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科学巨人,道德侏儒——杨振宁为什么会胡说八道?

看过一些关于杨振宁的是是非非及他与李政道先生之间恩恩怨怨的报道,觉得此君人品实在不怎么样,可谓“科学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近来杨振宁的一些言论,更坚定了我对此君的这一评价。

有论者指出,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的一些话,枉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味讨好高校领导和教育官员!连中央政府都不断提出体制要改革,他却不顾我国多少孩子的上学成问题,不顾多少孩子上学后也没有能发挥他们本有的聪明才智,而在为陈旧落后和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摇旗呐喊。

网上一片痛斥声,如斥之为“中国教师道德沦丧时代到来的标志”,为“当代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等。一位网民说:”我劝杨博士还是好好的搂着年轻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处散布谬论。我国教育的好坏,有几人不知。我们科技不发达的真正原因是体制的制约,课题要关系,经费要关系,论文发表要关系……,在这个一切都充满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扼杀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吗?”

春秋责备于贤者,本来,社会贤达一举一动万民瞩目,更应该事不苟作,言不苟发,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象杨振宁先生这样信口开河,难免误导和遗害社会。他的一些言论,不仅以全球文明的标准衡量是不够格的,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学领域巨大的成绩,掩盖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这是人没做好,做失败了。魏京生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二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言的题旨为《民主运动是先做人,后做事》,我非常赞同。民主运动理当如此,个人修养何尝不当如此?

有人说,人生短促,脚步匆匆,事都做不过来,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还上哪做事?这是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了。殊不知做人与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义道德体现于事功言行之中,优良品质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人不是悬空去“做”的,一些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就犯了这种错误,空谈义理,徒知静养枯坐以“修道”,王阳明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故也强调“从事上去磨练”。

做人与做事的关系,类似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乃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在学术分歧上的标志。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内省,道问学则侧重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对具体学问的追求,是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个人应在“尊德性”的引领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在“道问学”的土壤中培养“尊德性”的精神。如没有德性作为基础,学问能力名望权力影响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各个领域的“贤者”巨人,同时更应是道德上的巨人贤者,同时,道德不仅应落实到文学科技学术政治经济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去,还应体现到言论行为日常活动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权专制之下,要想不“入乡随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象杨振宁那样胡说八道,用理学家的观点看,就是因为他的良知为物欲所蔽、为外境所夺了。

有人以为“春秋责备贤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误会;柏杨以为“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一样,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更是谬以千里。“贤者”或占据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举一动备受瞩目,一言一行干系重大,当然应为社会的健康运行、国家的健康发展负起最大的责任来。

2006-11-4东海一枭

首发2006年11月号香港《动向》

井 蛙:童诗系列:棒棒糖

   妈妈
   快把那个叫果果的坏孩子赶跑
   
   他把嘴凑前我
   舔我的额头
   
   舔完额头
   舔我的眼睛
   
   他是太阳派来溶化我的吗
   妈妈
   他要把我们棒棒糖类全吃掉
   
   我怕
   这家伙的舌头尖尖的
   还有黑黑的蛀牙
   
   哎呀
   您没听见我的求救吗
   妈妈
   果果的嘴已经伸到我的脖子了
   我浑身痒痒的
   
   他还一边哼着难听的调子
   灌进我的耳朵里去
   
   我猜他是毛毛虫的孩子
   喜欢甜食
   
   他每天吃那么多糖糖
   睡觉前又不刷牙
   
   您看,他多贪吃
   
   不要啊果果
   求你一口把我吃掉吧
   
   不要慢慢舔我
   在我身上留下那么多臭臭的口水
   我会受不了的
   
   我怕啊妈妈
   
   他快吃掉我了
   
   “哇,太棒啦棒棒糖!”
   
   果果的舌头开始舔我的手手了
   
   我的五指都粘在一块儿了
   救命啊妈妈
   
   “不要怕孩子
   让他吃吧
   明天妈妈和爸爸为你
   再造一颗更甜更好看的棒棒糖”
   
