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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近年大量文学作品，已堕入了用尽心机出风头的陷阱。有的虚构‘痞子雷锋’，胁肩谄笑；有的大摆地摊，向洋人兜售假国粹；有的为‘我大汉’‘我大唐’‘我大清’涂脂抹粉，与太监比奴性；有的故作‘先锋’‘前卫’状，似艰深文浅陋；有的用“下半身”写作，贩卖无耻，所有下三滥的伎俩都使出来了”。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作品《如焉@sars.come》的学术研讨会上，丁东、赵诚、崔卫平
                  　　、傅国涌、邓晓芒、李工真、程亚林、赵林等众多思想学术界的学者向当下中国文学开炮。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
                  　　青年学者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思想学者丁东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
                  　　历史学者李工真更直截了当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
                  　　中国文学脱离现实？
                  　　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的脱节是与会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他们最感到痛心之处，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小说家最擅长的是描写，这是小说家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要强的地方，可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的生存图景。”
                  　　青年学者傅国涌认为，任何文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作品，首先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环境或者语境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去评价文学作品。“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

                  　　傅国涌的话代表了学者们对中国文学的期待。
                  　　傅国涌认为，近年来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大作品，也没有诞生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普遍的现象则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避免碰钉子。他认为，这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吗？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他提出质问：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他的回答是——“答案是否定的”。他还追问：“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傅国涌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由此出发他认为，“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
                  　　思想学者丁东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当有人谈到“当下的文学写作缺乏思想”时，丁东的回答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
                  　　丁东还对那些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最醒目的先锋作家们进行了批评。他承认这些先锋作家曾经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而现在他们受到读者和市场的追捧，在国外也受到重视，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主流。“我不否认他们的才气。具体到每一个作家而言，都有自己的追求。但他们往往自我感觉太好。我看过几本风靡一时的先锋作品，没有从中得到起码的感动。我不能欺骗自己的感受。据说一些专业的评论家也是硬着头皮去阅读。我个人的偏好，还是希望从作品体察到历史的使命感，社会进步的责任感。这才是高贵的文学品质。比如胡发云的《如焉》，我是真共鸣，真感动。可惜通常的先锋作家名单里并没有他”。
                  　　丁东承认，一些作家有底层生活体验，描写了当今底层的百姓生活，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底层百姓的疼痛，这是当代文学中有活力的部分。可惜这类作品多停留于现象层面，缺少对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挖掘。
                  　　学者们总结说，在脱离当下中国真实的生存境遇的同时，文学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所谓的“纯文学”日益圈子化，他们强调文辞优美和写作技巧，阅读这类的文学成为一种专业的行为，它们发表在专业的文学杂志上，主要供文学界的专业学者研究，形成一种内部循环；二是大范围的文学作品投身商业，以市场的需要为最大的动力，市场也成为评价其成败的主要标准。当然，严肃作家们也渐渐主动投身市场，典型的例子就是余华的《兄弟》，这位前先锋作家的长篇新作“从屁股开始，以处女膜结束”，再凭借其昔日显赫的文学声誉，赚了个盆满钵满。
                  　　学者们特别指出，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公共生活的很多层面都是非常的分裂，包含极端的对立和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文学最好的源泉，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的一个契机，也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新的考验；作家如果回避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就是自动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学缺乏思想？
                  　　“缺乏思想”是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评价：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域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作家们似乎已经集体降级为故事能手，喋喋不休止地炮制出迎合低级和初级欲望的故事，他们满足于一种脱离真实生存经验、对生活缺乏思考的伪现实主义；而在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界的同时，当下的文学写作争先恐后地投入商业的怀抱，把肉麻当有趣则是作家们投身市场的新招数。
                  　　为什么会缺乏思想呢？老学者袁伟时曾经总结：“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结果一说思想解放，就往男女关系上解放”。哲学学者赵林用“短平快”、“麦当劳化”、“好莱坞化”来形容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印象，中国文学已经成为看过即忘的“一次性消费品”。他认为这对于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意义，而现在似乎走过了头，思想和灵魂似乎都已经“不合时宜”。而与会专家指出，更重要的还是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远离现实生存，这样，有效的思考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与此同时，作家们已经日益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而听任自己陷入舒适的生活，把文学当作获取世俗利益的安全通道。　
                  　　哲学学者邓晓芒认为，除了对社会历史形态的批判，中国作家缺乏终极关怀和思考，缺乏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他举例说，萧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也有意识形态，而且在当时也可能打了点“擦边球”，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朽的作品。因为“一
部作品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不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是一些临时的衣装，里面应当有一个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中国文学里面缺的就是这种精神。”他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个辉煌的高峰，有好多部作品里面都表达了一些永恒的东西，但是进入21世纪，则失去了这些精神力量。“恐怕是因为中国文人天生有一种经不起诱惑的本质”。
                  　　邓晓芒还特别指出，不少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并不是有一些新的思考，也不是有强烈的表达冲动，而要证明自己没有“江郎才尽”，维持自己的名声地位。就这一点，新近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下卷的作家余华，几乎受到所有与会学者的激烈批评。学者们认为，余华的《兄弟》是作家脱离生存现实，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典型范例，这部号称“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体现了作家以降低作品的精神境界为代价，以低俗化的方式走进市场。
                  　　学者程亚林认为，中国作家缺少一种对终极意义的“强迫症”，相比较之下，俄罗斯和东欧的文学就有这样的“强迫症”，总是有人在思考那样一些关于人性的深层次的问题。“要培养出一种比较高贵的东西，就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强迫力；如果没有这种劲头，尤其是文化精英谈什么希望。文学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一种胸怀，一种眼光。”
                  　　有人提出，作家关注社会事务，表达思想理念，就不够纯文学。对于这个观点，学者丁东回应说，“要看表达什么思想”。他分析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文学作品表达的政治的理念，往往是国家事先规定了的。所谓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使文学沦为政治宣传工具。八十年代，提倡回到文学本身，一些作家不再为政治而艺术，回到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一种解放。另一些作家，在作品中不是表达别人规定的思想，而是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也是一种解放。因此“文学可以载道，也可以不载道，各有千秋。载道的文学并非都不好，而要看载的是什么道，用什么方式载道。古今中外许多的伟大作品，都以深邃的思想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见长。认为纯文学必定与思想性和社会性相抵触，这种文学观起码是片面的”。
                  　　专家们还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以来伟大的小说，无一都是与诞生该作品的环境血肉相联，从中体现作家们对时代的独立思考和思想立场。
                  　　而对于在文学作品中表达思想，文学学者昌切提醒道，“我的个人的看法就是表达思想比较好的文学，一定是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思想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比如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方式表达，这样可能表达的更清楚。文学之所以跟别的东西也表达不同，就是给读者们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即使是在表达思想思想”。
                  　　思想界与文学界渐行渐远
                  　　女学者崔卫平介绍，包括思想界和文学界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携手并进，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传统，而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间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上个八十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有着鲜明的整体的形象，在这个整体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行当之间也是保持的比较多的交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有一些共同关心的一些事情。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更加深入、更加专业，这本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化的同时，许多人渐渐地对我们的关心社会、关注新思想的传统变得很淡漠。”
                  　　“我有很多文学界的老朋友，我觉得在八十年代过来的老朋友当中继续关心思想学术界话题的比较少。”崔卫平遗憾地说，思想学术界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一个相当长足的发展，一些话题的进展起码可以说超过了从1949年到1989年的全部成果，而“持续关注这种东西的作家少了又少。”

