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覆亡前的八大征兆

    天欲亡之,必先征之;其未警醒,以其昏昏。

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覆亡之前,是有一些预兆的。若前苏联,若萨达姆的伊拉克,若东欧,若塔利班的阿富汗,亦若满清之中国、奥匈帝国等寺。

一、贪污腐败成风。贪污腐败乃是丧失一国之本的预兆。当贪污腐败成为风气,那么必然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按潜规则行事,而貌视国家法度。国家政令经贪官、恶官之手,必成为权力寻租工具。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满清政权灭亡前,连军费也被弄去盖园子。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海军不堪一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很多炮弹是假弹。而当时的海战中,几发炮弹可以决定局部战斗的输赢,也会影响士气。司法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失去最后的一个屏障。

二、百姓被禁声。没有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能说真话,那就只能说假话或选择沉默。周厉王动用卫国巫师当他的秘密警察,成功做到路无谤者,其结果是百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大凡在专制政权末期,其对民众思想控制尤其严格。老百姓不能正常说话,小道消息、谣言就大行天下。

三、贫富差别过大。有一种基尼斯系数是来表示贫富差别的。历史上,当基尼斯系数超过0.4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状况。中国目前的基尼斯系数已达0.452,国家尚算稳定,但不可不警惕。少数人掌握国家太多财富,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四、安全感的丧失。刑事案件不断,偷盗、抢劫、杀人事件不断,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而私刑泛滥,那么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警察机器,就得不到尊重。若警匪勾结,或警察的所作所为就像土匪,那么就更糟。

五、民不畏死。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人都难免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若百姓认为生不如死,或生死无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一定出问题。一群人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尊重,他将变得十分可怕。形成这样的人群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文化上的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群人最容易变成暴民。

六、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外强对抗,却又不自量力,那只要适当的国际环境一经形成,那就必然灰飞烟灭。夜郎自大的教训,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萨达姆的伊拉克曾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美国入侵,仅以一二千人死亡的代价,就让拥有2500多万的一个国家的强势政权被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强权的威胁。

七、经济增长停滞。经济上出了问题,基尼斯系数又过高,那么国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一国大量出现失业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专制社会统治者必定采取更为专制的手段控制国家。但国家到了这个起步,一夜崩溃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八、社会形象极差。政府让老百姓看不起,心怀愤懑,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那么这个国家政权是一定有问题的。

令人惹笑的是一个政权越是到其末期,越会粉饰太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然,并非有了一二个忘国征兆,这个国家的现政权就立即灭亡。但在出现亡国征兆时,统治者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那么,亡国只会是时间问题。

天津官场大地震:中共十七大权力斗争序幕?

苹果日报报道,中共围绕明年十七大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已拉开序幕,肃贪风暴因此愈刮愈烈,继北京、福建等地有一批官员被「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后,天津亦出现官场大地震。当地政商圈盛传,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日前已被「双规」,主管城市规划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陈质枫等官员也因涉嫌房地产问题正接受调查,但目前仍享有「人身自由」。

被双规检察长「天天燕鲍翅」

当中,李宝金被指替情妇在房地产市场牟取巨大利益,因证据充份而在上周被「双规」,有人形容他为「天天燕鲍翅,夜夜当新郎」。

而任职天津滨海新区主任、在市委常委中分管房地产的皮黔生,亦传闻因家属在房地产项目上取得巨大利益而被调查;身兼天津市规划和国土局局长的副市长陈质枫,则因天津市房地产的一系列问题而接受调查。陈质枫多年的老拍档、刚在今年一月退休的市规划和国土局副局长马百祥,据悉已在上周外逃。

天津市新闻办昨日接受查询时,否认陈质枫「出事」,并说他下周还将出席当地举行的国际会议。而天津市政商圈人士表示:「陈质枫是市委书记张立昌的人,要动他有难度,但是他主管城建和房地产项目多年,没问题才怪。他和某某房地产公司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称,陈质枫等仍处于协助调查的阶段,会否被「双规」,还要视乎收集的证据,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控。

管城建副市长挺最大地产商

据了解,现年56岁的陈质枫,多年来一直分管城建和房地产项目,被天津人戏称为「陈大拆」,说他走到哪儿、政府就拆到那儿。而现年55岁的皮黔生,上月已有「出事」的消息流传。不过,他们两人上周仍公开露面。

陈质枫一直支持号称天津最大地产商顺驰集团来港上市。2003年底,他曾与顺驰董事长孙宏斌在深圳会见中港传媒,大力唱好顺驰。不过,顺驰至今未能在海外上市,还因过度扩张引起资金紧张,令同行哗然。

寸草的特稿说,短短半个月,中国官场上先后出现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双规」(在规定的地点、时间交代问题)、福州官场大地震、福建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周金伙外逃、首创集团老总刘晓光接受审查、天津市多名官员相继出事,「你等看,接下来全国各地还会有一批官员陆续被『双规』」,熟悉国情的消息人士对笔者称。

权力斗争「牺牲品」

据悉,由于全国各地正展开换届工作,加上明年举行中共十七大,为重新分配利益,各地各部门派系斗争正酣,「许多倒下来的官员都是权力斗争『牺牲品』。」

曾在官场任职,现为学者的友人,庆幸自己早年脱离官场,否则也许没有好下场。他感叹,因为体制的问题,身在中国官场,许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要是清高的话,根本做不了事;不『埋堆』的话,会被排挤;但站在任何一边都会有风险!」

话说,有个海归派,早年一心要报效国家,被中央安排出任某大城市的副市长。但他每日在诚惶诚恐中度过,「没有一天睡得好觉」。他形容「一入官场深似海」。至今,仍担任副市长的他,虽有意离开官场,但最终不获组织部批准。

