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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徐洪慈4幅/胡思升提供）

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人，以折磨人为业，以折磨人为生，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类人的圣旨。尤其专与人斗者，更是乐此不疲。所谓“斗”就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血腥的折磨；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亲朋，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谁对谁呀？怎么仇得如此不共戴天，怎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他们已经不是人，是兽；而人一旦变为兽，比兽还凶残！（右图：作者沙叶新）

有些人，虽善良，但软弱；虽忠厚，但糊涂；虽不幸，但不争；虽无辜，但无悟。他们是被折磨的，是被批斗的，是被蹂躏的，是被奴役的，但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说个“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压迫者之间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千万顺民成就了嗜血暴君，是犬儒化了的懦夫孱头营造了虎狼似的极权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助纣为虐的罪恶，但却有听之任之的过失。

可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站起。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抵抗极权帝国的铜墙铁壁；以血肉之躯，挑战专政机关的绞肉机器，即便粉身碎骨，碾为齑粉，亦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只是人的自由，为的只是人的尊严，为的只是认一个死理：我没罪，就是不服！他们的抗争大多起于个人的不幸，并非为了普救众生，但这悲壮的以弱对强，这惨烈的以卵击石，其意义大大超过抗争本身，其影响重且大，深且广，因为这类人太少，成功的更少；也正因为少而又少，他们就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虽然这面旗帜布满弹孔，沾满血污，残损如破碎的布条，但它仍然是旗，仍然在风雨中矗立，猎猎飘扬，给还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人们看到抗争的希望。

徐洪慈“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便加入中共地下党。1951年18岁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并先后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人的赏识和重用。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冰雪聪明，是公认的高材生。1958年中“阳谋”毒计，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此，徐洪慈的命运陡转，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超凡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得以在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的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右图：1957年的徐洪慈）

正是：三十年来家国，三万里地山河，命运坎坷，岁月蹉跎，斗志何其巍峨，威武不屈奈我何！

徐洪慈入狱时，翩翩年少，归国时，青春不再。亡命3万里，流放27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终于使打翻在地的自己重新直立行走，因为他是人！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在精神上的“直立”，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躯体的直立更加艰难，以此而言，徐洪慈乃是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大英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说：“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1981年的徐洪慈

该书不仅实录了徐洪慈个人的悲惨遭遇，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令人恐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是全控型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失去自由。在社会的大监狱，亦无自由。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有出国自由吗？有在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做自我检查和不揭发他人的自由吗？住旅店要证明，去餐馆要粮票，亲友投宿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结婚登记要单位批准并开具介绍信……个人空间全部丧失，个人自由寥寥无几。在专制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自由是和个人主义、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义的贬义词。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

1991年的徐洪慈

为虎作伥之“伥”乃专制基础

该书还写了另一类人，作者称之为“伥”，为虎作伥之“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作者以此专指那些落井下石的帮凶，如监狱里的告密者，如学校中的批斗者。“伥”是极权社会制造的，是批量生产的，是从不匮乏的货色。虽然他们的为虎作伥或出于被迫，或仅为自保；但也有大批甘心效忠，邀功求赏者。他们狐假虎威，鸱目虎吻，同样能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伥”的大国，他们寄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是政治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有了“伥”的存在，对人的控制便无孔不入，使得人人自危，相互间失去任何信任，只能“视他人为监狱”。徐洪慈之所以能逃出天罗地网，是得力于他对“伥”的透彻了解和高度警惕。

“伥”之为患大矣！正因为当时有各类大“伥”小“伥”形成的专制基础，“反右”运动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也正因为至今“伥”们还没最后绝迹，所以“反右”运动尚未根本否定，“右派”也未能彻底平反，甚至连纪念或研讨一下已经过去50年的这场“反右”运动也无法举行；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场灾难让人遗忘，历史教训得不到深刻总结，大小“伥”们还可能继续作祟；这也就为未来留下可怕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妖雾又弥天，“反右”又重启，“伥”们再登台！

徐洪慈1984年返国后，曾经重返斗过他、关过他的伤心之地。他发现当年那些“伥”几乎都无好下场：校园里的那些“伥”在文革中被后起的“伥”残酷批斗，备受折磨，或自杀身亡，或老年痴呆，皆无善终；狱中的那些“伥”，因作恶多端，不敢露面，最后竟大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这亦有其必然，徐洪慈说：“我是学医的，知道人的情志对健康的影响极大。整人的人，因为’应力’的作用，也使得自己的情绪极坏，而且成年累月的坏，它会在人体内产生一种剧毒，这种毒素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致癌因子’.链子是锁人的，但它也被链桩锁住。”

一个劳改干部对徐洪慈说：“囚犯是有期的，我们才是无期的……”

