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团体开展签名活动 要求释放程翔 刘泰

【2006年5月25日狱委讯】2006年5月24日下午, 营救程翔联盟 (包括南方民主同盟, 中华民会香港分会, 孙文大成学会,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等团体) 在香港九龙尖沙咀码头做《风雨飘摇念程翔》签名运动。          海峡时报资深记者程翔自去年4月22日在广州被大陆国家安全部以间谍罪关押, 已经13个月。 营救程翔联盟十分关心程翔的精神状态及健康情况, 于今日起至六月底在全港各地举行《风雨飘摇念程翔》签名运动及播出程翔太太刘敏仪的录音讲话内容, 希望将收集到的签名, 将于七月份送交给中央政府, 要求尽快公开开庭审理程翔案, 还程翔清白及自由。                     　 （博讯首发）

时间：2006年5月17日下午14：00-17：00

地点：《中国工商时报》多功能厅（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8号3层）

主办：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支持媒体：博客网

直播地址：博客直播室

　　秦晖：立诚同志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请我题几句话，我题了四句话，“强权有原罪，民企有原功，文章千古事，浩歌唱大风”。我是有感而发的，就是在前两年出现郎咸平的争论。书中有关于郎咸平的论述，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国企改革，的确存在着一小撮人，尤其是一小撮权势者任意处置公共资产的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重要，而且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说是我最早，但是反正是比郎咸平提的早的人是有的是。但是反正肯定是有人比郎咸平提的早的多，也提的尖锐的多。我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不错的，但是他解释这个问题的总的意思是绝对错的。比如他说，通过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就说不要对民营企业给予幻想；第二，他说主张要搞中央集权主义。我说你只要变一个字你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就是中央集责主义。其实从你讲的这个现实中，你只能推出我们要搞中央集权主义，你控制不住，你不是应该负责任吗？怎么反而更加你的权力不受制约才行，你的权力更大了，不受制约了，你更加任意处置共有资产了。老实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右派都在那里讲民企原罪。像前几年我记得有一场讨论，这个讨论好像是不容质疑的，是应该赦免还是不赦免？要对民企原罪进行大赦，还有人说不能大赦，就变成这样一种讨论了。我觉得这个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很怪，我就说，假定这个国有资产，或者我们广义的说公共资产，假定我们这个公共资产被有些人侵吞了，假定这个事情是有的，而且我相信确实是有的，这个老实说不需要有太大的学问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假如有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怪谁呢？就是有权的人把公共资产贱卖给另外一些人，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该怪卖方还是应该怪买方呢？郎咸平说，这个事情都怪买方，这个买方没有把国有资产的价格提得很高。他说这个很不应该，世界上哪有一种买卖是靠买方提价的呢？如果郎咸平当买方你也不会抬价的，包括我秦晖在内，如果我买一个企业，我也不会主动去提价的，但是一般的买卖这个问题不存在，为什么呢？一般的买卖，这个价格绝不是买方单方面决定的，这个买方要希望价格低，卖方总是希望价格高的，这样一来，总是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或者说合理价格的。可是我们国家的公共资产的处置，往往不能形成这样一个价格，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就是卖的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财产，如果卖的是自己的财产那很简单的，他买贵买贱别人根本不需要操心，他自己会操心。

