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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次接近尾声的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没落贵族，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时，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着旧的封建徽章；今天，这种人臀部露出的旧时代徽章便是“计划经济”，甚至有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印记。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乃至“文革”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这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徘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弈，历经曲折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们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涉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1700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的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解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易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汲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的政治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若仍坚持神化毛泽东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我们只大讲特讲毛泽东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如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那样），而讳言“败走麦城”（如“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文革”和“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最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触。有篇写我的文章，一开篇讲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1952年哪来的“公社”和“大队”？编辑将我讲的妻子当时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问题”，自以为是地改写成莫明其妙的“特殊问题”。由此不难推定，年轻人不要说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这些“文革”中的具体事件了，就是对“三面红旗”、“四清运动”、“五一六通知”这
些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历史脉络也不会有清晰的印象。——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道德义愤，这种“舆论”(这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造声势说过头话、斗争时“扩大化”是惯例）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

　权力何以回归为公权？两个环节必不可少：一是权力授予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权力系统同体授受；一是权力制衡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只有权力系统的同体监督。如果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权力的公共性质不免徒托空言，必然的结局是个别意志和个别利益在权力的授予和运行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时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思想上的原因，则是权力崇拜。任何政治权力本质上都是世俗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必然具有自私、贪婪、自大、专横等特性；因此任何政治权力都对社会、对人构成威胁。如果不在制度设计上对政治权力严密防范，政治权力必然沦为脱缰野马，贻祸无穷。半个多世纪前，英国著名思想家拉斯基就说过：“在一个社会中，不论是谁行使权力，总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即使在民主政治中，我们也必须有防止多数侵犯少数的自由的种种方法。那种认为人民一旦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翁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便无须再加限制的说法，已使人类遭受很大的痛苦。”对此，中国人有着刻心铭骨的体验。必须给政治权力套上笼头，而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政治权力。
　　
　　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权威主义竟成显学，以权力为改革的推进器、以权力以现代化的推进器的呼声，一时扶摇直上。倡导者用心良苦，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权力本来就具有自私性、贪婪性，而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这种自私性、贪婪性更被放大到极限。单单由权力推进的改革，难有社会公正可言；单单由权力推进的现代化，难有社会公正可言。这一点已为十余年的改革实践所充分印证。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的。但几千万下岗工人、数亿低收入农民，当今中国竟有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则为举世罕见，无论如何不能视作正常。存在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只能理解为社会病变。而这种社会病变，主要就体现为公共权力私有化。换言之，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牺牲品。公共权力事实上为部门占有、个人占有，而且这种占有是垄断性的占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借助自己垄断的权力，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之衍为风气。公共权力机关往往蜕变为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维护社会秩序的本职往往让位于所谓“创收”。按照常规，公共权力机关的收入只能来源于公共财政，即只能来源于国库、来源于税收。但事实上，相当部分权力部门、职能部门的收入，公共财政不仅不再是唯一来源，甚至不再是主要来源。而公共财政之外的其他收入，则明显出自超经济强制。1999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各阶层经济收入水平的情况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最高；同时，家庭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状况也是一致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人员阶层的家庭经济生活水平最高。但即便在工资大幅提高的今天，公务员的显性工资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较，至多也不过中等水准。至多只能是中等水准的显性工资，与最高水准的实际收入和最高水准的消费，构成了巨大落差。造成这种落差的主要原因，说穿了就是权力部门、职能部门实行的超经济强制。可见收入来源不明已经不是个别公务员的问题，而是公共权力机关的普遍问题。超经济强制已经是公共权力机关的普遍行为。凭借权力损公肥私，与民争利，甚至凭借权力直接从老百姓口中夺食，这在今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变相的割据状态，一个个权力部门、职能部门仿佛一个个山寨，无不具有封闭性、神秘性、排外性、利益独占性。由此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政令不畅，各权力部门、职能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截留、扭曲中央政策；统一的财政、统一的法制、统一的市场均无从谈起。一是制造出庞大的弱势群体，各权力部门、职能部门争相把改革的痛苦转嫁给普通民众，同时极尽搜括之能事，大割“唐僧肉”；普通民众“一毛一毛地挣钱，一沓一沓地交钱”，其源盖出于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其源盖出于此！
　　
　　总之，权力主导的改革，实际上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一部分知识精英主导的改革，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发表声音的空间，没有参与政策制定、影响社会发展的可能。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利益因此很难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精英们的“免费午餐”，弱势群体则往往沦为精英们的盘中餐。
　　
　　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权力本位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改革需要新思维，权力本位的改革必须让位于社会本位的改革。也就是说，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所谓社会本位的改革，就是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参与的改革，就是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可以实际影响改革进程的改革。这就需要几个前提：一是推行社会自治，包括行业自治，社区自治等等，为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相应空间。二是推行统一财政，彻底禁绝各权力部门、职能部门公共财政收入而外的一切隐性收入。三是强化基层民主和开放舆论，以此保障权力授予的公共性和权力制衡的公共性，使权力逐步回归为真正的公权。
　　
　　必须指出，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两元对峙，社会矛盾的累积，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法律和政策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牺牲强势集团的部分利益，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此为条件，实现社会和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可能的社会震荡，改革的稳步推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才是可以期待的。