这都是警世之言，更是警“伥”之语，还在害人的大“伥”、小“伥”、武“伥”、文“伥”们请深思、再深思！

徐洪慈的被平反、“伥”们的遭“天诛”，虽然都是“迟到的正义”，但不论早迟，正义谁也无法阻挡，它是永恒的太阳！

徐洪慈说：“历史正被迅速改写着，我只是篝火边的一个资深的讲述人而已。我必须尽快地讲述，把一段’永不服罪’的故事保留给后代。”

作者最后写道：“一粒小麦落地，很孤独，但如果它坚持着，就会孕育无数的小麦……”

说得极为含蓄，但都懂了。

2006、3、28上海善作剧楼
首发动向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跑？”书摊上的十年如一日热卖，电视节目里的刀光剑影，校园和街头孩子们嘴里的“嗨、嗨”声……我何尝不知道金庸是现代某些人的偶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给别人的心里添堵，当然是让人十分生气的。所以，这次我说金庸，请他的“粉丝”朋友们放心，本人乃一介平民，再怎么“诋毁”他，也丝毫不损伤“大师”的形象，就像当年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斥责莎士比亚“极端荒唐”，也没有改变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推崇。金庸固然不足以与莎翁比肩，本人又哪里敢望托翁的项背？再说，虽然中国文人向来自诩“以笔代刀”，如果没有政客的暗示，就算是所谓的“口诛笔伐”，也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断然没有任何影响力。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捡别人的剩饭吃，对于金庸，讨厌他就不读他，完全没有必要加入“声讨”他的行列。只是拙文《由王朔骂俗说开去》（《南风》杂志）发表后，激怒了一些“金丝”（时髦用语）。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了我的邮箱，曾经连续几天收到很多“大侠”的来信，可谓铺天盖地。他们谩骂声讨，即便中国的大使馆被炸、看街头杀人强奸，都没有见过谁这样歇斯底里，那劲头似乎被人掘了祖坟一样。又知道我不过是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所以，一个个杀气腾腾，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掌门人”发表不同的观点，言语中的“侠义”口吻，让我怀疑他们和金庸的小说一样是不是搞错了年代。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向来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们既不委身豪门，也不结交官府，讲的是“仗义疏财、不贪不吝、与世无争”，此为所谓的“江湖”。不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到底有没有，连金庸也说不清楚，在北大授课时，被人问的一脸尴尬。倒是“金丝”们有创意，动辄把那些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的人说成“不够江湖”，似乎只有从金庸的小说中才能悟出为人之道，才能找出匡扶正义的办法，才能体验出那些大侠们的侠肝义胆，否则就是冥顽不化。

不否认自己曾经说金庸的小说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强盗就是江湖好汉，追溯他们的祖宗，就是所谓的武侠。近代以来，他们跻身于官府，与社会上的流氓、土匪合流，不过是从小说里走到了明处。我最恨的正是这样的强盗——他们靠强取豪夺、盘剥平民发家，却以执法防暴、红顶商人之名掩盖，直到现在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霸道。

众所周知，金庸是位叫査良镛的文人，“金庸”是他写小说用的笔名。人们习惯于叫他金庸，可见其小说影响力之大。既然他是人，自当有人的习性，不管他的作品多么凛然大义，也不管他有多么大的知名度，我们要明白的是，他本人也无非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名利，这本与“江湖侠义”没有任何瓜葛，至于后来被谁看出了“价值”，也和查良镛没有多少关系。但中国自古有“文如其人”之说，所以论及金庸就不能不谈查良镛。

大概是1996年，我到杭州参加“报刊副刊言论研讨会”，到西湖风景区游览，导游见我们都是“文人”，便兴致勃勃特地带我们去一个写着“游客止步”的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将是金庸（查府）的私家地皮，占地面积共4亩地。说金庸要在这样的寸土寸金的地方建造一处休闲的别墅，居然被当地政府批准了。有同行慨叹：“谁让人家是金庸呢？”

我当时惊讶莫名，作为国家一级风景区，是全国纳税人的血汗供养之地，国家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建筑私宅的。就是有地方长官“厚爱”，我当然也没有资格责备他们不维护国法的尊严，况且中国这些年的现实状况也与武侠小说里的“江湖”相似——强者大于国法。他们即便杀人也和捻死个臭虫一样简单，又何况区区几亩地皮？我只是不明白，天天红口白牙说自己淡泊明志，到北大、浙大授课都以佛教徒自居的金庸，怎么也像他笔下的武侠一样如此蔑视法律呢？

“既聚积财富，言行不一，岂不伪善？”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台湾作家李敖当面问金庸的，据说金庸当时顾左右而言他。（参见《李敖作品精选》第四辑153页）依仗着自己的名气，肆意盘剥中国大陆纳税人的钱财，他有什么颜面标榜自己“淡泊明志”？我在这里怎么也看不出他自己标榜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倒是看到他的圆滑乖巧、阿谀权贵。一个如此伪善的人，再怎么翻云覆雨，也只能骗骗小孩子，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成年人陶醉其中并乐此不疲！

