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遭停演悬疑小说行情看涨

在msn上问起大家最近都在看什么书,80%的人都在看悬疑。甚至有人跟我说:今年是悬疑小说年啊,你不不知道吗?老实讲,她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悬疑的势头,倒是从《达·芬奇密码》上可以看出端倪。

《达·芬奇密码》目前全球收入票房2.24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票房收入达1.47亿美元,成为好莱坞在海外市场赚钱最快的影片。可这部赚钱最快的影片,在放映两个多星期后,我国下令停止继续公映。当局称这是为了“把暑假黄金时段让给中国电影”。许多院线经理都是临时接到通知:“《达·芬奇密码》9日全国下线,8日将是最后一天放映。”至于撤片的具体原因,大家纷纷表示不太清楚。可能原因之一是6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国产影片大规模上映,共有10部影片陆续同观众见面,撤掉势头强劲的《达·芬奇密码》也是为国产影片上映月让路,保护国产影片的一个动作。

《达·芬奇密码》也因为题材敏感,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如今《达·芬奇密码》紧急撤片,也有内部消息认为是题材敏感所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达·芬奇密码》放映之初,曾公开表示,该影片违反了宗教伦理道德,侮辱了教众的感情,中国天主教将呼吁教众进行全面抵制。 内地电影放映向来需要经过严格审查,以前也有不少因涉及敏感题材而遭禁演的例子。不过,像《达·芬奇密码》这样在电影上映数周后才停演的,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边厢电影是不让演了,那边厢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同名小说在网上掀起一轮销售热潮。记者从当当网获悉,在影片上映前期就悄然引发了一轮《达·芬奇密码》订购热潮。而随着该片公映,《达·芬奇密码》在当当网的日出货量突破1000本,雄踞各类书店商城之首。影片停映之后,许多还没能过瘾的观众,只好把关注力投向了原著,更何况,电影的删节确实让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必须重温书本,以便巩固。

《达·芬奇密码》的中文出版商世纪文景集团,2003年用了很低的价格买到了版权,当时没人想到现在会如此“洛阳纸贵”。当当网图书音像相关负责人表示,《达·芬奇密码》一书之所以长销不衰得益于该书有一个好故事,悬念迭生、高潮不断的故事情节让人不忍释卷。另外,丹·布朗的构思触动了许多读者固化的神经。很多人因《达·芬奇密码》一书而对自己所受的思想和信仰教育方式产生了不满,希望能够打破束缚,更深入地挖掘生活的神奇。

当当网市场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悬疑小说热潮还带动了《救生员》《耶稣裹尸布之谜》,英国悬疑小说女王渥特丝的《暗潮》《毒舌钩》以及本土悬疑小说如《碎脸》《地狱的第19层》等同类小说销售的直线上涨。图书市场掀起了一轮悬疑推理类作品的热销——人类的猎奇心理,看来压是压不住了啊!

《船讯》率先出版《断背山》作者再进中国

小说《断背山》作者安妮·普鲁的普利策获奖作品《船讯》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该小说沿袭了作者关注边缘人群、语言粗犷简约的特点,讲述失败男子寻找自我的故事。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否打算出版该作者其他作品仍是未知数。

  创作于1993年的《船讯》获得众多国际大奖,其中包括1994年普利策奖小说奖。

  无论是《船讯》还是普鲁的其他作品其实都并非首次引进。据悉,该书译者、翻译《哈里·波特》的马爱农早在1998年就已经通过作家出版社推出了《船讯》中文版,但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反应,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在2003年出版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中收录了安妮·普鲁另一本小说《老谋深算》。

  尽管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买下了《船讯》和《断背山》的版权,但尚未得知出版《断背山》的消息。该社副社长潘凯雄称一切未定,要看市场反应等很多因素。

直击畅销书时代06上半年:愈争议愈畅销

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新书的密集而显出浮躁不安。今年上半年,很多好书因其品质、内容以及宣传等各方面的到位融合,渐显畅销与常销的一致。好书更需要接受时间的淘洗与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遗忘无疑是一把最好的标尺。过眼上半年的图书,业内人津津乐道的不只是新书,还有那些留在记忆中的老书。

愈争议愈畅销

自去年8月余华的《兄弟》(上)出版,批评界的声音就不曾中断。当时大家对《兄弟》(下)尚有所期待,因为对不完整的作品下定论难免有失公允。可是等到今年初,《兄弟》上下相聚后,褒贬不一的声音与日俱增。新近出版的《给余华拔牙》是一本集中了“火力”炮轰余华的批评文集。其中评论不乏刻薄者,但这些仍然挡不住读者的购买热情。据上海文艺出版社透露,《兄弟》(上,下)共发行110万册。正如评论家所说,大家对作品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但对作家本人以及文学创作的艰难应报以尊重和理解,时间的淘洗也会显出真正有价值的经典。

类似事件还有《刘心武揭密红楼》(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作家刘心武涉足“红学”之后,部分学者对他的批评一直不断,众多红学权威专家更是集体对他发表的观点表示不满,认为其观点是“新索隐派”的猜谜。红学专家郑铁生甚至以《刘心武“红学”之疑》(新华出版社出版)对刘心武“揭红”提出全面质疑,成为应对刘心武“揭红”的“叫板之作”。但无论如何,刘心武仍不乏支持者,去年底刘心武在王府井书店签售,读者排起长龙。的确,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蓝海战略》也曾被质疑“炒作还是创新?”而在网络上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这部先后获得了“《华尔街日报》畅销书”、“全美畅销书”、“全球畅销书”的书,较之作者之前在《哈佛商业评论》所写的关于价值创新的文章没有突破之处,但也有读者认为,不管是炒作还是创新,对我们有用的书就是好书。

品牌互动与名家效应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是易中天《百家讲坛》的集子。易中天、刘心武等名家从讲坛走进读者,同样备受欢迎。对于《百家讲坛》,易中天是这样看的:“这类节目并不好做。做好了固然‘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升了文化品位),做砸了却是‘双输’(学术失去自身品质,电视失去广大观众)。这是许多学者和电视台都不敢轻易涉足此事的原因:他们害怕吃力不讨好,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易中天选择了“趣说”,即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

