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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诗全编》九三年在广州购得，转眼快十个年头了，时光真是飞快。这是鄙人刚下海时节衣缩食买的书，记忆比较深刻。十年之间随手购进和散出的书不计其数，这本书还能一直留在架上，于我于书都是难得的。
　　
　　知道绀弩这个人是看了他的一篇杂文，那题目即便是现在也是嘘头“确系处女，小学亦可”，是针对男性社会封建腐朽贞操观的，诙谐刻薄，写得非常洒脱。我喜欢的现代作家中，很多人对女性的态度都有相似的看法，比如知堂，舒芜；而我不喜欢的作家中，对女性也俗滥的观念也如出一辙，如余秋雨，董桥。知堂的名言一个作家的识见高下，就看对女性和宗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看到了黄永玉写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黄这个人喜欢作惊人之论，记叙的东西往往在真假之间，不过这篇文章对绀弩的描述还是很传神的，遗憾的是文章和题目不符，记往事的东西太多，诗却没有说多少。只记得文章中说，绀弩晚年以诗名世，大概是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的事。
　　
　　那段时间我正迷恋旧诗。在从上海的复旦风，夏雨岛等许多莫名其妙的新诗圈子淡出后，又被席慕容，汪国中之流泼了一大瓢凉水，我对新诗已经是彻底的绝望了，不论是见到别人的新诗还是自己的“少作”，马上会起鸡皮疙瘩，而一本《郁达夫诗选》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这里很有乾坤嘛！知道聂绀弩也是名家，便开始留心找他的诗，但很难，他的旧体诗最早只在香港出过，早期的《散宜生诗》印数也寥寥，不过不断能从一些人的文章中看到聂诗的各种断诗警句，那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
　　
　　绀弩这个人经历很复杂，老革命，进过黄浦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共产党国民党的高层都有交往，在文化人中也有很高的声望。不过这些显赫的经历并没给他带什么好处，相反，一辈子是个倒霉蛋。先是坐国民党的牢，解放回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逍遥几年，就被打为胡风分子，紧接是右派，发配去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又捉进秦城一呆七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却在七六年以国民党战犯理由特赦，晚年虽能安度，但已经卧床不能行走了。诗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些话真是有道理，这些倒霉的经历，让这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给我们留下了让人眩目的瑰宝。
　　
　　绀弩的旧诗和通行的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东西。胡乔木的评价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旧瓶新酒，人们喜欢用这个词来赞赏跳出传统藩篱又能加入新鲜内容的形式，绀弩的诗绝对这旧瓶新酒的典范，岂止是典范，那酒新的简直是时髦，新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全编》里收罗了不少论述绀弩诗的文章，有的很有见地，比如说聂是以杂文入诗，貌似诙谐，实则非常深刻；有的是胡说八道，妄图在聂诗中挖掘微言大义之类的东西，不过诗无达诂，想怎么解释也只好由他，这也应了绀弩知己说的话“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和揭发什么的”，不让人信口雌黄大约很难。不是义山的缠绵悱恻的无题诗也照样有煞风景的人往政治上引吗？性情中人总是少数，乏味的人却是很多，人生就是这么痛苦。
　　
　　胡说八道了这么多，还没到正题，快成了中行先生弟子了。现在就从这本《全编》中找出些好玩的东西来，也来做点“破案”的工作。
　　
　　聂诗首先是诙谐，这大概和他个人的“滑稽亦自伟”的个性有关，这样的性情是天生的。诙谐不是油滑，是一种看破了一切，经历了很多，从而对世事能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的阐释，是一种含泪的笑。北大荒艰苦的劳动，在诗人的笔下却是这番景象：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看来象是美妙的情诗，实际是写搓草绳；“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做环游”，象是政治口号，实则是写推磨；“看我一筐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气魄宏大，写的不过是脱土坯；“手散黄金为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傲骨嶙峋，却是咏掏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简直能和“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气魄比美，说的只是担水。这样的句子在《全编》里层出不穷，结合全诗来看，尤觉得有意味。是劳动中发现了美吗？大约不是，应该是诗人的态度，深处逆境，不乏幽默，这样的人格力量实在让人佩服。
　　
　　聂诗的诙谐还表现在巧妙借用前人的句子。比如：“雪满三冬高士饿，梅开二度美人迟”的句子是从“雪满三山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古诗中剥来，在经受饥饿，又经历了牢狱之灾的背景下，看似滑稽，实则骨子里很沉痛；月光如水水如天的名句的浪漫，给他改成了日光如水水如刀残酷；“山外青山楼外楼，人身禁得几拳头？”没经过皮肉之苦的我等大约很难明白这诗的苦楚；“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样常用的句子，对上“泪倩封神三泪流”，就让人读了只好苦笑；常人用“哀莫大于心死”到他这里变成了“哀莫大于心不死”，这样的诗句送给胡风，岂不让人唏嘘不已？
　　
　　诙谐的另一表现是以新词俗字当时的流行语入诗，往往出人意料，看似莫名其妙，细细品位确是精巧绝伦，平仄和谐，对仗工稳。如“青眼高歌望吾子（杜甫句），红心大干管他妈”；“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昨斗地富反坏右，今享肉烟蛋豆糖”；“自由民主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这样的句子又不是能按幽默的方式来读的了。
　　
　　时代的变幻，个人的磨难，不可避免反映在诗中，聂诗中有很多非常沉痛警醒的联语。比如一直为人传诵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这样的句子，放在解放后文化界此起彼伏的运动背景下看，就能明白它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凝聚了深刻的苦难。写给胡风和怀念朋友的诗中多有这样的句子，送胡风的“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这十四字承载的苦难是多大！胡风死后的悼诗“死无苍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哀愤沉痛，催人泪下。
　　
　　诙谐沉痛之外，绀弩诗中有的句子非常优美，削土豆出了血，他竟然写出了“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这样深情的句子；百无聊赖去推磨，有“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这样美丽的诗句。写陈毅结婚的有“春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娶小乔”，风情逼人；““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很有力度；扫萧红墓“欲织繁花为锦绣，又伤冻雨过清明”，也一样很有风致。
　　
　　这样胡乱的解说，有点象恶作剧在捣碎七宝楼台。读诗还是看全篇比较好。聂诗中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本事，比如题林冲的一首：
　　
　　家有姣妻匹夫死，身无好友百身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高太尉颈耿魂梦，酒葫芦头系花枪。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枪。
　　
　　这首诗是写巴人的，把巴人比作陷害林冲的高俅，原题目是“题林冲题壁图赠巴人”，国内出版
时，该成了现在的题目。
　　
　　绀弩还有两首情诗被“发掘”了出来，看来文学史料的发掘确实是可怕的，难怪有人不领情。其一是抗战在桂林和一女演员过从甚密被抛弃时写的，另一首作于六十岁，写给一个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诗很好玩：
　　
　　几年才见两三回，欲语才停但举杯。君果何心偷泪去，我如不死寄诗来。
　　一冬白雪无消息，此夜梅花孰主裁？怕听收音机里唱，梁山泊与祝英台。
　　
　　绀弩逝世后，这位作家也写了情深意长的诗，只是用的是新诗。绀弩写这样情诗的时候，在很多睁眼瞎那里，已经是夫妻琴瑟和谐了，可见人生是多么奇妙，不过这样的绀弩更让人觉得血肉丰满。
　　
　　《全遍》有三篇序，其中第一篇是胡乔木写的，胡的序言写得很漂亮，简洁，精辟，而且符合他的身份。绀弩解放后是胡的下属，过节不少。胡这个人很左，但在文学上的确很有一套，《人比月光更美丽》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他是懂得聂绀弩诗的价值的。
　　
　　几年前一个晚上，陪一个一贯正统的老人去听一帮老话剧演员朗诵唐宋名家诗词，乔榛声情并茂地朗诵了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当朗诵到“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时，台下掌声一片。散场出来，坐在车里，这位老人还在和我谈论李，杨的爱情，我恶作剧地对他吟诵了绀弩的诗“少女玩过有赐死，居然多情圣天子。”，老人目瞪口呆！

　　禁闭，这个词语确实过于严厉了，但我想，它可以被用来比拟当下文学的创作现状:文学被禁闭于私人生活之内，私人生活反过来又禁闭了文学，文学与私人生活互为依靠，彼此都觉得安全，这样一来，奴役与任性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被禁闭于私人生活之中，一因精神的萎缩，二因物质的全面诱导。有关精神的萎缩，无需多言，那么物质的诱导呢？物质在很多时候能成为精神的启蒙导师、教养的贴身教练，但如果私人生活彻底被物质招安的时候，文学也将被私人生活全方位地侵占。文学逐渐不再有对公共话语的欲求，更缺乏对“公益品德”的关注(德·托克维尔的提法)，文学变成自顾自的生活方式，文学变成裸奔裸诵的舞台，文学变成只关注个人福利的工具，所以我说，私人生活最终又反过来禁闭了文学，私人生活的任性奴役了当下的文学。

