,他们给我发工资,我决不会说:谢谢。因为我为这个机构服务,他为我提供报酬,这是双方愿意的,跟写稿一样。

记:你做不出只拿薪水不干活的事情?

洪: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职业操守所不允许的。所以说网友也好,作家同行也好,我要说的是,哪里有白吃饭去?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记:所以你并不是单纯为了缺少这2000元而乞讨,而是认为这是你完全应该得到的。

洪:耶死!完全正确。

记:那你觉得现在还该不该有作家体制呢,比如分级,比如发薪水?

洪:这个应该去问总理。对于我来讲,作家协会也好,剧目室也好,只是国家设的机构的一部分,至于该不该存在,应该国家去调配。当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觉得这些不需要存在了,自然会取消。老洪就算挂着世界著名作家的牌子去乞讨,该取消的也是要取消。但是现在这个机构既然依然存在,那么我想它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个存在(如果)有道理,肯定跟作家无关。

通过要饭认识到的

生活中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永远不要说,你不会

记:现在文坛里很多人都去写电视剧了,这也是个比写小说更容易有钱有名的工作,但我听说你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么做,为什么?

洪: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写电视剧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必须过很高的一堵墙。

记:这堵墙是指什么?

洪:这堵墙是我自己心里对文学的一个定位。我一直认为,叙述文字写小说是最了不起的。我一直认为我从事的写小说的工作,是我内心里感到比较骄傲的事情。所以让我放弃这个,从事任何艺术门类,我都觉得不骄傲了。以前我说不写电视剧。但是如果有一天洪峰会去写电视剧,这是可能的。因为通过我要饭这件事,我开始认识到,生活中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永远不要说,你不会。

记:你觉得你不能关上任何一扇可能的门。

洪:以前我是关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本事,我必须给自己留一扇门。从我自己走上街讨来26块钱开始。

记:这个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

洪:当我迈出这个门(乞讨)的时候,还能不转变吗?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足够思考生活思考人生,这一瞬间还不够你去转变吗?

记:你以前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清高的。

洪:对,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不的。不是对这个世界说不,而是对自己说不。对于我来说,我以前说我绝对不写电视剧,但是现在我说,不能说我一定不写电视剧,但是我的前提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如果电视剧编剧洪峰出现的时候,必然是小说家洪峰死亡的时刻,再也不会有小说家洪峰。

记:为什么你觉得这两者一定是矛盾或者冲突的而不能共存的呢?

洪:没有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我的途径可能就是唯一的,我在能养活我自己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写小说,但是如果光靠小说养活不了我了、电视剧能养活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写电视剧。当我用生存去写作的时候,小说家洪峰就不存在了。记:你会不会有一天发现自己很喜欢写电视剧就像喜欢写小说一样呢?

洪:也许会,但是如果有那一天,我不会再回头去追寻我小说的梦想。

记:在你心里,两者是不可能共同存在而兼得的。

洪:我永远都认为它们是不可兼得的。任何一部叙述文学变成影视之后,都会使得它原来的东西大损。这意味着什么?它永远都达不到这个高峰。

记:你不愿意放弃自己追逐高峰的能力?

洪:现在是。

缺钱是相对的

说没钱去要钱了,不对,但这2000元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记: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靠写小说养活自己、很好地活着吗?

洪:能,没有问题。所以说洪峰没钱,去要钱了,不对,其实老汉最近这几年,写的书出版的书都比过去多,还有两部长篇我想放着还没发表,赚的钱也比过去多。我唯一不高兴的是,赚的钱虽然多,但是老汉发现,自己认为写得最臭的小说,卖的钱最多。

记: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女朋友患癌症的消息……你告诉我,你现在缺钱吗?当然这个问题跟你乞讨无关。

洪:缺钱和不缺钱永远都是相对的。现在给她治病,我是有能力给她治的。就算我倾家荡产也要把她治好。但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2000块钱怎么能治病呢?但是这2000元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记:你只是为了你的权利和尊严而乞讨。

洪:对,即使我是富翁。跟我自己拥有多少毫无关系。

记:我刚刚从你的家里转了一圈,你的生活条件拿著名作家这四个字来比,还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洪:我觉得还可以吧。

记:你的要求很低?

洪:我的要求很高。我也想拥有一座大楼,但是我知道人的梦想必须跟自己的现实合在一块。我总是能够面对现实,所以住这个屋子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挺好。

记:你不觉得你可以过得更好吗?

洪: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块钱是100万,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你会觉得100万是一块钱。我面对生活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我非常清楚。

记:也就是说,你愿意接受现在的一切并觉得坦然。

洪:这是真话,我不会因为钱而变得猥琐。当然我不是指讨饭。

记:你现在的主要收入靠什么?如果你觉得不高兴,可以不回答。

洪:写小说的稿费。这也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我知道现在很多纯文学作家已经很难靠写小说养活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可以。

记:尽管不是我们世俗所认为的那么好。

洪:对,比如我买不了车,但是我有我的理由和借口,我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开车,买它干什么呢?人要学会解释自己。我啥事都能给自己找到解释,解释完自个还挺高兴。这个作家要是能够靠创作养活自己,那么他肯定有能力在。这是摆在第一位的。比如余华,他是写纯文学的,但是他并没有穷着。我的小说可能读起来比较难,每次只能印一两万册,也就是四五万块钱,但是肯定比文化局给我的工资高。

记:这四五万元的稿酬,能否完整地反映你作品的价值?

洪:我们不能脱离一个现实谈价值。我不会因为写一篇小说在美国赚得多在中国赚得少就怨天尤人,如果你不能改变现实,那么你必须面对现实,但是物质的东西是越近看得越清楚,精神的东西则恰恰相反,任何一部文学著作的价值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能由文学传统的自然淘汰来体现。

文学没有没落

现在文学不能很好地吃饭了,但是作品还是会不断产生

记:很多人惊呼文学在没落,甚至已经死亡。你的观点是什么?