「不服气」商人告状

此外,近期令官员们感到不安的另一件事,就是许多「不服气」的商人频频到中纪委告状。话说,某商人先后「使」700多万元委托深圳某领导帮他弄块地。

结果,该领导收了钱,不但没替他做事,还把项目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商人为之气结,并怀疑对方吃两家茶礼下,向哥们诉苦。哥们随后找来在中纪委任职的另一个哥们,协助商人把揭发该领导的黑材料递交上去。而该领导的下场如何,有待分解。

刘晓波: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6月17日,改革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人权会议,五位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受到国际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培训活动。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受邀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尚属首次。

此前的5月13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权利委员会也首次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的报告。报告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早在2001年就在中国生效,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履行公约规定的内容。为此,报告对中国人权状提出三十点建议,敦促中国废除劳教制度,解决对政治庇护申请者、民工、妇女的严重歧视问题,有效地执行禁止童工的法规,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和改善农村的福利,关注“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和重大矿难频发等问题。

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两个首次,与美国、德国、欧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新转向一起,凸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新姿态——既重视与中国官方的对话,也重视对民间维权力量的支持。

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首次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民间人士余杰、王怡、李柏光。会谈重点是敦促中共政权改善宗教自由严重匮乏的现状。

5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北京期间,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会见揭发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及另外两名维权人士韩会敏及魏伟,凸现了德国政府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5月22日,在每年一次的欧中人权对话前夕,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外交部人权专员邀请正在欧洲访问的大陆民间人士焦国标会面,了解中共新闻管制的具体情况与中国民主人士维权运动的进展。

5月20至24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到访中国,在北京会见了两名曾经遭受牢狱之灾的法轮功学员。6月4日,这位副主席致信高智晟律师,既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又公开敦促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同僚们和全球自由选举出的议会都来系统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提供帮助。

此外, 4月30日,陈光诚先生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一起,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让全世界知道这位中国悲剧中的盲人英雄,也说明国际知名媒体对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支持。

然而,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维权力量的关注和支持,还是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并没有让中共政权一贯的敌视民意和迫害人权的行为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中共现政权非但没有表现出改善人权的诚意,反而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不断采取黑社会手段来迫害民间维权人士。

在受邀参加会议的五人中,浦志强、李健、李柏光得以成行,而滕彪先生和刘正有先生却被迫无法前往日内瓦。特别是刘正有先生的遭遇更为触目惊心。

多年从事草根维权的四川失地农民刘正有先生,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的4月16日,刘正有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此次会议,但他在首都国际机场遭到北京警方和自贡当局合力拦截,并于6月17日深夜被绑架回四川自贡。

刘正有先生被绑架回家乡之后,当地警方又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以2005年4月20日他参加过非法示威为由,两次传唤刘正有先生。他在自由亚洲台采访时说:“ 今天下午我去了,不去不行,他们来了12个警察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的要拉我去,还全程拿了录像机跟踪拍照。而且明确告诉我05年420非法市委事件已立案侦查,所以不让我出国。这十分荒唐,因为这事已结束一年多了,早不传讯晚不传讯,在我出国之前才传讯。而且在我失去了人身安全37小时以后,被带回自贡公安局才开传唤证。以这个理由掩盖在机场非法劫持我的理由,阻止我参加这国际人权会议。”

为此,刘有正先生已经公开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人权服务”发出“紧急求救信”,抗议中共政权及其地方当局无视并肆意践踏人权,请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人权服务”给予高度关注,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大陆与会者的人身安全,立即制止自贡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派员调查这起侵犯人权的案件。

不久前,中国刚刚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向世界作出改善人权的种种承诺,然而,中共地方当局却肆无忌惮地迫害受邀参加人权大会的维权人士刘正有,无异于中共现政权的自打耳光。什么“依法治国”,什么“与国际接轨”,统统是一钱不值的“脱口秀”而已。也就是说,中共政权仍然与国际社会玩弄着惯用的两面手法,一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高谈阔论着如何改善人权,如何健全法治,另一面却在国内肆意地践踏人权和执法违法,甚至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恶法”都不遵守。

一直以来,联合国人权机构远远没有发挥出改善国际人权的作用,与联合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很不相符。面对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对本国人权的肆意践踏,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不但形同虚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独裁者们的避难所,甚至让独裁国家成为国际人权的监督者和仲裁者。所以,联合国才在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声中不得不进行改革,用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替旧的人权大会。

现在,新的人权理事会正在召开第一次大会,自贡警察在首都机场绑架刘有正事件,的确是对新的人权理事会的一个考验,可以验证出这一新机构是否已经变得名实相符。如若人权理事会不敢对中共践踏刘正有和滕彪的基本人权的野蛮行径直言不讳,不回应刘正有先生的“紧急求救书”,那么这将是新的人权理事会的开门耻辱——既是在纵容肆意践踏人权的独裁中共,也将严重损害这一新的人权机构的权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陈述必须改革人权机构的理由时所言:“除非我们对人权机构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法重建联合国组织的公信。委员会日渐衰退的威信已经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对其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

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想向世界证明自身的公信力,为重建联合国日渐衰退的威信作出贡献,那么,请从对刘正有先生人权个案的切实关注开始!

