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一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时25分，刘宾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
五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凌晨需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邻近一个小镇的特伦顿教堂火化。
两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诗句在爱因斯坦的骨灰和刘宾雁的灵柩前无声回响：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导；
那仅属于他个人的一切，
早已传遍芸芸众生。
像转瞬即逝的彗星，华光四射，
他把自己与无限永恒的光芒，永相连结。

爱因斯坦不仅因为“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因为“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性” ，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事和道德领域中最伟大的品质，他的仁慈和英勇，他的灵魂的高贵” 而获得不朽。
按其所属民族、时代、信仰、职业、性格，刘宾雁属于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他一生对中国真相和尘世真理的探究及其达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偿付的人生代价所显示的英勇庄严，同样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属人类抵御虚无与荒诞，坚守希望和救赎的不朽典型。
爱因斯坦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 他耗费了数倍于建立相对论的心血，试图完成宇宙统一引力场理论体系，重构全部物理学，从而一劳永逸地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这位科学天才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四十年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仍然只是一个杳渺的梦想。
刘宾雁以八十高龄客死异乡。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中国，自由始终没有降临，民主始终遥远，始终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释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归去的朕兆。中共当局对他的回国要求不予答复，他“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的夙愿被冷酷地拒绝了。
没有谁能穷尽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奥秘，没有谁能彻底洞悉并根本改变我们时代特有的复杂情势和特殊劫难。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单独预告并影响他亿兆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祸福。即便如此，严肃地思索并生死与之的人们，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领悟到绝对真理和终极启示，他们也信守了个体生命与永恒神明之间无论先验还是尘世的神圣契约，从而在人类显现其苦难而光荣的伟大历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 在当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浮嚣茫然的世界，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战和威胁的时代，刘宾雁在自己祖国被蓄意遗忘，在异国他乡寂寞遁世之际，却获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复活，为自己和中国赢取了一次久违的特别赞誉：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棒，这么完美，这么壮丽。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刘宾雁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就人民所广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实际是一次国丧。
——郑义（中国著名作家）

潘恩抗议专制与贫穷，正如宾雁反对专制与不公。像潘恩一样，宾雁对整个世界充满热情。托玛斯•潘恩这句话，是对刘宾雁恰如其分的写照：“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应该因为刘宾雁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这中间有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宾雁。现在他不在了。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虚空。没有人像刘宾雁那样了解中国。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国。
——林培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享誉国际的作家和记者的声音，一个不论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气和爱心从不妥协于迫害、威胁或利诱的声音，终于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的尊严和诚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民主原则和实践是要人人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人类共同财富——将继续在世界上回荡，响亮而清晰。
——伊尔利•格鲁沙（国际笔会主席）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国际笔会秘书长）
卡琳•克拉克（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

二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百科全书派的忠实盟友，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那超群绝伦的横溢才华，他那异常清晰、令人振奋的风格，捍卫了新的原则，表达了欧洲变革时代深受欢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亚、狄德罗这些后起的文学和思想巨子，都以最华美的辞藻盛赞这位为人类建立自由与理性的王国作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觉、伟大、热情、有魅力，富于创造性、令人着迷……”但他们一致认为，伏尔泰之伟大既在于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于他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颠沛流离生涯中，达到了思想和人格浑然一体的光辉极限。而最为后世景仰的，是伏尔泰为《百科全书》辩护，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凯拉斯、西尔文、拉巴尔、蒙拜依、拉里等案件），因此享有“欧洲的良心”这一不朽的封号。
在此之前，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此前此后，卡斯特里奥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为塞尔维特辩护，左拉则挺身与法国总谋部对抗，为德雷弗斯鸣冤。
茨威格认为伏尔泰和左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欧洲永远的骄傲，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和亲王们的庇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无论弥尔顿、伏尔泰、左拉还是卡斯特里奥，都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的不朽典范，但他们为之奋斗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高贵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同这些西方先驱一样，用笔为一个时代的正义而战斗，同时也用更艰难、充满更大风险的“东方风格”，为无计其数的老百姓鸣冤叫屈。刘宾雁的家，客厅，书房，办公室，曾经堆满数以万计的申抗诉材料，刘宾雁曾在他的斗室接待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上访者”，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写信，转寄材料，打电话，外出采访式开会时当面转告）为他们抗辩。在这些不幸的弱者和刘宾雁本人面前，则是比整个欧洲中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图路易十四时代远为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他两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贱民经历，后有永远不能解除的异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这类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外，一无所有。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刘宾雁因此成为“中国的良心”。