　　因而，在私人生活之文学不绝于耳目的当下，我格外看重那些视野开阔、心胸广大、有艺术自觉、注重语言自律的作家作品。中篇小说《家道》(魏微，《收获》2006年第5期)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我喜欢魏微的写作语言，中性、克制，不拖泥带水，不陈词滥调，不油滑市井，《家道》总是能以最贴切最精炼的语言靠近言说的对象。《家道》重点不在故事的描述，尽管魏微讲故事的能力也无懈可击，但我更看重她的悟“道”，她善于想象，但她更能看到，这比单纯的描述更高远。家道盛衰成败都是人世，但人世除了世态炎凉、仇恨自艾之外，还有什么？魏微写“爸爸”弃文入仕之后，某夜突然在女儿面前背起了《论语》，“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字句已刻到他的记忆里，成为他的潜意识——因为那些字句于他已派不上用场”，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很难写出这些平实但透彻的字句。《家道》写官场的贿赂心态、写家道中落后的不堪与委顿、写人世的绝望与超脱、写上下级之间的感情、写人间的仇恨与平和、写作者对贫穷与富贵的看法，事物的相生相克、事物的现世来世如此完美地生长在《家道》中。有悟“道”的智力与胆识，有语言的精确与自律，有不含糊的艺术直觉与知觉，这样的作家，绝不多见。

　　王海翎的《新结婚时代》改变了我对畅销读物的看法，有些小说，虽然貌似通俗，但也可能内含卓尔不群的看法。虽然《新结婚时代》之名实过于迎合市场与影视，但作者的清晰与通透着实令人惊讶。人们习惯了用道德审判不孝顺的城里媳妇，人们习惯了以农村打倒城市，而看不到多少家庭以孝顺的名义剥夺私人生活的自足空间。中国由农耕文化发迹，但也因农耕文化而破败，农耕文化对都市文化有着天然的仇恨。都市在道德上亏欠乡村，这种观念转化到婚姻，就成为观念的专制。《新结婚时代》抗争了“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但同时，作者也看到了“门不当户不对”中实际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合理矛盾。太多的作家，看不到“门当户对”这一饱含经验生活智慧的古老谚语对家庭成员身心融洽相处的尊重与体恤，以及它对某些不可调和的人际矛盾的先验回避，作家们早被简单的平等观念蒙蔽了心智，王海鸰之透彻在于她参透了某些人间道德的专制。

　　另有一篇评论文章《智者的魔法》(林岗，《读书》2006年第10期)论及薛忆沩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作者认为薛忆沩对语言的陷落有自觉的反抗意识，“他是一个孤独而才华横溢的‘抵抗战士’”。可为什么薛在国内问世艰难？评论界何以对他普遍漠视？我想原因有三:读者的阅读耐心严重丧失；评论界的趣味或短视；薛远在海外，不归属于国内评论界的任何利益群体。想来，如果薛忆沩不是自甘边缘，如果他在国内文坛客串一官半职，那情形自然不同。

　　当文学语言陷落于私人生活的陈词滥调之中，发现并推荐有人性洞察力、有艺术远见的文艺作品，必要且迫切。不妨在此提一下《佛山文艺》自6月份发起延时至今的“新乡土文学征文”，此活动甚至吸引了韩少功等重要作家的参与，于文学而言，它并不纯粹，它有主旋律色彩，但它对乡土事物的关注，也可看做是对文学私人生活化的有力反抗。

　　由私人生活的文学禁闭，我想到了张爱玲先生的一句话，“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有时候，我不禁要追问，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品，只读华美，不见虱子？！禁闭语带双关，既是奴役之根，也是任性之源。

　　
　　尘封的作家八卦

　　法国《读书》(2006年10月号)
　　
　　有一系列尘封的文件，躺在巴黎警察局的地下室里。在它们的封面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名字:维克多·雨果、阿尔蒂尔·兰波、安德烈·布勒东，还有柯莱特……这些报告来自于警察局的眼线与官员们的监视，并提供给警察局长作进一步考量。为何如此呢？为了寻找答案，布鲁诺·傅里尼，一位前议员，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调查报告如今成为了一本畅销书，由HORAY出版社出版。

　　法国《读书》杂志十月号刊出了部分档案。这是1937年12月23日的一份报告:“1926年5月29日，布勒东陪同阿拉贡和苏波，闯进了《新文学》杂志社，殴打了总编M.马丁·德·加尔，打碎一只灯泡、一架电话和好几块玻璃。”
　　
　　《赎罪》:3000万美元大制作

　　《Variety》周刊　10月23日
　　
　　《赎罪》是伊安·麦克尤恩的众多小说中公认的最有电影感的一本。好莱坞杂志《Variety》透露，由《傲慢与偏见》的原班人马参与制作的同名电影耗资3000万美元，将是2007年最高调的大片。

　　曾改编过约瑟夫·康拉德和格雷厄姆·格林的著名剧作家克里斯托夫·汉普顿说:“小说家里面最讲究气氛的那些，往往最难改编。”他说麦克尤恩正“很有建设性地参与”剧本草稿的审核工作，以帮助剧本传达角色的内心思想，而不使用话外音。汉普顿对麦克尤恩赞赏有加:“他是一位正处于巅峰期的作家，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难料。你开始读，你以为这是某种类型的书，但它渐渐嬗变为迥然不同的东西，而小说的力量一直在增长。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班维尔遇见另一半的自己

　　《苏格兰人》10月21日
　　
　　最近欧洲文坛的一大新闻是: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化身本杰明·布莱克，出版了一本惊悚小说《Christine　Falls》。班维尔解释了他的灵感来源:“是西姆农令我开始写惊悚小说的。以前我从未读过他的‘硬’小说。这些小说很好。绝对是杰作，比萨特或加缪都好。不用大词，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陈述式风格。”

　　对于他的双重身份，班维尔称:“我觉得我有一面是‘本杰明·布莱克’。我常读惊悚小说，而如今我也涉足那领域，我的一部分喜欢在那儿。奇怪的是，如今我谈论本杰明·布莱克的书和约翰·班维尔的书时，我竟觉得——难以解释地——离班维尔更疏远。可我做了那么多年班维尔了，这真奇怪。”

　　梨园一叶惨淡凋谢

　　《随笔》，2006年第5期，6.00元。

　　如果一定要天面对昨天，感觉一定是五味俱全。读章诒和的随笔文字，感觉就好像今天必须面对昨天。《梨园一叶》讲述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叶盛长的重要往事。“梨园一叶”的惨淡凋谢，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沉重往事与艺术显赫，不需要权力去认可，历史已经为他们安排好席位，并将赋予他们永久的荣耀。
　　

　　对民间的另类想象

　　《书屋》，2006年10月，5.00元。

　　《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蔡禹僧)一文认为中国远古向来有自然自由主义的历史现实，这种现实存在于各个阶层。此文试图以现代观念贯通古代历史与现当代历史，进而阐述“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分类未必全然合理，但想法奇特，且能自圆其说，偏理想主义，但用心良苦。
　　

　　人文纪录片何为

　　《读书》，2006年10月，6.00元。

　　《记录、记忆与介入》是“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的座谈文字记录。吕新雨清醒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共同构成垄断性话语的时候，人文纪录片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刘红梅则对所谓的“平民视角”以及因而可能产生的暴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纪录片的道德立场堪忧。座谈重人文反抗，忽视艺术探讨。
　　

　　空间与时间的对决

　　《天涯》，2006年第5期，10.80元。

　　《从符码到代码:贾樟柯电影的转变》一文盛赞贾樟柯含而不露的导演风格、朴素生动的镜头语言。作者认为贾樟柯的成就体现于其对历史空间的建构，但在历史空间与现实时间的对峙中，《任逍遥》、《世界》“丧失了空间特质、丧失了时间特质”。戴锦华曾提过“空洞的能指”:既适合陈凯歌，也“能指”局部的贾樟柯。

　　虚构是小说之本

　　《世界文学》，2006年第5期，9.60元。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生命的基点在于虚构，有了虚构。《世界文学》很注重推介本土缺乏的异质小说，这一期的“外国志怪小说选”，就意在强调小说虚构的力量。法国作家玛·达里厄塞克的《动物园》值得一读，其中《滑血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像在记录一次意外事故，但内含人文关怀与人性自责。
　　

　　不是冤家不碰头

　　《当代》，2006年第5期，12.00元。

　　不是冤家不碰头，《新结婚时代》正是冤家碰头，顾小西与何建国门不当户不对，偏偏做了夫妻，城乡差距一到家庭，分分钟演变成阶级斗争，王海鸰高就高在她没有把故事写成阶级斗争、道德审判。作者有点刻薄，但又不缺温情，她硬是把悲剧扭转成喜剧，城乡最后结合，皆大欢喜。结局过于老套，但不能否认王海鸰对现世看得透彻。
　　

