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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韩国总理李海瓒，仅仅在韩国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和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而且还是在休假，可是人家在受到 “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的批评时，便知荣知耻地引咎辞职了。与李海瓒相比，对中国矿难负有失误、失职和领导责任的 胡锦涛、温家宝们，便显得脸皮便太厚了。】

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由胡锦涛亲自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 2006年1 月1 日起正式生效。其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据此，我建议对中国矿难—-当然还有贪污腐败、污染、教育、医疗、房地产、领土领海丧失、计划生育、钳制舆论、践踏人权、特务专政、滥杀无辜 ……负有失误、失职和领导责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于幼军等人引咎辞职；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他们拒绝自动辞职时，责任他们辞职，甚至提出弹劾。

矿难是中国的国难之一，矿难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闻了。尽管如此，海内外人士还是本着对生命的尊重，向北京当局提出不少批评的同时，也提出不少的建议；我去年就写过《胡锦涛先生，请为死难矿工下半旗吧！》(214期《议报》 )，后来又改写成《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胡锦涛先生，你还不肯为死难矿工下半旗吗？》；但是，胡锦涛及其利益集团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

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独裁者、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分赃集团、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无荣无耻政权，你可以指望它对矿难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吗？一如所料， 今年一月至五月，仅贵州省毕节地区便发生煤矿事故51起，死亡112人。一至八月份，北京市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14起，死亡20人，死亡人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十月份以来，全国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１日至 12日，全国煤矿连续发生八起重特大事故，死亡和失踪55人；其中一次死亡十人以上事故二起，死亡和失踪23人。

山西省自11 月以来至少又有四次特大死亡事故：3日吕梁市临县煤矿发生井下爆炸，至少 8名矿工遇难1 人下落不明；5日原平市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 35名遇难者，12 人下落不明；７日太原市王封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0人遇难； 12日，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发生爆炸，25 人遇难，９人下落不明。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些年来，中国每年矿难的遇难者大约在六至七千名。2005年1月至12月11 日，全国共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矿工人数达到五千四百九十一人。国家安监总局发布2006年8月份安全生产简要情况称，今年8月份，共接到全国各类事故快报50,263起，死亡8,371 人。这都是被缩小了数字，例如河南省济源煤业公司两年内曾瞒报７起死亡事故。

2005年中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2.811，而美国则为0.03。但中国也有重点煤矿可达到 0.931，神华集团煤矿只有0.02，神东矿区更仅为0.0098。可见非不能而是不为。

安监总局组织专家对54个重点煤矿、462个矿井进行安全技术”会诊”后，查出 5,886条重大隐患，治理费用需要689亿元。689亿元，就难住了胡锦涛、温家宝了吗？可是胡锦涛、温家宝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可把几十亿、上百亿的往古巴、朝鲜这些流氓国家和非洲朋友身上 砸，以收买人心，为自己铺后路，而置中国人民的死活于不顾。

唐朝先生在《中国危机公关网》和其它众多网站连续发表了《左云矿难该问责谁？》、《市长该不该引咎辞职？》之后，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会怎样？

韩国总统卢武铉上任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引咎辞职，甚至选择了自杀。如果 56人死亡的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省部级主管官员早就应该鞠躬下台了！

2003年山西省吕梁市四个月内发生三起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 141人，中共吕梁地区行署党组成员、行署副专员金建中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这是目前山西省因煤矿而受到处罚最高级别的官员—-副厅。

5月27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 “对左云矿难的调查，不但要查处事故责任人，还要查清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充当后台保护伞的人，不管涉及哪一级的干部，都要依据党纪、政纪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迁就。”煤矿”矿工最基本的防护用品都要自己花钱购买，包括矿灯、防水鞋、工作服等，矿灯平常也是自己拿回家充电。更别说工伤保险，一分钱都没缴过 “的讲话中，居然没有承担一点责任！唐朝先生质问于幼军：你是否考虑过像解振华承担”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那样引咎辞职呢？

然而，于幼军很有 “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修炼，”硬着头皮顶住了”(毛泽东)。经常流眼泪的温家宝更有此等功力，他一边说：”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我这三年的工作，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一边恋栈不去。既然解决不了也不肯想办法解决，那为什么还不下台呢？看人家韩国总理李海瓒，仅仅在韩国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和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而且还是在休假，可是人家在受到 “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的批评时，便知耻地引咎辞职了。

与”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就引咎辞职的韩国总理李海瓒相比，温家宝们的脸皮实在太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胡锦涛、温家宝、于幼军们，你们作为一名政府公务员，你们难道不应该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引咎辞职吗？

