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钟:京不特的最初印象

85年的一个夏夜,华师大的丽娃茶座,天天文化社成立的聚会上,我正好与京不特同坐一桌。那时的京不特,稚气十足,坐在我边上的陈亮以调侃的口气告诉我他的另一个绰号:“冯大头”。这时我才注意到,京不特的头确实很大。那天,他似乎是憋足了劲,朗诵他新近写就的长诗《生命赞歌》。诗句用语很野,对我而言,这是新奇的。那天的气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过京不特的这首长诗我以后没有再见到,京不特自己后来似乎也没有再提及这首诗。

我和京不特认识是在这之前,好象是北京西路上的“星期文学茶座”,在那里,京不特也算是一颗小小的明星。“星期文学茶座”是由一群文学青年组织的,每到星期日的下午,这里聚集着上百个年轻人,都十分幼稚地在那谈论着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这种所谓的见解,不客气点讲,都是拾人牙慧,从教科书上看来的。但这里却是做着文学梦的年轻人聚会的场所,象这样的聚会场所,在当时的上海可算是绝无仅有。

那天,已经很晚了,茶座快要关门的时候,我和其他人正在往外走。

我无意中发现,靠近门边的地方的一张桌子上,整齐地摞着一叠印刷得颇为讲究的油印刊物,我拿起一本翻了一下,问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

“这书卖吗?”

“两块一本。”他说。

我从口袋里拿出钱给他,然后把刊物递过去,指着封底的空白处说:

“你能给我留个地址吗?”

在“星期文学茶座”,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结识朋友的。对我这个要求,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他并没有拒绝:

“可以。”他说。他在那本刊物上写了一个地址,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冯骏”。凭着这个地址,我去找过他,才知道那是他外婆家,他本人并没有住在那里。我后来想,在开始的时候,他对我这个陌生人是怀有戒心的,也许他怀疑我要他留地址的动机,毕竟在茶座里确实也混杂着许多公安局的暗探。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我要成为他的朋友尚不够格。

后来,我在茶座上就经常见到他了。那时,郁郁在茶座上是个风云人物,每次在他周围都聚着很多人。有一次,郁郁指着京不特对我说:

“这位是青年俊秀,师院的大学生,《蓝潮》的主要编辑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在当时还是上海师范学院,《蓝潮》是上师院诗会的诗刊。那时候,大学生是社会的宠儿,而我却只是一个傻头傻脑的文学青年,对编辑这个头衔有着不假思索的敬意。京不特这时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对几个纯朴地望着他的年轻人宣讲他的野兽派理论。京不特表情夸张,借助幅度很大的手势说明野兽派是如何立即抓住读者的灵魂这一过程的。

但是星期文学茶座终于还是被当局取缔了。在茶座要结束的最后一次活动的那个星期天,虽然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天还是很热,茶座内的桌椅已被搬空,里面挤满了人,大家都站着,气氛很凝重,郁郁情绪很激昂,向大家说明了茶座要被关闭的原因。他说:

“茶座将被改做老年活动室。他们正在走向死亡,而我们却是代表未来的……”云云。

平心而论,茶座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其中的主流成员都是心怀各种目的的机会主义者,单纯的文学青年其实只是少数,但大都也十分肤浅。

但那天,京不特却以热烈的态度向我介绍了陆忆敏。

京不特穿着很长的衣服,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衣领,下巴上长着几根细软的胡须,他对我说:

“你知道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是谁吗?”

说着他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刊物,匆促地翻到其中一页,但他沉吟了一番后说:

“不过这一首不是最好的,但也能说明问题……”

他念了陆忆敏一首带有自白风格的短诗。也许主要是因为京不特的情绪感染了我,陆忆敏诗中特有的女性意味使我感动。

 

民主论坛

程翔案料本周发还重审

 

【2006年11月22日狱委讯】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指的上诉至今悬而未决,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透露,程翔案很有可能在本周有结果,预料会发还北京第二中院重审。程翔的胞兄程曦及代表律师何培华则表示,未收到有关消息。

人权信息中心昨在新闻稿指出,国安部在没收程翔被指载有涉密文章的电脑时,并无按照规定用封条查封硬碟,因此法院应宣布有关证据无效。

据知,程翔的律师何培华虽然身在广州,但已委派另一律师上京探望程翔。何培华拒绝透露律师上京的原因,但强调自己未有收到法院的任何信息。至於案件一旦发还重审,何培华强调并不代表程翔有机会脱罪,“案件重审的可能性很多,可能是检控机关或司法机关程序出错、事实不清,也可能是证据不充份。而重审的结果亦很难预测,可能脱罪、减刑,但亦有可能是加刑”。

程曦表示,程翔案一旦重审,吉凶难料,「如果因而拖长时间,对程翔不公平,但如果案件的性质有变,则可能是好事」。家人会待法院公布上诉结果後,才决定下一步行动。

 

残 雪:我们的文学

我们是神经过敏的人,多年来,那些陈词滥调和白日梦话每天都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做不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对外界的愤怒在黑暗领域中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的养料。所以,我们决不是对世俗不感兴趣的自鸣清高者。应该说,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太大的兴趣。恰好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想描写高级的东西。在文学界,一旦说出这类话,便被归于“贵族文学”,“脱离实际”的另类圈子。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被这样归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股力量。那,也许是中国文学真正的希望。

高级的东西原本属于每个人,但绝大多数人都将她遗忘了,遗忘的时间有几千年。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通过遗忘,我们可以化解自己内心的所有矛盾,让黑暗的“生”与澄明的“死”在内心搅和成一片混沌。于是晕晕乎乎,得过且过,而这被称之为“活”。我们还时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赖活是多么的伟大(中国人很快要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高级的东西是可怕的,她使我们丧失良好的“自我感觉”,那就像见了鬼一样不吉利,当然也绝对不合时宜。那是异物,搅乱白日梦的东西。据说我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关怀的是别人的灵魂乃至肉体生活,尤其是“百姓”。关怀者的灵魂必定是很崇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崇高的关怀者永远不必关怀自身的灵魂。而我们,我们专注于自身的得救,所以我们渴望高级的东西。