我坚持自己的观点：金庸的小说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流行无可厚非，谁喜欢谁就去读，本人无权干涉。消极遁世也罢，张扬侠义也罢，就算把它吹捧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小说，再让人拥趸也无非是业余消遣之物。退一万步说，就算把谁麻醉到不谙世事，又与我何干？但是，现代文明毕竟不会接纳什么江湖义气，崇尚法理、推进民主、反对个人复仇等已成为这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至于有人把社会的公平寄希望于“侠义”，甚至想借此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并口口声声说什么是“人间正道”，这正如有些人到现在还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某些“清官”身上一样荒唐之极，而历史却无情地告诉我们，无论成王的刘邦还是成寇的李自成，“清官”都没有挽救他们因腐败而灭亡的命运。

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逆社会文明潮流而行，用所谓的“侠义”作掩护，骨子里却是对生命的无情蔑视和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表里不一，玷污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义哲学；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用伪善养大了一批“白眼狼”，他们天天咒骂自己国家的孱弱和国民性的堕落，却从来无视社会公德。也许，大部分读他作品的人是动机是单纯的，但可曾想过另一些人却是别有用心？他们以“江湖”为教化，让人们沉溺在花红柳绿、情爱恩仇的虚幻空间里，自己却时时处处和武侠一样，蔑视和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和话语权。

金庸为什么这么红？是谁让他这么红？如果说这是大众的需求，那么，“文革”时期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不是也算大众需求？谁又敢说当年的人们不是为了消遣？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所谓的“消遣”背后，又哪个不是掩盖着愚弄麻痹，让人们失去对大是大非的判别力，所演绎出来的都是倚强凌弱、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这难道仅仅是个“俗”字能概括的吗？

我觉得好滑稽，揭露贪污腐化没人应和，痛斥愚民教育无人理会，仅仅说了句金庸俗，就惹来了“金丝”们的“无影掌”，并正告我“没有读过金庸就没资格对金庸指手划脚”。对此，我仍然是那句话：难道必须去吃完一颗腐烂的桃子后才能说它是烂的吗？

在大陆，关注经济形势的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投资增长的速度依然高居不下，而居民消费的比例还在下降。对于百姓来说，最容易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政府试图抑制房价的努力完全失败了。11月 5日，大陆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司长姜万荣在一个报告会上不得不承认，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成效还是初步的、不稳定的，部分地区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胆地出现在媒体上。一周来，一向敢说话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再度成为媒体的宠儿。任志强此番言论的中心，就是从根本上挑战温家宝抑制房价上涨的合理性。任志强的核心观点是，房价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家宝把抑制房价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大陆经济的问题，不是房价太高，而是工资太低。

几乎与此同时，在精英阶层中颇有影响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新一期上发表了“‘房地产新政’方略需调整”的社评，也加入了批评当局的合唱。胡舒立批评温家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坚持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行政手段，结果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房地产价格“且调且涨”。胡舒立还特别指出了温家宝房地产新政下出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房价全线上涨远超中低收入层负担能力，另一方面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机关、事业单位继续盖房、分房，且标准越改越高，以“经济适用房”之名对本单位员工行福利分房之实。而且，盖房和购房资金其实都来自银行，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政府调控的难度成倍放大。

在胡舒立看来，温家宝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把“供需两方的实力导入市场”，因此不能借助市场的力量来恢复失衡的经济。事情果真如胡女士想象的那样简单吗？在旁观者看来，大陆的现实，不仅是政治上官权远远大于民权，而且在经济上，官家财富的实力也远远大于民间的实力。这是因为大陆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也没有经历私有化过程。国家控制的资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力量对比之下，彻底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把小民逼上绝路。遗憾的是，以胡舒立为代表的一批大陆精英，至今看不到这一点，仍然沈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之中。

最近，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大陆主张市场化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中，终于有人开始认识到，大陆官肥民瘦的现实，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宋国青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当前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

宋国青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给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陆老百姓的消费上不去，并非因为他们有钱不愿消费，而实在是因为钱太少。宋国青指出，在总体上，大陆的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国民总储蓄中，居民的个人储蓄仅占30-40%，而国家控制的政府和企业储蓄，占了大半边。

