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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研究生和教学助理的身份，本学期代替我的导师，在我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教一门名为“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的课，这是一门供选修的通识课，而每一个本科学生都要修一定非本专业的通识课，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世界知识才可毕业，因此，五十多名学生中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教课，内容要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学生又大都缺乏中国历史背景，因此在这一个过程中着实学到不少。11月初刚刚用两节课时间教完文化大革命，这似乎是美国学生极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讨论过程也很有意思，因此将教学和讨论的过程记录下来。

　　两堂课总共有两小时四十分钟，我用第一节课八十分钟的时间将文革从爆发到林彪事件的过程概述了一遍，其间以PowerPoint显示 笔记提纲和我从网上陆续搜集到的文革图片。作为教材以外的辅助读物之一的是张戎的《鸿》，其中对家庭和她本人的文革经历有较细致的描述。我从文革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谈起，强调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对丧失革命成果的担心和乌托邦理想，以及毛对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忧虑和不满，另外提及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担心自己的威信受损的心态。我还提到，毛泽东虽然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但并不太擅长日常事务，尤其不大懂得经济规律，因此他所主导的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并造成大批人口死亡的严重后果。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把毛泽东放在左边，把刘少奇放在右边，在毛刘之下，是一个庞大的，由曾经的革命者演化而来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距离刘少奇更近一些，他们共同代表一个理性化的国家管理者集团，毛泽东依赖他们的经验和能力，但同时，他们的特权和享乐倾向又使得他们不太符合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毛泽东一侧，我把林彪放在他的下面，表明林彪作为毛左倾路线拥护者和个人崇拜鼓吹者的身份和位置，周恩来则介于毛刘之间，突出他作为缓冲和中立者的地位。在林彪之下，是毛的夫人江青，江青之下，是红卫兵。这样，我试图显示毛在文革初期动员的力量和他的策略，即依靠自己的妻子和看似比其他人忠诚的追随者在文化和军事两方面布置力量，并直接依靠个人魅力越过官僚机构向学生发起号召，以攻击处于图表右侧的刘少奇和各级干部。这之后是刘的受冲击，惨死和官僚集团受到的迫害。但不久，处于左边的力量也发生了裂变，首先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日渐冷淡和现实的就业压力最终使毛决定把他们送到农村成为知识青年，接下来是毛对日益坐大的林彪感到威胁，最终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图表左边于是只剩下江青及其盟友，而右边剩下邓小平。两天后的第二节课上，我概述四人帮和周恩来的冲突，毛晚年由于对邓小平的能力的欣赏和肯定，决定让邓复职，这造成邓与江青集团的直接冲突，最终毛因无法忍受邓对自己的路线的修正，再度宣布邓下台，斗争最后以毛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同时我强调，即便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把握仍是相当敏锐和准确的，他主导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面，使中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在讲完基本过程后，我向学生提出了两个问题，之前我已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组把这两个问题连同另外发给他们准备，因此，我一提出问题，学生们就开始踊跃举手，但因为时间有限，最后只讨论了前两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怎样看毛泽东？他是一个革命者，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他究竟是在追求脱离现实的梦想，崇高的理想还是仅仅追求权力？

　　一个学生的回答是，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高高在上远离现实的人，他并不关心他所实行的政策究竟对普通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只关心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另一个学生认为，毛的理想的一面和对权力的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早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后来的发展中，就混入了权力斗争的成分。又有一名学生说，毛泽东所追求的只是权力而已。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是美国学者曾在学术研讨中提出的），如果说毛泽东追求权力的话，难道他不可以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获得吗，为什么一定冒着艰难危险从事革命呢？这名学生回答说，或许毛泽东感到革命可能带来更大的权力，就象进行风险投资一样？另一名学生则分析说，毛泽东关于国家建设的思想显然不具有可行性，他提到我在关于大跃进的课上用PowerPoint展示的一张五十年代党代表大会新闻图片，其中有“十五年赶上英国” 字样，我已经翻译成英文，这名学生认为这是决不可能的，连美国赶上英国也用了一百年时间，这表明，毛泽东的思维是不现实的，他把领导一场革命和领导一个国家混淆起来。这时，又一名学生举手，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袖，他非常受学生和群众欢迎，但是他在政治上喜欢任用听话的人（yes-man），象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同事。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参加文革，是什么驱使年轻的红卫兵对自己的老师和长辈犯下暴行？

　　学生们回答这个问题的踊跃程度似乎不及上一个问题，但还是有人提出了很好的看法。有人说，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中国”完全融为一体，而中国人传统上完全认同自己的领袖，愿意听从他的号召，毛成了一个神。还有人指出，当运动以一种群体方式兴起的时候，个人是没有能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甚至会因为置身事外产生恐惧心理，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并不受到尊重。我评论说，文革正是首先造成了一个氛围，其中消灭了个人的独立判断。还有一名学生提出，年轻的学生在学校中就被灌输了很多关于革命的内容，因此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后，一名学生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文革是怎样教的？我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可算是一些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通常并不出现在中国的普通课堂上。中国的课堂沿袭官方的评价，即对毛是三七开，文革是他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而对江青，对“四人帮”而言，则不单是错误，而是罪恶和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总体上，文革受到彻底否定，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后来获得平反，但课堂的教学中，通常不进行深入探讨，事实上，政府也主张向前看，而不鼓励纠缠这段伤痛的历史。

　　最后，我给学生读了中国学者逄先知在2003年哈佛大学召开的一个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会议上对毛作出的正面评价——“他把中国从一个西方列强统治的中国，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毛泽东戏剧性的成就，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此处据哈佛校刊英文稿转译回中文）并以美国最负盛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亚特•施拉姆教授较为中肯的观点作整堂课的结束：“在许多方面，他的政治本能是健全合理的。他努力投资于（inv
est in） 中国人民。但是在他的个人性情方面他是非常感性，不够理智（wrong-headed ）和歇斯底里的。这些特质在1950年代（后）愈加严重。但是除了巨大的失误（blunders）和罪行（crime ）而外，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为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认为他会因此被人们铭记。”

　　很难说有终极的答案，但回想起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美国大学生对文革的分析，我怀疑，假如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具有这样的透视能力，对个体，集体，魅力领袖间关系的敏感，“文革”，乃至所有原教旨主义狂热恐怕根本就搞不起来了。