    第二，更重要的是，公众又不能对他构成一种制约，构成一种监督，构成一种参与。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就是一个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形成的这样一种现象。因此如果说这里面需要追究责任的话，这里应该追究的不是买方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一般的说法，所有的买方就是私企，或者就是民企，不是买方的责任，而是卖方的责任，如果说要追究卖方的责任，也不是所谓的卖方个人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处置公共资产的、能够说得过去的委托代理机制。这个郎咸平也提到了委托代理机制，但是他把这个委托代理机制，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他说是代理人缺少一种责任心。什么样的一种道德才能建立这样一种责任心呢？根本不普遍的，其实郎咸平自己也说了，他所讲的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英国、美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国家，他们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确是受到公众的委托的，而且公众对他们是有制约的，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机制，严格的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代理，因为这个代理是要委托的。现在我们没有把公共权利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一个机构，然后对这个机构进行委托，这个机构必须行使的权力完全从公众利益着眼，而且公众也可以对它进行监督。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机制。在没有这种机制的情况下，只有看守者没有真正的代理人。而这个看守者不受制约的话，当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能够单方面的通过强化看守者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用这样的渠道，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我称之为，叫做尺蠖效应，我们看到有一种虫，这种虫就是所谓尺蠖。一下子放开，一下子收缩，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一下子“左”，一下子右，但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是有利于一小撮人的，道理很简单，一放开，首先就放开了很多那种有权有势的人，实际上对于老百姓来讲，往往是不放开的，正如刚才各位讲的那样，一直到现在，对于一般平民资本的市场准入，我们国家从来都是控制的很厉害，从来也没有放过。但是对于与权力有关系的那些资本，比如垄断资本，比如说那些官僚资本，比如说那些能够和权力搭得上边的外资，他们的市场准入是无限的。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于是就有人呼吁收一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老百姓紧。一紧起来，就是对老百姓紧，一松起来就是对有权的人松。因此就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有一个老百姓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一“左”了，就把老百姓的财产给没收了，把老百姓的财产给强制共有或者国有化了，但是一右又把国库的资产和公共的资产全部私有化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有资产已经完全异化了，异化成原始积累的流水线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用“左”手把平民的私有资产弄到国库里面，又用右手把国库里面的东西弄到有权力的人，或者有权力人的关系户的手中去，形成了一般这个原始积累的流水线。

　　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够遏制这个东西，不能够遏制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一种原始积累的流水线，就不可能被打断。那么中国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一下“左”一下右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像北宋末年的新旧两党，司马光号称是主张放的，王安石号称是主张收的。两党一直到最后，在北宋可以说是轮流坐庄大概是一百多年，北宋的状况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政策一紧起来就把老百姓的手脚捆住了，让他们没有活路，但是这个政策一松起来，就出现一大堆的那种权贵资本任意聚敛。右起来老百姓并不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左”起来，那么老百姓首当其冲，就是要被扼杀。王安石曾经有一句话，他说现在，国家搞不好，不是因为当权的人挥霍太多，他说当权的人挥霍是应该的，天下就是你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能吃掉多少呢？他说天下搞不好，原因就在于太自由了，他说有很多自由就很糟糕了。所以他说，这个国家要搞得好，就是要从严管理，要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控制在掌权的人手里，这样国家就搞好了。结果他这样一搞，我们大家就知道，就出现了把民间的那些私有财产收归共有的结果。当然我要说，王安石本人个人道德来讲，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个人还是比较清廉的。可是这个制度造成的结果不是他个人清廉不清廉能够管的了的。只要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只要这个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那么他最后的结果，势必也要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知道北宋末年的灭亡最后就是灭亡在王党的手里面，王安石变法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失败了。当然新旧两党的斗争当中，实际上最后是王安石一派胜利了，最后到了靖康年间，就是宋徽宗的那个时代，王安石要搞的那种国家控制一切的，主张要把所有的私人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搞国营商业，要搞青苗法，也就是国营金融垄断等等，要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最后是获得了胜利的，但是这个国家败在他们手里，当然我这个话一说回来，也不见得另外一派就是完全正确，实际上司马光在元佑党人上台的期间，也搞出一大堆的乌烟瘴气，因为元佑党人也不给天下老百姓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司马光明确的讲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这些权贵聚敛，说这个权贵聚敛是理所当然的，天下人就应该分成三六九等，掌权的人就是应该捞钱的。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当然，主张放任的人上了台，他就拼命地放任贪官污吏。管制的人上了台，他就管死老百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收也不是，放也不是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这样的一种循环，国家就得不到缓解，而且会越来越厉害。因此我觉得，中国改革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在这种局面当中寻找出路。现在中国问题的症结其实很清楚，就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不管是公共的资产，还是公民个人的资产，都得不到保护，实际上这两种现象是并存不悖的。我们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公共资产流失的问题，还不光是指国有资产，就是公共的集体资产，社区资产等等，也都存在着流失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私人资产，民间资产被不公正的剥夺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老实说，不仅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中有这种说法，非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这种说法。前一年郎咸平争论中，两边争得很厉害，但是有一个问题，两边都提出来了，就是国有资产的快速扩张，究竟是一种好现象还是一种坏现象，当时争论的两边都有人说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这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剥夺民营经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来膨胀起来的。杨帆就说，国有资产是通过圈线圈出来的。赵晓也说，国有资产当时的膨胀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这两个人当然是在那一场争论中是分别站在两边的了，号称一个是非主流，一个是主流的。但是他们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问题。