 高级的东西不是想写就有的。我们必须在追求中剥离,在剥离中追求,那是暗无天日的、充满失败与虚幻的过程,冥河的黑浪一波接一波地袭来,吞没生存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执著于一种东西,唯一的一个东西,即体内的那种律动。不忘记这个唯一,高级的东西就总在我们的心的深渊里闪烁。探索生命之谜,正是为了在另一种层次上赋予我们的日常生活以新的意义,而不是苟且。继承了千年惰性的人们,在致命的世纪大冲撞中仍然“坚守”这种惰性,否认高级的东西属于人类,将僵虫似的苟延冒充为“中国特色”的高级。这,才是真正的末世皇帝的新衣。而我们,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不高级的人,我们要写那种真正高级的文学。几乎是一旦开始追求,我们就不断得到她确实存在的证实,因为我们的国土,如今正是她生长壮大的理想之地。

人性在发源处就是一个矛盾,这在文学上本应是一个常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由于先天的缺失而导致自身的精神在几千年里不发育,不独立,因而在文学——这种精神的事业上明显的相对滞后,外界的几次冲撞也始终未能催生独立的文学形象。由于保守和自满的劣习窒息着文坛的一切生机,由于某些人故意混淆对于人性的定义,文学自身的确处在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多年来,危机感时时刻刻在我们内心。这主要在于我们追求的这种创作其超越的难度,同时也是由于对于自身所处大环境的意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我们必须加倍压榨自己,使自己不断爆发,将这自相矛盾的好戏唱到底。否则,我们就只能在窒息中灭亡。

在创作中,所有的逼迫与操练都是针对自我的,黑暗的领地上没有装腔作势者的立足地。高级的东西就是将自身的世俗根基抽空之后,我们倾听到的那种怒吼。一个人,如果他在从事这种文学活动当中,下不了狠心屏弃一切,如果他对于自身那些外部的标签与利益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浪漫幻想,这种文学便与他无缘——无论是读还是写。由于这种独特的文学是对于我们漫长的传统的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坛很难有真正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在进行内部的“无中生有”的创造的同时,外部的“无中生有”的使命也由历史赋予了我们。这种对于自身的挖掘和批判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要存在。

新的写作决不是空穴来风或忽发奇想。从千年重封密锁的压抑中爆发出来的能量必将源源不断释放出来,那就像死囚临刑前的倾诉,也像从地心长出的顽石为意念所移动。我们是高度自觉的创作者,也许是时代的馈赠,也许是民族的机遇,我们意识到了那种高级的东西,并在我们民族潜意识的巨大宝藏内一次又一次验证了我们的信念。先前,那里的确是一块处女地。我们伟大的先辈鲁迅先生曾在那里进行过短暂的探索,这种探索物产生的光芒很快就为乌烟瘴气所遮蔽。几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属于我们的这个艺术领域的存在。先驱者已经死去,留下成千上万的庸人。

潜意识是一个奇妙的王国,你不追求它,它便不存在。因为它隐没在最深最黑的地方,谁也看不见它。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不承认这种东西的独立性,也不相信任何纯精神的东西,荒芜的领地在死寂中渐渐化为流沙与岩石。然而,千年的岩石不是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吗?再看那流沙的舞蹈,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这里,生命在踏着死神的鼓点跳舞,漆黑的空中有鹰飞过,它们的肢体被一次次撕裂,惨烈的血变成腥臭的雨纷纷落下。我们要写这种东西,写到底。

最为个人化的活动却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我们描写的是本质,是永恒,我们用天空,用海洋,用岩石来比喻这种东西。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黑暗领域里长久地辗转,在死海里打捞,这种自力更生的活动并不能得到丝毫外援。形成团体对于这种文学创造本身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孤独的受难是创造的前提。然而时代赋予我们的幸运却使得我们这几个同人走到一起来了,那就像是天意的安排。也许是在那种地方探索过的人身上都有某种标记,某种痕迹,某种神秘的气息。我们的作品使我们相遇,认出对方。在文学创造之余,交流的渴望使我们创办了这个杂志,这块园地,既是为了自身的存在,也是为了新写作的启蒙。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学探索深深地感到,我们追求的是一桩伟大的事业,在追求中,我们不仅仅改变了自身,也或多或少地在影响他人,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的宇宙观带给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是的,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人心,因为最可怕的腐败是人心的腐败,是对真理的视而不见。

通过孤独的创造产生的这类作品,其存在有一个前提,这便是交流。我们的文学比任何其它类型的文学都更依赖于读者而存在,可以说,没有读者,作品也不存在。每一篇作品都是一个謎,一个诱惑,要等待知音来解开它,完成它。这类作品是来自黑暗的潜意识底层的报告,是心灵对心灵的召唤,它本身是封闭的、自满自足的。如果人不去阐释它,它就如我们民族那巨大的潜意识宝藏一样,隐没在黑暗之中——那其实不就等于不存在吗(想想我们民族千年的失语吧!)?我们这几位同人作者都有自己的读者圈子——由一些受过现代艺术熏陶的人组成。我们的读者圈子虽然不是太大,但毫无疑问在多年里头正在渐渐地扩大。深知读者对于这类作品具有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我们在多年里头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园地。现在机会终于成熟了——由于同人的热情和理想主义。

认识自身是一个漫长的、没有尽头的矛盾过程。生命的张力发挥得越极致,探索的层次越深,伴随而来的颓废感、沮丧感,虚无感也会越可怕。这种没有退路的严酷机制是如此的违反人性,但支撑这种机制的动力却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迷醉与深爱。为使人性美好、崇高,创作者画地为牢,监禁自己。当然,创作者决不是为监禁而监禁,不如说,他为的是获得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所以最终,现代艺术又是最符合人性的。然而由于作品的特殊性质,精神的享受只能在曲折的交流中真正获得——也就是在阐释或破解谜语之中达到沟通。为开辟更多的沟通渠道,我们在这里提供给读者一个阐释(用批评也用新作来阐释)的园地。阐释让孤独的探索者获得心灵的慰藉,让新加入的追求者在尘世中合流,让更多的寻求高尚的个体来最后完成我们的作品,也让我们读到更多同质的新作。多年里头,正是伟大的读者在支持着我们,使我们的作品存在到了今天。我们中有一位同人,长年将美丽的作品写在笔记本上,在文学界高层次的读者中流传;另一位同人出过一本书,书中的作品篇篇优秀,远远超出主流的水平,在最敏锐的读者中引起了震撼,但文学界却是一致的沉默。我们决不是孤芳自赏者,我们在拯救自己的灵魂的同时还要在文学界呐喊,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改造灵魂,改造文化的行列,这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初衷。可以说,没有愤怒,当初我们也不会开始创作。

