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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丹麦漫画事件引发的伊斯兰世界的抗议风潮渐渐平息，但其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影响依然深远，所昭示的意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也许，我们这个世纪的和平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待于对该事件中凸现的某些问题的解决。宗教与政治的纠葛再一次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展现，困惑着人们。现代性的历程正经历重大的变迁，面临新的考验，为从纷繁的事件中清理我们的思想，探索未来之路，我们的目光应投向何处？

一。1905年的遗产

在笔者看来，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些年份能够称得上是“人类史”“世界史”的重要年份的话，1905以它发生在欧亚大陆三个重要国家里的三个事件就完全有资格被视为这样一个年份。在中国，发生了后果深远的科举制的废除，也许直到今天人们才更清晰地意识到它对中国当代历史意味着什么。在俄国，1905年初的动荡后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宣布给与人民“思想、言论，选举和结社的自由”，将“任何法律的确立都必须都经民族选举出的议会来决定”视为“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或可被视为俄国现代史的真正元年。而那后来被用最华丽辉煌的词汇赞美的1917，尽管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将其剔除，但今天已越来越被证明将称为“人类新纪元”的虚妄。正如已故俄裔法国俄国史专家格林瓦勒德（Constantin de Grunwald）所说，“如果温和反对派和君主能够有能力找到共同的语言，保证一种富有成果的合作，那（1905年后改造俄国的君主立宪的）经历就可能有某些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谁又能说1917年会是个必然？一个是世纪的蹉跎后，今天，某种意义上，俄国不正是退回到1905年的起点上再出发吗？

虽然1917不能称为必然，但1905在相当的范围内讲却是不可抗拒，也许发生的形式和轨迹或许可能有不同，但所有俄国的近代史，尤其是拿破仑失败的征服成功启动的整个俄国十九世纪思想和社会的巨变，全部指向这样一个1905年事件的发生。事实上，那同一年在法国发生的事件，——1905年12月9日，法国通过政教分离法，从形式上讲与中俄这两个巨国里发生的一切毫无关联，彼此孤立，但其本质却恰恰是血脉相通，一以贯之：都是现代性在各自历史情境下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作为现代性的旗帜——自由的挺进的重要标志。

遗憾的是，百年沧桑，现代性的巨浪及其反动在学术，思想，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循着从西向东，从东向西的方式在这个广大的文明腹地来回激荡着，包括这三个国家在内的这个世界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1905年课题的许多困扰。在这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在科技发展好像要挣脱人类的掌控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原教旨主义的喧嚣伴着自杀炸弹的爆炸声响、环境遭受破坏、对现代性的批判沦落到某种虚无主义式的游戏、调侃和发泄的时刻，我们当何以自处？当依据什么重新为人类的未来找到方向和生存的力量？

靠神秘主义的救赎？权威主义的英明？民粹主义的热情？或是科技的神奇？传统的复归？……我们无法也不能更不应该去妨碍人们对生存意义、平和心灵，新的生存方式的探讨，这是人生存的权利和意义所在。但如果这种探寻是以抛弃现代性的核心—理性与自由—为目的和手段，那我们注定要遭遇更大的灾难。强烈的阳光下，我们会渴望幽暗的荫凉，但让幽暗遮蔽一切，将是死亡的黑暗的降临。

二。神祗的报复

今天，没有人再能否认现代性具有缺失，启蒙时代的乐观早已逐渐让位于深深的怀疑。其中，对神祗狂妄的放逐，尤其引起众多的责难，被人视为因此埋下许许多现代病症的根源。不管这种指责是否合理，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趋向就是：对现代性校正和批判给神祗的某种回归逻辑地开辟了空间，那些被请进博物馆，历史书中的神祗幽灵们结伴复出，让被认同和意义的问题困扰到焦虑、惶惑、恐惧的人们感到慰籍，不过也因此掀开令人忧虑的“诸神的战斗”的新一页。借用法国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凯佩尔（Gilles Kepel）1991年出版的那本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著作的题目来讲就是“神祗的报复” .不过，与以往对现代性的抵抗不同的是，神祗们这次对现代性的报复不仅仅是用其自身的力量，也更多地借用了现代性本身的力量、利用现代性的分裂来对完成对现代性的报复。我们当然不能就具体成因简单一概而论，但我们确实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到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无论是在黑非洲大陆 ，亚洲还是阿拉伯世界，拉美，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宗教的作用都在回归，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秩序和政治变迁。在国家关系上，伴随各种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利益冲突的宗教纠纷日益成为组成当今世界图景的重要部分。其中伊斯兰世界因其与西方特有的关系以及在当代国际、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伴随现代性的挫折而衍生的种种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由此引发的相关宗教问题尤显突出。那著名的“文明冲突”之论显然是粗泛和夸张的，甚至是不负责任和荒谬的；不过全然无视这种危险的存在也肯定是盲目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体认其中的问题，如何以现代性形式的更新、转型和创造、以现代性的内涵的丰富和扩展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和挑战。

三。政教分离：现代性的基石之一

这种身份认同和现代性危机中宗教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现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去检视现代性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回顾那极具代表性的1905年法国的政教分离。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在西方的发生、展开与西方的宗教历史密不可分。现代性从宗教思想、宗教冲突中诞生，又以对宗教的批判开辟脱离宗教独立生活的世界；基督教乃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不过用戈谢 （Marcel Gauchet） 的话讲，也是造成“摆脱宗教的宗教”（la religion de la sortie de la religion） .我们无法在这里去更详尽地探讨这种“摆脱”以及现代性的内在文化成因、历史情境就象韦伯的理性传统假设等等，但有一点，以笔者浅显的见解来看，西方文明内在的异质性、多元性既是西方历史付出许多冲突、战乱和停滞等代价的根源，也是造就西方近代文明产生和活力的原因。“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的传统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也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本体论的基础。凯撒与上帝的角色的更迭互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整个前现代乃至今天的欧洲政治史。

以现代政体的确立来讲，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就是以何种形式进行政治重组。作为理论上灵魂世界的管理者， 与伊斯兰和犹太教不同的是， 基督教教会没有给世俗生活设定一个规范一切行为的法律。它原则上不应在世俗生活中扮演角色， 当然事实上却不然。因些具体的历史情境如在蛮人入侵的时代因世俗政治组织权威的阙如和软弱，教会就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者角色，还有，从其作为上帝之子代言人有帮助世俗人得到拯救的责任这一点出发，教会也必须关注世俗政治因而不同程度地卷入政治。基督教在政治问题上最深刻的悖论在于它在给人以种种严格的约束、强加给世人一个神学政治范式的同时也给与其自由地组织现世生活的合法权利。正如皮埃尔？玛南指出，是这种教义上的内在矛盾使得世俗政治形态在世俗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终成为可能 .城邦因其能力的限制被证明是一种无法有效地回应各种挑战和扩展影响的政治形式，而帝国的形式在欧洲这众多的族裔、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尤其是面对与教廷在普世性权威的争夺上也是被证明不再行之有效，结果一如我们所知，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一种新的介乎两者之间的民族的绝对君主制 （la monarchie nationale， absolue），民族国家形式开始诞生。这种政治形式的合法性与宗教权威具有的内在冲突，启动了一种政治的去宗教—道德化，“自然”化，也就是用“自然状态”去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人、个人开始渐渐成为政治的合法性的源泉。这在从马基雅弗里到霍布斯等人的思想都明确的反映。

不过，强大的世俗君主又如何不成为他的属民的安全和福祉的威胁？ 这是历史和思想都逻辑地必然推导出的一个问题，也是后来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由主义之父所思考的关键所在。有关权威与个体，个体间，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关系的各种“群己权界论”层出不穷，总体的趋向则是确认个体权利的神圣性。在这个世俗权力得以确立并一步步受到限制、个体权利伸张的漫长过程中，宗教的问题始终如影随形，贯穿其中。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导致国家中立和信仰自由历史上划时代的“南特敕令” （ Edite de Nantes）的出现；而路易十四于1685年发布的取消该敕令的“枫丹白露敕令” 则象征着君主权力达成鼎盛、一统天下时的一种宗教自由上的反动 .宽容，作为现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在宗教血与火的冲突中靠着理性的力量诞生，开始其传播和扩展的历程，也不时经受各种考验。政教分离作为一个规范政治和宗教、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原则，其思想萌芽在上述历史过程中孕育并逐渐落实成一种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列相关的政治、司法制度。法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历史上的宗教冲突、强势的君主制、传统天主教会与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制的关系等等，成为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一种典型。