                  　　思想学者丁东认为，无论是五四时代，还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思想脉动。比如鲁迅发表《阿Q正传》的时候，对国民性的反思，触及到社会的神经中枢，本身既是文学，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新思想的火花，最先在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诗歌里闪现，这些作品人们争相传阅，影响大大超出文学圈，甚至轰动全社会。这是一个好传统，起码也是文学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

                  　　丁东还介绍，他原来是学历史的，八十年代当过学术杂志的文学理论编辑，也写过一些文学批评文章。到了九十年代，他发觉继续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些无聊。因为“研究对象的精神高度，制约着研究者的精神高度。如果文学创作普遍平庸，普遍苍白，评论家投放再多的精力也没有意义。所以，我的兴趣就回到了历史，转向了民间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发觉，八十年代关注当代文学，九十年代告别了这个领域，转向思想文化研究，或者即使还在研究文学，也离开文本研究，而转向人本研究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老年、中年、青年都有。那天遇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朋友。她是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之一，现在还在教现当代文学。她也说自己“不务正业”，好多年不看文学杂志了”。
                  　　思想学者赵诚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阅读期待，因为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他所关注的一些思想问题，也看不到作家们对于这块土地的观察和思考，因此“无法产生共鸣”。
                  　　批评已经沦为广告？
                  　　与文学写作相对应的是文学批评，与会专家们认为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已经陷入某种怪圈之中，难以自拔。近年以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不绝于耳——从批评家的眼光能力到批评家的职业操守。
                  　　文学批评家刘川鄂介绍，就文学学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学科建设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改变——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多了，学者多了，面向社会发言的知识分子少了。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狭隘的专业领域，陷入团队，陷入课题，陷入与学术、学科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成天忙于可填在学科建设成果表格上的所谓纯学术。不关注现实，放弃社会批判责任，不对社会承担道义，不为人类净化良知。他们丧失了社会共公代表的角色，被学科体制收编。
                  　　学者丁东认为当下的主流文学批评，已经成为文学产品市场运营的一个环节。一些批评家受制于作家、出版商和官方文化机构，他们的评论成为商业宣传推广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分吃一杯羹。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活动属于学院派。他们的研究或者评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学术荣誉和学术利益。一看这些文章和著作，就知道哪些是为换取博士、硕士学位而产生的，哪些是为评教授、副教授而撰写的，哪些是为了得到某级课题经费而炮制的。在这些文字里，看不到独立的批判，发现的眼光，更感受不到才情、智慧和洞见。“这两类情况，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悲哀，可惜在数量上，又占了绝对的大头”。
                  　　专家们还指出文学批评已经日益模式化，失去了锐气和活力。青年学者王晓渔曾经总结，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像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众多掌声。
                  　　“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
                  　　傅国涌：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
                  　　南都周刊：请你谈一下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评价。当下中国文学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傅国涌：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抛开思想、政治问题不讲，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而这个看法和判断是必须从生活中得到的，不能凭空制造，它们都是来源于生活，哪怕是神话和科幻小说，作家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一定跟生活有所对应，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而现在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有一个背离生活的问题，有些作家只凭自己的才气、技巧而弄出一个作品，圈子内就觉得很了不起，并津津乐道。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傅国涌：小说写什么？怎么写？这都是小说家自己的事，没有错，小说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美仑美奂的文字游戏，好玩的故事，酒足饭饱后的娱乐，一种与单纯的电子游戏一般的娱乐，那真的还不如看蚂蚁打架。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
                  　　南都周刊：还有人认为“写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强调文学的艺术性。
                  　　傅国涌：为艺术而艺术当然也可以是一种选择，但是世上有完全超越于生活之外的艺术吗？艺术是以生活为土壤长出的一朵花，在生活这片土壤之外的艺术会是一朵什么花呢？
                  　　南都周刊：不少学者指出，当下文学缺乏思想，文学界与思想界渐行渐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国涌：这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本还在于文学失去了现实生活的源泉，也失去了直面生活的勇气，变成装修精致的客厅、书房里个别文人自我欣赏
和部分休闲族消遣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自我阉割，自行切断了与活的当下社会的联系，把文学从这块土地上拔了出来，飘在空中。

