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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丹麦人。与安徒生同时代。这是在我身边极少能够看到的一种人，但却令我感到亲切，或许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心目中斑斓的影子。

克尔凯郭尔说：假如我战死之后拥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个人”几个字就行了。是的，他确实活出了“个人”，一个真实的、纯粹的个人。我们只要想一想自己身边有谁活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人”，就能感受到克尔郭凯尔的生命价值了。

他的奇特之处在于，从童年起，他就不可思议地“成为精神”了，他不由自主地逃避着人群，他不属于精神生活以外的任何一种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人群生活和肉体生活。这种状态起于何种原因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或者，上帝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些人，好让他们完完整整地属于他。

独处，是他的生存方式，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诠释着孤独这两个字的博大内涵。

这是一个诗人的境界，这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之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是非正常的。但正是这种非正常状态决定了他能创造出常人无法创造出的精神产品。这种人是人类的财富，是上帝对人类做出的一份突出贡献。这个贡献是以牺牲这个人为代价的。

他是一块荒漠中的石头，目睹、经历并证明着一切，却被人群永远地放逐。

他将思想作为他唯一的慰籍，将观念作为他唯一的快乐。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在他却是唯一值得珍惜的。那是因为别人活在物质世界中，而他已“成为精神”。生存的目的不同，快乐的源泉和归宿自然不同。各种奇妙正是从各种不同中产生的。　

在克尔郭凯尔巨大的荒原上，一切都赤裸在上帝的面前，人必须展开全部的精神，心灵没有地方躲藏，这时，心灵只能坚定不移地靠近上帝，同时，必须真心诚意地叩问自己。

从克尔凯郭尔的爱情经历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真实地逃避尘世的。他曾经疯狂地爱着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爱到神魂颠倒，爱到没有她就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是一场精神和肉体的激战，最终，是精神从伊甸园的门口仓皇逃走了。因为他认为：“一次美满的婚姻是对人性、对人群、对伦理、对世俗的全方位进入。”而他拒绝进入。

把精神和肉体如此极端地对立实在是不可思议。用常人的眼光看，这是病态、是扭曲、是残酷。常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克尔凯郭尔是非常人。

“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

“从那一刻起，我便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了一个观念。”

“有的人以这种或那种牺牲作为代价换取作人的资格，为他人而牺牲，以便朝向观念，而且带着那特有的苦恼，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只活了４０年，当然，活了４０年的是他的肉体，这短暂的肉体浓缩出了灿烂无比的精神，这精神是永存的。

不管怎么解释，他肯定在精神上有些错乱，或者说在心灵和肉体的组合上有一些错位。正因此，惶恐、逃避、绝望总是与他相依相随。

然而在这种错乱中，他的思维却从不错乱。他如此清醒地告诉我们：

由于女人，理想才出现在世界上，没有她，男人会是什么？许多人会因为一个姑娘而成为一个天才，一个英雄，一个诗人或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如果这姑娘被他弄到手，他就成不了天才了。可曾听说过谁是由于自己的夫人而得以成为诗人？只有男人尚未占有她，她才是一个鼓舞。这是在诗歌的幻想中，在对女性的幻想中仅存的真理。

克尔凯郭尔虽然离开了他心爱的女人，但这女人却成为他从此以后最重要的创作动力和源泉。“她使我成为诗人。”“我把她和我一道带进了历史。”

要告别爱情，首先必须进入爱情，对任何事物都是如此。进入它，了解它，才能够批判它，告别它。告别爱情，成了他人生的大策略。

不懂得告别，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含义。

对于诗人来说，生活就是流浪，就是将伤痕累累的心放逐到苍茫大地中去，去寻找，去驰骋，去皈依。生活永远在别处。

究竟是谁迷失了生命，是克尔凯郭尔，还是我们？克尔凯郭尔是孤独的，但谁又不孤独呢？任何一个人只要成为个体注定都是孤独的。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集体的形式存在着的。因为大多数人惧怕孤独，只能躲避到人群中去。共性在排斥个性的同时排斥了神性。

重复别人，重复昨天，重复历史，这才是真正迷失了生命的人。

在世俗世界中，所谓正常，就是和别人，尤其是和掌握权利的人保持一致。压抑自己，顺应他人成为了一种品质，一个优势。这种从小就形成了的人格慌言,造成了整个民族的依附惯性，只有依附，顺应，服从，才有安全感。人们在尽其所能寻找最稳定最安全的生命通道，正因此，人们不可能太真诚。

如果真诚不能带给你安全感，只能带给你麻烦的话，排斥真诚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这样的民族具有很强的复制功能。雷同，相象，平庸的人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被复制了出来，而且习惯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因此，对于那些敢于冲出人群，冲出世俗，冲出婚姻，冲出传统的人来说，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先不理论它正确与否，敢于有这个想法就是大逆不道。

