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 28 May 2006
Congress Theme: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s open to all PEN members and will take place from 22 until 28 May in Berlin’s historic centre, at the Hilton Hotel on the Gendarmenmarkt,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drop emanating from the spirit of German history. Major evening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Congress will be held at historical venu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rench cathedral.
There will be three major evening events: a long night of literature with many prominent auth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evening, which is specially devoted to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n evening during which writers of German literature, who have immigrated from abroad to Germany or have a non-Germa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presented.
Three afternoon events (literary sessions) have been scheduled as part of the Congress daytime programme: a session in which prominent PEN members each present an author of their choice, an afternoon of essays and discussions, which is devoted to the motto of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nd a lyric poetry afternoon.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hat Guter Grass,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PEN Centre, has consented to give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柏林隆重开幕
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柏林隆重开幕
独立笔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5月23日消息：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
今天中午十二点整（欧洲时间）在此间的希尔顿大酒店会议大厅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笔会的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了开幕仪式。
本次代表的大会主题是“没有和平的世界上的写作”。 德国笔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为大会致开幕词，强调作家不应该沉默，应该对不安宁的世界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永无宁日的世界上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呢？用文字工作的人，就是说，那些卖文为生的人，那些煅打词汇的匠人，那些声音杂技艺人，那些追踪被压抑的尖叫的人，那些坚持用格律或者用自由体写诗句的诗人，所有这些人，这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男人和女人，从特洛伊一直巴格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用诗句哀悼，用严肃的语调报告，时而是祈求和平，时而是渴望英雄的出现。有一种老掉牙的说法，‘在武器说话的地方，缪斯们沉默’，但这种说法是很容易就能驳倒的。”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年派出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为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此外有理事兼妇女作家委员会召集人廖天琪、自由写作委员会北村、国际秘书兼新闻秘书万之及会员桂明海、颜敏如、素兰等。多年未派代表参加大会的香港中文笔会今年也派出杜家祁与孟浪为正式代表出席。台北笔会派出了高天恩、陈素芝等五人。加上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代表丛苏和大会特邀参加诗歌朗诵的中文诗人北岛、多多等，使本届大会成为国际笔会有史以来中文作家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设在北京中国文化部下属作家协会之下的中国笔会中心今年依然没有派出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但也发出有意回返国际笔会讯号：在多年和国际笔会断绝联络之后，今年终于开始重新交纳国际笔会会费。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经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被囚禁中国作家问题的提案，呼吁全世界作家和国际社会重视中国大陆地区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紧急状况，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特别是独立笔会会员师涛、杨天水等被判重刑的中国诗人和作家。国际笔会属于联合国正式咨询的非政府组织，其通过提案将提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备案。此提案已经获得还有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意大利笔会和越南笔会的联署。
本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将持续一周，除通过相关提案外，还将完成主席和理事改选、副主席增选、章程修订、审批新笔会资格的程序。大会还特邀一批世界著名作家和诗人举行作品朗诵会和专题讲座等，包括南非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蒂娜·高迪默尔（亦为独立笔会荣誉理事）、近有小说《好的斯大林》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俄罗斯作家维克多·叶罗菲也夫、瑞典著名女诗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卡特琳娜·弗罗斯腾森等二十多人。（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供稿）
部分参加国际笔会柏林大会的独立笔会会员摄于柏林音乐厅前
万之与老友、诗人北岛（中）和多多（右）重逢于国际笔会柏林大会
诗人北岛和独立笔会秘书长张裕（右）
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中）在国际笔会柏林大会上
中国大陆顶尖画家、诗人齐集杭州
2006年5月19日—5月22日，第二届中国·杭州“不完整世界”活动如期举行，该届活动主题为“诗画·印刷”，活动邀请了中国大陆优秀的画家、诗人们参加研讨和举行诗歌朗诵会，其中不少是绘画、诗歌领域的顶尖级人物，另邀请了哲学、戏剧、音乐、艺术评论界的代表人物为特别嘉宾。
“不完整世界”取意于歌德《浮士德》中的诗句：“去了解那些力量，使世界变成一个整体”，每两年一届，其中第一届于2004年举行，主题为“纪念诗歌”，由具有“江南文化艺术中心”美誉的杭州印象画廊主办。第二届的活动则突出了画家与诗人之间的交流，旨在恢复、延续传统：让汉语不再缺席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并逐步编辑出版100部当代画家的评传和100部当代诗人的诗集或图传，画家的评传区别以往，不是由美术评价家而是由诗人来撰写。