我们需要新的作品。正如我们对自身作品的衡量一样,我们杂志对于作品的采纳也只有一个标准——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性方面的高度。我们在作品中寻找一种“纯”的东西,透明的东西。不论作者描写的题材与方法如何不同,只要有这种东西,我们就认为是好作品。也许我们寻找的就是艺术的理想,人性的理想,她是真正的文学的核心。创新是首要的,因为任何一种艺术的表达其前提就是创新,是不可重复的独特。这里所说的创新并非指流行的那些“花招”,而是对于本质的不断认识,对于自我的不断挖掘。只有那些“意识到了”(哪怕这意识是朦胧的)、并有这方面的渴求的作者才是我们要寻找的。简言之,我们这里希望聚集的,是那些具有内省习惯的作者,具有内省品质的作品。内省的深度和力量,是作品艺术性、文学性的试金石。

“纯”和“透明”,指的是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如果一位作者具有精神上的渴求和对于精神方面的事情的好奇心,他就会在追求的过程中逐渐将文学当成自己的理想。而只要他的追求持续下去,他的作品中就会出现一种闪光的深层次的结构,这个结构会出现在他的每一篇力作之中。这个特点是为现代艺术潮流所屡屡验证过了的。新的写作的动力同现实紧密相联,我们从当前的大动荡中汲取创作的营养,然而我们创造的作品属于全人类。这种纯文学同表层的现实拉开了距离,以其超脱的形象象征着人在精神领域里的追求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显示着人性的崇高与美好。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最最急切需要的吗?作者们作为个体默默地努力,完全不考虑个人功利(因为在当今,人不可能通过这种文学获利),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提升了人性和国民性,我们愿我们的杂志为他们提供表达的场所。

新的东西总是在同腐败的斗争中成长的。我们追求的新,不是一时的新,而是永远的新。所以只要这种文学存在,剥离就得持续下去,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我们的杂志将以批判为己任,在创作中批判自身,在评论中对抗潮流。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希望新批评的文章出现在杂志上,不是一团和气的瞎吹捧,也不是水平低劣的漫骂,而是认真阅读文本后的有感而发,以及针对文坛劣根性的深入分析。敏锐、深刻和朴实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相信,一种新的批评文风一定会在我们的园地里诞生。我们需要那种说理的文章,说到底的真东西,而不是夸夸其谈,投机取巧,不着边际、蒙骗读者的赝品。

在这本杂志里,我们通过作品向读者和潜在的新作者发出召唤,让那些有类似追求的人们(尤其是青年)意识到这个园地的存在。这里的大门是向勇敢的追求者敞开的——无论是对这种文学的阅读还是写作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投机取巧者不用来,来了也一无所获。一个人,如果内心充满了灵魂自救方面的焦虑;如果他有开口说话,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话的那种冲动;如果他对自身环境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极为不满,决心改造生活;如果他身处污浊却一心向往纯粹的理想,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将同他一道前行。

陈鲁民:我不读五种作家的书

如今是信息时代,知识爆炸,各种书籍多如恒河之沙。而人生苦短,一晃就过,要想博览群书,当是痴心妄想,所以只能有选择地读书,用有限的时间读最有价值的书。那么,如果你实在搞不清哪些书值得一读,至少可以给自己划个范围,确定哪些书不要读。书籍分类很细,譬如说艺术类的小说吧,我就给自己订了规矩:五种作家的书不读。

“用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书不读。几年前,上海一女作家率先提出“用身体写作”,某诗人不甘落后,也提出要“下半身写作”,并解释说:“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北京某女作家,最近又提出了“胸口写作”的口号,她说:“女人的乳房是很敏感的,是女人最漂亮的部位,‘胸口写作’对男人充满诱惑力。”作家本来是用大脑和心血来写作的,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可如果一旦蜕化成“用身体写作”,那就变成了无耻的堕落,看这种书,无异是对自己灵魂的伤害和精神的亵渎。“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书不读。文人写书,全靠作品来赢人,与作家容貌毫无关系,“好脸蛋不能出大米”,自然也无法出精品佳作。李杜文章流传千古,可他们长得胖瘦丑俊,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因而,对作家来说,“金玉其外”固然可喜,“败絮其内”未免可悲。一般来说,在头衔、前缀上大做文章者,其内力皆不足,用脸蛋为作品张目的作家,其文必不可读。

“高产”作家的书不读。什么是高产作家 举个例子吧,2001年,某作家出版七部长篇小说,2003年,出版六部长篇小说,连创文坛“奇迹”。想想看,一年出七部长篇,每部若按平均25万字计,七部就有175万字,平均每天就要写5000来字,作家还有时间思考、酝酿、升华吗 有时间阅读、学习、充电吗 更不待说深入生活了。那么,不经反复思考,没有丰富的生活积淀的作品,其阅读价值自然可想而知。一个作家十年写了一本书,我一定会认真拜读;一个作家一年写十本书,我连翻翻的兴趣都没有。

“前卫”作家的书不读。“前卫”作家们,不仅热衷于乱树旗帜,自封流派,各种旗号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故意把小说写成艰涩难懂,古灵精怪,让人读来很不舒服的“半论文”,成心不让人看懂。此外,他们还喜欢空洞冗长的东西,作品越拉越长,内容越写越空,言之无物,面目可憎;他们还把写小说变成炫耀写作技巧,玩弄文字游戏,扮酷装相,终日作曲高和寡状。那么,既然读不懂此类作家的书,我又何必自找麻烦?

热衷炒作的作家的书不读。热衷炒作的作家大约有几种:或自我吹嘘,自戴高帽,哗众取宠,不知天高地厚;或今天“封笔”,明天复出,反复无常,就为“吸引眼球”;或屡有新闻,花絮不断,四处作秀,频频“讲学”;或三天两头接受采访,特别喜欢充当各种大赛评委与“特邀嘉宾”;或攀龙附凤,经常奔走于权贵豪门,热衷于和名人政要拉拉扯扯,以为登龙之术。这些个作家,无心创作,热衷炒作,书是敲门砖,“工夫在书外”,读他们的书,岂不是浪费时间?