自1978年以来，大陆的国民收入在官府和民间之间的分配，经历了一个U字型。先是放权让利，走向官瘦民肥，然后是宏观调控，走向官肥民瘦。从官瘦民肥到官肥民瘦的大逆转，起自朱鎔基上台，尤其是94年的税制改革，这个趋势越来越强，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4年间，大陆财政收入从2万亿直逼4万亿人民币。温家宝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官越调越肥，民越调越瘦。不知温家宝自己是否认识到，这决不是什么好兆头。温家宝，也包括胡锦涛的麻烦在于，不从根本上改变官民资产实力的对比，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都只能是越调越官肥民瘦，从而加大官逼民反的危险，但要彻底扭转官民资产的实力对比，胡温能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吗？

杨振宁原本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可是这几年，他却越来越象个娱乐圈的名人，且不说他的跨世纪婚恋，只听听他关于中国教育的几番高论，就觉得这老人家的确与众不同。去年他宣布“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今年又放出话来：“清华学生平均素质比哈佛好！”前不久，更声称“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一连串的言论使得中国教育瞬间“焕发新颜”。他贵为美国公民，有如此高尚的爱国情怀，不能不让土著的国人叹服或汗颜！然而，在杨振宁的一系列言论背后，是中国教育界的质疑和羞愧。

日前，网易发布了一份调查：“您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在2,420票有效投票中，有1,912票认为“完全失败！中国教育如果再不加大整改力度，十分危险”。担任Google中国区总裁的著名计算机专家李开复在《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中写道：“创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于是否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研成果。”

但是中国的高校大多陷入了追名逐利的漩涡中，始自上世纪末一哄而上的、不注重质量的大学扩招，虽然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却没有达到多培养人才的目的。有些学生学习四年后才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根本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导致就业相当困难，甚至发生了大学生毕业后为了就业再去重上中专的事情。

更为恶劣的是，为了金钱和名利，高校普遍存在着造假现象。学术造假，论文造假，项目造假！最著名的就是上海交大的一个陈姓教授，居然将从美国买回的芯片上的标志打磨掉后，再刻上自己的logo，说成是自己研制的芯片，大肆骗取科研资金和学术声誉；一些高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屡次发现抄袭现象；少数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大量发表粗制滥造、生拼硬凑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公司而让博士生成为免费劳工；学校为了赚钱开过多的ＥＭＢＡ或软件学院课程，让老师把精力都花在那些“高学费”的“高龄生”身上而忽略了真正的大学生……

上个世纪初，胡适曾在《归国杂感》一文中感叹：“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感叹过后，便列举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虽然间隔数十年，现在看来，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仍有警醒意义。但是就是这种“简直可以亡国”的中国教育，竟被杨振宁吹捧为“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美国高校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杨振宁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为什么一而再地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唱赞歌呢？显然他是中国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屁股决定了脑袋。可是，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杨振宁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说话时理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信息中心理事，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十五日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曾任美三所大学全职教授

一位学者评论余英时获奖这件事时说，余英时能被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选为全职教授，这份殊荣已足以证明其崇高地位。然而要谈及他的终身成就，他的学识远比这类生涯方面的成功来得更重要。

现年七十六岁的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一九三○年一月廿二日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学院第一届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余英时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一九九○年代初他还获邀出任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同侪誉为当代最伟大中国史家

余英时著书逾卅部，其内容涵盖范围超过两千年，重要作品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史学与传统》（以上为时报出版）、《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等，最近的作品，为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同侪形容余英时是「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他是同时在中美两个世界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余英时说他还不知道要如何运用奖金，仅开玩笑表示「有一部分要缴税吧」。

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九十一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二○○三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

下月初赴美国会图书馆领奖

克鲁格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二○○三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去年则没有获奖人。

本届克鲁格奖的得奖人遴选工作从今年春季展开，国会图书馆邀集馆内外学者从两千多位人选逐一过滤。十月，国会图书馆馆长召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就最后九名入围人选进行讨论，再由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余英时和弗兰克林两人将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今年一月，由哈珀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在大选中击败马丁领导的自由党上台执政，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三年的加拿大自由党执政时期。

在自由党执政的年间，加拿大的两任总理克雷蒂安、马丁都强调在外交上摆脱美国的阴影，因而与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到去年马丁与胡锦涛共同宣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夥伴关系，可以说是把加中关系推到了顶峰。

哈珀政府上台后，由於在国会是少数政府，反对党随时有可能会联手把保守党赶下台，因此哈珀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内政方面。在外交上，哈珀走出的最重要一步棋就是修补自由党多年来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在对华关系上则迟迟没有动作。

今年春天，加拿大外长麦凯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提到中国，内容是中国工业间谍在加拿大的活动给加拿大造成重大损失，加拿大政府准备正式向中国提出交涉；接着，总理哈珀本人也出面支持麦凯的说法。同时，哈珀却阻止了一名保守党国会议员以私人提案的方式向国会提出台湾事务法草案，转而把草案交给国会外交委员会由专家评估，并在专家认定草案会极大刺激中国之后，无限期地搁置了草案。在贸易方面，加拿大与欧美一道，指责中国在进口汽车部件方面违背承诺，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就此进行磋商。