　　郎咸平现象出来以后，这两年，好像两边都有人说，他们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左派说，你看现在是这两年出现了一种新国有化趋势，尤其是在基础工业和重化工出现了民营企业被挤出去，而且被消灭这样一种倾向，包括石油、化工，包括汽车，包括很多基础行业，出现一种所谓的新国有化趋势，提高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对民营企业实行那种排挤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共资产的流失，在提出郎咸平问题以后，政策收紧以后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变化呢？我认为并没有变化，而且还是变本加厉了。我们这一次非流通股的处理，实际上是比三年以前国有股减持的方案，要更有利于流通股大股东。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有人提出一个说法，说是非流通股的处理，或者说国有股的减持，不能把13亿人的财产让给六千万人，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当初对国有股的减持意见是很大的，杨帆他们表示这个意见很不错，基本上是照顾了流通股股东的主张。照顾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我认为这个原则也不算错，就看你是什么时候，中国往往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主张从理论上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实行往往都是实行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机。这个时机如果出来，往往得利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比如说在中国股市这个问题上，前几年杨帆和吴敬琏先生争论的很厉害，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它的出发点就很成问题。就是一个国企要用股市为国企圈钱，因此股市成为一个陷阱，就是成为一个赌场，而且这赌场很不公平，成为为国企圈钱的场所。可是如果当初我们能够听吴老的这个话，不按照国企圈钱的路子去设计股市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可是当初我们已经把国企建成了一个圈钱的机器了，而且把大量老百姓的钱圈进去了，那么圈进去以后，于是杨帆就说了，说如果现在再把这个东西捅出来，那么这个股市的泡沫就要破灭了，一破灭，已经圈进去的这些老百姓，这些小股东就要受到损失了，因此他就非常反对吴老唱衰股市，他认为国家应该给这些股民以补偿，所谓补偿就是在国有股减持的时候，采取不是卖而是送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股送给这些流通股的股东。

　　那么杨帆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在当时大量的中小股民被股市套住的情况下，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有股的确是国家设的一个局，把老百姓的钱都套在里面了，而且由于本来就是要为国企圈钱的股市的设计机制，使得它的市盈率不正常的高，的确是有意的把大量的中小股东圈在里面。如果在这个时候，国家出台一些比较优惠于流通股股东的，实际上也是中小股东的转让措施，也就是像杨帆讲的那样，不必国家转让，而是采取那种一定程度的对流通股的股东进行补偿的办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在当时大量的中小股东，平民股东还留在股市的时候，我们有关的决策当局，迟迟不采取这样的办法，等到股市跌到900多点的时候，大量的一般的老百姓都已经撑不住了，那个时候一般的中小股东，一般的平民股东，早就已经血本无归地退出了。到了900多点的时候，还呆在股市里面，当时主要就是一些有实力的大股东。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开始赠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些制度，不管是收也好，放也好，总是在恰恰有权有势的人希望收的时候就收了，有权有势的人希望放的时候，它就放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糟糕，像国企改革的时候，我们前几年不讲产权改革，只讲什么呢？只讲减员增效，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你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吗？如果资本家赶你走，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左”派振振有辞地说，资本家对工人如何如何，要跟他们干，现在国家要把你赶走，而且我们国家还说，这是你为国家做牺牲，做贡献这是应该的，就是所谓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国家要把你撵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吗？岂有此理！想了一个办法，减员增效，按照他们的想法，该撵走的工人都撵走了，撵走完了，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国有企业，某领导看上了这个企业了，这个时候要产权置换了，产权置换，如果按照自由交易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招标的原则，这个企业就会卖得很贵，因为原因很简单，这个企业的效益已经上来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自由交易原则好像就要拿出很多钱来，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方针出来了，叫做就业优先，所谓就业优先，就是企业转让价格你就不要过于计较了，就是这个企业价格低一点也是可以的，只要它不解雇工人就行了。就业优先，以前讲也是可以的，像东欧也是有这种现象，这个企业我白送给你，一马克转让，但是前提是你要对职工的就业提供希望，人家没有先把工人赶走完了，剩下不用赶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就业优先了，就业优先企业你就不要给我讨价还价了，你把企业白给我吧，我不再赶工人了，这就叫就业优先了。所以我说这不是就业优先和减员增效都没有道理，的确我们现在的企业是需要减员的，也的确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需要讲就业优先的，可是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政策是有矛盾的，我们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这就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对这些政策的取舍，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诉求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缺少这种各社会阶层提出自己的诉求进行公平博弈的这样一种机制。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取舍，都是垄断在很少的一部分人那里。他想赶走工人，那么他就想减员增效，他想廉价的获得国有资产，他就搞就业优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呢？为什么不能在前几年讲就业优先呢？为什么不能在企业已经转制了以后，你才讲减员增效呢？你作为老板，你是可以讲减员增效的，你和工人谈判。那个时候你借助权力把工人赶走，你把工人赶走了，你现在讲所谓的就业优先了。所以我讲，这里面不是说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觉得，不管是自由市场理论，还是福利国家理论，在当代中国都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不存在着自由过分的问题，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不但现在不是福利国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中国的福利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品的供应，从来都是很短缺的，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很短缺的。因此，福利国家理论和自由竞争理论，在中国现在都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些理论的搭配上，在这些理论落实到具体政策的时候，由于我们国家，我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存在着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着一种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没有一个公平博弈的这样一种机会，因此，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政策，不管是收的还是放的政策，都造成了社会不公，都形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导致了改革进退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在于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于是就提出来要制裁民企，要进一步的收紧市场的准入，等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这样干，那么这只能会使中国的尺蠖效应，进入一个更恶性的周期，那么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肖雪慧:亲人团聚不在国家权力范围