孔庆东8次做客央视十套《百家讲坛》之后即出版了《笑书神侠——孔庆东点评金庸》(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金庸的魅力加上孔庆东独有的“黑色幽默”,《笑书神侠》的畅销也在意料之中。《刘心武揭密红楼》(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也是刘心武百家讲坛中的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结集。这样一档远非黄金时段的讲述节目,竟然在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不得不让人感慨名家的魅力。

不止“百家讲坛”,很多媒体的品牌栏目结集出书,基本都销路不错。《名医大讲堂——60位知名专家做你的健康顾问》(新华出版社)中的许多内容,曾在发行量逾百万的《参考消息》上刊载,《参考消息》“健康忠告”栏目自2004年开办以来,由知名专家讲老百姓最关心的健康话题,出版后自然受到欢迎。《法制晚报》抓住了读者对电视剧《大长今》的关注和对健康的关心,推出相应栏目,主编了《大长今饮食禁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饮食禁忌的基本知识,也受到了读者欢迎。

巧妇好米做文章

在当当网2006年年中畅销排行榜(根据2006年1月1日~5月15日当当网真实销量)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畅销书中往年出版的占多数。《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该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作者黄仁宇所做新的史书解读,使我们开阔了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方法。

《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也值得一提。一直以来,关于历史应该怎么写,学术界讲究规范,主张应该把“可有可无的都删掉”;也有的评论家认为,删节会失去没有学术准备的读者。《帝国政界往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巧妙而引起关注。该书是李亚平继《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用个性化的解读,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诠释至高无上的帝王,诠释那些权重位高的王公大臣,并透过他们去诠释历史上那些大时代、大变局,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有评论家认为,《帝国政界往事》系列作品有使人不能抗拒阅读的快感和诱惑,其奇妙之处就在于文学和历史结合得非常好。《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作品系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中国人史纲》(全三册,柏杨炼狱之作新插图版,同心出版社)都因作者个性化解读以独特的视野找到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感悟,又能使大众对历史有更生动、更清晰的认识,开创了这个时代独特的“历史文学”。

图书市场和读者一起,在时代的前行中逐步走向成熟,出版社一段时期的跟风现象有所收敛,真正的好编辑具有独立的眼光和判断。《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不仅在国内引起各阶层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思考,在国际上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的重视,2007年年中同时在英语国家发行,首开中国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英文主流市场的先河。从畅销或非畅销变成常销,这大概总是好书的必然经历。

反腐败?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期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对一个研究腐败问题的官员的采访,该官员建议废除腐败官员死刑http://news.163.com/06/0615/10/2JLD28AQ0001124J.html废除对贪官的死刑(虽然这两年经济犯罪的贪官已经基本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了),从民意上根本无法通过。因为问题很清楚,立即执行的剥夺生命的死刑尚且不能震慑贪官,不死的任何刑,对于贪官来说,基本就成摆设,因为既然能够贪到百万千万,则摆平中国的法律也不是难事。更何况,中国的刑法的刑罚结构,死刑之后就是无期,但是无期基本上是十几年,根本没有谁被监禁至死。像美国那样,最大恶极者被判处数百年监禁,你就是怎样减刑,大概也减不到十几年。因此废除死刑的一个前提是对于中国刑法刑罚结构的重大调整,必须让某些罪大恶极的贪官,即使不丢脑袋,也至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

从法律的震慑力来说,有两个重大的因素,一个是处罚的严厉程度,另一是案发的概率。如果处罚极为严厉,只要犯罪,无论数额多少,全部处死,则即使案发的概率极小,犯罪率也会降低;另外,如果缸锇阜⑤母怕始□撸□热?0%的会被发现,则即使处罚并不严厉,也没有谁会犯法。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对犯罪的惩罚,虽然还算严厉,但是,查处的概率,却低得让人可笑。有人说,对于中国的官员,“先杀头,再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这种说法虽然极端,但不是没有道理。目前中国的贪官的被发现,全部是因为偶然因素,顺便带出来的。比如郴州的一个局长被杀,住房公基金主任与他有过接触,警方找他询问,这位主任吓坏了,立即交待了自己贪污挪用数千万元公积金的罪行。有人估计,中国官员的案发率的概率,比坐车出行遇到车祸的概率还低。坐车出行是会遇到车祸的,会死人的,但因为概率不高,人们并不拒绝坐车出行;贪官腐化也是会被查处的,但是概率极低,谁又在意呢?因此,废除死刑的又一前提,就是必须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健全监督的网络,使他一旦腐败,就立即能够被查处,不待别的什么拔出萝卜带出泥。

以上所说,无非是对已经腐败后的事后处理。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健全,使官员根本就无法腐败。这比事后杀头当然对谁都好。一来人民财产不受损失,而来官员也保全名节,毕竟官员本来也都是人,三来社会也节约了破案审判监禁的高昂成本。那么,这些制度在哪儿呢?

《南方周末》的报道中那位官员专家说,就世界范围看,反腐败最有效的两种制度是“金融实名制”和“家庭财产申报制”。这两项制度被描述为,一个是从金融上控制,使官员的钱暴露在阳光下──目前中国实行的储蓄实名制是其初级措施;一个是摸清官员的不动产,并配以对官员的定期审计。“凡是实行了这两项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取得了很大的反腐成效。”王说。但上述措施同时会造成资金外逃,“一旦实施,对经济建设影响很大。”韩国和墨西哥在实行之后都曾发生过资金的大量外逃。中国害怕资金外逃,不敢实行这两个制度。可话说回来,你怕外逃,下不了决心,国库迟早全部黑被掏空,心慈手软,只能养虎遗患。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政策制定者怕给自己戴上枷锁而不愿这样作。

还有一点,这位官员也披露,之前中国制定公务员法时,在其“草案”阶段曾被寄望加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最终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原因很简单,立法的人,决定法律命运的人,本身不少就是贪官,或者摩拳擦掌寻找机会当贪官的人,你能指望他通过立法把自己并不清白的屁股暴露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指受划脚,让甚至给自己在牢狱之中预定一个席位?