洪:我刚刚有了所谓世俗名声的时候,那时候读者是集中的,可以阅读的东西是很少的;只是现在的读者分流了,比如有的是更多阅读专业书籍,或者影视,导致读者已经大大分散了,其实绝对值还是那么多,甚至喜欢我的人的数量更多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永远也别奢望能够成为上一代的老作家,我们下一代的作家也永远做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拥有全部的时代,但是即使时代不一样,获得快乐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获得的快乐和幸福都是一样的。

记:所以你不觉得文坛在没落。

洪:对,我从未感觉过失落,从未感觉到文学在没落。现在的作家少了,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文学不能很好地吃饭了,但是作品还是会不断产生。我永远不认为文学是必须选择的,是两个人自愿的事情,就像山西一个作家带着孩子去看《白毛女》,孩子看着看着说:“喜儿真是傻啊!嫁给黄世仁多好啊!干吗喜欢大春?”假如你认为文学是贫穷的,你如果选择它,就相当于那个喜儿喜欢大春,没办法,你喜欢大春,就只能嫁给他,跟别人无关。

记:嫁不嫁给黄世仁全在于个人选择。

洪:对,跟黄世仁无关。甚至跟大春是富翁是贫穷也没有关系,只跟喜欢有关。

记:看得出,你非常热爱写小说,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洪:做了一件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舒服和快乐的事情。

记:我知道很多作家跟现实的关系都是紧张的。你跟现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洪:让我融入这个现实,我有这个能力,我有的,我甚至会比所有人都做得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聪明可以达到甚至凌驾于这些,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是个完善的人,就像马斯洛说的那样,就算他可能会拉屎放屁,但是他的内心,永远是好的。他面对同类的时候没有恶意。所以我看到那些作家写我的文章,我不生气。但是我非常……伤心。(流下了热泪)

旁白:就在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市委领导找洪峰谈话,表示会妥善解决洪峰和文化局的纠纷,所拖欠洪峰的工资也在11月3日上午10点准时转入了洪峰的工资卡。

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Andrew Batson / Shai Oster

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并吸引了全球对它的未来发展展开想像。但是一些不良的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很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中国政府能够对诸多关于改革负面影响的指责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包括环境不断恶化以及社会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

但现在,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以及对经济飞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日感担忧之际,新数据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贫困。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 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这个分析报告已递交中国政府。

这个人群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同期,中国经济几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其他群体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

中国最贫困人口收入降低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过,它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动摇中国近30年来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发展经济学家一直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其他贫穷国家发展的榜样,这些数据也会使这个模式遭到质疑。这份分析报告尚未对外发布。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对“水涨船高”的理论带来更多疑问。

中国发展的例子使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以约10%的速度增长,连续的增长已经使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学家的论点是,如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那么每个家庭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世界银行的新发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显示中国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出现了下降──尽管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的。整体社会福利提高是中国接受不均衡发展的底线,但这一发现却与这一点背道而驰。

早在1978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打破平均主义,开启了全球最大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试验。他知名的言论之一就是,中国要脱离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模式确实奏效:当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心先富起来,并且现在已经比中国其他地区都富裕的同时,中国全国各地的平均收入也在持续上升。但是如果中国社会一大部分人不再从经济改革中获益,并且变得更加贫困的话,这将削弱继续在这条改革道路上走下去的基础。

另外,已公布的数字也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据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基尼系数是被广泛采用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它的最小值零表示完全均衡,数值越大越贫富差距越大,最大值为1。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很多观察人士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中国社会福利系统的缺失。随着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并且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这些费用,医疗保健成为外界特别关注的焦点。那些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经常无法在医院接受治疗。

退休学者李志宁说:“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已经很脆弱了。改革后,它近乎完全消失。”他还说,这使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没有多少可用的工具。“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这些新数据将对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清楚。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已经建议中国政府在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社会福利项目上加大投入。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对充满艰辛的经济改革使全社会受益,还是只是让拥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少数人变得更富裕的争论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激化了这种争论。

中国中央领导意识到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它的权威,现在已经把解决这些问题列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即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矛盾。……一直在用使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裕的能力来巩固其正统的执政地位──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壮举之一,在25年中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于……而言,有关一部分人收入正在下降的证据将极具破坏性。郝福满强调说,世界银行的发现并不是最后精确的结果。得出上述结论的数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通过对大量家庭进行调查收集而来的。首先,这个调查是对中国社会最贫困的人口在两个不同时点的简单对比,它并没有对同一人群进行持续跟踪。因此,这并不意味2001年最贫困的10%人口在2003年的收入都下降了2.5%。其次,世界银行于2005年开始进行分析,因此它并没有获得2005年及2004年的完整数据。最新的数据可以决定这种收入下降趋势是否在不断延续,或者只是一个独立现象。郝福满还说,世界银行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好消息。最贫困的10%人口中大部分属于暂时性贫困,他们贫困状况主要是由突发疾病、失业或者土地征用等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医疗保险或失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最贫困人群中仅有20%-30%属于长期贫困,即使这样,这部分人也有一些积蓄。

秦 晖:如何看待中国城市中的“贫民窟”

2006年11月25日,由中改院和中挪社会政策论坛联合主办的“中国新农村建设: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开幕。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主题演讲。

题目:“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兼论如何看待“贫民窟”

秦晖:

大家知道,我们经过20年改革,整个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问题也很多。中国人经常争论,中国现在的一些政策是太左还是太右。包括前两年的改革大论战,也被人认为是左右之争。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中国改革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很可能不是什么过左过右的问题,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尺蠖效应。一右起来政府的责任就会推卸得很厉害,以至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责任都难以维持。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权力又很难受到限制。一左起来就会发生私有化的现象。在这里我记得前几年在报纸上曾经看到一则新闻,好象就是说挪威,说挪威的某个部长出国访问,坐民航飞机,由于舱位升级,就给罢了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也就是说中国公共财产、公共资源的保护是很不完善。而有时候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也未见得受到很好的保护。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

去年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争论。大家知道新农村建设我们中央提出的一些比较大的条条,我理解中央的思路主要是在农村搞公共服务,搞社会福利建设。但是由于很多提法比较含糊,在各地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其中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新农村建设实质上是一个促进农村消亡,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建设。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对前些年过分的提倡城市化的一个纠正。这些人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要搞乡村复兴,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使人才、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资金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使这些要素能够留在农村。这些人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有很大的毛病,而且他们提出如果搞不好,中国城市就会重蹈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弊病。其中他们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在城里头出现大量的移民,产生所谓的”贫民窟”。