从法国大革命时“人权宣言”对其原则的宣示和国家政权与宗教的短暂分离实践到1905年政教分离法案的通过，整整一个多世纪，法国思想、政治，宗教与社会各界围绕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过许多政治和思潮上的反复冲突，其中，教育问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一直处于政教分离矛盾的核心 .如何在天主教、新教等宗教学校之外所有的公立学校也都是由神职人员管理的状况下，将学校转成为培养真正的共和精神、公民意识和道德的公民的场所，这不仅关系到共和制能否最终巩固落实，也关系到启蒙理想的实现、个人能否具有真正的精神自由的问题。对许多政教分离赞同者看来，一个在神职人员的监护教育下成长的公民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和公民道德。（这里我们也可顺便提一句，将la？cité 翻译成“政教分离”具有的局限性，这种译法当然涉及其中核心的一个问题，权力与宗教的关系，但却无法囊括其内涵的丰富性，尤其是可能使人们忽略其与宗教对立的“世俗”的含义）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康德在第三共和时代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被广泛传授、成为许多哲学家的思想灵感来源的缘由：康德被视为在宗教之外“将道德作为科学建立起来的创立者” .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知识分子，政治家这方面的努力体现在1882年的 ？ 费里法 ？ （La loi Ferry） 和1886年的 ？ 戈布莱法 ？ （la loi Goblet） 两部法律的颁布上，公立学校在随后的岁月里成为“政教分离”的场所，教员称为普通的公民，教学内容中的神学部分也逐步消失。不过这个领域与宗教的纠葛还没有完全了结，1959 年的 “德布雷法”（La loi Debré）， 通过国家与私立宗教性的学校签订合约的方式， 可以说才最后完成对教育的全面世俗化过程 ： 国家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私立宗教学校接受国家的教学大纲内容。 今天，私立学校、公立学校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区隔的标志而不再是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区隔。不过当时这两部法律的出现还是政教分离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导致1905 政教分离原则法案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保障公民的信仰和思想自由问题。十九世纪，虽然国家政治生活日趋自由化，法国人的信仰和政治生活却依然受到1801年拿破仑和当时的教皇 Pie VII 签订的Concordat 的某些制约。比如信仰上，只有天主教、新教中的路德派和卡尔文派以及犹太教被国家承认。随着1880和1901年有关结社自由等法律的陆续出台，那些不属于被国家承认的信仰团体遭遇很多法律和行政上的麻烦。这种状况让越来越多地人意识到应该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经历了德雷福斯案件激荡的法国，人们更深刻体认到捍卫个人的权利的重要。于巴黎公社前1866年诞生至今天依然存在的“自由思想联盟”（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la Libre Pensée），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集聚了许多象雨果，比松，法郎士，饶勒斯等从共和派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思想政治流派的重镇，成为推动政教分离运动的重要力量。对这些法国思想家来讲，“自由地思想”（libre pensée） 这诞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观念， 就是意味着 “以无畏的方式去思考宗教、道德和政府”（manière téméraire de penser sur les matières de religions， de morale， de gouvernement）等问题；而政教分离就是进行这种思考的条件之一，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个教会与公共服务分离的司法、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它要求国家的中立性，国家不具有一个关于世界的形而上的观念，它准许各种不同的观念在私人领域自由争论。信仰只是属于个人的问题” . 1904年该联盟还为推动这些理念在罗马组织了后来被成为“政教分离大会”的国际会议。于此同时，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诞生的“人权同盟”在全国组织了宣传政教分离的活动日。在包括许多左派政治家在内的赞同政教分离的政治人物积极推动，政教分离法终于在1905年底通过，共和国借此重申思想和信仰自由，教会从此不再享受国家的经济支持，成为社团法人。漫长的政教分离史终告一段落；从政治到教育，从思想到法律，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一步步得到落实。

需要提及的是1905年法律的遭到包括凡蒂冈教廷在内的教会势力强烈反对，但随着时光，这个法律证明反而给予了教会一种新的自由：从此教廷可以自由任命主教。教廷失去与世俗权力的最后的联接，得到更大的自由， 成为一个经历了现代性洗礼的宗教。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二十世纪天主教的发展。

四。挑战与继承

尽管形式各异，政教分离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今天已成为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立国原则。虽然美国的总统总是会按着圣经宣誓就职，也不会忘记在国情咨文演讲后加上一句“上帝保佑美国”，但宪法及其补充条文建构了一个用杰佛逊的话讲政权和宗教上的“分离墙”（Wall of Separation）。移民国家族群和宗教上的多样性促使美国“政府不去承认任何宗教的特殊地位”， “从1830年代联邦和各州的政府便将宗教问题上的中立性作为一个基本立场确定下来”。最近这些年表现尤其明显的宗教政治工具化的取向以及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领导人如布什的入主白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美国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教分离状况 .墨西哥、穆斯林世界的土耳其等分属不同文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着严格的法、美式的政教分离。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与本国教会或是梵蒂冈协商性的分离，在这些国家中，与法、美模式不同的是教会具有类似社团的地位但可以得到公共财政的资助。当然也有中国、古巴，北朝鲜这种敌对性分离：宗教被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所代替，当然也就没有自由地存在的必要合可能。

在一些国家如英国，芬兰、丹麦等，因历史的缘由，国家承认一种作为民族身份认同标志的“官方”宗教，但事实上不妨碍对其它宗教信仰的尊重，人们的自由权利也因民主体制和法国家而得到严格地尊重和保护。问题的关键在另外一些国家，虽然其它宗教被允许存在，但国家视其自身为某种单一的、等同于民族认同的宗教的代表，在这些国家，政权与宗教紧密相连，如伊朗，以色列等。宗教间的矛盾常常伴随政治的冲突时时凸显。正如我们在这次丹麦漫画事件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中看到的那样，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移民和跨国传媒的发展，民族国家内部的宗教或地域冲突日益国际化，有聚合成跨国性的宗教冲突的趋势。这不仅对一些国家现代性的确立造成障碍，也反过来给政教分离原则已确立的国家构成新的挑战。

以法国为例，由于主体为移民的具有伊斯兰信仰的社群的增长，——六百万左右，近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伊斯兰在法国的影响也日增。尽管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程度不等地融入法国社会，但由于失业、社会公正、种族歧视、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也包括跨国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活动，其中极少数人开始具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法国人由此感到某种威胁，而这种感觉又因“九一一”得到强化。学校里出现的一些佩戴伊斯兰头巾的女学生让许多深受共和精神影响的教师感到反感和担忧。与此同时，最近二、三十年对传统共和制在对少数族群文化特性、妇女权益的忽略和压制方面的批评以及以改善这种状况为目的的新兴社会运动的推动，从另一方面撼动了传统共和体制的观念和制度规范。加之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使得以往的公域和私域之间的界限变得含混模糊。这一切都使得政教分离问题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国总统希拉克由此授命政治家斯达吉（Bernard Stasi） 在2003年夏成立一个由十几名各届专家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相关问题， 就关于是否要通过一个有关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具有明显宗教意含的标志的法律征询意见， 进行研究。社会各界的相关讨论也在03、04年时达到顶峰。

辩论双方一方是主张强固共和主义的立场，强调捍卫法国文化的必要；1905年的遗产对他们来讲神圣不可侵犯，只有靠强化共和制才能避免法国的分解、有效地回应来自各方的挑战；另一方则认为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尤其是法国式的相关制度设计和观念已不再适合今天的要求，共和制所代表的过度的普世性制度设计损害了个体或一些群体的文化特性，因此要树立新的多元文化的观念，寻找适应多元文化要求的形式才是法国的出路。作为斯达吉委员会专家委员笔者当年的导师、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 注本刊过去译为杜兰）的观点可谓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他坚持认为抛开其具体的内容和对象来看，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所代表的原则是有其普遍意义的，是现代性的基石之一而必须加以捍卫。同时对多元文化的要求也应该作出积极回应，承认多样的文化和现代化经验的合法存在权利，这是现代性的深化。不过在这之前，面对原教旨主义的攻势却必须依据已有资源做出反击，打个比方，就是在发起新的战役前，先加固自己的阵地。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下，他赞同通过这样一个法律。

法律的通过和实行，虽然当时在国际上和国内都引起一些反响，但从过去两年的效果来看，还是起到相当正面的效果，也被包括伊斯兰族群在内的大多数法国人接受。这次丹麦漫画事件中法国伊斯兰族群反映的相对平和和理性，除了长期的民主文化的影响外，也不能不说是与这些年包括有关此法律的讨论有关 .需要提及的是，法国面临的这种挑战今天带有普遍性。在英国伦敦地铁大爆炸后的今天，英国人曾引以为傲的社会整合模式和言论自由实践也遭到严重质疑。如何应对伊斯兰原教旨的挑战，成为所有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

五。言论自由与权利行使

这次丹麦漫画引起的风波凸现了信息时代沟通上的困难。言论自由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成为争执的一个焦点。正如图海纳所说，“与他者沟通的可能在于我们与他者分享同样的言语（langage）。这是建筑在两个要素上的：对理性的信念和个人普遍的权利的承认；现代性通过对普世主义和非宗教性的基础的确立，让不同的人之间的沟通在其公民身份基础上得以达成” .但问题是现实中这种共享的语言和世界范围内同等的身份的确立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经过漫长的理性和自由传统熏陶下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公民大体上是能够较妥善地看待类似丹麦漫画的针对基督教的漫画的，事实上这类东西也经常出现。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所可能引发的争端，就象1988年斯克西斯（Martin Scorsese）“基督最后的诱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the Christ） 电影上演时在一些天主教信仰笃厚的人们中引发的愤怒和反感。

政教分离的原则从根本上所要捍卫的东西是作为主体的现代人的思想、信仰和表达的权利，言论自由自然是与其密不可分的。这些权利是现代性的基石，必须为之争取、捍卫。在这方面的动摇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在一些历史的情境下，运用这一权利就象所有其它有关自由的权利的运用一样都是需要召唤主体的责任、理解和宽容精神。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认为每个人运用权利的自由是以不能损害他人自由地运用同样权利为边界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这种损害的边界有时是确不易确认。对这类问题，用外部政治干预的方式来解决是倒退和不可取的，依笔者所见，还是应该回归现代，回归主体的自由选择，让一种“恕道”的精神和实践来补充、润和言论自由的实践。法国“解放报”等媒体为表示从原则上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同时又与丹麦那家报纸区隔，选择刊登漫画中的几幅而不登刊引起最大争议的将穆哈默德头巾画成恐怖分子的炸弹的漫画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风波中，许多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在表达愤怒时也多半没有谴责作为原则的言论自由，而是人认为被漫画作者滥用，玷污和冒犯了伊斯兰人的情感。从这角度看，现代性的一些观念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也正在逐步深入人心。