 偶听一国外歌曲，是关于外国的老百姓自发向殉道者献鲜花的主题，不禁生出不少感慨。

 “殉”的意思是：“因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所以，殉道者是指那些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并且他们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合而为一。无疑，为道而殉者是尊贵的，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对现实不妥协而又想创造心中那理想现实的人。

 而现实里有不少国人在奉行着唯上主义、拜官主义、拜权主义、拜钱主义、奴才主义、拍马主义，他们喜欢说谎、吹牛、起哄，喜欢一切行动听指挥，喜欢坐井观天式的任性、狭隘，他们喜欢自私自利，喜欢投机、忌妒、咒骂、毁谤、造谣、中伤，他们喜欢扼杀异见、喜欢窝里斗、喜欢盲从，现实地叫人可怕。他们对文化缺少尊重，对真理和独立思想置若罔闻，只专注于做现实这片叶子上的虫子。

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觉醒，首先在于普通大众的觉醒。这觉醒首先包含了对那些殉道者的热爱、尊敬和学习。其实，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是各自独立的，若大众和社会环境都像尊重政治和经济一样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则这社会就会清醒、理性、更有希望，文明程度自然会焕发盎然生机。

 殉道者看起来不是现实里的聪明人，却是一个社会的氧气和财富，他们活在时间和历史的精神里，他们是一个社会的魂魄、锐气和希望，是民族的心。比如现在军队中有个叫刘亚洲的将军说：“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仅此一言，即是时代的声音，听来叫人感动佩服和翘首期待。

 古往今来，殉道者无数，像一粒粒金子闪烁在历史大道上，给人类文明增添了魂魄、质量的厚重和精彩篇章。他们或者登高振臂呼喊，或者运筹帷幄，或者放浪形骸，或者冲冠一怒，或者低吟浅唱。。。。。。殉道者如商鞅、屈原、陶潜、李贽、王安石，如康有为、陈独秀，如张志新、林昭，可谓不计其数。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字的殉道者，在我们的歌泣中，他们已汇为一股清澈浩荡的河流，奔涌着豪迈，一直抵达到更为美好的未来。

 今天是五月十四日，母亲节。我想念着母亲的点点滴滴，在祝福天下所有母亲的同时，写下上面的文字，只是想，在给母亲鲜花祝贺她节日的同时，在心里也给那些殉道者们献上我的鲜花和敬意。

 因为只有理解了他们，才能理解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民族的魂魄和脊梁。在想起他们的时候，不能不反思着什么,感怀着什么。

最近法轮功的抗争有点捷报频传的意思。四月二十日王文怡在白宫南草坪面对面朝胡总书记喊话，这事的热劲儿还没过去，五月五日网上又传来法轮功把电话打到了江前总书记巡幸山东所住宾馆房间的消息。