—-狱中读康德《什么是启蒙？》

康德对我的启蒙

毛泽东时代，我像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青少年一样，鲜有机会读到西方的人文书籍，外国文学作品大都来自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哲学书籍主要是马恩著作。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对马恩著作如醉如痴，到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早期著作。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我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接触西方人文书籍的机会多起来。我便按照马恩著作中提供的西方哲学史线索，去图书馆寻找西方哲学著作来读，也喜欢去哲学系旁听邹华正先生的德国古典哲学课程。可以说，大学中文系四年，我读的哲学书的数量决不少于文学书。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这个在唯物论灌输中长大的年轻人迷上了康德。正是康德的著作及其生平改变了我的哲学观，使我走出中国式唯物主义的教条。

等我走上了大学讲坛，便有意识把康德思想融会到必修课和选修课之中，每每都要强调“唯物主义的终点是唯心主义的起点”。康德生前，并没有所谓的行万里路的丰富社会实践，反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思想家生活，但他那超凡哲学智慧却成就了划时代的伟大思想。这种贡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1.人为自然界立法。但人的立法并非全知，而仅仅是在哲学上明确地突现了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中始终是主动者，认识事物的前提是发挥人的认识能动性。同时，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所具有的诸功能决定着人的认识的范围和深度，人决不能无所不知。2.人为道德立法。任何道德原则都是人自己为自己确立的，没有外在于人的道德。每个人都是主人、是目的。3.人为审美立法。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天才人物所创造的形式，在审美中没有任何能够超越人的想像力和感受力的主宰。美就是审美，正像认识就是认识者一样。

对于整个西方哲学而言，康德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转折点：哲学由对外的探求转向对内的反思，由以本体论为核心转向以认识论为核心，由对宇宙和认识的统一性的哲学论证转向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哲学剖析，由二元论走向二律背反，由坚信理性万能到为理性划出界限，物自体与现象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明确界限，划开了两个时代的哲学。承认二者的绝对同一性是古代哲学，承认二者的矛盾性是现代哲学。换言之，康德揭示出任何认识都只能是人的认识，也就是人在自身的局限性中的认识；凡是认识对像无不是人的对象，离开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也就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没有人的主动参与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人的界限也就是认识对象的界限，人有多大的认识能力，就有多大范围内的认识对象与之相应。

伟大的康德让我坚信：在哲学等精神创造领域，唯物主义是粗俗而浅薄的，唯心主义才是典雅而深刻的，唯物主义的思考终点是唯心主义的思考起点。哲学的深邃意义，关键不在于解释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那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在于探索隐秘而神奇的精神世界，是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过程的探险。因为，作为属灵生物的人所面对的世界，不仅是感官可以触碰的有形物质，更是感官达不到的无形精神。人，不能像数一叠钞票一样清点自己的梦境，但并不等于梦的不存在，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也绝非对有形存在的简单反映。恰恰相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作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它确实存在且远比有形物质世界更宽广更深邃。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的自主存在，恰恰是人区别于动物或人之为人的主要特征。没有精神世界的人类生存，通常被称为“行尸走肉”。

康德赋予启蒙的普世意义

人类哲学之钟的鸣响，大都离不开对康德遗产的敲击，特别是启蒙之钟的长鸣，一直围绕康德这一声源。

中文的“启蒙”一词，源于对西语“enlightenment”的翻译，其原始意义为“点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启蒙精神”的解释是：“18世纪遍及欧洲各国（和美国）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把人们从偏见和迷信（特别是从被确立了的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将之用于社会和政治改革事业。”（P229）那么，启蒙就是要通过点亮来破除迷信和偏见的意识，使人所固有的理性思考能力得到自主的发挥。对此，康德做了精当的论证。

1，理性蒙昧背后的道德蒙昧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另一种译法为“未成熟状态”）走出。”未成年就是人类在主观意愿上屈从于理性无能的状态，屈从于接受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即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权威主义态度。而摆脱未成年状态，就是人类自身向囿于无能状态的理性蒙昧进行挑战，正如康德所号召的那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康德又举例说明了“未成年状态”：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理性时，当某个精神导师代替我们的自主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一句话，当我们屈从于某一权威而不愿自主思考时，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

20世纪的思想怪杰福科对康德之启蒙的解释是：点亮“未成年蒙昧”的要义在于：“他所说的‘未成年’是指我们所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以使我们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领域。‘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见福科《启蒙何谓？》，何怀宏译）也就是说，“未成年”就是人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而乞求于权威的意愿，而“成年人状态”就是摆脱对权威的依赖而敢于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的意愿，也就是使人从被动状态变成主动状态。

在这里，“启蒙”的人性论基础是：理性之于人类，绝非少数人独享的奢侈品，而是人人具有的“天赋能力”，人类之所以陷于需要启蒙的“未成年”的状态，不在于多数人缺乏理智的蒙昧而少数人具有理智的英明，而在于人们没有摆脱权威而独立思考的勇气与决心。启蒙之于蒙昧迷信的人类而言，关键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理智的有无、智慧的多少之差异，而在于是否具有突破束缚的勇气，也就是向既定权威说“不”的勇气。康德说：“为什么有这么大一部分人，在自然早就使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指导之后（自然方面已成熟），却乐意终生羁留在未成年状态？为什么另一些人那么容易自命为他们的监护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我没有必要进行思维，只要会付款就行了，其他人会代替我承担这种伤脑筋的工作。”

也就是说，人人具有的理性火种之所以处于未燃状态，在根本上不在于外在权威的强制，而在于人们本身的懦弱所导致的懒惰和自我压抑，“未成年状态”是多数人自己加于自己的自我束缚。因为，每个人的原本自我天生具有理性光源，蒙昧仅仅是理性之光源的自我遮蔽、自我蒙尘而已。启蒙便意味着对“未成年状态”的自我克服，是自我去蔽、自我除尘。也就是每一个体的理智之光的自除灰尘和自我点亮，是用天赋的理性之光指引自己的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也就是作为个体之人的自主性的自我发现。启蒙的点亮蒙昧和扫除灰尘是自我觉悟，是自己照亮自己，是自己打扫灵魂的房间，是自己选择生活之路，而不是依赖于外在权威的引导，不是按照别人点亮的生活之路行走。启蒙，只是唤醒被遮蔽的人人皆有的理性能力，使人能够独立思考，进而自主生活，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个人自治和民间自治。