如果认真加以分析，事实上，包括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动而出现的。法国重要的伊斯兰问题专家罗伊（Olivier Roy） 就认为，“恐怖分子们既是西化的产物也是西方的敌人。就象共产主义者大部分情况下出于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圣战的恐怖分子对抗西方激进行为从西方那些极左派”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 ”巴阿德小组“ （bande de Baader） 那里承续的东西并不少于他们从可兰经中承续的” .我们不能在伊斯兰和激进伊斯兰分子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对伊斯兰的再认同也并不必然导向原教旨主义。即使是对以温和中庸为文明精神的中国人来讲，四十年前的某些国人不是也可以疯狂到拿来与某些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比较吗？当然，面对现代，伊斯兰世界依然有许多艰巨的课题需要处理，其中政教分离问题就是一个对许多国家来讲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改革伊斯兰”近些年成为许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世界的知识分子常常提及的话题 .这不仅关系到伊斯兰世界能否成功适应现代文明，也关系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安宁。这次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伤害的丹麦漫画事件，未尝不是提供给西方世界一个审视自身的机缘，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为伊斯兰下一步健康发展种下的牛痘。值得庆幸也需要注意的是，从该事件发生和落幕的过程看来，伊斯兰世界的理性力量和原教旨力量都在增长，下一步的发展，即取决于伊斯兰世界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取决于外部如何处理与其关系，是否还会不断地发生出这种类似的大小漫画事件。

六。中国人的课题

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当然不能在观察世界的同时忽略我们自身面临的挑战。依笔者看来，1905年给我们留下两个重大的课题，一是因与权力的脱钩，儒家从此不再具有为权力合法性论证的功能，也失去其庇护，却也从此得到自由，为其在现代的背景下重生创造了条件，但其过程也注定艰难困顿，如同游荡的孤魂。其实，现代思想成为“游魂”性的是一种命运的常态，这是现代性自身的本质所决定的，每当一种游魂与权力发生嫁接、同化的时候都可能是生活和该思想本身的灾变的开始，过去的一个世纪以及在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都为我们证明这一点。

1905年给中国人遗下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国家与社会从此失去制度性的连接，社会精英也不再具有与权力互动的规范渠道被迫开始痛苦的转型；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建构一种符合现代精神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个世纪过去，直至今日，这依然是中国人需要回答的。我们依然生活在1905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所代表的文化，政治，社会变迁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天中国人在精神和制度安排上依然拒绝韦伯所讲的“分化”（différenciation） 这现代性本质特征之一的要求，（政教分离恰是一种回答）依然依附在一种现代版的“政教合一”“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同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中国人就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生活在世界上。从这个角度讲，1905年在法国和俄国要处理的问题赫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对现代性的检省与批判应该是康德超越意义上的批判，对现代性所应该坚持的也仍然是康德的启蒙思想：不仅是鼓励人们“敢于自己思考”，思想批判的结果和目的不在于去造就新的普世教义，更在于提倡一种不断的重新开始的启蒙工作。“启蒙是一个过程，一种实践，一种每代人都要学习和使用、用以构建公民社会的鲜活的原则” .

我们重新审视1905年的遗产，意义或许也就在此。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二零零六年六月号）

昨天中午，成君忆在新浪开博客，就自己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指出易中天无道德感一事表明态度：自己对易先生误导大众道德观的质疑是没错的，但在质疑形式上有欠考虑的地方，并再次向易中天道歉。

成君忆表示，自己对易先生的学问不很了解，但“易先生的很多言论是反道德的。”一个自命为学者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反道德言论，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这篇博客的留言中，多数人支持易中天，有人认为他攻击易先生有炒作之嫌，还有人觉得不应上升到道德高度。

 

 

成君忆：给易中天先生的公开信

一个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说易中天在他的博客中指责我“剥夺了他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并且把那篇博客念给我听。早些时候，我已经通过媒体向易先生发表了我的致歉书，本想就此息事宁人。但这篇博客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安，只好再说几句。

再次向易先生致歉

我在这里再次向易先生致歉。原因很简单，我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质疑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且语气不够温和委婉。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为我的冲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易先生也许就不会那么反感，易先生的粉丝们也不会那样地谩骂我。我在反省自己，我很难过。

但是，我的冲动确实事出有因。尽管我对易先生的学问并不是很了解，但在我看来，易先生的很多言论是反道德的。各位看官如果有心，可以在他的讲座和作品中找到大量的证据。我觉得，一个自命为学者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反道德言论，而不顾及可能对大众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合适的。

简明地说，我对易先生误导大众道德观的质疑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我在质疑的形式上有欠考虑的地方。

我与易先生的分歧

易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在“表示愤怒”。他认为我的道德论剥夺了他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在“挑衅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不接受我的致歉，认为我应该向下面的这些前辈致歉：

1、“三十年前，因落后思想和反动言论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2、“由此上溯到三百年前，因文字狱和大不敬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3、“由此上溯到三千年以来，因伤害灵魂和传播谬论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易先生的这篇博客让我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这篇博客的语气，和一位领袖的语气非常相似。而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落后思想”和“反动言论”，恰好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三百年前的“文字狱”，也恰好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论“挑衅”了清朝皇帝的权威。至于三千年以来，有哪些人因为“伤害人类灵魂”被打入地狱，我就不知道易先生的所指了。我感到很惊讶，我是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我的价值观和三十年前、三百年前、以及三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我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歉呢？我之所以敢于质疑易先生，不正是因为受到了古代那些优秀知识分子熏陶的结果吗？

我与易先生的分歧，与曹操有关。曹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反道德形象，但自从1959年以来，就有许多人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如果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易先生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看易先生下一步的动作，大概是要改革京剧了。曹操在京剧中是一张白脸，易先生的意思，应该改成一张红脸了吧？

真正反传统、反道德的人并不是我，而恰好是易先生自己。易先生喜欢穿唐装，大约因为唐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吧？可是，易先生却是一个穿着唐装反传统的人，他与三十年前、三百年前、以及三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是两码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有道德追求的人，例如三国时期的孔融、旬彧、崔琰、毛玠，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制止曹操的反道德行为。易先生似乎并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操。

道德论不会扼杀人性的自由

易先生认为我的道德论剥夺了他的自由。青春期的迷途少年，也总是认为大人的道德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把易先生和迷途少年相提并论，也许对易先生有不恭敬的地方，但我只是想用一个触类旁通的方式，把问题说清楚。

道德，道德，有道才有德。这个道，就是人生之道的道。如果没有这个道，德就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变成一种教条。我承认，形式主义的道德的确会扼杀人性的自由。但是，形式主义的道德并不是真正的道德。易先生对道德的理解，我觉得是不到位的。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要用语言文字把道德的存在和意义说清楚，确实不容易。打个比方说吧，指南针在动荡状态中的指向是乱七八糟的，如果它能够平静下来，就能够很到位地指向南方。人心也是如此，只有在平静中才能发现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所谓道德，它告诉我们怎样正确地做人，怎样正确地做事。当你对了，这个世界也就对了。所以，真正的道德不会扼杀人性的自由，恰恰相反，它能帮助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实现人性的自由。

跟一个迷茫的人说自由是危险的。在一个迷茫的人的眼里，自由意味着什么呢？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乃至胡作非为？只有那些懂道德的人，才能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

易先生在证明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特点，认为自己所在的时代是史无前例的，喜欢站在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随意地评判历史。从三国时期到现在，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了，白脸的曹操一直是一个反道德的典型形象。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在试图为他翻案。今天的学者，难道比一千八百多年来的祖先们更了解事实吗？当然不会。那些学者之所以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其实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有关。说白一点，他们并不是在为曹操翻案，而是在利用曹操这张壳“借壳上市”。表面上在为曹操翻案，其实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

“文化大革命”严重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商业时代的惟利是图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失衡以及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因此迥异于传说中的那个礼仪之邦。男女关系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社会公德问题，其实都与道德的沦丧有关。纷纷攘攘之中，易先生居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国家电视台“借曹操这张壳上市”，公然在那里反传统、反道德。我看在眼里，又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

我得承认，易先生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他很善于利用那些资料，他的演讲也非常生动，非常精彩。但是，他在用大量的知识证明一些自以为是的、失于偏颇的观点。他在美化曹操，美化暴力和权谋，并因此迎合了商业时代见利忘义的社会风气。他为此红极一时，却在那些眩目的光晕中错得更深。

不要忘记了学者的本分

我是一个研究管理学的人。管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经世之学，或者简称经学。社会、政治、经济、工业、商业、军事、农业……，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我研究历史，因为历史也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所谓“以史为鉴”，意思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管理学的案例，无论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或者企业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学与现代管理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道德意识是管理学成立的基础，后者认为战争意识是管理学成立的基础。当我们的人生变成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做一个英雄。如果我们必须做一个英雄，那么所有的野心和阴谋诡计都会变得理所应当。所以，易先生的错误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创作过《渔夫与管理学》和《像园丁那样管理》两部作品，来论述文化与管理学之间的关联。

