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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良宇案披露出来的社保基金被挪用丑闻，说明中国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陈良宇案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是十一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被视为上海帮的前台干将。然而，由於境外舆论过於关注此案的高层权争背景，反而忽略了此案事关百姓生命线的重大问题.

高层权争，无助於遏制官僚腐败

陈良宇案，固然涉及到高层权争，但这类权争乃中共体制的常态，无论争来斗去的结果如何，也仅仅与高层权贵的既得利益有关，而与百姓利益、社会公益和政治进步无关.十一年前，江泽民以反腐败为由扳倒了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并没有遏制住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也没有带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恰恰相反，十一年后的腐败远甚於十一年前。二○○五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公佈：涉嫌经济犯罪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人，卷入大案要案八千四百九十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官员二千七百九十九人，厅局级一百九十六人、省部级八人；腐败金额约佔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抓获到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仅七百零三人，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仅七十四亿多元。官方披露这一数字仅是中国官场腐败冰山之一小角。

陈良宇案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涉及到高达四十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那可是上海一千二百万民众的养命钱，却在黑箱操作中变成了权贵们一夜暴富的资本，涉案的周正毅、张荣坤等豪富，曾经都是默默无闻的私营老闆，但在上海官权的支撑下，两人又都变成上市公司的大老闆。上海高官如此抬举这些资本家，背后肯定有高官自身及其家族的巨大利益。这说明，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早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独裁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必然是畸形的，加之传统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带来的失业人口的遽增和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残缺和负担之重，实乃举世罕见。社保的覆盖面低、历史欠帐多、资金缺口大，已经变成今日中国最醒目的社会问题.

三大保险大部份覆盖率低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冯健身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大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中，一、只有失业保险做到了基本覆盖，但其覆盖人群仅仅是正式单位的人员，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却被排除在外。二、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一点五五亿人，佔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但专家认为实际参保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而且，即便在如此低的覆盖率下，养老保险每年资金缺口仍然有数百亿元。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佔全国就业人员的百分之二十，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处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之外。三、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到二○○三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佔城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农村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社保困局：资金规模萎缩　收入不稳》，《经济观察报》二○○四年五月九日）另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二○○三年，患病群众百分之四十八应就诊而未就诊，百分之二十九应住院而未住院，四十四城镇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然而，在社会保障如此匮乏的今日中国，各类特权阶层和垄断行业却享有「特权福利」。官员们享有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培训、甚至公款嫖娼包二奶的特权福利；在全社会医保覆盖面非常低的情况下，ＷＨＯ在二○○○年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一百八十八位；甚至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开批评医疗服务的严重不公。他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百分之八十是为了八百五十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二百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佔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官员们享受特权福利之外，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也享有「垄断福利」，这不仅包括高出其他行业五到十倍的合法收入，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 …… 这些白吃白拿白佔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现在，中共高层也开始问这一问题.今年三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谋取对象公款化，谋取方式「集团」化，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环境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陈良宇案曝光后，「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变成中国社会的「关键字」，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前提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关於《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测算出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高达八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缺口如此之大的百姓的养命钱，也在官商的合谋下变成极少数权贵取之不竭的钱袋子，有人贪污，有人挪用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借款与投资，赚了是小集团分红，赔了是参保的百姓承担。近年来，贪污和挪用社保基金（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艾滋病防治基金）的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官权的普遍行为。以下为见诸大陆报端的几个典型个案：

兰州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陈其明等三人合夥挪用上亿元住房公积金，其中流失四千万元，被判十七年徒刑。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城管理部干部梁某违规审批购房公积金贷款，造成九百余万元损失。

浙江平阳县萧江社保所职工陈青松挪用一百一十三万元社保基金，用於还债、赌博、买体育彩票，竟长达十二个月未被发现；全国清理回收挤佔挪用社保基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亿元。

郴州贪官李树彪先后四十四次挪用贪污住房公积金超过一亿元，多次前往澳门赌场大肆挥霍。

河北保定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范建华携带委託理财的三亿元住房公积金潜逃。

艾滋大县腐败书记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受贿等约一千万元的涉案金额中，也有相当比例与「防艾」救命资金有关.