三

西方由荷马、奥维德、但丁领头，东方由屈原、苏东坡、顾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母题，成为世界通过苦难和孤独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彼此认识、彼此接近的特殊桥梁，成为人类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庄严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岛”。

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十八世纪历史风景的中心，开创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学的主流，并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海涅、拜伦、雨果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文学天才，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史诗的序幕。
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暴政和帝国，促成了俄国、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亡，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夫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侨民文学之后，俄国的大师和天才，几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刘宾雁在二十世纪末跻身世界性流亡文学的行列，在他身后是中国共产革命腥红而浓黑的历史，是改变了中国、苏联、欧洲和世界历史版图的“六•四运动”。
由于胡耀邦被废绌，在赵紫阳安排下，刘宾雁在“禁阻”多年后获准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出国。又由于“六•四运动”突然爆发，“中共反动派”取缔了他回国的权利，从此，正式成为跨世纪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刘宾雁的八十人生，是现代中国命运神喻式的投射，像一个缩影，一次结晶，一线穿透乌云的闪电，使沉默的中国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复出现的历史退潮中，成为礁石和航标灯。把刘宾雁与西方和苏俄的精神巨人作简单比较，决不是对后者的辱没，——一道神圣使命垂降在他们共同的天空：使人类不朽。
伏尔泰先后开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专制君王，在伦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学》、《恺撒之死》、《哲学辞典》等巨量著述，并在83岁高龄时“神灵般”地荣归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岁月，带给雨果持续不已的创作灵感，仅仅一部“非人工所为”的《悲惨世界》、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般的评论专著《莎士比亚论》、一部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已经足以使这位文豪的光辉因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龄回到巴黎时，受到凯旋式的欢呼，足以使他留下让后世所有自由灵魂闻而永铭的名句：当我归来时，自由也将降临，足以让他享受二百万法国人组成的“东方式的豪华葬礼”，足以让他在先贤祠永远面对法语世界最堂皇的赞辞：伟大的人物——祖国的谢忱。
同样的十八年，在美国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镇俄罗斯式的乡间小屋（祖国的缩影，故乡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再现整个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史诗巨著《红轮》，成为“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后，激动不已，“这是俄罗斯的《圣经》，能够和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心灵对话的不朽作品”。索尔仁尼琴认为，《红轮》超过了《古拉格群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给了我进行工作的全部条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个俄罗斯作家像我这样生活过。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都向我开放（那里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我有责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真实画面，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创造出来了……”

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美，“代表俄国、人民和良心”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1994年夏，索尔仁尼琴乘专门车厢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一万公里充满鲜花、眼泪、亲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末“归返祖国的伟大流亡者”。

四

刘宾雁与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

同样的十八年，祖国始终没有出现他日夜企望的“有利于人民的演变”，浩瀚的太平洋把他与祖国从地理空间和内心距离上永远地隔开了。由于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同样流亡到美国的一位“著名激进派评论家”公开指责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决定在纽约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声称与他划清界线。“六•四”流亡者之间的“内斗”使刘宾雁“深感不安”，致使他违背初衷，“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场，竟一如在专制之下！”

在刘宾雁去世后，他当年的一名追随者立即公开声称“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不仅指责他反西方、反自由，在国内的作品充满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而且是仗恃共产党特权的产物。这名作者显然对刘宾雁积怨已深，中国文人惯常的烂污笔法和共产党的陷构伎俩，让了解刘宾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难以卒读。刘宾雁曾是这名犹大的恩师，遭人出卖、背叛，已数次在刘宾雁生活中出现。天上有知，他会以其特有的宽厚，轻轻一笑。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都需要歌功颂德，奴隶时代的精神遗产就是阿谀奉承。除了对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赞叹外，自由民主社会都容忍和鼓励独立判断。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护异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执、极端、绝对，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以及最神圣、最隐秘、最高尚、最怪诞、最荒唐的倾向和爱好，上升和降低为常识。一切都可以质疑、否弃、表达。在热核武器和恐怖主义可能毁灭人类、航天器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今天，就连残存的专制主义者都不愿公然挑战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了。