                  　　南都周刊：我们的文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因此一些专家提出文学关心社会政治，直接表达思想理念，就不够纯文学，您怎么看？
                  　　傅国涌：我认为思想与文学这个关系上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一个开放的文明的社会，比如说我们平常说的发达国家，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或者英国这样的社会里，文学可以完全娱乐化、可以好莱坞化、可以哈利波特化，可以完全跟思想没有关系，因为普通人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自由，但是在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或者在一个前现代、前文明的社会里面，在一个还没有最终迈入现代文明门槛的社会里谈文学的纯粹性，谈论超越于普通人生活之上的文学，那种高超的文学，那种余华式的文学太奢侈了，他也有可能是好的文学，但至少是太奢侈了。
                  　　南都周刊：在远离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同时，不少作家争先恐后投入商业的怀抱，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名词，美女作家、80后等等。
                  　　傅国涌：现在市场很大的“80后”少年写作还没起步就被商业性捧杀了，所谓“80后”、“90后”都些是可怕的商业概念，其实没有人生哪里来的文学？如果鲁迅在三味书屋就去写小说、发表作品，我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我想，这是不能想象的。
                  　　南都周刊：你认为当下中国文学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傅国涌：原因比较复杂，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作为作家这个特定角色缺乏自己应该承担的这部分，是一个逃脱不了的原因，这就牵扯到作家故意回避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作家干脆把文学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这样的趋势下，对现实和精神层面的关注就在他们内心的漏斗里首先给漏掉了。作为作家，从写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如何面对公众，面对非功利的问题。如果不能这样做，作家可以不当作家，而去做一个从事广告宣传策划者或者商人，或者其他的社会职业，作家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精神内涵。
                  　　南都周刊：与市场化、通俗化相对应的是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似乎成了极小众人关心的事，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傅国涌：我想说，文学他是属于大多数人的，是属于所有普通人的，文学不能圈子化，不能成为极少数、极个别的文学专业人士三五个人、三五十人、三五百人、乃至三五千人互相赏玩的对象，它还是要还给普通大众，还给所有人，或者说还给所有汉语读者，我觉得这是文学的根基所在，也是文学生命的源泉。
                  　　南都周刊：余华的《兄弟》是近日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你感觉如何？余华《兄弟》似乎形成了一个现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傅国涌：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乱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南都周刊：那么，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他们在对当下文学状况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傅国涌：文学批评的缺失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看，一方面，现在很大一部分批评家跟作家有合谋的倾向或者说嫌疑，他们彼此之间因为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而结成同盟，这就很难使独立批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现在很多批评家完全把文学批评降低到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饭碗，把批评降低到谋生的层次，而不是把批评当作一种有责任感的事业，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批评家喝着咖啡、住在漂亮的房子里，跟社会现实的苦难完全脱离关系，就文字、文本、理论，写一些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文章，当今的文学界可以说是一个批评家缺位。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所谓的专业批评家跟读者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看法往往天差地别，这是因为批评家跟作家搞圈子化、将文学带入专业的狭隘的胡同，他们自我赏玩，相互捧场，比如花钱开作品研讨会，把文学当作自我吹嘘的东西，有些不符合他们游戏规则的作品就被否定掉了。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下去，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内地出版社引进法文新书可获40%资金资助

　　今年，帮助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法国作品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踏入第15年。5月11日起，中国内地的出版社都可以直接在线（www.fulei. org）申请出版资助，由法国使馆文化处受理。法国使馆文化处的文化专员满碧滟称，一般已向法国出版社购买了该图书版权的申请都会得到出版资金40%左右的资助。

　　昨日，在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15年聚会上，法国使馆文化专员满碧滟展示了供内地出版社在线申请出版资助的模式。据满碧滟介绍，内地出版社向“傅雷出版资助计划”申请资金，只要中法版权合同已经签署，一般都能得到出版该书所需资金40%的资助。但资助通常要求出版社在18个月内完成翻译和出版，过了期限则需要重新申请。此外，除了资助出版社，该计划还会资助译者、书店和图书员。

　　满碧滟还提到，受理资助的重点图书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当代文学、艺术、青年读物和常用知识图书类；再版图书不能享受资助。最近享受“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出版的图书包括了《帝企鹅日记》、《前世今生》。

两家著名文学网站，幻剑书盟和起点中文网近日因《诛仙》等小说的版权问题产生争议。昨日，幻剑书盟发表声明，称起点中文网刊载了幻剑书盟独家拥有网络收费刊载权的《诛仙》和《飞翔篮球梦》两部书的部分章节。

　　在声明中，幻剑书盟称，4月25日他们在起点中文网阅读到一个关于萧鼎作品《诛仙》的最新连载声明，声称《诛仙》简体电子版将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当日幻剑书盟即就此向起点中文网发出正式警告。

　　幻剑书盟负责人吴强说，目前国内文学网站广告很少，主要盈利模式是收费阅读，起点中文网将幻剑书盟独家拥有收费版权的《诛仙》部分内容在网上以收费方式进行连载，如果这种趋势扩展开，将危及国内网络文学的整体发展。

