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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2日狱委讯】福州鼓楼区法院法院在今年1月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披露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的记者李长青三年监禁。李长青提出上诉后，在3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维持原判。  李长青因网上撰文支持“防弹衣县委书记”黄金高，于2004年12月16日被“双规”，并在05年2月3日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以“涉嫌阴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市检察院接受辩护律师莫少平意见，因就该罪名提出的指控并不成立而撤销起诉。 然而，紧接着下辖的鼓楼区的检察院又以另外一个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审查起诉李长青，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起诉到了鼓楼区法院。指控他于04年10 月在博讯网上登出的一篇名为《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百余人染病 政府刻意隐瞒引发民众恐慌》的文章是任意捏造事实，意图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 事实上，上述指控文章中披露的都是事实，官方认可的感染登革热的数字是94人（原报道“百余人”），福州当局直到博讯披露该疫情后才告诉公众有登革热，福州当局“刻意隐瞒”也符合事实。对李长青所控的“罪名”是罕见荒唐的。 李长青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在判决后曾表示此案的判决有法律外的因素。 李长青被送往永安监狱服刑 家属难以见面 博讯记者通过李长青家属了解了李长青近期的情况。李长青在4月27日被送往永安监狱，之后接受了一个月的“入监队”的军训。之后，李长青的太太多次要求探望丈夫，但都被拒绝，理由是：李长青的案子特殊，需要领导批准才可以探望。他妻子直到本月15日才得以第一次探视。这是自从李长青在2005年2月被捕后，他妻子第一次见到丈夫。 李长青的妻子带去了书籍、衣服和药品，狱方禁止给李长青提供书籍、衣服。李长青患有胃炎，需要经常服药。李长青身体看上去很累，人也很黑（估计是军训晒黑？）。 李长青在狱中曾在4月30日和5月1日分别给家里写信，但直到6月10日左右，家属才收到信件。狱方的解释是，李长青的信件要审批才能发出，所以滞后。 长安监狱距离福州市300多公里，每次探视旅途遥远。李太太本月20日和母亲、妹妹、弟弟一起去监狱探望，又遭到拒绝。据了解，李长青被要求只能选3个亲属探视，其他的家属都不能见面。 李长青入狱家境凄凉 母亲至今未知 博讯记者了解到，李长青因幼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大，母亲和李长青感情特别好。因李母身体不好，怕经受不了打击，一直隐瞒至今。李长青一直嘱咐家人瞒着母亲。生活在山区的母亲不断问李长青，家人以出差等理由敷衍。 李长青失去自由后，李太太留家照顾孩子，家庭没有收入，目前靠亲戚接济生活。 (博讯)

　　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出国访问，遇到一位外国记者不友好的提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而我们从来都是扬着头走路。”周总理巧妙地回答道：“我们中国人是在走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你们是在走下坡路，当然是扬着头。”总理回答的很巧妙。但是，实际上两种走路的姿势体现了东西方做人的准则的差异。
　　从我们小的时候起，老师和长辈们就开始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老师和老人们为了让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还抬出祖先创造的许多理论，反复给我们讲了很多民间谚语和成语典故。比如说“出沿的橼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天蹋下来有大个顶着”，“知足常乐”，“锋芒毕露”等等。慢慢地我们幼小的心灵被这些代代相传的观念束缚住。
　　中国人对孩子的培养，过于重视道德的教育，而忽略个性和能力的培养。中国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道德的教育，接受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大人总是跟孩子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这也不能做那也太危险”。小孩总是跟着大人的指挥棒在转。我们留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太少了。受这种教育多了，孩子们就会过早地失去童年的天真，少年的浪漫，都变成了一个个小老头。我们培养出来的好孩子或者说是社会精英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温顺型：听话服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没有个性，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另一种是扭曲型：长期受各种道德的约束，长期的精神压仰，长期夹着尾巴做人，人会扭曲变形，变得表面一套，内心一套，出现了一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中国人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总是要戴着一付假面具生活，总是想给别人一种谦谦君子的印象，确实活得很累。
　　美国走得是另一条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注重培养个性和能力。对孩子教育从小就放得很开，属开放型的教育。小孩可以自由自在，尽情的玩耍。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孩子活动的自由空间很大。美国人主张扬着头做人。每个人都很有自信，他们按照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任意挥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小就培养孩子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人才，当然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啦！难怪美国会出那么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由于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美国人活得很潇洒。
　　从上在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教育约束人的条条框框太多。不注重张扬人的个性，不注重人的能力培养，过份的强调谦逊，特别是提倡夹着尾巴做人，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甚至于让人变得虚伪。美国人的教育属于开放型的教育。注重培养人的个性和能力，培养人的自信心，培养冒险精神和人的创造力，主张扬起头做人。

