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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其是文化沙漠的误会已经有很多年了。其实，香港只不过是一个疏离政治的典型。其精英文化可以很精英，其草根的可以很草根。梁文道和黄子华都是哲学科班出身，但从来不作高深言辞，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把一个常识道理说的玄而又玄来卖弄自己。陶杰的中西造诣并不差，但他却可以以日常时事来形容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又以英美文学之典故来比兴街市俚俗。香港人之中，有学识的却都会很低调。象周星弛那样肯思想的电影人，岂只一个而已？从新浪潮的谭家明徐克许鞍华，直到新一代的陈果彭浩翔麦婉欣，其实，家国之情，大都市小人物，从来都没有停下他们自己的思索。
　　
　　象进念那样敢于突破创新的剧团，在华语世界，也不多见。象牛棚书院，象许氏兄弟那样，高等知识分子主动俯身到屋村草根基层，让艺术啊电影啊音乐啊什么的不再高高在上，而成为他们身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自觉的普及者，流行艺术的推广者，也不多见。香港和台湾一样，同样保存了中国文化的许多传统，新亚书院，钱穆牟宗三杜维明这些新儒家都以此为基地。沾叔的老师，国学大师饶宗颐就说过：“香港绝对不是文化沙漠！”饶公对于社会上常常用“文化沙漠”形容香港，很不以为然。“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大人物都在香港待过。比如蔡元培、孙中山。如果查香港旧报纸，做这样的研究，不得了。”他批评说：“用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顺手转一段龙应台在港大讲座的报道：
　　龍應台是華文世界重量級的公共知識份子，來港之後，感覺香港高等學府人才濟濟如深山懷寶，但是與香港社會的互動，尤其是對於形塑香港未來的影響及參與，似乎值得更多努力，於是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支持下發起「思索香港」論壇。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龍應台在港大演講「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香港有甚麼可能」深入探討並挑戰西九龍思維，是為論壇開端。論壇此後之系列，不論是探索或是批判，社會參與極為熱烈。每一次論壇，除了極多青年人參與之外，媒體、學界、文化界及政府官員，均以高比例出席。凸顯香港人對香港文化願景關切的程度。
　　
　　香港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贴身参与的现场感,而并非高楼建瓯的俯瞰感．湯禎兆的《雜踏香港》，就评论本身，也是把文化回歸至一種最原本的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定義，而不僅是文本之間無關痛癢的互涉。他擁抱大眾文化，并通过自己在亲身体验这些文化现象之后，写下自己的閱讀流行文化之crossover心得体会．这一种，也是香港文化人所奉行的，跨界性和实践性观念．香港人有些时候不是不喜欢某类文化，但他们却不想只把他们当作天九翅或一哥九头鲍，而想把他们当成天天大排挡茶餐厅都吃得着的碗仔翅和罐头装冰糖燕窝．
　　
　　因此,香港的文化特色,和台湾的文化特色是不同的类型.台湾,是先解构而后建构,对传统的承继很多,但也承袭了很多糟粕.香港则承继东方的同时,也融合了许多西方色彩.为此,其一直是处于解构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设性少.香港没有台湾那种深厚的乡土文学积淀,因此,也很难诞生陈映真那样的乡土大家,但是,李昂的杀夫语境,本身也不可能在李碧华的语境下呈现.但李碧华那样的地理和历史视野,也不是李昂们可以呈现出来的.事实上,除了本土的黄碧云、西西之外，外来者如张爱铃、施叔青，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后所带来的作品，同样具有香港性。举个例子，台湾出的包青天，还是非常依附于神权与君权，并且倚赖于道德迷信的，但香港两个电视台出的包青天，则非常注意刻画包公案中每个普通人的人性困境，并每每把质疑指向君权与神权，包公和小民的每次胜利，都是普通人人性的觉醒与反抗的胜利，同时也是君权和神权不得不退后的挫折。
　　
　　香港作品反映出来的香港性，一个在于其草根性，二在于其无父无君性，三在于其移民性与浪子性，四，还有一点遗民心态。周星驰之所以为这么多老百姓喜欢，本身就有其草根叙事的共鸣在里面。这个不是在大话西游可以看到的，而应该在鹿鼎记、苏乞儿、审死官、白面包青天、国产零零漆、喜剧之王和功夫里，才可以看到的。他在里面对权威、君主、官员、政府等的藐视和嘲讽，这种勇气，刚刚好是华人世界里最少有这种表现形式的。因为，他是以小市民所乐见的喜剧形式来表达，呈现出一种原本应是悲剧式反抗的，庶民的胜利。香港叙事里面，要么就不知道该跟那个老大，要么就干脆不认任何一个老大。这种风格，是华语文化中所不可复制的一个标本。
　　
　　但早在台湾还在回归本土，回归族群的时代，香港就已经有认组归宗的尝试了。香港流行曲里所不同于台湾民谣的学院风格，是因为其来源直接来自旧上海时代曲和南音粤剧戏曲小调这两个传统，看看罗文就很清楚了，他又唱夜上海、爱你变成害你这些国语曲，又唱柳毅传书、满江红这些老粤曲小调。香港当年包容了陈蝶衣和姚敏这些海派余孽，早于台湾左宏元刘家昌之前就成为华语地区流行曲的大本营，白光葛兰潘迪华当年的影响力兼及东南亚。即使是宝岛的青山姚苏容等也时常以此作为舞台。当然，香港本地粤语曲的兴盛，还得益于本土人才，如辉黄、许冠杰等的涌现，既承继了国语时代曲，也取材了粤曲小调，甚至还吸收了西洋曲风和东南亚民歌的养分在内。KON TON POP后来的流行不仅仅是流行而已。背后也正好反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城市兴盛起飞的社会心态脉络。
　　
　　黄沾当年写〈勇敢的中国人〉＜我的中国心＞，郑国江写〈话长江〉，潘源良写〈国旗〉，黄家驹刘卓辉写〈大地〉<长城＞，梁本熙拍〈归土〉，严浩拍〈似水流年〉，徐克的〈刀马旦〉和倩女三部曲，余力为〈明日天涯〉、张婉婷〈北京乐与路〉和移民三部曲……当年的香港人对于根和家园的自觉性探索，对故土的认同，对于现实性的执着，其实，甚至走在台湾之前。台湾所依托的乡土史，只能追索到二二八，或者六七十年代的起飞。但香港所依托的历史与地理，则可以很广。许鞍华当初拍的越南三部曲和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同样，不是侯孝贤或杨德昌可以拍得出来。