所以。反腐败是不可能的,不管废除还是保留死刑,也不管有关方面喊反腐败的声音多高。我记得《水浒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宋江杀了人,逃到老家,他的同事,也同样是强盗的朱仝雷横一面让宋江逃跑,一面却大声喊叫抓案犯。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其实是给人看的。而今之反腐败,可不就是这个样子?“腐败亡国,不反腐败(这里删去两字)”,就这么简单。

王德邦:盲人牵引走过黑暗—-向光诚致敬

           记得童年
         在山村的夜晚
         迷失中的我常由一个盲人去牵引

         记得少年
         在求学的艰难
         一度逃学的我由一个盲人走高架钢丝的故事唤醒

         盲人是我黑暗中的明灯
         盲人是我迷失中的指针

         当世人都凭外在的光去辨认
         常为现象所惑
         为环境所困
         跌倒随流不知何行

         盲人却用心灵去感应
         直执事物的本性
         无惧环境的暗深
         行出人间的真道
         活出为人的标准

         黑暗辖制了世人的心性
         因为世人依靠是外在的形声
         黑暗却禁锁不了盲人的眼睛
         因为盲人倚仗心灵的牵引

         盲人是黑暗的克星
         他深知黑暗的命门
         一切恐惧阴森对他全然无影

         当这个世界
         杀人成为光荣
         阉割称为正义
         虚谎变为智慧
         是非颠倒悖逆
         善恶混淆不清

         有一个盲人傲然不群
         他力举真善
         持守尊严
         捍卫人权
         在暗昧世道中擎起良知的明灯
         在昏聩人群里吼出正义的雷鸣

         他以一个盲人的睿智刺破黑暗的沉闸
         以一个盲人的坚韧将铁屋子中的人唤醒
         他的特立独行挽救了一个时代的良心
         他就是山东临沂维权勇士陈光诚
         让我们向他崇高致敬

         (2006-06-20于北京)

彭小明:柏林民运大会和欧盟对华关系

—-欧洲中国民主人权运动踏上新台阶

二○○六年五月,全球支持亚洲和中国民主化大会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不再局限于中国人范围之内自说自话,而是把欧美加日澳的政治精英,乃至朝越缅的反对党派代表,还有台湾香港的议员、政务官请进来,让东西方各界都了解中国民主运动的抗争。这次会议会风清新,团结和睦,而且利用电脑网路组织了海外和国内分会场造成强大的声势,如同一面民主运动的新旗在海外猎猎飘扬,让国内外所有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感到欢欣鼓舞,看到了力量。

欧盟对华关系的目标措施

中外与会者的发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其中柏林欧洲学术委员会鲍曼先生的报告,深入浅出,疏而不漏,比较全面地概述了一九八九年以来,欧盟对华关系的演变。其中有中国当局故意避讳的一些内容。六四屠杀以后,欧盟立即发表了马德里《对华声明》,暂停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并实行武器禁运。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华关系逐渐缓和,但是武器禁运始终没有被取消。一九九八年欧盟通过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盟对华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这份文件在嗣后的几年内又做过一些增补。中国的宣传强调,欧盟将中国视为国际战略伙伴,并将与中国发展全面的接触,欧华关系被提升到了与欧美、欧日、欧俄关系同等的高度。实际上欧盟还强调,建立一个开放而又民主的、关心人权的中国社会关系到欧盟的利益。对此还阐述了欧盟的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一,把中国引入到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中来;二,促进中国走向开放的、以法治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三,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四,欧洲提供资金,合作开发若干计划;五,促进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从各种方面看来,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如中国对欧洲的了解。

自一九九五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对华人权问题谴责提案,中国做出的反应是,接受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人权对话。文件对对话的内容也有相应的规定。第一方面,包括一些事务性合作,例如联合国改革,销毁核武器,非法移民、毒品贩卖和环境保护等等,同时也有十分敏感的要求: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强调遵守香港高度自治,都是欧盟的利益所在。第二方面,是关于开放的社会。实质的内容就是人权对话。中国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就应当批准并实施这些公约。同时实施若干计划,培训中国的司法专业干部,并为中国发展法治国家方面提供谘询。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缺陷必须明确地指称;欧盟要求中国减少死刑,逐步废止死刑,实现思想、科学、信仰、言论和集会自由。大部分内容都是中国方面不愿看见的,更是在国内和海外华人社会讳莫如深的。

中共利用贸易竞争分化欧盟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相当不错,简直令人鼓舞。比如实施武器禁运,坚持人权责问等等。可是在现实的实施中,情况相当令人沮丧。首先是法国在空中客车交易中撤回了自己的立场。因为中国威胁如果坚持人权谴责,就撤销贸易合同。共同生产空中客车的德国和西班牙也随之屈服,坚持原则的丹麦与荷兰无法贯彻自己的立场。从鲍曼的讲话中可以知道,各国政府是很容易见利忘义的。同时也来参加会议的德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瑟博士曾在议会听证会上告诉我们,法国总统希拉克就是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无赖,毫无任何操守可言。一些只见眼前利益,忘却根本原则的政府面对当前的一点好处,立刻见钱眼开,忘乎所以。中国领导人也学乖了,他们利用贸易竞争来分化瓦解欧盟,欧盟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纷纷带领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北京签订贸易合同,中国也成功地使用利诱的手段搞到了贷款和开发资金。情况愈演愈烈,施罗德政府竟跟着法国的希拉克一起要求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了。

人权对话是一九九七年开始的,但是形式变得不公开了,只能关起门来对话。人权批评也不再在欧盟高层出现。鲍曼先生十分沮丧,但是他仍然提出欧盟应当坚持九十年代初期的惩罚机制,凡是人权损害事件,必须毫不留情地谴责。人权对话不能再搞黑箱操作,应该更有批评性,更加透明和更讲求实效。依赖性其实是双向的。欧盟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西方的技术。西方在出售飞机的时候,完全应当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基本价值。欧盟应该看到长远的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欧盟,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联合体,它并不追求地缘的战略利益,而是要维护本地区的古典本真价值。