这样的世界拒绝冲出，拒绝超越，拒绝鲜活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世界，克尔凯郭尔的“那个个人”，简直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能否惊醒一些人呢？世界在等待。

克尔凯郭尔是那种悟透了人生的人。这也是他恐惧和绝望的最重要的原因。越是明了生命荒谬的人越是痛苦，悲剧色彩越浓。大部分过于聪明的人，被这种绝望淹没了。然而，克尔凯郭尔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绝望中挣扎，顽强地释放着他超人的智慧。

克尔凯郭尔是可悲的，也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

关注自己，关注人性，关注精神，这是克尔凯郭尔留给世界的话题。让我们寻找一切机会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将于九月八日开始他第五次访华活动，除了签售新作《别了我的书》的中译本，九月十一日还将去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

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相关工作人员秦岚称，大江健三郎将于九月九日在中国社科院演讲，下午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2005年底才完成的新作———三部曲最后一部《别 了我的书》。该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据出版方称为了快速出版中译本，直接从大江健三郎的手稿翻译。这是《别了我的书》首次在日本国外出版。

鉴于这个书名，加之作家本人已70高龄，日本评论界认为该部作品有可能成为大江文学创作生涯的终点，而作品中表现出的“爆炸性”则更令人称道。三部曲的前两部《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也将同时签售。

此外大江健三郎还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演讲。

在长富宫饭店以《鲁迅，中国，我》为题演讲，向中国人民以及驻京的日本人传达他的心声。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九月十一日他将去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

不知畏惧的高智晟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勇气，代表了民族精神中那种“舍身取义”的传统，中共抓捕高智晟的行为，只能起到强化高智晟作为正义与勇气化身的作用，激励中国民众以更坚韧和勇敢的态度来抗拒强权，并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关注。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与当局进行了长期抗争之后，最终还是被逮捕入狱。在24小时监控和贴身跟踪的日子里，高智晟不可能不评估逮捕和判刑的风险，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说话，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畏惧与胆怯。

抓捕高智晟时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警察先是捂住高智晟大姐的嘴，尔后冲进高智 晟居住的房屋，用头套罩住高智晟的头部。这完全是抓捕携带凶器的刑事犯罪分子的手段，为什么会用到高智晟身上？只有一个解释，在高智晟被抓捕的最后一刻，他所吐出的每一个音节，在中共政权听来仍是强大而可怕的。

现在，高智晟被关押在我们无法知晓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他会沉默以对还是耐心地对审讯他的警察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只知道，高墙和铁网根本不能阻挡他的声音：在高智晟被抓之后，刘晓波、丁子霖、包遵信、余杰等人领衔迅速发出抗议中共抓人的签名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中共抓捕高智晟表示强烈谴责；国内社会一片哗然，谴责的声音不绝于耳；海外华人和国际上关注人权的团体和人士发起静坐、绝食、集会等对中共的抓捕行为表达抗议。

不知畏惧的高智晟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勇气，代表了民族精神中那种“舍身取义”的传统，中共抓捕高智晟的行为，只能起到强化高智晟作为正义与勇气化身的作用，激励中国民众以更坚韧和勇敢的态度来抗拒强权，并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关注。在高智晟被以恐怖手段抓捕之后，中国社会中的勇毅之士并没有被吓倒，这显示了高智晟200多天的坚持与抗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押的高智晟将成为更有力量的自由因数，中国社会的抗争需要刘晓波式的理性与智慧，也需要高智晟式的激情与决绝，二者不可或缺。我们在刘晓波与高智晟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

现在，高智晟即将经受他作为一个中国政治异议者不得不面对的一课，他已经开始了他监狱大学的课程。在二百多天的公开呐喊中，我们不能说高智晟的抗争方式完美无缺，但他以自身的承担来实践了他的理念，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可以断言：关押在牢狱之内的高智慧绝不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战利品，他只能成为这个政权的烫手山芋。在一个越来越漠视强权与镇压的社会里，高智晟将成为旗帜，对中共政权来说，关押高智晟毫无意义。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林方最近因肺癌在成都病逝，刚满七十。他是我四川省第二监狱的狱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本以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已把生死看得很平易，先走后走都得走，我不会再为先行者洒泪.输不知，通过越洋电话，他的极度虚弱的声音和挣扎出来的数句平常话，令我好伤心，禁不住眼泪直流。

他说：“我不是没有尽过努力，我希望创造奇迹，但是奇迹不曾发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每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尊重科学，面对现实。人生的帷幕即将落下，谢谢你的关心，我提前向你说再见。”林方没气力讲话了，他有一点气力听。我说：“林方，临走前我要告诉你，你的一生是无愧的，光明磊落的，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你对你的亲戚朋友尽到了……”我的嗓子哽住了，无法往下讲.