过去法轮功在外国只是在大街上发材料、讲真相，在驻海外使领馆前静坐抗议；在国内则是偷偷摸摸往居民楼里塞「法轮大法好」之类的宣传材料。这都是很周边的抗争，隔靴搔痒。可是从白宫喊话和青岛电话这两件近事看，他们的抗争已经由腠理入膏肓，不只是离中央愈来愈近，而且是离中央领导的身体愈来愈近。据坊间传说，他们与中央领导的身体还有更戏剧性的近身接触，只是现在不便明言。

肆无忌惮进行资讯追踪

这种情形令我联想起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段课文：「风呼呼，雨哗哗，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游击队叔叔，机智又胆大，雨里滚，草里爬。沙沙沙，摸到野外岗楼下。嚓嚓嚓，鬼子脑袋搬了家。」现在法轮功打的，是资讯传媒时代的超限战，而不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常规游击战。所以虽打得神出鬼没，防不胜防，跟当年的民兵、老八路端据点、摸炮楼似的，所幸并未发生「鬼子脑袋搬了家」之类的事。

对王文怡的喊话，中国官方认定，不是偶然，是美方人为。人为就更不得了啦，说明法轮功的资讯部队已经摸到白宫安全体系核心去了，这不比偶然更可怕吗？那么电话打到老江的房间，又是谁的人为呢？这回赖不到美国了吧？

想当年《讨伐中宣部》刚出笼时，我每天接到无数打上门的莫名电话和手机电话，都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务干的。资讯时代，光这骚扰电话都能把人吓疯、迫疯。可这是国家行为，法院都不受理的，我哪里告去呀。江泽民及其随从如今也遭受到电话困扰了，真是现报哇。在中国，国家看哪个公民不顺眼，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资讯追踪，如今法轮功居然也可以资讯锁定江泽民的行踪，这真叫生态平衡。

信仰自由作为普世价值，是直到美国立国才确立下来的。君士但丁前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君士但丁后基督教挟国教之威迫害异端，西方在信仰问题上走了近两千年弯路。中国难道要把西方近两千年内走的弯儿一个不拉地全走完吗？资讯时代，新媒体时代，纵是有人想走完，时代也不会遂其愿。

江在位时加封多位将军

江泽民在位期间，曾经加封一百四五十位将军，可是对法轮功这样的超限战有甚么用呢？一点作用没有，还不比一个青岛电话局长更得济哩。所以去年胡主席刚接任军委主席，就赶忙加封一批将军时，我赶紧告诫说：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像江主席那样大封将军。将军再多，没用的。现在怎么样？我说对了吧？在这一点上，胡主席也堪称是察纳雅言的「有道明君」，这一年多还真没再加封将军。若不是我及时提醒，恐怕现在又封好几茬子了。让那些盼将军衔盼得活眼见的亚将军们恨我去吧，「忠君爱国」第一嘛。有本事你们去游说胡主席，让他继续加封你们为将军。