广州市的养老金缺口超过六十亿元，但仍然有八点九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

其他案例还有：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八百七十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六辆轿车使用权，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九百一十八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六百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佔挪用社保基金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元，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党委政府弄虚作假套取社会保险基金六十九万元。

深圳蛇口区近七千职工在九月二十六日进行签名上书活动，向中央政府揭露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金被贪腐一千八百亿元黑幕。

福建富豪吴永红挪用社保基金给从事金融罪犯，利用中国凯利集团任命其为闽发证券副董事长的机会，交官结吏、猎取女色、侵吞股民和委託上市企业的存款，几年来掠夺达八十余亿人民币。其中，被吴永红的闽发证券侵吞的北京药业集团的十六亿社保资金，已经无法追回。而据境外媒体披露，吴永红的发迹与贾庆林主政福建高度相关.我相信未披露的类似个案不计其数，遍及中国。

胡温託管社保基金两项新法

现在，胡温政权已经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

一、通过安全而高效的投资扩大社保基金的盘子。以前，社保基金的升值主要完全依赖由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但由於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的不成熟和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信誉良好的投资公司，所以，社保基金的投资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风险过大，很可能血本无归.由官权主导的社保基金投资已经变成孳生腐败的温床；二是投资收益过低。二○○三年以前，社保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不足百分之二，二○○五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效益仅为百分之三点二，还不如大额储蓄的收益高。而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百分之七到八左右。所以，中国政府决定让外国银行进行投资託管，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美国北美信託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全球託管协定，首批海外投资的金额会在十亿美元左右。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适度上收社保基金的管理权和加大社保基金领域反腐败力度，以便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投资和挪用贪污社保基金。上海社保基金案发生后，中央开始对社保基金获得款项的企业进行排查，国家审计署发出近日将审计社会保障资金的通知，各地方社保基金自发性地着手内部自我审查，并做好相关文件整理准备工作。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严格管理社会保险积累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费用外，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国家做出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

然而，在缺少制度保障、新闻监督与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中央政权上收管理权，非但不能解决社保基金领域的腐败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垄断官权掌管的社保资金数额越大，等於增加了官员们腐败动力及其动机，相应的社会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即便反腐反到政治局常委头上，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官场糜烂。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 全国山河一片红，旧日窑洞的玩笑成真，毛泽东坐钓鱼台开始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

「国庆」夜，电视画面上到处是歌舞的海洋、鲜花的海洋，那种镜头与我的生活很远，我想起的是发生在五十七年前的一些残片断简，在延安窑洞中，俨然以帝王自命的毛泽东曾与女作家丁玲之间的「玩笑」，远在这位打伞的无冠之皇登基之前，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来，不幸的根子早已埋下。丁玲的这段口述回忆十多年前曾公开刊出：

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 ，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

别看丁玲说这只是「玩笑」，从中却不难窥破毛泽东的心理，他熟悉、向往的是帝王生活，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为「太子尿」填词，因此都不能简单地当玩笑来看。戴煌先生追根追到了毛十七岁时的那首《咏蛙》诗。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毛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一旦打下江山，大权在握，从「偏安的小朝廷」成为混一宇内的大朝廷，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就是这样。

萧军批中共比日本人残忍

既然是「朝廷」，当然是容不得任何不满，更容不得批评，王实味的遭遇就证明了一切。从延安到东北，我又想到了一九四八年萧军挨批的那一幕，当年还专门出过一本供批判用的《萧军批判》。这位特立独行的东北作家，在延安时代，曾以其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毛泽东的欣赏，一度曾「平等论交」，一起大碗喝过酒。抗战胜利后，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主办《文化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看不顺眼的事情都进行了公开、直接的批评，比如对苏联，比如对「煮豆燃豆萁」的内战悲剧，他认为战争造成流血、死亡｜｜「对方死得最多的还不是工农大众吗？他们原来不是兄弟吗？」他反对内战｜｜「曹丕和曹植是亲兄弟；人民和蒋介石也不能说是例外吧？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找出证明来，指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只能说人民和蒋介石是两个阶级。」他呼籲联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全国人民」｜｜「不管他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 …… 英美派、德日派；唯物的、唯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 都无妨。」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他一九四八年发表在《文化报》上的《新年献词》：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 …… 此真背天逆人，颠倒伦常之举；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 …… 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大胆，至今读来恐怕还足以令不少人胆战心惊，他大胆直言共产党比李自成、张献忠还不如，比满清、日本人还要残忍。这样的言论当然是即将席卷全国的红色集团难以容忍的，等待着萧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根据「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作出了「关於萧军问题的决定」：

