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柏林
郭罗基
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大地上兴起维权运动，也为民主运动带来了生机。
维权运动是在民主运动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发生的，民主运动为维权运动准备了道义资源和人才资源；民主运动又从维权运动获得助推力，维权运动则为民主运动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
只有不民主的社会才会发生民主运动。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不民主社会，都会发生维权行动或维权运动。在民主的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六十年代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现在爆发的百万移民示威风潮也是维权运动。在不民主的中国，维权的行动更为频繁和普遍，仅二零零五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就达八万七千多起。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各有特点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运动的诉求来说，民主运动是为了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是为了保障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
第二，从运动的主体来说，民主运动是群体的事业，任何个体无法实行民主。民主运动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运动的诉求是在全社会实行民主，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全社会都来参与运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形成全民发动，因而在高潮过後走向低潮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九年之後，坚持民主运动的旗帜不倒，这就是重大的贡献，为等待时机迎接下一个高潮准备了历史的连续性。
维权运动必须从个体出发。由于命运相关，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进行群体抗争，例如失地农民群体，拆迁户群体，农民工讨薪群体，爱滋病、血友病受害者群体等等，最终维权的成果也必须落实到个体，不能落实到个体的维权运动是空虚的、无谓的。
维权就是为了获取，满足现实的利益要求。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追求的是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对个体来说只能是奉献；如果在民主运动中追求个体的获取，必将发生腐败。
由于维权运动个体性的特点，而且是为了获取，不必强求奉献，任何个体随时可以加入，因此维权运动比民主运动具有更广泛的参与性。
第三，从运动的客体来说，民主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治制度，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变不民主的制度为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作用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以改变政府行为来消除对自己有害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没有必要改变政治制度，但针对政府行为的维权也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人权、公民权的享有和实施，都必须靠自己来争取。在不民主的社会，维权运动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政治制度，但只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保证维权有效。民主运动比维权运动具有更深刻的彻底性。从维权运动到民主运动是相通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出自共同的根源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之所以相通，因为它们出自共同的根源：民主运动所反对的不民主制度就在于权力不可制约，维权运动所救济的对人权、公民权的侵犯也是来自权力不可制约。
用什么来制约权力？直接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的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我这样说，大家听起来一定不知所云。英文的power and rights 译成中文是权力和权利，发音相同。中国人常常在概念上、思想上混淆 power and rights,相同的发音更是助长了这种混淆。问题是出在将 rights 误译成“权利”。“权利”的词义是强调“利”，意为有权享受的利益，例如盈利、红利、专利就是“权利”。这不是 rights 的原意。rights 强调的是“权”（《牛津词典》有关的释义为 authority to do sth），应当译成“利权”，意为保障利益之权。例如财产权、继承权就是“利权”。有财产而无财产权，财产没有保障。有遗产而无继承权，遗产不能继承。保障公民的利益之权就是公民权，保障人的利益之权就是人权。言论自由权、游行示威权、集会结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虽然不是保障物质利益，同样都是保障公民和人的存在所必须的广义的利益。
将“权利”改成“利权”，我就可以说明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了，否则，我说quan(2)li(4),你们不知道我说的是“权力”还是“权利”。
民主运动要实现民主的理念、建立民主的制度，维权运动要保障的切身的利益、抗议政府的侵权，根本问题都在于正确处理权力和利权的关系。
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权力有三个特征：第一，权力是不可转移的；第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第三，权力是不可制约的。人民没有利权可言，多少有一点利权是官方授予的。在权力和利权的关系上，是权力决定利权。民权官授，官权君授；那么，君权是哪里来的？据说“君权神授”。这是专制制度确立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当然前提。推翻了这个前提，将“君权神授”代之以“政权人授”，专制制度就转变为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和利权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是人民的利权产生政府的权力。因而，权力的三个特征完全相反：第一，权力是可以转移的；第二，权力是可以分割的；第三，权力是可以制约的。
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并没有触动深层的社会变革。其原因就在于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权力，不是改变权力的特征。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後建立的一党专权，专制权力的特征依然如故：党权是不可转移的；党权是不可分割的；党权是不可制约的。稍有一点变化，不过脱去龙袍换上了中山装，“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反思中国一百多年社会变革的道路，首先要变革的正是社会变革的方式。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的问题是要改剧本，不是换演员。暴力革命，夺取权力，只是换演员，没有改剧本。把蒋介石领衔的国民党演员全部赶下台，换了一批毛泽东领衔的共产党演员，结果还是上演一党专权的连续剧。相反，蒋经国这个演员没有换，但剧本改了，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权改为多党竞争，结果台湾就从专制政治变为民主政治。所以，剧本非改不可，演员换不换都行。