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官方访问发表演说（2002年9月19日于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

 

                        哈维尔：向政治告别

                              

   

我对十三年前那场音乐会记忆犹新——1990年2月，纽约为欢迎我作为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举办的音乐会。当然，那样的荣耀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而是通过我，向所有运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我们国家恶性政权的同胞们致敬，也是对所有在我之前或者与我一道以非暴力的途径推翻恶性政权的人们致敬。这个世界上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集会也是同样热烈和深刻的，并十分自然地把我带到这样地问题面前——在差不多十三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生活于其中的喧哗年代的无数经验又是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我。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预期中经验的财富应该带给我更多的自我把握、自信和处世精道，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你们也许难以相信，但是我的确日复一日地感到怯场，越来越担心我是否胜任工作，或者会不会把事情弄糟。写演讲词越来越难了，每一次去写，我都比以往担心这将无可救药地一次次重复自己。而越来越多地，我担心自己会可悲地失掉预见性，担心缺乏工作能力，担心尽管出于好心但还是酿成了更大地错误，乃至我不再受到信任和失去我该做的事情的正当性。

    而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敌人越多，我的头脑就越是站在他们那边，于是我便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

    我怎么来解释我性格中这种完全是不大可能的发展呢？

 

    也许当我不再是总统，即明年二月份我卸任，当我有时间从所有这一切中抽身而出，与政治保持距离，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开始写作政治演说之外的东西，我（才）会更深地思考这件事情。

而现在，且让我就上述状况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越年长和成熟，越富有经验和理性，我渐渐完整地意识到我的责任的份量，和不同的加诸于我所接受的位置上的义务。另一方面，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我什么是我实际上达到的，我的意图中实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身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对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在过去，每当我接受荣誉学位，并听着这些场合的赞美词时，我常常笑话自己是如何不小心成了一个神话世界中的英雄，一个因善之名以头部撞击一座由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变成国王，接着英明地统治了许多年。我并不想看轻这些场合，并深深看重我的所有博士学位，在接受它们时，我也总是很感动。

然而，我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幽默的一面，是因为我刚刚开始了解到，每一件事情其实是命运对我设下的恶魔般的圈套。因为我确实是一夜之间被抛进一个神话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识到神话故事仅仅是人类原型的投射，这个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并不像神话故事。因此，虽从未尝试成为神话世界中的国王，却发现自己实际上通过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被抛进这个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

希望你们明白：我完全不是说我感到挫折，或者一切都是虚无的。相反，我们的世界、人性和我们的文明也许正处于历史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比先前更有机会去理解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前方的困惑，并且朝向理性、和平和公正而不是导向我们的毁灭。

