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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中）

巴金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铁凝

49岁的美妇作家铁凝被任命为中国作协主席，成为特大新闻。中共建政后，两任作协主席茅盾、巴金都是终身制。此番得票最少的女作家铁凝走上前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按照中共的一贯作派，不很重要的行政部门一把手，一般都是论资排辈。凭资历、写作成果，铁凝排不进大陆作家的前十名，偏偏是她胜出，政府意图昭然若揭。因此，一些体制内作家迎合官方立场，说什么女性利于提高中国作家凝聚力；符合政府干部年轻化要求……不一而足。谁当中国作协主席，确实不重要，不要奢望他们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在写作、出版自由方面有什么突破。现体制下任何一个作协官员，政治色彩都远远大于作家本身的精神意义。铁凝，中共党员，中央候补委员，原作协副主席；金炳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分析中国作协两大当家人的身份背景，间接印证官方意图：表面弱化作协的官方色彩；实则强化文化行政控驭力；迎合当下社会庸俗文化，削弱严肃文学功能。

但是，作家非为执政党的附庸，这是常识。需要回到原点，搞清楚作家的立场和身份。国家用纳税人的银子豢养一些专职作家，已是奇闻，据说全球只有中国大陆作家享此厚待。屁股决定大脑。豢养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优秀作品，暂且不论。追随中共意识形态，充当政府喉舌，顺从当权者，是体制内作家普遍的心愿，也是官方的要求。进入官方作协，一定意味着他们不仅出卖身子给政治，思想也连同搭卖。国际上也有类似的作家组织，比如声名卓着的国际笔会。在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注册备案，为非政府、非赢利性民间组织。其最大的使命是扞卫写作者的写作、出版自由，不管政治和宗教信仰、种族、语言。一旦认同笔会章程，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两个会员推荐，即可加入。国际笔会几乎在全球每个国家都设立分会。中国作协是在大陆的国际笔会唯一分会。据悉，中国作协多年没有交纳会费，也没有派员参加国际笔会每年的例会。独立中文笔会，由流亡海外及大陆的异议学者、作家、诗人组成。首任主席是从中共体制内逃离出来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现任主席由居北京的原北京师大教师、中文博士刘晓波连任。独立中文笔会在世界上的声誉，远远超越中国作协。华语世界的香港、台湾也是国际笔会的一员。国际笔会最大成就在于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即狱中作家委员会（简称狱委会），声援、救助因言治罪的笔会成员及其家属，这在当下中国别有一番意义。独立笔会为华语作家搭建的自由平台，非为中国作协所比肩的。

中国作协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打上为政治利益群体服务的烙印。从不试图在言论禁锢的国度争取、扞卫作家的自由写作权，只一门心思扮演政府的吹鼓手，文化打手。韩寒讥讽中国作协是二奶组织，作家都是二奶，入木三分。中国作家的没有骨气和血性，精神失血、软骨病、犬儒症，由来已久。取悦政治集团，然后被招安。郭沫若、王蒙……都是代表，他们走不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为官妓，为囚徒，为花瓶。统治集团按政治需要，作家时而被高高捧起，加官分爵；时而重重摔落，流放天涯。独立性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他们常常昏头闹不明白，或者闹明白了，舍不得丢弃官方赏赐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政治上投机取巧，良知丧失，头破血流也要挤进体制内。他们全然对作家安身立命的自由写作视而不见，糟践作家的名分，莫过如此。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尔曾说：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态；边缘化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作家丧失对人性的关注和悲悯、对权威的蔑视、对群体意识的警醒，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写作不能忠实自己的内心，只一味迎合大众和官方，文化和文明的颓废将成为作家的标签。功利性趋同，便有了作协的日益庞大。据新华网2006年10月26日专电（记者曲志红）报道：“近年平均每年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人数800人，近5年吸收会员1661人，现有会员共7688人。”每个省（区）也有作协。按照吸收的宽严度，一般而言，加入省级作协要宽松许多。作为作协的主管部门，各级文联，也养了不少专职剧作家和属下媒体的编辑、记者。中国有多少专职作家，我没有查检到。他们占着茅坑不拉屎，每年要消耗纳税人多少的血汗？何况作协这个茅坑早没有存在的必要。前段时间哈尔滨文联专职作家洪峰拿不到工资上街乞讨，没有比这更荒诞、离奇的黑色幽默了。着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其博客撰文：现在豢养的作家，竟然连羞耻感都没有了，还指望他们创作什么文学作品？（大意）

中国作协作为官方行政的一部分，只为执政党代言，与作家的独立姿态相距甚远。解散中国各级官方作协，还原为民间组织，既是作家本身的解放，也是读者的福分。

2006年11月19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河北继程维高灰溜溜的离去之后又出了特大丑闻，红心鸭蛋成了“食品恐怖主义”代称。作者本人不太相信杂道儒于一家的天人感应论，但红心鸭蛋之出多少有点董仲舒意味上的“天罚”之兆。