流沙河:昔年我读余光中

那时,北京《诗刊》每月发行四十万份,《星星》每月发行二十万份,一次诗朗诵,听众两三千,成都一地就有诗人三百以上。如此盛况仅仅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但空了前,而且绝了后。噫,大家忽然风雅起来了吗?非也。那时九州月落,长夜破晓,凡睡醒者莫不睁开眼睛,不过未敢贸然起床,深怕有所触犯,一个个都尖起耳朵,侦听门外有何动静。新诗在那时就是报晓的鸡啼。一句“天亮了”能使人心跳,翻身坐起。一句“政策必须落实”能引起朗诵会鼓掌的暴风雨。“中国又有了诗。”一个诗人这样写道。

也是那时,我从故乡返回成都,从二十年苦役归队《星星》编辑部,心头快活,工作夜以继日,星期天当作星期七。日夜看稿改稿,同时写诗写文,还要覆信。某日从来信堆中翻出一封香港刘济昆写给我的,说他编的《天天日报》副刊连载我1957年出版的诗集《告别火星》,并且逐日寄剪报来。我很感激,就和他频频通信,虽未晤过面,却无话不谈。在某一封信上,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随即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一是《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二是《郑愁予诗选集》,三是高准《葵心集》。《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排列诗人顺序,第三是余光中。看照片人很瘦,属龙,大我三岁。这三本台湾诗集放置书桌上,时在1980年秋。当时工作太忙,我只读了高准《葵心集》,觉得诗风与我相近。又读了《郑愁予诗选集》,觉得精巧,有宋词味。固然两位都好,但难以惊悚我。《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这一巨册,无暇翻读。刘济昆又来信,劝我读后写出一些看法,作为评论文章发表,当有益于海峡两岸诗艺交流,亦大好事。为不辜负他的美意,我翻开这一巨册,读了彼岛十大诗人之首纪弦。此老之作,短小活泼,潇洒之至。偶有“政宣”作品掺杂其中,未免扫兴。读完纪弦一家,又因差旅北行,不克续读。遨游两月归来,案头山积,更不可能读了。忙到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噪里读完纪弦之后的九家。车上52小时,窗外景物一无所睹,唯神游于书中灵境。其间最使我震动的是余光中。读他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诸诗,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吾始见真龙!”

也就是在这时,在列车从成都到上海,转乘去南昌的车厢烤炉里,我反复权衡了刘济昆的劝说,立志要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一书。《星星》主编白航嘱我为本刊写专栏,正好以此应之。差旅结束,回成都后,我便动笔。我尊重彼岛《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的权威性质,在现成的“十大诗人”之后,添上郑愁予和高准,得十二家,一一介绍。《星星》1982年一月号到十二月号,连载这十二家的介绍文字,并附录诗作数首,每月一篇。陆续刊出后,反应很不错。 翌 年成书,正式出版。《星星》三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我给余光中写信表敬意,托刘济昆面呈。不巧的是余光中已离港返台授课一年,要等他回港才好面呈。

1983年余光中回香港中文大学续任教职,给我写了回信。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笔不苟。信中有一段话我最赞同,如下。

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这是君子之言,和而不同。此后蒙他不弃,陆续来信赐教,并赠《余光中诗选》和他别的诗集多种。拜读既多,感想生焉。天下之诗汗牛充栋《星星》每月来稿二筐,可读的却很少,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回想当年盛况,觉得好笑。诗能迷人,确实如此。那几上内我讲过的余光中诗有《当我死时》《飞将军》《等你,在雨中》《罗二娃子》《所罗门以外》《乡愁》《民歌》《盲丐》《白玉苦瓜》《小褐斑》《长城谣》《唐马》《雨伞》《六把雨伞》《水晶牢》《橄榄核舟》《哈雷彗星》等等。例皆打印成件,人手一册,逐字逐句细讲,还要粉笔板书,就像上国文课。有一次讲完课下台来,一位先生上前低声问我:“余光远是你大哥?”我点头说是。他接着问:“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我赶快声明不是。猜想他是见我如此卖力宣讲其诗,故有此疑。

《台湾诗人十二家》出书前,我又写了《隔海说诗》十四篇文字,在四川的《当代文坛》连载。其中一半篇幅都说了余光中。后来加上长序也成了书,正式出版。当时海峡两岸阻于政治风涛,尚无交往,我这样做,不免招来物议。一位外省诗人来警告说:“中宣部对你的文章有意见哪!”我答:“请写文章”。两三年后,这位诗人又著文说:“有的人介绍台湾诗很邪乎。”那是暗指鄙人。我当时憨胆大,自认为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此心可鉴,怕他个甚,所以全不放在心上。此前1984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馀波尚在,一位政工干部来编辑室窗外,隔窗盘问鄙人:“有个叫余光中的人吗?”我知此人有所风闻而来,告状的人岂少也哉,回答说有。来人冷冷命令:“把他的书拿来,我们要看。”我说不愿意拿,不再理睬来人。我的办公桌靠窗,放着一体《余光中诗选》,他可能瞥见了。几天后,桌上的这本书不见了。遍找找不到,遍问无人借,我就疑心,那是重庆诗人李钢,此崽最爱搞恶作剧,近日又夜宿在编辑室内,一定是他作案。可是李钢大呼冤枉,他说:“我已熬了一个通夜,把《余光中诗选》抄誊完毕,还拿书做啥嘛。”究竟是谁拿了,遂成悬案。我给余光中写信,谎说那本书被人借去不还。于是余光中又寄一本来,扉页题写“再送流沙河兄”。这也算是趣闻吧。

1986年我又选余光中诗一百首,一一加以分析,作为导读文字,附在诗后,拿到安徽《诗歌报》上连载。此报面向全国,拥有读者甚多,遂使影响扩大(此前只在四川)。《余光中一百首》后来也成了书,正式出版,一印就三万册,(真实印数远不止此)。我在本书编者前言中说:“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具有强列的大中华意识。余光中光大了中国诗,他对得起他的名字”。赞美当代诗人,我从未如此狂热过。惭愧的是此书印刷窳劣,又不付酬给原诗的作者,只给我二百五十元。我拒收,添成八百元。看在熟人面上,忍辱收下。此事我无法向余光中交代,至今横梗在喉,扼腕捶桌。