2006年6月2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施国英:小议性和金钱与权力之关系

无须讳言,自人类社会从群婚状态进入契约式的婚姻制度以来,性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一种商品化的物质形态,不可避免地和金钱与权力挂上了钩。然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东方和西方,性和金钱与权力的关系之演变却象两辆反向行驶的列车,渐行渐远。

在西方社会,虽然从古罗马时代开始,王公贵族和巨富商贾也骄奢淫逸,酒池肉林,偷情通奸,娼优娈童养了一大堆,但在法律上确定的一夫一妻制却是不容挑战的,哪怕帝国的皇帝,要娶新欢为妻,也要先和旧爱离婚。伟大者如拿破仑,在娶奥地利公主之前,也不得不和红颜知己约瑟芬做个了断。而且在偷情通奸的权利上,男女倒是一律平等。19世纪的法国贵族女作家乔治桑,就以她的金钱与权力,当然还加上她的浪漫与多情,造就了天才作家缪赛和一代钢琴大师肖邦。大家不要以为姐弟恋是什么现代社会的时尚,时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古的代名词。风水轮流转,历史循环走。

反观东方社会,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就不多说了,免得被追杀。还是拿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祖国举例吧。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个个都是合法的妻妾,至于白头宫女一辈子未被宠幸的落寞哀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不佳,加上古老中国野蛮的太监制度,断了深宫怨妇红杏出墙的可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国,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地主老财,三妻四妾是家常便饭,小菜一喋。乃至到了名义上男女平等,法律上一夫一妻制的所谓共和国年代,由于祖国政府扫黄能力全球一流,当政府代表骄傲地向全世界宣称:我们已经消灭了万恶的娼妓制度,所有受压迫和受污辱的中国妇女获得了解放和新生,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创举的同时,中国人民集体性压抑的噩梦也开始了。(顺便插一个蒙太奇镜头,天安门城楼上响彻云霄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口号落下没多久,中国人民的膝盖就全都跪倒在地了,不肯下跪的,轻者大牢侍候,重者人头落地) 。

虽然,从这边厢看那个时代,性和金钱似乎是脱钩了,但那边厢,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好戏也在上演。上至党国领导人,军队首长,下至小县小城的头头脑脑,休掉黄脸婆,改娶娇新娘。休不掉或不方便休的,找几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和小护士就好了,而且想找多少就找多少,没人敢阻拦。天下都是老子打下的,玩几个女人,太小儿科了。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为毛夫人江青鸣点不平。据画家兼作家的郁风老前辈回忆,年轻时的蓝苹和后来的江青完全是两个人。虽然因为认识年轻时的蓝苹,郁前辈在文革时蹲了一回秦城的大狱,但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谈起江青时,依然态度客观公正。看,这就是真正有教养的中国女人的善良,宽容和有风度。我那时就在心里骂,那些中国所谓的伟大男人真不是东西,把自己的女人逼疯了不算,还要累及无辜。难怪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至今还当着中国男权兼极权社会的替罪羊。什么时候,历史才能在中华大地还原本色?

有意大利人说过,一切历史就是当下的历史。不愧是古罗马文明的后人。当代法国极有争议性且以绝望和沮丧著称的作家沃尔贝克(MICHEL HOUELLBECQ) 曾经在他小说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他说大部分西方男人,特别是有钱的西方男人,在勾引女人的时候,希望女人上钩是由于男人靠其自身的某种魅力,英俊也好,有幽默感也好,或者是聪明,会体贴人等等。什么原因都行,但希望和钱字无关。绝大多数西方女人也认同这个游戏规则。(至于挂钩后,又擦出火花,那时再黄金白银奉送美人都无怨无悔,整一个爱你没商量—–此句为施国英插注) 。但在中国社会,男人靠金钱征服女人,被视为天经地义,男人也以此洋洋自得。(这和花钱消费无甚区别—–施再插注) 。而绝大多数中国女人,包括自以为良家妇女和有小资情调者,对男人的金钱攻势也视为理所当然,坦然接受,只是凭借自身资质,在价位上讨价还价一番而已。提请诸位看官注意,沃尔贝克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是全人类的批判者。无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管中国人还是阿拉伯人,通通是他批评的对象。因为洞察人性(心) 而悲观,因悲观而绝望,又因绝望而沮丧。好在,他还写书。

放眼当今世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地方象中国社会,性和金钱与权力的的勾结是如此紧密,如此明目张胆,哪一个大款身边,没有几个小蜜?哪一个贪官污吏背后,又少得了一群情妇?这种病态畸形的极致竟然发展到小学生在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的赠言是:祝你将来发大财,做大官,多包几个二奶!已经是喝“狼奶” 长大的祖国花朵,还要每天呼吸着恶浊不堪的社会风气,真是令人不敢想象这些花朵以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恶果。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病如膏肓的祖国?

2006年6月21日于悉尼

──《观察》首发

余世存:人类的一切都是小王的

  小王跟他的父亲老王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然小王内心里很看不起父亲,发誓要跟老王不一样,不仅要超越老王,而且要干大事业,做大人物。老王当年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时就曾串连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老王对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一谈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老王就热泪盈眶。

  小王打小熟知老王的这一段经历,心里很是神往。十来岁时,天安门广场出了事。老王激动了几天,就大骂学生们少不更事,要是他在广场,将会不一样的。事件过后,老王跟主流保持了一致。小王开始以异样的心理看待父亲了。十多年后,老王走在主流的前面,坚定地以毛的阶级分析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并捍卫邻居金二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在全社会一片向钱看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大潮中,他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但老王并不迂腐,他也上网,开博客。他接受的信息甚至丰富得很。网上有很多人骂老王,劝老王,苦口婆心地教育老王,但老王从来不以为耻,而以为自己反潮流的光荣。

  逆反的小王早已看不惯父亲的丢人之举。他一再想,老王不是遗老遗少,并不迂执,那么他的一生算怎么一回事呢?他是帮凶帮忙帮闲三帮分子,还是反人类反社会的罪人,是一个混世的投机者,还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小王想不通,只是以老王为羞,他知道老王是中国特色,是中国出产的一种怪胎。老王的名声越传越远,甚至受到金二驻华办的宴请,他穿戴整齐地在金始、金二的像前留影,荣耀地贴到网上。再一次让网友们笑倒。小王在家里看到照片时还不以为意,但看到网上的老王尊容,羞愧得要死。