相应的，康德在道德上强调“自律”而摈弃“他律”，强调敢于运用理智的勇气，而摒弃屈从于权威的懦弱。在康德看来，屈从于他律就是道德上的懦弱，道德懦弱是蒙昧主义盛行的前提；而自主的自律则是道德上的勇敢，道德上的勇敢是启蒙得以普及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康德式启蒙的批判方向，与其说主要是针对知识蒙昧主义，不如说主要是针对道德蒙昧主义。

2，人的启蒙与人的自由

古希腊的箴言曰：“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康德继承了这一精神传统，为了使人过上这种“真正的生活”，他所呼唤的启蒙是通向思想自由之路，同时具有破与立两个方面。

破的一面是对等级制的批判，即在观念上破除传统所固守的“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在政治上破除享有特权的英明少数与无权无势的愚昧多数之分。康德说：“但是现在，我听到四面八方都在呐喊：不要议论！军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训练！财政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纳税！神职人员在说：不要议论。只管信仰！……在这里，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启蒙要求“政府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是非常有益的。而现在，人更多的是机器。”所以，必须破除“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破除“一个人粗暴地阻碍另一个人努力按照自己的全部能力去规定和促进自己的事情。”也就是破除“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制度及其文化。

立的一面是确立“天赋权利”的思想，即人在生而自由这点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无论是国家、政府、群体、个人，良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的创建，都必须建立在对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平等对待之上。他说：“为了这种启蒙，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所需要的自由是一切能够被称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换言之，自由既是启蒙的前提，也是启蒙所要争取的目标。所以，无论是外在强权对启蒙的阻碍，还是内在懦弱对启蒙的自我放弃，都是“侵犯和践踏人的神圣权利。”

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中，首先是无分贤愚地相信人皆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主能力，进而是无分贵贱地尊重每个人的自我思考和自主选择权利，把人从等级秩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放手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大脑和命运的主人。所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通俗地道出了康德式启蒙的真义。

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与他对自由人的理解完全一致。他在论述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与政体的关系时，在“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前提下推出三条原理：1.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一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一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

来自于“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启蒙，就是让每一个体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理智上自我思考，在道德上自我决断，在行动上自我选择，在后果上自我负责。发现你自己、把握你自己、为你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必须强调的是，在康德式启蒙中，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自由的连带方面是自我负责，承担起与你的自由选择相关的一切的责任。换言之，自由的时代也是个人责任的时代，要自由就必须为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此之谓也。

正如以赛亚·伯林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康德式启蒙的解释：“因为只有那些是其个人行动的真正主人的人，只有在做与不做之间享有自由的人，才能因他们的行为受到褒贬。既然责任必须伴之以选择的权利，因此无法自由选择的人，从道德上说不比木棍或石头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康德式启蒙中，形式主义道德律把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结合起来：个人在公共领域内的道德决断（正义感），应该与普遍的社会公德相一致。所以，福科在论及康德式启蒙时，又将启蒙引申到理性自由运用的公共性上。他说：“当人只是为使用理性而推理时，当人作为具有理性的人（不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而推理时，当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中的成员而推理时，那时，理性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便有‘启蒙’”。（见《启蒙何谓》）在这里，福科进一步将“启蒙”与理性的普遍、自由运用与公共性联系起来，意在凸现“启蒙”所赖以成立的个人理性的自由运用，对于形成公共舆论和社会公德的关键作用。

启蒙与理性的界限

康德式启蒙的另一特质是：一方面强调每个人的天赋理性，反对灌输性强制性的权威主义引导，而号召人们拿出独立思考的勇气，呼唤人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康德又强调天赋理性的界限，强调人在运用理性时，对其思考的对象保持必要的敬畏和谦卑，切不可陷于理性万能的狂妄。或者说，启蒙所要破除的迷信，不仅是无法自主的道德懦弱，更是惟我独尊的知识及道德的狂妄。康德的启蒙不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教诲，而是相信每个人的理性能力；不是谁有资格启他人之蒙及其对启蒙话语权的垄断，而仅仅是唤醒每个人自身的勇气。康德说：“让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这与其说是可能的，倒不如说，如果赋予他们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尼采的狂傲是著名的，他的超人哲学具有精英式的傲慢，但他在谈及“超人哲学”的作用时也说：基督教道德是赐予的，而我教你们以超人，是教你们丢开我，自己去寻找自己；当你们皆否认着我时，我将向你们回转。（大意如此，参见《查拉斯特拉如是说》）

这种启蒙的谦卑，贯穿于康德的大多数主要著作中。因为启蒙，人既具有自觉的主体性，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审美立法，又要对人自身的界限有着清醒的意识，对自然、对上帝保持必要的敬畏和谦卑，对他人保持平等的尊重，决不能自我膨胀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狂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奇异的命运落在人类理想的头上，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当理性从经验中抽像出基本原理并开始向认识的顶峰挺进的时候，立刻发现在理性的面前又产生出愈来愈多的新问题，它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于是理性不得不编织新的原理，这些新的原理尽管看上去显而易见，但是它们却超出了经验的范围。

康德式启蒙的真谛来自二者的结合：首先是摆脱屈从于外在权威的懦弱而唤醒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的勇气；其次是克服理性的狂妄而谦卑地运用理性。在此意义上，启蒙所要破除的迷信，与其说主要是知识蒙昧主义，不如说主要是道德蒙昧主义，学会做一个有尊严的自主的谦卑的宽容的自由人。

1998年7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6月19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首发