红心鸭蛋导致河北在全国名誉大跌。

红心鸭蛋，是由于饲养者给鸭子喂了一种药的缘故，蛋心就特别红。可以说，在“革命”被滥用如“学习的革命”、“厕所的革命”之流行的情况下，鸭蛋的蛋黄部分由黄变红，也算一种颜色革命了。

红心鸭蛋的那种“核心药品”叫苏丹红。苏丹红之厉害，几乎让人谈红色变。一时间，草民不再以进入消费潮流为时尚，个个相问：“你家买过鸭没？”更有甚者，人们对枸杞、番茄酱之类的含有红色色素的营养品与食品，都心怀忐忑。

国家农业部的人去了石家庄的井陉、平山，又导出一个新消息，说：他们的“红药”是由一个保定人提供的，有名有姓。保定人在河北，大约相当于河南人在中国，口碑不好。我们家乡人有谚曰：“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当然，正如河南人被贬化是以偏概全的逻辑那样，保定人在河北被贬化也是偏概全之一种。

保定府除了时下出了卖“红药”的，又出了一个政治上的“红心鸭蛋”。此公姓王，不久前还任保定的市委书记。公开的消息说，他因上了或是京油子的诈骗犯的当，花了不少钱去疏通中央高级领导人，结果骗子落网，牵他出来。王书记，当时的保定党政第一大员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市委书记，“上任45天就落马”－－官方媒体如是说。

相对于两年多前的程维高，更比之于不久前的陈良宇，王书记的落马实在不算个大事。但是，是谁给这个本来尚可的政治鸭蛋加了“红药”呢？至今仍是个谜。更有趣问的是，骗子想引他去见谁呢？

按王书记的资历来说，他是踏踏实实地干上去的；按官方负责人事的官员说，他的任命早已在省里内定，根本没必要再往北京跑，云云。

剩下的问题则是，王书记本身也发生了颜色革命。这个政治红心鸭蛋，本质上不再相信他的红色信仰体系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更倾向于利用一个灰色的系统。其实，这也怪不得本来比较踏实的王书记，当年程维高不也是爱听李真算卦吗？在程维高开溜之前，被中纪委给“办了”的常委副书记丛福奎先生不也是笃信“仙人指路”吗？

颜色革命早已发生，但他不似中亚独联体国家那么中规中矩地在政治竞争的公开场景中发生，相反是上接灰暗传统政治文化之浸淫，下连现实运行之潜规则，慢慢发酵。

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另一种含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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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红心鸭蛋”风波板子该打谁》，新华网河北频道，2006年11月21日。
2《河北保定前市委书记上任54天就落马》，东方网，2006年11月22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唯利是图的地方官员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私欲，不惜肆意剥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有关政策对土地的使用有明文规定，但中国社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独特政治生态决定，违规使用土地的行为必然屡禁不绝。有学者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并指土地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民怨沸腾的一个重要诱因、成为破坏官方威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遏制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蔓延的势头，中国官方日前宣布，从明年开始，新批准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官方认为，提高征收标准将增加征地成本，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用地扩张的冲动。中央政府能够在此时此刻制定新的征地标准，其初衷不可谓不好，但在严重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的中国，即使有关政策看起来天花乱坠，但要真正落实到地方，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为困扰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圈地运动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圈地的无穷利益让不少地方官员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一些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不计其数的耕地被无偿或者低偿占用，农民的生存遭遇空前危机。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中共中央1997和1998年连续发布通知，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滥批土地，尤其是占用耕地。但是，圈地运动不但无法遏制，而且愈演愈烈，之前单纯的地方政府征地行为逐渐演变为官商勾结的圈地狂潮。据统计，1991年到1995年短短5年时间，中国的耕地面积每年平均净减440万亩（约29万3000公顷），而在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却猛增到1428万亩。由此可见，中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地方政府面前形同虚立，全国各地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中央政府也只能无可奈何。

毫无疑问，中国官员和部分商人所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圈地，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和圈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商们违背良心的财富积累使得中国老百姓产生了空前的仇富情绪。在官权万能的社会现实中，老百姓在无法生存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胡温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登台，之前已经习惯于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官员并没有缩回他们横征暴敛的手，因为圈地而引发的警民冲突仍不断涌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部主任竹立家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土地腐败的危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圈地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可以说在体制内外的观察分析人士里面都形成了共识，从以往的情况看，新的土地政策出台以后，圈地的势头仍然不容乐观。