到了夏天，加拿大国会四个政党一致通过决议，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但授予仪式却不是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举行，而是在温哥华一个佛教活动中心由移民部长出面颁发荣誉公民证书。

更值得一提的是，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力排众议，於六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就历史上向华人移民徵收人头税的种族歧视行为正式道歉，并向直接受害人及配偶道歉、赔偿，解决了自由党政府多年迟迟没有解决的问题，受到加拿大华人社区的讚扬。

此前有报道指，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凯自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进行会晤。外长麦凯月底出现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中国国庆庆祝酒会上，也让不少人喜出望外。接着，加拿大农业部长斯特劳赴北京，成为哈珀政府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随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在访问加拿大期间，邀请哈珀本人尽快访华。哈珀办公室则证实，哈珀希望在十一月於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上，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晤。外界估计，届时，加拿大总理哈珀一定会向胡锦涛当面提出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塞利尔被从乌兹别克斯坦引渡回中国被判无期徒刑的事件。

同时，哈珀政府的高级官员证实，哈珀政府考虑寻求更加有效的方式取代加中年度官方闭门人权对话会，让这种对话能够真正为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过场。这位官员还表示，哈珀政府重视发展加中两国的经贸关系，但同时也会履行竞选承诺，重视推动中国改善人权，把原先自由党政府只重经贸、忽视人权的政策向经贸与人权并重的方向调整。

有研究加中关系的专家认为，加拿大的对外贸易是与美国进行的，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夥伴，也是加拿大的近邻，保守党政府需要通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推动加拿大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华关系方面，双方不大可能重新回到自由党执政时的黄金时期。去年成立的加中战略夥伴关系工作小组在哈珀执政之后从没举行过任何会议，目前已经陷於停摆状态。

首发动向１１月号

香港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大陆化。由於一时没有直接影响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一般人未有强烈的感觉.这就是所谓「温水煮青蛙」：水温慢慢热，青蛙是一时不会感觉得到的；当牠感觉到时，已不能跳出沸腾的水而死了。在种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中，传媒的受控和自律，是最堪忧虑之一。

中共靠两根桿子起家：一是枪桿子，二是笔桿子。在香港不必用到前者，后者则靠传媒的受控和自律，掌握在手中。传媒受控和自律，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受到限制、窒息、剥夺以至最后死亡。这时候，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就受到了威胁，也难於反抗而悔之已晚。

新闻自由度香港排名大跌

国际的观察者，反而对此较为敏感。上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佈全球各国各地新闻自由度的最新排名，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三十名，下跌至五十八名，降了十九名，远远低於南韩（二十一名）和台湾（四十三名）。香港记者协会就此发表了声明，呼籲社会人士关注。

收购、利诱、限制採访和拘禁

香港传媒为何受控和自律？

（一）有些传媒被大商家收购了，不再是公器，而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他们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是他们的利益提供者。其中一些还有官方背景，而且是很敏感的部门，如国安部。

（二）容许电子传媒在大陆落地，报章杂志可让国内机构订阅。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受众扩大了，广告来源也多了。这就是以利引诱.

（三）对与中方有密切关系的商户，提示给某些传媒广告，抵制某些传媒，这也是一个以商业利益的引诱和威吓。

（四）禁止某些未能受控和自律的传媒，遣派记者返大陆採访，限制了它们有关大陆消息的来源和报道。

（五）打压、拘捕、监禁一些记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海峡时报》的记者程翔，竟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不公开审讯而被判处五年徒刑，杀鸡儆猴。

（六）除了对传媒的老闆以利相诱外，对主管实际编务的高级人员，也以高薪收买.在最近一家传媒的年报中，发现有人的年薪竟达五百万、三百万等。这些高薪的人，过去在别的传媒任职，立场是比较开明而有专业道德的，现在完全转悀F.这家传媒，业务并不旺盛，甚至可能亏蚀，为什么竟能这样阔绰慷慨呢？

（七）一些过去有左派背景的新闻从业员，脱离原来的左派机构，走到一些外貌中立的传媒去担任高职，掌握或影响了编务方针。这些传媒的老闆说：任用这些人，就是要搞好与中方的关系，他们才可揣摩得准中方的意图.（八）过去，站在传媒最前线的记者，「初生之犊不畏虎」，而且还有年青人的理想和纯真，大多不受到受控和自律的影响。但他们受制於编辑和採访主任，写了的报道，往往被删改歪曲。最近一两年，这些最前线工作者的队伍中，也渗入了一些中方派遣的人。