当我的祖国被霸占之后，半个世纪来，一切用来指称国家的人物和象征都如此丑陋。逮捕上访者、维权者和异议人士者头顶的国徽，人民币上悬挂的首级，新华门外涂抹的标语，天安门前屠杀者的军装，以及独裁者的长城，作螺丝钉的兵丁，送给二奶的熊猫，甚至国家主席的发型，播音员的腔调，和意识形态的单口相声。这些腌臜泼才，从我的父辈，一直笼罩到今天在儿童节背诵八荣八耻的小学生。这个小学生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偷漏税的富人，一年花2万块钱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小时候受一种苦，长大了受另一种。
几十年来，在埃及的宫殿中，有一个声音让每一匹叶子上的水都站立不住，每一滴天上的雨都落不下来。宫廷侍卫们用不同的版本齐声高呼，“法老就是埃及，埃及就是法老”。或者“没有法老就没有埃及”，“埃及出了个法老”。或者“法老是埃及的总设计师”，“法老是埃及的三个代表”。以法老和他身边的人为荣，以为奴的希伯来人为耻。
17年前，我的朋友冉云飞，和他另外一些朋友，在院子头写出一幅标语，“邓小平不是中国”，走上成都的街头。17年前，丁子霖老师17岁的儿子在广场上被一伙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士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枪杀。这样的事过去了吗，山东临沂的“乡村律师”陈光诚在被非法软禁200多天，被非法拘捕100多天之后，再次被法老的手下宣示拘留。陈光诚离他的自由有多远，这样的事离我们就有多近。17年了，一个盲人用眼睛看不见的信心和勇气，为他的村民们呼吁身体不被强暴的权利。
读《出埃及》时，我曾想，面对上帝“让我的百姓走”的要求，人类史上恐怕不会有比法老更刚硬的掌权者了。但直到1949年后的中国，为奴的要出埃及，那看顾他们的让这片大地饿殍遍野，灾祸连连，甚至击杀了法老的长子，让他断子绝孙。可法老们的心仍旧一代比一代刚硬。他们附体在我的祖国，不肯放手。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殖民，对自己的邻人殖民，不放过走上街头的，也不放过坐在家里的。不放过每一道怨怼的目光，甚至不放过一个盲人的眼神。不放过一个右派的嘴巴，也不放过一个农民的输精管。
到底什么是中国？半个世纪来，中国就快要失传了。中国成了一个被绑架的符号，就像娼妓从此改叫党啊母亲。人们唯有在和美国、日本的对照中才看出它的羞辱和卑贱，不愿承认的就激发出一个奴隶的爱国主义。法老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你们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用你们的血肉筑成我的长城。中国在这世上从没有今天这么有钱过，也从没有今天这么卑贱过。卑贱到了此地佳、不思蜀的地步。集中营就办在我们的故乡，到监狱的路多快好省。
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连陈光诚也进去了，监狱又要翻修扩建了。我们走得如此辛苦，却没有走在出埃及的路上。而像歌手张楚所唱的，我们穿戴整齐，“就当去送葬”。许多人跟着这首歌呐喊，“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我们把祖先的国家弄丢了，做不成苏武。但我们不晓得真理，对自由的国度也没有信心。一百多年了，我们杀不完心中的仇敌，走不完那条从苏武到摩西的路。谁能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说，这是来自造物主的命令呢。
和其他维权者一样，陈光诚尽管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很坚决的来到法老面前，用温柔敬畏的方式，在生命的一个细节上说出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共产党不再是中国。因为这句话，大地向着它本来的意义回归。陈光诚尽管呆在看守所，但在他眼前，中国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因为有这样的人重新发现和占据了中国。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羞愧。在这黑暗的世代，无论是面对人性、道德和政治的沉沦，站出来指责罪恶的人中，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的人中，那个最响亮、最锐利、最决绝的声音，如果不来自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就亏欠了神也亏欠了自己的邻人。一切追求自由的人，无论相信什么，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无论你信什么，在你面前因着你的这份信心，中国是否不再是一个殖民地？
愿每个人所信的，能给他带来力量，这力量足以废掉我们和法老之间、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冤仇，废除这世上的一个奴隶，那就是我们自己。这力量要在受难者和为奴者身上得荣耀，使法老的子孙成为无有。这力量足以让陈光诚即使在监狱中，也走在出埃及的路上，即使在失明中，也能看到亮光。

2006-6-19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的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惊肉跳。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 ，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 1930年， 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等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的双眼。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

【按语：乱扣帽子的亏，想来何满子先生也是吃过的吧，为什么好了疮疤便忘了痛呢？。稿子写好后电邮声称“不妨来稿”的《文汇读书周报》，其email：[email protected]，但数次而无法成功，只好送到这里。希望何老能看到并得到他的指教】

何满子先生是我敬重的杂文大家，读了《貌作公正状的话语诫你—-答邵建〈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2日)却大吃一惊。何老或自有生气的理由，局外人实难置喙。但想对何老大文中的个别辞汇提出请教。

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国内外人士、团体吃了“反华反共”这个罪名的亏，被压在阴山之下。如今绝大多数恐怕都已平反，沉寃得雪。就连赫鲁晓夫同志、铁托同志大约都用不着再背这黑背了，何况他人。

可是现在何老还要给张爱玲贴上“反华反共”的标签，不知何故？那么，什么叫“反华反共”呢？“反华反共”如何界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有这个罪名吗？

何老先生指张爱玲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拙劣的反华反共小说”。我不是张迷，甚至没看过她的着作，自然无须也无力为她辩护。如果没说错，何老指的当是张的《秧歌》。《秧歌》批评的似乎是当年的土改运动吧，土改运动不可以批评吗？

以广东省为例，陶铸1952年4月4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谈整顿队伍问题时，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一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一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这些话，特别是“要数目字”和“牺牲少数”，就让牧惠先生特别反感。在粤中地区土改干部会议上，陶铸武断地把当年“松仔岭事件”定性为“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的事件”，下令“将那些杀害农民的罪犯，拿到群众中去斗争、处理，以此来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挽回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县公安局、法院的负责人等被枪毙，县长被判有期徒刑。(牧惠：《广东土改》)

据《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1953年春季，仅粤西地区就有1,165人自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间自杀者805人。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的地主中，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全省因“村村见血”的口号而被滥杀的当在数十万之谱。

何老大作几乎在每本杂文集中都佔一席位，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中就有三篇是何老的：《新世纪，旧期望》、《“敬惜字纸”》、《文化逆流和抗拒文化殖民地化》，可谓篇篇都是掷地有声的佳作。但是，如用老办法、老观点、老谱子，也不难从中找出些许违碍语，罗织出个“反华反共”的罪名来。

而《“要争理不要争气”—-忆梅志》则是网上搜来的，其中也有“攻击”之嫌：1955年5月，骇人的“胡风反革命”冤案爆发。由于参加抄录胡风写给中央的“三十万言书”，梅志和胡风同日被拘捕，分别关押。直到1961年，梅志母亲病故，儿女无人照料，梅志才以“免予起诉”的谳词被释放；而胡风这名“首犯”，则鬼画符地画了一通，判了14年徒刑。这不是攻击中国共产党不那么伟大、也不怎么英明、更不是什么一贯正确吗？

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马列主义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一类话，而且共产党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岂无可批评之处？再说，“共”与“华”也应分开来对待，我是指有五千年历史的“华”有更多可反的东西，据说鲁迅批判旧传统、旧文化也是不遗余力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共”与“华”绑在一起受罪呢？