但是我认为,由我们上面的决策者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农民应该是进城还是应该待在农村,本身这个思路有一定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和所谓的复兴农村,而在于我们不管提倡城市化还是提倡复兴农村,往往都有忽视农民权益的现象,以至于我们往往用圈地来加快城市化。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地方剥夺农民地权的现象。

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人现在提出的乡村复兴,往往着眼点是为了防止城市里面出现大量的农村移民,或者说出现”贫民窟”,因此为了避免”贫民窟”而搞乡村复兴成了现在一些人的思路。这种乡村复兴往往需要否认农民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迁徙。这个事情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尺蠖效应,你搞城市化就是侵犯了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搞城市化还是搞复兴乡村,如果要真正向中国最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无论我们怎么样,维护农民的权益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核心。

以往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着很大的误区,第一,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大量的宣传了一种观念,就是”圈地运动”是我们以前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我在最近几年在几次会议上都曾经听到有人这么说,说是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出现过“羊吃人”的过程。他们把西方的圈地运动理解为中国满清入关以后的“跑马圈地”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这是历史的很大一个误解。实际上在西方,最典型的《马克思著作》中看得最多的就是英国,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不是大生产对于小私有的剥夺,其实是延续了三百年的一场渐进的过程,主要就是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对当时公荒地私有化,公荒地的私有化往往是通过交易过程的,是有补偿的。尽管这个补偿在今天我们看来也许是不充分,但是有补偿的,并不是强占的。而且很长一段时期,英国是自主圈地的。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出现所谓国会圈地,这个时候英国的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圈地。但是20世纪的研究普遍认为,国会圈地起的作用远远没有我们讲的那么大,英国的圈地运动很大的情况下是没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圈地运动下就是所谓自由租地运动。按照英国传统的村舍惯例,本村人租本村的土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出现了地主采取谁出的地租高就租给谁这样一种方式。于是有的愿意出更高的租金租土地,就把原有的租户挤走了。这不是地主的圈地,而是佃户的圈地。这样一种圈地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中产阶级。他们那里圈地运动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的就是采取用政策权力把农民赶走的方式。

“贫民窟”也是一样,用驱逐、进入、限流来消除“贫民窟”我觉得很难说是我们的一个创造。前些年的一次讨论中曾经有一位朋友提到,他说中国一方面有一亿多进城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流动,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在世界上非常突出,但是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没有“贫民窟”的国家,他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例子。这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的经验。

我觉得中国发展模式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是如果要讲中国有一亿多流动农民,但是又没有“贫民窟”,我们就要问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学者后面一段话就没有讲了,这一亿多农民正在流动但是没有住在”贫民窟”,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政府盖的廉租房吗?不是的。他们买了商品房了吗?当然更不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不光是中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大城市,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但是用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点,恐怕就有很多问题。

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文章中,我可能会提到一些案例,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我觉得实际上在西方也不是没有采取像这样一种方式来防止“贫民窟”。就像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奥斯曼大拆迁就是用法国模式消除“贫民窟”的做法。奥斯曼在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的全力支持下,在所有的流动人口或者是贫民几乎全部赶走,搞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拆迁运动,这17年内拆掉了巴黎43%的房子,给巴黎进行了重新规划。应该说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也使得巴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了欧洲最漂亮的城市。但是这场运动在当时和后世一直受到所谓社会良知人士的强烈批判,从那个时代的大仲马一直到后来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而且这场运动导致了不太好的结果。第二帝国崩溃的时候,法国出现了一场大乱,也就是巴黎公社,在这场内战过程中,巴黎出现了一场大火,就是所谓的巴黎焚城。奥斯曼当时搞拆迁,驱赶贫民就是采取手划到哪里就拆到哪里的方式,有的赶到了郊外,有的赶到了阁楼,有的人说巴黎没有“贫民窟”,但是出现了所谓的大楼社会。1871年巴黎大火,现在根据研究就是被驱赶的贫民发泄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一些现象的确是值得研究。现在我们的确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大城市都有“贫民窟”,发达国家也有,但是发达国家的“贫民窟”现在更多的主要是一个治安的概念。就建筑外观而言,发达国家的“贫民窟”基本上都是政府盖的廉租楼,从建筑景观看你好象是看不太出来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特点就是治安比较乱,失业的人比较多,但是建筑景观都差不多。但是在经济水平很低的不发达国家就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现象。马尼拉、孟买、里约热内卢、吉隆坡,有些是政府干预的。但是绝大部分是自然形成的。

关于“贫民窟”我这里要讲三点,第一点,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一般来说,不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本地居民发生两极分化,穷人沦落的结果。这个“贫民窟”是移民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贫民窟”的确在这些国家是农民进城形成的,或者说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大量流入的结果。第二,农民大量流入以后,虽然在城市形成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贫困阶层,也成为近代社会很大的社会弊病。但是从进城农民本身而言,除非是被强制圈地赶走的,只要是自愿进城的农民,他们与他们原居地的生活相比,应该说绝大部分不是更差,而是有所改善的。因此采取强制措施把他们赶走,或者制止他们进入,并不是一个特别人道的方式。第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贫民窟”的一个思路都是从改善公共服务和国家福利着眼了,而不是剥夺贫民的权利着眼的。我们怎么防止流浪汉呢?不能采取对孙志刚的那种做法,把他们都抓起来。我们可以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对于“贫民窟”其实也是一样,至今为止,不管是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他们的进步有很大的区别,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连片的建设大规模的安置贫民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有人说这样会产生治安上的高危地区,因为大量的这些人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会变得很糟糕,会出现刑事犯罪案增加,会出现贩毒吸毒率的提高等等,有的人就提出要改变这种做法。要把廉租房分散在各地。一个试点就是前些年美国的芝加哥,对最大的廉租房区进行了全部拆除,把廉租房分散到了芝加哥的各个地方。