如今，我们的政府正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懂得怎样正确地做人、怎样正确地做事，于个人而言，就能够过上快乐、幸福的人生；于国家而言，社会风气也会因此变得清洁而又美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让每个人都能够正确理解道德的意义。

有人把易先生比做娱乐圈的艺人。我赞成学者的娱乐化，但我要提醒易先生的是，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记了学者的本分。在道德这个层面上，艺人和学者是不一样的。艺人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学者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却相当深刻。所谓“文以载道”，如果我们的言论和文章不能成为道德的载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称学者？

从年龄上讲，易先生是我的长辈。道德上的事，本来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自重，不应该轮到我这个晚辈来置喙。但是，我多么希望易先生能够回到道德的立场上来，用自己的才华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做出正面的努力。对于我而言，也会多一个学业上的师长和同道。

希望易先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并相信我的诚意和善意。如果我做得不够好，或者做错了什么，也请易先生用同样的态度帮助我改正。

                                （2006年11月6日于武汉）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一审被判处绞刑，世界舆论反应不一。总的来说，反对死刑的居多。对司法审判的程序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质疑。主调反对死刑的，基本不否认萨达姆被指控的罪行。主调赞同裁决的，也回避谈绞刑本身，只婉转表示萨达姆罪有应得。这折射出一些什么背景呢？

萨达姆是否有罪，原则上来说，是在公正的法庭判定之后才能够“论定”。而法庭程序假如受到质疑的话，结论也就应该受到质疑。之所以各大国和各大媒体在评论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些的矛盾，是萨达姆政权的特质和伊拉克的一些具体情况决定的。

萨达姆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专制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也不是不选举，只是一种民众受到高压控制的虚假选举。因此，每每选举，他都能以百分之百的赞成票当选。大家知道，在一个国家，就算是圣人，也不会一个反对者都没有。这样做的后果是，萨达姆年复一年地不用担心他的任何行为受到批评。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因此，萨达姆在国内对人民的屠杀，也几乎就是公开的事情，不必顾忌也就不作什么掩饰，留下证据太多太多。他杀人只需对民众宣布，这些人是国家和他萨达姆的敌人就可以了。萨达姆大批杀害自己国家百姓的罪行，长期以来是国际社会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是反对判决萨达姆死刑、质疑司法程序的人，也并不公开否认萨达姆罪行的原因。

那么，承认萨达姆罪大恶极的人，为什么还反对死刑呢？这是因为死刑这一刑罚是否过分，一直是西方世界在长期讨论的事情。不仅如此，许多国家还废除了死刑。美国曾经在联邦层面废除死刑，后来又恢复。但在各州立法的层面，一些州还是没有恢复死刑。美国对待死刑的问题，可以说还在讨论之中。可是，哪怕是执行死刑的州，都在不断改变死刑的方式，不要说古老的绞刑和电椅，就是枪决也早已经成为历史，死刑普遍改用无痛苦的毒针。看到有的报道说，萨达姆判绞刑是美国的指使，其实，任何熟悉美国的人都会知道，假如伊拉克法庭真的对美国言听计从，反倒是不可能判出绞刑来，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绞刑本身会令绝大多数西方民众感到厌恶和反感。

那么，伊拉克法庭的审判程序是否有缺陷呢？用成熟的法律制度去衡量，一定是有的。这是专制制度突然生变的国家，经常会产生的通病。它的一个原因，是旧制度本身没有提供成熟的司法体系。要求短期内达到司法完美是一个奢望。退一步说，不要说伊拉克，许多在渐进中建立和完善法治的国家，几十年下来，不也一样还是问题多多？所以，这次国际社会在尽最大可能帮助弥补，此前，伊拉克特别法庭法官都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意大利及其他地方接受培训，内容包括学习种族清洗、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专门法律，使得特别法庭能够基本符合要求，不出大的纰漏。

旧制度突变的另一个通病，是无法完全避免政治有形无形的影响。一方面，旧制度本身没有给国家留下司法彻底独立的传统，另一方面，旧制度本身的残酷性和独裁者密切相连。这样的国家，人们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旧制度首领人物的恐惧阴影。人们长期习惯了国家、民众的命运掌控在一个独裁者手中，大家的生死存亡都捏在他手里。因此，如若说死刑和无期徒刑是两可的选择，这样的国家通常会选择判死刑。因为旧制度的残酷事实无形中令他们不敢承受复辟的风险。

类似的重大审判，永远会是法学界讨论争执的议题。当年二战后的纽伦堡特别法庭和远东特别法庭，判处了一大批战犯绞刑。这些审判的审理程序和审判结果，几十年来仍然是争执不休的话题。

以上这些是大家都看到的现实。因此，大多数国家也就在反对死刑的表态下，基本接受了这个判决。而他们的表态更多是针对死刑这个刑罚本身。假如死刑被最终执行，可以说，萨达姆不仅是死在自己的罪孽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死在自己手里。

 

　　《带星星的火车票》是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1963年作为“ 黄皮书”（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至1976年期间，这部“黄皮书”在北京悄悄流传，据说是“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此书列入“20世纪外国名家精品”丛书再版。

　　这是一本传说中声名显赫的小说。的确，我们听说过，从某种狭窄的渠道；但我们没见过，因为它从来就没公开发行过。不过这次，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在全国公开发行。它的版权页上标注：1963年9月北京第1版，2006年7月第1次印刷。前一个时间正好暗示了一段隐秘的阅读史。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秘密阅读社会，《带星星的火车票》闪闪烁烁，它曾是具有叛逆意识的文艺青年——诸如北岛和《今天》同仁——的“圣经”。它处理前苏联青年在社会“解冻”时期普遍的精神成长问题，这与具有相似的受控于意识形态的中国阅读经验甚为契合。很显然，这种秘密阅读也构成了北岛们的精神成长史的一部分。

　　在那个秘密阅读时代，能够读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人毕竟太有限，它也许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这正如在稍后一代成长的岁月里秘密阅读《少女之心》什么的。前者引发你对出走的向往，后者则撩拨你对性爱的冲动。两者都突现了年轻人逸出成人操控的日常世界、表达青春独立意志的强烈愿望。秘密阅读无疑是一次精神历险，它是阅读中的特殊经验，它所呵护的正是青春本身的秘密。

　　几年前我在采访刘索拉和徐星时，他们都谈到过当年读《带星星的火车票》时的情景。这本书对他们的小说写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之于反抗教育制度，徐星《无主题变奏》之于逃离和出走，都或多或少有着本书的踪迹。是的，关于青春叛逆的叙事，总能获得广泛的共鸣。

　　《带星星的火车票》作为当年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黄皮书”，是为“供批判用”。为啥？因为它“宣扬了资产阶级颓废的人生观，美化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它就是“毒草”嘛，当然要接受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

　　但它又（与同类读本《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一道）像微暗的火，分明映亮了灰色年代里青年的精神生活，并充当了年轻一代思想启蒙的教科书，因而风行一时——那时的青年甚至以这本书作为接头暗号——这又是为啥？因为它讲述了代沟，讲述了反叛，讲述了憧憬，讲述了彷徨：一句话，它讲述了成长的烦恼——它是一出充满张力的青春戏剧，上演的乃是僵化制度限制下的人的自由。

　　“带星星的火车票”，实际上是主人公躺在阳台上看见的一小块儿天空。这方狭长的天空就像一张火车票，天上的星星又像是剪票器打出的星状小孔洞。这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实际上象征着未知的远方对青春热烈而神秘的召唤。“有了票，但是往哪儿去呢？”小说结尾这样发问。本小说也可以称之为“唱给逝去的青春时代的哀歌”——就像作者阿克肖诺夫后来流亡美国创作的长篇小说《灼伤》那样。谁说成长不是一场被灼伤的痛？

　　对以下读者而言，这本书不妨一读：那些正处在青春期的人、青春期特别漫长的人、喜欢缅怀青春的人，以及那些怀疑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乃至于漂泊者。假如你对略显粗糙的叙事（但有足够的真诚）不那么挑剔，而对贯穿始终的青春的躁动和生命的挥霍尤其有兴趣的话，这本书乃是不错的选择。

   眼下，一场与《红楼梦》有关的选秀“红楼梦中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这是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的商人们借着重拍《红楼梦》结合蔓延全国的选秀风策划的一场绝对商业味十足却高调宣称无商业色彩的造势运动——商人不干与商业有关的事情，谁信呢！
 
    重拍《红楼梦》，重拍《三国演义》，重拍《西游记》，重拍《聊斋》……太多的重拍，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全国人民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怀旧潮流中，但真相是，所有的重拍都有着贪婪的商业阴谋——借翻拍不用支付版权费的经典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仅此而已，并非全国人民爱怀旧，而是被牵着鼻子一遍又一遍地重看经典著作中熟悉的情节和荧屏上来来往往的那几张片酬不菲的老面孔表情呆滞的表演。还有一个真相是，除了回味已经咀嚼得糜烂的经典，我们几无可称颂的文艺作品温暖全国人民的心灵，而这似乎给了重拍经典最好的借口。
 
    如果说政府一直在控制经济领域的重复、过度投资，那么文化领域的重拍又何尝不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重复投资？很奇怪从来没有哪个部门对这样的重复投资喊停，而对这些重复投资的买单，在几经转手之后，最后还是要落到最无辜的老百姓头上，或许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这样被忽悠，但他们哪里知道，因文化消费的枯燥与泡沫化，他们被忽悠的岂只是口袋里来之不易的银子，还有被当猴耍的大脑啊！
 