地方政府的圈地行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顺利得逞，因为畏惧官权的受害民众一般时候都选择沉默，所以，能够凸现于公众面前的维权事例并不多。中国国内的媒体至今都难以改变它们的喉舌本质，面对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一些媒体不但不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声援，反而进行颠倒黑白的歪曲报道，为官员的镇压暴行摇旗呐喊。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日千里，不少民众开始接触到自由媒体，并懂得运用舆论的武器来和无拘无束的官权对抗，将官员的违法行径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2005年是中国维权运动最为激烈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既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太石村村民维权事件，又发生了汕尾军警野蛮屠杀维权民众的“12.6”惨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省份的广东，在民众维权意识上再一次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可悲的是，官员既是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又是法律的践踏者，太石村村民的合理合法举动被诬蔑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行为，而东洲村民的合法抗争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几个幸免于枪杀事件的村民在今年被判3至7年的不等刑期。两大事件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虽然两地民众的合法抗争已是不争事实，但中共中央却对两地官员的暴行置之不理。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因为中央政府对民众利益的漠视还是因为对地方官员的无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地方政府继续一意孤行，置民众的死活于不顾，群体性抗争事件还会接踵而至，中央政府可以沉默一时，却无法沉默永远。

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被捕入狱让很多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慨叹中国维权运动群龙无首，然而，维权的火炬既然已经点燃，就很难熄灭，精英维权群体的暂时困顿依然无阻中国维权运动的继续，越来越多的群体正不断加入维权队伍。河南郑州升达学院学生和江西南昌的高校学生维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维权运动新的希望。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冲击下，依法维权的队伍将越来越庞大。

圈地是地方官员敛财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腐败的种子已经洒遍中国官场的每一隅，官员的滥权也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监督机制的缺失纵容着官权的泛滥，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今天，中央政府要想仅仅凭借几纸法律法规去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只能是缘木求鱼。没有民众的监督，在官权可以我行我素的情况下，违规圈地和贪污腐败将难有尽头。正在高唱“和谐社会”的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国大地上的维权运动又是如火如荼，不满征地的广东顺德三洲村村民在围堵当地官员之后，曾在去年发生过警民流血冲突的广东汕尾东洲村再度发生警民对峙事件。民众的不屈不挠除了因为公理在握，更因为对贪官污吏滥权的深恶痛绝。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相比，虽然有其进步性，但缺乏民主的制度终究无法成就真正的“和谐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现实表明，只有官权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才能避免警民冲突的发生。

2006年11月24日

首发议报第278期

窗外的雨潇潇地落下，轻风细雨滋润着这无边的夜色。“一春梦雨常飘瓦”，雨与夜色相契，雨飘于瓦本是素不相识，竟也会邂逅成一份美丽的情愫。

少年时候听雨，是惆怅拌着苦涩，有几丝淡淡的清愁，甚至还会有漠漠的感伤。“芹泥雨润”，即是细雨浸泡的童年的记忆。少年的雨是春雨，那么霏微，那么轻款，几乎所有的雨都是不动声色、悄无声息的。一夜香梦，清晨推窗，樱桃红了、芭蕉绿了。有时会让你觉得少年的雨竟有甘蔗的香甜。少年的梦是枕着潺潺的雨声入眠，梦中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梦醒后，落红片片，美丽的花瓣跌落在地上，让你心生怜意。

雨，属于听觉的。红楼隔雨，一夜吹笛到天明，帘外红萼无言。只有听觉才能真正领悟到雨的情致。对面的宿舍楼住的是中文系的才女，在蒙蒙的雨夜，舞文弄墨的女子，也有的会用二胡拉上一首《葬花吟》，在雨声中缠绵的不仅是乐声还有朦胧的夜色。听雨，最好是在孤独、寂寥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属于自己，你的心界离雨的韵味更近。喧闹的场面会把你的心淹没，更何况雨呢？ 只有孤独时听雨，“细雨淋湿的是记忆，淋不湿的是心情”。

雨，这晶莹的雨。我从《诗经》里曾品味过它的情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试想：哪一株杨柳没有经过春雨的爱抚？哪一对热恋的情人，没有在雨中深情地等待呢？雨，在一定程度上，它靠近内心，靠近灵魂深处。因此，优美的诗歌、散文都离不开“心雨”的浇灌；热恋的情人大都迎着风雨牵手走过。

听雨，我以为听的是春雨，最好是初春的雨，初春的雨是轻盈的、曼妙的。而晚春的雨有了几分的无奈和悲凉，“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读这样的句子，就有些无所适从，“愁绪无处诉”，哪还忍心动用听力呢？如果说，初春的雨，像一位豆蔻少女，晚春的雨就是迟暮美人。夏雨呢？比作悍妇丝毫不过分吧。听雨，就是聆听红衣少女在你耳边呢喃，她的声音细润、温甜、多情。

很多年前，读台湾作家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像欣赏一枚珍藏多年的黑白照片。作者早已告别躲在红绡罗帐听雨的年龄，也远离客船听雨的年龄，浪漫失去、厚重渐减。留下的只有对过去苍茫岁月的忆念。那厦门街的石板路，那四川乡下的蛙声，那五陵少年的豪情……人海茫茫、天隔一方，怎不心生感伤和怅惘呢？