从世界秩序的某种静态平衡看，极权国家追求自由的奋斗，绝不仅仅是享有西方社会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教训充实、丰富它们。而从现代世界史看，发生在苏俄、东欧和中国的悲剧，西方作为相关的一方，负有特殊的责任。，更直白地说，西方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普遍自由、富裕与社会进步，与共产国家中坚持人道、宽容、批判，反抗专制、独裁，反对穷兵黩武和激进民族主义一类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的英勇奋斗，不可分割。

因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实现了自由，共产国家里向往自由的人们，只能把西方的价值和成就作为借鉴和榜样，但他决不是简单地要使自己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实现自己同样神圣传大的本性。只有浅薄和别有所图的人，才在自由的国度里吹嘘自由。

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寓了十八年，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却从不颂扬这个自由人类的福国。他承认“美国帮助欧洲和亚洲”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同时认为西方的“种种时髦理论”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也决定不了俄国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学抨击美国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谴责西方的物质成就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称美国不能作为改造俄国的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经受了精神上的历炼，这种历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宝贵得多。艰难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难以企及的。”

刘宾雁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空间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很少恭维西方。也许在他心里，如同保持着节约的美德一样（那是他那一代从贫穷和艰难中过来的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滥用自由。事实上，刘宾雁天然地保持着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批判立场，对美国社会的危机，外交政策和世界战略不断发表批评和告诫。

不能说刘宾雁由此从“中国的良心”变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说，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良心”。

刘宾雁虽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国沉重的历史天秤上，但他始终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没有明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天真、单纯、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撑他面对极其混沌、龌龊、污秽不堪而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旋涡。在任何意义上，惋惜或指责刘宾雁至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死还在“寻找共产党”，至死不愿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获而与刘宾雁相距何以道里计的好事者们，在这位精神巨人身后，搅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里，刘宾雁“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为‘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刘宾雁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不是没有个人雄心，他也有自负和高傲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这个巨大无比的“存在”和“命运”，更能满足他天性中那种宏伟壮丽的史诗倾向。他那些藐视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话语背后，跳动着豪杰、哲学家、斗士和诗人的“英雄颂”和“欢乐颂”。

刘宾雁不是一个卖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发自内心、泥土般朴拙的表白，胜过无数豪言壮语：“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刘宾雁“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去简单和浮浅了。”一名以中国、以人民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创作不朽作品的诱惑，他就很难在自由而陌生的他乡异国重新开始文学性的创作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履行的责任，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遗憾都被他带走了。像所有人一样，刘宾雁给这个世界，他的祖国、人民、家人和每一个记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创造与愿意与人们分享的遗产。

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国中的杰出人物，都是伟大的叛逆者，历届宗教裁判所和劳改集中营里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异端。一切人间的现时恶运和精神酷刑都会首先降落在他们头上，都是他们献身人类苦难与希望的明证。悲剧之所以诞生并且永远催人泪下，就是因为他们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长夜中，自愿为没有墓碑的死者举行祭礼，不让暴君和恶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虽然忧端无限，壮怀激烈，却随时准备俯就和抚慰每一个孤苦无告的灵魂，为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欣喜莫名。

刘宾雁是中国又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先驱，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把“良心”像圣餐一样慷慨祭献的殉道者；他是我们这个洪水时代中的晃荡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动脚步的水手；中国十字架上一只永远守望的历史候鸟，永远高翔于中国苦难与救赎天空的大雁。

（全文完）

共产党是一只蚕。养过蚕的人都知道，蚕在蜕皮之前，特别鲜亮，特别僵硬，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特别有“先进性”。在我看来，胡锦涛就是共产党这张皮，什么时候被蜕皮，我不是很清楚，但胡锦涛很难逃脱华国锋的命运。也就是说，明年的十七大就是当年的十一大，胡锦涛很可能像华国锋一样，继续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但仍然不是核心，而成为华国锋第二。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锦涛有三大特点，与华国锋无异。一是意识形态极左，思想僵化。其实，左倾并不是都不得人心，但不得党的精英阶层的人心。华国锋当年天天把毛主席挂在嘴边上，赢得万众欢呼，威信也很高，叫做英明领袖华主席。但是有什么用呢？中国要往前走，共产党就要跟着转型，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华国锋不知变、不会变，就只好被共产党蜕皮了。胡锦涛是现代版的极左，如同“两个凡是”的翻版，凭这两把刷子，焉能长久？