六三年五月，因反革命集团罪我被判刑十三年，解押到四川省第二监狱第四中队劳改，四队是本监唯一一个男女犯混合中队，林方已在此服刑超过四年。

那天下午，我正要出工，被人通知去队部开会。

穿了件千疤万补汗渍斑斑的“劳动衣”，端了个儿童牌小板凳，我走进队部办公室，里面已有十来个男犯。原来是侯管教召集有点文化的犯人开会，要大家谈自己对中苏分歧的看法。

侯干事说，自从中苏分歧公开化后，省二监一些反改造份子幸灾乐祸，大唱什么苏联老大哥，你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心怀叵测，以为变天时机到了。

那时候，“困难到此为止”才一年，人们，特别是犯人，庆幸自己 “自然灾害”大难不死，最关心的是饭每天增加几两，抽烟的只想打听能否买到烟丝，中苏分歧在多数人心里根本排不上位。

会上的发言不着边际，东拉西扯的。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提了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最后，冒出一个讲话特别精彩的人。他头头是道地讲了中苏分歧的发端、发展。最后下结论：“赫鲁晓夫他们像猫头鹰一样害怕阳光。他们向太阳扔污泥，污泥掉进自己的眼睛。”我不由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是林方。

剃了光头的男犯，个个像和尚，可这个正襟危坐的小伙子，天方地圆的脸，一本正经不慌不忙的讲话，更像和尚。大家给林方的绰号就是方和尚。

林方原是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一年级大学生，五七年反右时，他为只有一面之交的右派诗人流沙河说了几句抱不平的话，给学院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广安岳池县农村劳动改造。半路上，他逃跑，乘车去新疆，也是半路上，他给抓回重庆，右派升级到反革命，判刑七年。

林方是我们省二监几个大笔桿子之一，与前四川省川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骆隽文和重庆文工团话剧导演金辉等齐名。

林方最大的特点是用报上讲的“道理”，有时甚至是马列毛的原话同队长“对嘴”。无论在劳改队还是后来进了就业队，大家讨论队长的讲话，林方嘴里嘣出来的一定是经过理论包装的大实话——队长说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尽说“怪话”。

六三、四年，作为文革的最前奏，报上连篇累牍载文批判苏修电影“第四十一个”，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个苏维埃女兵爱上了由她押送的白俄俘虏，关键时刻，她举枪射杀了正要逃跑的情人 ，这是她亲手击毙的第四十一个敌人。林方公开说：“尽管这个女兵不该爱上她押送的敌人，但是，人性不服从阶级性。我们省二监的女公安干部爱上了男犯余维礼，批斗几十次她拒不悔改，被开除公职。等到余维礼满刑，她和他结了婚。这件事省二监干部人人皆知，什么修正主义不修正主义.”

我父亲齐尊周在省二监闯他人生的第三关——“威武不能屈”。他疯狂地锻炼身体，坚决要活出监狱，雪洗沉冤。一个姓李的干部指着一圈又一圈跑步的我父亲，对林方说：“你看，齐尊周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他要跟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到底。他如果改造好了，我拿手板掌煎鱼给你吃！”林方笑着说：“ 哎，李队长，你这就不对了。你们作报告不是老说要相信辩证法，相信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吗？为什么齐尊周就不可改造呢？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事物，这是形而上学.”

其实，李队长说对了，我父亲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本质看得很透，他的观点至死未变。但是，林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帮犯人说话，使队长愤嚏都打不出。

在劳改队和就业队，傅庆和的反改造方式与众不同，他常常用极其幽默滑稽的言行表示反抗之意。比如，他被人放在箩筐里一路猪嚎似地抬去看露天电影，接受教育；比如，他用一对漏桶挑水抗旱，挑到目的地，水已漏完；比如，耍死狗逃避劳动，要他拿医生假条，他衣服一撩，这里这里这里——贴在身上的三张膏药。但是，他从来不直接讲“反动话”。

队长们很恼火，抓不住傅庆和的反动证据。不知怎的，突然传出他说过要打倒共产党.这话非同小可，是可以加刑甚至杀头的！批斗会上，一次次提到他讲过.尽管，不少人心知肚明傅庆和决不会这么傻，没人敢站出来为他作证.