   好啊,被吃掉了的糖糖
   明天还会再出生一次
   
   那你吃吧,果果
   可你的牙齿会蛀坏的
   
   哼,等会儿我就叫虫虫钻进你的齿缝
   每天咬你
   让你疼得求饶
   
   看你还喜欢我不
   还不刷牙呢
   
   哎呀
   他在舔我的脚脚了
   
   我的十个脚趾头哪儿去了
   
   一颗美丽的棒棒糖就这样
   被消灭了
   
   太阳诡秘地大笑起来
   
   可是,牙虫们闻到了香味
   都跑进果果的嘴里
   
   趁他睡着的时候
   扛走了一颗最大最坚硬的牙齿
   
   2006-11-4
   SAND BEACH

“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这是丁子霖老师在最近的一篇令人感慨万分的回忆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丁老师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无疑也是千千万万追求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的有思想有良知者一直在提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记忆稍微好些的话,从纵向去探寻,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的父母在50-60年代就提出了。或者再远一点,我们的祖父母在30-40年代就提出了。可是,过去了四分之三世纪多,”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共党一路”开枪杀人”走来,从其目前执政理念和手法来看还要义不容辞地继续”开枪杀人”下去。丁老师很不幸决不会是最后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决不是最后一个看到中共党”开枪杀人”的人。

丁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的中共高官汪道涵已经带着这个问题(?)已经离去了,他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丁老师这个问题。如果他的信念终身不变的话,我相信他心里就会觉得”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可笑(?)。我不否认汪先生的人性良知并没有彻底泯灭,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如果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在关键时刻也可能会选择”开枪杀人”.中共党内好象充满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塑造”为命谋利”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甘愿出卖灵魂时刻”开枪杀人”!

有张很出名的胡锦涛总书记曾戴着武装头盔在西藏街头”镇暴”的经典照片也是中共党”开枪杀人”的遗传因子将世世代代相传的最有力见证。原来中共党所谓的”和谐社会”和”八耻八荣”是通过对愚民们的”开枪杀人”来实现的。中共党始终以”暴力革命”为宗旨,与”开枪杀人”为伙伴,没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过片刻安定与和谐;民主与法制。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共党却时时刻刻自豪于其无数次颂吟的”血染的红旗”,由此可见,”开枪杀人”的信念已经浸入中共党的每一个细胞里。

中共党的统治完全复制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残忍霸道无法无天的封建愚民统治模式,视人的生命如蚂蚁:可杀辱于瞬间而不为所感;可玩弄于手间而不为所动。同时,中共党的社会统治从上到下不讲真善美,不讲博爱,不讲宽容,不讲仁慈。却为了巩固其政权只讲革命,只讲暴力,只讲斗争。所以”六四”的”开枪杀人”毫无任何悬念,纯粹是为了保护中共党的政权。中共党从来就把自己置于愚民们的对立面的。在中共党的眼里,”六四”的”开枪杀人”是符合其一再宣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政治逻辑的。如果它不”开枪杀人”,任何人都要怀疑中共党还能生存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恐怕早就象东欧共产国家那样眼消云散了!那时候,几个把持台面的当事人都口口声声说是要保卫”共和国”!其实质就是要捍卫中共党的生存!所以,中共党的声嘶力竭的为”开枪杀人”缁?其潜ù示褪?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开枪杀人?!”中共党的”血色政权”本身就是通过”开枪杀人”夺来的,当然要用”开枪杀人”的形式来保护下去;要用”开枪杀人”来对付每一个反对者。”六四”只是多一次”开枪杀人”.对于中共党来说,多一次杀人少一次杀人都无所谓,反正中共党天天在上演着大大小小的”开枪杀人”.对于崇尚于”暴力革命”的中共党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开枪杀人”更容易解决社会问题。

汪先生已经仙去了,那么今天只有胡锦涛总书记能来回答丁老师”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开枪杀人”这个问题。我想丁老师从胡总那里是得不到任何答案的。我想丁老师不会满足于仅仅得到几个假惺惺的答案,这远远不如在实际行动中尊重生命再也不要出现”开枪杀人”的悲痛事件。

丁老师回忆文章很细腻地描绘出了当时人物所处特殊环境中的微妙的心理表现,让我确实看到了人的良知的火苗和大事件中溅出的血腥带来的明显反差!