   中国人应该向美国人可学的很多，但美国人的慈善行为最值得我们学习。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去年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使美国的慈善捐款达到高科技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峰。
   
    美国捐赠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报告估计，2005年美国人的捐赠总额达到2602亿8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也接近2000年达到的、经过通货膨胀指数调整的2605亿3千万美元的历史高峰。

    去年，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亚洲多国发生的海啸、巴基斯坦的大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侵袭。

    美国人去年为救助这三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共捐出73亿7千万美元。

   这个数字占去年美国人全部捐赠款项的2.8%。在救灾款中，来自个人的捐款占79%， 来自公司企业的捐款占19%。

    美国捐赠基金会的主席理查德.乔利说，去年美国人的捐赠金额大增，跟自然灾害频繁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当有巨大需要时，人们显然了解到这种需要，并作出反应。

    乔利说，如果不是因为因为发生了连串自然灾害，捐赠金额可能会持平。随着自然灾害产生的巨大需要，跟以往一样，美国公众挺身而出，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美国捐赠基金会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对美国的慈善捐款进行追踪。

    在这41年期间，美国人的捐赠款项与美国GDP的比例一直在1.7%到2.3%之间。去年的比例为2.1%。

    从总体来看，接受美国人捐赠最多的机构仍然是宗教团体，它们得到的馈赠占捐赠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为931亿8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

    得到馈赠第二多的是教育机构，它们总共得到385亿6千万美元的捐款，增长率高达13%。

    而增长最快的捐款则是对提供人道服务的慈善机构的捐款，其中包括救灾款项。这项捐款去年猛增了32%，达到253亿6千万美元。

    与以往一样，个人仍然是美国捐赠款项的最大来源，他们所捐赠的款项去年达到199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捐款的76.5%，增长率为6.4%。经过通货膨胀指数的调整，增长率为2.9%。

    公司和企业的捐款去年占美国全部捐赠款项的5.3%，总额为137亿7千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2.5%。
 
    反观国人，目前人均慈善捐赠仅为1．7元，是中国人不富有还是中国人缺少慈善之心？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改革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社会贫富悬殊加大。