德总理访华全新举措创纪录

所幸,在柏林大会之前,施罗德政府已经下台。历史上第一位德国的女总理默克尔组成了新内阁。民主中国阵线和全德学联在新任外长首次访问北京前夕,在柏林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德国政府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取消武器禁运的活动,并向外交部亚洲事务处当面陈述了要求。外长施泰因迈耶在北京表明的态度不同于以往,“不再主动为取消禁运而奔走”。大会期间,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启程在即,大会主席费良勇再次前往政府,向官方重申了相应的要求。大会甫一结束,消息传来,默克尔不仅对中国党政领导人提出了人权批评,而且表示今后要不断地提出。同时不再要求取消禁运。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主动接见《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又到上海接见了天主教主教。开创了对华外交史上的新纪录。女总理的全新举措不能说全是海外民运的功劳,但至少政府和新闻界由此而知道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停止抗争和呼吁。德国总理的大手笔,还跟她本人比较明智有关。毕竟她出身于东德的教士家庭,深谙共产党人统治监控的所有手法,懂得专制压迫下人民无告的痛苦,信仰受压的悲哀。我们走访过欧盟施特拉斯堡总部,参加过欧盟和德国议会的听证会,还参加过各种类型的中国问题的民间讨论会,发现行政部门的官员都比较“实用主义”,看得见实惠,管不了什么人权和理念。议会的议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充满正义感,敢于讲话,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为北朝鲜难民、为中国政治犯和法轮功信众的人权奔走呼号。

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跟民主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合作,影响海外的政治力量,间接地影响中国政局,比之我们直接在国人范围内呼喊,反而更加卓有成效。

我们将告诫欧盟各国,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党政的监控之下,所以仍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不能享受欧洲的市场待遇。中国的专制是动乱的根源。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变,就不应该解除武器禁运。解禁对地区的稳定,对台海两岸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纳粹政权就是独裁国家暴富之后,贻害四邻,残杀人民的实例。中共坐大,必将危害世界的稳定与安全。

我们的手中没有暴力,没有权柄,我们只有良知和理念。鲍曼先生所说的本地区的古典本身价值,就是欧洲的人本主义,就是他们首先创造出来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后来成为全人类的思想财富)。我们就是采用这样的思想武器,去游说国会议员,抨击急功近利的错误行为,执行欧盟文件中极为明智的措施。跟我们针锋相对的正是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所说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最庸俗、最卑鄙的唯利是图。我们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欧洲最根本的价值观,我们将用欧洲最朴实的伊索寓言故事《农夫和蛇》作比喻,去警醒所有认不清中共面目的欧洲人。通过大会我们建立了固定的联系网络,欧美日澳的议员联合起来,与我们共同协作,将有计划、有针对地开展游说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已经踏上了新的台阶。

(作者为全德学联主席)

綦彦臣:出租车司机群体,北京新的弱势阶层

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学定义以及法学概念尚未形成,比照新闻语言的日常涉及,大体可勾勒出一个初步“可用”的指标体系:1、财产拥有量居于社会平均值之下,社会学观察对象之“最穷的10%”应为一般适指群体;2、个体生活质量较差,特别是精神状态及与之相关的休闲程度,远在“社会中值”以下;3、不具备话语权力,即基本上没法表达自己的真实社会遭遇,与之相关,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自组织团体如工会来为他们争取权益。

应当说,以上3项只要同时占据其二,那么,这个群体就是弱势阶层,即适合媒体语言“弱势群体”所指。

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的观察为例,很显然,他们的后两项特征十分明显。选取这个行业群体为对象,并非刻意之为,而是因为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如处理出版事务)中经常接触他们,从而得以在资料取得上的便利。并且,这些资料的取得不是标准的“统调队方式”,也不是“新闻会客室”式的媒体秀,而是随机谈话得到的。

一,收入与劳动程度之比,远在农民工以上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基本收入在1900至2500元之间,其中包括公司存入特定储蓄卡的非现金工资部分。一般情况下,一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如建筑小工和铸造力工等,也可以拿到1900至2500元月工资。但是前者远无后者的休闲程度高,也无后备收入保障。

比如说,从我的老家到北京通州宋庄铸造基地“卖苦力”的农民工,比之出租车司机,具有两大优势:

(一)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季节性的,也可以主动休假,并且带队的包工头(一般称为“带班的”)在抽取小额管理费后,也安排农民工休息。出于乡情,“带班的”在所带“部属”遭遇业主不公待遇时,可以“讨个说法”。

相反,出租车司机在高额管理费即“份儿钱”的压力下,几乎不敢休息,他们即无自己的“带班的”,更无工会可言。

农民工在冬季回家过年(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可以进行自愿的娱乐如打麻将与喝闲酒;此外,农忙季节可以回家收割或播种。大多又以花钱雇工的方式完成。或者说,应付农忙则成了一种“亚休闲”方式。

(二)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意义来论,出租车司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企业下岗工人转来者)等于被迫地与公(国)有生产资料剥离,既存的公有资产无论如何处置,不再与他们有日后的权利、责任及伦理联系。

农民工呢?除了季节性地“卖苦力”收入外,还拥有农村土地产出,具有明显抗风险能力。

以一个“现代轿车”伊兰特车型的“两班车”(即一部车两人轮换开)的较高收入的司机为例,他的每日纯工作时间一般不低于10个小时。所谓纯工作时间是将上厕所与吃饭的时间剔除掉了。为了增加纯工作时间,司机们大多要克制自己的饮水量,这导致了心脏病与尿毒症的高发。

这个“两班车”的大体会计学流程为:①每月营业收入18000元(每天收入600,即每班干到300);②交公司7700元,其中5800元为纯“份儿钱”,入卡工资1820(每人910元),其他费用80元;③(以现有93号汽油每升5元计)每月耗油价值7000元;④毛总收入减去上交公司与加油支出,纯收入为3300元,也就是说人均现金收入为1650元。
每月工资总收入(1650+910)为2560元。取得如此高额工资的基本代价是:

(一)每月干满30天,尽可能用公司开会的时间作汽车简单保养;

(二)不得向公司争取法定节假日如星期天、国庆、五一等,也就是公司不会以减少节日“份儿钱”的方式补偿“双工资”法定责任。

二、交“份儿钱”的游戏规则有谁来定?