　　代理律师王星超代表幻剑书盟要求“起点”在网上醒目位置公开道歉，并赔偿因侵权和不正当行为而给幻剑书盟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100万元整，否则将会提起上诉。

　　昨日下午，记者拨通了起点中文网相关负责人林庭峰的电话，林庭峰最初称要帮记者找更高级别的负责人，随后又称负责人都在开会不能接听电话，然后挂断了电话。

　　记者昨日下午登录起点中文网时，发现有争议的《诛仙》连载内容已经不存在，但是在页面上有这样一段话：“目前本书版权受到部分人士争议，秉承‘起点’一向尊重作品版权的原则，所以暂时停止本书VIP内容的发布，待事态明晰后再行发布。”

　　负责出版《诛仙》的朝华出版社副总编张宏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并非只是对实体图书，它也牵涉到网络文学的发展。他说：“目前在互联网上侵犯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的问题很突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保护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版权所有人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前言：各“现政权”更迭不在考量之内

文明固然产生思想，而思想本身就是推动与改进文明的最大动力。在以往的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它们为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续存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两次浪潮之后的今天，第三次浪潮已经在进行中，而回观每一次浪潮及其余波，“现政权”显得那么不足为道，也不管它们是这次浪潮的推进者还是反动者。在第一次浪潮中，周朝的核心意识形态流蜕为思想波流的浮枯漂叶，李耳从体制中出走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在现实政治中各个分支政权（诸侯）大多成了匆匆过客。在第二次浪潮及其余波中，魏更晋替、南北朝并存，没有哪一个“现政权”稳定地占居了思想主流即其意识形态左右了社会思想。

毫无疑问，每次浪潮中都有代表性人物，以他们的“生命中值”为思想成熟点的分析，可以测量出这次浪潮的波长。通过这种以思想家出现为标识的观察方法，也可大体上描述出中国历史上前两次思想解放的谱系。对于，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的趋势，我则使用结构分析方法来解析并预测。

一、第一次浪潮：270年历时景象

第一次浪潮，以李耳（约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的“生命中值点”公元前540年（下同）为始，至集春秋末战国初思想于大成并作为综合的批判者荀况为中值点人物，约为公元前270年为终。

其间，历时共270年。

道学的创始人李耳以脱离官方体系为个人选择，构建了道德主义的最初体系，对后世影响绵绵不绝，如汉初政治之收效（文景之治）与魏晋间的玄学之形成。在李耳之后又有孔墨显学出现：一个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官方垄断，开启了教育自由化历史；一个打破了“祭在官府”的垄断，开启了宗教自由化的历史。至于荀子，则综合以前思想，为此后的“外儒内法”政治提供了文化合法化资源。

第二次浪潮：魏晋更迭间的80年

第二次浪潮的开启以“外儒内法”政治失败为起点，道德主义为了彻底消除前者的影响，转化为玄学即“三玄七贤”的深刻影响。

三玄，乃指的《易》、《老》、《庄》作为以阮籍为首七位玄学思想家偏好的理论读物，时称三本玄书。

从阮籍的“中值点”（约）公元240年到鲍敬言的“中值点”（约）公元320年，这一波只有80年。需说明的是，后人对鲍敬言的生平并不清楚，这里只以他的批判者即《抱朴子•诘鲍篇》作者东晋葛洪的生卒来推断的。竹林七贤的玄学自不必细论，他们中间有人为反对虚伪的名教即简化的儒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嵇康之死。

鲍敬言远比玄学走得更远，他在《无君论》中宣称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以至于接受了玄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东晋体制都受不了，才有了葛洪对他的批判。如果说，鲍敬言以前的思想家们都以其他思想家为批判对象的话，那么鲍敬言则彻底地、直接地颠覆了君主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浪潮为挑战精神或曰探索主义乃至冒险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后产生了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何承天的天文学、祖冲之父子的数学即是证明。同时，批判“已接受的主流”，不但要有学者的思维能力，还要有冒险精神，范缜义无顾反地批判了佛学－－这个在儒系崩溃之后的又一强势意识形态。要知道：他主要生活是在佛学政治兴盛时期度过的，如在齐朝竟陵王萧子良兴佛集会上的公然反佛，又如在梁武帝萧衍时代的十四年坚持（直至天监十四年去世）。

在范缜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如此的生存在体制内又公开且坚决直白地反对主流意识的思想家了。

三：第三次浪潮：1999年至2019

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用时80年，是第一次的1／4弱一点；可以预言第三次的历时不会超过上一次的1／4，大体为20年的时间。

这次思想解放浪潮以技术手段的民主化即网络利用为开始标志，以民间自由主义的整体壮大为终结。这中间的典型特征有：1，整体化“老子群体”已经形成，这些思想家从体制内一般职员到大学教授，形形色色杂于其中，都以“告别革命”的指代意识从体制内淡出，地理范围则分诸于海内外；2，新的宗教团体的坚强地存在，作为文明改造的动力他们的思想与道德的“精英化”存在，形成政治道德衰败社会的一大差；3，各种“小资情调”的沙龙乃至NGO以存在为意识主流，表达着“自言自语”的自由；4，流亡者的后援力量，他们提供的思想展示平台正在替代印刷技术的传统纸质表现，思想的思想家身外物质载体及其传播速度绝非上两次浪潮可比。

与第一次浪之后的两汉文明产生相比，以及与第二次浪潮之后的唐文明产生相比，第三次浪潮之后必将产生成熟的民主文明。第三文明即民主文明的消失是以整个世界的统一、和谐为标志的，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将不复“独特”，尽管形式上可以“诸侯”化存在。