   宋楚瑜到清华大学演讲，主持仪式的校长顾秉林出丑，接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当嘉宾，继续出丑。
    从这几年曝光的事件来看，说中国教育界瓦釜雷鸣、鼠辈横行，甚至说中国的教育从天下皆知的谎言——“义务教育”到“产业化”了的高等教育基本崩溃了也不算过分。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表述问题——就是教育的崩溃是近几年才发生的，还是一向如此。
    还记得70年代末刚进高校第一堂写作课的情景，那堂课的内容是评点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发在《人民日报》的长篇讲话。授课老教师要我们把文中的错别字、错误标点和文理孟浪不通处都找出来。
一堂课下来，那张报纸被涂得如同编辑部的一校样，整个一大花脸。蒋南翔若若知此事，是否会有把那大学教师给废了之心，他的秘书是否也要痛挨三百大板。
    这两天有关清华校长、教授相继出丑的“爆笑”新闻BBS上奔走，其实这并非亘古未有的奇葩。若从“斯文扫地”来讲也不能说于今为烈，在奇迹特别多的中国，还有过大老粗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对真正学富五车的教授们耳提面命的历史，军阀都没这么干的勇气。
    上面说的表述问题,就在于此。类似的表述问题相当多,比如前些年“道德滑坡”的说法大流行。
但“滑坡”的物理逻辑是什么？
    “滑坡”的绝对前提是以前的道德水平必须很高，否则何来“坡”滑？既然要说“道德滑坡”，就得问问，从1949年算起，哪个阶段中国人的普遍道德水准为高？比如文革，那时都搞到父子相残，爹亲娘亲不如他老毛亲——基本人伦都被彻底破坏的地步；那时的人际关系都搞到“不整人的人就是好人”成为流行共识的程度，这种道德水准算不算高？所以，描述今天的社会道德水准，与其说“道德滑坡”，不如说整个社会道德的“改造或重建”(如果有的话)几乎没有成效还比较接近实际。
教育的情况也相似，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被老毛的“教育要革命”整成不毛之地，后来的“拨乱反正”在80年代初似乎有过几年好气象。可转眼间又面目全非了。
    1989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有过一个判断：“最大的失败是教育”。
    邓小平是有特指的。虽然有特指，但不碍其他人也做出同样判断。比如回首1978年以来的改革，教育界的情况的确惨不忍睹。“改革失败”这个表述的内在逻辑与“道德滑坡”的表述是不一样的。“改革”的前提必然是以前局面很糟糕，所以才有改的必要，而改的结果则不外乎是“成功”或“失败”。
由邓的判断引来的另一个判断是，自邓小平做出那个判断后又有16年了，那么这个“最大失败”的领域——中国教育界的状况究竟好些了，还是更糟了？
    官方和民间对此问题的判断眼下大相径庭。比如当下的教育部部长周济就不承认中国的教育已经惨败；相反他还“自”认为取得了伟大成就（见”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0897）
    部长大人认不认帐认是一回事，事实如何是另一回事。
    在传播业如此发达的时代,部长大人不承认并不能掩盖他“治下”的校长、教授们频频出乖露丑，越来越难遮掩的事实。比如学历腐败的严重性，可以直接从中共组织部要全面打击伪学历的举措中得到印证；比如学术腐败（诸如剽贼横行），方舟子的新语丝贡献卓著，这里不多讲，有兴趣的去看看新语丝就行了。
    这里我要专门说说与中国大学校长的群像有关的一件事。这一事件其实比清华校长、教授在宋楚瑜来访时出丑的事情更有解剖的价值。
    1999年1月，广州多家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内容为“40多所大学校长广州遇骗”的新闻。
    消息不长，姑录于此：

    元月上旬一封发自广州的信函摆到全国上百所大学校长的案头，内容是“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基金会”邀请各校校长参加2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高等教育投资融资研讨会，届时将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教育部有关方面参加。此外还将组织代表赴香港几所大学参观学习……
26日晚，40多所学校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及财务处长聚集在广州华山宾馆，他们都向会议的组织者缴纳了3500元的会务费和返程机票。第二天一大早，校长们去吃早餐时，突然发现会务组的三人已经卷款溜之大吉了。
    据几位高校代表称，当地警方获悉此讯，及时赶来取证调查，但由于宾馆没按规定登记骗子的身份证号码，线索已断。另有几位当事人称，27日事发后，曾有代表想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此事，但多数校长竭力反对这样做，他们宁愿吃哑巴亏，损失点钱总比丢“面子”好得多。

    我曾将此事写入《中国校长们的面子》发表在《科学时报》的个人专栏。本想等那消息的“下文”再动笔，但广州媒体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得令此事不得“炒作”，于是下文便没了。好在这条新闻本身提供的信息就相当丰富了。
    几个晚到的高校代表到达宾馆后就产生了疑问：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为何不见广东省教育部门出面？为何收费没有正式发票？为何学术会议没有向代表提供相关资料和文件？这一细节说明骗子设的骗局相当拙劣，但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他们的智商是否很成问题？

    发现疑问的代表立即找到会议组织者——自称马景德的骗子，要求更换正式发票。这“马景德”显然是害怕事情败露，就将这几个代表的会务费退还了。但这些人并未继续追究。他们只要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广东有关方面或广东高校，骗局立即就能揭穿；如果顺便通知其他同行，骗子就不可能得逞。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这几个代表的“维权”止于“个人自扫门前雪”，客观上成了骗子的帮凶。要让这些货色去教育学生什么“见义勇为”，岂不是白日梦？
    有几位受骗的当事人称，27日曾有代表想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此事，但多数校长竭力反对这样做，他们宁愿吃哑巴亏，损失点钱总比丢“面子”好得多。
这些受骗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他们的面子是被维护了，代价却是新闻界的权利被野蛮剥夺了。这些人作为受害的角色时尚能如此，他们要作起恶来又该如何？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语焉不详的艺术院校的学生被迫与教育高官跳舞丑闻之后，中国高校的BBS在上个月几乎悉数遭到严管。不过,这种作法恰如鲁迅说的，实属“捣鬼有效，但有限。”既然他们是一群有头有脸经常不得不走到前台,甚至乐于在前台出风头的人，现眼就是注定。就像港台电影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其实，与中国高校里的教授校长们在这二十多年中干的其他罪恶勾当——如北航敲诈考生，如厉以宁之流为权贵资本鸣锣开道，在
本该是学术自由的堡垒里大搞信息封锁相比，他们在学问上的出丑算不得什么了。
    中国的教育都把持在这些人的手里，不要谈什么成就，他们能幸免成为埋葬中国的未来的首恶就不错了。