仍依以上“现代伊兰特”之“两班车”为例,可以发现:有30%强的毛收入由公司以“份儿钱方式”占有;作为固定成本的燃油支出,占到40%。

相应地,每辆用于出租特定目的“现代伊兰特”的购置价为7万元人民币,再加计各种手续接近2万元,总额9万元。公司以每月收入纯“份儿钱”5800元计,约用不到16个月的时间,就收回了投资。

如此之高的回报率即年收益率为77%强(5800×12÷90000),如此之快的投资回收速度,实在是除石油、煤炭等行业之外的最大暴利行业,比现在一直被公众关注的房地产行业还要让人眼红。但是,“份儿钱”的游戏规则是怎么确定的呢?局外人始终不懂,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一次听证会来实质地解决这个问题,突出的情状是:

(一)出租公司的设立都要靠巨额贷款,特别是在吞并式的集中更是如此,于是高负债率迫使业主提高了收益率,也就形成了“份儿钱”占到营业额30%的“高标准”。

问题是,一旦相应贷款得以归还,业主还有理由保持如此之高份额吗?
(二)人大(议会)提出相关议案,终因利益集团的强势存在而作罢,而政府系统一直出台不了相应的“强硬措施”。

在行业工会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公共品失效,就使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特许行业,许可证的价位究竟是多少,至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体系乃至改革伦理中的大问题。

以比较经济学中的“政府失灵”来界定出租车行业的怪现状,则丝毫不为其过;与此同时,市场(机制)并没失灵,机制表现最显眼的就是油价上涨问题。出租车提价的结果,并没带来相应的营业收入的增加,反而是空载率比原来加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仍是出租车原来最有利可图的短途客的减少,比如10公里内的乘车需求原来只支付16元以下(如12元)现在则比原来的乘车成本(对应12元为16元)加大了30%之多。

在“份儿钱”游戏规则既不透明又铁定了的条件下,出租车司机对汽油涨价的心理焦虑程度远大于私家车辆的车主,就更不论他们与公家的办公车相比了。

出租车司机公司业主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没良心的群体。到目前为止,还没哪一家出租车公司宣布:为抵销油价给司机带来的压力,做出“减份儿”动作,哪怕是象征性的!

三、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状态

出租车司机行业的精神压抑是多向度的:(一)是,“份儿钱”的霸道使其“有冤无处申”的心理状态一直疲惫化地存在;(二)是,高强度、长时间的连续劳动,使其社交活动极度减少;(三)是,夫妻之间性生活频率与质量处于了可怕的低劣程度。其中第三项尤为可怕,且几乎没被社会学专家、劳动心理学专家关注过。“慎勿疲劳驾驶”的所谓善意提示,也在精神焦虑状态下变成了“真实的谎言”。

一般情况下,30至40岁年龄段的人(相对其他年龄群体)性要求比较高,而出租车司机又大部分处于这个年龄段。如“两班车”的一位男士全工作时间(包括吃饭与如厕)一般在11个小时,其回应妻子性要求的次数每月最多3次甚至只有一次,而本身主动提性要求的次数很难超过两次。

夫妻同开一部车的“两班倒”或者名义上“一班车”而实际上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的,其互动性生活一般每月还不到一次。尤其,以妇女为“主角”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几乎90%以上的人处于性冷淡状态。以女性心理学来看,这也是一种条件反射情况,因为妇女比男子对性生活
的氛围要求更高。这种由职业压力造成的性压抑,等于严重地侵害了女性的人权。

有一个中年出租车司机曾讲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一位25岁的男士,经过五、六年的奋斗,通过开出租车挣得收入,娶妻生子并在郊区买了廉价房子,应当说过上了稍微像样的生活;而正当他将夏利车型换成“现代伊兰特”时,他太太提出离婚;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对性生活频率与质量都非常不满。

结果,这位男士的精神受了刺激,不得不放弃开出租车的行当。

结束语:缺乏NGO的危险

出租车司机行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也较易于传播他们的情感。到目前,这个行业里存在着“工会缺位”、“妇联缺位”的实情。但是,民间自组织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话语强力来推动,出租车行业的NGO就不可能出现。

应当说,推动NGO在出租车行业的出现是民间维权组织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且,在比较经济学定义的“政府失效”状态下,中国特色的维权就在于产生“民间有效”的社会学效果。

这并非是为占领政治学领域话语制高点,而在于减少突发型社会骚乱,以及可能发生的骚乱的烈度。可以断言:如果一直默认(不管是政府默认还是民间默认!),默认这个行业的整体弱势化,那么可以肯定--在社会骚乱期,这个群体将是推动骚乱向纵深发展的巨大力量。比如说:(一)全面停载,(二)冲击公共交通系统。

这并不是提前进行“有罪推定”,并对这个本已弱势的群体施“诬其清白”之“毒计”,而是事实已经表明,“第二类冲突”在其行业中本身已经存在,比如说广州出现的“黑出租”打砸合法营运出租车的现象。这类业内冲突,仍然是许可证制度带来的高额寻租刺激,并导致了执法全利益化情状;而处于弱势即无法越过准进门坎但又要生存的群体,就必然采取“自相残杀”的手段。

目前,中国公交系统的高补贴政策是相当成功的,表现了“政府有效”与“市场有效”合理配置的双赢状态;但是,对于出租车(司机)行业,“政府失效”已经长期存在,其积累的问题已经社会化。

在目前“改革”陷入全面伦理悖论即“无革可改”的状况下,以政府政策措施来进行利益调整也许是“改革”的救步之棋。与此同时,放开NGO也已经成为增加公共安全系数的不可回避的选择!
————

2006年6月14日写于北京南郊鹅房村
2006年6月20日改定于泊头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昝爱宗:“光明之子”陈光诚战胜世界上的恶

——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陈光诚赞美

盲人陈光诚先生被捕了,被山东的黑暗势力挟持了。

虽然此前,陈光诚先生和温家宝同时并列为“影响世界的100人”(《时代》周刊),
但温家宝的装聋作哑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不是无能为力,而是保护自己。

温家宝贵为总理,是共和国成立后继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和朱鎔基后的第六
位总理,但他却是权力最小的总理,也是流泪最多的总理。

周可以对着毛泽东说“鞠躬尽瘁”,华可以让毛泽东一个人“放心”,赵紫阳可以对自
己的组织“至死不合作”,李鹏可以不惜代价劳民伤财损公肥私搞“三峡”,朱可以对
着下岗职工说大话表示自己不畏“万丈深渊”和“地雷阵”,可历史翻到温家宝这一页
,他只顾保自己,哪有功夫想起陈光诚呢?

陈光诚先生,我想与您分享这句圣经里的话吧:“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
这光。”也请您体谅温家宝先生的苦衷吧,您已经成为光明之子,难道他温家人不在内
心仰慕光明之子的作为吗?