至於颠覆鲁迅传统之说，也值得仔细研究。且不说，几十年来在名目繁多的运动中打下去的地富反坏右倾右派走资派，有多少是寃假错案；也不说几十年来树立的许多光辉榜样，如林副统帅、江大旗手、大寨、大庆，其中有多少站得住脚；只要问一问为什么“五四”以来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中为什么只剩下了一个鲁迅？这样的“传统”再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吧！一个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希特勒再加朱元璋的、为民为敌的暴君，能给我们树立什么好榜样？留下什么好传统？！

乱扣帽子的亏，想来何满子也是吃过的吧，为什么好了疮疤便忘了痛呢？。

20jun2006於香港

 

有战争，就有军人纪念碑。德国历史，战争频仍，各地都有不少军人纪念碑塔，看到它们，不由得想起中国在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

中国党政宣传中的战争史，充满了谎言。关于朝鲜战争的真相也不能例外。过去我们太多地接受了国内的宣传教育，不妨看一看国际的品评，再作独立思考。

前年我带着孩子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参观了朝鲜战争纪念碑。这座露天建筑离华盛顿纪念碑不远。十九尊军人铜像与真人相似，各种姿态仿佛在朝鲜北部作战。纪念墙上刻有阵亡军人的姓名。当我看到纪念墙上的阵亡人数时，我不禁本能地慨叹一声：“他们阵亡的人这么少？”我的儿子立刻惊惧地看我，并质问说：“五万多人死了，你还觉得太少？”在欧洲人文环境中长大的儿子，对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是共产党文化与欧美文化区别的特征，不经意间就出现在父子的观念冲突中了。我连忙给他作补充解释，不希望孩子偏离了可贵的人性文化真髓：“爸爸知道中国军人死伤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十七万人（官方数字），实际上有说五十万人，甚至近百万人。如此相比，当然美军是少得多了。爸爸并不是希望多死人，战争总是跟死亡相伴随的，我们来看这些纪念碑，也是希望永远消灭战争”。

纪念碑的碑文写道：“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偿的）这是一句意义十分隽永的警句，而且在西方语文中更有一种文词回环之美。含义上相当于中文里“饮水思源”这样的教诲。另一段碑文说：“我们的民族在此纪念她的光荣儿女，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了一个他们素不相识的国家和那些从未谋面的人民。”原来在我们小时候的心目中那些凶神恶煞式的美国大兵竟是在如此正义的口号之下跟志愿军作战的。我回想起我的那一声慨叹里，确实含有相当的悲情。我清晰地记得邻里间的哪一户家庭是抗美援朝的烈属，也知道我的亲友中谁是从朝鲜归来的侦察兵，他饥寒交迫的经历、九死一生的传奇。战争总有胜负，战事总有杀伤。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宜仅仅站在血缘的立场上评价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的说法更不科学）。评价一场战争，大致要看战争保卫了什么，抵抗了什么，赢得了什么，做出了那些牺牲。现在历史尘埃落定，基本史实已经廓清：朝鲜战争是金日成长期策划，获得斯大林支持，首先挑起的。它不同于一般的国内战争，因为雅尔塔会谈已经划定了南北界线，各方已经达成和平协议。撕毁协议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台海两岸没有任何协议）。中国当局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险。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师入朝，不论其国籍如何，大大加强了金日成军事冒险的实力。美军或联合国军是经过联合国决议派遣，合法执行任务的部队，而中国军队参战反而倒是未经国际认可的单边主义行为。金日成的冒险破坏了二次大战后的和平，志愿军的参战保卫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封建独裁王朝，金日成金正日世袭政权。那里的人民至今饥寒交迫，痛苦万状。而统治集团却是挥霍无度、腐败透顶的流氓政权，发展生产无能，绑架人质、走私毒品、赝造美钞、核武威胁、虐待人民样样专精。美军的干涉保卫了韩国的独立和安全，韩国终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仅经济上独立与美日竞争，在政治上也独立与美日抗衡，文化上还能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战争双方的死伤对比，如前所述。中国在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又被拖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人民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直到三年饥荒仍然在偿还苏联债务，即朝鲜战争军费。所谓入朝参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的宣传，跟美军发动细菌战争的说法一样，根本都是谎言。（联合国、苏、美的历史档案都已披露）。美国无意侵犯中国大陆，杜鲁门总统要求战事严格局限在朝鲜半岛。美军前线司令麦克阿瑟曾经表露过进犯中国东北的说法，立刻被解除职务，由他人替换。这场战争推动美军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使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但正是美军制止了两岸人民兵戎相见的武力冲突，（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无限期地推迟了共产党统治台湾的可能性，（共产党专制根本不意味着解放），为台湾人民提供了日后经济腾飞并逐渐实现民主的根本保障。表面上中美双方打了“平手”。双方回到了原来的三八线。从伤亡上看，悬殊极大。从人民的负担来看，加上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三千五百万人，中国的牺牲极大，极不值得。再加上朝鲜的博物馆、教科书都避讳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说是金氏父子和本国军民的功劳。这流血牺牲的代价更加打上了问号。国内的一些人不惜粉饰这场战争，说是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警告了外国侵略者云云。一个本来贫穷老实的汉子，受恶人挑唆去做帮凶，支持了一个无赖，跟警察打了一架，破财伤身，仍回原来的地方。谈得上什么尊严？到底谁是侵略者？

对于我国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将士，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人民的子弟，是被驱遣的牺牲。由于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谈不上是什么“最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战例战功依旧将载入民族军事的史册。他们的伤残应该获得抚恤。被俘的志愿军官兵，不论是投奔台湾获得自由权利的一万四千七百十五人，还是坚持回国结果被处死或被长期整肃的七千人，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身后的姓名和魂灵，都应该得到后人的超度。就像联邦德国政府并不认同俾斯麦、希特勒时期的对外战争，但是对于纳粹时期的伤残军人和家属依然给予抚恤。德国政府也不刻意平毁前代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建筑。我居住的城市Siegburg是德国的一座小城。城中心有一座纪念碑，百年沧桑过去，依然绿树环绕。博物馆的照片说明十分发人深省：“此碑塔纪念的是1870/1871年间德法战争中殒命的军人，本市壮丁也尽在其中。在这场荒谬战事之中共有13900名法国人和41000名德国人丧生。一切皆已尽成历史：如今法国的诺京特普拉茨被接纳为本市之伙伴城市，本市还与波兰、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持有固定友好关系。”这短短的说明，既表达了对死者生命的悲悼，遣用“荒谬”Wahnsinn一词又跟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癫狂划清了界限。当我从这座碑塔旁边走过，常常想到，中国知识界也应如此冷静地看待历史。什么时候中国的史书描写国共之间的许多战事和抗美援朝时用上了“荒谬”这样的定语，我们民族的整体思维大概已上到了新的台阶。