像这样的一种争论,还是在政府怎样采取福利措施来改变贫民待遇的前提来讨论的。很少有人提出我们采取不允许他们进入的方式。但是这里面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讲,没有条件搞这种大规模的廉租房,我们的确有一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在这里我想提什么结论,但是我的确想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亿多进城农民,但是由于我们严格管制,不会出现私拉乱建过多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提供廉租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很少的一部分是在城市的边缘部分租城中村住,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都是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集体宿舍里面,也就是所谓工棚里。这个工棚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工棚现象”,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有1亿2千万农民工,进城的家属说只有三千万,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准确。1亿2千万的农民工,进城的家属只有3千万,也意味着1亿人过着单身的生活。中国的农民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被称之为“35岁现象”,在城市出卖青春,到了35岁以上城市就没有立足之地,必须返回农村。所以城市打工的农民总是愿意把打工挣的钱寄回农村,然后在农村盖房子,尽管这个房子一年也没有住几个月,但是他们在城市是没有办法安家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一个好处,就是极大的使中国的秩序变得很良好,中国没有以前的国外的那种现象,而中国的工棚由于管理比较严格是不会出现外国额“贫民窟”的现象的。但是一亿多人口不能过家庭生活,这样一种现象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很大的挑战。现在已经给中国农民工的教育、社会秩序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会对中国文化的伦理根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农民工子女长期见不到父母,很多夫妻常年离散。如果我们不解决35岁现象,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有待大家研究。

谢谢!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闭幕式上发言

秦晖:

二元结构的也大概讲了二十年了,我对二元结构本身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刚才宋亚平先生提出说是北京的学者往往高瞻远瞩,谈的都是战略的东西,其实照我理解,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可能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的是问题何在,政府部门的同志是看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老实说学者是很难真正做到的,很多问题解决都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这个利益博弈是社会各阶层较量的过程,根本不是学者一句话定乾坤的,真正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只是说问题究竟何在,的确我们这个问题何在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说二元结构这个话题,已经有了二十年来,实际上在国际上理解的二元结构,和我们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二元结构不是指的穷富之间的差别,也不是特定制度下给一部分人一些特权,另外一部分人特权少一些,也不是指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我们的二元结构不管是社会学家中,还是在经济学家中,比如说刘易斯他们,讲二元结构很清楚,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传播的所谓道德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刘易斯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按照他的说法,传统经济的价值观不是以盈利为导向的,而是以闲暇最大化为导向的。产品的价格升高,城市这边就会刺激供给,使供给增加,产品卖得好就生产增加,但是农村这一元相反。他们只要赚那么多钱就够了,产品越好卖就越少生产。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和我们今天讲的,由于政策的规定,比如说八十年代郭书田司长写的《失衡的中国》里面讲的14种制度不平等,我们现在讲的二元结构主要就是一种身份,就是现行体制中把这些人划成三六九等,以前我们早就有,以前元代就有四等的制度,什么北人南人,这种身份等级制是一种以前一直有的东西,但是中国在现有的体制下强化了。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打破这个身份等级的问题。现在这个身份等级,的确我觉得今天孙立平教授讲得很好,制度背景已经有了变化。比如说我们以前城乡之间的区别,一个就是采取驱逐的办法,动不动就把他们称作盲流,收容起来赶走,或者是限制进入,你没有城市户口不得进来,很多行业对于农民工是不开放的,现在这两种东西的确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正在淡化。但是造成城市和农民之间很大的鸿沟就是变成一种限制他们留在城市,限制他们留在城市主要就是和我昨天发言的内容有关,就是采取政府既不给他们解决廉租房又不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私搭乱建就是“贫民窟”,政府又不给他们廉租房,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住工棚,住工棚就只能过单身生活,就发生“35岁现象”。我说这些东西仍然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得有一个全新的思路,“贫民区”绝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为了消除“贫民区”可以不顾一切呢?我觉得恐怕不是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与其说要制止出现所谓“贫民区”不如说要防止为了建设豪宅而驱赶贫民。现在有些人说“贫民窟”一旦出现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社会暴乱,这个太耸人听闻了。有多少国家都有“贫民区”,不见得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要驱赶贫民,建设豪宅,八成是搞成19世纪的巴黎一样,这样很容易激发矛盾,甚至会发生像巴黎焚城的事情。

这个事情再往前推,整个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当然于建嵘说是农民组织的问题,农民组织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权利的问题,其实整个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权利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包括今天早上人们讨论的农会和村民自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村民自治如果真正的落实,我们的村委会真正是民主产生的,就解决了一个POWER解决了一个民主政权。可以解释宋先生上午提到的。于先生有一个问题没有讲清楚,就是公共物品应该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农会提供的,农会老实说作为成员,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而是成员利益,或者说成员权益。这个东西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有农会和没有农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经常有两句俗话,一个叫政绩工程,一个叫做形象工程,我不知道在座的挪威朋友是不是理解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欧洲农业问题争议也很大,挪威的问题可能不是很突出。欧盟和美国闹翻天就是为了农产品保护的问题。因此,现在也有很多人批评说欧盟对农民保护得过分了,有些不该保护的也保护了等等。但是你可以提出这种指责,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欧盟那些人搞的政策根本不是为了农民,而是官员自己要升迁,甚至是为了创收,绝对不会提出这种问题,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些要求都是农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合理,就可以做,不合理人们就会提出批评。

农民通过什么途径提出诉求呢?就是农会。欧洲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农会代表农民提出了诉求,然后政府满足。不管满足得好还是不好,都不会产生我们现在要命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诉求根本不是由农民提出的,如果是由政府提出的,坏的话就是贪官污吏,好的话就是包办婚姻。不管怎么样都很难把事情真正的办好。

《中国青年》: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

杂志总编关志豪回忆“潘晓讨论”出笼的台前幕后

  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随后,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杂志档案

  《中国青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创刊至今的八十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中国青年》曾三度停刊,又三度复刊。该刊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的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组织的“潘晓讨论”轰动全国,曾被称为“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

  ■人物名片

关志豪1931年出生,1979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3年任《中国法制报》(后来改名为《法制日报》)社长、总编辑。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1924年春,编辑部迁至现址。该处是单开间的石库门楼房,当年二楼客堂和亭子间是办公室,三楼小阁楼做印刷间,底楼客堂是《中国青年》创始人之一肖楚女的寓所。1986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纪念碑揭幕,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潘晓是个“多人组合”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