在党内外展开对於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份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加强对於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 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对萧军最严厉的惩罚也许还不是第三条「物质方面」给他断粮，而是第一条精神方面的全面批判。那一套话语体系在那个激烈的战争喧嚣中很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许多人曾真诚地信服了以头头是道的主义包装起来的、不容说「不」的那种论证，真正看穿了这一切的知识份子，尤其是跟着红色阵营走的人当中确是凤毛麟角，王实味算一个，萧军算一个，那时离全国江山一片红虽然尚有一些时日，有个性的萧军还能够追求真正的民主、大胆地行使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的权利，让人依稀想起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可惜这样的声音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随后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使一个老大民族逐渐习惯了那种声音，再也张不开批评的翅膀，一句话，民众的喉管被卡住了。从此，毛泽东可以稳坐钓鱼台，分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填太子尿的词，一切都不再停留在嘴巴上和纸上，昔日窑洞的「玩笑」不再是玩笑。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

10月28日，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恒基的李兆基，永新的曹光彪，金利来的曾宪梓，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澳门的赌王何鸿，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政府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

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
，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十世班禅与第一位经师拉科活佛 世人对达赖喇嘛时有所闻，１９８９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他的领袖魅力和亲和力使他在世界各地受到爱戴。 西藏两大活佛的另一位－－班禅喇嘛则鲜为人知。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只是在政协人大开会的时候从收音机里、报纸上听到、读到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字。近日读了降边嘉错所著、香港开放杂志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悲剧英雄班禅喇嘛》，感到相当震撼。 在宗教地位上，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是完全平等的。从政权方面，达赖领导的噶夏政府管辖着大部分的西藏，包括阿里，那曲，昌都，山南，察隅和门域。班禅领导的堪厅管辖着后藏地区四个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不到西藏的十分之一。在宗教政治社会方面班禅和达赖齐名。 作者降边嘉错是四川藏人，１９５０年参加解放军，精通汉藏文，曾任达赖和班禅的翻译。一方面，他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文中不可避免地有共产党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良心未泯，他为他本族本教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而秉笔直书。许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例如，班禅在１９６２年给中共写《七万言书》，尖锐批评中共治藏政策，受到批斗抄家和撤职。在文革中遭红卫兵绑架批斗，最终被投入监狱，关押了九年八个月。 少年班禅 贡布才旦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１９４６年被选为班禅九世的转世灵童，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在青海塔尔寺完成坐床大典，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年１１岁。 他诞生之时，正值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他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政局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正进行殊死搏斗，双方竭力争夺对西藏的影响力。在西藏，则有西藏独立的势力。噶夏与堪厅之间也有重重矛盾。以他为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斗争。最终，堪厅选择了不去台湾、留在西北、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与驻青海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在那时，他们当然无法预料到日后的灾难。 拉萨暴动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遭到藏人的武装抵抗。他们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叫“卫教军”和“四水六岗”（四水指发源于藏族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六岗泛指藏族地区）。它们的宗旨是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维护神圣的佛教，不受“红汉人”的侵犯和损害。 解放军派来精良部队平叛。藏人从江东逃到西藏，三年间约有六万人。 １９５８年，由于上述川滇甘藏区的叛乱，在青海循化县，为了预防叛乱，当局把活佛、副县长加乃化等上层人士集中到县城控制起来。加乃化活佛在群众中有很高声望，当地大牧主有一百多人的武装，他们趁祭神的机会来营救活佛，包围了工作组驻地，枪杀工作组组长。解放军两个团渡过黄河，包围了叛乱份子，但武装的叛乱份子早已逃走，剩下的是手无寸铁、来救活佛的僧俗群众。不明情况的解放军击毙五百余人，后发现对方毫无还击能力而停止射击。但又抓了二千五百余人。全县藏族人口只一万一千。加乃化活佛得知消息后自杀。 １９５９年初，几千名“四水六岗”和“卫教军”成员来到拉萨，拉萨开始骚动不安。三月十日，西藏军区请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文艺节目。谣言说军区要扣留达赖喇嘛。“四水六岗”“卫教军”和喇嘛们聚集在罗布林卡周围，不让达赖喇嘛离开。在拉萨市区，少数群众，主要是妇女，上街游行，高喊：“保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万岁”，“西藏独立”。 这以后，更多的卫教军涌入拉萨，军区亦频频调动部队，战领制高点，在市内武装巡逻。局势日趋紧张。三月十七日晚，达赖喇嘛匆匆占了一卦，结果是“走”。当天夜里达赖带了妈妈、姐姐和少数随从仓皇离藏。 三月十九日双方发生枪战，解放军经过两天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的［叛乱。 七万言书 就在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西藏的叛乱已基本平定之时，中央又突然从内地调来大批平叛部队，这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装备良好，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对他们没有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一个藏人，他们甚至认为留着长发、穿着长袍、佩带刀的藏人都是叛乱份子。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 中央规定，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上层人士，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清算斗争。但是，各地普遍没有执行。而是采取了内地“土改”时的作法，许多没有参加叛乱的活佛和喇嘛受到批判斗争，抄家，许多人忍受不了而自杀。 １９６２年，班禅走访了广大藏区，亲眼见到下面的情况。他感到“左”的错误普遍地，大量地存在，他开始夜以继日，奋笔疾书，完成了至中共中央意见书，他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有七万多字，被称为“七万言书”。写成的时候，他还不满二十四岁。 “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掀起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的滔天浪潮，做了许多疯子也做不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灰心丧气至极，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没有宗教的黑地方，人民为此而哀号。”——摘自《七万言书》 平叛究竟抓了多少藏人？造成多少藏人死亡？班禅表示他不知道详细人数，但每个地区都有万人以上被捕，仅死于狱中的藏人即有数十万人。 西藏流亡政府白皮书公布仅死于平叛战场的藏人有四十三万多。 文革中，班禅被关押十年。出狱时他三十八岁。 1954年班禅(右二)与达赖上北京，周恩来和朱德前往迎接。 1964年遭批斗，被打成叛国集团，三反份子。 谜一样的婚姻 依佛教喇嘛必须保持独身，降边嘉错在传记中对班禅的婚姻未提一字。但出版人在附录中收集了苏仁彦所写的《班禅喇嘛之死与婚姻之谜》一文，说外界传他在关押期间接受中共安排结了婚，还生了个孩子。内情已无可考，结婚生女的事实是存在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班禅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仅五十一岁。这是他最后的发言：“我们时常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历史只一瞥便已惊心。