到，中国知识界也应如此冷静地看待历史。什么时候中国的史书描写国共之间的许多战事和抗美援朝时用上了“荒谬”这样的定语，我们民族的整体思维大概已上到了新的台阶。

首发民主中国

围绕着“烽烟滚滚”的爱琴海事件，从各个战线上都传来了网友们坚持不懈的呐喊声！网站被封杀，“封网凶手”的犯罪理由又是如此的冠冕堂皇！3月16日，一位原《爱琴海》论坛版主以“新观察家”的笔名，在《博讯》主页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爱琴海事件”官方说法看官方嘴脸
(博讯2006年3月16日)

作者：新观察家
    
3月15日消费者维权日这一天，终于看到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和省通讯管理局发表在博讯自由发稿区对“爱琴海事件”的回应。要知道，这是在爱琴海网民发起“维权声援团”并发布第一号通告、公布这两个部门办公电话的第三天。
    

选择在3.15这个日子，官方的意图当然是为了在消费者维权层面做出回击，这显然也是为了针对“爱琴海维权声援团”的维权诉求。先不管这场维权战在法律层面上打不打得下去，我们先不妨来看看“官方说法”都说了些什么。
    

官方说法：3月9日，得知 “爱琴海” 网站被浙江省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停止接入服务；近观网络，看到少数人借机炒作，散布不实之词，蒙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网民。
    

“爱琴海”网站系杭州爱琴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办，试运行于2005年9月28日。该网站自运行以来，从未向有关主管部门申报登载新闻资质，却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道。
    
新观察家：开篇的口气似乎想冒充一个局外之人来谈这件事，假惺惺用了“得知”二字，明明自己干的好事，怎么变成人家告诉你的了呢？而且是封杀爱琴海网的当天就“得知”啊。还有啊，这个“近观网络”，给人感觉好像是每天无所事事才到海外网站逛逛似的，其实是每天都盯着的吧。爱琴海网民既然突遭大棒网站被封，当然要喊疼的啦，难道挨了打还一声不吭？怎么就成了“借机炒作”了呢？“散布不实之词，蒙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网民”注意了，这可是浙江省政府新闻官的措辞啊！在新闻官的眼中，知道些事情的网民，都是不明真相的、缺乏判断力的、需要政府来正确引导的。
    

再看第二段，是突然换了脸色和口吻，既然对爱琴海网的底子知道得这么清楚，刚刚就不该装作外人嘛。至于“向有关主管部门申报登载新闻资质”，这样的空话我看就算了，怎么申报啊，民间办独立于官方的网站要要申报登载新闻资质，那不是与虎谋皮是什么？再说了，在这个没有《新闻法》的国家，为什么爱琴海网要“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道”呢，不就是因为新闻管制吗，网民看不到很多时政新闻报道吗，否则，网民不如直接去看了，为什么要转发啊？既然爱琴海网设了讨论国内外时政新闻的论坛，不转发些大陆地区看不到的新闻来，叫网友讨论什么啊？
    
官方说法：2005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联合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第5条明确指出：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爱琴海”网站严重违反了这一规定，它被关闭，是情理之中的事。需要指出的是，该网站的主办者对此早有意识，在向有关部门备案时所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均是虚假的。他从办站伊始，就在有意逃避有关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
         

新观察家：这个规定的出台真是十分的及时，自那个日期之后，封杀或整治了多少生机勃勃的论坛！至于“它被关闭，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不具备新闻官员的职业素质哦。情理之中的事情多了，封杀一个网站还用得了情与理吗，新闻官员应该这样说：“爱琴海”网站严重违反了这一规定，故关闭之。多爽快，这样免得上级领导批评你在工作中滥用私情啊。网主对办这个网站带来的人身风险确实“早有意识”，备案时就报了假电话假地址，以免网破人亡，在当前这种网络管制的大气候下，谁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啊？
    

官方说法：中国各级政府对发展互联网持积极态度，并致力于为发展互联网创造良好的环境。正是这种积极管理，使中国的互联网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中国有67万家多网站，是世界上开办网站较多的国家；浙江省也有7万多家网站，是中国各省中开办网站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是成绩和问题共存。《纽约时报》3月8日曾刊载过一篇长文，文章写道：“对中国的网民来说﹐互联网已成为一个兴旺的大市场﹐其中包括那些只想把消费者变成受害人的骗子艺术家﹑石油贩子还有核心犯罪分子。他们在在网上兜售起毒品﹑色情﹑偷来的汽车﹑武器﹐甚至还有供来移植的人体器官，也包括一些违法的服务。”一些人的违法活动已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迫切要求政府加强管理，打击那些非法网站。为此，中国政府制订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互联网进行依法管理。现在，“爱琴海”网站主办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避而不谈，不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以求改进，却心存抵触，恶意炒作，打着“扼杀言论自由”的幌子到处喊冤叫屈，企图蒙蔽一些不明真相人，博取违法无理的“同情”，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新观察家：听听，听听，网络发展迅速一下子就成了政绩，是政府“积极管理”的结果。但是，敬爱的新闻官，当你说到中国互联网的“问题”时，请直言也是自己“积极管理”的结果行不？怎么想到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呢，人家可是世界大报啊，可以有美国的新闻法保障的、在新闻独立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被你这么片言只语地一引用，再被你擅自在报道后面加上“已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不满”、“为此，中国政府制订颁布了”，俨然是《纽约时报》在影响中国政府，这不成了人家美国报纸的功劳了么？再说了，人家《纽约时报》报道的网上兜售毒品﹑色情﹑赃车﹑武器、人体器官等等，爱琴海网站可是一点边都没沾。该网站不就是在两会期间依然探讨国家民生、民主宪政、针砭时弊么，怎么人家《纽约时报》忘了报道这些了呢？作为一个新闻官员，你可不能这么拿来就用哦，否则，你可真的成了“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
        

官方说法：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关闭违法网站，是国际通行做法。在立法上，德国制订过《信息与通讯服务法》，澳大利亚制订过《互联网审查法》，美国先后制订过《传播净化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法律；在司法上，德国依法关闭了宣扬纳粹思想的网站，法国法院曾判法国雅虎拍卖纳粹物品为违法，美国去年也关闭过非法下载影片的网站。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对“爱琴海”网站进行处罚，制止其违法行为，不应受到指责，而应得到肯定。
         