　　
　　当年邵氏和国泰电懋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融合南北电影人才，拍出过非常有现实性或开拓性的东西了。电懋造就了一批香港电影史上少有的、中西合璧得恰到好处而具中产趣味的作品，在工业上的贡献是率先推行明星制度与大力支持独立制片。早在五○年代初已投资支持国、粤语独立制片。邵氏则开创了电影史上的几个独有片种，功夫动作片、黄梅戏、歌舞片、清宫片、风月片，至今还对香港电影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不应该忘记长城和凤凰这些左翼电影机构。当年曾改编过多部名著。根据徐吁原著小说改拍的《盲恋》、根据托尔斯泰原著小说改拍的《荡妇心》、根据姚克舞台剧原著改拍的《清宫秘史》、根据曹禺原著剧本改拍的《日出》。而7月10日至11日，则在香港太空馆演讲厅放映文学电影，包括
张爱玲编剧，尤敏、雷震主演的《小儿女》，巴金原著，夏梦、鲍方主演的《故园春梦》，郑慧原著、紫罗莲主演的《黛绿年华》，曹禺原著，梅琦、张瑛主演的《日出》。至于《屈原》，已被熟知了。台湾有胡金铨，香港也一样有张彻、楚原。有林黛的〈蓝与黑〉，有李翰祥的〈倾国倾城〉，有许冠文的〈大军阀〉。而当年两个版本的〈七十二家房客〉和〈南北和〉，这个也是香港才有的五湖四海南北融合的特色。
　　
　　香港不是没有不同族群，但都是难民中的族群，于是，更多的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情怀。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在侯孝贤他们心目中那种怀乡的感觉。但是王家卫用〈阿飞正传〉告诉了我们，无根才是香港。王家卫一直在追寻，包括旧上海和东南亚等一切可能的养分，但他的都市，就是没有乡土的依托。这个就是香港的特色。不厚重，但先验和深刻，并且有很多广博的地方。许鞍华徐克曾试验过了许多新的手法，王家卫更有甚之，杜琪峰也通过〈暗花〉〈非常突然〉到〈枪火〉的尝试，完成了他的宿命和静态暴力观在镜头下的实验演练。全华人地区，我敢说，没有人能香港电影人那样的勇敢尝试，并勇敢妥协。这是一种跃进式的，非连续性的美学。有人象舒琪那样拍纪念天安门的〈没有太阳的日子〉吗？有人象麦婉欣那样把对政治与血缘上的父权恐惧都融合到〈蝴蝶〉这部表现弱势群体的电影去吗？有人能有〈黄飞鸿〉里那种家国情怀和世界视野吗？有人有〈千言万语〉中那种沉重又无语，却正好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沧桑吗？台湾，正如你所言，恰好是另一个大陆之我的镜象。而香港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他者的可能性。因为北京和台北有很多本质上的贴近，但和香港的内在气质，都完全不同。偏偏，这种类型的都市在华人世界的存在，恰好提示了，华人文化本来可以有这样的发展路向。因为香港，最善于妥协。
　　
　　表江说“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未曾出现过香港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面腾飞，那时候整个亚洲都为小马哥或周星驰疯狂。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在追寻厚重的历史意味里失去了电影最原始的活力，辉煌的第五代成就不了电影工业，而台湾“新电影”也更像是后来奄奄一息的台湾电影最后一丝的回光返照，只有香港电影在看似芜杂、粗俗的外表下，保持着最旺盛的生命力。”
　　
　　罗大佑在香港的音乐工厂时期，我以为，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日后很难再现了。音乐工厂时期,非常富有香港性隐喻和大中华视野的三部曲，恰好是林夕给到他的。也许是相互给予的灵感，林夕后来的高度，也没有恢复到那个层次。但罗从这个时期开始，从前工业时代推进到了后工业时代。因为林夕的反思，本身就是基于现代都市下的反思。罗之前的反思和黄舒骏相象，都有基于历史的脉络在。但是对于现代性，没有人可以象郑智化那样在屏弃后选择自我放逐。既然逃脱不掉，就好好思考如何在都市里活着吧。林夕除了在皇后大道东和首都、飞车里对政治的思考之外，也有在赤子、出走、新生代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反思。
　　
　　当然他不是孤军作战，自郑国江起，林振强、潘源良、周耀辉等香港词人就在反思这个都市，批判这个都市了。他们在林子祥、达明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和刘卓辉黄家驹在BEYOND里的批判意识，有不同也有相同。前者是一种精英的反思，后者则是一种草根的质疑和不满，并且提出自己的建构理想。香港音乐人其实并不太喜欢完全的解构和叛逆，因为他们相对于大陆摇滚，却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支撑。
　　
　　香港也曾有过民谣时代的,像欧瑞强 陈秋霞 卢冠廷 蔡国权 陈百强 他们所探索过的.在当时正好与台湾遥相呼应,也与电影新浪潮相呼应.陈秋霞,对台湾民谣也有过其影响力,<偶然>就是她作曲原唱的.
　　
　　当然，他们的乐队历史也要久远一些，潘迪华很早就和JOHN LENNIN合作过了，温拿是第一支中文BAND队，夏韶声林子祥早在七十年代就在玩摇滚，软硬玩RAP也是中文音乐界之先河。不过就是起的早，而玩的不深。香港并不崇尚无能的力量，但信望爱却会有其市场。他没有罗大佑陈明章林强陈升的那种乡土少年成长史，但会有人山人海阿麦书房这种操作熟练的INDIE品牌。台北一下子就把这个城市从校园文艺过渡到小资世界去了，但香港的林夕黄伟文们却一直在对这个都市进行后现代的剖析。实情是，台北还刚刚进入工业社会前期的商业繁荣期，香港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了。
　　
　　香港的今天就是台北的明天。林忆莲成就最高的唱片〈野花〉，还是在香港时期制作，去了台湾滚石之后，却再无这样的水准。本身就说明，台湾能够出〈骆驼飞鸟鱼〉但不代表同时就可以制作出〈野花〉〈神经〉〈天佑爱人〉〈天演论〉这样的后现代都市语境下的专辑。正如蔡明亮的镜头虽然和王家卫一样落寞，但他却反映不出王家卫冷漠背后的另一重无根漂泊的失重感。小津和黑泽明，本来就各有各的话题叙述的。拍不出来，代替不了，不等于谁比谁要高出一筹。