二是无能。实在说来，凡假大空者，必定无能，也不可能聚集能人，如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干将。而有本事的人，不可能有假大空的兴趣。邓小平可能有一千个错误，但没有假大空的毛病。华国锋纵然有一千个优点，但因为假大空这一条就要认栽。因为，中国没有假大空的本钱，而共产党也没有悠悠忽忽的奢侈，必须拼命向前奔，但往前奔要有点真本事。华国锋不也是“四个现代化”叫得震天响吗？但有什么用呢？你没有实现的手段，就是个假“四化”。今天，胡锦涛把“和谐社会”叫得震天响，我看也没什么用。你没有实现的手段，就是个假“和谐”。

三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反党并不一定能推翻共产党，但没有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执政也难以为继。胡锦涛一上台，左棍子耍一通，让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我看很难再赢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左撇子”改也难啊，这就好像一旦犯过羊角风，你难保他将来会不会旧病复发。可以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自由派的。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在说来，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天命。然而，对于善意拥抱他的读书人，胡锦涛施以下马威，上面给他们戴紧箍咒，下面穿小鞋，中间是中宣部的“胡紧套”，让他们觉得马上就要被重新阉割一次了。愚蠢之极，自不量力啊。

有鉴于此，在十七大前后，胡锦涛不抓权，还能维持住面子，撕破脸的话，现在这个位置都保不住。中国不可能出戈尔巴乔夫，但中国可能出第二个邓小平。十一大形成“华皮邓骨”局面，也就是华国锋的虚位与邓小平的实权，虽然邓小平的最高职位不过是个副总理。十七大很可能形成“胡皮曾骨”的局面，也就是胡锦涛的虚位与曾庆红的实权。曾庆红如果推动政治改革，就是第二个邓小平。历史淘汰，非常无情。胡锦涛是个好人，就像华国锋是一个忠厚的人是一样的，但是政治不是比忠厚，而是人心所向，历史潮流。

当然，胡锦涛可以压住曾庆红不让他出线，就好像华国锋当年想压住邓小平一样。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实力上可能做不到。二是即使有实力做到，结局可能更糟。因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分裂。当年邓小平不出来，共产党势必分裂，江山恐怕早已易主。同样道理，胡锦涛大权独揽，共产党将分化得更快、死得更快。此外，共产党的精英恐怕不都是酒囊饭袋，他们自然会在共产党的江山与胡锦涛的小白脸之间做出选择。那时候，胡锦涛只能自叹“红”颜命薄，“左”撇无力了，因为关键时刻，谁也不会稀罕他的“银样蜡枪头”，如此一来，胡锦涛的这张红皮还能维持多久呢？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首发民主中国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增加对非洲的投资。最近，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汇聚北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评论界人士称这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余杰说，中共的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正在越来越深重地毒害非洲国家，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

在中非论坛期间，北京处处花团锦簇，活脱脱一个向世人炫耀财产的暴发户的模样。偏偏就是漫天沙尘暴不给胡温面子，不过让非洲客人们仿佛回到了故乡。四十万辆公车停开，外地车统统被拦在五环路外，鲜艳的彩旗四处飘扬，数千名上访村村民却被押送到河北某地囚禁起来。官方不喜欢的人士，皆有便衣一天二十四小时「保驾护航」。就连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黑人弟兄的我，也享受了长达半个月的如此待遇。

此次峰会，经济为表，政治为里。中方反覆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此说法的弦外之音是：非洲人喜欢独裁制度、人喜欢当奴隶，谁帮助非洲人摆脱独裁制度和奴役状态，谁就是不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干涉别国的内政。

这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中共参与非洲事务，在非洲推行其一党独裁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积极支持若干独裁政权，投票阻拦联合国干涉苏丹大屠杀，对非洲人民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中共在非洲有如下四个战略目标：