但是，林方站出来了，还是那付木无表情的样子，还是那种不慌不忙的腔调：“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时我在场，我证明傅庆和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这句话！”在比外面更加恐惧的监狱里，有这种勇气的人不是绝无也是仅有。

不幸的是，生杀大权不操在林方手上，傅庆和继续受逼，他跳楼自杀未遂，一个铁塔似的年轻大汉成了癡呆人。

林方自己说过，他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评价是“小蒋介石小赫鲁晓夫小修正主义”，这是他最大的光荣.那是六十年代中期，一次全监大会上，袁书记要点某犯人批评，想不起名字，他哼哼了一阵：“就是，坐在骆隽文后面，那个小蒋介石小赫鲁晓夫小修正主义.”

他说的是林方。从此林方以这个头衔闻名省二监.

因言获罪，当了右派，仍然出口真诚，那是天性使然。林方是省二监最敢讲真话的人。

队长们普遍认为反动的林方没改造好，可为什么七年刑满走路没给他加刑呢？我想，一来，这是他的智慧，那些像润滑剂般保护他的“革命道理”，令干部们抓不住把柄；二，有几个干部甚至级别较高的干部爱材，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林方混过去。管教干事王连辉就是一个，他对林方说：“不要忘记你犯人的身份。记住，祸从口出。”林方满刑到了就业队，王干事看他不吸取教训，讲话还是口无遮拦.他提醒： “林方，记住，你只是个劳动力！”对于一个干部，在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划清敌我界限的当时，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在私人关系上，林方非常宽宏大量。我觉得这是基于他对人性缺陷的深刻认识，清楚人在怎样的情况下变成非人，他才对人的过失怀有巨大的悲悯。

一些林方最要好的朋友，为了“靠拢政府”，打小报告检举他的反动言行，他受了批斗警告，从不因此记恨，也决不检举报复，他口不出恶言，依然友好地对待他们。

他的第一个女朋友马丽清来自同一所大学，也在四队劳改，送了一个红色同心结给林方以示爱慕之意。林方回了一张写着“重门不锁相思梦，任意绕天涯”的名信片。女朋友满刑时哭着要求队长让她在省二监留队，好在重庆等待林方满刑，她还是被遣送回了贵州。半年后，马丽清来信给仍在劳改的林方：“对不起，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毫无希望的希望上，我需要丈夫，我需要亲吻自己的襁褓。”林方写到：“我心中的火是她点燃的，也是她扑灭的，不能说我不失望，不能说我不气愤。但是，她的诚实感动了我，我无条件原谅她。失去了女友，但是，我结识了一个真诚的灵魂。”

林方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本人。他满刑后当众起誓，要等还在坐牢的齐家贞七年。在劳改队，我没同他讲过一句话，他却遵守着一个单方面的许诺.出狱后，以为我也爱他，长时间与他有通信——那时，他的信有些内容我常常读几遍还一知半解，什么“社会化大生产”、“权力的再分配”等等，我的信充满了幼稚的热情，和一些受宠骄横女孩的大脾气，“那你就去爱你最难忘的第一个吧”等等。最后，我嫁给了别人，尽管很失望，林方还是“像大哥哥一样祝福小妹妹幸福”，在我需要帮助时，仍然无条件地伸出援手。

林方的哥嫂急着为他张罗对象，快四十了，还是单身。他向对象们坦白交代右派反革命劳改的政治历史，见面一个吓跑一个，最后剩一个勇敢的女孩，不计较他的过去。可林方多说了一句话，“此生我不可能爱另外一个女人”。最后，这个女孩哭着离开了他。

旁人劝林方不要太发傻，何必如此诚实。林方说：“我决不用不诚实去赢回我因为诚实而丧失的东西。”

数年之后，他从就业队出来到社会上工作，当了建筑副总工程师一直忙着挣大钱.他说：“起初，人家给我红包我不要，后来收下了脸不红心不跳，还嫌给的太少，最后，人家不给我，我心里不舒服。”

林方聪明正直，记忆力强，对四川省二监男犯的情况很了解，本可以写出一本思想深遂内容翔实的好书，为历史作证.有了家室儿女后，林方顾虑重重不敢提笔，他花了大量时间抽烟喝酒搓麻将闲聊天，当他决心要做这件重要的事情时，已经疾病缠身，为时太晚。浪费了他的写作天才，这是我最遗憾之事。

但是，林方在任何情况下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说真话的勇气和对人处事的永远的宽厚，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努力做像他那样的人。