受控和自律的因素，在传媒中自上而下都存在着。

造谣、不报道、小骂大帮忙

传媒受控和自律的现象，怎样反映出来呢？由於香港还有一个传媒的自由市场，太露骨一边倒的受控和自律，不会被受众欢迎而被唾弃，这样不但会亏本，而且受众很少不被中方重视。所以，手法是五花八门的，甚至各显神通，针对自己特定的受众而採取不同的方式。

（一）捏造事实造谣，抹黑打击某些特定人物。最突出的事例，程翔被捕时，造谣说他收取台湾金钱，指他在深圳包二奶（有名有姓）。后来该妇女来港，要起诉该传媒诽谤，该传媒只好赔款作庭外和解。又例如，指称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派钱叫人去示威请愿。又例如，说○三年的「七？一」大游行，每个参加者可获派五百元。五十万人的大游行，要派钱，怎样派呢？造谣伎俩太低劣了。

（二）不报道某些事件或人物的消息。最明显的是，法轮功的消息全部封锁，有关的游行、集会、记者会，不论电台、电视、报章都绝迹不见。尤其是最近摘取活人器官移植以牟利。这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但香港的传媒却提也不提。

（三）对大陆的负面新闻，不报道、淡化报道或轻描淡写，不引起受众注意。近年来，大陆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是很值得注意的社会形势，传媒却全没有相关的报道。

（四）小骂大帮忙，对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採取这样的态度。为了欺骗受众不能不「小骂」，以示其中立；另一方面对某些事却大吹大擂，为中共和特区政府争取群众，点缀昇平。

抹黑民主派，佔据专栏地盘

（五）无中生有，小事化大，譁众取宠，去抹黑泛民主派，打击泛民主派的声望。对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只报道一方面的言论，诬衊主流派，对民主党的声望产生负面的影响。

（六）让某些左派人士佔据专栏的地盘.明知写得不好，不受读者欢迎，也长期刊出。其中的一些，甚至是直接由中联办供稿的。一些未合乎受控和自律的作者，则被逐渐剔除减少。为了掩饰，虽然一时不是由左派人士取代，也由一些只谈风花雪月的作者填补.

（七）所谓「公信力」的真相。一些传媒自诩其「公信力」，但细心去观察这「公信力」，最多只是没有造谣报道假消息，并非公正地去报道一些应该报道的消息。这样也是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不让受众知道应该知道的消息，这样算什么「公信力」呢？

怎样突破传媒的受控和自律

香港传媒的受控和自律，因为还有一个自由市场在牵制着，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情况正在深化，到了有一天，传媒之间再没有自由竞争，受众越来越麻木而不计较传媒的受控和自由程度，便会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通讯科技越来越发达，在一些地区，互联网络和手机短讯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香港在这方面还是很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去抗衡传媒的受控和自律。特区政府一直不肯开放大众电波，最近不但不发给民间电台牌照，还加以封闭和检控，这就是害怕传媒的受控和自律被突破。香港市民应该支持民间电台的设立，越多越好！

 

十七大之前的胡锦涛陷入空前的困难，困难来自於内政、外交与人事三个方面。首先，胡锦涛的向左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外界觉得他没有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眼光与格局。事实上，劳民伤财的先进性教育反而增加了党内的悲观情绪，以及中国社会走投无路的心理。为此，胡锦涛悄悄向中间路线调整，强调左右都能接受的「和谐社会」理念。但问题是，胡锦涛拿不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更没有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如此一来，胡锦涛的权威与地位都不稳固。

其次，胡锦涛的对朝政策完全失败。原本希望用向左转来协调与金正日的关系，并加大物资援助，但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重创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让中国在国际上蒙受耻辱。虽然胡锦涛压制国内政策检讨的声音，但是其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前段时间，中共对於港台政策的灵活手段大多来自於曾庆红，体现一种向右转的思路，与胡锦涛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在中国逐渐崛起的特殊背景下，胡不能掌控外交主导权如同一个船长失去了舵手权利，因此带来的困扰，非同小可。最近，胡锦涛希望开闢新的外交空间，如非洲外交等，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再者，十七大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曾庆红的去留。从胡锦涛的权力要求来看，曾庆红退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胡锦涛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失误，独撑大局几乎不可能。当然，胡锦涛可以霸王硬上弓，但将导致中共精英层的分裂，加速政权的解体.但是，曾庆红不退休也有问题，哪怕曾庆红留在第二线，对胡锦涛都是实质威胁，如同当年华国锋让邓小平保留一个副总理的位子。华国锋虽然靠邓的能力稳住大局，但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自己边缘化。华国锋为了中共的整体利益，牺牲了自己的权力利益。胡锦涛能做到这一点吗？可以说，这是胡锦涛的天人之战。因之，胡锦涛留下曾庆红，自己将走向边缘化，但不留曾庆红，自己的政治路线不得人心，而领袖魅力又十分缺乏，这个局面显然越来越难维持。