2006“诗画·印刷”活动堪称1949年以来大陆最隆重的诗画活动，首次将全国最优秀的诗人、画家组合成阵容庞大的“一体化”队伍。组委会在5月20日晚的诗歌朗诵会上当场颁发了活动的主要事项之一“中国诗歌贡献奖”，第一届奖项授予诗人食指（补颁），第二届奖项授予诗人芒克，以表彰两位在诗歌艺术上的杰出造诣和在自由表达上的非凡人格，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代表画家向食指颁奖，并发表了激情洋溢、逼问灵魂、批判现实的演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该届活动由大陆重要的三尚艺术机构主办，三尚艺术是专业收藏、研究、传播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机构，同时还致力于国际艺术的交流；两届活动均由大陆著名诗人潘维担纲策划。
与会的各地诗人阵容有于坚、马莉、长岛、车前子、王家新、王寅、叶匡政、叶辉、代薇、朱朱、芒克、伊甸、西渡、严力、李少君、沈苇、李德武、庞培、树才、赵红尘、食指、柏桦、桑克、海波、梁小斌、韩东、谭克修、默默、陈东东、杨子、沈泽宜等。杭州的诗人们在朗诵会当晚基本全体参与，王自亮、龙彼德、陈律、郁雯、宓可红、任轩、蒋立波等均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有人见证旅居杭州的诗人、自由作家林辉也到场，但此次他出人意外地并未上台朗诵。
由于该活动盛况空前，与会人员中很多具有“敏感性”，据悉有关部门还特地紧急要求：不予媒体报道。
达赖喇嘛在西藏“三•一十”抗暴47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在纪念『三•一十』四十七周年的此刻，我首先向西藏境内外的同胞和世界各地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问候！同时向为西藏民族而经受苦难与献出生命的勇士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自从1949年开始，雪域西藏的各地陆续发生了前所未闻的时变，从而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由于西藏的特殊地位与现实，根据中央与地方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西藏问题的文件内容所示，从此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为了在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处的大家庭内真正实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施行自治的政策而竭尽了全力。1954–55年间，我代表西藏人民前往首都北京时，与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讨论有关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当时让我产生很大的信任与希望，并满怀信心地返回了西藏。然而，从1955年底开始，极左政策在西藏的一些地方蔓延，最终到1959年使整个雪域西藏陷于困厄，并导致包括我在内的十余万西藏人流亡国外，至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六个年了。
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们认为未来藏汉间终将会有和谈的时候，并为此确定了『中间道路』的原则。一九七九年，与北京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後，邓小平承诺『除了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通过和谈解决』，从此，便真诚地、始终不易地坚持了中间道路的立场，不论国际、国内或西藏发生任何令人难于接受的事情，除了就事论事的客观批评而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式下，都从未违背过中间道路的原则，这是世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基于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和偏见而一再地指责这一切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意图与实施阴谋的行为。
从公元二零零二年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接触以来，我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多次举行了会谈，期间彼此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我希望这有助于消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疑虑，以及通过和谈逐渐化解彼此间的分歧，从而找寻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途径。尤其是几周前双方进行的第五次和谈，不仅使双方了解到彼此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歧之所在与根源，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化解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助缘。当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再次明确提出了我个人希望不久能够前往中国进行朝圣访问的愿望，中国不仅是一个佛法长期兴盛的地方，而且还有着众多的圣地，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真切地去体验和感受中国的变化与发展成就。
最近十几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值得赞赏的。对於在藏民族地区同时进行的许多较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我予l终认为是积极的发展趋势。回顾五十多年来的历程，从毛泽东主席时代以马列主义为原则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到邓小平时代通过『实事求是』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其後的江泽民时期，更进一步让共产党超越工农无产阶级的范围而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更广泛地寻求实现生产力、文化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目前，胡锦涛主席根据『和谐、和解、和平』的战略，在国际、国内与区域睦邻等方面表现了和平共存、和谐相处的积极意愿，这种与时俱进的政权交替与国家建设的持续发展使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日益崛起于富裕强国之列，对此，不论是从人口或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都将是必然与理所当然的。然而，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是，在政治力量与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具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之社会和谐与宽容、自由的媒体、以及政策透明化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这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和平稳定的基础。