 前几日在网上看见北大教授巩献田《〈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业道德那里去了？》及至“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同志”的《抗议书》，称“《南方周末》 《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一文违背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违背诚信原则，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并进而提出“多年以来做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不提社会主义的党性原则，不提人民的喉舌，片面强调和一味追求什么效益和物质利益原则，害了我们不少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的完全变成惟利是图的小人，成了资本的代言人，没有一点劳动人民感情！如果继续容忍他们这样胡来，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必将继续遭受更大的毒害！最后，呼吁新闻界一切尚有良知的人士，为了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为化解党群矛盾和社会矛盾，消除腐败，弘扬正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为维护新闻界的声誉，纯洁新闻队伍，清除害群之马，挽回极个别人所造成的坏影响和预防未来继续为害，我呼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严肃处理此事！” 回头又读了《“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一文，对于是否“断章取义，捏造事实”我确实不知，但 “变成惟利是图的小人，成了资本的代言人，没有一点劳动人民感情”，似乎却是言重了。至于教授巩的声誉，竟成了 “社会安定”、“弘扬正气”、 “和谐社会”的标志，这等微言大义，更是我辈仰望所不能及了。

 看来教授巩，必颇耐不住寂寞，虽近年未写什么专著， 但形形色色“进呈御览”的东西，却已是轻车熟路，越写越上瘾了。但《南方周末》《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结尾的一句，“不可否认的是，如巩献田自己的学生所说，他将注定被载入中国立法史。”我却是很不服气的。以此论评教授巩，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国的法学，借鉴的多，原创的少，惟独利用宪法来反对物权，绝对是世界宪政史上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别国的违宪诉讼再多，也几乎一律关于民权保障的，尚无一例是用来反对物权法的。如此的想象力，岂止是载入中国立法史，想必将来在世界法制史上，也足以弥久而常青了。

 教授巩是北大讲法理学的，于是我又想起北大另一位法理学教授朱苏力先生，这教授朱凭两番高论，奠定了其学术泰斗的地位：其一、孙志刚事件不能归咎于收容遣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不是恶法。其二、“延安黄碟事件”，警察有权进行干预。教授苏曾写了两万余字的长文，其中引用了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性法学”理论，为警察破门抓人辩护。原来就是夫妻性生活，也是就应当受法律调控的。这篇大作，读起来如同教授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许多认识的字句从眼前飘过，却一句也不能落到心底，反倒是添了不少的遐想：想必北大法理学教授闲暇时间都用来读毛选，是断断不会看黄碟的。

 其实，教授朱引用波斯纳的“性法学”理论，我是很为教授朱叹息的，教授朱是以治“法治本土资源”而闻名的，如果在“法治本土资源”的近水中找不到警察破门的依据，也不用急着去请波斯纳，我们支持他慢慢的找。况且这波斯纳先生虽贵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美国警察却断断不会破门而入搜黄碟的，波斯纳先生“道不行”,自然要 “乘桴浮于海”，何必费神去请？

 不才虽然没有读过波斯纳的大作《性与理性》，但还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虽不是教授，也嗅出孙志刚事件和“延安黄碟事件”，很有点“违宪”的味道。可教授巩、教授朱却从不说它们“违宪”，只谈性法学，我等芸芸众生就不敢妄言了。

 我曾以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后来才明白，宪法只是用来反对物权的。

 此外的用途，就是教授们用来回避真问题、混淆假问题的。

 也许正是因为被侮辱和损害的是失业大学生或办小诊所的新婚夫妇，于是当权势者为所欲为时，宪法跑了，“性法学”来了。可纵然是法学，也不应冰冷如同石头。对弱者的一点同情和尊重虽然无补于他们悲惨的命运，更无助于我们成为北大法理学教授，但起码能让我们更象一个人。