生命的终点都是一样，但生命的过程却各有不同。

（原载《开放》杂志）

小时候居住的两路口国际新村一号重庆铁路局宿舍，离大田湾广场很近。五一年起，经常听到从大田湾方向传来阵阵噼啪声，大人告诉我，这是枪毙反革命。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一大排人跪着被枪毙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依仁小学经常组织小学生话剧团和歌舞组周末演出，宣传抗美援朝。我独唱“王大妈要和平”、“美帝国主义你罪恶滔天”之类的歌曲，心中充满正义感，痛恨美帝痛恨反动派。晚上回家经过以前扔垃圾现在枪毙人的大田湾广场，同学们背心发麻抢着往人堆里鉆，深怕枪毙的人变成鬼来抓我们。

那时候我非常贪玩，放学不回家，总爱去大田湾广场看镇压反革命成果展览，因为不收门票，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蒋介石那张骨头脸，太阳穴总歪贴着一块黑膏药，看上去就不是好人。台湾的派遣特务王琼的现身表演我耳熟能详，一贯害人道害人不浅活该镇压。我认为蒋介石很坏，特务很坏，台湾很坏。

想不到，高中毕业后，我自己也当了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六一年九月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十年。狱外的人互称同志，牢里的人互称同犯，同犯间日夜相处，三五年、八年十年之后，彼此的肠肝肚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我没齿不忘。

四川省二监五五年正式建立，曾经包括近五百名劳教人员和四至五百名少年犯管教人员，加上近两千个服现役的劳改犯，人数曾经很庞大。多年来，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谣言、逃跑等新罪被加刑、枪毙的事时有发生，但加刑枪毙的数目激增，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频繁召开“宽严大会”以后。现在，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写下来。

六八年春，省二监男队第一个为文革祭血的是一队的江开华.

江开华出生於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家庭，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转业回乡（四川江油县）当干部。可是他“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腐化蜕化变质”，因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在四川省二监第一中队劳改。入狱后，“江开华自恃出身好，历史光荣，又是党员干部，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重犯新罪”，被关进狱中之狱的小监房。他在小监房里，把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像的双眼挖掉，一共挖了四十九次。最后，“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给枪毙了。

几个月后，省二监就业队的张占松为文革祭坛献命。

五十多岁只有一条胳臂的就业员张占松，在就业队砖瓦厂泥塘踩泥。他在扇子上写了一首四川民间广为流传的打油诗：“一扇就有风，骑马过江东。问君何处去，寻找自由风”，结果被分析为，“过江东”是他想去台湾，“寻找自由风”，是要叛国投敌投靠蒋介石。张占松说他同时看见过两个月亮，上面说他的隐意是有两个太阳，是反对伟大的红太阳毛泽东，妄想变天。有人检举张占松讲过，他只用“斗争、杀”三个字就把毛泽东思想全部概括了，此事是否属实，无人知晓，反正这是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三条罪状，把这个老弱病残的张占松送上了断头台。枪毙前，公安局怕他呼喊反动口号，用棕绳勒紧他脖子，他眼睛弹了出来，面孔肿大窒息成猪肝色。

在枪毙江开华之前数月，女犯三中队的牟光珍给批斗至死，张占松枪毙后不久，熊兴珍也被枪毙。牟光珍和熊兴珍都是我们反革命小组的，大家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对她俩的情况了解得较为详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早饭前，牟光珍夹起被盖卷在队部前高喊：“报告队长，我今天早饭在哪里吃？”谭大淑指导员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背着手站在队部花台旁回答：“就在劳改队吃，吃一辈子。”牟光珍站在那里拒绝离开，最后连人带被盖关进了小监房。

牟光珍五八年大跃进时，在重庆朝天门投江自杀，不巧穿的外套因为懒得扣，它铺开来像把伞将牟光珍托住，没沉下去反被人救上了岸。人们从她口袋里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的：“刘少奇讲的中国妇女翻了身，我就没有翻身。”为此事，她六零年夏被捕，后来以反革命造谣罪判刑八年。当然，牟光珍的八年重判与她过去的丈夫熊强有关，据说熊强是大特务而且去了台湾，是他指使重庆特务杨进兴在渣子洞杀的杨虎成。

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三队女犯集中在操场坝，队长命令把坐了三个多月小监，已经相当虚弱的牟光珍拖出来接受批斗.她蓬头垢面，勉强坚持着站在我们的面前。“牟光珍没有站好，态度不端正”，“她装死狗，继续反改造”，“要她啄九十度”，犯人中传出愤怒的喊声，马上有人站出来帮她纠正姿势。有人踢脚，有人扭手，有人揪头发。她被推左搡右，不时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声，头发一簇一簇扯落在地，寒风把它们揉成球滚到远处。

第二天上午，牟光珍又被解出小监，昨天吃的拳头在脸上一一显形，眼睛周围、颧骨、额头上青包叠叠，眼睛血丝满布。谭指导员站在小监门口，对牟光珍鬼一般吓人的模样无动於衷，她叫住牟光珍训话：“牟光珍，现在只是触及了一下你的皮肉，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你要彻底挖出灵魂深处的反动根子，才过得了关.”牟光珍“噢，噢”连声应答，连连点头.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又把她拖了回去。