中共不开枪杀人能维持到今天吗?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2006年”狱中作家奖”授予杨天水的新闻公报

 

【2006年11月17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在2006年11月11日举行的例会上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开始设立的首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杨天水,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与奖状)。此外,理事会已批准杨建利、赵岩、程翔、蔡卓华、李建平、李长青、李元龙、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等9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新的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上报国际笔会。

至今为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27名荣誉会员中已有6人获释,包括罗永忠、姜维平、喻东岳、姜力均、罗长福、朱虞夫;目前系狱者还有21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高勤荣、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民英、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毛庆祥。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会员力虹、严正学已被正式逮捕起诉。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明确规定,本笔会将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而作出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附:

2006年度首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
(2006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狱中作家奖”不论颁给哪位作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这个奖的存在,就意味着还有作家关在监狱,忍受没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我们希望,在每年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颁发这个奖,能够不时提醒世人:作家这被许多世人看作是上天眷顾的具有另类才华的人,却因发挥自由写作的才华,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的自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并尽早使这个奖的颁发再无必要。

在众多的中国系狱作家中,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根据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将本年度的“狱中作家奖”颁发给被重判十二年徒刑的南京作家、本会会员杨天水(本名杨同彦)先生,以表彰他为表达自由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杨天水,一位具有独立人格、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捍卫言论自由、呼唤宪政民主的中国公民,刚从漫长的十年“六四”牢狱经历中走出,又步入更漫长的十二年监禁生涯。这位被中国当局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辜作家,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刑罚,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哀与愤慨。我们知道,世上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治疗狱中作家被禁止写作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他失去的自由。可是,我们希望,这个奖能带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强权与暴力的作家些许精神的慰籍和鼓励,并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我们将继续关注他在狱中的安危,并为此呼吁,直到他被无条件释放为止。

(杨天水简介: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汉族。1961年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一个农家,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此后,主要居住于南京,任教三年,研究四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反革命罪”被监禁十年。2000年5月31日出狱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当局传讯、软禁难以计数。2004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被行政拘留半个月,警方理由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损害国家荣誉的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2004年12月24日至2005年1月24日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保外候审一年”获释。2005年12月23日再遭受拘捕;2006年1月25日被逮捕;5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张 鸣: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手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声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拷带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俩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再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李欧梵:人间四月“残酷”天----重读《爱眉小札》

1、爱与死

久不看徐志摩的作品。上次看,还是30年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竟然着了迷。为了研究他的欧游经历,还不惜申请奖学金,一个人到欧洲流浪了半年。后来还写了一篇《康桥踏寻徐志摩踪迹》的文章,自比当年的徐志摩,真是浪漫得不知天高地厚。

这次重读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中的情书和日记,感觉全然不同,几乎不忍卒读,觉得他浪漫得太不成熟了。难道是因为我自己年事已长,世故太深,已无浪漫余情?如果属实,为什么我还会不自觉地和吾妻玉莹在写我们的爱情宝鉴?为什么听说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轰动台湾和内地以后,马上买来全套影碟回来观看?然而勉强看了前十集,陆小曼出场后,再也看不下去。为什么现在——我自己再婚后——仍要长篇大论地谈徐志摩?

也许,正好像我重读早年自己的作品一样,总觉得徐志摩的真挚文笔表现的是一个过度透明的自我,但这种”真挚”本身是否就是真爱?”真、善、美”这三个字是徐志摩那”浪漫的一代”的座右铭,我也曾在书中(也叫作《浪漫的一代》)肯定它的价值,记得当年我在书中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徐志摩的话就是: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说得够真,当年令我感动万分。然而,徐志摩并没有把爱的潜力发挥到艺术上的至美和心理上的至善。在他的情书和日记中偶而会发现他把爱和死联在一起——甚至在巴黎还看了一场描写爱与死的华格纳歌剧:《崔斯坦与依索德》,觉得”伟大极了,猖狂极了,真是’惊天动地’的概念,’惊心动魄’的音乐”,然而毕竟没有将之深化,写出自己的”惊天动地”的诗篇,就英才早逝,因飞机失事而死了。惋惜之余,我并不认为他是为爱而死的,反而觉得对他未尝不是一个解脱,否则他和陆小曼的婚姻真会变得不可收拾,也不堪设想。

说穿了,简单得很,徐志摩在感情的归宿上所遇非人。他有几分崔斯坦的激情,但小曼绝对绝对作不到依索德的那种高贵的passion.在《爱眉小札》中徐志摩也数次用Passion这个字(有时作形容词或副词),譬如这一段英文写下的告白:

O May! Love me;give me all your love, let us become one;try to live into my love for you,Let my love fill you,nourish you,caress your daring body and hug your daring soul too;let my love stream over you,merge you thoroughly;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