或许，胡锦涛的唯一希望是时间，但中国恐怕不给他这个时间了。胡锦涛指望年龄优势的共青团系的支持，终将成泡影，如同华国锋指望革委会的支持一样，因为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台湾福升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时间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将于十九日在墨尔本市艺术中心大厅演讲，讲题是：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大家引颈期盼这次盛事。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坐庄，多不胜数的新歌涌现，我天天歌唱“解放”，时时学习革命道理，这个八岁孩子的脑子，一下子装满了政治──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当然就要爱属于我们的台湾，它们三合一。这些早期的认识是从唱歌而来。

学唱的第一首有关台湾歌曲

五四年底，我学会了第一首爱台湾的歌曲：“在祖国蓝色的海洋上，有一个太阳最先照耀的地方，她是祖国最大的海岛，形状像美丽的石榴叶子一样。啊，啊，啊，台湾啊，我的蓝色的海岛啊，你是这样富庶美丽，像宝石在闪着霞光。如今啊，如今啊，玉山的高峰上飘着星条旗，马场日夜有杀人的枪声。蒋介石把台湾变成地狱，美国鬼子到处屠杀中国人民。啊，台湾啊，我亲爱的土地，你的血不能再流，你的苦难已到了尽头。。。。。。”

这首歌，曲调极尽优雅，歌词温情脉脉，是我头脑“解放”五年后唱的第一首抒情歌曲。每当唱这首歌时我总是深受感动，眼前浮现出那片石榴叶子，心升腾起对它的爱意，这份情从此存放于心。

五五年开始，有关台湾的歌多起来了，歌词似乎还是一片深情，什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但接上去的就是要解放台湾，用武力──“怒火熊熊，炮声震天，要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圪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已发出了庄严号召。。。。。。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一首歌比一首歌强硬，一首歌比一首歌充满火药味，恨不能马上打过去，把台湾打个稀巴烂，“解放”台湾。

以后是有关台湾消息的一大片空白，那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革文化的命的时期。偶而传来“九股蒋帮特务乱窜犯中国大陆”等新闻，一晃而过，大陆自顾不暇，大概是忘记要“解放苦难的台湾”了。

文革后，七八、七九年，在重庆市政协上班的原省二监犯王抡轩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向台湾作统战宣传不要再提中国人民生活美好，家里已有自行车、收音机这样的话了，要多宣传祖国的锦绣河山，血浓于水，欢迎台湾同胞回国观光等等。后来才知道，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人生活富裕，汽车、电视机已经很普遍。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大陆有点像叫化子向富翁炫耀自己的破背心，很丢脸。

八七年来澳洲后，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的议员们打架，耿耿于怀了好几天，难以解释。朋友说，打架总比一致举手好，打架至少说明他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话很新鲜，真还点在穴位上了。

数年前听说美国一个叫辛灏年的学者写了本书，讲“谁是新中国”，结论是已经走向民主的台湾才是新中国。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就这样，在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我可以获得各种资讯，对台湾的认识点滴积累，逐步全面。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我还是耳听为虚，直到我交了几个台湾朋友，那才是眼见为实了。

一个台湾人给我的政治启发

台湾朋友，除了待人接物平和寛容，重视文化礼貌道德修养，事无钜细遵从法律秩序外，令我吃惊的是台湾人的民主素养，那是近几十年来台湾人不断改进的结果。

我只从他们当中举一个人为例，简昭惠，她发给我的email说：我是个“彩色”的台湾人。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是永远的“文学在野党”，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政党忠诚和信仰。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去监督他们有没有犯错才是真的。做为一个知识份子要争取自由，但也不要忘了寛容，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一直是我所乐见和捍卫的。

德国哲学家康得曾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很贴切的政治本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政治是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妥协的产物，也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不变的真理，完美的社会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认知里，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应具有理性面对的思考能力，才不至于被催眠，而将政治理念当成宗教信仰，或把太高的道德期望寄托于领导阶层或把政治人物神化或偶像化。

台湾目前政治体制的可贵之处在于：政治人物太烂人民有权利用选票让他下台。识人不明选错人顶多忍受几年。。。。。。

我对政治不太狂热，但觉得民众需要有些基本常识，可以避免被政客误导和操弄。

这个台湾的知识人，一位普通的龙应台的“粉丝”，她的看法体现了台湾人的平均认识水平。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她对政治、政党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评价，颠覆了我们──大陆中国人的全部认识，这是一种根底概念的大颠覆。龙应台说“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从台湾人民身上，我看到了民主，触摸到了民主，他们配有一个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

我惊喜，台湾之所以可爱，原来是这里有民主！至此，我才能说我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片美丽的石榴叶子，她在我心里变得真正可爱，一种扎实的可爱，是从真实的生活中了解体会认识的，并非是嘴上唱得好听。