 但是读教授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似乎也讲了矿难（当然他不忘指出是私营矿难）、讲了“民工讨工钱”，颇有点代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立言的意味。可其实民众也好，宪法也好，那里大得过衮衮诸公的“主义”问题、 “姓社姓资”问题，更大不过他们对权势者和现行规则所欲表现的忠诚。在“颂圣”时，他们不过把百姓看成统计报表上的冰冷数字，他们何曾关心过“被数字掩盖的大多数人”的真实命运，；当某个弱者成为鱼肉时，他们自然会编出高深的借口劝服弱者接受，其言论充满了与权势和现行规则和奸的腐朽气息；在反对物权法时，他们则变成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旧时军阀出兵，必然要高举起“挽狂澜于既倒，解万民于倒悬”的义旗，今天贩卖问题产品，必要大做 “服务大众，回报社会”的广告。至于对宪法、对民众的彻底实用主义态度，则更证明了得宠或失宠的“御用学者”的道德破产。 他们的学术规则只有两条：一、永远和权势与现行规则站在一起；二、即或有表面不一致的，也是出于对权势与现行规则的忠诚，能够想其所未必想，言其所不便言。凡是权势与现行规则需要的，他们都始终不渝的维护；凡是与权势和现行规则冲突的，他们都要反对到底。

 权势者最忠诚的帮凶，往往是民权最无耻的敌人。

 所幸历史总在缓缓的进步，在孤独、失败的无尽等待中，人们总还是能看到一些光明和希望。或早或晚，老的思想纵使不愿欢天喜地去死，也难免郁郁不平而终。想要新瓶装旧酒，不论是披上“违宪”的时髦外衣，或是冠以“性法学”的美名，将来也不免“多少往事，尽付笑谈中”。至于说起往事，我倒是想起北大客座教授陈寅恪曾云：“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而同久，共三光而用光。”这种久违的真学术的气息，也为我平添了几分不服从“钦定真理代表”的勇气，因此对北大的斯人故事，也不禁神而往之。但如今黄鹤既已杳然，就是循迹而至，恐怕只撞得上几只或肥或瘦的鸬鹚。只可惜今后听见北大法学院的名头，虽然有时不得不呈肃然状，但发自内心的敬意，却早已荡然无存了。


《笑傲江湖》里，历届魔教教主用以控制手下教众的手段多多，但却以三尸脑神丹最为利害。魔教教众吃这种药，多半是恐惧于吸星大法之类的超级暴力，也有少数是被欺骗后不知不觉吃下。自然，一旦吃了这种药，如不定期服下解药，尸虫便会即时发作。发作之时，尸虫钻而入脑，咬啮脑髓，痛楚固不必说，更可怕的是做起事来狂乱颠倒，比疯狗尚有不如。服药人此时之痛苦非言语可以形容，只觉生不如死，如若无勇气自杀了断，便只有死心塌地的葡匐在教主脚下，毫无理智与廉耻的高呼“教主千秋万岁，一统江湖”。此后，任你是铁打的英雄好汉也只能亦步亦趋，为奴为仆了。任我行之类的魔教教主以如此残忍暴虐的手段摧残人性，实是公然与人类为敌，人人得而诛之，实属应然。魔教的三尸脑神丹如此灭绝人性，人人得而毁之而后快，怕也是不言而喻。

可怕的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三尸脑神丹，他让你心甘情愿的服下后，还对他感激涕零。岳不群就是这后一种人。岳不群从小给予弟子们的关于忠孝节义情等等江湖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就是这后一种三尸脑神丹。岳不群若不是后来自暴其奸，自露其恶，令狐冲只怕会终其一生为其控制而不自知。事实上，即使是在岳不群的奸恶面目大白于天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令狐冲不也还是不能不为其所用吗？令狐冲摆脱岳不群从小灌输给他的意识形态药毒控制的心理过程实在是漫长而惊心动魄的。

有人可能说了，岳不群如果不变成后来的五岳剑派盟主，那他就是真君子，你就不能说他给予弟子们的忠孝节义情的教育是三尸脑神丹。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看清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在于其虚伪性、欺骗性及强制性。