这几句话,虽出自真情,现在读来,不免有点肉麻,也许情人的语言都是如此,志摩用英文写出来给小曼看,不知是否顾及到小曼的英文程度有限,用字遣词都似乎有点”浅薄”.也许此言太过刻薄,但以志摩留学康桥后的英文造诣,似乎应该写出较此更婉转典雅的句子来。文中用了几个简单的助词:fill(填满)、nourish(滋养)、caress(抚摸)、hug(拥抱)、stream over(流遍)、merge(溶化),似乎有点”做爱”的意味,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一行——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的时候,passion这个字就不仅仅是love的同义字了,可能还带点做爱似的感情意义在内。也许这种解释太过吹毛求疵,因为徐志摩的情书中一向灵肉合一,而更突出的是精神的一面,所以很少学者从”身体”的角度来探讨他的爱情观。在我看来,虽然缺乏足够的证据,这正是徐志摩心理上的一个症结。

每一个人年轻时候都有性的欲望,弗洛依德称作Eros,也可译作”欲望的爱”.重读徐志摩的作品,表现得最露骨的可能是《翡冷翠的一夜》那首长诗。我们可以读到下列名句:

  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是砖火上的 
  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  
  花四散的飞溅……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净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这段描写的当然是passion,到底是肉体或灵魂上的爱?那就要看我们如何分析这首诗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诗中的”我”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如就通常采用的传记式解读法,这首诗既然徐志摩题为”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翡冷翠山中”,应该是当时他自己的”热情”写照。那么,他是否在字里行间无意中流露出经不起激情(passion)的刺激?”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但下一句他却把爱的极致用”灵魂”来承担,在爱的槌子下,火花四散。火花又代表了什么?一阵狂爱,竟然使他头晕,然后就”闭着眼,死在你胸前”——男人死在女人的怀抱里——多美!但似乎又像一个孱弱的孩子,死在母亲的怀抱里,如此则未免不够激情吧。这首诗的后半部提到二人要相伴成双而死,以达到”爱死”的理想。这个”爱死”的观念,可能就是从《崔斯坦和依索德》而来,(徐志摩信中提到这个概念是在1925年6月25日,较此诗写作只晚了两个礼拜),如果有关系的话,徐志摩当然知道:华格纳歌剧中的”Lie tesfod”绝对是肉体上的passion,然后发挥到”惊天动地”的精神程度;相较之下,徐志摩的这首诗无此”强度”和”深度”,他处处把死的美感放在一种自然的惟美意象上(白杨树上的风声,沙沙的/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于是很自然地就从肉体”升华”到灵魂;有了这些意象,诗后提到的天堂和地狱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你和我,一直是处于对话的位置。全诗虽以”我”为叙述主体,但”你”的声音越来越强,在诗的后半段被”我”引了进来:

  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是一样的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像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这一段”我”和”你”的关系就更加蹊跷了。到底是谁照顾谁?谁单身去谁不放心?从字面上看,”我”似乎是男性,”你”是”我”爱的女性对象。如果如此,则这个男性的”我”未免太过娇嫩,像一枝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嫩花朵;如果把”性别”倒过来,这个”我”的花朵是女性的话,那么男人的”你”又是谁?既然全诗白话的成份很浓,这个女人的自白,如果不是作者自我投射的话,只能说是中国旧诗中”闺怨”传统中的新版。但像徐志摩这样的五四文人又怎么会写闺怨?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却无法明显解决的问题:徐志摩一生以爱为准则和目的,然而是否经得起排山倒海式的激情的爱——passion?如果他自己的爱是像他描述的那么passionate,为什么在”肉欲”(esros)的层次上反而不够浓烈?即使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的《野草》中的”复仇”就更能正视爱和死,而徐的好友邵洵美的诗(如《蛇》、《牡丹》)在肉欲的意象上也更大胆。

或者我们可以为徐志摩辩解:他的爱和真情,本来就和肉体无大关系,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价值。如果作精神上的恋爱,林徽音无疑是他的最佳对象,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却把这一段渲染得太离谱了。年轻时代的林徽音不是电视剧中哭哭啼啼的木讷人物,她聪慧善道,很有主见,也不一定把徐志摩视为她的理想爱情对象。徐如有单恋,也显然是”未果”的。也许,徐志摩的悲剧就在于此,他这一腔真情没有找到发泄的对象,最后却碰到了一个颇为俗气的陆小曼,他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感情毫不保留地倾泻了出来。然而却找错了对象。我们知道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而且越来越坏。读他给陆小曼的信,最感人的反而是最后一年(1931年)他坐机失事前的几封。他又写一段英文,但读来凄凉得很:

I may not love you so passionately as before,but I love all the more sincerely and truly for all these years.And may this brief separation bring about auother push of passiounate love from both sides so that each of us will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to the sake of the other!