有一段时间，爱上周作人的“苦雨”，但是慢慢地厌倦了“苦雨”中的细琐。如果真要强说愁滋味，我更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任窗外的冷雨洒落，我只在案头点上一豆灯火，那片刻的安宁，可抵十年的尘梦。

“先锋文学”在中国是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文学概念。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它曾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最终作为有力的文学潮流，终于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学革命的策动。当“先锋文学”确立了自己在社会文学结构中的合法性地位，度过了“苦难的历程”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先锋文学”的使命即已告终结。今天来谈论它，事实上是在谈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或是在谈论曾经给过我们激情和冲动的文学遗产。“先锋文学”之所以值得怀念，是因为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它不作宣告却有声有色地实施了一场“无边的挑战”，先锋作家和他们的阐释者，代言人，已成为那一时代的文学英雄写入了切近的历史，他们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和相关的理论，被后来者不断地做着类似“考古学”似的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它已被广泛地认同。甚至可以这样说，是“先锋文学”最后摧毁了旧有的文学秩序。它所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因此也就更适于维护正当的文学生产。然而，近些年来，“先锋文学”这一概念和它的具体内容被注意的程度在渐次下跌，这不止是说，“先锋”的身影已逐渐远去，而是说“先锋文学”在悲壮地颠覆旧有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也正被自己呼唤出来的“妖魔”所颠覆。

在以往的研究中，“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概念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但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具体所指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发生于大体相同的时段里。“现代派小说”是指刘索拉，徐星，残雪，刘西鸿等创作的《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苍老的浮云》，《你不可改变我》等作品。这些作品，一般被认为与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梅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存在着源流关系。他们在主题选择和表现方法上，直接承继了西方现代派。因此，荒诞，变形，夸张等，被广泛运用。在这些小说中，年轻一代不同于前辈的价值观念得以突出的强调。人物没有历史，被前辈夸大了的历史和价值标准对他们来说，不仅不具有支配性，而且从来没有相信过。一方面，他们以愤怒的方式嘲笑了流行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在无所事事和归宿难寻的痛苦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心理惶惑。“现代派小说”是“文革”结束后合乎逻辑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同诗歌所表达的“我不相信”的怀疑和愤怒精神，在思想气质上应同属一脉。虽然因这些作品引发了“真”“伪”现代派的争论，但它却开启了中国当代小说新的革命则是事实。

“现代派小说”创作并没有持续更长时间，与“先锋小说”的崛起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直接关系。将“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作出区别，是批评界在那一时期的重要贡献之一。如上所述，“现代派小说”更注重思想和精神上的表达，他们喷出的是“愤怒的火焰”。在这一点上，他们与50年代美国的金斯堡有许多相似之处。金斯堡抗议“繁荣昌盛”的美国，这个天堂般的神话在《嚎叫》中一无是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是个苦难的深渊。金斯堡将自己的感受复写后还给了现实世界。年轻人也在这样的表达中找到了知音。但这被夸大了的苦难书写，不仅没有缓释痛苦的感受，反而加剧了它。完成了痛苦的“嚎叫”后，金斯堡也对年轻人的玩世不恭，“漠不关心是与非，真诚与虚假”，“对愚蠢和残忍持暧昧态度”等，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同时他认为，文学的关键在于通过帮助人们不怀怨恨地理解当前的状况。它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人们的痛苦……不是责怪他人，不是把恐惧留给他人，不是造成新的苦难。“人类活动的意义一直都在于减轻存在时的痛苦。”（2）这一状况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又大体相似地重复了一次。刘索拉，徐星，刘西鸿们创造的激进，压抑而又徒有反抗姿态的人物，终于被概括为“嬉皮士”或“多余人”而“愤火冷却”。（3）

“先锋小说”与“现代派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先锋小说”更注重“形式”的探索，更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先锋作家的普遍认同。上述提到的作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派”作家而不是“先锋派”作家。“先锋小说”的起点普遍认为自马原始。叙事的问题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博尔赫斯等人的创作和理论被先锋作家和批评家奉若神明。叙事理论是解读先锋小说最有效的金钥匙。于是，“零度叙事”，“叙事的圈套”，“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阐释一时蔚然成风。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在文体上的实验和处理故事的方式，是批评界最热心谈论的话题。应该说，“先锋小说”实现了让文学“回归自身”的努力。无论是政治文学所强调的政治与文学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还是“现代派小说”没有节制的自我膨胀，都在“先锋小说”这里被终结。但是，“先锋小说”事实上所实现的，也并非仅仅是“形式革命”。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在下面的论述中得到了揭示：“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归根结蒂不能与中国现实语境，与对于‘文革’的暴力和精神创伤的记忆无涉。笼统地说在‘先锋小说家’的作品中，寻找象征，隐喻，寓言，寻找故事的‘意义’都将是徒劳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实。只不过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社会，人性的体验的记忆，会以另外的方式展开。不过，‘先锋小说’总体上的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的倾向，在后来其局限性日见显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