是否选择引咎辞职，并不是你们的自由。而且我以《公务员法》和你们吹得天花乱坠的《八荣八耻》、”三个代表”、”两个务必”来要求你们，同时要求你们与韩国和国际惯例”接轨”！

官员敢于承担相应责任，是中国经济强大和政治文明的最有效办法，(唐朝：《如果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 光明网》、《人民网》)请你们看在”人民”、”死难矿工”、《党章》、国法的份上，选择鞠躬下台，为承担责任率先垂范！

2006年 11月14 日

附：今年以来的煤矿事故记录

(有遗漏和错误之处，请朋友们补充更正 )

1月 23日，贵州省毕节市阴底乡路朗顾家湾小煤窑瓦斯爆炸，一死，三失踪。副市长李吉华在三名矿工还未救出的情况下，于 2月10 日下令以120公斤炸药炸封煤矿。而山西省仍是重灾区， 5月18日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6人全部死亡；7月 15日，晋中市灵石县蔺家庄煤矿煤尘爆炸，53人死亡。

2月 24日，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陶庄煤矿发生煤尘爆炸，死22 人。

3月 2日，河北省邯郸市磁县黄沙镇煤矿火药爆炸，6 人死亡，25名矿工被困井下。

2月 14日，湖南省宜章浆水乡荣福煤矿发生冒顶事故， 3人死亡。

3月 12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香梅乡高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1 人死亡。

3月 13日，内蒙古鄂托克旗旧洞沟荣盛煤矿瓦斯爆炸，33 名矿工被困井下，死亡人数上升到20人，仍有一名失踪。

3月 14日，江西省宜春市一煤矿发生渗水事故，6名矿工被困。

3 月18 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胜利煤焦有限公司樊家山坑口透水事故，目前已经发现3 名遇难矿工遗体，井下还有25 名矿工生死不明。( 据中广网报导，在这人命关天、分秒必争的时候，临县招贤镇政府办公楼里，工作人员却在打牌赌钱)

3月 2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五轮山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一人死亡，9人受伤，十四人下落不明。

3月28日，北京市周口店龙山煤矿顶板事故，死亡一人。

3月 29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舍窠煤矿发生瓦斯爆炸,5 人死亡,11人受伤。

4月 1日，重庆市奉节县汾河镇大兴煤矿瓦斯事故， 5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4月 3日，辽宁省辽阳公安大黄煤矿瓦斯爆炸，二名矿工死亡，27 人受伤。

4月 6日，湖南冷水江市一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 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 (事故发生时，共有包括四名女工在内的九人在井下作业。陈善铁的母亲赵平姣长期以来，靠在井下拉煤供他读书、上大学)

4月7日，北京市大村煤矿，运输事故，死亡一人。

4月18日，北京市柿子树沟煤矿顶板事故，死亡两人。

4月2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黄道乡叶沟自然村原田大刘山煤井发生瓦斯爆炸，造成１１人遇难、１８人受伤 (有关人员刻意隐瞒事故、销毁证据、转移遗体，省政府只对大刘山西井矿长、副矿长以及调度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29日，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2人死亡、 7人伤。

5月２日，贵州省威宁县东风镇非法采煤瓦斯燃烧，15名矿工死亡。 （武宜三注：每个死者获赔偿五千元人民币加五百斤粮食！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一位领导—-不知是不是中共 毕节地区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黄家培—- 说出了贵州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贱的奥妙：毕节经济比较落后，威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二十万元，不但当地财政难以运转，而且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担心矿工为了这二十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拍案而起，”我在这里拍四十万，有谁愿意死！”可惜像张成富这样有血性的官员太少，多的却是像胡锦涛、温家宝专会做戏、虚情假意的冷血”公仆”！ )

5月 5日，河南省汝州市小屯镇商酒务煤矿炸药爆炸，7 名矿工遇难、1人失踪。

5月 7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靖安乡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9 人死亡。

5 月10 日，四川省兴文县一煤矿发生矿难，9 人遇难，2 人失踪，9 人受伤。

5月 1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钟山乡桂箐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9 名工人下落不明。

5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当班工人266 名，其中210人安全升井，56人被困井下全部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瞒报贻误最佳抢险救援时机)。

5月 19日，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莲花庵第六煤矿发生塌冒事故，5 人死亡。

5月21日，重庆市綦江县赶水镇煤层瓦斯爆炸，3人死亡。

5月22日，河南省渑池县陈村乡一无证煤矿瓦斯爆炸，8名矿工遇难， 1人受伤。

6月2日，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煤矿因非法采煤发生塌冒，造成3名工人遇难。

6月7日，贵州省威宁猴场镇非法采煤瓦斯爆炸，５名工人遇难。

6月10日，重庆市南川后山煤矿透水，7名下落不明。

6月11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峙联煤矿煤壁塌落1名死亡。

6月 12日，《博讯自由发稿区》报导，最近湘西花垣矿山崩塌, 百余人被困于其中,矿山老板和当地政府不顾工人死活 ,对外封锁消息!