　　《笨花》的快与慢

　　《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12.80元。

　　本期“铁凝评论专辑”中收有南帆的评论文章《快与慢，轻与重——读铁凝的〈笨花〉》，南帆认为《笨花》是耐人寻味的小说，“《笨花》打断了人们习惯的速度”，同时也为反思现代社会与农耕文明的分裂与弥合提供了新的视角。由理论与历史的角度深入对小说《笨花》的理解，足见南帆强悍的阐释能力。《笨花》揭示了大风大浪之下的大气象。
　　

　　乡村的性道德

　　《现代小说》，2006年寒露卷，10.00元。

　　《炊烟散了》(李骏虎)是世俗味道很重的乡村小说。在很多作家眼中，乡村有两件大事，一为性，二为继后香灯。兰英不幸嫁了个跛子，于是兰英积极为自己的性与后代着想，干部秘书、土匪长盛满足了兰英的生活梦想，有了后代，性道德在乡村就能自圆其说。作者虽自称《炊烟散了》朴素原始，但该小说仍然露出了不少都市的语言痕迹。

朋友发短信问怎么看陈良宇案。我说我更在意郑也夫教授拿他的朋友景天魁先生开刀，挑战共产党的文科院士评选。评选文科院士是于光远们呼吁的。一开始徐友渔先生就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不可能评选好，没有文科院士也罢。中国的理工院士评选就够乱的了，文科祇能更乱。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讲究。文科院士如果是一颗笼络知识分子的诱饵，因而把“政治上合格”当成首要标准，那就一定要弄成儿戏。抓陈良宇在程序上面有没有问题？

抓陈良宇的程序问题

当年抓了陈希同我没有高兴，因为看到听到很多利用反腐败搞权力争斗的议论。陈希同即便该抓，也有一个谁来抓、怎么抓的问题需要追问。陈希同成为高层领导人和他的成为阶下囚，我等平民百姓都完全蒙在鼓里。陈希同慷慨激昂批判自由化和他的被判刑，自由化人士和陈希同都没有能够公开为自己辩护。这不是法治社会的现象。不是法治社会，即使坏人被抓被办了，也未必值得高兴，因为这样的社会更可能胡乱伤害到好人。我们不能说：陈希同啊陈希同，也有你的今天啊，看你1989年参与镇压学生多猖狂啊……这是共产党的革命文艺中常见的，完全是以暴易暴、冤怨相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人上人下翻烧饼的陈腐政治。陈希同案发之时数得出来的胡石根、余志坚、刘贤斌等几十人还在黑牢里，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泽臣等几十人相继被抓。这些民运人士难道不是被抓被判得很冤吗！

就算是邓小平被抓了，祇要是乱抓的也不值得怎么高兴。当年毛去了，抓了四人帮，连邓小平是吉是凶也不踏实呢！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又祭出四项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他的种种罪恶还在延续。放长眼光看几千年治治乱乱，皇帝不知被抓被杀了多少回，这个中国到今天还这么烂，还这么几多欢喜几多愁，悲喜无常无非泪飞血溅掉人头！

所以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跟友人说：陈良宇被抓我谈不上怎么高兴。不是说我喜欢陈良宇，事实上毋宁说我很不喜欢，但情感的喜欢不喜欢不能代替了社会理性。

什么理性？我想这个社会理性，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基本缺如，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也难觅踪影，在所有的文学艺术中也没有明示，甚至在哲学和太多的思辨玄谈、实证学术中都没有可信靠的逻辑的、知识的相关性！为什么呢，这个理性不属于审美伦理，更不属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范畴，也同样不属于一般的求真范畴，它不是关于宽恕宽容的说教，不是关于果报轮回的现象揭示或者“规律”颁布，而是一定要懂得了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关系，一定要懂得了人权、公民权的法治基础，一定要懂得了民主宪政的游戏规则，才能领悟、认同的现代政治。不管你有怎样的艺术才华、怎样的道德修养、怎样的知识学问，祇要你不关注现实利害冲突，对社会的公正与进步漫不经心，你就一定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魂所在。对不起，我这样说真是可以自夸为我的重大发现了——就算是你把政治学说的研究当成了专业，祇要你祇把学术当作饭碗，当成货与帝王家的文武艺，你就一定不能真正拥有现代政治智慧。我这一发现与经验高度吻合，你看很多中国的政治学教授、哲学博导、文学艺术家、宗教信徒，不是连工人农民中的维权人士，连中小学毕业的“民运分子”都不如吗！

刘亚洲先生承认他所钟爱的文学，对于改善今日中国民众的命运，基本无用。这是诚实、坦率的话。我的上述“人类观察”，不过是一种更为彻底、冷静的“同理可证”罢了。（不过，我依然承认例如文学家的随笔往往比哲学家的演绎更有魅力，因而我常常很喜欢读刘亚洲、韩少功、史铁生们的文章。）

这样，我怎么可能相信神学自由主义、基督教宪政、儒家甚至公羊学宪政云云，不是方圆难凿的呢？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

我当然承认获得现代政治智慧的过程比上述分析来得更复杂。我是用活了几十年的经验说话：对于人际关系的安排、社会政治的进步而言，人类的很多精神活动、知识学问，基本上是无用的。我这里当然指的是人文社会领域，不必要扯到科学、技术。譬如，怎样做好父亲母亲、怎样交朋友、怎样恋爱、怎样谈生意，等等等等，这些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智慧”，离开了具体活动，任何不及物的知识传播过程都无济于事。秦辉先生说，例如自由主义的根据是不需要论证的，这一论断本身已经逻辑地涵盖了我的上述发现。这不是学问无用论，而是精神活动有限论。实质正义、程序正义都主要是人们在活动中摸索、调适的，它赖以生发的前提祇有一个：人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怎么个平等？没有了压迫，有了真实的人权与公民权，就是平等。暂时能力上的差异要紧吗？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能力上的差异会很快可以忽略的。后来成了中国民政部救济司官员的王振耀基于村民自治开展的事实说：现在农民的政治觉悟比教授还高。说到现实政治素质高低，共产党及其花瓶党才是最低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政治品质比很多村民委员会都不如。但这当然不是知识技能意义上的。这个现象用不无哲学意味的话来总结就是：知识、学问、才艺等等比起人的良知（对基本是非善恶亲疏利害的判断力）来，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不识字的父亲就常常（不无民粹之嫌地）教训我：人可以不识字，但不可以不识事。

中国现在的“识字人”群体仍然处于低级混沌阶段（远远没有工人农民中的“识事人”那样的简明、鲜活），其中的一大纷乱在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不仅是我的观点是：不可以仅仅从实质正义看问题，因为这样难以与民粹主义、乌托邦强制、警察教师合一，形成逻辑上的隔离；也不可以仅仅从程序正义（形式正义）看问题，因为它难以避免恶法肆虐、民众被困于恶政——结果当然难免以暴抗暴（历史经验祇在时空酝酿的差异、代价的大小）。以暴易暴当然谈不上程序正义了，但在实质正义上是有历史的统计学根据的，这就是：一般说来，民众反抗统治者是正义的。现在的中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反抗暴政事件，这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装瞎的重大事实。对于中国的进步，不论幸与不幸（我当然首先理解为不幸），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各种政治力量思考和角力的出发点之一了！

如果说强调程序正义的深意在于走出治治乱乱的循环，那么，在求程序正义而不得的今天，强调实质正义则更有揭露、批判腐败不公的鲜明、尖锐、防止政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强盗恋爱）的深刻清醒。

陈良宇的被抓是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抑或两者兼具呢？A，假定陈良宇是有罪的，抓他的人是正直美德的化身，那么，首先应当说是符合实质正义的；B，抓他的人难说，则结论难做；C，抓他的人也不是好东西，那当然两种正义都谈不上。

在传统政治的范围说话，抓陈良宇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将来陈良宇的力量实行报复，所谓剃人头者被人剃，将来自己也有被抓的危险。有精通宫廷政治的观察家说：陈良宇无疑是江泽民的人、上海帮的干将，这次被抓是江泽民与胡锦涛做的政治交易，是他的挥泪别马谡。我的看法，上海帮已经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应当用权痞腐败集团这个概念来说事。难道几个几十个上海帮政要过气了，就不说事了。江泽民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六四以后的疯狂腐败工程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责任。胡锦涛一上台有朋友就与我争论胡锦涛是不是江的人。我说祇有这样的问题我才感兴趣：敢不敢顺应民心与权痞暴富阶级开展坚决的斗争。后来传出来胡锦涛要向北朝鲜学习之类的消息，不论真假，我关心的是：他释放出来与北朝鲜根本不同的信息了吗？最近又有胡锦涛谴责越南背叛社会主义的消息。坦率说，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胡锦涛就把中国的事情弄低级了：如果他自己没有腐败而且真想用老左的办法反腐败，那么，失败的一定是其实与民众不会心连心的老左；如果他即使自己不腐败而且所谓反腐败祇是一仍旧贯地做做样子，那他就祇能在官场内斗中凄惶度日——无论哪一种，客观上都帮了权痞暴富集团的大忙！