“先锋文学”的出现，与两种现实语境相关：一方面，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开始落潮。读者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寻找政治倾向或解答现实困惑的期待已经弱化，作家也不再以代言人或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身份从事写作；他们的身份诉求是在另一种表达中体现的：80年代，赶超西方仍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愿望。在文学上，“走向世界”的口号不仅被视为是一种尊严的要求，同时还被赋予了一种“前赴后继”的悲壮感，它密切地联系着20世纪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因此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强势的文学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心态，但它的问题却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激情所“合理化”。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昭示下，“先锋文学”一开始就陷入了与“现代派小说”创作相同的心态。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性作家或范本，然后将其“东方化”。在不同的时期，几乎都有一个为“先锋文学”认同的文学英雄：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都曾是共同崇拜并热爱过的文学偶像。弱势文化是边缘文化，也是一种处于受压抑状态的文化。我们的这一文化处境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反抗和赶超的情感需要。“翻身解放”是我们熟悉并认同的真理意志。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压迫，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因此，“先锋小说”背后，不仅示喻了对传统文学制度的解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对强势文化的屈从。貌似自尊自强的文化要求，无意间又恰恰成为弱势文化自卑心理的佐证。

“先锋文学”的终结业已成为历史事实。它的终结不仅与先锋作家的分化有关，与全球化的文化处境有关，同时更与多元文化时代的各式新潮前卫文化的彼此消长起伏有关。“先锋文学”成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作家，但是他们最初的影响还只局限于趣味相近的文学圈内。他们被广泛的认知和接受，显然来自于电影家通俗化的“转译”工作，无论是《红高粱》，《活着》还是《妻妾成群》，如果没有这种通俗化的“转译”是不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当“先锋文学”经历了这一通俗化过程后，先锋作家对待故事的处理方式基本上离开了原来的立场。1989年，“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这时的余华迷恋罗布。格里耶，普鲁斯特，并经常和国内的“文学先锋”讨论诸如叙述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他常常引用他们经典式的体会，用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折服。而余华这一时期的创作，对暴力，死亡或者复仇主题的处理都是极端化的。但他认为他“已找到了今后的创作的基本方法。”（5）十年之后，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中文版自序》中，他又作了如下表述：”在这里，作者有时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的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6）这时的余华说的几乎都是自己的体会。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余华不再把西方大师奉若神明挂在嘴边。他尤其强调了小说人物，他的这一立场与此前是不尽相同的。余华自己也曾谈到他的变化：”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那时侯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叙述者就象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7）《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小说，对其肯定性的评价几乎超过了余华以往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不仅肯定余华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激活了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难的书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想象和复写。而且国外的传媒也以热情的笔调称赞”作者以其卓越博大的胸怀，以其简洁人道的笔触，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8）”显然，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9）这些评价已经远离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注意到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变化，决不是重返一个纠缠不休的文学命题的起点。但这一变化改变了”先锋“的性质。这是”先锋文学“终结的内在原因。

“先锋文学”终结的外在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化审美趣味的流行，一方面则是各种“文化带菌者”……多发性制造时尚前卫的冲击。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它不仅是具有支配性的观念，而且已经诉诸于实践。但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当今国际事务所具有的支配地位，不仅表现在“麦当劳”，“肯得鸡”已遍布全球。更重要的是，美国因强权地位和经济地位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所造成的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应该说，美国从第三世界国家拿去的都是他们的文化精粹，但美国流向这些国家的文化制品多是与“麦当劳”，“肯得鸡”有相似性的快餐文化。这些文化的批量生产，因其低廉的价格而大量地进入第三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平等不仅实现了美国的文化霸权意图，重要的是，这些快餐文化极大地改变了第三世界文化消费的趣味。于是，即便是在中国，审美趣味也是向着越来越简单化，通俗化，平面化和形象化的趋向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走向世界”的情感诉求不仅没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实现，现实提供给我们的恰恰是一幅“全球化”无处不在的卡通图景。

另一方面，前卫性的时尚因有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环境，特别在青年中易流行的文化时尚，不断在商业化的推动下被制造出来。文化时尚并不是审美行为，而是追逐潮流的心理现象。在时尚中并不是审美体验，而是具有狂欢性的参与的快感体验。比如“网上文学”的兴起，尽管这一文学形式为每个人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并具有空前的书写自由，但“网上文学”同样也有新的专制，同样也有“文化带菌者”的肆意妄为和有意设置的陷阱和圈套。但是，因为它是时尚，涉足这一领域不仅不会受到“健康带菌者”的怀疑，与之相反的是，参与者还会获得可资炫耀的置身潮流的身份。这也正是文化时尚的魅力和力量。