在专制权力的三个特征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权力不可转移，但改变专制权力的特征必须从权力的制约入手。首先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受人民利权制约的政府权力才能加以分割；在权力分割的条件下，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既然权力可以相互制约，不可转移的极权统治就结束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表面上看起来，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权（国务院）、司法权（法院）也有分工，但一切之上还有太上党权。如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完全分割，相对独立，太上党权就无容身之地了。政治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权力的特征。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没有正确的提法，就像清朝末年和袁世凯的改革只是改“官制”，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停留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等行政措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共同的战略方针就是以人民利权包围政府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促成真正的政治改革，从而达到改变权力的特征，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一条不同于暴力革命、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的新路。
呼应配合，齐头并进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既有不同点又有共同点。根据它们的不同点，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根据它们的共同点，又不能使两者分道扬镳。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为自己维权；另一部分是为别人维权，以维权为事业，例如民主社会中的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和律师群体等等。在中国，民间社会不发达，民运人士大多投入了维权事业。同一个人既可以参与民主运动又可以参与维权运动，但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不同的定位，不应造成角色错乱。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转型？恐怕不能这样说。如果民主运动转型为维权运动，民主运动自身就消失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民主运动没有消失，仍然存在，而且正在重振旗鼓，我们这次柏林大会就是证明。再者，如果维权运动从民主运动转型而来，维权运动就必须接受民主运动的全部遗产。事实上不可能，拆迁户、农民工等等不会按照民主运动的纲领来采取自己的维权行动。
能不能说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集大成？也不能这样说。这种说法与上述转型说差不多，似乎更强调维权运动高于民主运动。从时间上来说，民主运动在先，维权运动在後，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後来者居上。维权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民主运动发生的根据是反对政治不民主。正是民主运动多年不懈的斗争，才促成公民利权意识的觉醒；在公民利权觉醒的条件下进行维权，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改变政治不民主的现实，民主运动不能放下武器，转移阵地。
有人主张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是否可取？不可取。如果将维权运动升级为政治运动，就不是维权运动了。对维权者强加政治诉求，同时增加了政治风险，将使许多人裹足不前。民主运动是政治运动，维权运动是非政治的人权运动。政治运动不能不反对政敌（不是仇敌）。人权运动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即使是政敌，人权、公民权受到侵犯也应当为之辩护。政治运动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面对利益冲突。人权运动不只是维护自己的人权，也要维护别人的人权。维护自己的人权时，不以侵害别人的人权为报复，也不以剥夺别人的人权为补偿。人权运动的理想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结束冤冤相报复仇的历史。国际人权公约指出，任何煽动仇恨、鼓吹歧视的主张，应制定法律加以禁止。现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从维权运动到政治运动也不能称之为“升级”，人权运动才是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
既然维权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是不是维权就不能采用政治手段？倒也不是。一般来说，维权运动应采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不够用了，怎么办？当然不能排除采用其他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都可以采用。
维权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维护法定利权，更进一步还要维护天然利权。什么是“天然利权” ？我们中国人又有一个对西方人权概念的错误翻译，natural rights 被翻译成“天赋人权”。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又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了，据说“资产阶级人权观”首先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其实，natural rights
毫无天赋的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它的准确含义是“天然利权”。是人，就应有做人的利权，不证自明，天然如此。所以人权是天然利权，不是“天赋人权”，不是人以外或人以上的力量赋予的，而是人自身固有的。由法律规定的利权是公民权。规定公民权的根据正是人权。各国对公民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对公民权的规定是否合理必须以人权为准作出矫正。公民权也不可能穷尽人权的全部，因此不应当以法定利权代替天然利权。中国政府认为，人权是国内立法问题，这就是以法定利权代替了天然利权。
维权运动首先是维护法定利权，即公民权。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率领黑人队伍向华盛顿进军，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来向政府兑现一张支票。因为这张支票所开出的法定利权，公民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最後的结果，黑人争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大部分是空头支票，维权运动就是要使这张空头支票切实兑现。法定利权中包括政治利权，维护政治利权不能不采用政治手段。例如广东太石村的维权行动就是维护政治利权。
兑现法定利权，当然必须采用法律手段。但有时法律手段失灵，采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还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回到法律手段上来。而且，有的法律本身是恶法，不足以成为维权的手段，首先必须采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反对恶法。反对恶法是要求以上位的法律来修改或废除下位的法律，并没有超越法治的边界。
更重要的是，法律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有害的结果，因为受侵犯的是超出法定利权的天然利权。上海有一批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了某厂家的血液制品而感染爱滋病和丙种肝炎，导致有人死亡。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法院的判决认为，厂家生产该种产品期间（现已停止生产）获得卫生部的批文，因而是合法的，不予赔偿。虽然是合法的生产，其後果害了人以至死了人，侵犯了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人人固有的生命权”。例如这样的个案，在法律范围内得不到救济，不能不采用除了法律之外的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以维护人的天然利权。
维权运动即使采用了政治手段，仍然不是政治运动，因为它所针对的是具体的政府行为，不是根本的政治制度。
以上提到的一些说法和主张，有的企图将民主运动纳入维权运动，或者将维权运动又搞成民主运动，抹杀了两者的不同点。打仗的时候，高明的军事家总是将一支军队兵分两路，形成犄角夹击之势。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本来已经对中国政府形成犄角夹击之势，非要将两者合而为一，是很不明智的。另外一些人又忽视了两者的共同点，主张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保持距离，对民运人士避之唯恐不及。这是画地为牢，自我设限。总之，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彼此隔绝，必须呼应配合，齐头并进。
《动向》2006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