铁板钉钉的事实是：2006年胡锦涛针对“郎旋风”以来的某些舆论，两次讲到要坚持改革不动摇。而这两次都是直接面对上海帮讲的，一次是在两会期间的上海代表分会上，一次是在上海。好像上海帮是改革的代表似的。他这样说是安抚、迷惑上海帮吗？胡扯！

胡锦涛改革与现代文明无关

自从辛亥以来，中国的政治人物才有、也祇能有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类。胡锦涛的改革是什么？已经有太多的事实证明了与现代文明无关（这当然不是说可以盖棺论定了）。拿老左派的东西来反腐败不是不可以，但难度很大、风险太高、后果更难预料，坦率说，很容易遭遇极右政变的抵抗。理论上就实际上都隔离于民众而言，官场老左比民间民运、维权人士更难以被权痞暴富集团容忍——谁是真诚的老左？如果不敢挑战实为向暴富集团开放权力的三个代表、祇是拿四项基本原则来镇压例如民运、维权人士，你算是什么老左？今日中国比权痞暴富集团力量更大的祇有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人权的人本、民本，离开了法治的和谐，离开了民主自由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都不过是梦呓、谎言而已。

相对而言，胡温当然比江泽民时代多作了些不坏或者较好的事情。但是有所开明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者千年不鲜见的让步政策。抓了陈良宇甚至连上海不听中央的问题也无济于事的，因为各地方的例如不肯放慢热财政政策，其实是中央的潜在需要和现行政治制度所纵容的。可以说，中央经济宏观降温政策在各省市都遇到抵制，除了政权维系上的政令畅通，其他没有一个方面不表明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远不是一个上海不听话。

要说不听话，谁不听话、不听什么话？腐败、不公泛滥无以从制度上遏制，和谐社会怎么和谐？坚决不给人权怎么以人为本？民众的公民权空白便无力要求改变低工资超经济剥削，无法阻止滥用能源资源，又怎么能够建设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不要说地方，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自己都无法听自己的话。

当然，谁都知道胡温面对中国的种种危机是有些着急焦虑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即是胡锦涛不搞政治改革，我也替他着急。但是，腐败集团已经高度流氓化痞子化，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断断没有！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宪法，邓小平、李鹏、江泽民家族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要说《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已经说明了太多，就算是无关紧要，那么按照传统的反腐败，你敢把江泽民、李鹏抓起来吗？

如果敢，那倒未必真要先抓起来，而是应当真正稳健地推行政治改革，例如进步人士早已说滥了的从新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开始，先行发育公民社会，赖以增强民众的抗击打能力和妥协智慧，减少动荡的危险。如果敢，那么，祇要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祇要是宫廷黑箱式的“乱抓”，至少我在这里是要表示反对的，因为这极可能将中国引向动乱的深渊，同时，如前所述，对解决“中国问题”也没什么意义。

坦率说，我是极不喜欢中国共产党的，但我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完全出于社会理性，坚持认为，中国摆脱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官场内部争来斗去，尽管这或许是撕破铁幕的第一步（甚至或许是民众力量被真正引入的必经环节）；也不是今天你倒下明天他趴下；更不是永无休止的权谋权术；尤其不是毛泽东式的发动群众乱打乱斗一气。而是要真正想到民众的苦难，想到共产党官僚们实在太没有人性、太缺德了，真正通过归还民众的人权、公民权，同时以主动的宽容和解行动请求民众的宽容和解——以我的观察和想像，中国民众在感受到善意时是很容易用善意回敬的。至于共产党内特别多的野心阴谋家，我相信经过不多时的公民社会发育，例如目前台湾经历的“必要的振荡”，就像一个人的呕吐腹泻一样，接下来的肯定是回归平静，不可能被野心阴谋家们牵着走，而且我看大陆的优秀人士并不太少，完全能够在公开的平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舍此，中国灾难临矣！

首发北京之春

关于陈良宇的命运，外界一直有传言。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陈良宇的最终命运比传言中更惨。 和黄菊一样，陈良宇是深受江泽民赏识的，因此，他对江泽民和“三个代表”的吹捧从来不遗余力。直到今年三月份之前，几乎听不到他在讲话中使用“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样的语句。

而当他终于将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三个代表”相提并论的时候，似乎为时太晚；上海市长韩正甚至已经在某些讲话中祇提前者，而“不小心”忘记了“三个代表”，他的急转弯也许显得突兀，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总算成功地保住了自己。

在宣布对陈良宇进行审查的新华社文稿中，我们从头到尾看不到“三个代表”影子，文字中出现的，祇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祇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没有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三个代表”，一个字也没有，祇要对中国政治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这对江泽民和“三个代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记得，当年在公布陈希同辞职的新华社通稿中，还安慰性的提及了他在“六四”镇压中的贡献，可是到了今天，当江泽民的得力干将被迫下台的时候，胡锦涛竟然懒得拿出几个字来安抚一下江泽民先生。

这样的通稿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拿掉陈良宇，就是拿给江泽民看的，后面的事怎么做，就看江泽民识相不识相了。

北京之春

“和谐社会”是中共近年来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名词，现在这一名词正借助于政治权力的推动遍布中国大地。人们从电视里、广播中、报纸上以至城市、乡村社区的墙报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应该说，“和谐社会”设想的提出是有其正向意义的，此一意义在于提出者在其中寄寓了关于社会理想化的一种状态，社会的和谐，和谐的社会，从人们一般的理解上应是可取的社会理想。正是从这一点含义上，我对和谐社会的设想持赞同、支持的态度，我也真诚地希望这一理想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但是，仅仅有设想是不行的，正如共产主义曾经作为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光辉灿烂的理想为人们所推祟一样。当某种理想存在着，仅仅是存在着，而人们并不考虑如何运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时，或者人们只是对某一理想顶礼膜拜，并不考虑那一理想也可能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与运用错误的方式去追索，那么，人们就仍然是盲目的，人们就仍有可能不断地去犯错――共产主义理想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引发的种种事实证明：即使目标正确，但实现目标的方法错误，人们仍然会不断地犯下重大的历史性的罪错。那些可以归属于共产主义名下的罪恶极为重大与数不胜数，足以令人类永久蒙羞与悲伤。

那么，仅仅有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就行了吗？而且是一个什么样和谐的社会呢？人们又如何达至和谐社会的目标呢？这一切都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先生的最近解释，中国的和谐社会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应是讲求社会公正与正义，讲求社会利益均衡，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对此设想，我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好的设想，如果真有如胡先生所言那样的和谐社会出现，我也不会不赞成、不支持，但是，从胡先生的设想之中，我只是想提出一个疑问：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那些社会公正与正义，那些社会利益均衡，那些民主法制能够实现吗？或许胡先生真有办法将他的设想变成现实，或许我的疑问是一个多余的不该提出的问题，对此，人们只能试目以待。我想说的是，我所理解的社会和谐与胡先生所说的社会和谐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元素已然不可或缺地为现代社会所需要，而且，这里的民主自由与胡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并不一样。这里的民主自由有其特定的含义，即这种民主自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等的综合，而胡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则似乎仍然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强调它的一党专政的民主。我所说的民主自由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前提，而胡先生的民主自由似乎并不强调实现中国人的普世人权，否则，中国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没有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权与其它普世的人权呢？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以平等、自由、博爱或仁爱为基石的现代发达社会，就像如今的欧美、日本等国家一样。那里的人们在早已确立了的现代民主自由的制度下生活，人人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谁可以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也没有谁再理睬那践踏基本人权的思想、理念与行为，而且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法律已然排除了社会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社会集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能性。胡先生的和谐社会却仍然尊祟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的马列主义，尽管胡先生已经扬弃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尽管胡先生已在强调“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但是，如果胡先生仍然尊祟那马列原教旨主义，胡先生又如何引领大中国摆脱那思想的羁索走向光明的未来呢？如果胡先生仍然打算让中国人在马列主义的思想监狱里服刑（事实表明，他正在这样做着），中国人民溶入国际社会必要的精神解放又何时实现呢？

当然还有社会公正问题，社会成员的利益安排与分配问题。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不可能允许极端的不公正存在，不可能允许少部分人依凭政治与传统的特权谋取比一般社会公众多得无法想象的利益。当今中国的国情已经令人极为沮丧，一方面，一少部分人依恃特权，采取各种方式大力获取积累社会财富，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已经严重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另一方面，人数极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水准极低且无任何社会保障的生活之中苦苦挣扎。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多少公正性可言。负责任的理论与历史的事实都证明：若想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就必须首先在社会制度上作出妥善的安排。社会制度应当予人以平等机会去追求幸福（包括追求幸福），社会制度还必须给人以基本的社会保障。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现代社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应可为必要的社会保障提供可靠的基础。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不应当是那种人民负担极重，统治者层层盘剥、巧取豪夺的社会。人们必须明白，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应当在维持一个有着必要的规模与开支的政府管理机关