在这段话中,志摩直认已经没有激情,不再passionately地爱小曼,但他依然爱得忠诚(sincerely and truly),但为时已晚,以”小别”的方法希望再重拾热爱是不大可能的。妙的是徐志摩用了英文push这个字,非常恰当,像一阵潮水的迸出,汹涌得很,但潮退了以后又怎么办?他们在这一年竟然连”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饭,或同看一次电影”的机会也没有,陆小曼对徐志摩的冷落可想而知。在这一封信中(3月19日)他又说,”你没有一天不是engaged的,我们从没有privacy过”,已经够惨了。到了5月12日,他信中向小曼责问:”前三年我去欧美印度时,那90多封信都到哪里去了?……你总得改良改良脾气才好,我的太太,否则将来竟许连老爷都会被你放丢了的。”如果他还活下去的话,恐怕这迟早会成为事实。到了此处,已是绝境,所以当年在7月8日信中写道:”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7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那是一个错误。”

然而错误已经造成,徐志摩一失足竟成千古恨。

2、养爱和情趣

“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议的。”

如果照徐志摩的这句座右铭来看,他的生命应该是成功的,因为他和陆小曼的恋爱毕竟是成功了。但是恋爱成功了,婚姻又如何?是否印证了俗套: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徐志摩在他婚前的日记中,对于婚姻生活,并没有十分浪漫的憧憬,在记述他们婚姻的《眉轩琐语》的开端(9月10日),他也只稍微流露一点自我庆贺之意:”身边从此有了一个人——究竟是一件大事情,一个大分别……回身看看, 挨着你坐着的是你这辈子的成绩,归宿。这该你得意,也该你出眼泪,——前途是自由吧?为什么不?”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语气上显得不太肯定,句子中”我”改成了”你”,是一种修辞式的自我诘问,属于英语中常用的语法,如果我们把它译成英文,效果就更清楚了:For this you should be pleased,but you should shed tears——the future is free?Why not?英文中的假设语法,加上最后两个问号,使得全段读来更不稳定。中文中的”该”字的效果亦是如此,整个句子的背后似乎有股疑虑:有了归宿,你本该得意的,你本该快乐地流下眼泪;婚姻的前途应该还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吧,为什么不?但事实上他并不得意,并没有浪漫,对于婚姻的前途,也不见得乐观。我的细读可能过分,但徐志摩字里行间所流露的绝不是真正的快乐。在5月19日的日记中,他的想法更冷静:

“蜜月已经过去,此后是做人家的日子了。回家去没有别的希冀,除了清闲,译书来还债是第一件事,此外就是做到一个养字,在上养父母(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与眉养我们的爱,自己养我的身与心。”

这段话不像是一个五四文人的宣言,反而有点传统儒家的味道,而且出奇的不浪漫。婚姻变成了日常生活——”做人家的日子”——还要还债——婚姻生活还须要”养”,除了父母和其身以外,还要”养”他们夫妇的爱。这个观念,有点不寻常,就徐所用的词汇来看,养应该是nourish,这在他向小曼示爱的英文句子中就已用过 :let my love fill you,nourish you——这个养是恋爱时候的养,和充满(fill)与抚摸(caress)放在一起,几乎和珍惜(cherish)差不多,像是一对恋人捧着对方身体所讲的话。后来的这个”养”字,和父母与自我身心放在一起,就颇不相同了,至少它须要努力,而不是那么自然的真情宣泄。在这方面,徐志摩是彻底失败了,婚后非但养不得父母(他母亲未几过世,父亲对陆小曼甚不谅解),也没有养得婚后的爱情,甚至弄得自己身心俱疲,最后粉身碎骨而死。相较之下,沈三白最成功的地方,反而就是这一个养字,《浮生六记》的前二卷,说的都是养;他和芸娘婚姻生活的情趣,是互相培养出来的,虽然最后终归失败——而且我认为沈三白难辞其咎——但两人毕竟过了23年恩爱夫妻的生活。换言之,他们二人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养”出来的,所以”年愈久而情愈密”,令人羡慕。如何养法?沈三白在”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中描写得非常细腻,而种种细节皆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之上。以现代生活的立场来看,这种乐趣愈来愈难,因为它必须有不愁衣食、无后顾之忧的经济基础,一旦沦入贫贱夫妻生活就百事哀了。另一个要素当然是闲暇(leisure),三白夫妇将之发扬光大,变成一种闲情式的生活艺术。难怪林语堂喜欢,甚至在他本人所著的英文书中也大加吹擂,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对我来说,这古典的闲情,如果发挥到了极致,未免失去了动力和无情,这反而是徐志摩的爱情观最注重的特点,并以之变成一种新的个人价值。