刚刚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将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丁子霖女士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本台记者林迪采访了也是刚刚得知这一消息的丁子霖女士。她说，当年如果天安门的学生和民众不是被镇压，他们反对贪污的诉求被接纳，从那时起就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下面是林迪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图：美国[时代]周刊周年特刊封面。

记者：今天的《时代》周刊将您评选为“亚洲英雄”之一，我们都很高兴，也祝贺您。

丁：谢谢

记者：您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是中国也是全球都很关注的人权方面的象征性人物，请谈谈对这一评选的看法和感想？

丁：我知道这事后，应和这十几年来跟我一起努力抗争的难友一起分享。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母亲群体来讲是一种鼓励。这意味着，我们十几年来在苦难中所作的抗争得到世人的认同和鼓励。我很珍惜这份认同和鼓励。我只想说，我们不会放弃已有的努力，还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努力。

记者：八九六四天安门学生提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贪官。但他们被镇压下去十七年后，所有人都可看出，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无官不贪，贪腐到处可见。您认为，这跟六四被镇压有无关系？

丁：当然。如果反过来想，如果当局六四不镇压爱国学生市民，按赵紫阳的主张解决学潮，就是接受学生反腐的呼声，以此为契机，逐步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面目。正因为邓小平动了杀机，导致正义呼声镇压下去了。之后邓的南巡讲话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六四的枪声把学生市民镇压下去后，由此贪官的胆子更大了，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看烂透了。这让我们活着的人痛心，我们失去的亲人，如果地下有知，也会痛心。如果现在当局者还有点良知，想解决贪腐问题，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政治改革，制度上解决。还是要回到当年六四前，回到八九年。你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贪官是抓不完的，除了陈希同，除了陈良宇，还有别人。另一方面，要求民主的人也是抓不尽，关不完，压不住的。