　　
　　文化是什么？除了哲学，艺术，文学，电影，音乐，文化还很广泛地包括了人整体的生活方式，思维与行为。文化其实离不开人与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单纯以严肃与否去探讨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水分充足。我以为，还要加上其外在语境。〈归土〉和〈明日天涯〉的探讨非常严肃，但在香港主流语境下并不能成为焦点。〈无间道〉和〈黑社会〉的票房成功，不仅代表了主流的认同，同时也代表了现阶段这个都市里的文化心态。市场就反映了人的内心认同和诉求。“无间道”在香港语境里，并非两个卧底的故事，而是角色认同与角色混淆的故事。麦兆辉专门在剧本里放入回归背景，正是为了衬托这点，刘建明就是香港人自己。同样，黑社会也不是讲述黑帮而已，而是为了影射京港政治生态，JIMMY也同样寄寓了香港人自己的角色投射在里面。因此，票房好并不等于文化艺术上的含金量低。做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同样需要很多好头脑。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雷恩的商业价值同样不低，但其艺术价值无须质疑。
　　
　　我有一个观点，正是回归本身伤害了香港文化的独立性。官方介入过多，有好有坏。已经有很多香港电影人为了CEPA而不惜自阉了。零三年的低谷，导致香港主体性爆发，七一的结果，大家后来都见到了。这个，香港主体性的提高不是统一性加强，而是与北京更加疏离的结果。台湾行政院的电影基金导致了台湾电影只走高端和奖项路线，而忽视了商业市场。结果曲高和寡，比香港电影世道还差。看看金马奖变成第二个香港金像奖，你就应该知道，艺术的出路不在官方援助，而应该在市场本身。
　　
　　去年香港音乐市场的结果，陈奕迅〈U87〉的市场与口碑都大获全胜就反映出来，有诚意的艺术，不会被市场所拒绝的。做你喜爱的音乐，你也会得到好报的。香港的文化艺术成果，从来都没有靠过谁，而只是靠自己而已。因此，自主度最高，也最有抗争力度。从港英时期对殖民当局的抗争，到1989之
后对北京，1997之后对港府。〈监狱风云〉到〈等候董建华发落〉，基本上，天然地远离和质疑政治和当局。即使有过妥协的低潮，但其实却是两岸三地中骨头最硬的一群。每年的昨天，维多利亚公园，就跟七一那时一样，聚集了那么多的烛光。从沾叔的慈祥鹏到林夕的万佛朝宗，潘源良的圣诞九七。香港那几个小文人，偏偏就一直固执地不肯忘记这一个昨天。
　　
　　当然，历史上的每次言论自由，都是这样，靠自己一步步的争取出来的。哪怕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之后，也依然有安德鲁．汉米尔顿为出版自由辩护的声明，有战争时期的小泽卡赖亚·查菲教授和冷战时期的道格拉斯法官为言论自由限度所作的辩护。香港自己的言论自由史和独立的文化发展史，也跟种族平等权从林肯到小马丁路德金所走过的漫长过程一样。港英当局当初对左派工会有那么好的脸色么？苹果初到台湾时，有那么多人看好他么？从党外到美丽岛到现在的高铁和驸马，从雷震李敖到如今的邱毅陈文茜，难道言论自由是先一夜全面开放了，就立即可以建成的罗马么？也许新精南都的历史还将继续重演，但苹果和明报的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明天。
　　
　　大众不说，但不代表他们会被蒙蔽。某年某人离世的那个春天，全国最商业化的广东上京到那胡同里哀悼的人却是最多。我原本以为只有老一辈记得，但年轻人，原来也非常清楚这段历史。商业化本身的发展，也会同时驱使相关的阶层，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身的力量所在．一开始苹果只是资本所驱动的结晶，但他们要赢得市场，就要顺从和定位市场．当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中产代言报纸的时候，苹果的声音，也免不了向文艺雅皮和政治独立的方向发展．苹果反建制立场的成功，不是因为他鼓动起了更多的反建制分子，而是在于当局本身的失误连连造就了社会上大批的反对者，积压了大批政治和经济双失阶层的怨气和戾气．这个道理，跟苏乞儿谏喻皇帝是一样的：乞丐的多少不是我决定而是你决定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谁肯去做天地会？苹果越骂政府就越好销路，只是因为政府表现低迷导致市场需要一个宣泄的管道．因此，这个也是市场自身的选择，因为大众自己的需求口味，形成了苹果这种文化现象．香港文化本身，也同样遵从这条市场规律．
　　
　　一份苹果一本一周刊，能有什么力量蒙蔽和驱使大众去他们所想要的方向呢？那只能有关于真相的力量。角度多了，你只会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连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去到NYTIME网站去的时代，我不担心还会有人可以肆意地蒙蔽真相。只是他们掩耳盗铃而已。阿多塞的确担心信息渠道会被控制，从而让流水线上的文化工业控制思想。但是，现在洗脑一点都不容易了，宣宣们自己连流行些什么都不清楚，如何谈及搞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所谓标本，又有无市场？制造市场，也需要非常现代化的脑子才可以的。英雄无极那玩意连他自己那关都过不了，还想去糊弄淫民群众？群众的眼睛可都是贼亮的。
　　
　　费死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另一个解释是，其实是市场上各方合力所共同驱动和创作的一个集体成果。这个当中，没有谁可以完全控制其主导权。就跟EEG以为BOYZ、TWINS这样的偶像组合就可以吃定市场，不料市场口味已经变化了，今年只好推出泳儿胡琳这样的实力派新人一样。市场体制不是计划体制，不是说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只能顺其来势，水到渠成。对经济是这样，对于文化，也是一样。
　　
　　小报之所以有市场,本身就是市民社会发达的结果.开放更多，选择更多，自然没有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就算狂热，也和政治无关，也和稳定无关。市场社会的好处是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是好是怀，自有人心口碑做参照。
　　