然而,当我们进入科技和商品经济挂帅的”后现代”的时候,两者——沈三白的闲情和徐志摩的热情——都成了幻影空谈,甚至拍成电视连续剧以后,也很难使观众得到真正的启蒙。其实,启蒙时代早已过去,一切对于爱情的憧憬都已被包装成商品以后,”世故”变成了生活的日常态度,甚至婚姻制度本身——不论是新是旧,是中是西——都在逐渐变质。沈三白和徐志摩这两位情圣,对今世又有什么意义?

我和玉莹既然甘冒商品化的风险,把我们的婚姻生活写成一本小书出版,自然希望对于这两位文人的感情遗产有所回应(但谈不上继承)。也许,我们可以把沈三白笔下的”乐趣”这两个字重新思索一次,如果现代生活已经没有闲暇,其”乐”和”趣”又要从何寻求?究竟应该解作happiness或是pleasure?近年来西方文化理论,从罗兰巴特以降,谈的都是pleasure,从不谈happiness,而后者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中被人引述,美国宪章上开宗名义就提到: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但也是一种界定新的”想像社群”的抽象话语。至于婚姻,在西方本来就是近世纪中产阶级的产物,早已成了文学和艺术上的俗套,但仍然为西方文士提供用之不竭的资源。且不谈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美国名小说家John Updike几乎靠描写婚姻生活起家出名,甚至致富。即使像英格丽。褒曼这位电影界的大师,最后竟然也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Scenes from marriage》(一个婚姻的各面),把一对自传式的男女婚姻解剖得体无完肤,不留情面,反而大受欢迎,据说当此剧在电视上播出的当晚瑞典城市街道上冷冷清清,人们都回家看电视去了。其引人之处可能与Updike相似,两人都是以暴露婚姻的”阴暗面”为前题,夫妻之间互不守节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于这个布尔乔亚生活基础的彻底批判,愈批判得无情,愈入木三分,也愈受人欢迎。说得好听一点,自有其”集体反思”的意义。

然而,如果沈三白和徐志摩再世,又会作何看法?他们当然会拂袖而去,作别西天云彩。然而,他们毕竟留下另一种和西方大异其趣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已经不值得全然歌颂(因为林语堂的时代也过去了),但是否已寿终正寝?

我和玉莹在前年——20世纪最后一年抑或是21世纪的第一年?——结婚,两人都过了中年,但婚后却体会到不少乐趣。遂使我们对婚姻这个制度重拾信心(虽然两人都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甚至还发怀古的幽思,想感受一点前人的启示。遂把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和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拿来重读,感受很深,但和第一次读的感觉全然不同。爰记于此,也算是一种心情写照,不是学术论文。

何谓情寄之疡?梅毒是也

明代文人得了性病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入诗文大事宣扬。今天中国文化界以暴露无耻为卖点,如出一辙。

汉语中“裤裆”一词来自满语,也就是东北话的“卡布裆”,中国明朝以前的小说提到那个地方都是说“胯下之物”,裤裆的叫法是后来才流行的。

说到“胯下之物”,可不简单,它是会要人老命的。明朝的屠隆就是一例,然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唯一的一例。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当时处在病中的屠隆。汤显祖的这组诗题名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了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在今天,汤比屠的名声大得多。可在万历年间,屠隆的声名,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的戏剧,也要比汤的卖座一些。因为屠隆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屠比汤要风流倜傥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对每个人来说,裤裆里存的那点积蓄是人生来就有的,死也将带走的。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心、肝、脾、肺、肾都是一种文化,都能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来而作为是研究的对象、或公开讨论的课题。这本来好像没什么,比如明朝的汤显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公开写诗评论。但偏巧就这裤裆里的东西就必须藏着掩着,对它的功用更是不能提之,提出来即为可耻的,即为下流和卑鄙的,好象本没有干什么事却赋予了已经干了什么事的涵义。这本来好像也是对的,但很多人却不管,堂而皇之的公开,不仅不掩藏,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