第一次浪潮之前，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异端”或曰多元化已经存在，如春秋初的无神论或曰自由与人事（世界）无关的认知及其后管子的经济实力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前期准备，则是东汉末年开明儒系官僚与后备官员即太学生的政治联合，以及这种联合对腐败集团的斗争，其间思想表现形式为“清议”。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准备显然比以上两次都短，它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大体只有15年左右的时间，这中间的重要标识是官方主导的“反自由化”及其“嵇康后果”（即六四事件）。

结束语：需要“贵族政治”的时代

前两次思想解放浪潮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是解构型的，而随着浪潮的消失，国家的地域统一化型态也比较稳定了。而第三次浪潮几乎不会主要地影响国家结构在地理上的变化，而是特质性地表现出社会价值对世界主流价值的内在精神追求。这个新的文明成果的出现，将会以“贵族政治”为核心动力。而此“贵族政治”的品质标志，不是血统、家系、财产等传统概念，而是一项综合的精神指标即知识精英的决定性影响。

当然，由知识精英推动的“贵族政治”，并不必然地排挤平民政治、财富政治，更是让后两者同化于“贵族政治”。在一般性质的判断上，它该是：

1，宽容、理性、和解的“忍耐型政治”，也就是说在放弃暴力更迭政权形式共识之后，采取社会成本最小的制度置换。其中也

2，尽可能地使“大众法西斯主义”边缘化。质而论之，民主不可能绝对避免法西斯政治，也绝对无法排除“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既不形成一种精英专断的民主即平民政治致于完全失效，是本次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场“好戏”。

现在的“左派民主”，其实正在寻求这种契机。

3，人文主义分支系统的有序排列，在基本上放弃了“工程师治国”及混乱的儒学政治课语系统后，应当有新的文化合法支持。依我之见，应该是政治墨学的兴起。

这种有序的排列实际上已经预演，经济学作为显学的衰落，法学作为新秀的新起，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启了这一历程。也可以预见，在法学精神（一种亚文化）的勃兴之后，下一个是哲学的全
面复兴，因为支持哲学复兴的宗教多元化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如果“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伟大理想真可实现的话，那么就是它完全向民主归化，只有民主才能真正地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天生活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数不清的个人苦难的诉说，但我们正在无意间创造着一个伟大的精神时代。

2006年4月27日写于小城绵逸书房

2006年5月4日运河边小树林再稿

2006年5月9日改定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麽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象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象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 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 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 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 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 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遇罗克还对张郎郎说：“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再看同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木对他的同学林昭的评价。他说：“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锺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林木：《灵巌山下林昭魂──纪念林昭殉难38周年》，载于《多维新闻》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来，张郎郎和林木这样的幸存者的评价，最能凸现反抗毛泽东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质。

对于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来说，更应该感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不畏官权和盲众的反暴政先驱者们，没有他们所付出的太过惨烈代价的累积，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相对进步：1，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独立于官权价值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2，独裁官权打压异见的残忍性大幅度下降，异见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罗克们的惨烈代价。3，民间维权的中坚人物大都能赢得一定的声誉，并得到国内外良知力量的道义关注所提供的保护。

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社会格局，可以称之为“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在此官民价值判断二元化（国际压力也应该算作民间一元）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反独裁、争自由的事业的人，官权的打压等于道义成全（这一点，甚至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清污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作家白桦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相对于信息流通相对闭塞和民间蒙昧的时代，今天的民间人士，只要肯于冒一定的个人风险并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内外获得个人声誉也相对容易。

即便在官权镇压极为残暴和民间极为愚昧的时代，在反抗官方就等于反抗整个社会、批判毛泽东就等于得罪了全国人民的时代，也有先知先觉者远比今日的我们更英雄更智慧。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反对阵营不可轻言“英雄”，因为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我们今天的作为和付出都显得过于渺小，而我们获得的个人声誉又显得过于容易。

所以，在中共统治的残暴性有所下降、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的情况下，不仅要具有敢冒风险的勇气，也要有追求维权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忍。

只因为在遇罗克为捍卫文明常识而倒下之后，我们为文明常识付出的太少，常识的获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故而，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在向遇罗克们献上谦卑的敬意的同时，也力争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评价。唯有这份谦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对恶捧和恶骂的免疫力，也才能让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践行成熟起来。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2001年5月1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我是文学圈外人，用“门外汉”三个字可能最恰当，我只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几点非专业的粗浅看法。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最近这20年来，我能看得上的小说也就几部，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是一本、长篇《如焉》是一本，这是就作品而言，如果说小说家，还有尤凤伟、阎连科、史铁生、王力雄、李锐、郑义等在整体上也值得关注。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基本被淘汰。散文的情况本来差不多，但最近三年，三本书的先后出版为当代汉语散文洗刷了耻辱，《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半生为人》，这三本散文集都足以进入文学史。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夹边沟”的视角更小一些，《如焉》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更宏大一些，驾驭这么大的题材确实也相当难度。但读来下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我个人私下里有个希望这是胡发云先生的开始，也是当代小说的新起点，即便是技巧上、艺术上有这样、那些的不足，都不是我作为读者现在所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小说写什么？怎么写？这都是小说家自己的事，没有错，小说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美仑美奂的文字游戏，好玩的故事，酒足饭饱后的娱乐，一种与单纯的电子游戏一般的娱乐，那真的还不如看蚂蚁打架。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三大阶段，一个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产生的小说如《李自成》、《金光大道》等；一个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一个好的过渡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就小说来说，成绩比不上纪实的报告文学，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大作品，也没有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一个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免得碰钉子，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