首先，中共的黑手伸向非洲，是胡温所谓「和平崛起」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国内矛盾重重，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资金缺口巨大，但中央政府金库充足，似乎可以「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为了胡温的面子，为了重现当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被「第三世界」国家马首是瞻的光荣，中共当局不惜向非洲投入巨资。在此次峰会上，不仅宣布免除非洲国家的百亿外债，还表示要继续援助数十亿美元。

其次，近年来，中国在自由、人权、知识产权、贸易等关键性问题上，遇到了来自美欧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短期之内，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架构内得以完满解决。因此，中共刻意拉拢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以扩大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并以此对抗欧美。

第三，中共通过投资和无偿援助等各种经济合作方式，参与非洲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开发与贸易，以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因为中东地区的利益格局已经比较固定，中共很难插手，只得以非洲和俄罗斯为其能源战略的重点。

第四，中共竭力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通过在非洲活跃的外交和经援等手段，向该地区五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早日「弃暗投明」。因此，此次破天荒地主动邀请五个台湾邦交国与会，似乎胸襟开阔了很多，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意图，虽然当前中共的对非政策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以「输出革命」为旨归、具有浓厚的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色彩，但仍然是政治先行、经济为辅。中共政权自身在人权问题上病入膏肓，当然不会、也没有资格去参与和促进其他国家改善人权状况，而只会默许甚至鼓励独裁制度在非洲蔓延，在这个世界上多几个难兄难弟总是好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当局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的外交活动越活跃，中共的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

非洲国家今日触目惊心的苦难，固然有来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的伤害，也有近半个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共政权在冷战背景下划分势力范围、扶植反西方势力的政策的遗毒。如持续数十年的安哥拉内战，其背后就有苏联、中共、古巴等共产独裁国家「运筹帷幄」的影子。

中共向非洲撒钱，又是一出「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丑剧。我也是中国公民和纳税人之一，取之于民的税款究竟该怎样花销，却从来也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徵询过意见。中共领导人向来以公共财产为私产，如此「天女散花」的慷慨行为，何时方休？

美国之音

林牧先生和何家栋先生接踵而去，让所有对他们怀抱敬意的人陷入了无言的悲痛之中，中国之大，连公开表达哀思与纪念的机会都没有。大凡明白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灰暗的时代，表面的繁荣鼎盛掩盖着内里的糜烂、底层的苦难和层出不穷的危机，在这样的时代里，失去了方向感的个人当然无力前行，这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再也没有轰轰烈烈，再也没有热血澎湃，再也没有风云激荡，有的是日复一日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日子，有的是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官方说辞，有的是滚滚红尘的物质引诱……至少，在常人能察觉、能体会到的层面，在我们生存的眼下这个社会，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愿意无私地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而做事、而努力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这个时代日益变得粉末化。

正是在这样无望之中，在北京、在广州、在南京，在全国许多地方，一群老年人不顾衰迈老弱之身，点燃起自己黄昏的生命，他们日日夜夜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忧虑，不断地为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借助他们独特的影响力，在国内的万马齐喑的舆论夹缝中一次次地弹出不和谐的音符。

对这些老年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两头真”，许多年轻时追求真理而误入乌托邦阵营、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又回到了追求真理的轨道上，他们当中有很多曾身居高位，最终看清了这个体制的真相，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在当局看来“不合时宜”的道路，比如三年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告别人世的林牧与何家栋先生都是。他们如果老老实实，玩点花鸟虫鱼，与当权者保持一致，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对任何社会不公、体制病症、腐败问题都不吭气，对民族命运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当局一定会很高兴，他们生前的待遇一定会好得多，他们身后的葬礼一定风光得多，什么级别、规格之类都会给予他们。“两头真”的出现，成为一个时代现象，这些有风骨的老人站起来，成了哽在这个时代咽喉的刺，让现存体制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他们曾是这个体制的同路人，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这个体制的创立和建构，至少加过瓦、添过砖、做过铺路石。等到风烛残年，他们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曾吸引过他们年轻时的乌托邦已经灰飞烟灭，这个体制只剩下了对裸裸现世利益的贪婪，有时连遮羞布都不需要了，目睹这一切，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曾亲眼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干部，说起现今官场腐败、无可救药时，禁不住潸然泪下。那泪水是真诚的，一如他们当年踏上抗日、反蒋的路也是真诚的。