“先锋文学”终结的原因当然还可以总结出更多，但上述两个外部原因可能是不可忽略的。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探索的命运也许只能如此。另一方面，“先锋文学”在它辉煌的时刻嘎然而止，绚丽之极归于平寂，这与“先锋文学”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1杰弗里。古德史密斯：《艾伦。金斯堡专访》，向阳译，载《创世纪》1993年2期。

2同上。

3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38——3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5余华：《虚伪的作品》，载《上海文学》1989年5期。

6余华：《许三观买血记。中文版自序》，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9月版。

7余华：《‘99余华小说新展示。自序》，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7月版。

8 9见《许三观买血记》封底评价。

不久前，《纽约时报书评》正式公布了由124位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评出的近25年来美国5部最佳长篇小说。荣获桂冠的是诺贝尔文学将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宠儿》（1987），其他4部是唐。德里罗的《社会底层》（1997）、科麦克。麦克希的《热血沸腾》（1985）、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1995）和菲力普。罗思的《美国田园诗》（1997）。这5部小说描绘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不同人物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艺术风格独特，催人回忆逝去的生活，引人深思。

莫里森的《宠儿》问世快20年了，如今已走进美国大学的课堂，成了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不禁令人想起1965年《图书周》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立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它揭示了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南方和1940年纽约哈莱姆区美国黑人的历史经历及其产生的文化传统。如今，这一切已融入美国文学的主流，获得学界的认同。

除了上述5部以外，得票较多的还有17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罗思的5部：《安息日剧院》（1995）、《生活逆流》（1987）、《聂洛克在行动》（1993）、《人类污点》（2000）和《反对美国的阴谋》（2004）以及德里罗的两部：《白色噪音》（1985）和《天秤星座》（1988）。加上前面两部，他们两人在总共22部小说中占了9部，相当显眼。两位后现代派名作家的小说如此受欢迎，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评选始于今年初，由《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沙姆。坦仁豪斯给两百位知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发了一封短信，请每位评出近25年来美国出版的一本最佳小说。后来，他收到125人的答复。他们中有名作家唐。德里罗、哈津、辛西娅。欧芝克、威廉。斯泰伦、安娜。泰勒、汤亭亭、安。贝蒂、威廉。沃尔曼和理查德。鲍威尔斯以及老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弗兰克。兰特里基亚、大卫。洛奇和弗兰克。克默德等等。评选没有任何限制，作家可以投自己的票。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倒是不少人感到为难，没有复信。

这次评选结果令人大感意外，引起了学界的轰动。有人觉得评得不错，有人感到不全面。什么叫“最佳小说”？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只评近25年来的小说？况且，名单上前5本都是出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作家的手笔。莫里森生于1931年，厄普代克生于1932年，罗思和麦克卡希都生于1933年。德里罗算是5人中最年轻的，生于1936年，今年已经70岁了。在其他17部小说中，仅有两本是生于二次大战后不久的玛丽琳。罗宾孙和梯姆。奥布莱恩写的。也许评选的人认为他们5人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对美国社会更了解，艺术技巧更成熟。不过，许多当红的名作家如托马斯。品钦、E.L.多克托罗、邹恩。狄第恩、辛西娅。欧芝克、汤亭亭、欧茨、泰勒和贝蒂等人，为什么一本小说都没入选？

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50岁以下的名作家如沃尔曼、华莱士、鲍威尔斯和奥斯特等得票极少，甚至零票。他们的小说《欧洲中心》、《无尽的玩笑》、《犯人的困境》和《雪崩》等小说十分畅销，备受读者欢迎，有的还获得大奖。这样对待他们，是个鞭策？还是不公？在大众文化兴盛的今天，在政界商界新人辈出的时代，怎能忽视这些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这次评选带来不少疑问。但有人认为美国文学传统比较年轻。一个大国要求出大作品。这意味着一部最佳小说，并不仅仅要写得漂亮，让人读得开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塑造的人物揭示时代的精神、国家和社区生活的变迁，给后人以启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最佳小说必须超越个人的喜恶，体现社会、国家和时代的变化。这次评出的5部小说和其他17部小说都以美国为背景，用生动的生活图画展示了上述的主题。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作家诺里斯就期待“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出现。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20世纪美国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小说家路易斯、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索尔。贝娄、辛格和莫里森先后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今天，许多美国作家仍在朝这个方向冲刺。这次《纽约时报书评》的评选，能否对此发挥一些促进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

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

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賁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乡。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人生识字糊涂始，教育由启蒙沦为蒙蔽之时，往往是因为文字里的昏话太多。在中国这样一个许多人读不起书的国家，教育资源相当稀缺，可惜的是，不少人有幸得到这种资源，读成了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反而只把取巧工媚放在第一位，有意忽视本来很简单的常识。批判与启蒙的鲁迅“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鲁迅之后越来越多的“二奶牛”，喝的是奶，挤出来的是草。