  他今天还意识到,“‘潘晓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

  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的人,分成七路下去调查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调查人员,回来以后还开了个汇报大会。集中归纳起来,当时的青年集中反映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另一个问题是,青年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我们在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发现了这种情绪比较普遍。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关志豪和他的同事们为1978年9月的复刊号确定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当期杂志发行量即达到了270万份。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并同意了马丽珍的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潘袆的—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之后,编辑部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为潘晓。

  由于其他筹备复刊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被调走,关志豪在1979年就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稿件到他这里以后,他当即表示,“可以,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

  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

  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最后,作者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

  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

  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潘晓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以及这封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参与人数,以及产生的巨大效应,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潘晓讨论”开启1980年代大门

  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每天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到6月9日,编辑部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关志豪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

  由于引起的反响过于热烈,编辑部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中国青年》就很保守。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其后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从第7期开始,编辑部将原来讨论的版面扩大,并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发出来之后,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亮相央视讨论结束

  虽然编辑部从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虽然黄晓菊在采访中对那封信作了说明,但是,“潘晓讨论”的命运还是急转直下。

  某报内刊刊登了两封未经核实的读者来信,说黄晓菊在现实中有种种缺点。

  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在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作为编辑部的态度。这篇总结文章发表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首肯,刊出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摘要。于是,引发全国青年普遍参与的“潘晓讨论”就此结束。

  后来,六万多封信全部被销毁。说到这些,关志豪至今仍觉得很可惜,“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他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链接

  潘晓讨论中的一段故事

  在关志豪家客厅的电视机上面,搁着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这是浙江省诸暨市电容器厂董事长周晓东送给他的礼物。潘晓讨论出现的时候,时为木匠的周晓东正在江西,他看到以后非常激动,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边做着木工,一边思考,他手边放着一张纸,有什么想法就马上记下来,然后再整理成篇。之后,他把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文章《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寄出,最终,这封信发表于1980年9月的《中国青年》。

  由于这封信的发表,他走上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在其后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关于潘晓讨论的电视节目中,关志豪现场阅读了周晓东的这封信。周的一位朋友看到后,立即联系上已经是企业家的周晓东。两人也因此得以见面。周晓东送了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给关志豪,这件礼物也因此成为了他们之间情缘的见证。

季羡林新作《病榻杂记》即将在香港出版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季羡林的新作《病榻杂记》即将在香港出版。

据介绍,本书是95岁高龄的季羡林的最新作品,收录了他自2002年生病住院至今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共24万字。书中有他学生时代的经历,也有去德国留学的人生回忆;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也有为朋友出书撰写的序和跋。季羡林平时十分关注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公德等问题,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这些内容的文章。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季羡林2002年发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书中不仅赞美了医生和护士的高尚医德,还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文字抒发了作者老当益壮的豪迈之情。

据介绍,季羡林对此书十分重视,即使在病榻之上也始终坚持打腹稿,笔耕不辍。

《病榻杂记》由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朱健国:中国电视禁谈“公共政策”

谁也想不到,新闻管制如铜墙铁壁的深圳,竟然有个深圳电视台想开办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节目,筹划一年之久而不能实施,乃奋勇求助“民办社科院”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该院“中国脑库”遂邀请一拨“天马行空”的民间思想者会诊,于2006年9月6日在深圳银湖召开了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座谈会。

深圳电视台出席会议的两位代表,满以为会得到“一致支持”,不料与会者竟一开口便大泼冷水——

好几个人义正词严:今日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关于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节目不少,但或停留在“一地鸡毛”的纯事件报道,如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或停滞于评说、揭露既定方针政策的违规现象,如央视《焦点访谈》。觅遍全国大小电视台,没有一家敢于办一个质疑现行“公共政策”讨论节目。所以者何?因为中国大陆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事务,虽然高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一切政策的第一出发点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号召公众“把一切献给党”,当然也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共政策。执政党一向的口头禅是“统一思想”,“与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允许什么“公共政策讨论”。因此,在当今中国大陆,“公共政策”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问题。

也有人菩萨心肠,不忍心幼稚的改革者太失望:彻底的真实的毫无党派利益的“公共政策”,确是尚未在中国诞生,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也还是可以设法讨而论之,有这个讨论,比没这个讨论要好。问题在于,中共的传统是,“会上”可以讨论,“会下”必须执行,“有意见可保留”。所谓“会上”,是指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只允许在一个政策出台前的“会上”提出修正意见,但能参与“会上”者,皆是相当有职有权的“大夫”,因此“新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理不下庶民”——无权参与“会上”者,即无权修正“公共政策”。现在深圳电视台想打破这一禁区,实在是“武昌首义第一枪”。英勇可嘉,功莫大焉!但要真正付诸操作,必得有点策略:第一,设法扩大“会上”参与者——当得知政府在讨论出台一新政策时,即行组织普通公民在电视上发表意见。此举既尊重了“会上”可以讨论之传统,又实际上反映了“会下”之修正意见。第二,当得知党政首脑对某现行政策不满时,可设法在先行秘密请示后,在电视节目中邀请专家和市民进行“公共政策大家谈”。这样变通之后,庶几可以办个伪“公共政策大家谈”,聊胜于无。

忝列会议,感慨万千。我想,上述两种观点皆不无道理皆不无局限,若合二为一,可皆大欢喜。从长远计,中国必须有真正的“公共政策”,第一种观点者大可努力改变一党专政,以真共生破伪共和,以真宪政除伪立宪。

从现实虑,“多得不如现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可能钻现有“新闻纪律”的漏洞,以合法平台多传播一些“钦许的民主与法制”,第二种观点者尽可以合法方式“和平演变”,悄悄修正不合理的伪“公共政策”。