小说和所有文学形式，其内核都是语言，看看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凡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语言一定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带着独有的魅力，这一点茅盾、巴金就不够。这是天赋、人生经历、读书等多方面的结果，常常是强求不来的。而我们今天一些连语言都拙劣不堪的人居然被世俗市场或官方文坛捧上了天。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乱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至于现在市场很大的“80后”少年写作还没起步就被商业性捧杀了，所谓“80后”、“90后”都些是可怕的商业概念，其实没有人生哪里来的文学？如果鲁迅还在三味书屋就去写小说、发表作品，我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我想是不能想象的。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就知道了，即使举世风花雪月，也有人执着地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如焉》一样证明当代小说家也可以直面没有装修过的现实，正视真实本色的人生，而不是躲在用纸币堆积起来的毫宅里娱乐、过日子。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吗？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我不懂文学，可是读了许多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流作品，它们都是有这些功能的，不是玩玩的，不是纯粹的娱乐。还有张恨水的汉语，他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能力都是一流的，有时候只要看一个人的文字，就能体察他的人间情怀、胸中块垒。今天的作家要么文字不过关，要么过度显示自己这方面的才气，不自然，矫揉造作，过头了。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从此会有其他一些小说家也走上这样的路。我与《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先生年龄、处境、职业、社会身份、人生阅历等等，可以说都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他的小说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有些段落甚至催我泪下？就是因为他关注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4月18日杭州的《钱江晚报》报道，广东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商人借到第一期《江南》，当晚就一口气把二十万字的《如焉》看完了，非常赞赏，说是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小说。随后，立马买了500本《江南》送给员工。我相信，正是《如焉》这部作品在底线上打动了读者。

《如焉》在杭州的刊物上首先发表，作为生于浙江、长于浙江的浙江人，我感到荣幸，也分享了一次《江南》杂志带来的光荣，这样的光荣可能是多少年不遇的。感谢我栖身的杭州，一个多年来默无声息的《江南》杂志居然推出了这样的大作品。我们浙江是历史上的文学大省、文化大省，是鲁迅、章太炎、蔡元培他们的故乡，半个多世纪却是典型的文学小省、文化小省，没有出过激动人心的作品，没有出过一本象样的期刊、报纸，与经济上的繁华、与我们的历史辉煌不成比例。当然，这与一个地方主管部门长期奉行宁左勿右的信条和明哲保身的处世规则有关，读书写字的人无力改变。但读书人也不是就只能看菜下饭的，你也可以自己烧菜。

回过头来再说《如焉》，这部作品之所以造成万人争读的局面，我知道杭州有很多中学生都买了那一期《江南》，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以为郭敬明比鲁迅、沈从文都要了不起，现在他们读了《如焉》，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学，和我们的人生、现实是有关系的，不是一天到晚玩弄文字游戏。《如焉》证明文学是有冲击力、有影响力的，只是以文学为业的人往往自我放弃了而已。《如焉》的不足自然会有很多研究文学的专家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批评，我作为读者只想指出一点，根据我本人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全部经验，小说中达摩这个人物有点拔高的嫌疑，太理想化了，不够真实，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效果。还有如焉这个人物也有些理想化了，生活中很难有，其实还可以写得“矮小”一点，我指的是精神上，他与“青马”、卫老师通过网上认识、交往，如果更多地凸现其生活的一面，而不是思想的一面，可能会更丰满。我的一管之见，可能不对。

我最后一句话，作为读者，我要为这个小说大声叫好，为这个起点叫好。我不管批评家们挑出多少的毛病来，我读者喜欢就是了，就够了。

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1964年2月19日至29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默朗钦莫”，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却已表明今非昔比。 　　据官方报道，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直言批评中共的过火政策，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1986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

1964年的“默朗钦莫”。藏人们从各地赶来朝觐大昭寺。

1964年的“默朗钦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1959年3月的反抗中共的“拉萨事件”（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政治第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来自强权者的指令。

1964年的“默朗钦莫”。法会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大昭寺南侧的讲经场“松却绕瓦”，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图中右角正在拍摄辩经场景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一位藏人摄影师。 附：关于图片的补充说明 　　严格地说，矗立于拉萨中心的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7世纪图伯特王朝第33代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13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12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12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公元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在对大昭寺大规模修整之后，以稀世之宝供养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藏人尊称“觉仁波切”。“觉”的意思是至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宝，也用以指代转世活佛），并献上纯金制作的五佛冠。同时，为纪念佛陀以神变之法大败六种外道的功德，宗喀巴遍召各寺院、各教派的僧众，于藏历正月期间在大昭寺举行祝福祈愿的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15天。  　　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故将其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甘丹寺法台）都在此处传授佛法而称之为“松却绕瓦”，意为“传法之地”。而法会也遂成惯例得以沿袭，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延至21天。届时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云集于大昭寺，举行修法、辩经、驱魔、酥油花灯会、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在“松却绕瓦”的辩经场面甚为壮观，最优秀者可以获得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通常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  　　文革以前的“松却绕瓦”是拉萨除了寺院和布达拉宫之外唯一一块铺了石头的场地，专门用以法会上无数僧侣就座。但在文革期间，这里是揪斗“牛鬼蛇神”的批斗场，改名为“立新广场”。以后除了在此召开群众大会，还是露天电影院、文艺团体表演翻译成藏语的样板戏《红灯记》和现代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场。     1986年2月，被禁二十年的祈愿大法会重新恢复。但由于1989年在法会期间发生“骚乱”再度被取消，至今不再举行。“松却绕瓦”日渐被云集的商贩拥挤得只余小片空地。这些商贩有的来自山南农村，带着自己编织的氆氇毛毯出售给当地人和游客；也有不少汉族和回族商贩在此摆摊，以卖工艺品为主。在“松却绕瓦”左边不远处，是八角街派出所所在地。