一个人,向往光明的勇气有大小,但只要他没有放弃,他在坚持,我就希望他能够成为
黑暗中的光明之子。

只要有光明在,何惧那黑暗!

维权律师滕彪博士和许志永博士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主办的“关注陈光诚”志愿者
见面会,原定于6月19日下午2点至4点在北京建国门举行,但因遇到貌似很强大的“压
力”被取消。他们在19日当天发出的取消见面会通告中表示:“我们遇到了很大阻力,
本着对陈光诚及其家人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决定取消见面会”。

6月20日,北京还传出消息,72岁的陈母和3岁孩子在北京被绑架。这事发生在北京“关
注陈光诚”见面会被迫取消后。

滕彪博士介绍了大致经过:19日下午7点半,远途来北京的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到滕
彪家的楼下去,只见有10来人冲上来将老人孩子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滕彪等人
试图阻拦并报警。警察来到后,没有阻拦绑架者,却拉开滕彪博士,绑架者在警察面前
“逃离”。过程中,滕彪博士被推倒在地,身体受到暴力侵袭。

滕彪博士认为,这是公然的绑架行为。不像政府行为,却事实上是政府行为;不像黑社
会行为(有警察在场也无能为力),事实上正是公开的黑社会所为。

不能不清楚地指出:这个时候的北京,也成为了山东黑暗势力的施暴地,或者他们同流
合污。

在黑暗势力中猖獗的山东省沂南县公安局,已于6月10日对已经关押在黑牢里的陈光诚
下达了刑事拘留通知书(沂公刑拘通字[2006]292号),由陈光诚妻子袁伟静收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06年6月10日9时
将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陈光诚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沂南县看守
所。”

事实上,早在近90天前,陈光诚就先被软禁,然后给绑架,直到6月11日才给出一个所
谓正当的说法。多么可怜的执政者,用如此下流的手段迫害一个说真话的盲人,一个残
疾人,这国还是共和国吗?如此下去,还走向什么共和?

事实上,陈光诚先生一直是关心农村的残疾人及农民的权益,自2005年4月份开始,对
临沂地区的野蛮计生开始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面对当时的受害人,讲述当时
他们所受迫害的实况,在北京的法律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帮助下,这些真相得到公布,就
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都出面证实,同时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十分的震惊和不可思议。可
黑暗势力却依然如故,不承认罪行,反而迫害说真话的陈光诚,真是丧心病狂。

现在,不但盲人陈光诚被关押,其母其子也遭绑架,用陈光诚妻子袁伟静话说,“不要
让我们三岁的孩子同我们一样整日在恐惧、思念与期待中渡过”。可是,在黑暗得逞的
时候,谁能阻止得了呢?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摩太后书3:
13)

今天,我为陈光诚的行为赞美,同时又为中国法律作为橡皮图章而深深悲哀。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到了地方就无比受气啊。典型的就数《宪法》,出了人民
大会堂就不断贬值,到了中南海就更加不景气,比如宪法有言论、出版和游行示威的自
由——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的宪法还有罢工自由,可一个小小的政府条例就剥夺了出版
自由,而且公安对前来申请的游行示威又依法批准了几起?

这个宪法到了地方,简直是一钱不值,比如农民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可现在的地方
政府大肆倒卖,当初政府没有给农民私有土地,据说是担心农民把地卖了以后成为无产
阶级,进城不好管,现在可好,农民自己不能私有,不能卖,政府偏偏来卖了,似乎农
民都进城当苦工了,政府就可以直接把农民的集体土地给卖掉,然后供政府官僚资本主
义和资本家炒地,炒楼,不顾民众死活。不过,即使民怨沸腾,也无济于事。

还有什么“公民人身自由不能侵犯”,可山东的政府侵犯了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人身自
由”多少次了,简直无法无天,中央政府也只能装聋作哑了。

看到陈光诚先生的遭遇,再看那些所谓公正和善的条文,那些被写入《宪法》发“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举报犯罪,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以及“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依法治国方略……在陈光诚的遭遇面前,这些似乎都可以
一笔勾销了。

2006年6月20日

──《观察》首发

力虹: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绝地反击(中)

此刻,在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战线上,著名宪政学者、评论家陈永苗先生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以他一贯的耿直与勇猛,横刀立马冲到了爱琴海网友绝地反击的最前沿!

陈永苗,1996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2002年前福建执业律师,2003到北京,先后任中法网内容总监,《新京报》评论员,《法制早报》评论编辑,宪政论衡网站站长,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转型,被学术界和舆论界视为最具代表性的知名宪政学者,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影响。2002年8月陈永苗推动了反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运动,2004年推动了反对禁止乞讨运动,同时一直致力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思想和学术讨论,以及推动维权运动的进步。他的座右铭是:千年暗室,一灯则明!

2006年2月,正当爱琴海网站广邀天下名士、加速论坛建设之时,经本站特约评论员兼《文化批判》版主羽戈(这位青年才俊是愤而辞去天涯“关天茶舍”版主后,立即加盟爱琴海的)的推荐和网站的诚邀,陈永苗欣然出任了由他建议而新设的爱琴海《宪法天道》栏目首席版主。可是就在此栏目正式开张不到10天,这位“新官上任”的版主的“三把火”还没来得及烧起来,网站即遭到无情的封杀!

陈永苗先生心中的郁闷和愤怒是可想也知的。现在爱琴海遭难已达一周,网络杀手浙江省府新闻办居然还敢抛出了如此无耻的《官方说法》!