之外再养育一个与这个政府规模与开支相当甚至更大的组织――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党，这个超级政府。有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党组织，这个政党事实是另一个政府，而且其权力与开支都极为巨大。这无疑加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制止腐败，共产党还政于民，共产党从超级政府的位置上还位于一般政党的合适地位，设置合理的自由竞争制度，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与保障制度，这是实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我没有看到我们尊敬的胡先生有这样做的打算。由此，我意识到我的理解与他的想法与做法的差别。令人深为遗憾的是，我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想法与做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他却不能按现代社会的常识行事。作为一介书生的我，自然无法强制权力巨大的胡先生做什么，建议、呼吁也似乎无济于事。那向他建议、呼吁的高智晟先生现在已被他关到了监狱里，我再向他建议、呼吁又有什么用呢？或许他一怒之下，也将我关进监狱。将我等爱唠叨的讨人厌恶的书生关进监狱，天下就可以和谐了。这大概也是胡先生的一个思想。

再回到关于“和谐社会”的浅论上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早已出现，那就是在“和谐社会”的美名下，国家暴力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抓捕持不同政见者，继续严厉镇压自由信仰者，越来越多地用暴力打压、管制群体性的维权活动，这似乎表明，“和谐社会”的打造要更多地依靠暴力进行。可是，暴力之下有真正的和谐吗？我并不反对国家暴力在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内的合理合法的运用，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一社会、国家都还没有进步到不需要国家运用必要的暴力管理的程度，但是，合理、合法地使用暴力与对暴力的滥用、依赖不是一回事。不用、少用、慎用暴力应当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社会政府的义务，否则，人们当可看到滥用暴力的恶果，那恶果正是对和谐社会的打造具有最大的破坏性的。

至此，我的浅论也可
以结束了。或许可以套用一句古人的话语：一介书生，性喜议论，临屏涂写，不知所云？

首发议报第274期

李大伦“文选”

《感受郴州》：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

《五绝。小儿恬睡》：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

《开会有感》：上下会议开成河，大小华威皆蹉跎。扪心自惭兴利少，极目亦感旷官多

“有些方面确实退步了”：大吃大喝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是有求于我的请吃请喝，“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吃了嘴软，“酒杯一端，原则放宽”。有些是来了客人陪吃陪喝，“一杯白酒一壶油，一桌酒席一头牛”

“关于廉洁”：于是近几年春节和儿子上大学期间，有些人送的烟酒、衬衫等礼品和小额礼金也笑纳了……干部违法乱纪都有一个从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自己应吸取教训

李大伦与余秋雨苏仙岭下品茶说文

关于散文，他们聊得最起劲；关于文化，他们聊得很深。谈到李大伦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余秋雨说，李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着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

李大伦与黄永玉的交往故事（见内文）

黄永玉对李讲过一故事。甲乙两信徒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以吗？”神父说：“当然可以。”李大伦是否从甲、乙两信徒身上获得过某种暗示？

李大伦语录

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

拜托各位（煤矿老板）了，这个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添乱！

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负债，里根政府都是这样搞的！

必须（把一个得罪他的官员）调到一个发不出工资的事业单位

你（某县委书记）他妈的竟管到市委头上来了！

要通过发展民主，让腐败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藏身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悠悠万事两件大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李大伦仕途轨迹

临澧县长县委书记（全国学习临澧现象）——湘西州副州长州委书记、省农办主任（平淡）——郴州市委书记（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郴州“太上皇”

自称三无书记（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却是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句话的原创者是李大伦
 


郴州四大贪之樊甲生、雷渊利、曾锦春、李大伦（从左至右）

综合报道：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台了一份与中央精神明显不符的“红头文件”，规定郴州境内任何单位、机构和公职人员，未经市委宣传部门许可，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和组织处分。

2006年5月23日晚，郴州昆剧院一派歌舞升平，参加一个座谈会的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和一些作家兴致勃勃观看湘昆剧团的精湛表演，由李大伦作词的昆曲清唱《郴州感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但原定出席晚间活动的词作者，此刻被湖南省纪委秘密带往了长沙，没听到文人们对他的赞誉。

有影响的政坛“大佬”

与曾锦春被抓后举城狂欢庆慰相比，李大伦的倒下，给人更多震动和沉重感。这位体格魁梧、举止稳健的官员，是1949年以来湖南在任上被反腐铁拳击倒的“重量级人物”。

“我们曾那样崇拜他，但他对人们的信仰是一种毁灭，心理上打击非常沉重。老百姓都说市委书记的问题都这么大，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没查出来而已！”一位因工作出色被李大伦两次“表扬”过的基层官员，向记者表达他的复杂情绪。

“我多次虔敬地向他汇报工作，现在想来是向一个大腐败分子汇报，心里直作呕。”郴州市直机关一负责人说。

郴州一位老干部表示，“党在地方的一把手，本应在当地拥有最高威信，如今却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他在台上教育别人，却教育不了自己。现在郴州老百姓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就连一些干部也这么认为，执政党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李大伦49岁入主郴州。此前，他担任过临澧县长、县委书记，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州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办主任。从公社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当过2个市州和省直部办委“一把手”的资历，无疑增加了他在同僚中的份量。

湖南省委一位与李私交不错的官员说，李到农办后一度有些消沉，但后来“状态”明显回升，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记者阅读这期间他写的美文《感受郴州》，热力迸射，一连用了“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个排比段式，表示“惟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已届天命之年的这位官员渴望再建功业的冲动毕显。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傅学俭对李第一印象不错。那是1991年临澧县发洪水，他在县委会议室听灾情汇报，中途进来一个中年人，浑身上下都是雨水，裤管卷到膝盖上，显然刚从抗洪一线赶来。有人悄声告诉他，这是县长李大伦。李赴任郴州前向他辞行，俩人倾心长谈一个多小时，傅嘱他“以廉为守，用人要正”8个字，李当时很激动，临走时犹豫片刻，从车后厢拿出两瓶酒执意要送给他。

5年后发生戏剧性一幕。全省领导科学年会在郴州召开，俩人坐在一起。傅学俭想起前不久在北京见过一个人，此人称通过关系找到了李大伦书记，希望搞点项目，花了一点钱，李态度很好，表示很支持――

“我有些担心，又不便直说，想到李大伦书法很好，就请他写个条幅，想以这种方式来提醒他”。傅学俭把“廉洁文化是领导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过去，李大伦看了看，侧过脸对老傅说：“这句话不好写吧，另想一句，再写。”老傅在李大伦退回的纸条背面，记下了李当时讲的话，这张纸条保留至今。“当时他为什么不愿意写，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傅学俭说。

同僚都认为李大伦政坛起点不俗。他在临澧时大刀阔斧，亮点纷呈，很快在全省县委书记中脱颖而出，新华社对“临澧现象”的报道引来大批人参观学习。相比之下，李在湘西和省农办这一段历史略显平淡，但郴州这匹“经济黑马”很快使他再次站到聚光灯下。不过据记者了解，这时对他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诟病也与日俱增。如郴州一些县里的干部反映，李每年以确保全省财政第二为目标，将“钢铁指标”分配下去，一些官员反对作假，地方人大强烈要求调整预算挤掉水分，受到李严厉的批评压制。

人“鬼”之间

郴州对李大伦有“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的说法。一些人对他“出事”并不感到意外。雷渊利案发后，不少人就在议论，郴州的贪官不止雷一个人，比他问题更严重的人还有――这中间就包括市委书记。大家对他的议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用人“看不懂”，二是热心为一些工程项目“现场办公”。

所谓“用人看不懂”，记者总结当地的说法，一是“口碑”不好的人上去了，二是“带病提拔”的人还上得快，三是用的干部大多数和“工程”有关。据悉，“三讲”中雷渊利的合格票差一点不过关；雷选举副市长时，李大伦亲自出面做工作，才比底线略高一点当选；2003年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官员进行评议，雷的不称职票是副市长中最多的。“可见雷渊利在出事之前，就已经是个很臭的干部了，但李大伦保护了他”。一位人大代表说。