新观察家：你说的违法网站的“违法”，应该就是你上面引述《纽约时报》报道的网上违法行为以及这里所说的宣扬纳粹拍卖纳粹物品、非法下载影片侵犯知识产权吧，不是爱琴海网关注国家民生、民主宪政、针砭时弊的行为吧，因为国际通行做法中，可没有“不许议论国家大事”这一条哦。你这么喜欢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的法律，可研究过他们的民主制度？这几个国家可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民主自由国家，你这么喜欢拿来比较，心里不发虚？爱琴海网因为议论时政而被封杀，“不应受到指责，而应得到肯定”？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连温总理在两会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感谢几十万网民的建议和鞭策，你竟然唱起了反调，我看你这小小的乌纱帽是不想戴了！
        

官方说法：中国是世界上网民言论空间最宽松的国家之一。一份针对亚、欧、北美、澳洲等地区20多个国家50多个世界著名英文媒体网站的调查显示，只有雅虎新闻、印度时报等5家媒体网站开设了新闻跟贴功能。在中国，但凡发布新闻的网站都有新闻跟贴功能，网民可以即时的发表自己对某条新闻的看法。因“爱琴海”网站被依法关闭，就指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打压“言论自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谎言。
         

新观察家：“中国是世界上网民言论空间最宽松的国家之一”，作为新闻官员，你心里知道说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当整个世界都在报道中国政府花巨资筑网上长城对网络实行最强有力的管制的当前，当两名国外媒体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温总理提出网络言论自由问题的当前，当爱琴海网以及成千上百个网站或论坛被封杀或整治的当前，竟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我突然想到一句很好的话送给你：中国政府的新闻官一说言论自由，全世界都笑了。而你还振振有词地举出新闻跟帖动能来作为佐证，因为你当然知道大陆地区的报纸、网站在你们的掌控之中每天都在报道什么，有什么好跟贴讨论的。就拿浙江来说，去年东阳村民抗议化工厂污染、警察打死多人的新闻，你们不是严密封锁了么？还有长兴村民反对蓄电池厂污染烧毁厂房、警察抓走四十几个村民至今还有村民在牢里的事，你们给报道了么？还有今年1月13日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史久武在省府大院里跳楼自杀的新闻，你们当时不是忙得一团糟要封锁媒体采访么？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你还敢说没有打压言论自由！
         

官方说法：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有关互联网问题时指出，按照中国《宪法》规定的原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利用互联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要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秩序，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中国对互联网依法实行管理，也倡导互联网业界实行行业自律，实行自我管理；网站要传播正确的信息，不要误导群众，更不能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规范作为职业道德，应该得到遵守。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话，既说出了中国政府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准则，也说出了广大公众和网络从业人员的心声。依法自律，是一个合格网络从业人员起码的职业道德。“爱琴海”网站主办者，既不依法又不自律，不具备一个现代社会合格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这样一个不合格的从业者，必然要被社会所抛弃；如果为这样一个不合格的从业者喊冤叫屈，实在是有悖法理和良知。
         

新观察家：你刚才跟温总理唱反调，现在又来引用他的“指出”，你真是“一个合格的从业人员”啊！人家是作为总理的身份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主要说了什么你听明白了没有？人家说的大意是：国家利益高于言论自由。这番话已经受到许多国际新闻媒体的指责，你还敢说“说出了广大公众和网络从业人员的心声”？！另外，千万记得一点，作为政府官员，你代表的只是某政府部门，代表不了广大公众和网络从业人员，懂吗？还有，“必然要被社会所抛弃”这样的话，我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上个世纪那场文化灾难中的批斗啊。对了，你多大了？你自认为一个“合格的从业人员”，可做过几篇颇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可在什么门户网站做过新闻编辑？你口口声声“依法自律”，可懂得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可懂得国际人权公约，可懂得新闻的独立与自由法则？不跟你多费口舌了，我看你才是“必然要被社会所抛弃”的料！不但被社会，还要被这世界上每一个懂法理有良知的人所抛弃！（完）

 

诗人林辉，作为爱琴海网站的创办人和出资人，继3月16日发表《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之后，又在《观察》发表了长文《爱琴海，不是围墙中的海
》，通过对网站创办前后的回顾，进一步阐述了对当前发生的爱琴海事件的态度与立场──

 

爱琴海，不是围墙中的海
(观察3.16./博讯3.17.)

   
爱琴海网的诞生

对于熟悉爱琴海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人来说，谁都知道我们取名爱琴海的意义。对于对中国国情有着真实认知的海内外人士来说，谁都知道我们办这样一个网站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不曾想通过爱琴海网来实现什么“别有用心”的目的，我们一直努力着去公开且坦荡地告诉网民告诉全世界：我们需要不断进步！
    
在近、当代中国，“进步”则体现为社会的健康、文明的质量、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所以我们的核心宗旨是：“关切民族健康发展、呼唤自由民主精神、凝聚中国新文化力量”。基于我们的认识和身份，我们希望从大文化的层面上促进我们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蜕变，我们也发现一个民族的进步，根本体现为文化的进步、价值观的提升。
    

在当前的中国，进步要求我们敢于说出真话，除了人性的力量要求我们这样做，从诗性的角度也莫不如是。诗歌本身是存在的语言，它不受意识形态的障碍；诗歌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不是厚颜无耻型的歌功颂德。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在2005年8月先试行推出了论坛，继而是博客，并最终在9月28日推出了主页。虽然我们的人力财力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坚持以一个非营利性网站的品德面向世界，在网络财富风起云涌的时代、在IT神话不断美饰中国互联网的今天，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更需要的是真理的传播，而不是商业的泛滥，甚至商业与强权的结合。
    
爱琴海网的发展
    
在建网伊始，诗人力虹直接参与了战略性架构工作并出任总编辑。力虹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诚实的真理传播者。由于他的非凡努力，一大批作家、诗人、艺术家、学者、网络评论人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成为爱琴海网的共同主人。
    