　“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是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见诸各种回忆录。那么中文系是培养什么的呢？是培养语文工作者的。
　　
　　初听此言，使人悲愤。“作家”，何等神圣的职业，“语文工作者”，什么东西！作家还和天才、伟人挂上钩，语文工作者，则使人想起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在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本科女生也无动于衷。
　　
　　尽管如此，风气却不以“莘莘学子”的心愿而转移。不仅“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全国中文系都不是培养作家的已成为共识。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也说：“以前学生抱着当作家的心愿进中文系，虽不中，亦不远矣。”可见，想当作家而进中文系，也是不“中”的。
　　
　　当然，反对此说的人也大有人在。不少人振振有词地指出，以前在北大或清华的中文系教授既是学者更是作家，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冰心、闻一多、林庚、吴组缃……有创作经验才有体会，才不会说外行话。现在，中文系之所以没落，正是研究与创作的分离造成的。另外，作家与学者到底谁更厉害？钱锺书先生说，作家更厉害。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说，知识多了对写作更有利，所以中文系是可以培养作家的。等等。
　　
　　那么，中文系到底是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该有什么样的职能？这个问题重要吗？
　　
　　（一）
　　
　　话题还得从工业化后文学的整体衰落谈起。文学的衰落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以俄罗斯作家为例，俄国工业化以后，文学便开始衰落。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19世纪的文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尔基、蒲宁、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艾特马托夫，这些人与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冈察洛夫的成就是无法相比的。其实，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的成就本来就是很值得人怀疑的。蒲宁说过，工业化社会的结果是使田园诗意彻底消除，从而断定文学必然衰落。
　　
　　不光如此，英、德、法等国的文学在工业化以后，也普遍地衰落了。所谓象征派的崛起，本意是想把文学从理性的干预下挽救出来，然而结果是理性对文学的干预反而更厉害了。
　　
　　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生，但也以工业化为前后分界。当代的作家明显不如现代的作家，当代的名作家孙犁、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的根基也从现代而来。真正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家，其文笔，用王朔发明的话说，都是大粪。其中，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虽少文学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工业化过程的实录，很有分析的价值。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对现代生活冲击乡村的后果感到痛心。孙犁说过，城市里人的矛盾冲突太多，只有乡村才有美。这些话，长期被“学者”嘲笑，认为这是乡里人的“自卑与超越”。
　　
　　（二）
　　
　　工业化真的与文学是天敌吗？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工业化为什么造成了文学的衰落？所谓的世界工业化运动，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先导。有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正是瓦特这个象征性符号，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
　　
　　我们现在中学有文科和理工科，理工科就是工业学科。机械化，理性化，或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就是工业化的本质。
　　
　　那么，什么叫理性呢？常识告诉我们，理性就是抽象。这是对的。尼采说得好，理性就是简化事物的手段。理性的基础是同一律，而同一律，其基本原则就是把相似看成相同。它的方法是把不同的事物削齐拉平。什么叫抽象，抽象就是简化，一个石头和一根棍子都是一，具体的属性就忽略不计了。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就因为它最抽象。
　　
　　（三）
　　
　　工业化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平等和博爱。而平等，正是工业化的人文灵魂。资本就是钱，资本主义就是钱主义。钱，就是数学，是社会生活的皇冠。钱，是世界上最抽象、最理性的符号。钱，是对世界的一种最彻底的简化，它把世间万物都简化成数字。
　　
　　“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工业化时代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巨幅标语。它的真理性、普及性和客观性以及对人心灵肉体的冲击远远大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巨大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再细一点，再具体一点。可以谈一谈考试。原来如此，我们回到了正题。考试和钱一样，也是一种抽象。它天生和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是对立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挂在所有大学里的横幅，它对广大学生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冲击力不亚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四）
　　
　　正是金钱和考试，摧毁了贵族，也摧毁了文学。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就不用说了，它们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用金钱摧毁封建贵族阶级，这已成文学史的常识。唐代有科举，但那是不糊名的，可以请托。宋代以后，考试严格，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贵族也就消失了。
　　
　　贵族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没有了田园式的闲暇，没有了逍遥自在。人人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人人平等，没有精神上的差别。钱把一切都抹平了。梵高的画价钱卖得越高，越说明艺术的贬值：它说明数学成功地占领了艺术的阵地。梵高的画=初等数学。还有这样的等式：
　　
　　梵高的画=5000万个白薯=500万条毛巾=50万把藏刀=5万个手机=5000个笔记本电脑=500辆轿车=50套住房=5栋高楼
　　
　　这些等式所以不成立，艺术之所以无价，就因为艺术不可比，它是这一个，它不能被数字所抽象、简化。艺术是贵族的，是独一无二的。
　　
　　（五）
　　
　　有三年，我在北大，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透过巨大的平民的玻璃，看着每年9月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茁壮的平民的子女。这些头脑空空的平民子女昨天还在各个重点中学做填空题，今天就进入最高学府学起了《诗经》、《楚辞》、《山海经》。命中注定，这些四肢发达的少男少女只是一些滥竽充数的文学的看客。我们只要想一想，六朝王谢家族十几代的文物积累，看看唐代诗人的家学渊源，看一看现代作家的文化功底，对这一点是不用置疑的。
　　
　　不用再重温颜之推的名言：“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为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颜氏家训?文章》）
　　
　　到底学者与作家谁更高明？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难道北大中文系能培养学者吗？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杨晦先生的话的真正的含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走向共和》塑造的宋教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用浓墨重彩再现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刺宋案，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宋教仁却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1904年，他年仅22岁，即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大举。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风雷。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即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宜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1911年8月，宋教仁为同盟会中部总会起草的章程中明确揭示该会“以推翻消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11月，宋教仁为湖北军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政务委员是鄂州政府的行政机关，政务委员行使副署权，以牵制都督的权力。政务委员制相当于责任内阁制。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大总统，而无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于是，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 “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为限制袁氏专权，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宋教仁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是唐绍仪，宋教仁为农林总长。唐绍仪非常赏识宋的行政能力，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以致有人戏称这届内阁为“唐宋内阁”。袁世凯一上台，就从破坏责任内阁制着手，建立独裁统治。他不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发布政令。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宋教仁拒绝袁世凯的一再挽留，坚决辞职。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宋教仁认为多党联合的内阁缺乏统一和一致性，是导致政府无力的直接原因，明确提出组织纯粹政党内阁的建议。他施展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灵巧的政治手腕，将日趋涣散失去方向的同盟会改组成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被推选为理事，并代孙中山为理事长。接着，在民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123个，成了国会第一大党。 ·