从郴州市委组织部传出的一句“名言”是：“我们考察干部后怎么向李大伦汇报，考察我们的智慧：既要把问题点出来，又要照顾或者揣测他的用意”。

但众口铄金的指证似乎并不严谨。不少人提到一个“倒霉蛋”――原市国资局的局长，一般人都认为这个人不大跑官、要官，但在一次饭局上，李大伦的一个同乡对他拍胸脯，说可以帮他谋得财政局长的位置。不久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李大伦大骂此人跑官、要官，说既然你想调动，就干脆当供销社主任好了。此人当供销社主任后，感到仕途已经没有希望，就在湘粤边境与人合资开煤矿，但对政治还是比较热心，也憋着一口气。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雷渊利发难，指出郴州市近些年工程项目建设有问题，其中就涉及兴隆步行街。李大伦闻讯大怒。正在这时，上面要求惩治官煤勾结，此人立即作为官煤勾结的“首恶”刑拘、逮捕并判了刑。

“悠悠万事两件大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郴州众官员倒背如流的这一语录，是李大伦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经典。他的注释是“靠原始积累太慢，靠银行贷款太难，靠财政投入太少，只有招商引资来得快”。官员们都承认他目光如炬，“抓住了牛鼻子”。但民间不同的解读是：郴州贪官的典型特征正是“和老板打得火热”。

2003年10月14日的《郴州日报》，报道了李大伦在雷渊利等陪同下到城市广场、兴隆步行街、兴旺步行街、五洲大酒店等项目建设工地“实地调研”，李现场强调，对外商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对职能部门要搞行政过错和行政不作为追究，项目业主遇到的问题要定人限时办理好等等。后来的调查证实，李大伦包括雷渊利、樊甲生这3名市级领导，都与上述项目业主发生了巨额利益输送。

为了证明李大伦身上“有很多东西看不懂”。有官员谈到李陪一位省领导视察整顿矿山的细节：李大伦当着这位领导的面，对几个矿老板破口大骂，非常凶狠。临走时他又折返回来，对他们拱手作揖：“拜托各位了，这个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添乱！”

有人还谈到一件事：一位省领导来郴州考察，饭吃了很久后李大伦才过来，居然后面跟着一位他的老板同乡，李一进来，就一一向省里的要员们介绍起这位建筑老板来。一位当地官员说“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场面有点难堪，李书记的做法很不得体”。

“李大伦刚来郴州，给人印象还是好的，大家都敬佩他敏捷的思路、调研能力和深入实际的作风，感到他有魄力，有头脑。但后来他用人和办事都变了，我们县区干部都感觉得到，后期他做的有些事情很‘过’了，有狠狠捞一把的味道。”

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李大伦并不像曾锦春只认钱不认人，有好处就开绿灯，没好处或好处少就开红灯――谁给钱多就给谁办事！李大伦不是随便什么人的钱都接，人们认为这一点他做得比曾要好。

嘉禾县一位官员对李大伦被过度“妖魔化”不认同，他认为李身上“见不得人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年郴州的发展有目共睹，客观评说，李是有贡献的。但他接着又谈了一件“自己看不懂”的事：常德临澧县有位退休干部的儿子患了白血病，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治疗，李大伦知道这件事了说，“这个人我了解，过去拒收礼金，办事正派，决不能让这种廉洁的人为难”，当即在郴州老板中为他筹捐了6万多元，令这位老部下很感动。

湘西自治州委官员透露，李在湘西工作时，通过秘书向组织上交过2万多元礼金，还上交过手表、金戒子、皮大衣、消毒柜和其他一些物品。据李自己透露，到郴州工作后他也向纪委或廉政办上交礼品礼金约128000多元，一些单位购买他那本颇有争议的《大伦书法作品集》的135000元购书款，也全部捐给了郴州市教育基金会――这是当地一家专门资助在校贫困学生的半官方机构。

但在目前查出的李大伦夫妇3200多万元“家庭存款”面前，上述数字真如肥牛一虱，李的捐缴举动更显伪诈苍白。据悉，湖南省纪委一位官员在郴州通报李的案情时表示，李大伦说自己是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的“三无干部”，但现在查出他“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他的问题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狡猾，性质特别严重。

郴州“太上皇”

郴州市委大院连贯苏仙岭山麓，四季苍翠葱笼，李大伦喜欢傍晚散步。但很多公务员远远见了他便绕道走，不敢上前打招呼。市委一位官员说，他的生活圈子很奇特，除了老板和要害部门的头头，很多处级干部他都不认识。

郴州一些老干部对记者说，李大伦比较高傲，一般人不接触；他想办的事情，无论怎么都能办下来，很坚定执着，也有手段。过去每年过春节，都请老干部向市委政府提提意见，再吃一顿饭。后来会不开了，只吃饭。大家说吃饭并不重要，你一年到头说了365天的话，希望能抽出半天，也听我们讲一讲。但他我行我素，吃完饭就走。

老干部最后一次“让讲话”是2004年春节，有人发言中提到郴州市政工程太多太大，财政和老百姓都有点承受不了，改制企业的钱不兑现，工人经常堵大门，建议领导们算一算帐，量力而行。李大伦脸往下一拉，顶住话头说“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负债，里根政府都是这样搞的！”

一些老干部私下嘀咕，他这样独断专行，听不进意见，一定会出问题。

为了证明李处事的“霸道”，一些受访者提到了郴州的3个干部。

一个是安仁县一位乡长，头天晚上抓计划生育熬了夜，在李大伦陪去的省领导作报告时打瞌睡，李一怒之下，当场免了他的乡长职务。

一个是原市政法委干部资道斌。因当时市长与书记有隙，在签发文件时没有采纳李大伦的修改意见，李气得在主席台上大发脾气，迁怒于这位勤勉无辜的小科长，不容任何分说，第二天就把他赶出了机关，还下令“必须调到一个发不出工资的事业单位”。

一个是和雷渊利在永兴搭档的县长谷表信。雷提拔当副市长后，市委已决定由谷接替雷，领导找谷谈了话，雷打了移交，谷在全县作过了“就职讲话”。但对雷知根知底的谷对李大伦当面提出：你们用雷渊利可以，但千万不能让他管城建、抓工程，那样会出大事的！李大伦勃然大怒，一拍桌子：你他妈的竟管到市委头上来了！很快，这位主持了22天工作的“县委书记”，最后卷起铺盖到市科技局去报到。

不知谷的命运变迁是否另有隐情，但李大伦“插手工程也很霸蛮”的反映不绝于耳。如宜章莽山的水资源综合开发项目，有关部门建议实行国家目前大力倡导的“项目法人招标法”，将公益性的上游水库、经营性的下游水能梯级开发捆绑起来，以减少国家和地方的投资。但李大伦不予采纳，而执意要将两者分开，力荐北京一家公司搞很赚钱的电站开发。这样的后果变成了“骨头丢在这里，而把最肥的肉拿走了”。修水库没有了指望，水流改道还将导致下游原有的大小十几个电站基本断流。全国人大代表李常水等人上书反对，分管官员反对，但反对的官员很快被陆续调走。

一位人大代表认为，这一点李同曾锦春相似，当工程受到质疑时，李大伦马上对反对者实施“外科手术”，而积极配合的人多受到提拔重用，明眼人看着直摇头。

据记者了解，李大伦主政后期，权力被无限放大，大小事情决策基本是他个人专断。市委书记本来是地方各种利益关系调配、调整的主宰者，但由于他缺乏最基本的党性原则，不但把一些利益“调”到自己口袋里去了，还凭借“一锤定音”的个人霸气和监督失灵的机制缺失，提供了一种坏的价值导向，既保护了一批腐败官员，还制造出一个庞大的非法既得利益群体，加剧了班子内外大面积疡烂。他对郴州社会的伤害是深层的。

应当说，李大伦受到的主要挑战来自媒体，这是官员和老百姓较一致的看法。嘉禾高考舞弊、竹园宾馆淫窝、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等，还有被频繁曝光、难以计数的矿难事故。

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台了一份与中央精神明显不符的“红头文件”，规定郴州境内任何单位、机构和公职人员，未经市委宣传部门许可，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和组织处分。新华社有关这份文件的情况反映引起高层重视，针对正常舆论监督设置的这个“土围子”才得以被打掉。

２００４年李树彪案发后，李大伦公开在一次党政联系会上说，“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现在来看，这与其说是李大伦气焰嚣张，不如说是他预感到末路来临的一种紧张。

“我吸烟时想着上帝，可以吗？”

李大伦听画家黄永玉讲过一个故事。甲乙两信徒都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到上帝，吃饭时想到上帝，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不可以呢？”神父说：“当然可以。”

李大伦是否从甲、乙两信徒身上获得过某种暗示，无从得知，但他充满悖论的诡谲行止和分裂人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今天贪吏的复杂读本。

郴州有官员提及，曾锦春还在临武当副县长时就公开讲“当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哪个当官啊！”赤祼祼的强盗嘴脸暴露无遗。但李大伦人殊言异，红旗高飘。

他为惩治腐败“把脉”：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制度不完善不配套，存在漏洞；一方面制度未严格执行，形同虚设。提出“要通过发展民主，让腐败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藏身”。