  老王在一家大专院校任教,其实相当于混事儿。但他因为反潮流,倒也有了不少出场、走穴的机会。市场需要怪物。媒体们的势利使老王更加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是个对历史负责的人物。但他读了那么多书就像没有过脑子一样,他脑子里只有毛等人有限的格言。有一年,老王到草原上开会。遇到一批自由化分子,在机不可失的情况下,老王教训了半天知识分子,大家听了一个钟头,有人忍不住说,这么不知所云地说了半天,眼里还有无别人,每个人的时间都宝贵,也得让别人说说话吧。晚上喝酒,老王借酒要以和为贵,一书商教训老王,说你不要到处现了,老王大醉之中大怒,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以为我浅薄,没有学问,今天咱们试一试,看谁没有学问,我能把毛的语录从头背到尾,你们谁会?……众人目瞪口呆,无以对答,但听老王背语录了。

  凡此种种,小王都深埋于心,不愿回首。他早早地离家读书,心里与父亲划清界限。他关心时事,但在网上遇到老王的名字即跳过去,决不看一眼。他自觉换了一人。他想,他一定跟父亲不一样,他不是只图自己名利,因为他关心的是社会的进步。他痛恨社会的不公,对腐败之事百般诅咒。他认为这一切都跟自己有关。

  小王唯一难受的是自己不能很好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他有时很羡慕那些倚马可待的才子,能写出那么好的文字。他关心海湾问题、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的危机,也关心台湾的蓝绿问题,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爱讨论美国的衰落、恐怖主义的敢作敢为、中国的崛起,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同情出租司机们的弱势地位,他又痛恨司机们的逆来顺受。他跟朋友见面总有得聊,时事让他滔滔不绝,他成了相当出色的时事评论者。但他有激情抒不得,这怎么行,他以半年的时间习读古诗词,果然,再遇到国家大事社会不公时,他也能以文白之句来写心中的感情了。他经常把诗发给朋友们看。朋友们看了他写诗嘲笑腐败代表、搞笑明星的诗,都觉得好,有良知、有正义。以天下为己任啊。他们都对小王刮目相看,认为小王写出了他们的心声。奥组委征集歌词的时候,小王苦思冥想,说有这样大的庆典,怎可无他的诗,他要为08奥运的盛世大典写点儿什么。朋友们都称道他,社会的志愿参与精神在当下中国已经难得。六月初,小王又写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诗章,自由之情溢于言表。

  但有一天,一个朋友看不下去了,他跟小王争论,对小王说,你关心那么多干嘛,你整个一个不曾做稳奴才位置的人瞎起哄。小王生气了,他说,世界是我们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管,谁管?朋友笑了,你干脆说,人类的一切都是小王的好了。什么是你的?你以为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吗?这条街是你的吗,这个小区的房子是你的吗,天安门是你的吗,奥运是你的吗,你自己过好了吗?你真的想像你的父亲老王那样,寄生在这些你的我的上面吗?

王德邦:切实改善本国人权是对国际人权的真正贡献!

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作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国参与此次会议。为此国内一批所谓人权专家附
声曰:“这体现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的一
贯立场,将会为国际人权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为国际人权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是体现在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
届人员与参加首届会议的积极性上,还是应该体现到切实改善本国人
权的状况上?这是笔者很想追问的。如果一个政府连本国的人权都无
心改善,那对国际人权的贡献就只能是金钱的赎买与利益的交换。或
者说一个本国人权劣迹成山的政府以为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成
为其中的人员就给国际人权做出了贡献,那么这种贡献是极其危险而
应引起国际国内高度警惕的。

试想一个政府面对同样受邀参加本次会议的民间维权代表中国政法大
学的滕彪与四川失地失房维权代表刘正有时,不是包容,而是采取威
胁、拦阻、甚至拘押的方式以迫使其不能出席大会。这样一个连自己
的国民去参加个人权会都惧怕而不敢面对的政府,怎么能让人相信其
有真心实意改善人权以对国际人权做出贡献呢?

同样,在中国近年来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极权统治者到处瓜分国有
资产,到处搜括民脂民膏,导致社会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在农
村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在城里出现了大量失房市民,在企业出现了大
量下岗工人,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公权的侵害,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
的生存条件,并且由此而引起的上访上诉还被扣以各种罪名拘押重
判。如本月福建省失地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居然被以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更有甚者,在广东汕尾农民为了维护自身
土地使用权而抗议,结果遭到当局动用武警开枪屠杀,具体死伤人数
至今仍无法统计。类似情况在四川汉源、陕西三岔湾、河北渑油村都
有发生。如此公民在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情况下都会招致被关押、屠
杀,这样的政府怎么有资格言说给国际人权以贡献呢?

再有近月以来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表达对时政的一些意见,同时
批评当局的一些侵权行径的许多异议人士,他们本来是践行一个公民
的基本言论自由,结果竟招致被当局判刑。如南京的杨天水,四川的
许万平,山东的任自元、李建平等等,他们完全因践行自身人权,却
遭遇无妄之灾,失去人身自由,如此国度在侵犯人权上尚无止境,何
以能指望它给国际人权作出贡献?

尤其近月以来发生在山东软禁、绑架、拘押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事
件,更是彰显出中国的人权状况。陈光诚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完全依
从中国司法途径来解决当地政府的一系列侵权问题.他依靠的是事
实,凭借的是法律,居然屡屡遭到地方政府的忌恨,先被非法软禁半
年,后又被秘密绑架失踪三个月,到本月11日,当地政府更是在国际
国内共同观注下,公然以涉嫌毁坏公物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对其予
以刑拘,并且还准备进一步将其判刑入狱。如此一个盲人因维护自身
权利,同时义务帮乡临依法讨要公道,竟然被当局公然如此野蛮地剥
夺人权。面对这样一个视公民人权如草芥的政府,竟然能大言不惭地
说出为国际人权做出更大贡献。

一个野蛮侵犯自己国民人权的政府,在国际人权大会上却可以道貌岸
然、厚颜无耻地大谈人权贡献,这不仅是对人类人权概念的玷污,而
且也是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极大嘲讽。如果如此人权上为恶的政府
都可以说是给国际人权的贡献,那人类人权事业的未来还有什么盼
望?中国国民怎么还能指望国际文明世界能给予这灾难深重的民族以
帮助?