6日 22时，河南省义煤（集团）孟津煤矿瓦斯突发事故，８人遇难。

6月25日，重庆市万盛区关坝镇煤矿瓦斯，4人死亡， 8人受伤。

6月28日，辽宁阜新五龙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人数现已升至27人， 36人受伤。(国家安监总局调度统计司透露，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特大事故十六起，致使三百二十五人死亡 )

7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温明矿业有限公司乌兰布和煤矿冒顶事故，３人被砸死, １人受轻伤。

7月５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８人被困井下。

7月 8日，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矿瓦斯爆炸，至少8 人死亡。

7月8日，云南省富源县大河镇金晶煤矿透水事故，7名被困井下的矿工无生还可能。

7月13日，内蒙古准格尔旗金利煤矿发生山洪灌井事故，12 名矿工被困，至今生死不明。

7月15日，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偏坡院煤矿透水，15名遇难， 3人下落不明。

7月15日，山西省 晋中市灵石县蔺家庄煤矿煤尘爆炸，53人死亡。

7月15日，湖南省耒阳市沉家湾煤矿因暴雨洪水引发事故，造成至少14 人死亡。

7月24日，张家口市蔚县水东煤矿发生爆炸。１人死亡，６人下落不明。

7月29日，河南省义马煤矿瓦斯事故，井下８名施工人员生死未卜。

8月4日，山西省宁武县西马坊乡大辉窑沟煤矿塌陷，18人死亡。

8月５日，河南省南召县白土岗镇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正在井下工作的８名矿工被困死亡。

8月13日，新疆阜康市广源煤矿发生顶板事故，13人遇难， 1人重伤。

8月1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煤壁塌落事故，1名矿工死亡。

8月17日，江西省丰城矿务局煤与瓦斯突出事故，５人死亡。

8月31日，湖南省涟源市联谊煤矿瓦斯爆炸，9人死亡。 (今年前 8个月，中国总共发生煤矿事故 1,824起，死亡 2.900人)

9月１日，新疆阜康市金龙煤矿生中毒事件，井下２人死亡，８名正在医院抢救。

9月 2日，贵州省纳雍县一采煤窝点发生瓦斯燃烧，造成8 人死亡，4人受伤。

9 月3 日，湖北省大冶市还地桥镇振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 人不幸遇难。

9月 11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矿井一氧化碳中毒事件，5 人死亡。

９月１3日，山西省大同市大南沟煤矿一氧化碳起火，１人遇难，另外23人仍困于井下，大约都活不成了。

9月13日，吉林省通化市煤矿透水事故，15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9 月14 日，吉林省通化市煤矿透水事故，被困的 15名矿工中， 8人获救， 7人生死不明。

9月 18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２人下落不明。

9月22日，四川省万源市竹坪口煤矿瓦斯爆炸，４人遇难，有２人下落不明。

9月25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煤矿发生冒顶，６人遇难。

9月30日，黑龙江省鸡西天龙煤矿事故，13名矿工遇难。

10月 5日，黑龙江省方正县宝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9 名矿工被困井下，一值班矿井领导下井察看也下落不明。

10 月6日，四川省宜宾芙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13名矿工死亡。

10月 10日，安徽省谢桥煤矿冒顶，８人被困生死未明。

10 月15 日，河北省张家口金能集团宣东矿发生瓦斯爆炸， 4 人死亡。

10 月16日，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和隆鑫煤矿发生火灾事故，死亡 13人， 22人受伤。

10月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2师八一煤矿爆炸， 14名矿工全部遇难。

10月31日，甘肃省靖远魏家地煤矿瓦斯爆炸，29人遇难， 19人伤。

11月 3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煤矿发生井下爆炸，至少造成8 名矿工遇难，1人下落不明。

11月5日，山西省原平市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35 名遇难者，12人下落不明。