遮羞布就是用来遮那“胯下之物”的,如果,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屠隆的情况,至少因为其是个才子,一个风靡一时的剧作家。

时下,很多所谓的作家打着“先锋”的幌子,再挂一块什么“新新人类”、什么“私人化写作”、什么“身体写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羊”头招牌,都是趁着这风头一拥而上的势头,带着很大的媚俗性,功利性,其实是矫饰有余,多的是女子气或裤裆气,宣扬的不是个人精神的操守,甚至根本没有精神可言,纯粹是肉欲的放纵。将现代人精神无家可归状态表现得极为苍白、无力,甚至忘记了人是有着精神生活的一面,物质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精神却被贬到了极远处。

充斥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文化作品,大多是些赤裸裸的肉欲,大鸣大放,让人虚汗淋淋的情欲,都是些裤裆文学。这些新潮或者先锋,都是过分地渲染男女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感情的铺垫的情况下就钻进被窝大搞性的技巧什么的,使得作品成为房中术展示一般。或者纯粹地描写肉体,耽于肉欲,也不知道描写这些东西为了说明些什么,或者超越些什么的。

一提笔就比妓女还要放荡,越写越往裤裆里钻。人们说这就是先锋,这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们宣扬的是“肉体放纵”,而不是“精神放逐”,是挑逗人们的邪念而不是发掘生命的内核,是沉沦于兽性的快乐而不是弘扬了人格的力量。这完全是偏离先锋文学的,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玷污。是中国文化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这种自私不是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狂热,而是由于生存恐惧。其中,权力恐惧作为最大的生存恐惧产生了最大的生存自私,权力自私能够将一切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消灭在萌芽状态”。

罗素先生对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文化没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过这样的描写:“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的道德的败坏更甚于知识的衰退。”这描写使我们生似曾相识之感,这段深刻的文字对理解生存型自私是有启发的。

不管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普遍混乱”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自然,上述种种道德状态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性的道德状态。生存自私泯灭良知和人格尊严,它鼓励人不择手段地活着,客观上表现为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甚至不管他人之死活。“达则专政天下,兼济亲友;穷则独骟其身,没事偷着乐”。

屠隆尚是为了一己的自私,为了“卡布裆”的自私,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他不算多大的罪恶。现在的这些“裤裆文化”的推崇者,确是为了一己和团体的自私,就成了一锅汤里的那只老鼠,对社会危害极大。生存自私的的恶果首先是责任感的丧失,在这里,责任感完全是奢侈。生存自私还意味着对“缺德”事件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当中国人说你“成熟”了,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道德割礼”而“成年”了。这里没有对道德的尊重,更多是嘲笑或因道德自卑而攻击道德,然后是卑贱猥琐的贪婪。

因此,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文化,即使是“裤裆文化”,也不能去取悦人的感官,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它需要一种牺牲精神,时尚或者病态的叫喊,最是要不得。这种的“裤裆文化”并不是去建构什么,并不是存在着一种社会良知与道义,表现出来是苍白、无力,特别以欲望化姿态作为自己描写的契入点,对性爱的颠覆带着一种病态的反抗。许多话语在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以及性交往的自由化大量展露中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化的渲泄物。人性在这里被梳理为最简单的生理满足。他们的观点也许就是谁放逐欲望,谁性暴露走到了前沿,谁最无耻也就谁最牛逼,当然也最赚钱。

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另类”原因

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大溃败的原因,如果系统说那就是大清腐败,但除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据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士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军队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准备战术冲锋。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胡乱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而知。

1860年,一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他看到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人,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石挡任黄埔军校校长,亲自编写步兵操典。他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一关键性的动作。后来北伐军一路挺进,“开枪要瞄准”是起了一定功绩的。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国人买来了洋枪洋炮,却没有注重“开枪瞄准”的关键步骤。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时起步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中国人却是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甲午战争结束至今,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学会了“开枪瞄准”。但其他东西却依然学得糊涂:我们引入了足球联赛的制度,却忘了足协主要是足球运动的服务者的角色而不应该是想统揽一切的家长角色,结果中国足球越走越颓废;我们想让国企具有活力,却忘了西方企业最根本的是存在对管理层的全方位监督体系,结果我们让国有资产白白被私吞;我们放权给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却忘了西方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操作都是透明的,而且西方普通老百姓享有充分的监督权。我们……