　　国民党将单独组阁，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使一心想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十分恼怒。他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被婉言拒绝，于是密令赵秉钧谋杀宋教仁。此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发表演说，主张成立政党内阁，制订民主宪法，甚至宣称将利用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抛开袁世凯选举黎元洪为总统。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深赢得了人心，成了中国政坛上风头最健的领袖人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离沪赴京。当时，有人提醒他警惕袁世凯的暗算。宋教仁若无其事的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为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有人建议他坐轮船从海道走。他嫌轮船慢，坚持乘火车。当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时，突遇刺客枪击，身中三弹。经沪宁铁路医院抢救无效，于3月22日凌晨4时48分逝世，年仅32岁。去世前，宋教仁强忍剧烈疼痛口述致袁世凯电文：“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得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被刺，全国震怒，强烈要求查拿凶手归案。袁世凯佯装惊诧，下令“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灵。”宋教仁去世的第二天，凶手武士英及幕后主使人应桂馨被捉拿归案。在应桂馨家中又搜出其与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这些文件证实，刺宋案的主谋正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目击如山的铁证，黄兴奋笔疾书一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就在国民党动摇犹
豫之际，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大举南下。国民党被迫应战。终因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凶手武士英吃了应桂馨死党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应桂馨趁二次革命兵荒马乱之机越狱潜逃，到北京向袁世凯邀功。袁世凯给其大笔金钱，派其到南方公干。应在南下途中被人乱刀砍死。赵秉钧为应桂馨惨死打抱不平，在袁世凯面前发了几句牢骚。时隔不久，赵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在案发后潜逃青岛、上海租界，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侦知，报告上海检察厅逮捕归案，判处绞刑。袁世凯因背叛民国，恶贯满盈，激起全国人民反对，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呜呼。

　　孙中山为宋教仁写的挽联说：“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死了，他为之流血奋斗的民主共和制度也随之走进了坟墓。辛亥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追求民主宪政而呐喊，而流血牺牲。但是，“宪政”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个颇为陌生的名词。以致在宋教仁牺牲半个世纪后，还有人嘲讽他是议会迷。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宪政的悲哀。