3月16日,陈永苗奋笔撰文,发出了正义的怒吼──

彻底打倒关闭“爱琴海”网站的官方依据
(博讯2006年3月16日)

    

“爱琴海”网站被关闭,官方的说法是:该网站自运行以来,从未向有关主管部门申报登载新闻资质,却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道。
    

2005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联合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第5条明确指出: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爱琴海”网站严重违反这一规定,因此被关闭。
    
(
     可是官方说法及其依据存在严重违法问题。《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五款违反《行政许可法》。审批属于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规定第十四条,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十七条 规定,除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除非法律和行政法规,都不能设定许可和审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在2005年9月25日发布,属于行政规章,要受到《行政许可法》的约束,不得设立审批。也就是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五款是非法之法,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建议维权后援团釜底抽薪,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五条向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或者通过起诉官方非法行政行为,否定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行政许可法》具体条款
    
    第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十一条 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第十四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
    
    第十五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除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完)

 

网站被突然封杀之后的几天里,站长林辉一直保持低调状态,静观事态发展。林辉,青年诗人、独立作家,1972年出生于浙江三门,1997年毕业于宁波大学经济系,2000年起旅居杭州。高中始创办各种民间刊物,大学始因思想活跃、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思想活动屡次被公安部门骚扰、传讯与短期拘禁。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筹建,曾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 20058月创办爱琴海网,为该网站的投资人兼站长。

 

就在陈永苗发声的同一天,林辉将他的文章发上了《观察》、《博讯》、《大纪元》等网站──

 

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

政治无处不在。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想法只能是幻想,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行为只能是徒劳。
    

因为政治就是生活,一种有关人格尊严、自由空间的具体生活。政治是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在社会秩序与资源分配上的再组织,我们希望它是和谐的,依赖各个群体在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之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帮助与妥协。
    

而政治让大多数人避而远之,因为现实中被扭曲的政治裹挟着迫害、血腥乃至死亡,政治成了政客或亡命者的政治。大多数人的避而远之正是专制者所期望的,这可以让迫害甚至屠杀更加变本加厉,让自由、正义的勇士倍感凄凉。 (博


    专制政权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是对人的美好心灵的磨灭和创造力的扼杀,它通过强制的意识形态教育、利益诱惑、残酷镇压以迫使民众恐惧、畏缩、俯首听命,失却伟大的勇气和想像;迫使民众之间互相攻讦、漠不关心,瓦解一个可以与它制衡的组织成立并壮大的可能。
    

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的利益、见解、信仰,反对因追求自己的利益、见解和信仰而损害他人,哪怕以绝大部分人的名义剥夺极少数人的生命和自由,剥落自由正是剥落生命的变相形式。
    

自由是每一个人要追求的最根本性的东西。民主是我们要实现自由的社会保障,而正义则是衡量自由是否可行的标准。民主、正义、自由应成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一个辞汇、一句口号。
    

如何追求自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社会中没有个体的自由也就没有整体自由的真实性,同样没有整体的自由便没有个体的自由。社会环境、生活惯性、知识与体悟上的境界都影响了我们成为不同的自由个体。但是要做一个身心洋溢着自由精神有着自由向度的人并不难,只要你敞开心胸,谦虚、努力、学习、无畏,那么你思想的自由、身体的自由、社会空间的自由就越来越大。专制政权只是伤害了我们自由的一个因素,当然它绝对是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通往自由之路上不得不去除的“拦路虎”,对专制政权的承认、放纵抑制了自由的品质与上升。
    

民主不是实现自由的最完美的形式,有了民主不一定就有了自由,但它是保障自由的必需,是不同的人对自由有着不同甚至冲突的具体要求时平衡约束的一种手段,一个人的世界可以没有约束,但一个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文明程度都需要约束。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就是具有可贵的自我约束能力的人。
    

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和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包括以民主制度著称的国家,而我们在政治层面上要关注的是制度上的平等、执法精神上的平等。对于尚处于专制政权统治下的国家,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没有国情、文明之别,任何政权都没有权利把国情、文明的差异作为否定民主制度的理由,也没有逻辑依据把混乱、分裂作为一种肯定的假设来拒绝民主制度的到来。
    

自由是我们要永久追求的,民主是我们要努力建设的,而正义必须成为我们的原则和力量。正义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存在,邪恶的行为并不代表行为者心中正义感的消失,甚至这种正义感往往折磨着他的良心。如何把正义作为原则并坚持它、化为自己的力量和社会良知的力量,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们要关心的也是关于正义的核心命题,即具有人性永恒的概念,如:善良、平等、公正、怜悯等。
    

我们当前要做的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自由、正义精神的强大个体,并以自己的丰满和真诚去点燃每一个被抑制的个体内心对自由、正义的渴求,让正义与自由象一条精神的河流在绝大多数人中间流动起来、浩荡起来,成为无法阻挡的力量和人类精神的美丽景象,同时感化或涤荡那些想阻挠人类进步、谋求独断利益者。我们要做的具体目标便是建立起一个权力制衡、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制度,一个向富裕、和谐、公正最大性接近的公民社会,成就一个走向复兴、辉煌、进步、充满创造力想像力和包容性的中华民族。
    

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政治非但不是很多“独善其身”者所藉口或害怕的是非之物,相反政治能提升一个人的自由境界,检验良知是否超越了小我。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土上,在追求自由的人生之途中,想绕开政治只会让自己更痛苦。我们不可把专制政权所强加给我们的、特殊利益集团专有的政治视为本来的政治,正是专制政权和特殊利益集团玷污了政治在更好地维护公正、秩序方面的美德,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才能改变那“少数人政治”的事实!
    

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完)

 

特别是陈永苗的这篇檄文《彻底打倒关闭“爱琴海”网站的官方依据》,一文既出,海内外震动!不但让广大网民网友获得启发:必须拿起现行宪法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神圣权利。同时,此文吹响了爱琴海网友绝地反击战的“冲锋号”,并直接将由于网站被封而激起的抗议浪潮,引导到了后续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违宪审查”运动,从而把爱琴海事件推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维权舞台,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宪政改革层面。

 

2006.6.14.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

朱学渊:点评冼岩<中国反腐败前途渺茫>

学渊评:邓小平反对“多党民主”,道理是“太浪费时间”。专制主义

谋士冼岩先生则说胡锦涛“前四、五年是权力的转移、磨合与稳固

期……剩下来只有五、六年时间,很难想象……会启动需要付出长期

努力才能见效的大动作”。所以他的十年时间,将统统白费,实在辜

负了“一万年太久”的秦始皇,和讲究快刀乱麻“硬道理”的二皇帝。

人言崇祯亡明,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吃专制皇粮的

思想家冼岩先生,能说出一番制度性亡国的道理,还说得出“一旦经

济增长的能量消耗殆尽,现行秩序将失去支撑性力量,社会危机触手

可及”的宿命来,莫非“亡国之臣”中还有明白的人?只是冼先生违

心言论太多太多,海外读者甚少甚少,这篇亡国言论读者一定不多,

实在可惜。

 