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五个民族中不仅是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西藏民族还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具有极为特殊之地理、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与传统习惯的民族，许多过去的中国领导人都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当家做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做了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实现的，因此，（这一愿望）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意愿。这一愿望是根据未来比过去更重要的立场，基于现状与未来的利益而提出的。由於对久远过去的历史真相不易产生一致的认识，因而很难依此化解问题。我一再向国际国内的媒体强调宣示，不论过去的历史怎样的，未来的西藏前途将不是分裂，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寻求发展。因此，如果真理没有被怀疑和偏见所遮蔽，则谁都可以看出为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而提出的任何要求并不是导向分裂的。因此，随着自由、宽容与媒体等在中国逐渐缓慢的发展与条件的成熟，我们期待并相信藏汉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和谈得到化解。为此而推动的持续接触与创造良好和谈环境的努力也一直都在进行中，流亡噶厦政府先後多次呼吁国际间的流亡藏人社区与支持西藏者为和谈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此，为郑重起见，同时也为了使目前正在进行的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之各种进程能够无怨无悔地继续下去，希望所有西藏人和国际上支持西藏或关心西藏的朋友们关注噶厦的呼吁。同时，正如俗话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创造良好的和谈氛围也不是单方面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重视并具有通过目前的接触途径进行和谈的诚意，则表现出诚意的姿态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呼吁中国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
藉此机会，向所有始终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赞赏与感谢！并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西藏人民的幸福和权益长在我心，祈愿众生幸福！
释迦比丘达赖喇嘛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
卫子游:张林夫人方草女士访谈
张林先生入狱一年多过去了，他在狱中近况如何？从网上得知方草女士因丈夫的原因失去工作。她和女儿近况怎样？在靠什么生活？怀着这些问题，卫子游最近从网上采访了方草女士。
卫子游：方草女士好！你知道，自从张林先生被捕以后，国内国外对他和你们一家人的情况非常关注。听说你最近去探望了张林先生，他现在在狱中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详细谈谈？
方草：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5 月15 日（即昨天）星期一上午11点钟，他现在在狱中的状况还好，没有被虐待和被殴打的迹象。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却很糟糕，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据他说近半年以来，头部、四肢及身体经常疼痛，不能正常吃东西，行走也困难，有时甚至无法用手拿一些简单物品，就连说话、睡觉都无法保持正常生理状态。监狱的管教干部虽然曾把他带到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过检查，但没有确诊。只是说是颈椎盘突出，突出了0.7 厘米，才导致颈椎突出压迫中枢神经，造成浑身疼痛。因为他们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目前他们也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只是给一些药物来减轻颈椎突出压迫中枢神经所带来的疼痛。我知道，这些镇痛药只能暂时缓解疼痛，对身体却有害无益。我们见面谈话时，我能十分清晰地看见他说话时的口腔动作给他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完全来源于肉体上的疼痛感，而不是因为心绪。但是他一直在拼命抑制因病痛折磨造成的表情变化，他是不愿让我担心。
为了了解他的病情，我今天去了我们当地比较有权威的医疗机构，咨询了有关骨科专家。我向他们详细描述了病人的状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得的极有可能是脊椎性疾病，这种病必须及时治疗，用其它方法都不能缓解症状，必须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又问：如果不及时治疗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专家说：四肢瘫痪。
这一声犹如青天霹雳，我当即瘫坐在椅子上。
卫子游：张林先生身体出现如此变化，如果当地监狱和监狱的管理机关讲人道，应该为他办理假释。你和张林先生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张林先生人在狱中，你一人在外面拉扯孩子，很不容易，你们过得好吗？请你谈谈你们母女现在的情况行吗？据说自从张林先生出事后，你的工作也失去了，现在你靠什么生活？靠什么养活孩子呢？
方草：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孩子。大女儿张儒丽是他和前妻生的，这位母亲因不堪忍受与张林在一起时所过的那种颠簸流离、痛苦无奈的生活，离开了他们。现在家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我一人肩上，我也无暇照顾大女儿，只好让她跟奶奶生活，每个月我负责她的生活费，我自己照顾小女儿张安妮。
我现在应该说是无业，没有工作，有时打点儿短工。主要是靠我母亲的接济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才勉强度日。
卫子游：张林先生出了这么大的事，类似的情况下，有的做妻子的选择了离婚，你却没有。你不仅没有离婚，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你的精神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请问是什么在支撑着你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
方草：是爱！和因此带来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在他最无助的时刻，我的存在是对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既然选择了他，也就是选择了与他相关的一切，就自然应该接受这个不幸的过程，一路陪他风雨同舟，天涯同命。这就是爱的力量！
卫子游：在海外媒体上有时候能读到你写的文章。请问你现在可以自由写作吗？国保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干预？
方草：还算自由，以前就是张林刚出事的时候他们曾对我说过，如果我坚持写下去，以后我会落得个与丈夫同样的下场。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直接干预。
卫子游：张林本来可以选择留在美国享受自由的生活，但他却折回来了，回到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线，却因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受到迫害。请问，你作为他的妻子，对他被判刑是怎么看的？你认为写作评议时政的文章是有益于国家呢？还是像判决书上所说的是危害国家安全？
方草：我认为，当局对我夫君的判决，完全是阴谋构陷！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这只说这个国家的司法不独立，没有民主。他只是从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出发，去剖析一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去批评时敝和向当政者谏言。所以，法院的判决是极其不公正的。作为一名公民，有权利向当政者谏言献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尽自己应尽的微薄之力。根据中国当下正在实施的宪法，当政者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那“建设”二字从何谈起？一个合格的政府，必定敢于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敢于面对自身的各种缺陷。这就如同一个人，如果不敢面对自己的弱点，此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前途。人无完人，政府也是同样，若想要追求尽量做得更好，就得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放在世人面前，世人自然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一个人若是只知到处夸耀自己，这个人一定会有诸多不堪。同样，如果一个政府只知一味宣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那就等于在说：我不敢见人，我真实的一面不敢让人民知道。一个人对指出自己不足所在的人记恨在心，时刻找机会要封住他的口，这个人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人吗？同样道理，一个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加以打击、迫害，那这个政府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我相信，当政者们之所以从政，就是为了要在政权治理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我不太懂政治，但是要是政治里没有理想，只有权术、手段，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四千年来不断轮回复演的战乱不止的血泪历史，便是最好的预言。所以，我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身份，请当政者多考虑考虑国家的前途，多考虑考虑象我夫君这样的人的命运，他们在中国，并不是极少数。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感谢大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个家支撑下去。