毋庸讳言，他们中很多人对这个曾经号称革命的政党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皮，他们的逆耳忠言都是本于挽救、感化的善良初衷，无奈等了多少年，总是等不到一点希望的信息。也只有到了“第二种忠诚”始终不被接受，这种“忠诚”中才会逐渐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个“燃烧”的老年人群体，和血泪中挺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和上访村和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自我维权群体，和其他致力于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体一样，都是中国今天这一轮转型中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老人群体的力量更不可轻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变革进程中起到平衡、稳健的作用，他们比较有公信力，他们的追求本身比较纯粹，他们不图自己的私利。如果要图利，他们只要跟现体制保持一致、合谋就可以了。

学者邢小群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感慨地指出，“如今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这些年，她做过一些口述史，接触到很多老人，都是60多岁以上的人，甚至是七、八十岁、八十几岁，老人们对近现代一些问题、一些历史真相的反思，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与热情，他们那种紧迫感，对中国问题的那种燃烧的心灵，都使她深受感动。令她感到困惑和担忧的是许多青年人、大学生对历史反思与现实问题的冷漠。南京一位老报人强剑衷先生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现在的老革命干部在燃烧，他们忧国忧民，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激进派，受够了灾难的大多数普通人则是‘政治管他妈’，不愿问讯，青年人则致力于挣钱，吃喝玩乐，快活过日子”。前些日子，我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上面看到深圳企业家白建钢这样的感叹——“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他说，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年人，“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捷，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的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确实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毫无疑问，“老年人燃烧”现象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灰暗年头的一抹亮色。他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没处可说的话，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他们的呼吁，他们的建言，他们的忧虑，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微不足道，可以不屑一顾。至少，也是对这个粉末化时代一种小小的安慰。我们无法估量这种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些老人早已离开权力舞台，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道义的影响力，他们代表了一个衰亡时代说真话的残存勇气，或者说，他们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一天天老去，如秋冬的落叶般不断凋零。但，我可以断言，这个群体的反思、醒悟，对于中国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有着不容否认的重要意义，他们将启发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一切，激励一部分人挣脱身上的精神枷锁。他们的反省本身足以埋葬一个漠视人类尊严的旧时代。

当然，仅有“老年人燃烧”是不够的，只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起来关心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和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时，希望才会真正出现。这才是包括上述学者、报人、企业家在内的人们担忧的原因。那些“政治管他妈”的人没有意识到，你可以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没有一天不关心你，“政治”无所不在，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作用，而我们没有丝毫的发言权，我们完全是刀俎之间的鱼肉，听任“政治”的宰割。或者许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强权面前感到普遍的无奈和无力，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宿命，那么就选择放弃吧。说到底，对于随时随地都可能损害我们切身利益的公权力，如果我们不想尽一切办法约束它；对于高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危险的利剑，如果我们不造出一个鞘给它装上；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如果我们都袖手旁观、不予理会，那么，这一切又怎么可能主动改变？信奉“政治管他妈”的人们最终也免不了被“政治”吞噬的命运。

“老年人燃烧”现象启示我们，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你试图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没有理由回避现实。换言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但我们都得为结束这个粉末化、原子化的时代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

2006年11月11日
首发民主中国

反抗专制独裁的暴力革命及其政治，是具有公民特质的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公共领域中坚持人的自由、基本的政治权利以及尊严和崇高的政治信念。这样就需要公共领域中一切具有公民特质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以极大的激情所凝聚的力量；来参与和实践属于公民的以及应该恢复政治正义和公共领域中的人伦道德的责任；及其政治自身蕴含的崇高目的。并在专制独裁的暴政统治下，坚持自由个体及道德人格的普遍价值，拒绝来自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限定和侵害。并超越来自各种自称具有终极理念的主义、理论的政治模式，尊重和重述自由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崇高的普世价值，并将其确定为反抗暴政体制和建立公民社会的政治基础。