他说为政之魂在于身正，身正即为政之德，并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勉己并励人。

一位作家认为“李大伦风雅有才情”。在喜思考、勤动笔这两点上，一般同僚确实很难肩比。他的文章，多为旅途之中、工作之余缘事兴发，除表达“多少人情似故乡”的生活感悟，更多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读这些文字，很难怀疑他的真诚。

如他登八达岭长城－“千年往事付流云，成败乃民心”；驱车好望角－“瞭望两大洋，世界多宽广”；游东陵－“功过是非同厚葬，后人评说败与成”；上蓬莱岛－“海市蜃楼皆影幻，百舸争流即神仙”；游金鸡岭－“回首半山遗址在，放眼大地景怡人”；纪念黄克诚诞辰－“庐山直谏为真理，仗义执言胜魏征”。。。。。。

“李大伦是一个极其清醒的腐败分子”――这是郴州一位老干部的精准点评。如他郴州履新一年后写下《开会有感》：

上下会议开成河，大小华威皆蹉跎。扪心自惭兴利少，极目亦感旷官多。

2002年10月9日他观看全省“现身说纪说法”警示教育大会录相：

警示教育心震撼，前车之覆后车鉴。当年权重多风光，一旦贪婪跌深渊。地位是柄双刃剑，坚持改造世界观。廉洁自律何为最？权力金钱美色关。

事发一年前的“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大伦剖析了自己七个方面的问题。“我的党性分析”这份材料尽管不无文饰，避重就轻，但仍可窥见他内心的起伏波皱，某些披露甚至逼近当朝官员的言说“底线”。

回顾近些年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自己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曾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动摇。。。。。。怀疑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会不会成为莫尔幻想的“乌托邦”。

他谈自己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看法――

“真理在电台，清官在戏台，当官靠后台”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的状态似乎普遍存在，文凭空的多，称职蒙的多，明星媒体炒的多，老板自己封的多，假作真来真也假。自己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太“正统”、太“老实”就要“吃亏”。所以也曾想用找靠山、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名利与权位。

关于自律，他承认比起临澧和湘西时，“有些方面确实退步了”――

特别是近几年，大吃大喝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是有求于我的请吃请喝，“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吃了嘴软，“酒杯一端，原则放宽”。有些是来了客人陪吃陪喝，“一杯白酒一壶油，一桌酒席一头牛”。。。。。。

面对“廉洁”这个最敏感的话题，李大伦如临深渊，言辞含混而谨慎——

近几年，自己也曾错误地认为，如今是“法不责众”，有些不廉洁的人不仅生活上过得“滋润”，而且有的还在政治上得了好处。这样，自己的廉政思想也就有所松懈，于是近几年春节和儿子上大学期间，有些人送的烟酒、衬衫等礼品和小额礼金也笑纳了（其中小额礼金属于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干部违法乱纪都有一个从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自己应该从一些中箭落马的干部中吸取教训。。。。。。

一个预知后果的玩火者。

从忠实的信徒到利益群体一员，这中间的距离与“人”――“鬼”之间，孰远孰近？在一个畸变环境里，官员的“两面性”无疑有利于自保，但认知李大伦的最大障碍在于，这个贪官的哪一面，似乎都饱满真实。

李大伦写过一首《五绝。小儿恬睡》――

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

情感之真切细腻，让人隐隐生痛。这位慈爱的父亲，就是那个饕餮吗？

也许，李大伦标本的意义，只是一种设问。

 

新世纪新闻网附录：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与余秋雨苏仙岭下品茶说文

2003-10-30郴州日报新闻

郴州日报讯 因为白日里的绵绵秋雨，那天晚上的空气格外清新，土地格外滋润，郴城的夜色美丽得无与伦比。

9月16日晚，应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邀请，余秋雨教授在郴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广明，郴州市文联主席邓存健等人的陪同下，欣然在苏仙岭下的牧艺茶馆聚首，品茶论文。繁华挡在了窗外，室内弥漫着清雅的茶香。李大伦书记与余秋雨教授落座之后，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便直接进入了话题，关于旅游，关于文化，关于散文……一个是全神贯注思索着郴州发展，但业余时间挚爱着文学的领导者；一个是用大多数时间思考着文化发展，同时也关注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名学者。两个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犹如江水滔滔不绝，不断地溅起朵朵浪花，浪花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我们的思维，诱惑着创造的激情。

关于旅游，他们聊得最多

李大伦书记说，郴州是一方美丽富饶的土地，地下是五彩的宝藏，地上是绿色的宝库。郴州旅游资源丰富，她既有“今人难见古时月”的神秘，又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内涵，更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生机。所以，我们提出，要把郴州建设成为粤港澳的“后花园”……

余秋雨接过话头说，是呀，用古代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的生态资源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这是一块少有的土地，是开发现代旅游的基础。我到过很多地方，觉得现在对旅游景点最大的破坏就是大家都在建设一些自以为对山水有功的建筑物，这往往是后代们感到非常痛苦的。对它，后人们必须要用爆炸的方式来取消。所以，旅游景点搞建筑物之前一定要进行整体的谋划，应该请几个有眼光的人来做常年顾问，中国许多成功的景点都有类似的经验。所以，得感谢郴州的有眼光的领导者和纯朴的老百姓，比较完美地保存了一块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使它在矿产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没有成为一块“富裕但是不美丽的地方”。同时，余教授对市委政府提出的让郴州成为“粤港澳的后花园”的发展思路激赏不已，认为这是一个既切合实际，又大胆开拓的设想，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取得可喜的成绩。

余秋雨说起了他看了郴州奇石展览后的感想。他说，这个展览让我大开眼界，我惊奇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它们与郴州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运回一些已经散失在外的珍贵矿石，把奇石展览做大做强。我到南非的时候，发现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参观开矿的旅游项目。开矿的过程是不美丽的，但还是有些人愿意了解这个过程。郴州的矿物资源太丰富啦，完全可以让大家来参观参观这些各种各样的开矿过程。旅游，应该是全方位的，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搞。

关于散文，他们聊得最起劲

话题谈到李大伦书记最近出版的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余秋雨说，李大伦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着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并且应该理性地记录自己的工作细节。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从政的人，应该做一些历史进程的记录，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一些宝贵的细节记录。没有内容、没有细节的散文是贫弱的，没有生命力的。文章应该在大范围内思考，不能够成天吟风弄月，那样显得比较肤浅。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时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们的策论中都包含着许多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考，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他们的散文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主流。我们看到，他们的散文是充满了温柔明亮的篇章。

李大伦书记若有所思地颔首，是呀，我们应该认真地探讨散文在新世纪的内涵和发展，使自己多留下一些对后人有益的文字。能够流传千古的文章，不仅需要优美的文字，而且需要有它独特的社会和历史价值。

关于文化，他们聊得很深

李大伦书记说，如你所说，我们都不愿意郴州成为一个“富裕但是不美丽的地方”，都在为之努力。郴州应该形成自己的城市精神和文化魅力，郴州的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我经常跟文艺界的同志们讲，在现在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界不能隔岸观火，更不能全线退却，而应该走在改革的前列，为更多的群众传道授业解惑。

余秋雨说，是呀，这一观点对文艺界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文艺界应该主动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按社会的需要来记录和反映社会，要自己独立地考察社会，文化界不要变成一个记录琐碎的档案室。文学要个人化，也就是说要有个性。老红军有很多回忆录，但大多数都显得干瘪。其实，他们选择的题材是相当有魅力的，只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喜欢记录当时的大进程，却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细节。个人化的历程和细节的保留使文学成为文学。

夜已经很深，人已经微醺。众皆因茶香而醉，亦因这番意味深长的对话而醉。李大伦书记和余秋雨教授、刘广明部长等人步出茶馆时，街道上繁华的灯光映照在他们的脸上，也映衬着他们内心的深层思索……

引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抗议责任

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基本上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同义语，至少来说他们被赋予了政治抗议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基于儒学的道德观（后来发展成经学神学），而且也基于墨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即可以为信仰而放弃行政职务，以及道学中悲天怜人的基本人权意识。

这里的“道学”，并不是指十二世纪中后期对儒学的贬斥用语，而是从李耳哲学（宗教革命）流变而来的学问。

中国官方确认的正统史书中记载的两次重大的学生运动，分别发生在东汉政治最腐败的桓帝（刘志）时期、北宋行将灭亡之际。此外，还有一次具有现代群体事件意义上的“亚运动”发生在曹魏末期，即着名思想家嵇康将被处决时——“康将刑东市，有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这次群体事件虽未能保住嵇康的性命，但它至少说明：（一）知识分子的良知没有泯灭，政治风险与思想创新的选择两相比较，后者占了上风；（二）作为东汉学生运动与北宋学生运动的隐型桥梁，确实具有参照意义。