卫子游：谢谢方草女士接受我的采访！
郭庆海:晁错之死中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之争
2005年，一部名为《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而其中一个名叫晁错的人物的命运颇为引人关注。
无庸置疑，电视剧是把晁错的被杀作为一个冤案来写的，而之所以把他的被杀定为一个冤案，显然又是根据这样一个逻辑：晁错的削藩主张在电视剧制作者看来是进步的，合理的，在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当然也是如此。而用当时曾亲赴战争前线的一位宫廷低级官吏谒者仆射邓公的话说，是“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了难以制服，所以要削减藩国的规模，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对后代万世都有好处啊”。而正由于晁错的主张是进步的、合理的，所以，他的被杀，便是冤枉的。
但是笔者对于这种认定晁错之死冤还是不冤的逻辑很不以为然，因为它显然是对政治理念入刑的认可。正是因此，笔者以为，晁错之死的确冤，但冤不在于他的削藩主张进步与否、合理与否，而仅仅在于他因一种政治理念被杀。
其实那位谒者仆射邓公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我担心天下的人从此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议论朝政了。”但是，遗憾地是，晁错之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冤枉却被电视剧忽略了，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淡化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件比晁错之死本身还要可悲的事情。
然而无论如何吧，有关晁错之死冤还是不冤，因何而冤，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说开了，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是，贯穿于晁错被杀整个事件之中、由削藩而体现出来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两种治国观念之争，却是个十分复杂的事。
相比于中央集权这个概念而言，封建制的历史当然要早。而且，我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以晁错所生活的汉初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看，封建制显然也要比中央集权观念更有市场。其实何止是汉初呢，即以我国第一个实行标准中央集权制度的秦政权时期来说，反对中央集权，要求实行封建制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史记》所载，在秦刚刚除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就曾向始皇帝进言：“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所以，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此后于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也提醒始皇帝：“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
而在秦政权被推翻后，由西楚霸王项羽主导，当时的中原政权，其实又恢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其后经过4年的楚汉之争，汉最终灭楚，建立了汉家天下。不过，汉当时也非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从基本的社会制度上来说，它其实与楚汉相争时期并没有多大区别，即它其实不过是一个以汉为“盟主”的联邦国家。而这又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楚汉相争的本质其实可以说是霸主之争，即汉挑战楚的霸主地位，所以，汉灭楚后其实还是项羽之楚政治的一种延续。而汉在楚汉相争中的胜利，也首先得益于分封制，即分封有战功的将领为各国国王。《资治通鉴》第九卷载韩信逃跑途中被萧何追回后接受刘邦召见，在谈到他对项羽的认识时便直言不讳的说：“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的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封进爵时，把刻好的方印放在手里都玩成圆的了，也舍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之仁。”韩信是这样批评项羽的，也是这样要求刘邦的，即他在攻占齐国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刘邦分封自己为齐王。其他如黥布、彭越，亦属此类。所以，在汉初定之时，便已形成许多王国，且多为异姓有功战将。其二，汉为稳定政权而分封同姓为王。刘邦认为，秦没有将其子孙分封地方，以致于在社会发生动乱时地方对中央政权不能形成有效的支持，从而使中央政权陷于孤立。所以，刘邦取得政权后的一个基本政策，便是大封同姓兄弟子孙各地为王，以控制地方。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汉初定天下直至晁错所在的那个时期，主政者基本都是支持封建制的。我们知道“萧规曹随”这个成语，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典故。是说汉朝第一任相国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而在他死后，继任的曹参完全按照他的规章制度办事，丝毫不加更改。而我们还要知道，曹参主政时的皇帝孝惠，其实是希望他做出一些变革的。但是请看曹参怎么说：“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论起圣明英武来，您和高帝谁更强？”孝惠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好像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是高帝与萧何平定的天下，法令也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们这些人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很好吗？”这里的记载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曹参是支持封建制还是支持中央集权，但是，从曹参本人对黄老哲学的推崇，从其对刘邦、萧何定下的基本国策的毫不更改的坚持，我想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曹参也是支持封建制的。
那么，与晁错同期执政的那些人呢？从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除了那个宫廷卫队中的一个低级军官邓公明确支持削藩，为晁错说了点好话，其他政府大臣如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都明确反对晁错的削藩主张，而且正式提请处死晁错。按易中天先生在《晁错之死》一书中的说法，汉当时的制度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有“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意味着当时政府中支持封建、反对中央集权的意识明显占据上风。