    而一个不能说是不务正业但却穷十几年之功去揭秘《红楼梦》的作家，本来谁也没把他不干写小说的主业却干起咀嚼两百多年前他的一个落魄不堪的同行的作品当回事，反正他爱干就干吧只要别嫌寂寞就行。
 
    但或许是真的觉得寂寞了，所以他跑到央视开起了讲座，于是曝光率高了，于是全国人民终于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揭秘红楼梦，而且据说是得到了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红学家的肯定而更加投入地揭秘着——这位前辈红学家对后辈学人的包容与宽容令人佩服，但他在学术问题的不够严肃让人怀疑他更乐意充当老好人。
 
    这位作家当然不是惟一领着纳税人的钱还把《红楼梦》当饭吃的学者之一，只要稍加留意，你会发现把《红楼梦》当饭吃的所谓精英并不在少数。
 
    中国人这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秉性，到底还要无聊地延续多久？ 
 
    倘若《红楼梦》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许多人拿来当成博取功名或炫耀成就的跳板，那么《红楼梦》沦为文学垃圾的那一天或许已为期不远，当与《红楼梦》有关的情节和人物都因为重拍，因为揭秘、索隐、考证等名目繁多的手段而变得与历史、人祸、宫闱隐秘等有关联时，你还能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吗，不，应该是一部隐史——这正是揭秘红楼梦的那位作家揭秘以后让读者得出的可怕的不寒而栗的结论。

　　把这本书带回家，是因为它从一个让人不安的角度解读了一个长达五十年的著名的私通故事——作者把哲学界不愿再讨论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私情评价为：文化、“轻率”和政治爱慕。

　　今年的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1975年12月4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她坐在纽约公寓的写字桌前，眼前是哈德逊河上空黑沉沉的天空和新泽西星星点点的灯火。她在上好新纸的打字机上写作《论精神生活》的第三章也即最后一章，起首打下了几行歌德的《浮士德》：“倘若我能够去除附着在我身体上的魔法，完全彻底地忘掉那些咒符我本来会，大自然啊，站在你面前，独自一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再大的努力也值得付出。”

　　几个小时后，阿伦特死于心肌梗塞。而五个月之后，那位给阿伦特的灵魂带来终生痛苦张力的德国伟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离开了人世。

　　他们最后一次像情人一样见面是在1950年，阿伦特从美国返德，与海德格尔久别重逢。阿伦特此时已是一名有国际声望的犹太知识分子，极权主义的主要批评家，而海德格尔作为纳粹的同流合污者的结果，仍然被禁止担任德国大学的教职，他的声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他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公众人物和心地善良的调解人。阿伦特正好适合这个空缺，并且，她醉心于他们的复合。

　　阿伦特相信，她已经重拾青年时期的旧梦，那个梦虽然不堪回首，但仍然值得追寻，值得修复。她写道：“那天夜里与次日早上是一生的见证。实际上，是一个万万想不到的见证。”

　　历史没有记载那一生的见证是什么。但是，此次重逢使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最激烈的批评者转变为他的最坚定辩护者。而且，阿伦特成了海德格尔名副其实的美国文献代理人。

　　关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令人痛苦的私通与两位大师的哲学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如何此消彼涨的，这本名为《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的书，会划出清晰的界线。

　　《海德格尔的弟子》一开篇即设了个寓言式的圈套。阿伦特本人及她的其他三位同门师兄，均为犹太人。以至于有人说海德格尔的使命就是为犹太人的头脑灌注哲学思想的。

　　这四位天才犹太弟子们被迫面临终生的两难。他们不仅有“犹太人问题”，而且有“海德格尔问题”。在导师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短暂的共谋之后，他的弟子竭力用海德格尔化的办法来抵抗海德格尔，借此希望挽救能够被挽救的东西，同时所有的弟子都千方百计地摆脱导师长期强有力的影响力。因此，这本书讲述是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们寻求新起点的故事。当然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假设海德格尔在1933年没有命中注定的政治失误，他的弟子们对他如何突然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会大感意外。该书恰好分析了他早期实存哲学的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的政治转向不是毫无来由的爆发。可以说，他的弟子们对他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完成之前的哲学道路是毫无保留接受的，但对他思想的“反文明”因素却没来得及关注。

　　三位弟子大多赞同，海德格尔哲学的“激进”部分是隐藏在他的政治失节背后的催化剂，他们意识到，当不妥协的思想激进主义转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时候，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但是，另一位女弟子阿伦特却以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她在大约二十年时间里放弃了哲学。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曾探讨过德国灾难，海德格尔的叙事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这是完全荒谬的。而阿伦特则提出自己的见解，她把极权主义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也为她赢得了世界声誉。

　　在阿伦特与她的另一位哲学良师雅斯贝斯的长年通信中，阿伦特严厉地抨击了海德格尔哲学，指责他的“本体论”是康德的人类自主观念的倒退。但是，在他们重逢之后，阿伦特的腔调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她系统地缩小了海德格尔纳粹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将他在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定性为这样一个文本：“尽管有令人不快的国家主义瑕疵，但绝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海德格尔是否已经看清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面目。但是他相当迅速地知道，大约八到十个月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时代’已经结束。”

　　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回报这样的盲目献身呢？他仍然无法在心理上承认这样的事实：他的这位从前的弟子兼情人已经成长为具有世界声望的知识分子。

　　当《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德文版出版时，海德格尔保持了几个月死寂般的沉默。

　　阿伦特的痛苦并不仅限于她的私情，她的痛苦与脆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她在1963年在《纽约客》上发表五篇讨论艾希曼审判的系列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起滔天洪水，因其“平庸的恶”的政治思想解释，被视作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家的最大败笔。

　　本书作者对阿伦特的同情在于，她深受“政治爱慕”之苦，因而在她伟大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大量古老的规范性偏见。从她18岁见到海德格尔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

   本世纪初中国文化人留学英国，作为学生，与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的接触很有限。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这位二十多岁的学生，在无论哪国的名流面前，从无自卑感。因此我在英国翻阅旧籍，不可避免经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徐志摩与韦利讨论过中国诗的翻译，也与弗赖讨论过青铜艺术。弗赖送给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画。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记文件托交凌叔华保管，同时把弗赖这幅画转送给凌叔华。1946年凌叔华到英国，见到范奈莎，给她看这幅画。范奈莎一看故人之作，辗转反复又回旧土，不禁触景生情。后来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弗赖是布鲁姆斯伯里诸人中，对中国文物最感兴趣的人。他是画家，但更是美学家。弗赖是范奈莎的一度情人终身师友，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个关键人物：罗素、狄金森等剑桥“前辈”，就是经由弗赖进入布鲁姆斯伯里的圈子。他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国后印象主义，就是中国的青铜艺术了。他参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他的论文，是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赖去世前，在母校剑桥讲授美术史，中国青铜器是他热衷的题目，备课时间远远超出教课需要。他说“真希望能把整个学期全部用来讲中国艺术，我心中对周代青铜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铸匠与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会不惜双双跳进熔炉，取得完美的阴阳配合”。
 
    现在我还没有判别清楚的是：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经能算圈里人。这个题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国文化史上，算不算一个Bloomsburian，出入大矣。

 伍尔夫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灵魂人物之一

    徐志摩认为美国文化人太浅薄，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英国。他希望到剑桥师从罗素学哲学，不巧罗素刚与剑桥校方闹翻，徐志摩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另一说是他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拉斯基演讲，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英，学习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当时英国自由主义者大量转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正时兴当令，而布鲁姆斯伯里的政治立场，一直接近费边社会主义。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日记中发牢骚说，伦纳德身边老有中国学生（她没有记下名字），求教合作社运动之类的课题。这批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到中国却成为思想颇为简单的西化派。英国的左翼激进立场，到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圈。
 
    在伦敦如鱼得水的徐志摩，1921年终于因失恋加离婚而颓唐。他又生出剑桥求学梦，当时狄金森已从剑桥国王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但是说话尚管用，就让徐志摩到剑桥做旁听生。狄金森是个有名的“爱中国者”，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里弄来的品戴花翎满清官服。对中国学生，几乎有求必应。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考证发现，徐志摩有题诗赠狄金森。
 
　　此后，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关系，转到中国：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个后代，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贝尔，1935年秋天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政治学家姨父伦纳德支持他的选择，说是中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变动的中轴。安杰莉卡在自传中说：她哥哥临行时，伦敦要为他饯行的长辈同辈男女朋友多得顾不过来，只能“像魔术家似地掂量给每个人多少时间”。到中国，是去“最外国的外国”。但是到武汉不久，朱利安就热恋上比他大八岁的凌叔华。在朱利安的布鲁姆斯伯里式道德观看来，爱情就是爱情。因为有夫之妇就不敢爱，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虹影有长篇小说《K》，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借了一些背景，转写成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上的一个复杂个案：中西情爱观与责任观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可能因为凌叔华谈徐志摩谈得过多，朱利安好奇，或许不无妒嫉，就写信给弗赖的遗孀，要求她找出徐志摩给弗赖的一些英文信寄给他看。果然信从万里之外寄到武汉。他读了说“不过尔尔！”这倒是英美文人至今不改的傲慢本色。
 
    朱利安在爱情上左右支拙，焦头烂额，就约了他班上的得意门生叶君健，一起沿着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径走入四川，试图重新做他的中国革命之梦——朱利安激赏马尔罗的《人境》（La Condition Humaine），大有误读，以为西方人真的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的确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他觉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辈的反战立场，而布鲁姆斯伯里的自由精神，使他依然不能忍受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因此，他只能到国外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来他果然如愿以生命酬理想。 