革命与改革,自由与共生,实互为依托,不可偏废;只要阴阳共用,刚柔相济,远近皆攻,“细流不择方为海”,中国电视禁谈“公共政策”的专制必可由渐变支巨变。

首发《动向》杂志

别再挂受难勳章 别再谈受害道德

把受难当做勳章,把受害视为道德,是党外运动以来本土论述的主要诉求。从民主追求的立场来看,被压迫者绝对有其应有的权利要求平反,要求赔偿,要求真相。这样做,是建立转型正义的初阶步骤,也是完成历史解放的必要任务。将近三十年来的抗议与批判,民主 运动确实已为 台湾社会开创全新格局,并且也使党外运动成功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以和平演变方式取得政权的事实,不仅是台湾史上极其动人的成就;从东亚范围内反殖民反威权的历史来看,也是相当骄傲的纪录。

民进党执政六年来,似乎并不认为台湾社会已获得解放。由於两次总统选举都是以些微票数险胜,掌权基础还未稳固, 民进党陷於困境之际,总是习惯地回到受难与受害的历史情境,寻求本土论述的动力,以争取草根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种政治策略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诚然获得强烈的回应。毕竟受难式勳章与受害式道德,最能立即有效唤醒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最短时间换取草根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政治目的达成同时,民进党对民主精神与社会文化已构成严重伤害。利用历史平反运动得到政权的民进党,似乎并未意识到本身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已升格为全民政府。一个民主政府,除了必须照顾其治权下每一族群、性别、阶级的权益与意愿,还必须进一步尊重他们之间各具差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但是,站在权力最高点的民进党,却不断制造台湾社会还未解放的假象,持续燃烧历史悲情,并且努力不懈地 开发被压迫的情绪.

殖民时代与戒严时代的历史当然必须重新反省,但民进党所做的反省却只是为了巩固化、永久化本省族群的被压迫意识.这是 民进党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本土政权的重要策略。依循这种思路推演下去,历史上同样受到压迫的外省、原住民族群就全然受到抹消遗忘。更严重的是,本土政权似乎只是代表本省族群,特别是 台湾南部的福佬族群。一个世纪初的民主政府,竟只表现出世纪末的思考,已为丰饶的本土与开放的民主带来无可估算的损害。

在新世纪台湾,民进党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为长期存在的族群紧张关系解除危机,而不是制造更大危机.从来没有一个民主政府是以文化自卑感来凝聚国家认同,更没有一个本土政权是以偏颇的族群意识来建立文化主体性。纵然是以些微票数胜选,民进党代表的是社会内部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握有庞大权力的民进党必须承认,岛上的每一住民,无论其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为何,都是构成台湾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今天民进党对於本土的定义,已完全悖离党外运动时期的理想精神。记得陈菊在七○年代答覆外国记者访问时,曾经如此诠释党外:「除了少数的国民党党员,台湾社会的每个住民都属於党外。」这种胸襟与气度,正是党外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如今,民进党开始演绎出一种思维逻辑:阿扁等於本土政权,挺扁就是支持本土政权。凡是不挺扁的,就被排除在本土的定义之外。党外运动能够汇聚 女性、农民、工人、原住民、外省族群的力量,就在於它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包容所有期待解放的不同成员.现阶段民进党掌权之后,反而与所有社会运动力量彻底切割,就在於它窄化、矮化了本土的意义.

弊案被揭发、法案未能通过时,动不动就指控这是「中国人打压 台湾人」,受到报纸电视批评时就毫不迟疑戴以「亲中媒体」的帽子。台湾的民主 体质有那么脆弱吗?勇敢的台湾人有那么怯懦吗?争取言论自由原就是民进党的主要建党精神,到今天竟然还不能以开放态度看待不同的思考。「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这也是 民进党建党以来的基本党纲.对於不同的言论,执政党只能以更民主的方式予以反驳或辩护,绝对不可使用族群对立的策略继续扭曲分化。

犹记得二○○○年阿扁当选总统时,公开宣称「台湾人民站起来了」。当他说出这样的语言,应该是指台湾社会已经走出历史的囚房,也是指受到威权束缚的台湾住民已经获得洗涤的空间 .绿色执政六年之后,站起来的台湾人民又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海峡对岸的武力威胁,而是来自社会内部族群之间的紧张情绪.本土政权会发展到如此封闭的地步,令人无法理解。

可以预见的是,直到二○○八总统选举之前,民进党显然无心也无意解除这种族群危机.强化历史受害的记忆,窄化本土意义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稀释阿扁弊案缠身的印象,一方面也是为巩固深绿选民的基本盘.然而,台湾历史并不是在二○○八就宣告终止,整个世界也不会因此而凝滞不变。 中国正在累积其经济与文化的生产力,北京奥运与上海博览会开始举办时,就可鲜明对照出台湾社会内耗的恶果。有着强烈自卑感的民进党,制造被压迫形象的本土政权,能够在全球 化浪潮席卷之际为台湾找到出路吗?阿扁政府使改革运动遭到空前的重挫,新的领导人如果不能提出新思维与新视野,在二○○八到来前提早出局,绝对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11月27日《中国时报 / 時代論壇》 

丁子霖:从获选“亚洲英雄”说起——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之五

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选60年来的“亚洲英雄”,我与达赖喇嘛、德雷沙修女等一起被列入“激励人心者”这个类别。这令我感到意外。然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份60人名单中,同时也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他被列入“国家缔建者”一类。

有朋友认为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杀死其子的“六四”主凶邓小平一起列入“亚洲英雄”,是一种黑色幽默,是美国人价值认同的混乱。说实在的,当我最初从《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触,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不想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便人家把邓列入那个名单,我也不会改变对邓的看法——他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元凶,对那场大屠杀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一点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

那么是否拒绝接受这个称谓呢?我曾有过犹豫,但最终没有拒绝。我的想法是,人家把我列入那个名单,说明人家没有忘记17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人家把邓小平列入那个名单,并不表明人家赞成邓当年对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也许在美国人那里,类别不同,其评选的价值标准也有所不同吧。我对邓小平的获选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必须尊重人家的选择。听说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评选时,只提到邓小平及其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绝口不提丁子霖的名字。正如今年4月30日该周刊评选百位评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中共总理温家宝与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一起当选一样,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是只提温而不提陈。这是中共媒体的惯例,但这是对评选者的极不尊重的做法。纵观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因为列上了我丁子霖的名字,就不再提邓的名字。这是新闻的客观性。至于受众对获选者作何评价,那是各人自己的事。