大约是1987年,台湾陈映真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座谈,介绍彼岛文坛现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陈映真是进步作家,服膺马克思主义,按理出牌,宜有此说。有些人的说法比他的更难听,我早已听熟了。轮到发言,我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算是有来有往,维持平衡。大约也是这时,人民日报台湾专栏以香烟盒大小的篇幅刊出余光中1971年写的小诗《乡愁》。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这样审查一个作者,曾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实行多年。谢天谢地,总算一去难复返了。

又想起了段趣闻,不妨说说。1982年夏,余光中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故国之思,深深使我感动。四年后,他写的《蟋蟀吟》中两行:“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信上的那句话触动灵感,我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发表在香港的文汇报副刊上。朋友酬唱之诗,被人嘲谑为“利用蟋蟀搞统战”。1988年我差旅北京,北京电视台制作中秋节朗诵诗节目,已选这首诗。某部长指示说:“必须征询陈鼓应的意见。”陈鼓应是台湾进步教授,新来我们这边做了客卿,曾有讨伐书《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在彼岛出版,敌忾既深,一见那首诗有涉余光中,便叫取消。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节目就取消了。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第四册语文课本选入这首诗,给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读。并给诗句作注释云:“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如今又过去十五年,高中生读者若累计计算恐怕上亿了。陈鼓应若有知,当大不快。

二十五年浑浑噩噩一梦,醒来人就老了。新诗大潮早已消退,绝不可能再来二次。青丝成白发,炬火馀寒灰。昔年恩恩怨怨,群鸡争虫罢了。只是回头写来,堪作趣闻,娱人娱已,或可助谈资吧。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末,悟到自己缺乏天赋,乃停笔不再写长长短短的诗句。从前我写的诗,或偶有可读的,但是皆不可讲,因此太浅白太直露,讲起没味道。看清自己之丑,亦算明智。昔年读余光中,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这个。

梁卫星:我们时代的文学:死水及其血色

大腕作家一统天下 日本三大文学奖揭晓

日本野间文艺奖、中央公论文艺奖、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日前相继出炉,获奖者黒井千次、浅田次郎和夏树静子均为大腕儿级的作家,无疑为年末的日本文坛增添了不少亮色。 

野间文艺奖系依照日本讲谈社首任社长野间清治的遗志,设立于1941年。今年的第59届野间文艺奖颁给了74岁的小说家黒井千次,其获奖作品名为《一日梦的栅栏》。该书由12个短篇组成,主人公均为开始感到“老之将至”的男性。 

直木奖得主、著名女作家角田光代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书评称,这部作品以简洁的语言,截取了主人公极为普通的生活断面,然而读者却能领会到他们面临衰老的忐忑不安,甚至听到他们突突的心跳。日本评论界则认为黒井千次“凝视着日常生活中变幻的光影,从而将生命的本质描写到了极致”。 

中央公论文艺奖是日本老牌出版社中央公论新社为纪念创业120周年而于今年刚刚设立的,旨在表彰活跃在创作第一线的大众文学作家。首届大奖被以《铁道员》驰名文坛的浅田次郎摘得,他的获奖作品《切腹》是一部“渗透着幕府末期日本武士的悲哀与人间况味”的短篇小说集,《读卖新闻》称其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为公司和家庭所累的现代人恍若与百多年前武士的身影重合在了一起”。 

生于1951年的浅田次郎自幼经历家道中落,曾经当过自卫队军官,经营过服饰店,直到40岁才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他的直木奖佳作《铁道员》因被改编为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一时间洛阳纸贵。浅田次郎称自己是“小说的大众食堂”,他的创作横跨恋爱、喜剧、冒险小说等多重领域,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细腻敏锐的观察力使其作品赢得了各年龄层读者的喜爱。近年来浅田次郎又倾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他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很想通过历史小说写出自己对人世间微妙之处的感悟。 

第10届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授予了《W的悲剧》作者、现年67岁的著名本格派推理小说作家夏树静子。该奖是日本推理文坛唯一的功劳奖,专门嘉奖对日本推理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或评论家。前几届大奖分别颁给了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等日本推理小说泰斗,夏树静子是迄今第一位荣膺此项大奖的女性推理作家,由此可见她在日本推理文坛的地位。 

夏树静子原名出光静子,1938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早在庆应义塾大学英文科就读期间,即以《交错死亡》入围江户川乱步奖,并开始为日本广播协会(NHK)撰写剧本。1969年,她的《天使消失》再度入围江户川乱步奖。1973年,《蒸发》获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她代表作有《W的悲剧》、《M的悲剧》、《C的悲剧》、《光之崖》、《丧失》、《雾冰》等,享有“本格派推理小说女旗手”的美誉。

谢有顺: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问:你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答: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现在很多人谈到知识分子,都普遍侧重于前者,侧重于道义关怀这一面,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路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独立的人格,这都没错,因为这一个传统在中国确实比较缺乏。谁都知道,从古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是士人传统),一直跟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普遍渴望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样一来,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肯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点,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想像关系,而作为个体,他自身的灵魂建设却被忽略了。为此,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官员,伟大的成功者,但是很少有像美国学者贾克比所说的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这个背景里,重提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社会历次的人为灾难,无一不是跟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大有关系,假如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异议的声音,整个社会势必会落入一种灾难的境地,这些,都是我所赞同的。

但我也担心,如果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并把是否具有独立性看作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尺度的话,它同样会陷入另一个误区。因此,我更愿意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要体现在他对文明的创造能力的大小上。我记得王小波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话说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潮流,只要一讲到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指的就是遇罗克、李昭、李九莲这些人——这些在思想和尊严的问题上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妥协的义士。对他们,我也是充满崇敬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只有勇气和硬气,而没有人在具体地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没有人为人类文明拿出令世界侧目的成果,她就依然是一个空洞的民族,她在人类文明的序列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多少中国人有这种危机意识。就我而言,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在敬佩义士之余,也高度尊重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没有坚强的颈项,没有惊天动地的勇气,没有在黑暗的时刻站在斗争的前台,但他们却一直很实在地在进行一种文明的创造,他们在处世方式上也许是偏于明哲保身的,但对文明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在自己的专业上具有开拓精神,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比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我觉得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应该被重新认识,他们也理应获得足够的尊重。