——读唯色《西藏记忆》有感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文革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然而对很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而言，文革不过是民主改革的继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民主改革那样惨烈，因为民主改革表现了更大规模的屠杀、逮捕、饥饿与暴力，而文革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

有关中国大陆文革的资料和专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却非常罕见，所幸不久前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记忆》可以说是填补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的作者唯色不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境内藏人坚持信仰与探求真相的某种象征性人物。

唯色在书中纪录了几十位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从那些积极份子闪烁其词的回忆中实在难於看到良心的发现或公开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即使到如今，他们还在为当年的行为寻找著各种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环，一切罪恶也就不那麽面目可狰了。该书的附录之一『有关文革的两种解释』中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对文革的研究结论也支撑著这些人的辩解，因此，本文借开放杂志的一角，谈谈对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并非始於文革

『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注：怀疑在念经或祈祷），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禅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写的七万言上书中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描述。而且从七万言书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门等迫害，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喇嘛也『自觉』要求还俗，工作队甚至让喇嘛站在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搞速配，而且一切在当时也被说成是『自愿还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对西藏寺庙的摧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早在五十年代，对寺院的破坏和对宗教的残酷迫害就已经开始，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这样描述：『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对此有些人却说『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这些情景後来几乎丝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间再次重演，因此，对西藏人来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很熟悉了，那不过是民主改革继续与更加极端化而已。

由于有这些连续不断的残酷历史做为背景，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麽拉萨居民一般说红卫兵砸烂大昭寺时，很多西藏人也『主动』将自己家的佛像拿出来扔进拉萨河或用微乎其微的价格出卖给当局的废品收购站（见唯色的《西藏记忆》）。如果一个对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了解的人仅仅看到藏人的这些革命或觉悟的行动，可能会感到突　，也有些蹊跷，但如果他了解到西藏已经经历过的残酷的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对藏人这些行为感到奇怪。

唯色的专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其实在拉萨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区，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被摧毁，即使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寺院，剩下的也仅仅是外面的建筑（一般被利用来作学校、军营、机关或居民等其他用处），里面没有僧人，经典佛像等宗教标志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文革对宗教文化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拆掉剩余的寺院建筑和对宗教信仰更加厉害的镇压。寺院做为宗教组织和场所的功能早已经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经被摧毁。

无孔不入的恐惧主宰一切

由于有残酷的民主改革做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文革暴发时我还是个儿童，因此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说了什麽反动话，我只记得我父亲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说：『住嘴，别人会听到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家中并没有其他人，怎麽会被别人听到。为此我後来还做了一个实验，在没人时悄悄爬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边，小声说『你这个坏蛋』，然後紧张地环顾看是否被人听到了。

另外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剧，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们在长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报告说老喇嘛已经投河自杀，过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结束时，两个不同村庄的女人在山上（或说在河边背水时）谈到这个老喇嘛时，该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诉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传开了，一些人偷偷前来祈福，不久当局也听到了风声，当公社公安特派员带著民兵赶来时，村庄的书记只好真的上吊自杀，其他受牵连的更是不在话下。

现四川阿坝州一个最有名的酋长在文革中领著家人投河自尽，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反映就是千万不能哭。因为哭表明了对反动家庭的留恋，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达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无孔不入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失去了思维与选择的可能，甚至试图做出选择本身都可能招来灾祸，因此，也就不再尝试去做出选择，随大流和自保成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恶行为都是统一的集体行为。仍然是班禅喇嘛所说『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其实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说法），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岁的僧人要求还俗一样，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躲避祸患的自保行为，为这些行为涂上『自觉』或『选择』的光环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在附录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轮回的概念，认为西藏人将毛泽东视为神，因而自觉地参与了文革，亲手砸毁了西藏的寺庙等等。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术研究的弊端，钻在一些理论逻辑和书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深谋远虑或重大意义。

实际上，只有当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时，也就是说西藏人有不将毛当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觉参与文革的自由和可能，有不亲手砸毁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分析那些行为是否属于自觉的行动等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视为神，不敢不『自觉』参与文革，不敢拒绝砸毁寺院之命令或鼓励的情况下，分析其行为是否『自觉』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官方对那场浩劫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但对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强烈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这种恐惧是通过民主改革的血腥镇压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至今仍在隐隐作崇。

文革积极份子是西藏民族的异类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纪录的那些积极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层社会』或『藏人』的概念，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唯色的采访中使用了更准确的『积极份子』这一概念。

积极份子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当然是藏人中的极少数，而且大都来自社会最低层，实际上他们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异类，其中极少数人可能是真的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後竟然有二十几个美国战俘因相信共产主义宣传情愿去红色中国而不愿回美国），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在恐惧、过分自我保护或贪求私利的过程中不惜伤天害理的可怜虫。就像唯色采访中的一些藏人谈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点都没有错，是共产党利用他们处于社会低层因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来『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实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因此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会低层』之西藏人的集体行为或愿望，也不能认为西藏人因此当家做主了，更谈不上他们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的许多罪恶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说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毛不懂外语，因此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差不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要造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煽动造反的工具。西藏社会物质贫乏，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当然不会甘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会设法摆脱自己低下的地位和处境，不管这个机会是谁带来的　　不论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荣赫鹏的远征军，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当年英军入侵拉萨以及後来藏人驱逐满清军队时都有藏人与入侵者合作）。