一、要求政治刷新：东汉学生运动的诱因

对中国历史大概谱系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东汉的“桓灵政治”是那个伟大王朝最可耻的记录，其腐败程度为此前历史之未见。少数正真的官员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进行抗争，或者自标道德以别于外戚梁冀集团，仅仅荀氏贵族就“八龙”之称的8人如此激励世风。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叫崔寔的官员于公元152年即桓帝当政的第6个年头，写了《政论》一文要求政治改革或曰刷新政治。

反腐败政治斗争引入学生参与的爆发点，是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正直的官员朱穆被判刑问题。

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面对黄河泛滥、数十万户流亡的天灾状况，他决定采取了（上任前声言）坚定的反腐败措施。在东汉经学神学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大都认为天灾是由人祸引起来的。措施尚未实行，就有40余名有问题县级官员，解印而逃；上任之后，他纠劾犯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迫使一些人畏罪自杀。反腐败在地方而不是中央全面展开之时，宦官赵忠的父亲的尸体由首都洛阳运回家乡安葬；由于使用的玉匣棺材超越了身份，朱穆下令将掘开坟墓，进行检验。

宦官集团本来就受桓帝重用，并且掘人坟墓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这用违法执法的行为自然受到皇帝惩处。朱穆被免职罚到左校营作苦工。

太学生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名叫刘陶的学生带领下，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聚集、上书，估计率为30000万太学生的1/10到1/6之间。他们在写给皇帝的抗议书中直指宦官集团把持政柄的后果是“让伊尹、颜回变成夏桀、盗路”，并声称愿以“额头刺字、脚戴铁索”的刑罚换得朱穆无罪。

这次抗争，学生们胜利了，朱穆获释，但是，腐败未见丝毫敛迹。

在学生运动实质失败之后，学生们直接以与正直官员合作的方式，参与政治斗争，比如30000太学生中出现了郭泰、贾彪那样的二位杰出领袖。在这二位领袖的操纵下，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即学生们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真理标准，以致于有公卿大臣到二位领袖的住宅去交结后者。

在学生们广场（宫门）抗议与建立官学联盟过程中，也制造出过“亚群体事件”。公元161年，郭泰由洛阳返回老家太原，到黄河渡口送行的人（估计）超过了万人，因为史称送行车辆有数千人。

二、民族主义情绪：北宋亡国之际的血价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对称的政治奇观，前者是东汉的“桓灵政治”，后者是北宋“徽钦政治”。这两对四人的政治虽有权力集团干预，但终究不是幼主当位而且皇帝个体素质并不是愚昧，只是在纷乱内政中措施失当或者说个人能力对政治惯性无权能作用，才使王朝政治崩溃。

桓灵政治，结束于一个具有体制内身份的军事强人董卓的介入；徽钦政治，则结束于一个完全“异种”的军事力量的打击。

公元1126年春天，面对北方的军事进攻，太学生千余人在其领袖陈东的带领下，到皇宫宣德门外广场抗议，要求重新启用主战派官员李纲。在写给皇帝的抗议信中，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李邦彦等重要官员，并称李邦彦等七人为“社稷之贼”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痛骂“在职老干部”）。附和千余学生的民众也达到了数万人，其规模远超过了东汉那次学生运动。学生们也再次如东汉时那样，获得了表面胜利——李纲及主战派得以重任。并且，在钦宗赵桓最危难时机，太学生和主战的草根人士给了前者以最大的鼓励——在皇帝亲往金营交涉回来的路上，后者在道路上拜迎，以致皇帝对他说出了实情：“宰相误我父子。”并流出了悲感的热泪。

在一年后（1127年）的事变中，太学生还是积极扞卫皇室利益的：一个叫徐揆的太学生给金国人写信，严辞要求放还被掳皇族中的钦宗皇帝，结果被杀害。这次正义之举，也激发了马伸、秦桧等人的抗议情绪，他们也联名要求保护赵宋皇统并反对张邦昌代行中原皇帝职权的金国决议。虽然所有的对金人的抗争都失败了，但太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草根社会与官僚阶层都产生了正面刺激作用。后来岳飞强硬的主战政策，也来源于这“知识精英——草根传导——上层感动”的伦理合法性。

不幸的是，赵宋皇族的继承者（南宋建立者）赵构却一反其兄钦宗对太学生的宽容与认可的政策，以杀害其领袖陈东及民意代表欧阳澈为镇压手段，彻底否定了学生运动。

陈东之死存在巨大的变数：赵构当初（1127年秋）要起用这位知识精英，但是战局已经决定性地不利于宋朝，并且由于战乱而起的匪盗现象已经无法遏止，赵构决定采取弱势和平路线。赵构在罢免了主战派李纲之后，很快杀了陈东。从江西抚州（今抚州）徒步到皇帝暂驻的应天府（今南京）上书的平民欧阳澈，也被同时处决。

三、两次学生运动的政治审视

学生运动为传统文化与政治中的道德重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同时，也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如东汉政治由皇权传承到（董操两大集团的）僭主政治。之于东汉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一）少数正直官员的激烈抗争，发生了党锢之祸，即遭受政治指控的正直官员终身不得复出为官。这项政策虽然后来由来自社会底层的骚乱（黄巾军起义）而取消，毕竟它为中国的腐败政治确立了一个遗传基因——镇压异议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不可遏制的腐败。

（二）底层社会不再对中央权力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与这个权力的交易链条发生了断裂。太学生中大量的成分不来自贵族，而是来自对底层社会品格好的青年人的举荐（所谓举孝廉制度）。太学生的失望，其实就是底层的失败。

（三）反腐败的典型案例不再有教育作用，只不过是腐败方式的转换。比如桓帝的继承者灵帝在除掉外戚梁氏集团后，反而将腐败的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皇帝公开出卖官价与爵位换取货币收入。

（四）为体制内的“野心人士”提供夺权的义理合法性和重大事变契机，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均在此背景下兴起。
< BR>就北宋末年危亡之际的学生运动看，虽然运动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双方冲突”的街头政治，但是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抗议活动。它比东汉末年的抗议又进了一步，即动员或影响了低层社会的参加。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纵观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运动，都是与草根社会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最为重要的是：无论东汉还是北宋，政府一方都没采取清理广场式的大屠杀，也没事后进行大规模追捕即“秋后算账”。虽然说少数领袖人物付出了身家性命代价（东汉时杀了几位与太学生关系密切的官员），总算没有在体制内引发“镇压过度——政权义理”或隐或现的不休论战。

结语：六四新议——对现执政集团有利的资源

不管以后的历史是否把最后“理性升值”的六四运动——从反腐败到民主政治诉求——这样变化作如何评价，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六四运动具有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合法性：

（一）基于知识分子的历史道义担当，他们要做出群体性反应，至于这个反应是一场广场（宫门）之请还是舆论散播，只是手段问题；

（二）起初的政治诉求仍在体制内可以实行，如内阁职位的变动、党的精神领袖的变换，不成其为推翻政权的运动；

（三）解决问题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最后都握在学生手中。

第三个性状是由于政府方面惩罚过度造成了的。比之东汉与北宋，特别是北宋国破家亡之际，政府都没采取“清场”与“大追捕”，仅仅杀了一个学生领袖与一个民意代表。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简单模型来计算，结果是：北宋政府杀人的学生比例为千分之一；等而下之，杀平民的比例是万分之一到三万分之一之间。虽然至今政治学术界与历史学界没确切的1989年六四事件的“杀人数据”，但可以估计其比例远在北宋亡国之际以上，至少绝对值是高于北宋的！

六四事件的民间悲愤情绪正在淡化，国内政治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执政的精英集团与知识分子（不是“读书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经十七年之积聚，渐变为中共与自己宪法确定的阶级基础即工农（草根）社会的矛盾。所以，才有胡温新政要让“改革成果”普遍福利化的政策。

应当说，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看，解决“社会——政府”之间的矛盾，有赖于一个有弹性的中间社会。这个中间社会的“隐型存在”，其相当一部分道义资源仍然掌握在六四一代人手中，既便是民间知识精英如1970年代出生者也有意识地向这个资源中心靠近。那么一个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胡锦涛政治，就应该明白：与六四政治资源中心谋求一种互谅与妥协，为彻底的平反作好前引工作，实在是“利益与战略”的谋求。

本文没有任何借机“煽惑”的打算，因为：（一）倘使胡锦涛政治的“和谐与人本”得以循序实现，日后（比如纷议的“30年之限”）的社会实质民主化转型之成本必然缩小；（二）现在，不是六四资源一方“强烈要求”平反，反而是执政精英一方需要利用这个资源；（三）体制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很少要求“现在就改”，但是由体制内开明分子确认六四义理合法性的强大道德力量已经大幅度升值。

简言之，本文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在传统的边际上，向“一向缺乏史鉴观念”的执政集团提出一项忠告；在现代文明的开端之际，为民间优秀的道德精英提供一个“借助历史创造民主”的全新视角。

2006年10月23－24日构思于为郭起真上诉的奔波中，25日完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