问:你觉得独立性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

答: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一切有思想、人格的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人,这难道不是常识?但是,当大多数的人都成了一个盲从者的时候,恐怕确实需要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承担一个独立灵魂该有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可我坚持认为,独立性不是人与人之间生存质量高低的本质区别,它只能是一个常识和底线,真正区别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质量的,是他的创造性,是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具体贡献了什么。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提升,都离不开文明的创造和攀登。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尊严,价值,人格,独立,等等,有时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的,但不能忘记,有另一些东西,比如人类文明的成果,它在许多时候同样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开创和争取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穷其一生的精力在进行创造性的劳作,有的甚至还英年早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种知识分子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把真正的知识分子等同于那些不怕杀头的义士是偏颇的,这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很重要的一类,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民族,真正基础性的东西,还应该是那些无穷无尽的创造者;没有这些创造者,而只剩下一些不怕死的义士供我们传唱的话,那是决不能成就一个民族真正的辉煌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光有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创造才最重要。很多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受审判时不也不怕死么,但你为何不能对他们心生敬意?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这一点很重要。要想改变人类整体的精神环境,惟有依靠文明的创造,依靠知识和理性的健全。我甚至想,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和悲剧,许多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道德的悲剧,而恰恰是无知的悲剧——我坚信,无知也会使一个人变得毫无道德。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举“文革”为例子,当时有那么多人失节,有那么多人去打人害人,今天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清理,指出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问题是必要的。但反过来假想一下,如果“文革”时期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信息社会,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取信息,可以私下传播各种消息,可以上网,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法国人在干什么,英国人在干什么,俄罗斯人在干什么,我想“文革”的悲剧将会少得多,蠢事也会少得多。因为闭塞,因为无知,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导致很多人对人性、对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准确判断,而轻易地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指令所左右。应该说,“文革”中那种大规模的道德溃败,无知在其中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我不排除很多“文革”悲剧是出于私利或阴暗心理所致,但无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无知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无知导致了许多的罪恶,无知造就了许多的灾难。假如每个人都有健全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对知识、价值有着天然的渴望,我想,他内在的灵魂肯定会因着这种知识的塑造而变得坚定、独立、健康得多;没有这种知识的塑造,所谓的灵魂独立性是非常可疑的。

问:可许多时候,对知识的迷信,也会导致无知。

答:对,这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无知在历次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道德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一个人是否主动接受文明的塑造,这一点也很重要。忽视这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好的空气,会对那些没有跳出来振臂一呼,而只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进行文明创造的人失去起码的尊重。我看过很多文章,比如,随意指责一个人,说他在“文革”时做了缩头乌龟呀,明哲保身呀,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呀,批判的锋芒非常严厉。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里都有点发怵,也暗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宽容,要理解,不能离开每个人生存的现场而随意谴责别人。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觉得在一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真正尊重人性的社会,是应该允许人软弱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人都成为斗士,成为革命者,成为视死如归的人。一些人,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面对这么多现实的顾虑,他缩起头来,保护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都用一种非常强硬的“革命”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过残酷了一点。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无法像老舍那样,也不能像遇罗克那样,直接与当时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思想压制对抗,他躲起来了,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进行了古代服饰文明的研究,留下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理论著作,这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今天的人,不能轻易地用一种单一的道德立场来论断别人的生存价值,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极其偏激的思想风气,那是很危险的。

问:可无知者远远比创造者要多得多。

答:所以我要强调知识的创造,文明的贡献,这太重要了。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早已经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受制于任何的权势力量,关键是看每个人是否有那个勇气来实践这个常识,是否真的坚守自己。很多缺乏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不等于他们就不知道独立性之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但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他们不坚守而已。因此,这问题今天早已解决,再讨论实属多余。创造性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它至今还是被人忽视的,也还没获得它当有的地位。我们国家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上会感到贫乏,致命的症结就在于创造性不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够,假如当代中国也像历史上曾有的辉煌时期一样,不断地向世界贡献老子、庄子、孟子,不断地贡献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话,我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没必要刻意去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了,完全不用这样表述,只要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作一块块文明的石头,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没人敢再轻视我们,也没人敢藐视中国的存在了。任何时候,文明的创造都是惟一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和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力量。

问:创造里也包含着独立性?

答:的确,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够加强他的独立性。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当他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正是他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如果他还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就肯定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比如,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希望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些人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没能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坚持下去,反而轻易地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轻易地封闭了自己身上那种创造的智慧,应该说,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创造性是一起失去的。那么多的作家,在五四前后,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极其优秀的作品,可建国后却几乎一事无成,我想,他们的悲剧不仅是独立性丧失之后奴性增加的悲剧,更是创造力衰竭、大脑闲置的悲剧。一个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丧失之后,他的独立性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问:可很多时候毕竟不能没有斗争者呀。

答:长期以来,文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以为面对思想压迫,精神强制,只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与它进行殊死斗争,要么就成为权势的奴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看起来不斗争,但也不应和,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从一个严厉的标准看,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懦弱,可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来说,他会不会觉得你的反抗和你的奴性也同样可笑呢?我一直在猜测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也许有懦弱的一面,但只要有健康理性的人,便会发现,那些荒谬的事实,那些无知的论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争辩,去计较的。时间自会给一切以公正的结论。那些沉默者也许仅仅是为了等待时间来作出裁决,因为那些常识性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之花费心力。我相信有这样一种人。你想,在“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说一种话,都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都认为领袖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前进的明灯,这里面的荒谬性,值得一个有理性的人去辩驳吗?“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等无知言论,值得你冒着性命危险站出来拆穿它吗?与其用人渺小的力量去对抗它,还不如静等时间将它抛弃,它迟早将被抛弃。沉默,有时是为了保住自己有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沉默者,而是说,要对沉默者也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只要他确实没有放弃创造。惟有创造性成果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像陈寅恪,其实他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决,并没有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确实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在他的研究所拒绝学习马列,可很多人都忘记了,陈寅恪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刚解放不久,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宽容、温和的。很难想像,“文革”时期的陈寅恪还会写这样一封信。可即便写了又怎样呢?说到底,写不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寅恪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在不丧失人格底线的基础上,继续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完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著作。又比如知识分子很喜欢谈论的顾准,他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也是在于他留下的一些重要的文字,没有这些,顾准的所谓政治立场将变得非常空洞,因为他当年所坚持的那个政治立场,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去争论了。只有文明的成果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并留在时间里。可惜的是,一些人总喜欢武断地面对历史的暗角,而失去对创造者的宽容;只要我们多一点点的宽容,文明的中断在中国恐怕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巨大和可怕了。

问:难道政治立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真的不重要?