11月７日，山西太原市王封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10人遇难。

11月８日，湖南耒阳市泗门洲镇新坡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５人遇难，８人下落不明，矿长逃逸。

11月 13日，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发生爆炸，25 人遇难，９人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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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与我提了几次，让我写一写当年编辑《八面来风》、也即是《大陆》第三期的过程。对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我觉得当回子事去说把它并无多大趣味。但郁郁是老朋友了，情面难却，那就把陈年往事拿出来翻晒翻晒。

80年代初中期，在一些文学青年中开始盛行油印地下刊物，受此风气影响，85年的时候，我也产生了编一本诗歌刊物的想法。当时，有些青年诗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还写过一些简短的评语。所以，最初我并不想简单地编一个诗歌合集，而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点评本。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自量力了，要点评这些才具颇高的诗歌作品，实非我当时的能力之所能及。

我当时找了郁郁，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写诗的人里，郁郁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郁郁当时在我的眼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作风干练，自信、热情，而且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就是郁郁当时给我的印象。

其时，郁郁正在编《大陆》第二期。听了我的想法，郁郁觉得点评本并不那么容易做好，而且吃力不讨好，他因为正在忙于第二期的编组工作，所以希望我能支持他把《大陆》第二期做了，然后我们再来做这本当时尚未定名的青年诗选。

那时候京不特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在向东中学当数学老师。向东中学距我家甚近，所以我们的交往就开始密切起来，编诗集的事自然也就少不了他的参与。

《八面来风》这个题目是郁郁的贡献。我们最初选定的名单是八个人，所以郁郁说可以取名叫“八面来风”。不过，后来名单扩充了，尽管增加到12人，但叫它“八面来风”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个名称就保留下来了，也为这本诗集增色不少。

在编《八面来风》之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一、上海地区没有一本集中展示本地区诗人实力的诗歌作品集，我编的这本东西应该能弥补这一缺憾；二、在确定作者的基础上进行组稿。这个想法，在与郁郁商量后被确定下来。

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们分头去做各自的事情。这个“我们”指的是我、郁郁和京不特。在这本诗集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稿子是由京不特组来的，其余是我和郁郁各占三分之一。郁郁在编刊物方面很有经验，所以在这本诗集的整体把握方面，郁郁起了关键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在作者的安排和编次上，郁郁都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然后经我们商讨后确定下来。另外在诗集的扉页插入12位作者的照片（复印），也是郁郁的创意。当然，这个不错的主意却给了我这个具体执行人的工作增加了难度。那时候，要找到一个复印的地方可不象现在这么容易。幸亏有一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使这本诗集得以如期装订。

说到这儿，自然就说到这本诗集的封面上来了。本来这本诗集就叫《八面来风》，并没有和《大陆》沾上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编这本东西是我的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行为。真是因缘凑巧，郁郁在编《大陆》第二期的时候，多印了很多封面。郁郁说，干脆我就不要再去印封面了，就把那些没用完的封面拿来用了。虽然我不太情愿这么做，但郁郁力陈利弊，说服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使我无意中上了《大陆》这条船。为了与前两期《大陆》示别，我特地去刻了一枚印章，在封面的显要位置摁上了“特刊”两个字。而这本“特刊”最后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大陆》第三期。

不过，在编辑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与郁郁的意见也有许多相左之处，但是郁郁的大部分意见最终还是被我采纳了。这一切都基于一点：这本集子越编到后来，越让我觉得这不是纯粹我个人的事，我不想让这本逐渐成型的诗集中途而废，于是个人的得失必须先放在一边。而事实上，最后证明在许多方面郁郁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这本诗集在当时对于报道上海前卫诗人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人们通过这本诗集，较为集中地看到了上海地区的诗歌面貌，同时为这些诗人日后获得更为广泛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到1986年底，诗集终于印出来，我与京不特一起来到了位于南市区的某誊印社，将飘着油墨香的诗集取回来。此时我的心情甚为复杂，我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结果，大半年来一系列琐碎的工作所带来的疲累和繁闷终于还是被欢乐所取代……

民主论坛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在2006年11月11日举行的例会上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开始设立的首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杨天水，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与奖状）。此外，理事会已批准杨建利、赵岩、程翔、蔡卓华、李建平、李长青、李元龙、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等9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新的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上报国际笔会。