为了让人类真正享有人权,为了能及时制止那些对人权野蛮侵犯的暴
行,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正成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维护
世界人权不受侵犯的有力机构,我们建议对一切加入人权理事会的国
家要严格审查,以他们自身人权每年的改善进度作为其是否有资格担
任理事的考核依据,并且这种考核应该以其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为
准,同时对那些存在严重侵害国民人权污点历史的政府要责成它认罪
悔改,试想一个没有悔改的政府怎么会有改善人权的诚意?一个没有
改善人权诚意的政府又怎么能指望它给国际人权做出贡献?

所以只有切实改善本国人权状况的政府才能是真正给国际人权做出贡
献的政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衡量的标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
应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辞。

力虹:评欧美对华立场与政策的转向

前些天,与几位朋友聊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对华立场的鲜明转变,不禁感慨万端。他们也提到了我刚刚发表的那篇《欧洲的醒悟与责任》,认为,这种“醒悟”虽来得过迟,但毕竟难能可贵;从全球对共产主义最后一役的战略来看,欧美的立场转向也许正包含着天意,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不光彩的欧盟与法国

二战结束以来,西欧诸国非但没有积极支持冷战,反而迟迟走不出对极权暴政的恐惧,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屡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军政府镇压团结工会之时,美国对其实施了经济制裁,而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前苏联经济时,法德领导人却偏偏加强了与莫斯科的生意来往。他们才不在乎还有多少无辜的人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成批成批地死去。

欧盟起源于1953年由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的《巴黎条约》,它的成立最初是为了发展经济,后来却被希拉克和施罗德这两个政客当作对抗美国的政治工具,并且为了在欧盟内部称霸。此二人联手排挤英国,以达到控制欧盟来与美英作对的目的。

“9.11”之后,在美国为主导的反恐斗争和推翻萨达姆的行动中,由于法、德为首的欧盟对美、英大唱反调,公开充当阿拉伯世界的“忠实朋友”,令恐怖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在伊朗核事件中,希拉克操纵下的欧盟在与伊朗的谈判中一直施用“轱辘战术”,姑息养奸,让伊朗这个“流氓政权”在和美国的对抗中有恃无恐。更有甚者,头号恐怖分子哈巴斯上台后,自由世界断绝了对巴勒斯坦的经援,而欧盟又宣布以“人道”为理由援助哈巴斯3,400万欧元。

欧盟的见利忘义和道德败坏的行径在其对华政策上更是登峰造极,简直到了丧尽天良,千夫所指的地步──法国总统希拉克多次公开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在他的带动下,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们宣称: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表示“信任”,是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要不是美国的竭力反对,欧洲的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怕已经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对外恫吓世界和台湾,对内镇压民众、屠杀同胞的武器库。

为了掩人耳目,婊子的牌坊还是要立的。近几十年来,欧盟与中共政权一起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人权对话”的游戏。可是就在这样的游戏中,一拔又一拔的西方国家政要(包括联合国官员)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在觥筹交错中签署了无数个人权交换利益的合同订单!5月25日,在刚刚结束的欧盟与中共的第21次人权对话骗局中,欧盟再一次对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予以肯定,默认了北京“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的谎言。难以想象作为自由理想、人权价值发源地欧洲,竟会在道德的底线上堕落如此,竟会自觉地来充当一个独裁暴政灭绝文明、虐杀人权的遮羞布的角色。至此,希拉克的法国和法德操纵的欧盟几乎已经走到了人类正义的对立面。所谓物极必反,他们遭到文明世界和世道良知的唾弃也是必然的。


美国的立场逐步淸晰

美国在二战后冷战的惊涛骇浪之中,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起了战胜邪恶帝国,拯救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里根总统在苏联貌似空前强大的时候,就发出了天才般的预言:“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

里根的伟大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的美国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给前苏联及其东欧的三亿多人民带来了自由。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当年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坚决反共的世界领袖,苏联这个超级恶魔必将还会顽固存在,世界的一半还将继续挣扎在黑暗和罪恶之中。

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却走过一段不短的弯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出于遏制前苏联的战略利益考虑,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当他握住周恩来伸过来的手时,全世界惊叹“坚冰已被打破!”从此以后,与邪恶中共“保持接触与对话”而不是坚持正义的对抗,似乎成了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此时的美国实际上是无暇东顾,才无奈地选择了这一有待历史评估的权衡之举。

2001年9.11恐怖袭击,彻底惊醒了美国人,也重新唤起了他们心中伟大的自由主义理想和里根式的对于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神圣责任。在成功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布什的眼光已经从单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转向根除专制政权残余,已经开始将战略方向向东亚转移。布什一定清楚,能否成为里根的接班人,取决于能否将中共政权这个世上仅存的最大的极权暴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这一坚不可摧的意志已经昭示无遗。

从2005年开始,美国政府终于能从反恐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中共进行重新评估,并及时扭转了所谓“对话机制、伙伴关系”的软弱政策,明确了新的对华立场。这个政策由了不起的莱斯国务卿为主导,让全世界、让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为之振奋。莱斯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为世界自由事业开辟前进的道路,美利坚义不容辞。”莱斯强调“在今天的亚洲,民主已成为普遍的现实。当然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但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成为例外!”

至此,美国终于走出了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的暧昧的阴影,重新举起了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大旗,告诉世界:独裁专制主义好景不长了!