强制性当然是指以暴力为后盾垄断一切话语霸权的论证方式，此不多说。所谓虚伪性，是指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永远都是赤裸裸的权力控制的妩媚面具。在华山剑派那样的专制主义江湖作坊里，岳不群用以控制剑派的其实是高人一等的暴力技能，而忠孝节义情不过是他掩饰这一秘密的精美包装。所以，当岳不群意图控制五派而不是一派的时候，他的作坊式意识形态就帮不上忙，他的本性：对更高级的暴力技能的追逐就不能不暴露出来。当然，如果他在控制五岳剑派后有足够的时间，他肯定会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联盟级别的意识形态脑神丹来遮蔽这一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真相。可惜的是，金庸没有给他机会。所谓欺骗性则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受众而言的。或者说是相对于三尸脑神丹的服用对象而言的。所有的三尸脑神丹都不容置疑的宣称，他将给予一切服用者以无限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幸福与满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句话，服用了三尸脑神丹，你就成为了上帝的选民，你的命运就被幸福与满足预先选中，你的生活轨道就一派明朗灿烂。你不知道，你的命运已经被绑架，你还感激涕零。倘使你感觉没有被三尸脑神丹选中，你还会努力成为其选民，不被绑架不罢休。

这当然说的是高考。在当今中国，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三尸脑神丹比高考更让人欢喜让人忧呢？

不是吗，一个孩子，在他于母体内产生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被笼罩在了高考的意识形态包裹之下。他的亲人就已经为他进入高考意识形态的修炼轨道作好了种种打算。这一阶段，母亲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胎教方式预备着给他以进入被绑架轨道的智力储备。到他出生以至进入小学，他被奶粉、钙片、口服液簇拥着，被唐诗宋词、轻音乐、无限制的娇宠包围着，他成为甜腻腻的希望工程这一高考分支意识形态的呵护对象，在对智力与体力的无限想像中，成为全家人的最高幸福指数。然后，他的童年突然结束了。他的高小与六年中学阶段，成为他与全家人的梦魇。于他而言，是奥赛、家教、形形色色的补习班，是没有尽头的题浪卷海，是几乎所有兴趣爱好的失落与沉埋。于其家长而言，是风雨无阻的接送乃至陪读，是绞尽脑汁的营养滋补，是战战兢兢的讨好抚慰，是毫不声张的开源节流苦攒勤积。他们自觉自愿的陷身于这可怕的梦魇之中，因为他们以为前面有美妙的大光明，这是沐浴大光明的必须代价。然后，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高考的冲锋号吹响了，响彻肺腑。

很难想像，如此之长的可怕梦魇，如此单调乏味的生活，如此枯燥艰难的漫长循环，怎么可以忍受下去。然而，人们忍受着，而且一直忍受着，一代又一代。

为什么呢？首先，为了配合、支持并帮助全民融入高考意识形态的光荣轨道，各种知识体系被生产出来并被迅速即时的投入使用。比如，胎教学、婴幼儿教育学、营养学、青少年心理学、家政学……形形色色的知识学问体系都是围绕着准备高考的孩子及其家长，无数相关的专家学者为此殚精竭虑。其次，为了全民能尽可能舒适的通过高考意识形态的测试，各种各样的服务系统，从政府到民间，被纵横交错的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俱细无遗的网络。邮政、交通、公安、餐饮、住宿……举凡与学生有关的任何行业、任何部门都行动起来，提供最好的服务。当真是全民动员，举国关注。高考前专家通过各种媒体的知识指导与心理疏导，高考时的餐饮、住宿的低价优质服务，高考后的专家志愿建议……无不体现了这种服务的细致体贴。

应当说，知识的生产、服务的提供与相关领域部门的利益冲动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应需而生的。这正好暗示了这种需要的合理合情合法，正好暗示了这种需要的正确明智。这种暗示毫无疑问强化了人们对自身自觉投身于梦魇中的终极肯定。更重要的还不止此。因为知识的生产与服务的提供其刺激源固然在于大众的需要，但更在于统治权力的需要，没有统治权力的需要，很难想像，如此全民动员式的知识体系的生产与服务网络的建立是可能的。谁都明白，知识的生产与投入，首先必须要经过统治权力的审核。正是权力控制全民生活的欲望孕育了新的知识体系与服务网络。一切知识系统都是为权力服务的，这种知识与权力的苟且关系不一定为大众明确了解，但权力在其中的主要操控作用还是一目了然的。而正是这种权力的操控作用使人们深受鼓舞：他们所做的一切梦魇，权力最终会给予补偿！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人们之所以如此疯狂的自觉自愿的投身于长达十多年的高考梦魇，就在于，权力给了他们生活的所有美好承诺，而且，他们的梦魇长途一直都伴随着权力无微不至的抚慰与支持，这使他们对于高考后的美好生活有了无比的信心。走在权力为他们铺设的高考轨道上，他们的内心洋溢着单纯的苦与乐，丝毫不知，生活还可以有其他的轨道。