至今为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27名荣誉会员中已有6人获释，包括罗永忠、姜维平、喻东岳、姜力均、罗长福、朱虞夫；目前系狱者还有21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高勤荣、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民英、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毛庆祥。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会员力虹、严正学已被正式逮捕起诉。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明确规定，本笔会将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而作出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附：2006年度首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2006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狱中作家奖”不论颁给哪位作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这个奖的存在，就意味着还有作家关在监狱，忍受没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我们希望，在每年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颁发这个奖，能够不时提醒世人：作家这被许多世人看作是上天眷顾的具有另类才华的人，却因发挥自由写作的才华，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的自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并尽早使这个奖的颁发再无必要。

在众多的中国系狱作家中，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根据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将本年度的”狱中作家奖”颁发给被重判十二年徒刑的南京作家、本会会员杨天水（本名杨同彦）先生，以表彰他为表达自由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杨天水，一位具有独立人格、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捍卫言论自由、呼唤宪政民主的中国公民，刚从漫长的十年”六四”牢狱经历中走出，又步入更漫长的十二年监禁生涯。这位被中国当局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辜作家，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刑罚，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哀与愤慨。我们知道，世上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治疗狱中作家被禁止写作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他失去的自由。可是，我们希望，这个奖能带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强权与暴力的作家些许精神的慰籍和鼓励，并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我们将继续关注他在狱中的安危，并为此呼吁，直到他被无条件释放为止。

（杨天水简介：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汉族。1961年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一个农家，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此后，主要居住于南京，任教三年，研究四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反革命罪”被监禁十年。2000年5月31日出狱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当局传讯、软禁难以计数。2004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被行政拘留半个月，警方理由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损害国家荣誉的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2004年12月24日至2005年1月24日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保外候审一年”获释。2005年12月23日再遭受拘捕；2006年1月25日被逮捕；5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2006年11月16日狱委讯】今天下午21点，六四天网与严正学先生夫人朱春柳女士取得联系，朱春柳女士告诉我们：下午14点，接台州国保的通知，她前往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签署了《严正学逮捕通知书》，该通知书全文如下： 台公刑捕通字[2006]19号 朱春柳： 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2006年11月15日 台州市公安局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著名画家严正学10月18日被浙江台州国保抄家绑架，25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星期三(11月15日)收到严正学被正式逮捕的通知书。

该通知书全文如下：

                                                    
                     台公刑捕通字[2006]19号

朱春柳：

   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2006年11月15日

                                      台州市公安局

朱春柳曾于11月10日收到台州市公安局的通知称，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朱春柳于8日委托李建强律师为严正学辩护。律师表示，公安说案件涉及国际机密，因此在侦察阶段不同意律师会见，等移交到检察院起诉后才可以介入。

朱春柳表示，我丈夫只不过说说真话，做做正事，怎么可能“颠覆国家政权”呢？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理说，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应该都是公开的，不应该涉及国家机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种托辞。

朱春柳强烈呼吁外界关注严正学的遭遇。她说，“我现在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如果这么一直脱下去，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严正学在里面多待一天，只会多遭一天的罪。”

严正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1944年生于中国浙江。1962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90年在有中国“SOHO”之称的圆明园艺术家村，被推选为村长。曾经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展出其艺术作品，特别其因言获罪被投入牢狱后在狱中创作的绘画作品。

自1994年开始，严正学打了40多宗民告官的官司，为弱势群体说话，揭露中共当局的暴政，揭露中共司法的黑暗。在对椒江公安局、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国民党民革椒江委员会、台州检察官的多起民告官的诉讼中，据理据法力争。也因此数十次被公安抓捕、毒打，身体多处受伤，无数次失去人身自由。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分成左和右两面，这样分是很简单的，未必准确，但为了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姑且沿用这种简单的分法。如果我们再从这两面各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鲁迅算一个代表，把胡适也算一个代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把左联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当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风度。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过去研究历史人物，是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的评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我们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就以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来说。我们先不说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就从做人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要顾及一个人和他周围同事朋友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对于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分手，我们现在多是指责周作人，而且还有人将兄弟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其它方面去，这都不是知人之论。他们兄弟的失和，我以为我们还是要持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的态度，那样的事，是很难说清谁是谁非的，也没有必要说清。

左联和《新月》文人群体，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新月》文人更好一些。就以婚姻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左联不如《新月》，左联文人的婚姻，不客气地说，好的并不多。还有最简单的例子是《新月》文人能说左联文人的好处，而我们过去很少听见左联文人也能对《新月》文人说句公道话的。就同道来说，左联最后的分裂，我们不能说就完全是政治和思想的不同而没有个人道德的问题。贾植芳先生就说过，左联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他们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风和周扬那样的结局。而《新月》文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一生都是好朋友。《新月》文人能对左联文人有持平之论，而后者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冯雪峰的命运那样悲惨，而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还不放过他，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