　——读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
　　
　　　　
　　书坊间以哈佛为题的书籍似乎并不少见，但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其中居多的不过是“教程”“案例”一类，而流布一时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之于哈佛自身更是无甚关联。旅美著名学者李欧梵积其在哈佛八年求学、十年教学的经历，新近出版的《我的哈佛岁月》一书，就此而言实在是大飨读者之作。全书分“在哈佛求学的日子”和“在哈佛教学的日子”两部分，附录则收录了作者之妻子和学生所作的四篇文章。本书乃“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以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我们了解哈佛大学以及欧梵先生无疑大有裨益。
　　
　　李欧梵先生称，“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因为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欧梵先生不禁感叹“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此话自然不过是作者的戏言，其真实意图在前言中也说得明白，一是希望能鼓励更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一是回忆那段难忘的留学经历，全书从内容上也因此包含了哈佛文化和个人经历两大部分。
　　
　　尽管国人皆知哈佛大学为世界名校，谈论之时也不乏景仰之情，但细细追究起来，人们所知也仅限于其为美国政府输送了几位总统之类，甚少有人对哈佛身为大学的一面有细致而全面的了解。欧梵先生正是以自己称为“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的态度进入写作的——他既在哈佛大学研习多年，对学校的课程设置、管理方式、校园文化等自然甚为熟悉，以口语平铺直叙出来自能描绘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哈佛。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八章即题为“揭开“名牌”的面纱”，内中除了对哈佛的财源状况、保守气质和学科发展等皆有叙述外，更是“揭露”出各教授争夺“地盘”此一不为外人知的“内情”。作者对哈佛的服膺与赞美当然才是主要的，比如对它的典礼和仪式。哈佛的校务会议和毕业典礼都充满着饱满的礼仪和温情的细节，“舍院”（Houses，即学生宿舍）经常举办舞会、教授茶会或“中文桌”等活动也形成了独特的“舍院文化”，此类典礼、仪式皆凝聚了师生，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校氛围。作者也说“我在哈佛任教十年，所得到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教授和学生都颇有涵养，教授更是如此，即使彼此勾心斗角，各自称霸，但仍不失礼仪”。
　　
　　哈佛大学之为学术重镇实因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学者教授，而他们也在欧梵先生的笔下一一“显形”，特别是在《在哈佛听课(一)(二)》两章中。作家虽自谦为“三流作家”，却能以不多的笔墨抓住人物主要特征稍加勾勒，即能令其形神兼肖，活脱跳将出来，比如他写基辛格的官气十足：（基辛格）先是任由助教足足说了二十分钟，然后“才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了，不慌不忙，一口作状式的德国口音……简直就是一位政客……”。作者也许是因了学者的身份对诸教授讲课时的情形尤为留心，如写亨廷顿之浅薄，柏森斯之枯燥，派普斯之优雅，博斯之“惊心动魄”，哈滋之口才极佳等等，写来皆不惜笔墨，又能使之各具个性、如在目前。李欧梵教授不忘兑现其鼓励赴美留学的写作动机，还单列了一章文字名之曰“申请哈佛的秘诀”。文中所列十条虽为多年来“作壁上观”后的结论，其成为众多家长学子的锦囊妙计却也未可知吧。作者自己先就以轻松的笔墨写道，“以上这十项‘秘诀’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所以我也不愿意‘版权所有’，甚至‘欢迎翻印’”。总之，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定能了解到一个颇为真实而完整的哈佛大学。
　　
　　李欧梵先生乃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其对学术之路的回忆或许是部分读者特别是专业研究者更为关注的，而其回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他是“如何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并且最终走向“文化研究”之路的。有心的读者循此主线，必能更好地理解这位大学者的学术人生，例如书中就写到：他之所以能摆脱初抵哈佛时的迷惘而走上学术道路，实是因为两件事的引导，一是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后的感动，一是一位陌生老人的当头棒喝；他之所以走上一条“兼走文学与思想史的大道”，实是因为所学主业为历史而自己却对文学颇感兴趣，无奈之下只能加以折中取舍。作者何以喜欢称自己为“狐狸型学者”，其博士论文题目选定的背后有哪些故事，他的讲课方式、专业兴趣、自我评价等又如何，读者亦能于书中觅得这些问题的答案。读者甚至可以将这部分当作一本“如何成为优秀学者”的“参考书”来看。
　　
　　以笔者之见，书中用笔最力、用情最深的或在对哈佛几位师长的回忆，读来颇是真挚感人，而第一部分第四、五两章对费正清和史华慈两位先生的追忆可为代表。费、史两位皆为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巨擘，自然首先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书中他们同时又是生活中极具人情味的普通人。两位作为学者自有不同，比如书中写道费授课时之“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史讲课时之“天马行空”、触类旁通；费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史实为前景构筑叙述框架，史则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李欧梵对费正清的学术似乎颇有批评，认为其既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意识的危机又过于强调制度而忽略人情；对史华慈的方法和学问却甚为赞叹，并自称受史氏影响最深。李欧梵以其亲身体验讲述两位温情平凡的一面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比如讲费先生的宽容大度，决不以“小子”的异议为忤，以及他对待家庭的脉脉深情；讲史华慈的谦虚好学，博学多闻，友善谦和，（老师的名字）“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作者亦不讳言在费面前总是有一份腼腆，而在史那里则要自然轻松的多。本书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作者回忆普实克、韩南两位教授的文章，亦是深情之作，值得一看。回忆之时始终能怀着对恩师人格的尊敬，以一颗感恩的心述之，这才是文字感人的原因吧！
　　
　　李欧梵先生这本记录了其与哈佛之间近二十年情谊的回忆录，当然不是这篇小文能够道尽的，比如其叙述作教师时与学生之间交往的部分，那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的快意就值得品味。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还须读者自己去体味才是。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先天性地就受所有人的关注。在我并不渊博的阅读经历中也看过许多关于美国的书籍，其中有经典如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比尔德的《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三卷本）、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国史纲，大多是国人所编。这些书不断加强我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使我认同于好友胡一刀的一句话：“—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丑闻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最近读到留美作家施雨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大书《美国的一种成长》，作为“人文随笔丛书“中的一册，施雨此书虽是以漫游美国作为写作的生发点，但其笔墨却集中于美国人文景观，探讨美国成长的一种方式。全书十一章，分别为“北美文明的始祖”、“谁发现了新大陆”、“南北战争”、“五月花号”、“捕鲸之说”、“西部牛仔”、“纽约、纽约”、“永远的伍德斯托克”、“沙漠中的天堂”、“消失的双塔”、“节日漫谈”。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中，鲜活的捕捉到美国的人文特色，加上数十幅漂亮的彩照，真是赏心悦目，读之令人沉醉。
　　　　
　　作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施雨，在她的文章中虽然尽量避免学术性的论述，但写出来的文字显然与一般的游记完全相异，更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譬如在谈印第安人时，不仅穿插了吴宇森导演的美国大片《风语者》，还特别提到了印第安人的政治智慧影响了美国政体的建构。美国政体是三权分立，内政由各州自理，外交及一些权职由联邦总管的合众体制，有学者认为，这是沿袭印第安人易洛魁的政治模式。“易洛魁联盟”在印第安人中最具影响力，它于1570年由印第安人六族联盟而成立，其政治信仰是力求和平，他们相信只有和平才能治国。而其外交与贸易事务由各部落所派的四十九位酋长成立的政务院统筹管理。
　　　　
　　《美国的一种成长》中有一个细节让我震动，那是关于哈佛大学的建立。作者写到：“其校庆之日，大家总会看到这样一幅标语——未有美国，先有哈佛。”因为哈佛大学建校时距美国独立建国还有一百四十年之遥。想当初，一无所有的清教徒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立足未稳，前途未卜，却已经筹划着教育下一代的百年大计，在登陆此地十六年后建立了哈佛大学。这种对于教育的用心实在令我们汗颜，有这样有见识的人存在，才有后来强大的美国出现。正如作者施雨所说的那样：“‘未有美国，先有哈佛’。这不仅是哈佛的骄傲，也是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所在。”
　　　　
　　美国之外的人写关于美国的书，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其中最好的一部应该是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向权威人士请教，访问过广大地区。结果，利用他自己在社会学中首创的“访问法”，依据其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只在美国逗留九个月，就写出了至今仍被世人赞誉的名著。该书文字优美，气势磅礴。施雨的《美国的一种成长》一书自然不能与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相比，但其清丽的笔墨、细腻的女性情思却让人体验到另一种美国风景，美国是一面多棱体，单一的笔墨无法完全呈现出它的伟大与恢弘。
　　　　
　　施雨在《美国的一种成长》书前的序言中认为：“美国的成长，总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最终在没有对手、没有挑战中走向消亡，而美国成长到将来，面临的真正挑战似乎也是如此。”此话说的犀利，我原以为美国能够凭借他们强大的民主力量和对人权的尊重长治久安，但当我看到美国占领军在伊拉克枪杀示威的伊拉克民众时，任意处置伊拉克无辜百姓时，从前非常神圣的民主与人权等美国观念变得异常轻飘与无力。我忽然发现如今的美国变得特别脆弱，完全丧失了从前那种“光荣与梦想”，民主与人权开始成为他们手中的道具，强权政治开始成为他们的准则，其他的国家只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也许美国的民主与人权仅仅是针对自己国内的百姓，而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民主与人权只是一种幌子。《美国的一种成长》真实地描写了美国光明的一面，我确实从中感受到其伟大与光荣的魅力。然而更多来自书外的事实却揭露了美国民主神话背后的丑恶与阴暗，强权与利益、阴谋与杀戮，所谓美国式的民主也只不过是一种变色龙，其中并无什么永恒的价值守则与理想情操。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一个现在仍然强大无比的国家，却越来越变得专制与霸道。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经说过：“不论美国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在创造和发现新的民主世界。”但这样的民主世界不应该是由枪炮建立起来的，手段之卑鄙，足以证明目的之卑鄙。正如英国人洛克所说的那样：“你不能用一种坏手段达到一个好目的。”