第四天，再拖牟光珍出来批斗时，她青紫的脸看了令人毛骨耸然，整个人委顿如泥站立不稳，几个打手上去按她的头要她啄九十度，刚碰到她的头，她就跌了下去，提起来，又马上跌下去，花去不少时间还端正不了她的态度。张队长见状很生气，命令把牟光珍用绳子大扎起来，吊在篮球架的横樑上。这个可以移动的篮球架是用厚重的枕木做的，非常坚实。牟光珍双手吊在背后，脚尖刚好触地，头无力地垂下，身体四面悬空时而左时而右地转悠。这幅恐怖的图画，令我想起过去看电影和展览里控诉国民党残害共产党的情景。当时，正好有两个二队搞农业的男犯给葡萄整枝，后来转到队部前弄花圃，看见吊在篮球架上披头散发犹如死人的牟光珍，他们脸上满是震骇。

三个多小时后，批斗会结束，几个人粗手粗脚把牟光珍从樑上放下来时，她的头撞在篮球架四棱四线的枕木上，发出闷钝的敲击声竟毫无反应，她早已昏迷。两个人架着牟光珍的胳膊拖回小监后，有人来找我借大扳钳，那是车间修缝纫机脚架用的，说是队长喊给牟光珍上脚镣。

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樊云轩到车间问我要扳钳，要给牟光珍下脚镣。我以为是送她去医院。牟光珍的小监门敞开着，她对着门双脚摊开躺在地板上，一股尿臭扑鼻而来，我和樊云轩一人解一只.樊云轩先解开，她把牟光珍的脚从铁箍里取出来，重重扔在地板上“咚”的一声。我心想，“为什么你不能轻一点，难道她不痛？”当我解开螺帽，用手拿出牟光珍的脚时，我问樊云轩：“她的袜子是湿的，要不要给她换一双才去医院。”樊云轩告诉我不必多此一举，牟光珍已经死了。她不满四十八岁.

当晚，我吃了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通宵未眠。牟光珍披头散发满脸青肿恐怖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摇晃，这个情景是如此地难忘，时至今日，它仍然火烙似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牟光珍从拉出来批斗到断气一共只有四天。

六七年春，我组来了个熊兴珍，四十出头，说话斯文，面貌慈祥，一个温柔的女人。这位家庭妇女拿毛主席语录塞老鼠洞，逮捕她的时候呼了“打倒毛主席”的口号，判刑十年。会上熊兴珍说她用毛主席语录塞耗子洞那是因为大小正合适，呼“打倒毛主席”口号，是因为那些来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张队长说她不认罪，命令熊兴珍向毛主席请罪。熊兴珍不肯正对毛主席画像低头.张队长发怒，叫人把熊兴珍捆起来，她骨头给扎得咯咯作响，脸色苍白满身大汗，人几乎虚脱，但头始终没有正对毛像低下去。

熊兴珍始终不认罪。她说全中国每个人都是好人，只有毛主席一个是坏人，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玩不好；她说蒋介石好，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她说她要当反革命死，她要当死反革命。三年多来，熊兴珍公开重复说的就是上面这几句话，别的说不来，她识字不多，只会写笔划很简单的字。我们都“骂”她找死，她总说她不会死。我私下里问她为何如此顽固，她说她做了个实验，两个广柑，一个代表共产党，一个代表国民党，结果代表共产党的广柑烂了，代表国民党的那个还是好的，说明共产党要垮台.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省二监干部到垫江县把我提回重庆，准备提前释放我——洗脑成功的一个典型。两个多月前，三队女犯全部从省二监调到垫江县东印农场，只有熊兴珍一人送去了看守所，再度受审交待新罪。提我回重庆的同一天，他们把熊兴珍从看守所解押回三队，三队人去搂空，一片冷清。那晚，熊兴珍睡在原狱吏办公室的墙角地上，警卫站在窗口手持机关枪对准她，两小时换一岗。

我睡在她隔壁的房间里，徐队长临走前对我交待：“熊兴珍的情况你是晓得的，睡觉要警觉点，有情况你要马上汇报。”

第二天清晨，队长带我去拿饭，先到就业队，我要了二两稀饭和油辣子拌大头菜。然后去四队犯人食堂拿了三两罐罐饭，上面倒了一小瓢豆瓣，这是给熊兴珍的。

熊兴珍早已起床坐在地铺上，我把饭递给她的时候，她没有伸手接，看着我的那碗说：“我要吃稀饭，早晨乾饭吞不下。”我望望队长.队长说：“就吃乾饭，吞不下喝点开水。”熊兴珍只刨了两三口就不吃了，徐队长让我把剩饭倒在坝子上，几只麻雀飞下来快乐地聚餐。