    叶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国任“鼓动员”（Agitator）。这个职务名称虽奇怪，任务倒也清楚。朱利安已经不在，弗吉尼亚去世，布鲁姆斯伯里不再聚会，这个团体也就不再存在。但是朱利安的这些长辈友人，还是给了他不少帮助。
 
　　另一个得到布鲁姆斯伯里帮助的是作为大公报记者来英的肖乾。肖乾忙中偷闲，在剑桥读研究生，写《英国心理派小说》论文，当时弗吉尼亚刚自沉去世不久，伦纳德让肖乾来家中阅读弗吉尼亚的手稿和日记——可能肖乾是全世界第一个读到伍尔夫信件日记的人。这些珍贵材料，与布鲁姆斯伯里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记，一直藏于剑桥档案库，上世纪80年代后陆续整理出版面世，依然还有很多宝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国时与范奈莎亲密的通信，等着好事者去发掘。
 
    不过中国人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姻缘，还会与布鲁姆斯伯里神话一起延续下去。在查尔斯顿纪念馆，我们时而看到中国面孔，但是却看到不少中国工艺品。我们不知道是中国文化人来英酬酢的赠礼，还是朱利安从中国寄回给母亲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见到的肯定不是全部，例如朱利安作为“东方马梯斯”寄给母亲的齐白石作品，就不知去向。

● 三位名家的书，从各方面诉说白宫高层决策内幕、人事矛盾，布殊不重视不同意见不面对现实，致使伊战一路错下去。

近数年来美国几十本批评布殊与伊战的书籍中，以最近出版的伍德沃德（ Bob Wood Ward ）的《拒认现实的心态》（ State of denial ）最引起广大注意，也最有影响。单是书名就一下子表明了总统与其僚属不愿正视伊战现实的心态.作者乃是揭破尼克松总统水门丑案的名记者，在伊战初期，他确曾写过两部讚扬布殊主战决意的书，因此，新书的突然转向而大加批评，更令读者注目。这书是花时两年採访许多重要人物的结果。

在这本书中，布殊被描写为一个急躁、被动、一知半解、在智力上不具好奇心的领导者，而他所领导下的作战内阁也是颟顸无能。他的宗教信仰令他对战局採取了必胜态度，不愿重新考虑已作的各项决定。在二○○二年《布殊作战》（ Bush At War ）一书中，作者曾讚扬布殊决断而有远见。但此本新书书名即表明布殊对伊拉克越来越糟局势已落入否认现实的心态中。他坚持绝不撤退美军，甚至说，「即使我已到了只剩有劳拉与巴尼支持我的地步。」劳拉是总统夫人，巴尼││是总统的爱犬。

作者对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看法也同样苛刻，把他描写为一位骄横强项、紧握控制的首脑，不愿承担国防部失策犯错误的责任。到了今日，他还坚持轻骑快马的军队乃是最有效战策。他的固执甚至引起劳拉担忧.据书中报导，总统夫人曾要当时白宫幕僚长卡尔德（ Andrew H . Card ）催促总统将他去职，以免他的做法损害夫君声誉.但是副总统切尼则替拉姆斯菲尔德在总统面前撑腰。

指白宫高层无人说真话

《拒认现实的心态》中，各种有关重要人物的轶事众多，例如：当时联合参谋总长迈尔斯将军（ Gen Richard B . Myers ）乃是国防部长的应声虫，不敢自出主张；前ＣＩＡ首脑邓乃特（ George J . Tenet ）虽然相信发动伊战乃是大错，但从未向总统陈述自己意见，现任国务卿、当时乃是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女士被描写为对总统惟命是从，承当了不能胜任的计划与协调各机构合作任务。伍德沃德举一个后来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二○○一年七月十日，九一一惨案发生前两个月，邓乃特偕ＣＩＡ反恐怖专家前往白宫，向赖斯警告，根据各项情报，恐怖份子即将侵袭美国，但是赖斯似漠不关心，将他们轻易打发.

根据作者的形容，高级官员中几乎没有人说真话。政策鉴定的传统过程应包括有条理的仔细分析与讨论，但是这样过程完全被忽视。专家们与高级将领建议了添加作战军队以及战后治安计划，都被白宫与国防部例行常事地置之不理，所谓战略都好像是即时凑成，没有细细考虑.官方常把战况形容为非常乐观，而反指控新闻报导只是强调负面性的。早在二○○五年二月，赖斯密派国务院亲信扎里考（ Philip D. Zelikow ）前往巴格达调查。此人回来向赖斯作秘密报告中有谓：「伊拉克乃是一个没有成效的国家」，暴乱不断，政治剧变。

虽然近来暴露白宫内幕的书籍众多，但是伍德沃德新书确有额外信息。例如，他指出，富有越战经验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乃是白宫常客，经常与布殊、切尼商谈，对布殊战略很有影响。他鼓励他们把伊战持续下去，绝不退却.他的名言是：「取得胜利是唯一有意义的撤退策略。」

伍德沃德为写此书所採访的要人很多，此次，布殊虽拒绝接见，但他所用材料来源最多的来自邓乃特、卡尔德、前副国务卿亚米塔奇（ Richard L Armitace ），老布殊白宫国防顾问斯罗克洛夫特（ Brent Snowcroft ），以及前沙地驻美大使班达王子。由於此书揭穿布殊白宫的幻想，有的评论家以为作者写此书乃是在反悔以前两书过份捧扬布殊。伍德沃德对拉姆斯菲尔德不愿认错的态度特别反感。书中也证实前国务卿鲍威尔与国防部长之间的不和，但后者取胜。当布殊嘱幕僚长卡尔德向鲍威尔表示要他辞职时，鲍威尔答道：「如果我走，他也要走。」结果当然是拉姆斯菲尔德不走。

作者也未能获得切尼的同意採访.但在他笔下，切尼对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人武器仍有信心。他的固执与他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成为布殊坚持主战不变的骨干。（在战争初期，切尼甚至会在半夜三更用电话质问负责在伊拉克寻查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官员）。在总统办公室接见曾在伊拉克服务回来的官员作报告时，总统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国王，周围坐了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等僚属，布殊很少主动发言，偶然问问有何好消息，生活情况等等。他好像不懂实况，没有好奇，从不追问战地有何重要发展。他态度随便，喜欢谈笑，一个重要会议有时犹如社交集会。

从民间观点看来，可虑的是：虽然各项情报都证明伊拉克局势恶劣，军民死伤越来越多，反美情绪越来越高，布殊、赖斯以及其他官僚还是不断表示乐观，展望最后胜利的到来。

向民间说谎的种种方法

另一本同样佔畅销书榜最高位置的新书是佛兰克。瑞奇（ FRANK RICH ）所着的《最大编造故事的销售》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副题是「从九一一到卡特林纳时期说实话美德的衰落」（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作者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瑞奇原是纽约最具势力的剧评家，一言半语的批评可以关掉一齣新剧的上演。他厌於专写剧评后，改职替「时报」写时论专栏，每星期日一次，所写文章较一般每周两次的专栏长过一倍，尽可能使其畅所欲言。由於他的见解精闢，文字犀利，极受读者欢迎。这本新书可说是他对「九一一」以来美国时势的总评.书名原意是「最大的谎话」，可见作者对布殊政府意见的严厉。

在历史上，美国各届总统都说过谎话，约翰逊总统就是用越盟攻击美国兵舰的藉口来鼓动人民支持越战。瑞奇新书评述了布殊白宫向民间说谎的大规模而有条理的作法，包括用钱购买记者、伪装的摄影记者，情报的歪曲，捏造作战英雄来博取民众同情，僱用公关专家写有利政府的时论等等。书的主题是「伪造的现实」，并非政治局面的分析。瑞奇当然是个反对布殊的自由派作家，他指出白宫政治顾问卡尔罗芙（ Karl Rove ）在幕后的摆弄，他也指出，副总统切尼及其麾下的所谓「牛康派」谋士早在「九一一」惨案发生之前就在谋划单面侵攻伊拉克。布殊听信了牛康派的理论，以为将民主搬入中东，改革阿拉伯国家政体，即可解决了恐怖份子到处作乱的问题.