我今天一觉醒来，发现人权已经到了第四代。为了避免自己更新不快失掉人权(因为在许多人权专家的眼里，知识不够多是没资格有人权的)，赶快补了一下课：《新京报》11月23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以和谐精神超越传统三代人权的精神，将化育出新一代人权———和谐权。相关新闻——全国人大常委称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

和谐与人权都是相当好的词语，能把它们合乎逻辑地拧在一起变成“和谐权”，当然是了不得的“学术成果”，给专款、搞专题似乎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太多人滥用、曲解“和谐”从而将自己的“不和谐”合法化、神圣化。一个城市的主政者粗暴对待主张自己基本权利的市民，可以说是为了和谐；禁止不同意见甚至是善意批评，甚至把流浪汉、小贩们打倒在地，都能说成为了和谐……

在这种风气中，徐显明校长的结论我就不敢轻易接受，在我看来，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所谓的“人权”，可能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变，人权只有一代，不像游戏机，隔几年就推一代。说得朴素一点，一个人生下来，成年了，他就有看到一切的权利、听到一切的权利、有用双脚行走到任何地方的权利、有评论一切发表任何观点的权利、有决定自己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权利、有快乐生活反对任何恐吓力量的权利。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完整的先进的人权，做不到，就是人权不够。

徐校长先自行将人权划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不管他的这种划分法是否科学，也不费事逐条讨论他的论证过程，好在尝一口就知道梨坏了，化繁就简，只说一条吧。徐校长对人权的“第一阶段”有这样的论述：“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忽略了人与人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的人权使人权体系难以和谐”。人是生而不平等，比如出生于中国的偏僻乡村、印度的低种姓家庭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贫穷地区，人生已经输在射精阶段了。而这种弱势阶层的自由权是最容易被剥夺的，从而固化、加剧不平等，比如不许农村人口自由迁徙进入城市。

所谓的不平等就是把一部分人当人，把一部分人不当人；一部分人有自由，一部分人没有自由。后者争取自由权的过程就是人权的进步史，自由权从来都是消除不平等、构造和谐的最重要工具。在人权史上，自由权一直只有不够，而没有过多，而在人权史上最严重的退步一般都发生在人权专家们认为自由过了头。

徐校长太心急了，太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速成不了当红人权专家。

 

丁聪为李锐作的肖像画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

本文为吴敏写作的《民主探求录》一书的序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篇序言发表于11月23日《山西日报》理论专版

作者:李锐

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都是在民主同专制的反复较量中逐步实现的，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尤其如此。民主者，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民主者，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尽其所能，关心国家的大事小事，并予以必要的干预。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

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的目标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在这一百年里，从“五四”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民主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前的中国，大概不会有人再公开否定和反对民主了。但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影响和惯性，我们党历史上相当长时期里不重视民主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与迄今尚未根本改变的“权力过分集中”体制密切相联的深层利益结构的潜在制约，决定了中国民主发展仍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邓小平早就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惜这个思想还未能完全付诸行动。

我们这些耄耋之人，大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谈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已写入宪法。在人民的各项自由中，言论自由很重要。马克思就说过，没有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谈不上。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现在，民间流传的调侃、嘲讽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是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的反映，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法律规范，使民意表达机制逐步健全起来。

在百年来的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辛劳乃至生命。要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还需两、三代人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开拓。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那一天。

“老三届”群体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许多人是各行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我喜欢同年轻人来往，在“老三届”群体中有不少的“忘年交”。这本《民主探求录》的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迅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当然，这本书中有的观点难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戒骄戒躁，尽量做得更好些。2004年5月16日于北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雄狮奖」，象徵中华文化软权力得到全球关注，将有更多同胞与同行欣赏他的思想和作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赞他的长篇《灵山》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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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二零零零年得主、着名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日前再次获得文化殊荣，荣获今年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雄狮奖」，并与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不久前于纽约隆重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在国际文化界的又一个重要舞台上，又一次为汉语写作争得了荣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

为出席纽约公共图书馆为这项活动举行的盛大晚宴，高行健特别从巴黎飞赴纽约，出席有关的颁奖活动。

这是近些年来，这位华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次的长途飞行。这几年，由于身体的原因，高行健一直按照医生的要求，尽量避免出远门旅行，但这一次，他在觉得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健康、精神也很好的情况下，没有辜负美国朋友的期待，参加了这一场重要的文学约会。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雄狮奖」被认为是文化界一项相当有地位的奖项，也是一项审定相当严格的奖励，与这座创立于一百年前的世界着名图书馆前那对仰头挺立的大理石雄狮一样，是人类求知的「耐心与坚忍不拔精神和态度」的象徵。多年来，这座名声显赫的图书馆，每年都在全世界范围内，「跨越国度和种族」，挑选他们认为「最能充实馆内藏书品质、充分表达知识之美」的优秀作家和「卓越价值创造者」，并授予他们「雄狮奖」。