回到您刚才问我这份奖项的问题，我首先想到难友，也想到我失去的儿子和与他一起倒下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死于六四的镇压，如果当时他们的反贪诉求得到接纳，而且逐步开展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就已经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了。

最近台湾追究陈水扁家的事，他们可用法律手段解决第一家庭的贪腐问题，我们同文同种，由于制度不一样，我们就不行。中国要治贪腐，还是要回到八九年学生正义的呼声上去，回到赵紫阳生前主张的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香港富豪霍英东病逝北京，由中共出面，隆重安排丧事，灵柩覆盖红色国旗，备极哀荣。霍英东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他身后留下的争议，却并未平息。

按中共的评语，霍英东是“爱国商人”。然而，在中共的字典里，“爱国”，就是“爱党”的意思，与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大致无关。通常，那些真心爱国而不爱党的人士，不但不会被中共承认为“爱国”，反而被诬为“叛国”，如民主流亡人士。反之，那些未必爱国却一味讨好中共的人士，倒被中共贴上“爱国”标签，如在黑白两道行走自如的港台奸商与浪客。毕竟，“爱党”二字太难听，彼此都爱面子，就常以“爱国”二字，偷梁换柱。

霍英东撒手尘寰，留下万贯家产。霍某生前，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但其发迹史，却并不光彩。香港人都知道，霍英东淘得的第一桶金，竟然是利用朝鲜战争，发下的战争财，或者说，国难财。走私军火，是霍英东致富的由来。对此不堪往事，霍某一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被人逼得紧时，最多说一句“唔好再提”。

但到了2003年，癌症复发而自觉到了“盖棺定论”之时的霍英东，在其八十寿宴上，忽然开口为自己辩护，说“从来没有运过军火，只是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之类。”仅承认“没有报关”。但又辩解说香港是“自由港”。然而，谁不知道，“自由港”的意思是免关税，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报关；而“没有报关”，不过是“走私”的代名词。

在这里，霍某承认了“走私”，只是不承认“走私军火”。并称当时他并不懂得什么“抗美援朝”或“爱国”，只是一心要打破禁运。这种说法，已经与中共对他的抬举相矛盾，中共称赞霍某“支援了抗美援朝”。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大会上，霍某是唯一被中共请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港人。

中共的抬举，证明霍某与中共的关系非同一般，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或许又是一名“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人人都知道，霍英东从来就是“左派”，即便在全港反共的年代里，霍某也未曾反共。八十年代之后，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公开亮出了“红色资本家”的本色。

香港回归，中共推行“商人治港”，着意拉拢和依靠财大气粗的香港富豪。被封“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位居花瓶人物之首，为中共改善形象、对外统战、引进外资，立下莫大功劳。

所谓“政协副主席”或“政协委员”，就是中共给予那些并非中共党员、但却愿意为中共抬轿子、吹喇叭的党外人士的荣誉头衔。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奖赏。花瓶配痞子，痞子换装，花瓶得利，双方各取所需。

说起来，富贵极天的霍英东，最应该感恩的，当是英国殖民政府。霍某身居香港，不仅自在一生，而且发达一生。如果一早就现身中共阵营，以其对财富的偏爱和执着，如果不是被迫害致死，至少也落得个九死一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十年代以后，“进军内地”的霍英东，虽然在中国享尽荣宠，竟也未能逃过中共贪官的欺侮和盘剥。霍英东是广东番禺人，为此大量投资番禺南沙，自称“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想”。然而，正是在南沙，霍某竟屡遭中共地头蛇官员梁柏楠等人威逼勒索，前后被敲诈30多亿。霍某对此有苦难言，哀叹“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法律有什么用！”

霍英东亲共投共，但对共产党并不信任。据访问过他的人记载，临终前的这几年，他常常会突兀地问人：“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而后心神不定，神情黯淡。从霍某神经质的问话中，可以推断，霍某的不堪往事，大概还远非“走私军火”四字所能总结，究竟还藏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恐怕只有他本人自知，或者，只有中共高层深知。此时此刻，也没有人知道，富甲天下却受人摆布的霍英东，其内心深处，是充满空虚，还是暗生悔意？

首发ＲＦＡ

The Trouble With Tole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