欧美联动掀起民主风暴

今年5月,胡锦涛访美带上的162亿美金的礼单,终于首次失效。回响在南宫南草坪上的一声怒吼,不仅震惊了全世界,我猜想这一声音,也许恰恰是布什和莱斯他们所愿意听到的!因为就在这次被美国政府降低规格的非“国事访问”前,白宫已经安排好了布什与大陆人权活动人士会见的日程。这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执政之后,白宫首脑首次会见中国民间异议人权人士,并超过了“布胡会”的时间长度。从这次异乎寻常的会见中,美国政府的态度与立场昭然若揭。我相信,这次会见的意义将在今天正义与邪恶的决战中,逐步凸现出来。

紧接着是德国新任女总理梅克尔,在事先与布什交换意见后,这位成长于东德黑暗时期的女总理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名作者以及多位民间维权人士,这也是近十年来欧洲大国领袖首次在中国会见异议人权人士。我当时将这一事件评论为“欧洲大国跟在希拉克屁股后拿人权作交易的龌龊时代结束了。”

梅克尔女士的言行立即得到了莱斯女士的坚定响应,她及时表示:“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引导中国民主改革”,“中国在追求经济成长之际,无法阻止民主改革”。她进一步强调:“这项美国政策,伴随开放中国庞大经济市场的施压,将支持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

让我们记住,现在站在世界公义最前列的是两位天使般的女性!

德国新总理前脚刚离开,现任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飓风般地进行了一次“北京真相之行”。在美国人士的安排下,他成功会见了遭受残酷镇压的法轮功人士。十年前,爱德华先生受欧洲议会委托,曾为欧盟与中共的战略关系撰写过报告。当时他已收集到了大量的罪证资料,但十年后的中国现状更令他震惊与感慨:“十年之后,令我伤心的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在那里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宗教自由被严重剥夺,而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过程,坦白的说是微不足道。”

离开大陆,爱德华在香港的一个集会上,对欧洲以往的对华政策作了反思,他表示,10年前他曾经读过欧洲议会一份报告,当时正是欧盟与中共建立了所谓策略性伙伴关系之时。在1989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欧洲禁售军火给中共,不过实际上,很多欧洲国家都曾出售武器给中共。他对此深表遗憾,并经常批评欧洲国家与中共“如常做生意”的做法。这位欧洲政要不但是第一位亲自会见法轮功受害人士的西方政治家,并且首次代表曾经道德亏欠的欧洲向中国人民表示了道歉与悔悟!

梅克尔和爱德华的作为无异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它标志着欧美“犬儒主义”时代的终结,预示了一场基于认清极权本质和中国现实苦难、由欧美政治家联手掀起的民主化风暴,已经开始来临。


北京奥运将成为一个契机

如果说冷战时期是自由对抗共产,那么现在是正义抵抗邪恶。中国新极权主义的“不二法门”是首先用暴力垄断国内的市场和资源,然后用这些垄断资源和市场去收买国际资本的合作,交换民主国家的妥协。反过来,这些合作和妥协可以让其国内的专制苟延残喘。这种一手拿刺刀占有国内资源,一手拿金钱贿赂国际公义的新极权模式,曾经在世界上屡屡得手,让美国人也束手无策。

但是这种伎俩现在已经被欧美看穿,并迅速付诸实际行动。首先,全球民主国家支援中国民主化的预算将大幅度增加──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宣布将通过1.42亿欧元预算的项目,通过与地方组织的合作,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民主发展。欧盟官员说:“欧盟主张这样一个观点,即不能出口民主,但可以去促进和协助民主的过程。” 美国国会在新的年度计划中,同样也提出了一个援助中国民主化项目预算。此项目预算如能通过,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来说,将无异于雪中送炭。

其次,曾经一手推动东欧民主改革的“民主先生”爱德华目光如炬,北京之行后已经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极端严重的侵害人权谋取暴利的指控属实,那么奥运会就不可能在中国举行。 6月10日,他又公开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暴政》的署名文章,文章概括了他近期中国之行的亲身经历,指出:“随着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德国顺利进行,在地球的另一侧北京正准备举办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如果我最近在那里从曾被监禁者处所听到的属实的话,那么文明世界必须摒弃中国。” 在揭露了与他见面后旋即遭到新的迫害的法轮功人士的遭遇后,爱德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北京方面认为以这种方式来准备奥运会,那他们就打错算盘了!”

对于中共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性命攸关──对内,它可以藉此通过举国体制进一步镇压民主与维权运动;对外,可以借此粉饰太平,确立“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并趁机吸引投资,扩大商机,从而延长、顽守它的专制统治。这是一剂它渴望已久的强心针,但同时何尝不是一柄双刃剑?鉴于1934年墨索里尼世界杯与1936年希特勒奥运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惊世黑幕,我相信美国和欧洲主流社会决不会默认陈规,坐视不管。从目前看来,爱德华先生的发声只不过是不久之后“全球抵制北京奥运”的前奏。西方民主国家必然会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契机,采取种种强力措施来打“奥运牌”,来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知耻者近乎勇

欧洲(包括美国的部分政治家)已经对自己以往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面积的、不耻于人类的人权灾祸,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并实质性地调整了他们的价值立场与对华政策。

孔老夫子在《中庸》里说:“知耻近乎勇”。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当着全世界的面,用红布裹包艾菲尔铁塔的罕见礼遇,迎接东方独裁者之丑剧上演后,当中国大陆不断传来骇人听闻的超法西斯暴行之际,布什、莱斯、梅克尔和爱德华他们一定是感到了深深的“耻辱”与“悔悟”,于是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并联起手来,像当年在纳粹帝国淫威下,美国和欧洲国家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共同抗击邪恶势力,背负起拯救人类文明责任那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

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的美国,这样的欧洲!