根据有关委员会的评选，今年的「雄狮奖」获得者共五位，除了排在第一位的高行健之外，还包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着名作家帕慕克、一九六二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美国着名生物学家华森（James D. Watson）、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致力于和平和人权的美国作家维赛尔（Elie Wiesel）以及美国着名黑人「脱口秀」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

纽约公共图书馆在致高行健的信中，称赞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向高行健对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致敬。主办方并将今年颁奖仪式的主题定为「世界文学」，高度赞扬「文学的伟大力量在于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认为「人们通过文学了解自我也了解了周围的世界」。因此，盛情邀请高行健一定要出席这次的颁奖仪式。

病后首次公开亮相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在纽约举行的盛大颁奖晚会由一九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着名作家冬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主持，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五百多位作家和各界精英齐聚一堂。而高行健则在自二零零四年那场重病之后，首次公开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亮相，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高行健告诉亚洲周刊，他为能获得这项荣誉感到高兴，感谢世界各地朋友对他的支持和关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获奖者都是在各界作出重要成就的着名人物，尤其是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帕慕克见面，我更感到高兴」。因此，尽管旅途远一点，要飞行八个多小时，但高行健认为身体已经好了一些，「（两年多来）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试试看吧，也是对身体恢复状况的一次检验」。

高行健表示，如果这次身体感觉好，他就可能在以后的几年中，再到亚洲旅行。过去的两年多，由于身体的原因，高行健除了没有长途旅行之外，也不能进行过多的写作，却自认为给他的水墨画「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据高行健称，这些年来，他在新加坡和比利时的画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正在筹备明年初到德国的大型回顾展，并且很快要到瑞士伯尔尼艺术馆举行大型画展，并到附近的巴塞尔大学演讲。

也被誉为大艺术家

事实上，自高行健二零零零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六年来，除了其作品《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之外，他的美术作品更获得越来越多文化艺术界精英的欣赏。美国着名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据称特别喜欢高行健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评价高行健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对于诸如威尔逊的赞誉或是纽约公共图书馆授予的奖项，高行健称「均以平常心对待」，他说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赢得时间，以继续其进行的「精神价值创造」。高说，他的身体虽然弱些，但思想却空前活泼。

不久前，高行健曾通过录影对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台湾大学，作了四次专题讲座，题目分别为「作家的位置与角色」、「小说叙事艺术」、「戏剧新创造的可能性」以及「艺术家美学」等。之后，高行健又修订了与好朋友、文学教授刘再复的文学对话《放下政治话语》，以及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方梓勋教授的戏剧对话。

十月十五日，在法国爱克斯│普罗旺斯大学的组织下，高行健更与日本着名作家、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谈。两位东方着名作家幽默而诚挚的交流，引起了听众的高度兴趣。作为普罗旺斯大学庆祝「图书节」的核心节目，他们两人的对谈成了这项活动的高潮。

与大江健三郎对谈

高行健和大江健三郎对谈的主题，是「从边缘地带看世界看文学」。尽管两人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却都有独立面对社会的态度和率真的作家性格，他们不回避任何问题，据称「谈得特别快乐」，听众也享受了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

大江健三郎表示，他非常喜欢高行健的作品，并在他的文章中引用高行健《灵山》中的思想意象。其对《灵山》的细读，很令高行健感到惊讶。大江还说，他不仅读了《灵山》，还读了《八月雪》等高的剧本，并且看了三遍《八月雪》的演出录影，「多次激动地落泪」。目前，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正在用法文整理两人的对话，并将翻译成中文。

与此同时，在地球南边的澳洲，有关出版社正出版发行高行健的英译本论文集《文学的见证》，并将在明年春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发行，他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向高行健颁发的「雄狮奖」一样，象徵着世界文化界和文学界，在中华文化越来越获得世界关注的今天，对这位华人作家的再次肯定，更希望他的母国，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和同行，也能有机会自由地欣赏他的思想和作品。

其实，除了专业作家欣赏和喜欢高行健的作品，这些年来，他也在政界结识了不少知音。二零零三年，当他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爱尔兰总理共同获得美国终身成就学院颁发的「领袖金盘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颁奖典礼上，克林顿就热情地告诉高行健：「你的《灵山》属于全人类，你在获诺贝尔奖仪式上的演说，是我读到的最好的演说之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些高度赞扬的话，不仅仅是对高行健个人文学创作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赞誉。在不少西方人看来，高行健既属于法国，也属于中国。高行健的汉语写作，不仅为中华文化争得了光荣，更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耀，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