答:应该看到,政治立场具有相对性,它不是绝对的。我也想过,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到底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但它的表达方式与政治家不一样。如果有人问我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就回答说,凡是有利于人更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我都是赞成的;凡是不利于人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哪怕是所有人都在说它好,我依然表示反对。这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因此,就具体情形而言,政治不应该是一个被全面首肯的东西,它需要监督,不是连党派内部都还有监督部门么。要监督就说明它是需要警惕的,会变化的。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创造的激情。只有这个不变,才能够应政治的万变。假若一个知识分子随着外面的政治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造方向,这种知识分子是非常可疑的。一个坚定、独立、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灵魂,应该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批判的品格,怀疑的精神,保持一种在野的、边缘的身份。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清醒的立场,而免于被一时的政治局势冲昏了头脑。记得刚刚建国的时候,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为光明的时代来了,伟大的时代来了,梦想中的美好时代来了,包括老舍这些原本在国外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回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他们所热爱的时代很快就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梦想中的伟大时代并没有尊重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热爱,而是用写检讨、戴纸帽、扫大街、洗厕所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激情,那个时候,你说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政治变了,他该怎么办?如果他又转而想讨好新的政治变化,那恐怕是永远都讨好不了的,因为政治永远都在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哪怕只要有一线可能,也决不将创造的空间拱手相让。今天,那个噩梦般的社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很多问题依然遗留了下来,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事还有不少。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创造派,每个人都有自觉的创造渴望,未来必定是辉煌的。中国人的创造智慧是非凡的,只要不把它消耗在人际斗争中,必定会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尤其需要提倡这种创造精神,创新能力。现在不是喜欢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但伟大复兴不是靠人口众多,也不是靠资源丰富,甚至不是靠经济增长率,而主要是靠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了哪些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贡献。

问:为何要如此强调创造的重要?

答:强调创造,就是怕知识分子落入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遗忘了自身的专业精神,专业贡献;强调创造,就是要反抗那种把简单的政治立场和道义立场当成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责的言论。我希望在道义立场和个人勇气之外,引进另外一个维度——对知识、文明的具体贡献。这是不可或缺的。塞义德有一本名著,叫《知识分子论》,它里面专门谈了一个叫范农的人。范农分析了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情况,时间大概是在1954年到1962年期间,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同声附和政党与领袖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是不够的,尽管反殖民,恢复民族自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政治,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应该仅仅是附和这种声音,这是不够的。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大概看到了这一点,就坚持另外一种思索:难道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如果是那样,当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后来范农就有一个说法,他说,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来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创造新灵魂。确实,你仅仅把白人赶走,这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是没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虽然完成了民族独立,但还得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新灵魂,不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就不是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为此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福柯想到的可能是像萨特这样的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他总是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的专业。假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成为一个发挥特长的个人,创造的个人,这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甚至是任何的专制政治、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不能摧毁的,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种错误的政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但错误过后,生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力量,因为那个基础还在,那个创造的渴望还在,就还有希望。但是说到这里,也得警惕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过分地强调创造,强调专业,我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技术主义者,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刻板的人。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既有创造的智慧,又有面对公共事务发言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如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所说的:“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思想。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就不是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为此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福柯想到的可能是像萨特这样的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他总是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的专业。假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成为一个发挥特长的个人,创造的个人,这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甚至是任何的专制政治、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不能摧毁的,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种错误的政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但错误过后,生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力量,因为那个基础还在,那个创造的渴望还在,就还有希望。但是说到这里,也得警惕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过分地强调创造,强调专业,我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技术主义者,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刻板的人。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既有创造的智慧,又有面对公共事务发言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如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所说的:“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思想。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

王 龙:谁“堕落”了刘心武

今年上半年,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中作了几辑“解读《红楼梦》”系列讲座,成为传媒的一大热点。之所以“热”,我猜想是有许多人追捧,同时也有许多人棒喝。有可靠消息透露,号称是“拷红”终结本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一书即将于11月底出版。据介绍,在这本书里,“红学家”指定刘心武对《红楼梦》有几大“罪状”。所以,与其说是“拷红”,倒不如说是对刘心武的一次“缺席审判”。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学会会长蔡义江将刘心武的“研究”称为新索隐派。“是因为老索隐派所认定的影射对象还确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连影射的对象也是虚妄的。”他认为,《红楼梦》没有什么“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揭秘”的方法来弄清的。红楼梦研究会孙玉明秘书长认为刘心武陷入“五大误区”:想当然尔、生造、治学不严、历史常识、不顾人之常情。至于其他一些“权威”,更是出言犀利,毫不留情,可谓刀刀见血。

婴儿洗澡椅热季促销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说实话,尽管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大骂刘心武“亵渎”了《红楼梦》,我却丝毫没有觉得他可怜,从心里还有点幸灾乐祸。不是本人对刘心武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向来对“红学”这个学科嗤之以鼻。我才不管他们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呢,横竖觉得如果抱着一本小说去殚精竭虑,终也搞不出什么国计民生来,倒是看到这些自诩“红学家”的人如食腐的蛆虫一样,个个脑肥肠满。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以“伤痕文学”领军人物出现的作家刘心武,本来是靠揭露社会现实的丑恶而起家的,他的小说《班主任》、《钟鼓楼》以及杂文集等在国内获誉颇多,身为专业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其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逾130种,有的作品在境外也受到好评。有如此成就,为什么偏偏死皮赖脸去“红学家”的碗里抢饭吃。

尼采说:“谁将声振人间,必将长久深自缄默”,所以我喜欢的是曹雪芹这样的人,他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红楼梦》,这种飞蛾扑火义无反顾的壮举,是他生前用潦倒、孤独、默默无闻换来的,甚至当时被人误解为疯子。但时间澄清了一切,他的绽放着生命力的小说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恒地璀璨地绽放。刘心武既然躲在北京郊野的温榆河畔的书房中,就应该学习学习曹雪芹,何必如此害怕寂寞?当然,刘心武不是不能研究“红学”,我觉得他没搞明白一个最最浅显的问题:曹雪芹落寞和孤寂之中方有如此巨作,而史册上记载的将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而不是清贫的曹雪芹。也就是说,人们牢记的刘心武是作家刘心武,不可能是“红学家”刘心武。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不学无术。