日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了两次仗,19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抗日战争), 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从这题就可看出,日本人注重的是挖掘本质,而不是浮在表面的东西,日本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然而却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乃至比我们还好,传统文化与西方有益东西的结合,造成了日本人的经济比我们强大得多,这就是学得实质!然而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人学得连祖宗都不要了,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叫嚷着取缔中医,在国际上徒增笑柄而已,而韩国人却郑重其事地以中医申请世界遗产……

章诒和《伶人往事》:京剧名家的八卦往事


都在嚷嚷京剧是国粹,可是现在有多少人看京剧?于是,章诒和写了一本有关京剧但又是给“不看戏的人”看的书《伶人往事》。

不看戏看什么?看京剧大家、名家的“八卦”!可这些“八卦”又是“往事”,老掉牙的事儿,谁还有兴趣?再出名再有造诣的京剧大家、名家比得过现在的超女和天王巨星吗?当然比不过!但是总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要了解一下京剧!何况,章诒和写这些“八卦”的时候,出发点狠人性,文字狠有穿透力,内容狠有历史的厚重感,还有不断的反思!在看这些往事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京剧的很多事儿和知识,很多时候,她的文字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京剧史。

仅书中如雷贯耳的大师名字,就让你目不暇接,就感觉到京剧在那时的昌盛繁华、那时的莺歌燕舞和那时的精彩纷呈。但就这些人里面,很多人的结局十分悲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感觉:欲哭无泪!

因为这些京剧大家坚信“哪个当官的都要听戏”的原则,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走向了人生的悲剧:尚小云从家财万贯到最后死得居无定所、言慧珠上吊自杀、杨宝忠被红卫兵关起来后被活活饿死、叶盛兰和杜近芳的爱恨情仇……其中,言慧珠的老公是昆曲名家俞振飞,王晓棠是她的弟媳妇;杨宝忠比现在央视的模特大赛里的那些模特还要帅几倍!马连良被批斗的时候跳得狠厉害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一个京剧名家……这些,够“八卦”吧!

法国的H.Lacordaire说: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富的不光彩的宝藏!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章诒和在这本书里写得十分到位: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他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经过几个政治运动的锤炼和一番思想改造的洗礼,他们已能迅速地把传统表演艺术和政治压力下的应变结合为一种智慧!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章诒和在书里不断发出这样的诘问。

说功底,奚啸伯练功的时候,可以把“安定门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喊得凹进去一块”,他能不红吗?今儿的不管什么样的明星,还有这样的勤学苦练和这样的功底吗?论排场,现在的明星都在娇淫奢侈地活着,但他们都抵不过那时这些京剧大家的派头:一个京剧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戏班,一个戏班几十人呢!

所以,章诒和是见过这些大市面儿的人,她始终坚持称这些明星是“伶人”或者“艺人”,我想她的潜台词是:甭晃点我们,也甭管你多风光,你们还是人,只是活在了一个好时候而已!

但“好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和理想、精神、纯粹相矛盾吗?娱乐至死吗?

女作家虹影新书封面“暴露三点”被拒售

著名女作家虹影昨天在博客中“喊冤”,自曝自己的新作《上海魔术师》因封面“暴露三点”而被北京某书店拒售。

据作者本人介绍,这本新作的封面取材于塔罗牌里的LOVERS,很具“艺术性”。而北京某书店却因“三点都暴露,没有办法向读者交代”,要求重新更换封面,否则就拒售。对此,很多网友在其博客上留言,认为这本新作的封面根本没有问题,北京某书店的说法让人无法理解。

新民网就此事电话连线了《上海魔术师》的出品方——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负责市场宣传的曹小姐向新民网证实了虹影博客里面的说法。

曹小姐告诉新民网,虹影的这部新作计划在12月初正式出版,由于之前在某杂志上登过连载,所以读者都很期待。据曹小姐介绍,新作的封面有好几个“设计版本”待用,书店提出这样的要求,出版社会考虑选用其他版本。同时,她也否认了网友关于“炒作说法”的传闻。

截至新民网发稿时,虹影的博客的相关内容已被删除。

虹影简介

虹影,著名小说家、诗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上海王》、《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现居北京伦敦两地。上述四部长篇被译成25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大陆权威媒体评为十大女作家之首,称为“脂粉阵里的英雄”;被新浪网等评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