鲁迅骂过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还有《新月》的叶公超，他们对鲁迅都有过很高的评价。苏雪林骂了鲁迅，胡适就批评她。那时鲁迅对胡适早已没有一点好感，但胡适还能说，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抄了日本的盐谷温，胡适还能说：“真是万分的冤枉”。梁实秋晚年就不赞成把鲁迅的书列为禁书，他对鲁迅的态度是“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人间世》上还写了悼鲁迅的文章，里面有许多持平之论。叶公超晚年对鲁迅的文章也有极高的评价。做了就是真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新月》文人对鲁迅的持平之论，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虚伪的。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见过左联文人也对《新月》文人虚伪一回？当年徐志摩遇难后，我们就没有见过和他政见不同的人出来表示过一点悲伤。

左翼文人或学者不要说对外人了，就是对自己当年的朋友也多数表现得很不近人情。最近我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3期）上看到一篇徐庆全说胡风和乔冠华的文章，读后让人感到胡风一生的悲剧不能说与他早年的朋友没有关系。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在无奈之下，给他当年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他如不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是不会向他的这些当时身居要职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悲凉。但他重庆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他在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是统战部部长，胡风向他们求救，可以说已是绝望中的悲鸣了。胡风给乔冠华的信由乔冠华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

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

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

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伤，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为基本特点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可耻的。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过不了多久，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同样的命运。也许胡风当年的朋友那样对待他是有他们的难言之隐的，他们也身不由已。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的品质，也有一个时代整个的文化精神。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在他的成员身上清一色地体现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

由胡风我又想到了胡适。六十年代初，雷震下狱后，胡适和他周围的朋友们至少在道义上是绝对支持雷震的，胡适不仅自己当面向蒋介石提过抗议，还在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上签过名。虽然胡适没有能从根本上解救雷震，但在道义上我们不能说胡适没有尽了他的努力。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胡适还亲自抄了杨万里的诗《桂源铺》送给狱中的雷震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些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精神。历史不是抽象的，雷震的下狱和胡风的下狱相比起来，我们难道能不产生一点对历史的反省？

胡适在学术上也是很有民主风度的。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了史学家陶元珍先生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他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他批评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他毫不动气，立刻停止批评，请韩君导师佛学权威汤锡予先生（用彤）对韩君报告继续加以检讨，报告会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象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陶元珍先生对胡适的民主风度非常感慨，他在文章中说：“他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对韩君反而特别重视。他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藉口维持师道遵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的事在胡适一生中并不是个别的。陈桥驿先生最近也有一篇文章《我说胡适》，他在文章中对胡的一个评价是：“他是个正派人物，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物”。他认为胡适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针锋相对的尖锐意见。他举了胡适的好友洪业（煨莲）劝胡适不要对全祖望责备过甚，还有杨联陞对胡适的一次考证失误的批评。陈桥驿先生说：“对于这类尖锐的批评者，胡适当然不会一棍子打死他们，因为他没有这种权力；但在胡适思想上，也并无一棍子打死他们之意，因为他绝不具有这种‘品质’。后者是有证据的，他和洪业始终朋友如故，二人间通信有长逾万言者。他和杨联升也始终师生如故，他身后的《手稿》还是杨写的序”。（《新知》第4期第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像胡适这样的风度，我们在左翼学者身上就很难看到，比如郭沫若，他在学术上的风度是不可以和胡适相比的。

我们说一个人也好，说一个文人群体也好，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风度和气质，实际上都映现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新月》文人最后的选择虽然是我们过去很不认同的，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他们的那些气质和风度成全了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类。

他指出，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理论基础。

他同时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类保守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随处找到。

科塞在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理念人》中，详细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不相容性。

他认为，从政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订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究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具体事实的约束力，促使他们一起挤到技术和工具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称引李普曼的话说：“把追求知识分子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不是沦为相当恶劣的政客，就是成为冒牌的学者。”并且强调指出，不存在任何修正这一判断的理由。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有一个专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他明确指出，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对于有机会接近决策层并掌握一定实权的知识分子，他断定说，他们“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

他坦率地批评说，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在他看来，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比如：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遇事需要领导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总想保持客观、持平、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咨询，成为委员会中有声望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和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他说，“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直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在化。”