虽然他们并不懂共产党，但这有什麽关系？对他们而言，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的。在这里决定这些人行为的是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愿望和贪婪，而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的什麽崇高理想。假设一九五零年进入西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英国人，这些人还是会像紧跟共产党一样地紧跟英国人，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应该是英式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切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来所表现的低能和无耻行径就是证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装他们实在是一直亵渎。

次仁夏嘉在回应文章中引用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话指出：「当人被一个巨大的暴君采在脚下的时候，他除了在他的脚上搔搔痒而外，别的什麽也做不了」，当然就更谈不上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而一般人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时，就不再尝试去选择，而是本能地挤向唯一的出口，为了在拥挤的出口抢到位置，很多人就会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离经判道的事情，或被暴力卷进政治旋涡而远离原有的道德立场与信仰，就会感到难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妇女一旦被迫成为妓女，所有的道德耻辱感就会减弱，相反，她还会「自觉」地积极拉客以增加收入。

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积极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难历史的悲剧产物。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一般都把1966年五月中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其是毛泽东五月16日批示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发端的纪念日。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当局采取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全面回避。在今天的世界上，因政治原因而无法面对一段三十年前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恐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眼下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主流尚有多么大的距离。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发现了两篇严肃思考文革的文字。一篇的题目是“文革四十年祭”，作者署名王霄，另外一篇题目是“文革与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化”，作者署名”小小小因”。有意思的是，两篇文字都被大陆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转载。两篇文章都指出，文革中百姓积极参与政治所包含著的积极因素，正是今天腐败和不公的大陆所缺少的。

对此，大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过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那样激情燃烧的日子。他们知道，面对今天大陆的社会现实，重提文革，尤其是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高指示”，将令自己非常尴尬。

不过，还是有人与中共当权者过不去。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一位显然经历过文革的匿名作者，在“三农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讥讽文字，题目是“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作者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评论大陆现在引起大陆民众不满的各种新闻事件，读罢引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比如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条关于江苏宿迁市把全部公立医院私有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全面倒退的新闻，然后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批示作为评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天天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大陆年轻一代，毛泽东的这些话会很有吸引力。

今天的大陆当局不敢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开始明白，今日大陆之荒唐，其实并不亚于文革之荒唐，只不过朝著另外一个极端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一个信念：“造反有理”。这一次，邓小平又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另外一个信念，“发财有理”，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论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排斥多元价值的信念，当这种信念变成亿万人狂热的行动时，其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不必去说了，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积极的东西，但其造成的社会代价，精神代价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场“经济大革命”所欠的账，恐怕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这就像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才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聪明、世故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大折腾，一次一次地失去理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想找到一种一律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这种寻找唯一办法的偏执，最终导致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结果，而不论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这个领袖是何许人，这个政党叫什么党，都只能把中国引向歪路。

 

纪念所谓文化大革命，前事如烟，只记得遍地红彤彤的一场超级羊痫疯。

文革的忠字舞，地上站成一排，二三十岁的大人穿上毛装，手拿毛语录，后面一个孔武有力的挥动红旗，一起大声呐喊，锣鼓喧天，「歌词」全是伟大领袖片言只语。世上有这么蠢的「舞蹈」吗？有一点起码的智商，都不会参加如此愚蠢的一种集体嬉戏。

见过这样一幅文革的照片吗？「毛主席」送下来的一只芒果，放在玻璃柜里展览，「红卫兵」和贫农们排成长队，怀着无限敬意参观。一个个眼睛圆睁，表情诡异，红色小将们那道眼神活像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焦的一缕金光，想把那只圣芒炙出烟来。后面那个中国农民，脸孔没有那种凶相，只张大嘴巴，露出一口黄牙，凝瞪着芒果傻笑，活像看见自己的媳妇在柴房里刚生下了一个连毛带血的婴胎。

所谓文革，真正的罪孽是绝顶的愚蠢和丑陋，而这样的愚蠢和丑陋都带吁浓烈的中国特色。希特拉的德国，也举行过纽伦堡大巡行，愚忠的德国人也在球场上向最高领袖山呼万岁，但色彩一片黑沉沉，德国人表情肃穆，相当尼采。纳粹时代也尊崇华格纳和贝多芬，比起样板戏和忠字舞，品味终究高几分，同样是罪恶的极权，日耳曼民族也讲究一点美学，这一点才是所谓文革的真正悲剧。

文革精神，输送了一点点到欧洲。巴黎的红五月，伦敦齐法加广场的左派青年大示威，英法的左派学生竟一时也奉文革的毛泽东为神明，之所以有此浪漫的解读，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都沾染了一点马可孛罗回到欧洲之后比划吁的渲染，以讹传讹，令他们对中国有所高估。直到后来赤柬的波布上台，杀了两百万人，欧洲的左派份子总算醒过来，他们今天都做了跨国公司的CEO，在三里屯摸着酒杯，东搂一个章子怡，西抱一个巩俐了，文革屠杀了中柬两国那许多平民，今天，他们耸耸肩，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因为被杀的都是亚洲人。

文革在远东是一场瘟疫，在欧美不过是一场小小的伤风。中国的邓小平后来承认：「文革只会发生在中国，不会发生在英美。」这又是何道理？邓某至死也不懂。原因很简单，因为英美人士的基因之中有一种对抗愚蠢和丑陋的抗体，叫洋人去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不论他是大学教授、倒垃圾的工人，还是唐氏综合症的患者。一点点Common Sense，以及善舞的天赋，会跳华尔滋和探戈，就叫做抗体。邓小平先生，您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