是的，生活本该有无数轨道的，本不该只此一条，然而，这只是应然，却不是实然。或者说，在中国语境中，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却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为什么呢？你只要想一想，为了高考，权力所提供的知识与服务上的无保留的服务，就明白，权力早已把所有的其他路径在人们的脑子中萌芽之前就给永远封杀了，不留丝毫的痕迹。换一句话说，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权力重重封锁的世界，举凡生活方式，思维路径，幸福内含，知识学习……无不是被提供的，而无须自己于纷繁芜杂中选择。因为只有单一简化，选择就是规定。

也许有人说，当前社会的娱乐业与美容业是极其开放的，这难道不正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开明的而不是封闭的吗？不错，当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娱乐至死，美容至上的社会，无论你如何娱乐，不管你怎么美容，都没有人干预你，相反，你还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除了身体修饰与娱乐知识学被无限制的放开以外，你能看到关于思想与灵魂的任一自由知识学的存在吗？

事情还不明显吗？——正是娱乐至死的意识形态，有力的充当了权力的五彩缤纷的变脸绝技。当你沉溺于这一变脸绝技的欣赏快感中的时候，你就成为了歌颂无脑子的超级无脑存在。于此可见，高考知识学是对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由独立命运的绑架，这种绑架让你丧失了所有生活与命运的丰富与繁复，也丧失了人之为人的选择与创造的尊严。而娱乐知识学则给人一种虚假的丰富与繁荣，让人永远都回不到人之初的自由独立状态，并且以此为快乐满足。这两种知识学所打造的意识形态脑神丹确保了权力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人们在心悦臣服中，交出了自己的生活，于被绑架中快乐的享受着理性与自由匮乏的命运。

这也许有些夸大其辞吧？不是吗，在这个据说大学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人们还怎么可能如此相信高考可以给予自己及自己的子女以美好的前程呢？好吧，那么，你就不参加高考吧，你不为高考做任何准备吧。那么，你是三陪女，你的子女也就只能做做招待了。你是农民，你的子女除了继续做农民，可能的选择就是到城市去做民工或保姆了。你是工人，你的子女也就只能做无业人员了。你是下岗人员，你的子女也许只能做乞丐了。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不过高考这一关，你甚至没有做梦的权力。是，高考也许一样意味着失业，但你至少还有些许机会。比如考研、考博。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高考这一关，你或是你的子女一辈子就只能属于这个断裂型社会里那个被抛弃了的阶层。有例外吗？当然有，比如丁俊晖、比如李想。但你还能举多少出来呢？如果你觉得你也有希望，那么，你就等着生一个天赋异禀的子女吧，不过，那你恐怕还是要懂一些营养学和教育学。或者，你就等着望天收吧。

高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与资格的获取，是通往权力垂青阶层一员的一个基本关卡。你不可不过高考这一关！于是，我们说，以7万元的天价包机赶考，以总统套房购买考试之余的服务就不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发昏，而是一种洞悉了高考时代本质的睿智。

毫无疑问，高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三尸脑神丹，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服用过他，也没有哪一个家庭不正在服用他，没有哪一个准家庭不准备服用他。他使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生命与生活为之颠狂为之梦想。这个民族的几乎所有的人们在对无须创造的幸福未来的憧憬中欣然吞食着这一剂毒药，梦想着被绑架的生活的美满。然而，我忍不住想问一句，这个民族，还有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吗？

美术评论家、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近日将其保存多年的《裸体艺术论》、《维纳斯面面观》等5部重要书稿以及17本著作、两幅字画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仪式上，著名作家张抗抗特意带来自己20多年前购买的第一版《裸体艺术论》，请陈醉签字，并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深受该书影响，写出小说《情爱画廊》的。