个体自由及其原创性的普遍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和文明进化的根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自由应体现在生存与发展第一步的未完成性以及每时每刻的可塑造性，从而建立人格尊严乃至崇高目的的具体性。为了个体的自由与尊严的存在应受到政治正义的保护，参与和实践是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保证和维护好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这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并进入繁荣、昌盛和幸福的必要条件。一旦失去自由与尊严，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处在极为不安全的、受压迫的、血腥残酷的、受苦受难的专制独裁暴政体制的统治中。为了摆脱上述的恐怖现状，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心理素质以及行为趋向，是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基本责任。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理念与行为，并不是要极力地追求统治的权力，也不是为了获取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向当政者进行妥协；以及为促使经济积累的再分配的所谓正义，而是让一切所有的参与者能在实践公民政治的过程中，充分显示现实自我的真实；以及个体原创性的人格道德和正义的事实再现。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里，宪法在一党专制独裁的统治下，无法显示其法治的权威作用。人民代表大会的组合在还没有进行全民选举之时，就已经内定了候选人，并在专制独裁的暗箱操纵下，进行着内定候选人必然当选；而不能有任何异议的反对之声。所有国家的政策，都以“党中央”的红头文件为其基础而制定。这些强制性的统治手段与暴力的政治现象，应该受到实践的公民政治的厌恶和拒斥。公民社会应该将每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原创性的人格价值，确定为公民政治应有的自身目的，在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同时，绝不能给予趋炎附势的政治恶棍、政治流氓、政治街痞提供获取政治权力的机会和手段。

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就应对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进行检验和实践。即便在有明文规定的以在一党的领导下进行多党合作的这一霸王条款的范围里，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也要进行检验和实践。多党这个概念，应理解为出现无数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党派和政治集团；而这些政治党团应该具有包容和接纳各个不同性质的，尊重他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量度。同时敢于凸显自身党派所追寻的政治信念，而不作趋炎附势的权力追随；拒绝和排斥执政党对其国民所形成的专制独裁的暴政统治；反对镇压和迫害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凶残路径；取消强行制订在法律文本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不平等条款；每时每刻都应该警惕执政当局为了自身集团的私欲扩张，而不履行宪法授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同时对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宪法条文，促使执政当局和人民代表大会对其宪法进行修订和改革。只有达到了上述的政治目标，那么和执政党合作的态势才能凸显出来。这就是多党概念的意蕴，也是多党合作的最低量度。

多党合作的政治，并不是作秀和犬儒的政治。它是一个具有宪法权威的严肃问题，它的存在是不能容忍将这个政治概念，作为装饰性的专制独裁的政治背景来蒙蔽世人。有合作就有竞争，这就是和谐与稳定的政治保障。任何政治上的孤阳不长和孤阴不生的现状，都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动荡、压迫和灾难性的乱象出现。这也是专制独裁与恐怖暴政乐于见到的情景，因为乱中取胜，常常是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理论在实验中的强项。为了幸福的生活以及发展繁荣的公民社会，就要进行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实现由公民参与的实际行动所构成和维持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及其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所有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又都是不断地以更新、接受和同意的公民意愿而为其基础。更新、接受和同意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是在所谓“多党合作”的争论、竞争的政治协商中所认定的结果。

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应该坚持思想、言论的开放以及政治竞争的自由量度。坚持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并提出自身的异议；努力超越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对自身的思想、言论的钳制。同时还要坚持普遍的政治道德的价值，对批判的对象保持警觉而清醒的政治正义的标准。只有在这些因素的范围里，才能构成和达到参与和实践的目的。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原创性，可以随时随地的塑造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必须具有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才能塑造自己的未来，以及在普遍适应的价值中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都属于公民社会中的一员。而参与和实践，本身就具有塑造自身命运与未来的多重机会。由于自由个体在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相应共同性的人格价值组合起来，而形成必不可少的公民群体及其社会。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因保持着批判的政治正义的自我精神，同时也应该和所有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他人进行不懈的沟通和交往。“如果人能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行动和知识，那么政治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尊严。惟有如此，人才能接触到一切存在所依赖的那种权力”（雅斯贝尔斯语）。因此，是负责任的，也应该在沟通与交往的行动中积极参与而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具有道德特质与政治正义的成员。公共政治的生活越健康，个体公民的自由度就越高尚和越宽泛。

其质量就更纯正。在这种环境中，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则有助于提高公共空间的话语境界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层次和人伦道德的品质。