早饭后，队长指示我帮熊兴珍收拾东西，理到一双穿过但成色尚好的劳改布鞋时，熊兴珍说：“齐家贞，帮我把这双布鞋甩了，哪个回去还穿这种鞋子。”

死到临头，熊兴珍还以为是要放她回家！

熊兴珍刚跨出房间，士兵就给她戴了手铐，熊兴珍嘟着嘴不开心，士兵又在她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犯，熊兴珍”，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叉。熊兴珍不懂这把大叉意味着什么，这把大叉意味着死！那时的布告，凡是名字上画大红叉的都枪毙，她不看布告，也从来不听别人谈时事。

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六日召开的省二监宽严大会，规模空前，不仅全监两千犯人参加（当时，劳教人员和少年犯都已独立出去），而且，就业队五百余就业人员也破天荒被弄来同犯人一起开会，没有区别对待。

我被安排坐在就业队的最前面，省二监的正副监狱长和其他头面人物一个个坐在台上。紧靠台下，面对我们的是一长串即将从严惩处加刑或枪毙的犯人，有二十人左右，个个带着手铐，挂着大牌子，勾腰驼背地站在那里.我找到了唯一的女犯熊兴珍，她位置相当靠右。

我完全记不起这个“宽严大会”开了些什么，记不起有多少人加刑或者枪毙，也记不起我是怎样上台去拿了一张减刑的纸，我只记住了一个人，那就是熊兴珍。当上面宣布“熊兴珍死刑，立即执行”时，她立即呕吐了。我想，这一刻，仅仅是这一刻，熊兴珍才相信了我们经常用暗语警告她的“锅儿是铁打的”——  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熊兴珍才相信了建筑她全部信仰的基础：一只烂广柑的故事是不足为凭的。

就业队用了好几天时间讨论政府给齐家贞的宽大，是把我们“改造成新人”和“给出路”政策的集中体现；同时，每个人都表态拥护政府对熊兴珍的严惩，没人，包括本人在内，不在会上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熊兴珍自绝於人民，自寻死路。”

他们赐给我“蜜糖”—— 提前释放，“蜜”里掺合了鲜血—— 枪毙熊兴珍，像两个连体人，我一忆及提前释放，我就想起熊兴珍，想起从她身体里流淌出来的鲜血。这位无知得难以置信，也善良得非同寻常的妇女的被枪毙，令我终身不得安宁。

队上继牟光珍之后，我们小组又死了一个，叫田素珍，约五十岁，她非常沉默，劳动非常卖力，一直有高血压，不肯麻烦医生拿药。那天她弯着腰洗头，站起来就叫左眼疼痛难忍，送医院两小时后死亡，说是脑溢血。扁面孔薛队长叫我挑着田素珍的遗物去监狱大门口，交给田的女儿。我把东西清点给她时，田素珍的女儿索要母亲的骨灰。薛队长回答：“反革命的骨灰，要来做啥子？没得！”

冤死的人们，他们永远沉默了。幸运活下来的人，如果也沉默，那就是一种犯罪。

（原载《开放》杂志）

前不久，在一本时尚的女性杂志里看见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愿意接受谁的精子”，下面罗列了一些人物，有比尔盖茨、诺贝尔奖获得者、富翁等等，结果，调查了一千名左右的中国女性，大多数人首选比尔盖茨，其次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富翁，选盖茨的理由是，他是世界首富，并且也聪明。老实说，我看见这个结果，一点不意外，只不过，前一段时间看了《艺术人生》的一期节目，对照之下就有了一些感慨。那期《艺术人生》采访的是曾经红遍中国的日本影星中野良子，节目在朱军的主持下，没什么精彩的，但令我意外的是中野良子的丈夫只是一个银行普通职员，而中野良子居然非常心平气和地服伺着作为普通人的丈夫和婆婆，并以此感到幸福。朱军问他为什么会看上的先生，中野良子非常害羞地回答道：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他了，觉得可以嫁给他。