雾一早就散了，，阳光就像斑马纹般地直透进来。在初冬的清晨，我独自走进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老墨尔本监狱」，这是一座知名的观光监狱。由于地处便利，游客络绎不绝。

虽然这座十九世纪的监狱中只有一座监狱楼保留下来．但是现在监狱情景与一百四十四年前一样生动逼真。

在略带阴森的监狱角落，我仿佛听见由地底空旷处响起的回音「 他们辱骂我、欺负我，嘲笑我是爱尔兰杂种，把我狠狠踩在脚下，要我再也开不了口。但是，我亲爱的女孩，我不怕那些人怎么说我，因为只有我写下来的才是真实。我唯一害怕的，是无法活着看到你读这些话……」

老墨尔本监狱在建造时，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监狱之一，从前关在这里的囚犯不仅与世隔绝，而且也不许与其它囚犯有甚么联系，这里实行严格的沉默管制。

在十九世纪的荒狱中生活艰苦，牢房中只有一些基本的设施；囚犯到自己牢房以外的地方时，必须佩戴头套，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沉默规定，开口说话会遭到惩罚。三角架和九条鞭的使用，就是为了对犯规的囚犯进行体罚。

在这个叫人心寒的环境中，墨尔本监狱曾吊死过一百三十五个人，而通常有犯人要执行死刑时，监狱会向犯人之中征求「刽子手」，自愿做刽子手的人，可减免两年徒刑 (这条诡异法令不知是什么人设的？动机可疑？我觉得这条法令很像黑帮秘教的规矩，不太像是政府组织机构中的监狱法令，流传后世简直成为法律的一大反讽)。在吊死的犯人中最有名的就是绿林大盗奈德．凯利( Ned Kelly )。

在进入这座监狱前，我早就认识了这个著名的澳洲强盗。

Ned Kelly 的父母是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当时新移民在澳洲的生活艰难，时常被警察欺凌，Ned Kelly 更被冤枉盗马而下狱。