在爱琴海的如诗时光中，让我们感谢他们对中国互联网文化或真理传播的贡献：北岛、邵燕祥、王燕生、芒克、潘维、伊甸、赵健雄、力虹、默默、张炜、沈泽宜、傅天虹、林静、泉子、何家炜、李浔、胡加平、泰王、浪子、维庸、江弱水、胡志毅、瓦瓦、小雨、柳营、郁雯、姚仁磊、陈永苗、李大苗、于仲达、羽戈、南方在野、天理、CHTIS、野渡、废话一筐、旷野孤狼、陈峰、黄秋远……他们，都是当今中国非常优秀的人。其中，当潘维写信给北岛时，北岛先生极其难得地答应了担任网站的文化艺术总顾问，并在爱琴海网中建立了博客，由于工作繁忙，日常上传工作则由网站工作人员有幸代劳，我们说北岛是伟大的，更多的年轻网民争相阅读北岛的新作与旧作；被誉称“朦胧诗教父”的王燕生先生自2005年8月爱琴海网之旅归京后与著名学者、诗人邵燕祥先生郑重谈及爱琴海网，邵先生欣然同意与王燕生老师一道受邀担任网站顾问。
    
爱琴海网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及时上传国内文化界的民间活动，发表作家诗人们的优秀作品、提携新生代文学青年，并面向海内外在2005年底举行“爱琴海杯•80后诗歌大奖赛”，在2006年初举办“绝望与希望――我看中国”杂文大赛，参与者甚多。其实早在2005年上半年，爱琴海网的前身“每日东方网”就举办了诗歌与散文比赛，以上所有比赛均不受任何费用，并发（或拟发）以奖金、证书。由于封杀，最近的两个文化活动将无法继续。同样的，爱琴海网与香港银河出版社联手的“中国桂冠诗丛计划”也被迫搁浅。
    
爱琴海网同样致力于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在网站主页重要位置及时转发或发表各地的受封锁事件，大量转发刘晓波、余杰、龙应台、秦晖、何清涟、王怡等人的力作大篇，及时转发了“冰点”事件的重要消息与篇章、王宾雁先生的消息与篇章以及高智晟写给母亲的信，首页的每周评论、专题专访、民间立场、思想前沿、时代导读、汉诗天空等栏目受到了网民们的喜爱。网站论坛同样开思想自由之风气、纳百川之观点，畅所欲言，有容乃大，其中蓝色道路、民间立场、宪政天道、文化批判、海上风云等栏目演绎着爱琴海的蔚蓝和自由。正是鉴于以上的原因和努力，爱琴海网迅速在中文人文网站中突颖而出，大批在原逗留网站备受意识形态箝制的精英网民们迅速齐汇爱琴海，欣欣向荣、真言广开的氛围自是点燃了有关主管部门的眼睛。
    
当爱琴海网第一次被封杀时，有关部门的指责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冰点事件的文章，要求予以删除；第二次被封杀时，有关部门特别指出了爱琴海网论坛的蓝色道路栏目，指责部分贴子过于敏感；直至第三次以新闻办出面的“终极封杀”，以大量报道、转贴了海外的新闻报道、含有大量非法不良信息为由。当日，网站总编辑力虹去电交涉，并试图沟通商榷，遭到官僚主义式的寒冷回应。
    
对封杀的意见
    
作为爱琴海网站的站长，我有必要就封杀回答一二。

一、 不合程序的关闭
    
爱琴海网依法取得中国信息产业部的备案，于2006年1月16日获得合法的ICP号：浙ICP备06003452号。备案过程中署有电话、地址、主办人名称、EMAIL。由于办公地点搬迁，原电话和地址确实无从查起，但是有关部门在突然封杀前并没有通过存在的途径——EMAIL向本网下达通知，更不必说商榷与异议。颇为可笑的是，恰恰是在封网后，收到关于“备案号已撤销成功”的仅此一句话。言下之意，没有了ICP号，网站自然就不合法了。有关部门的行为明显是不符合程序的。既然不合程序，那么该ICP号今后仍然是有效的，不需要再另行申请。
    
二、 不合人性的封杀
    
所谓转发或报道新闻，貌似不合法，但要看该法是否符合人性的原则、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绑架”了民众的利益并自居代言人。言论与传播的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要传播的内容与方式不危害国家的根本利益、社会的基本伦理。众所周知，我们民众的知情权并没有得到尊重与保护，新闻自由也还在开放与解禁的过程中，我认为现在要谈的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而是上层建筑先自我反省法的精神和法律的内容是否尊重了人性和时代潮流，认清一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本质区别。对于博讯网上出现的一篇“官方说法”的文章，由于文章并未署名，我只能把它看作意图代表官方的说法，或者理解为挑泼“官方”与网站的关系；对于该文中出现的隐藏威胁之嫌的语句，我也只能一笑了之，因为，我们向来是坦荡的，透明的，也不害怕威胁。
    
三、 不合情理的举动
    
正像刘晓波先生说的，爱琴海网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网站。其实我本人也是比较温和的，当然这是一种坚定的温和，也即立场和态度是坚定的，处理事情是温和的。我相信现代政治也应该是一种温和的坚定，对话沟通，绞合中推动。爱琴海网到封杀为止，至少还是在现行的宪法框架内进行的，不传播黄、赌、毒，不传播暴力与恐怖，不传播民族自决与领土分割，按意识形态的行话来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理应与网站日常管理者沟通解决，或以行政方式予以“劝戒”，提出要求。如此匆匆封杀，只会让公众觉得你心虚理亏。
    
四、 不合潮流的规则
    

一个现代的法治政府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不要落时代地认为政府只是代表权力，甚至代表极权。应更多、更好地为民众提供服务，对得起这份“租借的权力”。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应该也必须负责任地与我们网站沟通，同时，网站也要为注册网友尤其是博客用户负责。我们是非营利性的网站，尚如此把对方的利益牵挂在心头，更何况你们是拿纳税人的工资呢。我不希望让爱琴海的封杀事件成为你们意识中的“政治事件”，这对双方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虽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被认做是政治事件。我希望在程序的路线上、在宽容发展的氛围中、在技术操作的层面上妥善处理，或许这只能是我的希望而已，主要要看主管部门或当局的“胸襟”与“思想”了。由于《冰点》尚属体制内的刊物，封杀后重新开启，当局更不应厚此薄彼，背上一个“党同伐异”的形象。（完）

 

针对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封网恶行，林辉的坚信不移的态度与立场蕴涵在冷静、理性之中，宣布此举实为“一、不合程序的关闭，二、 不合人性的封杀，三、 不合情理的举动，四、 不合潮流的规则。”这是爱琴海网站自3月9日被强行关闭以来，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网站对肇事人和公众首次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2006.6.22.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