自由民主的政治本质，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政治自由和自由本身一样，以一种客观的、经验的存在凸显出一个必须由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参与和实践自我的才能；在现实中创造和更新自我的存在；调节和适应于公民的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使自由个体的创造和更新不断凸显。“在行为和言论中，人们显示出他们是谁，积极地显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本我，以此出现在人类世界之中”（阿伦特语）。多元性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和实践的重要发展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多元性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存在。高水准和高境界的自由个体是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的重要基拄。因为参与和实践的勇气、能力、文化水准和精神的最高境界，导致自由民主政治的精英的出现。但是，参与和实践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却是平等的，只不过政治精英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和贡献，才能证实他的存在。

公民政治的参与和实践，是使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走向灭亡的开始。

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从个体存在的基本状况出发来探究关于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普遍意义，进而分析和批判现实的公民社会的现实生活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参与和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是在突破一党专制的暴政体制给公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在政治正义的意义上，凸显出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人道主义的情感关怀。从根本上说，参与和实践的公民政治，它的价值取舍是来自于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凶残一页的记忆和反抗。

（2006-11-21）

民主论坛

11月10日，厄瓜多尔，厄亚马孙地区，中国开发的油田，遭到当地人冲击。三百多名厄瓜多尔人冲进油田，扣留了该公司四十名员工，要求该公司更换员工，由当地人接管该油田的技术和服务工作。

事发地点，是中方在厄瓜多尔的最大石油项目。2005年9月，中石油与中石化合资成立安第斯石油公司，以14.2亿美元，从加拿大公司手中，买下在厄瓜多尔五个石油区块的资产和开发权益，每天产油量7.5万桶。

在厄瓜多尔警方的干预下，遭扣留的人质被释放，事态暂时得以平息，然而，中国石油公司损失惨重，油田作业一度中断。中国公司在海外，受到当地人冲击，并非首例。

今年6月，在秘鲁，中国控股的首钢秘鲁铁矿，当地工人罢工，铁矿被迫停产。罢工持续了三星期，秘鲁政府勒令中方公司给工人增加工资每天一美元，罢工才告结束。

今年7月，在赞比亚，中国控制的查姆比施铜矿，当地工人示威，指责中方没有遵守劳工标准，抗议工作条件恶劣，要求提高工资。示威中，六名工人遭到枪击。中方经理人员被控向工人开枪。

今年9月，在马达加斯加，中国地质公司造出豆腐渣工程，一项道桥工程通车不到半年，就发生桥塌路毁事故；而另两项由中方承包的工程（—座水泥厂和一栋国际会议中心），又因中方失信而遥无工期。马国总统闻讯震怒，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一度拒绝会见到访的中共高官吴官正。

海外中资，不受欢迎，而频受冲击，问题出在中方本身。中国急需能源和矿产，满世界挖掘，依靠买通落后国家政府，很快取得当地矿业开发权。但对当地民众和环境，则漠不关心。当地人抱怨：中国人前来投资，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好处。

中方公司尽力压低工资，拼命延长工时，却拒绝提供安全保障，千方百计剥削工人，在当地留下败坏的名声。联想到中国国内的情况：豆腐渣工程流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矿难不断，权钱交易，腐败滥权，等等。中国公司显然是把国内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海外。

海外中国公司与当地人的冲突，更暴露出中方人员观念的腐朽与落后。诸如：缺乏宗教情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毫不关心当地的社区和民众；缺乏利益平衡观念，自己人投资，又安排自己人承包，“肥水不流外人田”，被当地人讥为“左手倒右手”；缺乏平等观念，对当地人抱以偏见和歧视，被当地人斥为“傲慢浮夸”；缺乏人权观念，只会盘剥，不施恩惠，到处制造血汗工厂。

这一切，也证明，中国公司在海外，不仅输出资本，也输出强权，输出腐败的意识形态，难怪被外界定义为“新殖民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生意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严守信用、注重质量、提供关怀；一种是不守信用、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前者是长期行为，后者是短期行为。中国公司在海外，显然属于后者，追逐铜臭，见利忘义，鼠目寸光。

卑琐的短期行为，狰狞的“暴发户”嘴脸，海外中资公司不仅在当地树起恶劣口碑，而且随时可能激起排华浪潮，殃及海外华人。所谓海外投资，也极可能落得个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