那么，从秦到晁错时的景帝时期，除了这位冤死的晁错，又有谁明确反对封建、支持中央集权呢？理由又是什么呢？从历史记载上，这样的人物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即秦政权时期的丞相李斯。当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向始皇帝进言实行封建制度时，这位李斯对始皇帝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
，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其实，不管他们如何主张，如何分析，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来认识这场封建制与中央集权之争。那么历史究竟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秦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提出的警告没过了多少年便在秦政权应验了。当一个名叫赵高的太监控制了秦的朝政后，秦的政权就不可避免的瓦解了！
而在汉初，在出现了与秦亡时类似的状态——吕氏族人把持政权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首先，是刘氏皇族对吕氏的公然抵抗。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是，齐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才二十岁，很有气力。因刘氏得不到重用而忿忿不平。他曾侍奉高后举行宴会，高后令他当酒吏。刘章请求说：“臣是武将的后代，请允许我按军法行酒令。”高后说：“可以。”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刘章献上助兴的歌舞。然后又说：“请让我为太后唱耕田歌。”高后把他当作孩子看待，笑着说：“想来你的父亲知道种田的事，而你一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知道种田的事呢？”刘章说：“臣知道。”太后说：“那你试着给我说说种田的事。”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了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吕氏族人中有一人喝醉了，逃离了酒席，刘章追过去，拔剑把他斩杀了，然后回来禀报说：“有一个人逃离酒席，臣谨按军法把他斩了。”
其后，高后病逝，吕氏想在关中发动叛乱，然而轻易的便被平定。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轻易的被平定，我们只看看在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派人去迎接代王继任皇帝（即后来的孝文帝）时，代王手下的中尉宋昌所说的一段话吧：“高帝封刘氏子弟为王，封地象犬牙一样彼此交错，互相制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宗族坚固，有如磐石，天下人都为刘氏的强大而折服，……如今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族，京城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这样强大的诸侯，谁都惧怕他们……”
这样的历史对于李斯来说是不存在的，最起码对比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可以原谅李斯，就当他对中央集权的辩护是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吧。但是，所有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些历史，其实对于晁错来说同样应该知道，于是我就不能不奇怪，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种认识了。至于今天的人为什么也会有那种认识，我更不知所以然。
张郎郎:关於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就像“红八月”学生杀人，我现在讲的主要是“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但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实际上应该是六九年八月开始，有些地方一直延续到一九七零年十月为止。
这是中共四九年建国以来，以正式的法律程序，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论罪和思想罪为罪名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次恐怖运动。而过去，即一九四九年以来，以及後来都没有如此严重过。所以“一打三反”这次杀人高潮，它的很深远的意义在於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就像“红八月”杀人一样，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一种启发和训练。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与其不同的是，“红八月”告诉你，你的出身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则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枪毙你。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诛心”，意思是你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直到现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星期天，郑义在华府要宣讲他的一本新书，原定在一个民间礼堂里讲。有很多人从国内来，但也很害怕，因此最後拒绝在这里开会。郑义只不过是个作家，说明这个深远的心理恐怖很有效，在国内更有效。因为思想政治运动具有一定的步骤，有一个常规，有一个程序，这些就是训练过程。
我们读过戴睛写的文章，曾经分析过什麽时候开始杀“自己人”？其实它有个过程。从井冈山，即江西清理ＡＢ团开始，他们第一次发现，清理自己人可以用死刑的方法来进行，大家知道嗜血的游戏是可以在自己人中间执行。谁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谁的思想跟我不一样，都可以杀。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前发展了。到了延安的“抢救运动”，便是王实味的被砍杀，一直到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只是思想运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是，但进一步，不服从的人就是现行反革命。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冯国将一直不发言，大家动员他发言，结果他替一个打成右派的同学抱不平，也打成右派。他不服，“我没提过意见”，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所以从这里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程序。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打三反”，并不是一个特例，他从首先发动群众，让大家都起来，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展开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分清了。“一打三反”就是秋後算账，该枪毙的人枪毙了，“诛心”的都“诛心”了，这时候给大家起到了政治运动的每个步骤的应有效果。
对“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丁抒先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枪毙，发现被经过法律程序死人最多的按百分比来计算，是在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间。一个初略的估计，在全国就有十万以上的人数。按照中国古代的刑律，一定要“杀人偿命”，至少你要杀人越货或者放火、抢劫，你得有个罪行呀，但在“一打三反”中却不需要了。河南有个学生讲了三句反对毛泽东的话，才十七岁，也枪毙，立即执行。
死刑人数的决定，原本应该在中央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後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就像现在承包公司一样，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当时所谓杀“现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成了公报私仇的泄怒渠道。