一八七八，Ned Kelly 因射伤强奸他妹妹的警察而被通缉，最后成功逃脱，并联同弟弟和两名朋友在各地劫富济贫。

Ned Kelly 和其它劫匪的不同之处是，他每次行劫后都会留下一封信，内容大致上是控诉对政府的不满，并道出他和家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当时澳洲政府悬红奖赏击毙他们的人，但因为他和伙伴们是下层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没人肯向他们开枪。

Ned Kelly 是澳大利亚爱尔兰移民和低下阶层，反抗英国殖民暴政的代表人物。

到一八八零年六月，他们于格兰卢旺酒店（Glenrowan Inn）被警察围捕，最后Ned Kelly 被捕，而其它三名同伴死于酒店之内。

Ned Kelly 于同年十一月被吊死于狱中。他死时只有三十五岁。

据说当 Ned Kelly 踏上绞刑台时他低声道：『这就是人生』。

对我而言，「什么是人生？」我望向阴森空旷的监狱长廊，歷史故事低沉的嗓音告诉我这幢监狱有多少人曾被执法吊死; 某间房住过有「食人癖」的犯人; 某间房曾有人割喉自杀，或是偶尔鞭打犯人的地方至今夜半仍可听到哀嚎之声。

这些强盗的故事有些老套，但我对Ned Kelly的特殊「造型」，穿著铁皮防弹衣，头上是铁桶面罩觉得特别有创意。

澳洲有一位驰名于世的艺术家Sidney Nolan (1917-1992)，画了一系列的Ned Kelly，每幅画都非常怪异有趣，背景一方面，衬以传统的地理风景；一方面诠释着澳洲歷史传奇的神秘性，画作流传至今都是国宝级收藏品，价值不菲。
这位画家颜料的使用和作画的技巧都十分特殊。令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像自由女神、麦当劳叔叔、米老鼠….等凝聚美国精神的独特标志符号，这个穿著铁皮防弹衣的Ned Kelly是代表澳大利亚的一种造型。澳洲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Waltzing Matilda」跳舞的玛蒂达，带着铺盖流浪。歌词大意是：饥饿的流浪工人偷宰了到池塘边喝水的羊，当警察来找他时，他宁愿投水而死也不愿被捕，死后灵魂徘徊水边歌唱。

这样一首描写偷羊贼的歌曲竟然广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这种自由不羁的精神，正符合澳洲人性格。

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只觉得是很好听的民谣，知道歌的内容后，觉得也许自己的个性也很像那个宁死也不愿被捕的流浪工人；血液里隐藏着粗野叛逆。看到 Ned Kelly的造型更加有了追随他脚步的好奇心。

偷羊贼和Ned kelly不向命运和既得利益者屈服的霸气，一直是我生命里缺乏的精采。也许还不够老，偶而还会梦见遭遇电击、被流星撞到、或在街上莫名其妙遇见对我一见钟情的偶像巨星。平凡如我，只会对遥不可及的事物怀着欲语还休的痴妄。

红尘滚滚，人生寂寞。

抬头仰望，没有道德律令，只有欲哭无泪的阴天。

活着，赞美与骄傲愈来愈少，谩骂与误解愈来愈多。

我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失去了形状，没有朋友的我只好把秘密说给石头听，有一天石头变成了墓碑，墓碑上是没有人能解读的秘码…..。

多年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傅国涌继两年前的《追寻失去的传统》之后，又推出新作《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他开宗明义就指出，自晚清至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然而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停下手中的笔——

1918年：邵飘萍创立《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26年：张季鸾倡导“四不”方针，开启《大公报》的新时代；

1934年：可敌百万兵的《申报》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6年：国难当头，上海记者群体发出《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的呼声；

1939年：国民参政员邹韬奋提案《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6年：储安平开办“独立、客观、超党派”的《观察》；

通观一部中国百年言论史，总是能在幽暗的长夜里看到微弱而持久的光亮。早在1874年，得风气之先的王韬就在香港办起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也是最成功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率先开创“文人论政”的先声，成为“中国报业之父”。1904年，也就是102年前，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彭翼仲在文章中说：“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问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很快就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不幸的是，到了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京话日报》总共出版了753期，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彭翼仲被流放新疆，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笔底波澜》一书始于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结束于1949年，先后只有77年，姑且称为近百年的言论史罢。从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大公报》都曾是一份敢于批评时弊的重要报纸，著名报人、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的张季鸾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我们以往常听说《大公报》被指责为“小骂帮大忙”，《大公报》虽然也常常处于“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的尴尬境地，但《大公报》记者还是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该报所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报人办报，先从“小骂”开始，就在“九一八”过后，张季鸾开诚布公，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一段自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有了张季鸾的“小骂”开先河，就打开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导致数名职员被捕，当时的总编辑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主持笔政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莫失尽人心》等社评，予以严厉抨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当年最佳报纸不是偶然的。

回顾历史，说真话、发布客观真实的新闻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1934年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史未出事前，蒋介石就对《申报》不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到南京谈话，蒋说其手下有一百万兵，史说自己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杀。再往前追溯，1913年3月20日曾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1926年8月7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此外还有许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记者被杀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用热血写就了一部激荡人心的百年言论史。

1949年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暗夜里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在上海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成为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 定价：26.80元）

虚荣的花朵，无边无际，不分时间地开放，我来到真理的祭坛前，没有虔诚的香火，没有幻想如火如荼的红烛，天空辽阔得不留下一丝白云。不需要月光的装饰，也不必有白云的图案，有了天空就已足够，真理不要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人啊，在亿万次反反复复的血与火中，早已洞穿了生死的秘密。任何假情假意的下跪，都带有太多的奢望和企图。绝望的大地总在盼望着，有一个冬天，或者每一个冬天都有一场漫天遍地的大雪，雪花一朵一朵开满黑暗、肮脏的角落，等待奇迹生长出一个纯洁的幻愿。

多少次白雪飘满世界，多少次覆盖了谎言和真理的祭坛，多少次又在白雪流泪的时候，重露出全部狰狞或善良、丑陋或美丽的面孔。雪啊雪，你徒劳地欢歌，徒劳地悲歌，你的生命只在人们望穿双眼的期盼，等来的却仍是泪水汪汪的晴天。