伊战局面的混乱已证明牛康派理论错误.瑞奇论争要点是布殊政府不但伪造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且不断声言胜利将即在望。切尼在二○○一年底即开始告诉记者，伊拉克与九一一劫机毁楼的恐怖份子间有密切关系「已有确实明证」。切尼说他对萨达姆拥有核子武器，也「毫无疑问」。这些，以及其他种种谎言，今日已证明毫无实据。但是当时甚至自由派刊物「新共和」也听信了，写社论主战。战争初期的一项重要新闻是女兵傑西卡的「英勇事蹟」，国防部甚至向各电视台供应突击队在医院救援傑西卡的录影片映出，其实乃是伪造。而布殊在林肯号战舰上穿了全副空军戎装，大踏步走向扩音器报告「任务已告完成」（ Mssion Accom Plihed ）的做戏场面，今日被人讥笑。

使我们公民痛心的是瑞奇所提的几个问题：这些情事怎会发生？世界各国中规模最大、行事最认真的美国传媒界怎会如此轻易听信政府谎言？美国人民对甚么一向是富具怀疑的，此次如何会如此容易受骗？（我还记得，不久前故世的美国名作家苏珊。桑塔格曾指出，世界反美风气之盛，乃是由於美国外交政策。此言一出，此位受各国崇敬的女作家，立时成为被人咒骂憎恨的对象。）

美国一般传媒时常被极端右派份子指骂为左派、亲共（？）、为虎作伥，好像一个报纸编辑先必须证明他是爱国的。但是当然，他的任务是发佈有实据并经过谨慎考虑的新闻真相。但是有的被视为左派的报纸还是轻易听信政府宣传，最后不得不依靠真正是左派的刊物如「纽约书评双周刊」，「国家」周刊之类来指明。

政府欲要控制言论的伎俩不禁令我想到中共的压抑手段。据瑞奇言，用「爱国」来作威慑只不过是伎俩之一，当编辑的往往被处在编发新闻须作辩护的僵势。共和党当政者往往攻击一般传媒界的偏见。瑞奇举出一个例子，某次切尼在电视节目与一名叫Ａ。威廉姆斯（ Armstrong Williams ）的时论家出现，两人一起攻击报纸与其他媒介抱有亲民主党的成见。不久，消息传出，威廉姆斯原来乃是政府出钱购买的伪装的新闻从业员.瑞奇的箴言是：「真正的新闻业越是摸索不定，政府越易用宣传品来填满真空。」瑞奇与伍德沃德所不同者是前者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时论家，后者是个与採访对象有交往的记者。前者发表言论，后者只能作据实不偏的新闻报导。

鲍威尔新书：越战经验不受重视

读过两位新闻从业员对布殊政府的印象后，我不免要想知道一些官方内部的看法。恰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传记刚刚出世不久，我约略翻阅一下，知道一些大概。新书名《军人：柯林。鲍威尔的一生》（ Soldier： The Life Of Colin Powell ）作者乃是「华盛顿邮报」副总编辑凯伦。狄杨（ Karen De young ）。

我们都知道，在布殊的「战争内阁」中，鲍威尔是惟一主张小心从事、不要贸然开战的一员.但是在布殊的亲信僚属中，鲍威尔好像是局外人，受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蔑视。因此我们不免发问，当他发现自己的忠告无人接受时，为何不提出辞呈？为何不向总统苦谏，表明自己对战争的疑问？为何甘愿受辱、被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讨论外交政策时拒之於外？为何他不能说服布殊，点出他在越战所学得的教训：攻伊之战必须先有三个条件：一、战争目的明确；二、派遣足够军队以迅速压倒敌方的战略取胜；三、必须取得伊国人民的拥护.

狄杨在书中指出，鲍威尔原本只意在布殊内阁服务首届四年。另有鲍威尔知友说，他的军人背景令他不愿质疑总统命令，此外，他是第一个达到如此高职的黑人，因此他犹豫留职，以可给后来者的方便。国务院内外交专家相信，他是惟一在正规外交政策与国家灾祸之间的栋梁。有一位助理国务卿称，他的在职已阻止了更糟事情的发生。狄杨谓，政府人员虽在暗中捣乱，不听他的意见，他仍希望可利用自己国际声望来帮功政府；他有军人责任感，辞退无异承认失败，而他是个骄傲的人。

《军人》的上半部谈他如何从一个穷苦加勒比海移民家庭升为世界名人。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是老布殊总统任下的联合参谋总长，於一九九五年曾写过一本回忆录。此本书的下半部才记述他在小布殊任内当国务卿的经验。作者的一部份材料另取自鲍卿亲信幕僚长威尔可逊（ Lawbence B . Wilkerson ）。威尔可逊替首长抱不平，对布殊政府极为不满.

鲍威尔自己曾与本书作者长谈五次，最后一次是二○○五年他离职以后。像我们这些读过好几本批评现行政策的书的人，本书内许多白宫内幕讯息我们已经熟知。狄杨的书是用鲍威尔眼光来看布殊政府。我们已经知道，鲍威尔的知识与经验极广，行政手段也不错，可是他抵不过那些一心一意要攻伊拉克的战鹰，而他又自信能够说服布殊。但无论在九一一之前或之后，他总觉得格格不入。他行事谨慎，往往三思而行，不合布殊草率鲁莽的脾性。

狄杨写道：「鲍威尔以为布殊的坏习惯是好像开车似的向死巷蒙头直冲，或是搭乘在切尼所开驶的政策已定的车中，旁边坐了拉姆斯菲尔德。不过布殊至少愿意在撞入墙壁时煞车，他似懂得国务卿会帮他把车转向。」狄杨以为这至少是鲍威尔在第一年中的看法，特别是在第一年中。

狄杨所奇怪的是鲍威尔为何等了这么久才发现了他被那些主战者隔离，他一直以为终会有机会把伊拉克危机拉回来。至於狄杨对布殊白宫颟顸的看法与近来几本书中所形容的相似：传统政策筹划程序被破坏，专家意见被置之不理，着实的讨论与分析都被避免举行。最可怜的是国务卿赖斯，她在当国家安全顾问时已成绩平平。当了国务卿后，她的官职虽高於国防部长，但反受后者轻视。伍德沃德书中谈到，她有时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留话，后者不回应。后来她向总统诉怨，布殊才命拉姆斯菲尔德给国务卿回电话。鲍威尔这样评论她：「她好像是个应声虫，只告诉总统要听的话，而不告诉他所需要的意见。」

狄杨写道，二○○二年冬，国家安全理事会经常开会，讨论军事计划与外交效果，但是在座者从不讨论战争本身的正反面。鲍威尔告狄杨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当人人提出建议后，总统作个最后决定。鲍威尔道，他认为布殊政府行事应该有一个有秩序的、守规律的程序，而这个程序的主要障碍乃是副总统切尼。切尼不但经常与布殊相会，而且自己也没有「国家安全理事会」，帮助他供应情报。鲍威尔甚至说，总统有一种只注意最后向他耳语者的习惯，而最后在总统耳边说话者往往是切尼。

狄杨写道，国务院国务卿与副总统、国防部长及其下属之间的鸿沟慢慢扩大其间的分野不但是部门性、政治意识性，而且也是个人性的。鲍威尔不喜切尼的执拗性格，而切尼则以为像鲍威尔这类圆融灵活而又受人爱戴的人总是不可靠的。

总而言之，鲍威尔在越战时期所受经验与教训不获布殊重视乃是美国的悲剧。他最后忠告：总统政策的决定如果不先经过高级顾问的诚实讨论与商榷，终会形成祸患。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於纽约

 

● 编者按：北京学者徐友渔认为张戎毛传是迄今为止中外各种毛传中最真实的一本，受到某些人的拒斥是出於长期讯息封锁和歪曲产生的无知。但毛只是一棵根断内空的死树，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

我得到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人知的故事》一书之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我感到，作者的确是讲述了一个对於中国乃至全世界鲜为人知的关於毛泽东的故事，但这也是人们必须知道的、真实的故事。政治人物总是罩上了层层光环，穿上了重重伪装，使人难识其真面目，而其中以毛泽东最甚。向世人揭示和还原一个本原的毛泽东，是非常困难的，但对於使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摆脱毛泽东极其有害的政治遗产，又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成功地颠覆了长期统治人们意识的神话，中国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世界各国人民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各种毛传中最真实的一本

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有多种关於毛泽东的传记，以及不完整的关於毛的生平故事，其中影响最大、神话色彩最重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毛自己讲述而记录的故事。我曾经 看过的，还有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着、英国作家菲力普。萧特（ Philip Short ）着，以及中国官方人士逄先知和金沖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莫里斯。梅斯纳（ Maurice Meisner ）的关於毛的传记或研究性着作。这些传记和故事各有优缺点，但通病是有意无意地、程度不等地美化了毛，对其恶行不是缄口不言，就是曲意辩解，当然，其中有的作者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受认识或材料的局限。

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全无以往着作神化或美化的毛病，其特点是真实，这既来源於两位作者利用了大量前人未能使用的资料｜｜苏联东欧巨变后，官方档案的解密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都必须彻底改写，也来源於作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瞭解和对毛的本性的洞察。

此书的故事确实鲜为人知，所以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我认为，作为学术争鸣，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作者也表示欢迎，但我想指出的是，一些普遍性的拒斥态度不过是出於长期的封锁和歪曲而产生的无知，说明多年来系统的宣传和灌输是多么成功。事实上，即使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只要勤於阅读和思考，就不会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非常陌生和难於接受。

比如，此书揭露毛泽东在杨开慧还在世时就与贺子珍结婚的非法行径，早在一九七八年就为不少大学生发现并受到质疑。

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泽东以其「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赢得珍视与烈士、爱人杨开慧的感情的美誉.确实，人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态度最说明这个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们作为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那时正在批判「四人帮」，了贬低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们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想以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同学书看得十分仔细，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着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与当前史学潮流一致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研究是取得了不少成就，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起到了重新认识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局限在专业杂志上，不学术界之外所知，而大学、中学、小学的教科书以及报刊、广播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欺人之谈。所以我们经常遇到令人气愤而又哭笑不得的事：当媒体（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影视作品（比如电视系列片《走向共和》）讲述的故事不过是根据在学术界早已接受的观点而作，但宣传部门还是如同面临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加以禁止和惩治。

面对史学界恢复历史原貌的新材料、新观点，官方的歪曲和箝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只能依靠赤裸裸的强力。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在二○○五年中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和国军共同抗日的事实，中宣部阅评组不敢说这篇文章失实，居然说此文错在与「××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於平型关大捷的记述」不一致，因而「冰点」的文章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俄国解密档案为张戎和乔。哈利戴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和坚实的写作基础.其实，大陆的学者也在充分利用这个最新的宝库复原历史。比如，自己出钱，组织专家专门去莫斯科複制材料的史学家沈志华发表了系列资料彙编《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并以此基础发表了专着《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一位近代史学者杨奎松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着作《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决不会认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讲的故事有多离谱，这本书不过是中外史学界长期探微索隐研究工作的总结，是俄国档案解密后新观点、新方法、新潮流的反映。

当然，两位作者并不只是把新材料、新观点加以整理和汇总，他们自己也亲自发掘大量的新材料，有独到的考证和解释。此书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颖甚至震惊，之所以区别於上面提到的以及没有提到的其他重写历史的着作，是它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一个或一些历史事件，不仅涉及到一段历史，而是对毛的整个一生，对他领导的中国共革命的整体作出了描述和判断，是因为它把大陆研究者在述之后没有言明（不敢、不便而只能留待读者自己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针见血地说出来了。

作者即使在在利用众所周知的材料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我们早已通过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材料，知道毛曾经大谈中国老百姓把死人叫做「白喜事」是体现了辩证法，大谈「只有生，没有死，那怎么行？地球也装不下」。许多人以此认为毛富於哲理，看问题比常人高明。但本书作者把毛的言论放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背景下，认为毛在此并非奢谈哲理，而是面对大死亡的毫无心肝的强词夺理，这就对毛发表「辨证言论」的动机和人格特徵作出了符合事实的、精到的解读.