我手头上有一份朋友寄来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众多的名单中的其中一份。我拿到这份名单时感触非常深，因为我也是这份名单中的一个。
这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发给全民以讨论对名单中的这些人的死刑判决。这个名单一共五十五人，其中有很多人是我认识的，有的是我的朋友。他们很简单地说，我们要将这个权利交给群众，让他们决定这些人应该不应该判死刑。其实，文件开头的“最高指示”已经写得很明白：“坚决将一些反革命镇压下去”，已经说到这份儿上，调子都定好了，还讨论什麽？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名单实际上是一个“阶级论”的名单，凡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他一定注明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即使他本人没有问题，但他哥哥是右派，都变成了枪毙他的理由。我手头的这份名单，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为主。第一个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是北大的。张继瑞也是大学生，田树云是大夫，孙秀珍是护士。这个判决书上的我标明是“大学生”，我的同伴是中学生，这些都是要判死刑的，都是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出卖大量重要军事政治情报”之罪名判决。一个学生，他有什麽情报？这个名单就是给大家看，实际上就是精心炮制的一个“杀鸡儆猴”。但这不是一份唯一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一波一波死判名单中的一份。遇罗克不在这份名单中，他是在我们上一期名单中，即一月份。但是到了全民讨论时，他跟我们这一批名单的大多数人一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我能在今天，为这些死去的人、这些知识分子做见证，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一个什麽样的运动？我说这是一次“坑儒”的运动。为什麽这麽说呢？因为被杀的大都数是知识分子。人们说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权力斗争的一个延续，因为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枪毙的人都是跟周恩来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是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的子女。这确实是一场斗争，大家说是“光脚的与穿鞋的”、“留洋的与土八路”之间的斗争，那也说明党的内部斗争可以决定很多无辜者的死亡。
从某种意思上说，每次必须都要这样大量的屠杀，并冠以符合法律程序的手段进行处决、枪毙，才能让知识分子知道“我党”的厉害。所以说“一打三反”与“六四”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用“合法程序”杀成批的读书人。现在“六四”的阴影并没有过去，它的这个作用也起到了，在心理上造成恐怖，这是“我党”的重大胜利。“我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第一，被枪杀的大多数人，最後都认为自己被枪毙没有冤枉，包括我。被枪毙之前，让我们挖自己的罪行，到最後，我讲了“我是不喜欢共产党，我确实是讨厌这个政权”，也不冤，让每个人都做到这个地步；第二，讨论的人，我的同学、老师、我多年的朋友，当我被拉回中央美术学院批斗时，他们都指着我说，“必须枪毙他，不枪毙他，我们心里就难过”。前几天，我遇到北大的教授印红标，他对我说，“我党”抓了一个人，罪行好像没有那麽严重，但想政府恐怕没有那麽离谱，他可能有别的事。所以，名单上的罪行本来是假的，群众认为政府不会冤枉好人，这个人可能有更坏的事儿，政府不愿意说，他们一定是“坏人”。所以你想，对讨论的人也起到了这样
的作用。所以，人们发现生死只是一线之隔，那时候，我还是所谓是“革干”出身，延安出生，但是其他人想，他也反党，还要枪毙，我出身不如他，我还不赶紧规正自己？还不律己？那我离死也不远了，我思想比他还要坏。
所以关於“一打三反”意义非常深远，对它还要研究，这里面很复杂。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是关於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斗争，大家都说，最後是知识分子胜利了，你看朱熔基当总理了，光脚的还是不行，现在都是留洋的人当国家领导人啦，好像是那麽回事儿，但是人的身份与党的身份还是两回事。因为“一打三反”说是跟周恩来斗争，但是“一打三反”整个要做这件事，是周恩来写的汇报，建议要搞“一打三反”。这是个角色的问题，他不写，也有人要写，可运动到这一步，就像延安的“抢救运动”，要保卫延安，要杀王实味，这个程序必须走到这一步，所以周恩来也要杀人。
二，李振到底是什麽角色？当时他是公安部部长，李振把我从死囚犯里提出来，放在普通犯人中。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被判处死刑，後侥幸逃脱，其实也是“血统论”起了作用，因为“我党”想，党的“亲”儿子最好别杀，就这样我从死人里爬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当时，判处犯人是李振的权力。我想我出来以後一定要问问他们的角色，没想到等我出来，他们俩都死了。
第三，是俞强声的角色。俞强声是俞正声部长的亲哥哥，当时他是“一打三反”中的重要角色，他是专案组组长，是江青指派的，也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海默是一个电影剧作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被活活打死在北影厂。後来需要平反时，到公安部时，俞强声说这个案子不能平，翻这个案子吧，就等於否定他们的功劳，做这个局整个都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翻案的。俞强声他是什麽角色？他还活着，知道很多内容。他现在在美国，如果各位有办法能找到他，我们会有更多的史料。
我所亲历的网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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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网络怪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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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速度奇慢──打开任何网页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好象光缆的 宽度被黑。我不懂技术，仅仅是怀疑。 ２、信箱被封──所有雅虎和Gmail信箱都被封堵。其中可以收到网 络刊物和一些个人寄发的文章，但私人信件很少收到，至于向外 发送干脆一封也发不出。近10天以来分别用多个信箱多次给一平 发新信稿，但始终没有成功。甚至在我通过动态网打开Gmail信 箱后还是没有发出。 登陆信箱，甚至登陆古狗，都会显示：“抱歉，暂时无法执行你 上网一日实录 2006年4月7日一天忙录不停。下午没有回家，为一桩工伤维权案详细 将近12点了，照旧点击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可是连续按了 ———————————————————— 【附】奇遇：一条手机短信遭遇 3月15日晚5点左右陈青山电话告诉我：任汝生打来电话说17日将对任 晚8点多钟青山再来电告之：青岛政保人员约他16日谈话，这样他就 于是我约青16日谈完话后向我通告一下。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试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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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议政”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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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目狰狞地帖子出现在《青岛新闻网》“5．1”黄金周期间。