在真理的祭坛前，雪，一片片落满了真诚和虚伪的祭者，去者和来者，已死的和未死的。人依然活，雪依旧来，河水依依地流走，梦般消逝的是我们的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雪何时再来？雪片落满我的头发和双肩，我置身在茫茫雪野中，天渐渐地暗下来，我和雪一块等天亮、等太阳，或者下雨，诗人曾说雨下在雪地上，会泪痕纵横。我真想看看最美好的雪怎样地哀伤，怎样地哭泣……

 

致一个诗人的生日

远方，天空曾经流泪，但你坚决地回过头，——走向海。深渊的罪恶和施过肥的土地一样肮脏而肥沃，繁殖着亿万个生灵的苦难与欢乐。我们的眼睛早已被烧成碎片的晚霞染红，何必在乎梦有多久，情有多深，没有名字的山谷和湖泊，很久前就记下了你和你沉重的背影。

沧海在黑暗的面前俯下头，山脉起伏着，只有孤独的峰头，白雪化尽了，所有呼喊都化为群岛热情的声音。冷酷的冬天，一次次地教训过你我，英雄的手掌也曾在黑夜里流淌着汩汩的鲜血，血红的太阳将高高地停格在我们的身后。

死亡和生存一样的激动着我们的心，只要头上的苍天还在，就有早晨在每一个夜的尽头等我们。岛在脚下，和大海一起沉默。我想对你说，除了死日，都是生日。今天只是你多少个生日中最为热烈的一个，让我们面对自由的大海，一同举杯！

 

回答

多少次，理想曾被夏天如雨的蝉声嘲弄，窗外的冬季正下着一望无尽的雨。微笑的烛光下，佛陀的嘴角流露出对屠刀的轻蔑。刑场上，月光苍白如雾。一切都如同门前的狗尾巴草，摇曳在风中。

我望着雨中的苦恋树，所有铭心刻骨的爱情都会淡淡如水，所有的喧嚣与快乐都会痛苦得只剩下满头白发。当世界上所有赞美的词汇都献给了平庸，多少曾经光彩夺目的心灵都会渐渐暗淡、褪色。

我要走了，沙漠在远方等了我漫长的岁月。写在天空的巨大问号，已落在现实的大地上。诅咒和疯狂一样无力，我们脚步经过的地方，都会长出坚韧的刺，开出永不屈服的花朵，就是对这个问号的回答。

不要怕理想没有结局，不要怕世纪之间的呼喊空荡荡没有回音，你我的存在就是最响亮的回答。只要理想不变色，只要沙漠还在呼唤我的名字，一切嘲笑和蔑视都是门前摇曳在风中的狗尾巴草。

　　坐公交车，看到有关部门在高考前夕向社会发布优秀民办高校、诚信民办高校一类的消息。我们市场力量的发育不足以自尊自重，需要行政介入，加强管理，这是好是坏不说，一下子唤回了我埋藏多年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每家都划定好家庭成份，你是地主出身，我是贫下中农，小朋友玩耍时一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就会生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感觉。

　　到了80年代，成份论消失了。我也高兴时代在进步。但上了大学回到家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少村民家门口贴有五好家庭的红纸条以及五好家庭公约，听父母说，是村干部定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感觉到，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90年代，由媒体和社会团体介入，进行企业评优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全国质量万里行之类，据说名利双收，我觉得无伤大雅，乐观其成。但这种市场的力量热闹一阵后，纷纷还权于权力部门。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催生不出来，反而是行政力量越来越强地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它来决定我们生存的善恶是非。它说环境是好的、发展是快的、民众的明天更美好（意思是今天已经美好了），它不容其他的声音出来，更不用说，容忍其他的价值判断出来。

　　拿民办教育来说，发育20多年，现在不死不活，多方不讨好。是谁之过呢？他们经办得惨淡，却仍不得不让行政力量来决定谁是优秀、谁很诚信，好像民众都是瞎子、傻子、笨蛋，必须有人提示才知道选择；或者说，好像民众都懒得不愿不屑去研究选项，也不会独立思考，只愿被人引导过日子，不知道怎么看待民办高校，那么，与其被市场引导，不如被政府引导。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却需要政权的力量来掌管价值领域，口含天宪，朕即价值，这种社会还是升平盛世吗？

　　我有一个埋藏多年的感觉是，我们被告知，在万恶的日据时代，小日本鬼子竟然把我们的善良百姓分成好几类人，只对其中一类发“良民证”。老百姓必须怀揣“良民证”才能出门走路做生意，否则一旦被查出来，会有麻烦。我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恶毒？不过，我一直在想那些研究汉奸发生学的学者，他们最终痛苦地为那六百万伪军(世界上最庞大的伪军规模)辩护，我想他们内心里一定对历史上和现实里的专制政权深恶痛绝。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就曾激愤地说过，如果一国的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做主人，那么，对人民来说，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啊。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唯彼作价、唯彼认证、唯彼作威、唯彼享福，仍是我们不少官吏的常态。

　　甚至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大家自觉自愿地把是非善恶的判断交给别人，而不能自己独立地表达对人对事的意见。我多次说过，像我这样没有单位的人，也被人视为“不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在一些人看来，也难以理解。闲人多了，盲流多了，或我这样的作家（坐家）多了，这个社会，从政府到百姓（良民）都觉得承受不了，百姓就同意政府出头管制。“无法”没有催生出自由演进，反而生出“恶法”。这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善良的百姓？我是不是应该领一个良民证或好人证来护身，但我向谁领呢？