全面、彻底破解毛泽东神话

世人固然知道毛泽东为恶甚多，但总是难於摆脱对毛的神话和迷信，因这一事实似乎是压倒一切的：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毛取得常人不可能的成功，因此他不是常人而具有神力；因此一切残忍和罪恶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原谅。毛的神话，大概从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开始，统治了大半个世纪，我想，随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这个神话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缔造「新中国」是他的巨大的历史性功绩，那我们就要看这是什样的「新中国」，对谁而言是「新中国」？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泽东称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给毛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书中记载，在毛的强令之下，「镇反」、「土改」死人大约三百万，一九五七年至少有五十五万知识份子被划「右派」，大跃进使三千八百万人饿死、累死，而在文革中，至少有三百万人死於非命，受到迫害或连累的人上亿.如果「新中国」指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那毛统治的中国决不是新中国；毛泽东等一批社会边缘人变成了统治者，那毫无新意，不过是改朝换代，「城头变换大王旗 」。

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毛泽东的神力所致，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隐瞒的事实揭露出来，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输出革命、大肆颠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胜利。

据此书介绍，组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主动，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划和指导。中共的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泽东从「一大」之后每月收到活动经费，而且不断增加，这使他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过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义」由莫斯科策划，苏联顾问库马林直接指挥，行军路线是向南，到汕头去接收苏联人运来的武器。以后，红军的长征路线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与苏联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战略行动是争夺东北，完全是因苏联佔领军的多方支援，中共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毛是农民运动专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此书毫不客气地揭穿了这个谎言，作者指出，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指示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之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在农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毫不怜惜地从农民那里徵兵、徵粮、派款、拉伕等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企图当世界革命的霸主。

明白这一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 有「出生农家，是中国农民之子」美誉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泽东，竟不给农民一点回报和甜头，反而制造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更有甚者，当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吓，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他不所动，一意孤行。

我还想说，张戎讲的故事，决不是出於主观偏见，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奇想，前一向在网路上流传甚广而且引起大陆历史研究者极大兴趣的「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对於毛泽东的策略、手法的分析，对於中共革命成功的解释，与此书有不少类似之处，而对谈中关於中国共产革命如何跟着莫斯科的经费走，毛如何无情地利用农民、毫不犹豫地抛弃农民，与本书的述异曲同工而又互相补充。这两个「局外人」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据我所知，他们是尚在体制内工作、对中共历史有一定瞭解的人，肯定不是反共、反毛份子，这种相同，只能是出於相同的历史事实。

在中国大陆，关於毛泽东的神话还会靠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维持下去，但它不过像是断了根、内部已经腐烂空洞的死树，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摔得粉碎。

（徐友渔：中国大陆学者，现居北京）

 

● 金正日的首次核试实际是冲着中国来的，目的是冲垮中共主导的六方会谈格局。金正日对美国是单相思，欲强行进入美朝双边会谈。

十月九日，正当中共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朝鲜实施首次核试爆。中共发表声明，措辞强硬，为中朝关系史上所仅见，先后用了「悍然」、「坚决反对」、「强烈要求」等词句。让外界对「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谊，顿生怀疑。

事发前夕，平壤还告诉北京：如果美国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平壤就可以将核试推迟到年底，甚至还可能放弃。中方被蒙骗，以平安无事。不料，朝方话音刚落，核试爆就登场。北京深感被蒙骗.核爆前两个小时，朝方知会了俄国驻朝鲜大使；但朝方对中方的知会，仅仅是在核爆前二十分钟。作「六方会谈」的召集方，中方的难堪可想而知。

中共恼火的是，朝鲜核爆，不仅危及中国安全，而且打乱了中共的部署；不仅让中方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而且冲垮了由中方主导的「六方会谈」格局。中共御用学者总结说：朝鲜核试爆，与其说是冲着美国而来，不如说是冲着中国而来。因为，金正日选择发难的时间，并非无心之作：二○○五年，朝鲜突然宣佈拥有核武，正值中国大年初一；这一回，朝鲜实施核爆试爆，又选择在中共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际.

中朝交恶，由来已久

出於台湾问题的需要，中共对美国打「朝鲜牌」。中方企望与朝方唱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联手反美。为此，中方不惜向经济崩溃的朝鲜，大量输血：将百分之九十的外援粮供给朝鲜，并提供朝鲜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燃料的百分之六十。北京以为，平壤的回报，就是不断向美国叫板。

表面上，中朝双方似乎配合默契。外界也普遍认定，每一次平壤跳高，都有北京在背后撑腰。以至於，当美国缠身於伊拉克战争、中东冲突、伊朗核威胁等种种危机而分身乏术时，不得不激将北京以「负责任的大国」身段，制约平壤。

然而，渐渐公开的秘密却是，中朝交恶，由来已久。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一结束，平壤就催着中共军队撤离，决不让留下一兵一卒；随后，金日成大肆清洗朝共内部的亲中势力 ││「延安派」；再后来，金氏政权乾脆一笔抹杀中共军队「抗美援朝」的史实。在朝鲜的纪念馆、博物馆、历史书和教科书，全无中共「志愿军」的影子。乃至这一两代朝鲜人，对中方曾经派兵援朝的史实，全然不知。金日成谆谆告诫朝鲜人：务必要防范中国，因为，历史上入侵朝鲜最多的，就是中国人。金氏父子对中唱「中朝友好」，对内却紧守「防华」政策。

金正日接班之后，中朝关系更趋紧张。在意识形态上，平壤对内宣传，北京搞资本主义，属於「变修」；在对外关系上，朝鲜倾向与美、韩等国亲善，急於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双边关系上，中朝有领土争端，并互派间谍，刺探情报。

几年前，平壤以三十万美元，收买了中国延吉市国安局负责人，导致在朝鲜的中方情报人员被一网打尽.之后，中方对朝方的情报，基本上处於一片空白。以至於，朝鲜究竟有没有核武，连中方也始终不得而知。朝方憎恨中方的间谍活动，不惜越境追杀中方间谍，打死中方士兵李亮。中方抗议，朝方置之不理。

金正日的单相思

金正日闹事，从一开始，就另有所图.一九九四年，金正日闹起第一次核危机时，着实敲诈了美国一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以提供粮食和能源的「胡萝蔔政策」，换取平壤暂时冻结核专案。孰料，金正日的胃口越来越大，对美国漫天要价，没完没了。

布殊总统上任后，改变政策，不再接受金正日的讹诈，而定义金氏政权「邪恶轴心」，美朝对话中止。金正日於是重新舞动核威胁.从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动核工业、到核试爆，跳高运动，步步升级。

由中共出面，主持「六方会谈」，是美国的倡议.美国的打算是，把球踢给中国，以牵制朝鲜；中共的算盘是，正好利用朝鲜核危机，操控局势，在台湾等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朝鲜勉强参加「六方会谈」，但三心二意，一日三变，反覆无常，致使「六方会谈」毫无成果而全然流於走过场。

事实上，朝鲜对「六方会谈」毫无兴趣，惟反复覆要求与美国单独谈判。对此，美国坚意拒绝.二○○○年，首倡「阳光政策」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到朝鲜行「破冰之旅」。会谈中，金正日出语惊人地表示，他理解外国在韩国驻军对朝鲜半岛稳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而不反对外国在韩国驻军。谁都知道，金正日所指的「外国驻军」，就是美国驻军。各方闻之瞠目。实际上，金正日心中，早就盘算起战略联盟的优先顺序，依次是：美、韩、俄、日、中。自称「牢不可破」的中国，被金正日排到末席。

面对华盛顿这个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平壤既恨又爱，最终走向核试爆，乃是以极端冒险方式，试图全力挣脱「六方会谈」格局，而欲强行进入美朝双边会谈格局。陷於单相思的金正日，犹如深宫怨妇，索宠不得，即撒泼打滚.一边打滚，还一边斜睨布殊，看后者是否为之所动。可惜金正日醉心独裁，残民以逞，为布殊所不容，否则，美朝早已套近，哪有中共掺乎的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京对平壤，如何又不是另一种单相思？

首发开放１１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