如果，中野良子的故事搬到中国来，前半部分可能相同，比如，通过努力成为了明星，后半部分的结果一定不同，在中国她会想：尽管我非常喜欢他，但不现实，我应该嫁一个身份地位配得上我的人，否则，别人会怎么看我。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明星在成名之后，心安理得的嫁给普通人，若有，我们一定会说，这人有病。中国女性想嫁给成功人士的动力之澎湃，从我们的文学、影视、杂志中可见一斑，我们的艺术中曾经有过的对冰雪的凝眸，对幽林的咏叹，对草原、河流的深度感动，几乎全部被住别墅的女人、出入高档写字楼的白领、驾驶豪华跑车的酷派所置换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因男人追求成功、女人想嫁给成功而产生的心理焦灼。在今天这个日益多元的时代，我们在婚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却惊人的一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全国山河一遍红”的时代，中国人的婚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女性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体现，现实中演绎的一幕幕悲喜剧，不断在提醒女性要变聪明，爱情只是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好的主顾，于是，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张爱铃）。今天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使是马克思、费尔巴哈大约也会自叹弗如，至于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更令人惊讶，仿佛她们已经经历过了几次婚姻。

诚然，中国女性的婚姻取向相当逼仄，但一味指责中国女性攀附性倾向，是不公正的，攀附性婚姻在整个人类社会乃至于自然界，都是普遍存在的。

攀附婚姻 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跟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人们注意到，自然界的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在西方世界，这种婚姻结构也是婚姻关系的主流，但并不能说明中国当前的婚姻状况是正常的，在中国，对一个未婚女性而言，几乎人人都想嫁给各领域的成功人士，问题只在能不能实现，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这种状况颇象以前高考，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在中国，性成了和政治一样的权力，当一个男子拥有财富和势力时，他的性的选择余地无限广阔，他几乎可以站在山顶上宣称：我是世界之王，因为，他知道会有许多优美的雌性将把他当作体大健康的雄性而发出求偶的信号，我这样说，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女性在感情上比其他国家的更世故和功利呢？我想，这不是事实，只能说明中国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不幸。

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人们所享有的权利跟他的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对处于底层的普通大众而言，几乎谈不上人权，人们所拥有的那点可怜的“幸福”，随时可能被权力所剥夺，比如：你世世代代所居住的祖屋，在没有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有一天突然被强行拆毁了，并且你打不嬴官司，如果你上访，将被当作盲流被遣返；你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因为你可能付不起巨额的医药费；你也不能下岗，最低生活保障只够付水电气的费用，并不能保障你的最低生活；尤其重要的是，你必须祈求上帝，不要让你出生在农民家庭，否则，你很可能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

但你一旦当了成功人士，你就象中了彩票一样，几乎应有尽有，你不但有基本的人权，你还可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什么事情几乎都可以被你摆平，你和普通大众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别不是大红和淡红，而是黑和白。49年后，平民不能犯的两个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而革命成功人士休掉农村老家的媳妇，再娶一个城市小姐，那不算作风问题，只是革命工作需要的问题，行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作为平民，你没有做大事，当然要拘于小节；在反帝反修的年代，平民没有说帝国主义好话的言论自由，但领袖（最成功的人士）可以说“我们要感谢日本的侵略，没有你们的侵略，没有我们今天”，这些言论不但不被视为反动，反被当作领袖的魅力；说得刻薄一点，如果你作为成功人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那么你拥有“喊痛”的话语资源和话语权，要比你作为平民多得多；如果你作为成功人士被谋害，那么警察的工作效率远远比你作为平民而死来得高得多。总之，在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别并不大，基本呈正态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的婚姻观相对多元，伊丽莎白泰勒可以理直气壮地嫁给一个管道工人；而在极权国家，不同的等级享有的人权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女性为什么对成功人士趋之若骛了，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人，首先需要生存和安全，然后才谈得上尊重和爱，在中国，成功人士显然能够带给女性更多的安全感，一个民工被欺负了和一个成功人士被欺负了，结果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完全不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女性为什么把婚姻当作赌注、当作购买彩票，因为，中国的人权本身就是一个彩票结构，绝大多数人筑底且一无所有，极少数人 大富大贵，拥有远远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女性不想嫁给成功人士，那就象一个男人不想娶美女一样，一定是脑袋进水。

当我们指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世故而缺乏尊严时，男人们不妨想一想，你们在争取做人的尊严上做了什么努力？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捍卫自己的人权，就请暂时放下你那只指向女性的手，有好男人才有好女人，没有尊严的男人就没有尊严的婚姻，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王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对民间社会的一切善良意愿拒绝作出善意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等待着清廷的只能是呜呼的命运，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有人问，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启示？我说至少有三点，一、当权者要有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故步自封。二、与民间社会要有良性互动，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三、主动变比被动变好，早变比晚变好，这样做成本低、收效快。四、即便不搞“预备立宪”，清廷也免不了垮台，甚至跨得更快。当然，可能会有人说，“预备立宪”最大的启示乃是，我们连“预备立宪”之类也不搞，呜呼，夫复何言。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