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

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德国人很崇尚文化，但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容忍自己的文化堕落为“官方文化”，所有的罪恶由此而生。纳粹时期就是把伟大的国民文化改造为官方之物，将文化遗产削足适履地使之极力符合今天的统一规范，否则国将不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所谓德意志即是—德意志”，国家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纳粹的铁掌之下，德国文化无法升华为世界文化，用我们惯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即是“走向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律师和法官为促进民主革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也曾忠实而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这样两极的现象，出现在同一角色身上是令人吃惊的。

在德国，“铁血总理”俾斯麦便出色地利用司法，作为打击异已，控制国家的工具，“官僚反动势力最锋利的一件武器”。众多的法官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以致被称为“阶级司法”。法官联盟主席约翰纳斯·雷卜说，整个共和国的法律充斥着“骗子精神”、“党派和阶级的流氓法律”。情势的严重，致使自由进步党员不得不大声呼吁反对法官“该死的党性”。

卡尔·施米特是著名的纳粹法学家，早年出版《论独裁》，即已对独裁制度进行了法理的辩护。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领导人拥有极端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暴乱城市”中动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迎合，支持独裁，为纳粹簒夺政权和镇压“国内敌人”制造新的理论，从而获得纳粹的重用。一度失宠后，眼见希特勒进攻欧洲，他又将研究方向从宪法转移到国际法中去，发明“大空间”的概念，为德国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对于当时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声称，“此类德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就是应当被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说：“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这位法西斯魔王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狂热；混杂在这音乐中的，就有知识分子的叛卖的声音。

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复独立的活动，他们普遍地表示了一种敌视态度。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政府对起义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其中，就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人。“爱国主义”成了一道魔障。为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不能不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表示痛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只有一个赫尔岑。但是，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同行那里，他都因为服从真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称，曾经写出《列宁》和大量政治鼓动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公民”。这是耐人寻味的。

萨义德在一次回答台湾学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他一向反对这种情形，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连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家的胡适也在所难免，可见一般。

倘要安全和荣耀，必然舍弃自由。因为，无论自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壕堑里还是在纸面上，都是危险的事业。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曼海姆这样指出，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科塞以理念定义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特别关切，他们把理念从中诱发出来，并且设法加以引导和提升，希望通过系列有意义的通用符号，为社会提供道德标准。他们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而远离宫廷和教会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的罪恶的狂人的后代。不同的在于，“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视，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的。萨义德谈到知识分子时说：“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又说：“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惟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被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俄国哲学家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它不同于灵魂的是，它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已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质性差异极大；正如光照对季候的影响一样，春夏秋冬，阴睛雨雪，可以因此呈现为不同的景观。

精神是自由的。

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可能束缚它；反之，它将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极目标的目标。

人类的日常行为构成我们所惯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本质上说是物质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不同于内心生活的。简单一点的区分是：内心生活与日常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生活在此处，精神生活则生活在别处。

知识分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可能很简单，甚至安于清贫，可是，他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追求没有止境。结庐在人境而无人往来，他不会感到孤寂，因为人类整体同他生活在一起；但当进入喧闹的人群之中的时候，他又有可能顿感孤独无依，如同进入荒原。从表面上看，他的处境是平静的，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正刮着暴风雪，惨酷的战争在日夜进行。

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

康德的世界，惟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狄金森的丰富而深邃的诗篇，是自我禁闭的产物；她的日常生活单调至极，连穿的衣服也是纯白的。普鲁斯特日夕相处的是疾病与床褥，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却流转着一个无比繁富的世界。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地主，在他的心目中，众多匍匐在地的庄稼汉居然一个个成了圣徒。

纳粹的极权主义时代已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而阿多尔诺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还有托马斯。曼、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依然生活在苦难的奥斯维辛。

索尔仁尼琴一生走不出古拉格群岛，无论他远在美国，还是重返已经解体的苏联……

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的结晶体叫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也大量地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为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像。总之，思想不完全是明确的，清晰的，具有一定方式的，它涵盖着更大的区域。

思想并不一定构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可能湮灭，可能作为历史文献而存留，但也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化为行动。当它表现出它的感召力，也即在社会的深部唤起人类的良知和意志而使之觉醒的时候，就会构成批评或对抗政府的力量。拿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从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思想的运动；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五月风暴，都是由勃发的思想力量迫使国家让步的。

赫尔岑说，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认为它在，它就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这是就精神的个人性而言的。所谓“时代精神”，其实是指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氛围，而并非存在如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所论证的实体。精神终究是个人的事，绝不是共同的，正如自由一样。

“吾善养浩然之气。”