2006.6.19.–20.宁波

──《观察》首发

黄河清:刘国凯教我“三年文革”、 “人民文革”理论——兼致刘国凯公开信

刘国凯在我的一篇小文里看到我自承是文革时的“造反派”后,给我来信来电话,大赞我当仁不让,不怕非议,语重心长地劝我与他一起搞文革研究。此后,国凯总是把他的文革研究文章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如此认真负责地研究文革史。我自己于理论研究十分隔膜、浅薄,但文章还是看得懂的。国凯对文革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对他关于造反派的深刻分析、独立见解,则十分佩服。因为我自己就是造反派,很能体味“人民文革”或“文革人民线索”论。

我知道国凯与澳洲的杨曦光先生是好朋友,他说,杨曦光当年有个感叹:文革造反派拒绝57年右派;79民主派歧视文革造反派;89民主学生排斥79民主派。中国的民主能量总在断裂之中。这个观点,我有很强烈的同感,曾在与王策合著的“邓小平的盖棺论定”一文中写过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话:“邓小平扼杀民主运动每次都获得成功,除他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诸原因外,还有很重要得一条,,那就是他十分准确地利用了民主运动的弱点,即每次民主运动都十分奇怪地无视一以贯之的历史:89‘民运的学生认为’79‘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愿沾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79’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则视57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总之,每次民主运动都自行断裂历史,孤军作战,从而不能汇成统一的民主大军。反之,邓小平等中共当权派可从来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纯洁’、‘清白’,只要你向他们争民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概在铲除之列,无论你是‘57’、‘文革’、‘79’、‘89’,一视同仁,统统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1967年,我在新疆石河子坐公安局的牢时,大唱语录歌革命歌曲,且会在牢房里自言自语高声朗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之类的豪言壮语。隔房也单独关押的犯人经常敲墙打电报想与我联系,我从来不屑理他。因为放风上厕所时,我在门缝里看到这是个胡子很长的老人,就以为他是真的犯人,真的反革命,与我这样真正的革命者、毛主席的红小将“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这种幼稚和愚蠢其实至今还存在于许多人的观念中。

国凯把这些“人民文革”观的深层意义挖掘展示,作出了理论的归纳总结,我怎能不深深感佩呢!?

就在这次柏林会议前不久,我与他还有一次关于文革研究的通信:

国凯:你好!

大作拜读一过。我是基本同意你的文革史观的。可惜我于理论研究隔离陌生,不能多说什么。要修文革史,先要修各省的文革史,先要修各市各县的文革史。要以史料为基本依据修史。这些属于常识的意见至今仍需反复呼吁,可见修文革史的艰难。你在做十分有意义的事。西班牙的XX对文革史很有兴趣,他是北师大与谭厚兰同时的人。我把你的文章转发给XX.希望你们能直接讨论交流。

河清2006-04-12

国凯语重心长地劝我一起搞文革研究,我自知不是这块料,总是反劝他继续作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收到过国凯写的两本书:《封杀不了的历史》、《草根蝉鸣》。我赋联谢曰:

草根蝉鸣传异邦大地丛莽狮吼醒故国神州

这幅联语非泛泛谢词。国凯自谦“草根蝉鸣”,我则誉其“三年文革”、“人民文革”观乃振聋发聩之空谷足音。有爱尔兰友人喻智官写文革小说《福民公寓》下问于我,我向喻介绍刘国凯“三年文革”

论,喻说:三年文革最早是XXXX提的。我则顽固地说,就是刘国凯最早!因为我未见有谁象国凯那样痴迷、那样执着、那样忘我地研究文革。

我与国凯也吵过架,那是为他的一篇文章话不投机而起的,记得是因我对各省各地造反派的历史认识与他叙述的不同而说了些很偏颇的话。他似乎有点生气,不愿再继续讨论下去,就明令打住,不必再说了。这在把文革研究当成生命的国凯来说,很不寻常。其实,我是太随便了,凭印象随口那么一说,根本没去查资料考证,绝无他的认真负责。对此,我至今犹觉歉然。

我们还有过筹备创办“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的一段历史。那是1997年,我穿针引线,西班牙和美国的几位朋友成立了“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王策任会长,国凯任副会长。非常可惜,这个研究会无疾而终,只有国凯孤军奋战,默默地继续着中国文化革命与民主的研究工作。最近,我将这个研究会的设想商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其他同仁,都没有积极的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会有人愿意搞这样一个研究会,使国凯在旷野里的呐喊多一点回声,不至太过寂寞。

国凯是老实人,古板的不行。前年元旦,我在网上给朋友们发了一条贺辞,用学来的方法挂在了巴黎的爱菲尔铁塔上,戏称自己花钱雇人挂的。国凯竟信以为真,三次询问,怎么解释也不开窍。惹得北京朋友笑得透不过气来。朋友们知道他是说一就是一说二绝非三的人。他平时很随和,但认起真来,十头牛也拉不转。

国凯,谢谢你,给我以文革史的理论熏陶!

国凯,专注研究你的文革史,那是有大意义于世于民族于历史的,不要旁骛,不要计较,即或有误解,随它去吧。古人云:“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愿与你共勉。

(2006-06-20深夜于地中海畔)

朱学渊:点评冼岩<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学渊评:有人问我,冼岩是谁?我说我不知道,这该去问《多维新闻社》。至于冼岩究竟是国安部的,还是中宣部的,我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冼岩的文章“包藏祸心”,还是“包藏良心”?从最近冼岩的文字来看,良心多于祸心,所以《多维新闻社》可以安心。文章说现在共产党“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这里有两方的问题,首先“上令”是否对?其次“下行”是否错?且看,胡锦涛说思想管理学北韩,张德江同志就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只要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全党就一致“上行下效”。而冼岩指的“各行其是”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上面有正确的认识,下面反而可以不干,因此中国的危机是双重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胡锦涛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于是没有威信,乃至一切好坏对错,下面都可干可不干。