我爱民主的台湾，我爱爱民主的台湾人，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小，学习民主ABC的历史不长的大陆中国人，愿意做龙应台的新“粉丝”。

首发开放11月号

当人们面临和进入政治这遍领域时，他们应该怎样直面功利、道德、责任以及正义所呈现的诸多问题。政治不是抽象的道德伦理和茶余饭后的无聊清谈，也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私欲和极端功利的获取，而耍弄邪恶及其愚蠢的聪明所形成一番大业的渡河的木筏。政治哲学的理念以及政治的行为，都将进入到公共社会的实践中去。其面临和遭受到的一切并不是功利的辉煌，还有私欲的满足。它所要做到的是：为了极为负责任的正义行为和申诉，去实现宪政自由民主的信念和联邦自治共和的架构。在极权主义邪恶而残暴的镇压和迫害下，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义凛然的精神而直面人生的苦难，以及在政治实践中的精神的火焰。同时帮助并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寻求宪政自由民主的理论和联邦自治共和实践的支撑点。自人类反抗来自极权主义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之时，自由民主的精神和信念，就象一座横跨邪恶政治之河的木桥。这座木桥虽然简陋，但是却能经得住暴风骤雨的摧残而屹立不动。它使人类看到那彼岸的安全地带；而不惜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从这座岿然屹立而毫不动摇的木桥走向辉煌的彼岸。

然而，从这座木桥通过而走向彼岸的政治人，并非都是圣人。恶棍就是恶棍，流氓就是流氓。在这类人中也有相当的一批政治恶棍和极端功利的政治流氓，这类人也有思想、行为和责任。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是为了满足其如何攫取现实功利而思想，其行为和责任都是为其私欲的扩张而行动和负责。这类人即便思想、思想再思想，但是其行为和道德伦理在为满足自己的极端功利和私欲的扩张时，都脱离不了恶棍的性质以及流氓的德行。

在现当代政治的搏击中，宪政自由民主、联邦自治共和与专制暴政、独裁恐怖的冲突、取代和转换，其抗争的形式是极其残酷和惨烈的。

这就需要政治人普世的价值观来揭露和批判当代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自由民主的镇压和迫害。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想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就需要发动公民社会中一切具有上述观念及其思想者的参与。政治哲学的思想者其应该履行的政治行为，是以道德正义的批判，在运用其所积累的知识和政治的经验；形成一种政治领域中的知识性的语境立场。在这基础上，既要直面来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又要面对来自政治恶棍及其流氓似的攻击和污蔑。这就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去权衡、回避以及直面这些带有极端攻击性的邪恶势力。

当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公民的身分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社会的政治变革中时，这本身就是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暴徒、恶棍及其流氓的行为、以及悲观懦弱、犬儒似的吹捧、自我流放的弃世作风、精神似的孤芳自赏的彻底否定。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些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公民性参与，是不可能从恢弘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境界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每个人对现实社会所呈现的暴戾和恐怖势力的抗争，都是有其局限性。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利，但是也要随时随地的用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来权衡斗争的度量。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经过人生的苦难和精神火焰的铸造后，而形成关注时代重大政治的趋势和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奋力地超越现有的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坚持自身所经过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经验及其政治智慧，以及普世的道德价值和正义感。同时对自己以生俱来的私欲扩张及其极端功利的索取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识和警觉的态势。只有这样，在形成当代政治人的同时，才能具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政治信念的思想与行为。从而明确了对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进行彻底政治变革的目的。拒绝将这些批判与实践，变成政治赌徒的私欲的扩张与极端功利的掠夺似的政治游戏。而那些政治上的流氓、恶棍、街痞的愚蠢而耍小聪明的政治杂耍，在当代的所谓的政治学术专门化、学院化的精神象牙塔的环境中，以精致思想的无聊和政治杂耍似的倾向，正在削弱和瓦解对邪恶意识形态的批判的社会作用。

自由民主的政治行为，是建立在政治人负责任的道德伦理和正义的基础上。在当代的公民社会中，宪政自由民主是凝聚联邦自治共和架构的主要力量和思想理论的主要源泉。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受到来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镇压和迫害时，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中，呼吁公民们保卫上述的思想和实践，而且还需要诉诸整个公民群体所认同的感情力量。尽管如此，那些政治上的恶棍、流氓和街痞的极端狭隘的邪恶行为；以及极权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原教旨主义依然造谣、中伤、污蔑和迫害着具有正义和责任感的政治人。

专制暴政动辄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国家主义动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要求每个公民为其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每个自由的公民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质疑：这样的“党和国家”值得我们为之拥护而与之认同吗？政治人的道德责任与正义之精神就是要批判和揭露与公民社会相违背的邪恶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凶残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建立适应于公民社会的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和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

（2006-11-15）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