楼主 青岛新闻网 发表于: 05-5 10:35 $ * 〔蛏子级〕 本论坛节日期间对贴子先审后发 作为山东省访问量高、影响较大的综合社区，对于论坛管理有着 青岛新闻网 其实在这个帖子公开之前对于相当一些网友就是这样做了，现在发展 青岛新闻网的《青岛论坛》左上角曾经有一个很迷人的称谓：“公民 4月底5月初的样子，青岛地区的论坛经常连学术性的帖子也发不上 ◆网上第一风骚阿姨容容照片大曝光 在“兰盾工程”实施数年后的今天，在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完成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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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半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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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时在本地的《书城》和《闲闲书话》上发个帖子，发个书目，企 图卖几本书，这样免不了与网友跟跟帖子，回回帖子，递递“纸条” （许多网站都为网民设立了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同时我还搞一点姓 名分析之类的趣味帖子，可是长期以来无法互动起来，甚至我的私人 信箱书信往来都没有畅通的时候，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就这样一 如既往地折磨着你，就这样一如既往地被熟悉的网友狐疑着，我知道 我的身分敏感，只好自认晦气。 本来有一位出版社的朋友有意在我的书店里代销一个系列的图书，折 一位网友打算在《闲闲书话》张罗处理她的一些存书，就这样一个卖 卖书了卖书了！ 整理一些旧书，打算处理掉。有兴趣的同学到三玄先生那里看看 １、《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来是发在《青青岛闲闲书话》的，但不知道书名哪个地方犯了忌 可见，最近一个时期，我的遭遇也现在一些网友身上，网络的言论控 不仅网上议政的神话破灭了，就是网上日常交流和小型的网上营销也 |
揭开人大代表制度的面纱
偶然从网上查到，中国十届人大网站公布了代表的个人详细信息，一直想了解中国人大代表职业构成，于是就开展了相应的调查。在十届人大网站的代表名单一栏中，我点击了湖北，湖北的人大代表一共122名。逐个点击名字发现所有人的职业都是“人大代表”，没有明确其真正职业。中国的人大代表都是非职业的，因为没有财政给代表们发工资，那么没有工资的人大代表怎会成为了这些人的职业呢，我们不由得感到好笑。这个事情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随之利用互联网的搜索功能，这些代表的真正职业一目了然。我随机从左边由上至下选择了20名代表，我想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叶金堂 男 湖北仙桃毛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朱家新 男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通信学会会士, 党员
马清明 男 湖北仙桃市委书记
王泽洪 男 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
仇小乐 男 湖北省质监局副局长 民建
司久义 男 武警湖北总队总队长少将 中共党员
刘丹丽 女 湖北歌剧舞剧院演员 中共党员
刘善桥 男 湖北省黄冈市市长 中共党员
刘德春 男 湖北省长阳县火烧坪乡青树包村村支书 中共党员
孙友元 男 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
李宗柏 男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中共党员
杨永良 男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党员
吴党生 男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
余长富 男 武汉铁路分局局长 中共党员
汪爱群 男 武汉中百集团董事长 中共党员
张富荣 男 湖北黄麦岭磷化工集团公司 总经理 中共党员
陈鼎常 男 黄冈市人大副主任,黄冈中学校长 无党派
罗清泉 男 湖北省副省长、代省长 中共党员
周先旺 男 湖北恩施州州长 中共党员
周家贵 男 钟祥市金汉江纤维素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特征：1、除一人为无党派一人为民主党派以外，全部人大代表均为中共党员；2、并且上述代表不只是党员，九人系党政军的省市级高级官员，八人系大型公司集团或者国营企业董事长，一人系教育界的高校校长，一人系文艺界人士，只有一人是来自基层党组织的干部。
第十届人大代表中党员比例以及军政界和工商界的代表比例是多少呢？好像至今没有数据显示。在网站上有一项综合信息查询功能，应该很简单的了解。但是当我点击后发现，综合信息只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所在地区这几项，对“党派”没有设置查询选项。
接受过中国特色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共经常标榜的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江泽民在1990年3月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描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代议制制度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符合我国国情，既能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代议制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制度还不算民主的最高形式，从古代希腊就开始的直接民主全民公决形式都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但是，中共操纵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不仅不是什么全体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连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一点味道都体现不出来。
政治从汉字的演化上来理解，自古来就是一种正直的治理，而在中国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邪治。如果对此有怀疑的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网站会让世界上有眼睛的人在几分钟内充分理解到这个评价毫不为过。无法想象人大的网站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明明所谓的人大代表都是职业的高官或者富商，而为了政治上的虚荣就把所有的代表的职业来个瞒天过海，全部变成为职业化的人民代表。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大代表是非职业的，这也是法律所确定的，将业余的人大代表职业篡改为全职的人大代表暴露了专制政权心虚胆怯的一面。
汉密尔顿在美国立宪运动中撰文指出：不能想象，这样选出的，甚至不是生活在一般人民中间的半数议员，会在保护人民方面被政府侵犯方面或者在立法会议上对了解人民利益和情况方面有所贡献。相反他们臭名昭著，经常作为行政长官的代理人和工具，而不是作为公众权利的保护人和拥护者。因此，应该很有利有的把他们从国家的真正代表中清除。（《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第289页）
那么什么样的人选可以成为民众权利的保护人和拥护者呢？我认为，国民议会的代表必须要具有四个重要条件，才能成为真正的能够参政议政并且维护民权的代表，第一个条件，要求有参政热情；第二个条件，要求参政能力；第三个条件要求代表身份上具有民众立场，脱离官员身份和党派利益；第四个条件要求有参政时间。
观察中国的人民代表组成，会发现其代表组成恰好是我们人民代表理想人选的相反选择，可以说最不理想的人选都成为了中国人大的人民代表。中国人大代表基本上都不具有这四个条件，没有参政热情、没有参政能力、没有参政时间、没有民众立场。
首先看参政热情。只有在一个充分民主的选举过程中，奋发激昂的参与竞选与演讲展现自己的政治取向，赢得公众的信赖，最终得到选票才是参政热情的体现。中国人大代表没有任何的民主推选过程，几乎都是中共的各级党委钦定，几乎连选举形式都没有就成为了人民代表。这样的代表显然没有参政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看参政能力。人大或者说国会在各个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政府，约束政府。中国人大代表们大部分的高素质官员代表属于主观参政不能，因为他们处在官方的地位，头脑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这种地位下做出监督政府得罪当政者的参政行动。少数的基层代表属于客观参政不能，因为他们受文化结构和职业环境所限，他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无从下手使得他们没有参政能力。以上文提供的湖北代表名单来解释，两个平民代表，一位是演员，一位是支部书记，即使这样的代表再多又有何用呢？人民代表需要有全局的政治眼光和胸怀锦绣的政治思想。人民代表大会担当着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如何发展的任务，担当着保护人民权利的重任，上述的演员代表和支书代表，受他们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环境所限，也许在他们各自的有限领域中他们会成为优秀杰出的人士，但是在参政领域，他们仅是充当了一个伪民主制度的点缀。