我一向对“英雄”这类称号淡然处之,前不久我还重申过一次。我觉得我在“六四”后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出于一种母爱。是母爱催促我说出真相,是母爱推动我从事人道救助,更是母爱唤起我走上为死者寻求正义之路。况且,我所做的一切也已得到了报偿,那就是我找回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人的尊严与生命是等值的。至于其他死难者母亲,我也清楚地知道,她们之所以选择同我站在一起,也都是出于这种母爱。我想。母爱是不需要其他报偿的,包括诸如“英雄”这样的称号。

然而,这次获选仍然令我感到欣慰,因为这表明,这个世界仍然有公义在,我和我的难友们为死者也为生者所做的一切,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同情和肯定。这对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来说,也是一种启迪和激励。至于我个人,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在我最初的那一份欣慰之中,夹杂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我不由得想起我死去了十七年的儿子,想起我所熟悉的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这中间有袁力,有段昌隆,有王楠,有赵龙,有叶伟航,有吴向东,还有王卫萍,孙辉,吴国锋,程仁兴……。十七年来,中共当局不让人们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她)们的名字是与“六四”连在一起的。我曾多次通过“Google中国”进行过搜索,但当我在搜索栏中键入“六四死难者×××”时,所得的结果都是这样一行提示:“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然而,不管中共当局如何封锁,这些名字已经成为难属群体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无法从我们生命中分离出去。孩子们的亡灵通过母亲们的坚韧而活着,通过世界上所有关注六四屠杀的良知而活着,也通过中共当局的恐惧而活着。刽子手对亡灵的恐惧恰恰昭示着亡灵的力量!当年,他(她)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听到枪声后走出家门或校门的;还有不少人,是在屠杀现场抢救伤员时倒下的。他(她)们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但他(她)们却成了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只是这些英雄的母亲。

我希望一切善良的、有尊严的、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暂时撇开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回到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从人们话语世界中淡出的“八九”去,那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而又让人魂牵梦萦的年头,一个值得大家在记忆里珍藏的年头。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我丈夫曾对1989年的那场伟大民主运动作过这样的回顾:“这场历时50天的反抗运动也象历史上许多同类的运动一样最终失败了,而且是以空前惨烈的流血惨案而告终。然而,也正因其空前的惨烈、空前的悲壮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丰碑,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象所有酷爱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曾为自己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进行过惊天动地的抗争,而且也曾为此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它以这样的抗争、这样的代价赢得了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 我确信,这正是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和继承的八九“六•四”精神。我确信,这种由同胞们的鲜血凝铸起来的精神终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份遗产,渗透到世世代代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引自《当我们面对这一五五个名字的时候》,见《生者与死者》一书,2000年)

现在,离写这段话又七个年头过去了,但当我重温这段话的时候,心情依然无法平静。我想,这些话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所有人类正义的守护者来说,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作为那场伟大运动的见证者,作为在以后的年月里曾经为维护、传承八九“六四”精神遗产作出过努力、付出过代价的人,应该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我们曾经为那场伟大的运动感到骄傲,但我们也有责任去总结那场运动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当年,大学生们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完全合乎民意和世界潮流。他们为此走上街头、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有人说当年的学生是跪求共产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人说当年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我同样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民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谁都不能否认,当年学生提出与政府方面对话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党内以赵紫阳先生为代表的开明派人士的善意回应。赵提出把学潮纳入“民主、法制”轨道来解决的方案,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在当时,也确实得到了朝野各方的良好反应。我认为,运动至此,无论在学生方面,还是在政府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理性和智慧。可惜,这种理性和智慧却很快被部分学生的狂躁与激进淹没了,而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嗜血者邓小平和李鹏等,则阴毒地利用了部分学生的这种狂躁和激进。谁都知道,邓早就说过“杀二十万保持二十年稳定”这样的狠话,他只是要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罢了。如果当年的大学生能始终保持冷静和克制,在和平、理性的原则下争取到与政府方面的开明力量达成良性互动,实现平等对话,又何至于出现后来那样的流血惨案,今天的中国又何至于滑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呢。

一个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靠暴力来维持,又必然对民众施以强权和暴政,除非在这种权力之外存在着一个足以制约其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我想,我们所要做的、所能做的,就是要在共产党的权力以外形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然而,这个道理当时的一些大学生并不懂得。他们排斥了几乎所有可以给共产党政权造成压力或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学生内部的理性声音和共产党内开明派人士的力量,致使多次的“撤离”呼吁难以落实,甚至在运动后期的各界联席会议上做出的5月30日撤离广场的决定,也因某些人的不遵守承诺而流产。他们醉心于“毕其功于一役”,不肯让自己的诉求分步实现,甚至幻想只要采取背水一战的绝食自残就可以迫使政府当局就范。

我想,这个血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后来者必须记住的。

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去同杀人者拼命,向杀人者讨还这笔血债;另一种选择是把自己融入到整个民间反对力量中去,与各方人士一起来推动民间力量的壮大,以求得逐步改变并最终结束那个靠暴力和杀戮来维持其存在的极权制度。毋容讳言,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但十七年来我所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告诉我必须放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对我来说,这个选择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不会后悔。

但愿在我们这片灾难频仍的土地上,不要再出现我儿子那样的英雄和我这样的母亲了,因为这只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人的苦难应该有一个尽头了。

(2006/11/22)

余  杰: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因撰文揭露“爆破作文”的虚假广告,我陷入了一起所谓的“名誉权”官司之中。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我被判败诉,向原告方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抚慰金”并登报道歉。我不服此判决,遂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这起看起来寻常的民事官司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耐人寻味的事件:首先,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夕突然宣布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此案件并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和专利秘密等,既然原告方郑北京并不承认自己是骗子,既然原告方敢于将此事推向法庭,即表明原告方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和评论此事。所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似乎并不会伤害原告的名誉。那么,这一寻常的民事案件为何要采取秘密审判的方式呢?法院的此决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我的上诉之后,郑北京的律师居然向法院提出禁止我出境的申请,法院立即批准了此申请。收到法院的此命令之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会晤经办此案的李经纬法官。我向李法官表示,我愿意预先向法院缴纳一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希望法院即时取消禁止我出境的命令。但是,李法官没有接受此请求,理由是郑北京方面不同意此建议。我不能接受法院方面的此种解释。因为法院并不是郑北京个人开办的,法院难道不能独立作出决定吗?法院为何非得要征求郑的意见呢?因为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而禁止当事人出境,这在近年来的民事案件中从未有过。李法官本人也承认,这在其十五年的法官生涯中也是第一次遇到。