　　出版于1987年的《裸体艺术论》，在当时极为轰动，获得了全国性图书奖“金钥匙奖”。第一版20万册的纪录，绝对是创造了当时学术性著作的奇迹。用评论家邵大箴的话说就是，那一年陈醉出尽了风头，是“陈醉年”。“当年与其说我有胆量写这本书，不如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勇气。这本书整整写了7年，书稿的很多页正反面都有字。书稿一直在我身边放了很多年，现在把它捐出来，供后人参考、弥补我的不足。”陈醉说。

　　昨天，在简单的捐赠仪式后，前来捧场的著名作家张抗抗从包里掏出一本第一版《裸体艺术论》，走到陈醉面前，请他签名。虽然是著名作家，但张抗抗和所有“粉丝”一样，蹲在地上表情专注，让人非常感动。“我和陈老师年年在一起参加政协会议，但一直不知道此陈醉就是曾经给了我巨大影响的那个陈醉。直到不久前看报才知道，真是相见恨晚。”张抗抗说，中国经过长时间封闭特别是“文革”，对于人体一直是封闭的。作为老三届，回城后，发现这本充满对生命关怀的《裸体艺术论》，如获至宝。10年后，在该书影响下，写出了小说《情爱画廊》。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笑说，再过20年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本签名的《裸体艺术论》也捐给文学馆，张抗抗说当然可以。

18号晚，朦胧派女诗人舒婷亮相第二届大场诗歌朗诵会。自称普通话不好的舒婷请潘石屹代劳朗诵《致橡树》，见到偶像的潘石屹手却哆嗦个不停。

舒婷已经淡出读者视线多年，但是风采依旧，找她签名的人络绎不绝。上台朗诵时，舒婷笑言自己是福建人，普通话不好，念诗怕大家听不懂，于是请出潘石屹代劳朗诵代表作《致橡树》。自称仰慕舒婷十多年的潘石屹，面对偶像表现出少有的紧张，拿着诗本的手一直发抖，舒婷见了赶紧上前帮忙，两人合作之下，潘石屹才磕磕巴巴地念完。

 第十七届香港书展将于七月十九至二十四日于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今届有来自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共四百三十家参展机构参加书展，较去年上升一成。

　　今届书展邀请了知名作家和名人分享写作及阅读心得，其中香港特首曾荫权会担任“儿童天地——名人讲故事”主讲嘉宾，行政会议成员曾钰成、湾仔区议会主席黄英琦、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等也会和小朋友分享阅读心得。

　　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周启良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届书展当局会和亚洲周刊合作，邀请香港、内地、台湾三地作家，参加“寻找廿一世纪的人文情怀”论坛，探讨三地在致力追求经济发展下的人文状况。参加论坛的作家包括刘心武、余华、虹影、苏伟贞、初安民及小思等。

　　此外，今届书展将举行“金庸与读者座谈会”、“卫斯理回归——与读者座谈会”以及“小思文学散步”的专场讲座，让读书可以和三位作家见面，亲聆他们的写作心得。

　　周启良指出，为鼓励各地文化交流，香港书展特设国际文化村，除了展示出法国、西班牙、埃及、新加坡、泰国等地的书藉，今年更吸引了新西兰、墨西哥、尼泊尔、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地首次参展，部份摊位更设有零售。

　　周启良透露，去年书展入场人数达六十三万，预计今年入场人数理想。去年首次推出的“周六夜书市”，大受市民欢迎，今年将会在周六将开放时间延至凌晨二时，以满足喜欢看夜书的“夜猫一族”，当局已获巴士特别安排接载市民。

     昨日从同济大学传出信息，美籍华人学者杨杰在校工作期间的学术造假行为已经查实，校方决定终止与杨杰的聘用合同，并同时解除其同济大学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

　　据了解，2004年9月，同济大学通过公开招聘，聘任杨杰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2006年3月21日，由于杨杰在学科建设、行政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不适合担任院长等行政职务，学校正式免去其院长等职务。此前，学校已收到反映杨杰在有关申报材料中涉嫌学术造假的举报，现经查实，学术造假行为存在。根据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有关条款，学校做出有关决定。

　　校方表示，学校素有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造假，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大师生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优良学风的建设，并在规章制度上从严管理，慎重对待学术争鸣和学术造假，对认定的学术造假事件决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