冼岩的文章还算不上什么“盛世危言”,但说癌症病人感冒了,在一个讳疾忌医的社会里,也还算有三分人格。而冼岩并不是不知道解决的办法,只是不敢说而已,那就是先把思想陈旧,犹豫不决,没有威信,力不能胜的政治辅导员请下台去,让解放军国安部里找真知国情的人(如张普京)出来辅佐党内能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少见,遵义会议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博古,文革后邓小平取代汪东兴华国锋,我看现在又到“小乱止大乱”时候了。“刚性”的共产党体制,没有实行变革的有序机制,只有不仁不义。至于换了人,你们改革不改革,就再走着瞧吧。】

冼岩: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在刚性体制(“专制”之别言,学渊注)的压抑下,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危机。人们关心的是:危机会不会被引爆?它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当前,危机的可能引发方式似乎已现端倪,其具体表现就是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为此焦头烂额,却似乎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是个政治社会,全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行,端赖于政治系统的效率。近年来从宏观调控步履维艰,到违法用地愈禁愈烈、房价顶风逆长;从矿难频仍、对事故的瞒报屡禁不止,到助学贷款只打雷不下雨、违规贷款如失闸之洪、单笔个人房贷竟然高达四亿,无不显示出这架机器已经出现问题,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级不可能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最经典的做法是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并非新鲜事,它与现行体制如影随形,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即一直存在。以毛泽东之无上权威,对此也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于是乃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上下同历浩劫。(下一次文革就毋须毛主席亲自发动,还没有牛鬼蛇神,就可以专打共产党了,学渊评)

毛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权威逐代递减,凭籍个人威望从上而下施压以期上下一心已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于是代之以“驱之以利”,即顺应人性、将中央目标与地方乃至官员个人利益调节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来调动个人积极性。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顺人性之流而导之。自邓小平开始,利益导向就取代政治权威与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层驱使整个官僚系统有效运转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等等,都只是辅助手段。这是共产党政权由神性回归世俗的标志,也应该是改革二十多年来,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官僚阶层成为最大获利阶层的主因。(“利”之穷尽,则无可为也,学渊评)

“驱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驱,并且能够将个人的牟利冲动调节到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的方向上。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让利”,恰好能做到这点。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十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实现了管子所描述的“顺流而下”治理境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国外对“中国制造”的接纳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来越难走,中国经济只能调转目光向内,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强调“科学发展观”;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在大会上怒斥下属地区瞒报矿难死伤人数、甚至毁尸灭迹,但与此同时,并未见山西相关官员因瞒报而遭惩罚。可见瞒报不但符合下属官员的利益,也符合同为地方官员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利益:张宝顺其词若有憾焉,其心或实喜之。(油价翻了几番,昨闻铁矿石再涨20%,美国就要用玉米酒精开汽车,中国的玉米要喂人;洪水滔天,邓小平都不管了,学渊评)

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包括官僚体系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轮调整中,自身利益能够与中央目标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诸如审计、环保、国土、生产安全等垂直监管部门,这是近年来上述部门能够不断扩权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监管部门及其官员是中央政策调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员则依托中央不可能放弃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调整的只是增长方式,作为支撑政权稳定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不会改变。

由此可见,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政权体系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将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直至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分水岭。

一,由于政权体系内部不再目标趋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时兼顾

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而地方与部门也分别在不同目标上与中央或保持一致或发生对抗。每一目标都有体系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与阻挠方在大多数时候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将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反复进行。

二,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为软化政权效率的慢性毒药。

当“驱之以利”的法宝不但不能导向上下齐心反而导致利益冲突时,官僚体系的内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从历史经验看,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由强势政府沦落为弱势政府的分水岭。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是当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

三,这种趋势当然会表现在政权机器的整体效率上。正如人们看到的,

当前的政策调整进展极不顺利,与追求GDP增长时的上下协力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经着手的调整又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两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驱之以利”策略的后果之一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

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由于权力缺少制衡,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二十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中国前景堪虞。

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根据历史经验,强势集团必然要利用种种优

势转嫁损失,最终使损失大部分由最无力承担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苦难之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社会可能因此崩盘。要避免这种绝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功能。但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两条生命线,即社会稳定与财政税收。

社会稳定关系政权基础,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油,没有税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权机器运转不起来。这两条生命线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为中央的软肋、地方的撒手?。只要祭起此二个法宝,地方及其官员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挡来自中央的利益调整要求。

利益博弈并未影响政权系统形式上的运转,它只是影响其运行效率。

这种利益博弈甚至不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为中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对于中央一些要员来说,个人羽翼的丰满比中央政令的畅通更重要;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阳奉阴违不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在资源有限、且多个施政目标相互牵制的条件下,真正“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捉襟见肘,阳奉阴违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纵然这种建树未必有利于社会,但绝对有利于个人的考核、升迁。

综上所述,如果说经济增长的停滞将标志着社会危机的开始,那么政权内部的政令不通或许就是经济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国危机,已现端倪。

刘水:商业精英的政治取径

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的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6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单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6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100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行业协会都是政府出面操办的。2001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而不受制于政府。

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他们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对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拥有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暴力、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迂回式的维权模式,直抵政治改革内核,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作为,但自身受犬儒病、软弱性等文化传统制约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思维局限,目前并不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对公共政策拥有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的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

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天然具备摇摆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依仗自身占据的资源,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陷于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所有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维权不是企求权利,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

知识精英圈子化、寡头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了13亿人民跛足前行,以牺牲国家长久利益,愚民统治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57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和窝里斗,直接造成让世界解中共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机会,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联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个人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抛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的必然聚散过程——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对具有社会责任和民族强盛意识者而言,正当其时。

2006年6月15日于中国大陆  民主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