    大家知道，独立中文笔会是个不分种族和阶级的作家行会，它是国际笔会的下属组织，但不是个政治组织，凡是动笔头的，且有一定成就或水准的，都可以申请加入该笔会。不管你有何政治倾向、有何宗教信仰，哪怕是共产党员、轮子功学员，只要符合条件，独立中文笔会均来者不拒。
    然而，最近网上看见一轮子学员，出言不逊，对笔会“重槌棒喝”、肆意“槌敲”。这学员自称注意安全，“过马路一定要走横道线”，也注意卫生，“吐痰非要进痰盂”，可说话一点不卫生，也不注意安全。他自称比王力雄还“聪明”一点，讥笑他早年参加“有（由）中共党委领导的中国作协”。还说作家不读《九评》、不搞不声援“三退”，便是自恋，号召作家跟中共叫板，理由是不该在“共产党和法轮功的正邪决战中骑墙”。他公然声称：“不敢介入政治的中文作家是不配称为独立中文作家的”。最可恶的是，他还影射攻击：“独立笔会”是中共给资金占有股份的“官办民营”企业。
    由于该人只是网络写手，又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倒霉时，不仅要劳教、上老虎凳，而且五脏六腑有时候也要惨遭人家的掠夺，以致我同情曾写了篇《电棍子的爱》以作声援，因此我对他的批评不会刻薄。只是就我所理解的告诉他：正像郁达夫所说的，作家不是战士。该笔会也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战斗组织。作家应关注现实，同情民间疾苦，但不等于加入政治。即便加入政治，也是作家本人服从内心的召唤，并非出于谁的指使、谁的命令。另外，独立笔会的成员没有阅读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九评》的义务，也没有接到国际笔会有关这方面的通知。那些充满党文化、文革暴力话语的所谓的“正邪”、“决战”，也不能由一人说了算，这需要赢得大家的共识和通过历史检验。由于轮子功目前处于劣势状态，在此我不落井下石，像他那样说三道四了。不过，我的立场可以告诉他：我眼前没敌人，也不想流血，追求自由民主也是渐进的，并采用非暴力形式。还有，你们的“传九退三”跟“八荣八耻”都是政治说教，都是一个路子，一对孪生兄弟。
    我承认轮子对中国自由民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晓得多亏了他们的软件，才可以让大家在互联网上漫游，这也是我对轮子心怀感激、投鼠忌器的原因。但唯我独尊，排斥异己，逼着大家做轮子学轮子、向轮子看齐的做法，让人厌恶，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学习“老三篇”。在我眼里，这只心胸狭窄的轮子，有点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一旦得势，弄得不巧跟目前的执政党没什么两样。
    这个说话没有轻重的人，行文中，前后用了两次“呵呵”，十分阴毒，一点不与人为善，真不知他的修养在何处，轮子炼在什么地方。他不但挑拨笔会跟民运志士的关系，而且还煽动笔会成员退出笔会。他居然还说：“如果没有三退的人，绝对不可以作笔会领导！”这种口气，哪儿像个提倡“真善忍”的轮子功学员，倒像个骑在独立笔会头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了。在此我要说：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希望他不要以法轮功组织的模式来要求独立中文笔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互不干涉，请自重。再这么肆意攻击，休怪我对轮子功也说三道四。
   
   江苏／陆文
   06、6、4

今年是六﹒四屠杀和89年民主运动发生后的第十七个年头了。年复一年，人们都在纪念那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伤残者。年复一年，人们都在怀念那失去的机会，并且一点一滴总结血的教训和展望着民主运动的未来。我今天也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分析评点一回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思想立场。由此才能做出指导我们个人行为的有用的结论。

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出台了一组重要的历史人物。许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在六四屠城发生 之前，广场上曾经有一段轰动全国的小插曲。来自湖南的三位年轻人，有计划有准备的用灌满颜料和墨汁的鸡蛋，扔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上。表达了人民大众对中共和他们的倒行逆施的愤怒的心情。这个小插曲的下半段，更让全国人民目瞪口呆。这三位和那个挡坦克的英雄一样代表民意的英雄，并没有得到几声喝彩。反倒被同样代表民意，并采取非法行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扭送给了代表中共一党专政的公安机关。

据最近透露出的信息，这扭送还不是个人头脑发昏的错误决定，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的不经意犯下的错误。而是广场指挥部开会讨论后投票做出的慎重的决定。也就是说有深厚的思想立场基础，揭示、预示出那场运动产生和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在89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他们三人，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三位英雄，默默无闻的在中共的大牢中承受着煎熬。海内外热热闹闹的炒作着六四学生，却渐渐地把他们和六四时流血最多的人民大众忘在了脑后。甚至有人十几年一贯的坚持广场学生隔离群众的说法，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学生运动，不是全国人民参与的一场全面动员的民主运动。

最近，由于喻东岳得到了魏京生基金会的民主斗士奖，三壮士的壮举再一次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肯定。鲁德成先生被营救来到了西方国家，得到了海外各界的热烈欢迎。三壮士又成了舆论的热点。涂毛事件也随之成为褒贬的对象。至今仍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赞成他们当时的做法，认为那种做法不符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标准。甚至有人认为不符合“爱你的人”的宗教标准。指责他们侮辱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员们的人格，伤害了他们的心灵。

17年后存在的争议，恰恰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确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反抗暴政维护人权的阵营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一种是后起的，看透了中共本质的立场，要求彻底改变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现在民主运动的主流，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中共的死敌，几十年来中共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这个愿望的镇压和分化瓦解。但这个愿望从1978年在民主墙上出现之后，就从星星之火走向了燎原之势。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令中共恐惧的扑不灭的野火。

另一种则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官情结。它是人民大众的最原始的思想立场，或者说代表着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是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初始阶段的主流思想。文革时，绝大多数人虽然造反了，但只敢打着暴君和维护暴政的旗号造反，甚至在暴政的指挥和怂恿下残害、镇压同类。好笑的是进到了同一个监狱里，还在争论谁最符合暴君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然，他们现在绝口不提这丢人现眼的疯狂愚昧的走麦城，吹嘘的都是自己如何远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1976年的花圈运动。大家都不想再靠拢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但反毛还要打着纪念周恩来的旗号。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平反，变成了民主墙运动中的招安派。在民主墙新生的反共民主派被镇压之后，一些人的确被招安了。并且成为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主流。监狱里的人不可能再进行活动了。因此，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主流就是跪着造反派，以其跪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而得名。

这场运动的兴起，是被人民要造反的愿望支撑着。它的失败，则是跪着造反的必然结果。大家想想长达两个多月的，跪在那儿等着屠杀的过程就明白了。苏联和东欧的人民，还没有中国人民那样轰轰烈烈，反倒成功了。为什么？

（于2006年5月24日。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