讽刺的说，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以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为主体加上少数政治低能懦弱者的贵族俱乐部。
第三看代表身份。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过多论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的著作者孙哲先生在著述中说，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党员的选举。我要加以解释的是，这种选举不仅是党员的选举而且是高级党员干部和党员富商的选举，基层那些既无产也无权的党员根本无缘成为人大代表。
第四看参政时间。由于中国的人大代表属于业余职业，没有国外的议员薪酬，这一体制注定参会代表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代表工作。据报道，历年的人大会议都有许多代表没有正当理由甚至连假不请就缺席会议。商界的代表由于商务繁忙，往往到了北京很多人还是把时间用在如何拓展业务结交关系上。至于政界代表无须报以任何希望，他们的参政时间恐怕是用在了政府工作上而不是代表工作上。
根据英国的下院议员职业构成为例，我们知道，1992年当选的保守党议员中来自知识性专门职业者占39%。应该说，最理想的人民代表人选应该是那种无公权和财团职业背景具有平民立场同时又具有参政能力的人，这些职业包括：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司职员与具有参政能力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可是，在中国没有一个自由的平等的选举体制，这些体制外的本可以成为优秀的政治活动家的民众人士无缘中国人大的代表选举。
康有为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如果把代议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作为一个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尺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完全是在走一条反历史潮流和反人类政治文明的倒退之路。比如说，1980年的修改的1979年选举法将直选扩大到区县，之后北京的高校就出现了人大代表的竟选热潮，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1982年的选举法修改中，就取消了允许候选人进行宣传的条款。这无异于对人民代表制度的釜底抽薪。
中国人大代表是以选区为单位进行选举的，然而，我们发现就连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他们当选人民代表都没有通过合法的选区选举程序进行选举。
孙哲先生对人大掩盖的问题有很透彻的研究。他列举了一些“戴帽”代表名单，该名单是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的代表名额，然后被人为分到各个毫无关联的选区中。部分名单如下：
98年第九届人大“戴帽”候选人名单（均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 选举地 与选举地关系
丁关根 广西 无
田纪云 广东 无
李铁映 云南 无
吴邦国 安徽 出生地
姜春云 吉林 无
钱其琛 宁夏 无
罗 干 福建 无
任建新 山西 无
郭家华 四川 无
以上名单暴露出人大制度在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个无法由公众自由参与并按照法律的规定推举候选人选举代表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蒙昧专横的国家。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学者、政治活动家贡斯当在《论代议制议会的选举》中指出：我希望在给人民留下最后选择机会的同时，也要给人民最初选择的权利。……提名候选人的会议必须在已被大众认定的人们中间选择候选人，因为他们已在他们的公民同胞中享有一定程度的信誉和威望。如果他们（指选举团或者当权者）自作主张的在人民做出选择之前拟定一个候选人名单，如果没有合法暴力支持这个名单，将有可能导致人民排除这个名单。（《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115页）
令人遗憾的是，贡斯当的假设条件在中国发生了。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提名的确在中国有着合法的暴力的支持，即强大的中共政权势力的支持，民众没有可能排除这些年复一年由各级党委会出炉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国民众不仅没有最后的选择权更没有最初的选择权。
历史上国民政府时期有各政党共同参政的国民参政会和宪政期成会，解放区有临时参议会选举的三三制边区政府模式，解放后有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参政模式，然而到了今天却呈现了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四亿人口的诺大国家竟为一家独霸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主和人权的一个悲哀。
中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我们却看到体现这一主权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是一个违背宪法的组织，90%的代表不属于人民隶属于某党，90%的代表不属于人民而是达官富贾。因此，目前的政权结构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宪法的规定，中国已经不是以工农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中国也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的都颠倒了过来，今天的统治阶级就是过去的被统治阶级，而过去的被专政者摇身一变成为了专政者。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如果不实现民主就不会有民权，没有民权就不会有民享，离开宪政，中国的人大制度必然脱离不了这种伪民主的特色。
06-5-19
苹果日报：安徽势力在中共政坛冉冉而升
「明天的太阳将从安徽、江西升起。」这是2004年底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谢国忠在考察了安徽、江西等中部省分后发出的感慨。然而，安徽省副省长文海英日前在港举行招商活动的开幕上竟套用谢的半句话：「下一轮的太阳将由安徽升起。」话音未落，现场的来宾和安徽各级官员掌声雷动。
政坛新星 乡里寄厚望
继「上海帮」后，「安徽帮」正在中国官场上形成一股崭新的势力。文海英的说话具有两层意思：其一，随中部的崛起，安徽的经济将获得良好的机遇；其二，继安徽籍的胡锦涛总书记后，安徽人都有个心愿：第五代的总书记人选亦来自安徽。无独有偶，当今被视为中共第五代表表者的李克强和汪洋，均来自安徽省。
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乃安徽定远人；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是安徽宿州人。李、汪两人同龄，今年都是51。
话说，仕途日隆的李、汪两人，眼于明年中共十七大，一直十分重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容有失。今年的「两会」，两人已分别吩咐自己下属，除中央《人民日报》外，不接受任何中外媒体的采访。特别是李克强，自去年的「两会」，其在辽宁团开放会议上的表现，被境外媒体抨击后，一直耿耿于怀。
李克强汪洋 谨慎言行
究竟李书记当时在会上干了甚么？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辽宁省的人代轮流发言时，李书记则「日理万机」，忙批示文件，还频频询问秘书晚上的活动有哪位国家领导人出席等等……似乎没有聆听人大代表们的发言。
有人形容，安徽人十分内敛，没有上海人的张扬，但却「深藏不露，不知道他们在想甚么。」这由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个性，可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