冼岩:中国反腐败前途渺茫

 

进入炎热六月,随着气温升高,中国反腐败的势头似乎也在高涨。一

桩桩腐败大幕被揭开,一个个显赫高官遭查处。从湖南郴州市委书记

李大伦、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相继落马,到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畏

罪出逃,反腐败在中国又展现出新一轮强风暴。但随着相关案情的有

限披露,人们对中国官场的腐败、黑暗也更感触目惊心。如此严重的

腐败、如此横行无忌的贪官,竟然能窃居高位如此之久,查处如此之

难,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腐败在中国已成顽疾,就在刘志华的上下

左右,可能还存在多个刘志华;当前中国反腐之于腐败,只如杯水车

薪。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有着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在现行体制下,官场各

种势力相互牵制,反腐进程只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决心。根

据已经形成的权力交接程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长任期为两届十

年。其中前四、五年是权力的转移、磨合与稳固期,不但难有大的攻

坚动作,还必须完成一系列的利益妥协与交换,新的最高权力才可能

站稳脚跟。剩下来只有五、六年时间,很难想象执政者会启动需要付

出长期努力才能见效的大动作,更难设想他会主动掘开自己脚下刚刚

稳固的权力基础,不惜权力格局动荡,也要将反腐进行到底。


这是一种只适于守成、不适于攻坚的体制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反腐

需要避开有可能引发权力震荡的雷区,因此只能有选择的作些点缀,

以期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上行下必效,既然反腐在最高层也必须顾

及羽翼,只能有选择地进行,那么在权力体系内部,各条条块块的小

权力中心当然也会将这种“选择性”复制下来,并且进行到底。于是,

反腐在中国就成了真正高难度、高技巧的风险操作:它必须绕开各种

雷区、必须避免触及大大小小权力中心的利益,必须在夹缝中觅路而

行。如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腐败分子只要后台够硬、保护伞够大,

就可以横行无忌、高枕无忧,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够份量人物的“羽

翼”,已经被屏护到反腐所不能触及的雷区。万一有个别“楞头青”

敢于触雷,必然会承受整个保护网的雷击,其结局遭遇可想而知──

即使在严格的新闻控制下,媒体也不断有反腐人士惨遭恶意报复的报

道,结果大多不了了之。(“适于守成”,亦是美言,学渊评)


在这种潜规则下,正如癌细胞是人体内最有生命力的组织一样,腐败

也成了最能适应这种体制的官场生态形式。腐败可以通过利益纽带将

不同职位的人整合在一起,可以通过利益输送扩展关系网,使个人能

量不断放大。越是善于腐败,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下越能占据优势;越

不善于腐败,越易陷入劣势与困境。个别无视潜规则的反腐斗士,就

象濒临灭绝的稀有生物一样,表现得与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不

断被“物竞天择”所淘汰。(吾党所宗:优败劣胜,学渊评)


为避免触及权力格局或切身利益,各级权力中心都会将反腐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拒绝几乎所有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权力监

督,因此反腐只能自上而下,在权力体系内部可控制、有选择地进行。

也因此,这一轮的反腐大动作,也被外界解读为与明年十七大的权力

布局相关的外围博弈。(只怕锦涛同志力不从心,学渊评)


从最近当局对相关信息的严密封锁,并一再要求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

通稿、不能自行采访报道,可见“反腐限于自上而下的党内渠道”仍

然是既定方针。没有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力量介入,自上而下的反

腐仍然只会是被潜规则挤压在夹缝中的道具。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并不

能根绝腐败,所以在民主国家也有可能丑闻不断;但它能够将腐败限

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不大可能会发生象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那样,

以高于市场40%的价格公开向下属单位分配其儿子开发的房产,并在

该房产售完以前,冻结相关地区内房产项目的审批。台湾陈水扁因其

女婿涉弊案而身陷困境,就是明证。


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并非对腐败全无制衡,据报道,中国每年都要查处

为数不少的贪官,它也能将腐败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只是这张

天网过于松疏,这种程度范围过于宽大,大多数贪官在这种反腐声势

下还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腐败对社会的损害也与民主社会不可同日而

语。就是这种宽严、松紧之别,可能决定中国社会的未来。(屡见贵党

“从快从严”,也未见成效,学渊评)


反腐在中国之难,使惊才绝艳如朱容基,纵然不惜粉身碎骨勇闯地雷

阵,最后也只能出师未捷,无功而返。不仅如此,朱旗下的大将也不

断有人因腐败而落马。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旗下大员的频频落

马,并不说明朱下属的官员更腐败,只说明朱没有为他们提供保护伞,

没有负起“老大”之责。这是官场最忌讳的“自剪羽翼”行为,仅凭

此点,朱就有理由得到世人敬重。反腐败难就难在大人物的重重护翼,

腐败分子的重重保护伞,这是由政治权力需要与利益相关共同打造的

官场人脉。如果中共大佬都如朱容基,个个爱惜羽毛,不惜自折羽翼,

反腐败可能易如反掌。但正如不可能奢望人人都是雷锋,也不可能指

望官官都如朱容基,迄今为止,这还只能是美好幻想。(冼君不再幻

想“人性”“自律”救党国,也算有长进,学渊评)


人性不可期,中国要走出腐败困境,只能引入外部力量,借外力冲破

当前官场潜规则的暗网。至少要借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在

反腐揭黑上一定程度上放手;而不能象现在这样,连批评报道科

级干部,也须省级部门认可。如果操作得当,如此可极大提高执政者、

执政党的声望,挽回民心,甚至有可能借此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整合、

重建政治认同。但是,这样做风险也不小,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

起政权内部反弹,甚至引发全社会的潜在危机。只剩下几年的任期,

其间还内外挑战不断,本届政府将作何抉择,不难预知。(胡儿怯懦,

夜半常惊梦,就不要再吓唬他了,学渊评)


因此,中国反腐的前途渺茫。民众对一些现象早已麻木,熟视无睹。

在此情况下,对现行体制的政治认同难以想象,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将

始终如影随形。一旦经济增长的能量消耗殆尽,现行秩序将失去支撑

性力量,社会危机触手可及。(可去平壤避难,学渊评)


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总有不少的难关险阻,历史就是不断的斩

关夺隘。中国能不能挺过此关,不得而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