尽管该案一审未能公开审理并且我方败诉、二审前夕长达数月时间我被部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我心甘情愿为捍卫言论自由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我在《作文岂能“爆破”?》一文中的观点,揭穿此种虚假广告中的谎言,乃是造福于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善事,乃是一个关心下一代教育问题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被法学家杨支柱批评为“虚假广告的福音”。我个人对此判决书不愿作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述。我只想指出,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编号为“(2006)朝民初字第13945号”的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错误。负责审理此案件的代理审判员黄岚在判决书中写道:“现被告主张原告所创‘爆破作文’方法带有欺骗性,原告‘就是骗子’,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认为其所发表的《作文岂能‘爆破’?》一文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值得商榷的是,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所有“事实”,都是出自郑北京在报纸上刊登的虚假广告中的种种竭尽夸张之能事的说法。我的判断完全是从这些虚假广告中所推导出来的,并不缺乏任何的事实依据,何来“基本内容失实”之处呢?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只是我个人对郑北京的看法,难道这种看法应当被禁止吗?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文豪,有的人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在社会公众眼中都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我说郑北京是骗子,并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伟大的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因此,法律和法院不应当成为禁止社会文化批评的裁判官,而应当是言论自由的守护神。

我本人根本不认识郑北京,我对郑北京的批评是基于其具有公共性的商业活动的批评。这一批评不应被纳入“民事诽谤”和“侵害名誉权”的范畴。因为“民事诽谤”和“侵犯名誉权”的两大构成要件是“制造虚假事实”和“实际恶意”。在我的批评当中,既不存在“制造虚假事实”的地方,也不存在着“实际恶意”。美国法学家和法官迈克尔•利夫在《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一书中指出:“诽谤,是指如果被告对另一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书面的、虚假的陈述而使得那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受到贬损,那么他就构成了诽谤。但是,如果陈述的内容为真,如果这项陈述只是表明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那么构成诽谤的要件就并没有具备,被告也就不能被判对此负有责任。”显然,如果按照此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我在文章中所作出的所有陈述,都建立在郑北京的广告用语的基础之上,我没有自己编造任何一句话加诸于郑北京的广告词之中。进而,我认为郑北京的广告是具有欺骗性的虚假广告,我认为郑北京是一个骗子,这两项陈述只是表明我的一种观点,而不是陈述事实。法律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公民认为郑北京是骗子,也不能禁止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通过发表文章等手段来批评郑北京是骗子。即便帝制时代的皇帝也做不到消灭所有的批评意见,一个人人沉默的社会也根本无和谐可言。

郑北京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和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多次宣称自己是“著名”的公众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郑北京所从事的商业性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事关大众利益的公共领域。对郑北京及其公司所刊登的广告,所从事商业性教育活动以及具体的教育方式、教育思路等,进行公开的批评和置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决指出:在一个公共官员可以对诽谤者要求赔偿之前,他必须证明被告对于出版诽谤言论具有实际恶意,即是证明知该言论为假或者并不在意该言论的真假。只有提供这种提升保护,才可以确保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对个人名誉的保护相一致。后来,最高法院把该要件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公众人物。在此,我认为,我在批评郑北京的时候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应当高于作为公共人物的郑北京的名誉权。因为这种批评和置疑,关涉相当数量的公众的利益。这也是郑北京既然选择成为公共人物,既然选择进入具有公共性的商业性教育领域,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历史上,就连诸多开国元勋也遭到媒体的批评和攻击,即使这些批评和攻击是无稽之谈,他们也并没有用法律或其他手段来压制。比如,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一个政治漫画家曾经把乔治•华盛顿描绘成一个被他的助手大卫•汉弗莱斯牵着鼻子走的驴子。尽管遭到华盛顿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这个漫画家最终还是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托马斯•杰斐逊的性生活一直是批评者们不断攻击的话题,他被刻画成一个“穿着衬衣等在他妻子的卧室门外的好色的畜生”。在另一张漫画中,杰斐逊被描绘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包工头,一个拥有由奴隶组成的后宫,而且在集市上拍卖他的混血子女的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对于公共问题作无约束、强而有力、公开的讨论是国家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当然,我也承认言论自由有其界限。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言论是不被保护的呢?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指出:“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谎称起火,引起惊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能造成暴力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很显然,我对“爆破作文”教学法的批评并不属于此类越界的言论。我的批评不仅没有危害公众利益,反而保护了公众利益。因此,我不应当为此类言论受到任何的惩罚。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至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在此意义上,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案件。曾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休斯说过:“我们在宪法的统治下,但是宪法存在于法官的解释中。”这句话充分说明法官的判决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无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愿意“服从”此判决,但并不意味着我必然“赞同”它。无论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我会继续介入对商业性教育领域的关注、研究和批评,对于类似于郑北京及其公司的各种活动,也会继续进行批评和监督。这起案件很快会终结,但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在这起我本人意料之外的、事关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我愿意与法官、陪审员以及关心此案的律师、法学家和媒体一起,思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实现和捍卫它。最后,请让我们一起重温美国法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中所阐明的真理:“当人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知识,能够作为自治公民而思考和行动的时候,对我们国家中公共讨论自由的保障就会显得日益重要。这意味着,比言论自由更根本、更有意义的事情是教育和思想的解放。”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首发民主中国

廖亦武:夜祷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3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终年91岁。袁相忱,1914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1989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年去世,终年91岁。张紫葛,1921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15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年刑满,继续管制4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年9月去世,终年85岁。何家栋,1924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30年,下放14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年10月去世,终年82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9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