我注意到很多评论文章,大多数人对刘心武研究《红楼梦》不满都源于此,有人甚至夸张地用《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这样的标题来解读他,认为刘心武严重脱离现实,大搞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吟风诵月是误人误己。我不赞成片面理解刘心武,因为建立在偏见基础上的结论也只能是偏见。至于刘心武本人长年研究《红楼梦》能够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却不敢恭维。

读过柏杨的一篇文章《鬼话连篇》,他说“中国的‘正史’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只要读过《史记》的人都明白,司马迁当时撰写《史记》是一种什么状态。即便如班固、纪晓岚一样的权臣,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也无不是战战兢兢。于是,我们浩瀚的“史书”,除了努力撒谎,就是把史实割裂,全都是为“当代”所用的。当然,我不怀疑《史记》对研究中国史学的贡献,但这样的记述无疑是十分畸形。《史记》尚且如此,文学作品《红楼梦》能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什么价值呢?

都说中世纪西方学者研究“一个针尖上能够落下几个天使”可笑,但是比起现在的许多“红学家”来,我看要可爱得多。人家至少有信仰、谦虚,把神学当成了学术,知道自己不懂就去问。而今天中国的“红学家”有几个真把小说当文学的?说他们是食腐的蛆虫,是因为所有受过现代文学批评训练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事实,《红楼梦》不过是一本小说,为此弄出个“学”来,一大帮人靠一本小说吃饭,又是学会又是研究所,消耗了社会那么多的资源,占用了那么多的纳税人的血汗,却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还天天搞得鸡飞狗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让人糊涂的是,作家研究小说是应该本分,而很多“红学家”居然为此咽不下气,动辄群起而攻之。《红楼梦》是我们民族的文学遗产,但研究文学著作,却不是哪个人的专属权力,学者可以研究,作家为什么就不能?更让人糊涂的是,刘心武明明知道“红学”的无聊,却乐此不疲潜心研读若干年,并称自己将义无反顾研究下去。一个专业作家,不去创造与时代有益的文学作品,反而到古人的著作里捡垃圾,如此不务正业,难怪有人说他“包二奶”了。再想当年刘心武初出道之时,浑身充满着血性气息,成名作《班主任》洋溢着社会责任感。一篇现在看来都十分浅白的小说,当时能够引起极大反响,不就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吗?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三重境界: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路见不平一声吼,一点也不加掩饰;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看到什么都不顺眼,什么不平事都有一番微言大义;三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心淡了,就开始“躲进小楼成一统”,即便百般委曲也不再声张。我片面猜测,由单纯到复杂,再复归成熟的单纯,这是中国文人的必经之路;由混沌到清醒,再复归自觉的混沌,才是文人的彻悟。刘心武现在的境界大概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我认为刘心武研究“红学”也是种“堕落”,但是,究竟是谁让他走向这样的“堕落”,那才真是更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何清涟:拨开统计数字上笼罩的迷雾——分析群体性事件为何大幅“下降”

11月6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上透露:今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00起,同比下降22.1%。数字公布后,遭到海外普遍质疑,认为这个数字是配合官方建立“和谐社会”而瞒报的结果。

中国国家信用不好,统计数字习惯性地造假,当然是受到怀疑的主要缘故。但如果真要弄清楚下降幅度为何如此之大,还是得拨开迷雾,细细查找原因。

近几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大幅上升,尤其是近三年的三个数字更是被海外媒体广泛引用。2003年为58,000起,2004年为74,000起,而2005年则高达87,000多起。据分析,这些群体性事件当中,大部分就是因政府征用耕地与拆迁住房而引发的反抗。

从上述事实出发,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值得怀疑,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相比较于2005年的87,000起,尽管今年公布的只是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但下降幅度远比“同比下降22.1%”这一幅度要大得多;第二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未消除。如前所述,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二者都以褫夺民众的生存权为特点。这种对生存资源的侵夺已经让被剥夺者无任何退让余地,因而引起的维权抗争特别激烈。而2006年行将过去,却没有任何事实表明中央政府采取了大量得力的措施遏制各地政府征地拆迁。

如果中国当局仅有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头承诺,却无有力的行动来消除反抗的原因时,被剥夺者的反抗自然不会因获得政府口头承诺而停止,因为中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实在数不胜数,这种统计数字上的骤降本身就值得怀疑。

但这种因中国当局诚信欠佳而产生的怀疑毕竟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证据支持。于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核实原因。于是笔者上网查找资料,这才算是弄清楚统计数字骤降的真实原因。

在百度上输入“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9字后,立即出现58,400多条数据。从这些资料透露的信息来看,中央政府除下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之外,更严令各地方政府加大警力投入,责任具体到人,并将此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于是各地方政府闻风而动,给政府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而各地根据本地政情,将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分门别类,分解到各政府部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各地还有自己的“特殊舆情”,比如黑龙江省近年来发生了不少起食物中毒事件,该省政府及辖下市县则制定了针对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如《牡丹江市药品突发性群体不良事件应急预案》。其它诸如《厦门市出租汽车行业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深圳市教育系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等等,不一而足。

在中国中部地区中有代表性的湖南省,省委、省政府则宣称他们“认真汲取了‘三甲事件’、‘道林事件’、‘洪江事件’、‘汝城延寿、小垣事件’等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了比较规范有序的群体性事件应急机制”,总共出台了《湖南省重大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湖南省恐怖事件应急预案》、《湖南省严重暴力犯罪应急预案》等十余个应急预案,仅在2004年一年,省委、省政府为省公安厅特警队和武警总队特勤大队配备了1,500万元的反恐防暴装备。

解读这些应急预案,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1、强调以防为主,尽一切可能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对无法防止或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尽可能避免其造成恶劣影响和灾难性后果。2、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建立职责明确的管理网络组织体系。3、专人负责基层警情收集。

至此,可以作出结论:中国群体性事件骤降,除了地方政府因政绩考虑少报瞒报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政府为了加强社会控制能力,倾力加大投入,将镇压力量武装到牙齿。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用政治暴力强迫反抗者噤声这一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