【2006年5月24日狱委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6月23日消息：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今天中午十二点整（欧洲时间）在此间的希尔顿大酒店会议大厅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笔会的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了开幕仪式。 本次代表的大会主题是“没有和平的世界上的写作”。 德国笔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为大会致开幕词，强调作家不应该沉默，应该对不安宁的世界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永无宁日的世界上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呢？用文字工作的人，就是说，那些卖文为生的人，那些煅打词汇的匠人，那些声音杂技艺人，那些追踪被压抑的尖叫的人，那些坚持用格律或者用自由体写诗句的诗人，所有这些人，这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男人和女人，从特洛伊一直巴格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用诗句哀悼，用严肃的语调报告，时而是祈求和平，时而是渴望英雄的出现。有一种老掉牙的说法，‘在武器说话的地方，缪斯们沉默’，但这种说法是很容易就能驳倒的。”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年派出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为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此外有理事兼妇女作家委员会召集人廖天琪、自由写作委员会北村、国际秘书兼新闻秘书万之及会员桂明海、颜敏如、素兰等。多年未派代表参加大会的香港中文笔会今年也派出杜家祁与孟浪为正式代表出席。台北笔会派出了高天恩、陈素芝等五人。加上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代表丛苏和大会特邀参加诗歌朗诵的中文诗人北岛、多多等，使本届大会成为国际笔会有史以来中文作家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设在北京中国文化部下属作家协会之下的中国笔会中心今年依然没有派出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但也发出有意回返国际笔会讯号：在多年和国际笔会断绝联络之后，今年终于开始重新交纳国际笔会会费。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经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被囚禁中国作家问题的提案，呼吁全世界作家和国际社会重视中国大陆地区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紧急状况，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特别是独立笔会会员师涛、杨天水等被判重刑的中国诗人和作家。国际笔会属于联合国正式咨询的非政府组织，其通过提案将提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备案。此提案已经获得还有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意大利笔会和越南笔会的联署。 本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将持续一周，除通过相关提案外，还将完成主席和理事改选、副主席增选、章程修订、审批新笔会资格的程序。大会还特邀一批世界著名作家和诗人举行作品朗诵会和专题讲座等，包括南非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蒂娜。高迪默尔（亦为独立笔会荣誉理事）、近有小说《好的斯大林》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俄罗斯作家维克多。叶罗菲也夫、瑞典著名女诗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卡特琳娜。弗罗斯腾森等二十多人。 （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供稿）

Welcome to a United Berlin

Dear PEN colleagues,

The delegates of International PEN last met in Germany in 1986. The 49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PEN, which took place in Hamburg, was devoted to the general them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Germany was still divided at that time, as was Europe. When you come to Germany this year, you will find a country that has changed in many ways, and nowhere is this change more visible and vivid than at the lo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n Berlin. Today, this city – once separated by a Wall most drastically manifesting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Europe  has not only been re-established as the capital of Germany, but has simultaneously turned into a thriving meeting-pla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Anyone coming to Berlin will discover numerous traces bearing testimony to German history. Here in Berlin, history in all its facets  from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German artists,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to the crimes of the Nazis  has left its mark on the urban landscape. Here you will find the venerable university where Humboldt and Fichte taught, places where famous musicians, literary figures and academics lived and worked, world-renowned theatr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wo major opera houses,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Hall built by Scharoun; and you will also find localities serving as a reminder of the darkest aspects of German history: the Holocaust Memorial in the city centre, the Jewish Museum and the Plötzensee scene of execution, where the conspirators of 20 July 1944, the day of the failed attempt to assassinate Hitler, lost their lives.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tself will take place from 22 until 28 May 2006 in Berlin’s historic centre, at the Hilton Hotel on the Gendarmenmarkt,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drop emanating the spirit of German history. Major evening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Congress will be held at historical venu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rench Dome.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offer all delegates and visitors to the Congress a captivating programme. There will be three major evening events: a long night of literature with many prominent auth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evening, which is specially devoted to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n evening during which writers of German literature, who have immigrated from abroad to Germany or have a non-Germa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presented. Three afternoon events (literary sessions) have been scheduled as part of the Congress daytime programme: a session in which prominent PEN members each present an author of their choice, an afternoon of essays and discussions, which is devoted to the motto of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nd a lyric poetry afternoon.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hat Günter Grass,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PEN Centre, has consented to give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The 72nd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will be hel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orst Köhler, who has kindly consented to give a welcoming address. In addition, many prominent writers have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 reception in the Federal Chancellors Office has also been scheduled. The motto linking events and discussions at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not only re-emphasises the efforts to achiev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to which the Charter of International PEN commits its worldwide membership,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art and literature, beyond all ideological conflicts and clashes of interest, retain theirown irreplaceable human value. This holds true in particular in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war and civil war, where states are disintegrating and bands of criminals have been taking the law in their own hands, where war becomes business and business becomes war.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lso implies that we as writers have to address this reality. Dear colleagues, all of us at the German PEN Centre will do all in our power to turn your stay in Germany and Berlin into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chance to acquaint yourselves with Berlins history and present, an outing to the City of Potsdam and a steamer trip along Berlins extended waterways will be offered as part of the accompanying programme of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post-Congress tours to Dresden and Weimar.. So that we can make all the necessary organisational arrangements to make your stay in Berlin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and to avoid the additional pressure on accommodation as the result of the FIFA World Cup which is to take place after the Congress, we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register and confirm your regist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nversa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 all of you!

Johano Strasser
President, German PEN Ce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