精神使人充实，执著，独立支持而傲岸不阿。人类的全部尊严是精神所赋予的。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称被镇压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精神上是高度“自治”的；也就是说，精神本身具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是足够自给的。

工作的精神性，决定了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自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惟有听从内心的指令行动，哪怕头顶悬着指挥刀。

知识分子精神的衰退，意味着知识分子职能的衰退；同时，这也是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的征象。

    梁实秋先生说韩菁清“心性单纯，常做些胡涂事情”。他所举的实例虽然有趣，我听完却在心里不停地琢磨。那些实例，只是生活中的小点滴，未必能涵盖人性的复杂面。梁先生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探触了剧中那些人性的拉扯与争斗，怎会不了解这一点呢？想了几天，我才想通：就因他洞彻人性，置得失于方寸之间，才能以宽大的胸怀、卓然的姿态，冷静看待人性的状貌。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去上海找张爱玲之弟张子静，商量《我的姊姊张爱玲》的合写事宜，友人送我一本文汇出版社新出的《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二十四开精装，一千多页，条目详尽，资料丰富。回家后仔细翻阅，发现一条与韩菁清有关的资料，对她更加另眼相看。书中第五九四页左上角，报道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为募捐申城评选‘上海小姐’”，并附有五位当选小姐的合照。文内提到，报名者三百人，选出“上海小姐”王韵梅、“坤伶皇后”言慧珠、“歌星皇后”韩菁清、“舞星皇后”管敏莉…颁奖者梅兰芳；“上海市救灾筹募委员会主委杜月笙、副主委吴开先到会主持”。吴开先并说：“此次选举是为救苦救灾，所以可以说是‘钱的竞赛’，目的为捐款，选举不以容貌、身段等为标准。因此各候选人都竭力推销选票，私人捐款亦不在少数。”韩菁清之父曾任湖北商会会长，她当时年仅十五岁，已有胆识参与杜月笙、梅兰芳等上海顶尖闻人的阵仗，并以两万票当选“歌星皇后”。能有如此手腕、人脉与实力，岂是“单纯”人物？

    梁先生去世三年多后，一九九一年十月，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内地出版《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收录韩菁清提供的书信一五○封；次年五月也由出版《雅舍小品》的正中书局在台出版。叶永烈的编者说明第一项第一句说：“本书是遵照梁实秋先生遗愿出版的。”随后的说明则颇耐人寻味。梁韩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结婚，梁先生却在三月三日的信中即已提到：“情书可以出版，那是将来的事。”可见韩菁清婚前就已想到怎样善用梁先生的情书并与他有过讨论。接着三月十七日信中又强调：“关于我们的书信，将来如何处理，确是一个问题，我不反对发表，如果你同意，但必须在我去世之后。我这一个条件，我相信你会赞成的。”显然梁先生是在韩菁清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后，作了不得不同意的答复！

    韩菁清在梁先生去世后，据说感情另有所托，搬离了四维路，对象年龄比她年幼三十多岁。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晚上，她在顶好商圈住家附近散步，突然中风倒地猝逝，得年六十六岁。据说没有立遗嘱。她从梁先生继承的《雅舍小品》、《雅舍杂文》、《梁实秋论文学》、《梁实秋札记》、《看云集》、《雅舍译丛》等书的著作权益，及她名下财产与梁先生留给她的文物，悉数由她娘家的晚辈取得。一九九七年，梁先生的高足、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胡百华计划撰写梁先生传记，请我协助寻找资料，我打电话给那位晚辈，问他可否把梁先生的日记和笔记借出来影印以供胡先生写传参考。晚辈答说，东西都没整理，不方便出借；我问他是否要成立梁先生纪念馆或把文物捐给清华大学，他也说“等整理好再说”。二○○二年十二月梁先生百岁冥诞，他生前任教的台湾师大举行两天的“梁实秋学术研讨会”，并在图书馆设一小型梁先生遗物纪念展，师大也曾与这位晚辈联络，答复仍是尚未整理好。二○○三年十一月底，晚辈去电师大，说遗物已整理好，计有一皮箱五纸箱，放在一友人处：“你们如果要，就派人去拿；如果不要，就当垃圾丢掉。”师大派人兴冲冲取回，打开一看，箱里装的大多是照片、剪报、手稿影本、发表作品影本，及一些不重要的书信与纪念品。一个友人听我转述这个消息后，长叹一声道：“花了十年，整理得这么干净，真是不容易啊！”另一友人则说：“听说值钱的东西都到古董店去了，有空去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