我只是在说：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识、一个冷静的视野，并且甘冒被误解。这同时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有能力判断自己的能力和行为，包括预测自己的力量是随着新的使命而增长还是枯竭。换句话说，这将不再依靠神话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将诗人提升到推翻帝国和军事联盟这样位置的历史偶然性。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即使这么说，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不管我如何扮演了分配给我的角色，不管我最初是否想要接受和配得上它，也不管我有多么满意或不满意我的努力，我理解出任总统是命运赠送给我的一份厚礼。说到底，我曾经拥有了真实地参与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的机会。作为一种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

 

如果你们允许，最终我将尝试和我自身保持距离，来描述我的三个确信，或我的三个已经形成的观察，它们是在我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中仅仅得到证实的东西。

一、              人类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灾难，那么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须有赖于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间的真挚和双向的尊重，诚实地寻找他们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基本道德规则，并将之建立为这个全球联结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础。

二、              邪恶必须在初期就给予抵抗，如果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那就必须运用武力。如果不得不动用尖端、昂贵的现代武器，也应以不伤害平民的方式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花费在这些武器上的百万元都将浪费。

三、              如果我们检视当今世界上面对的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有关文明的普遍问题，我们将总是——不管愿意与否——面对行动的过程是否妥当，或者从这个星球的远景来看，这样做是否负责的问题。道德秩序和它的起源、人权及从民权到人权之间的渊源、人类责任感和它的起源、人类良知和它的没有什么能够在高贵的语言下掩藏的穿透性视野，在我最深刻确信和我所有的经验中，这些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题。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看看我的周围，看到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仿佛从星光灿烂的上天坠落，我不由地感到自己的从神话世界坠落到坚硬地面漫长过程的尽头，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神话世界之中。也许只存在一种差别：我更能够领悟十三年前在相同情景中出现的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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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军阀，国人总是习惯地想到裂土分疆、你争我夺，想到赤裸裸的暴力，总之军阀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骂人的名词。《老照片》第三十一辑曾发表毕红的《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其中涉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人体模特儿风波”，还刊出了孙传芳当年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这些正在发黄的照片、书简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与炙手可热的大军阀之间的一场较量，一方的手中只有画笔，一方却掌握大炮、刺刀和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刘海粟没有因此而畏缩，而是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捍卫他的艺术理想，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断然发出了“鄙人提倡艺学之志不能夺”的誓言。

这场“人体模特儿风波”从1917年延续到1926年，前后经过了长达10年的争论、冲突，以1926年5月13日《申报》报道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裸体画的消息为标志，把这一风波推向了高潮。多年来，因为开设人体写生课，刘海粟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率先指控他是“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蟊贼”，并上书江苏教育听要求取缔制裁。如果不是他顶住了种种困难，人体写生早就被取消了。面对禁令，他决定起而反击。5月17、18日，他在《申报》发表写给孙传芳的公开信，再三强调美术学校设立人体绘画课的必要性，驳斥危道丰的禁令。

孙传芳其时号称“苏、浙、闽、赣、皖联军总司令”，占据了东南五省富庶的地盘，是在军阀纷争中崛起的一个显赫人物，关于人体模特儿的禁令最初也不是他下达的。刘海粟的信等于揭开了这场不对等的较量的序幕。双方的观点虽然不一致乃至是截然对立的，但令后世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手握重兵、只懂得打打杀杀、暴戾气十足的孙传芳，并没有因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的挑战而暴跳如雷，动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平心静气地给对方回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称刘为“海粟先生”。信是6月3日写的，离刘的信发表不过半个月，信中说：

“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要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

近80年后，当我在《老照片》中读到孙传芳的这封信，仿佛墨迹犹新，禁不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军阀也有如此的“雅量”吗？其实，这不是军阀的雅量，而是那个纷乱的年代里，军阀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无限权力，没有学会把手伸进他们所不熟悉的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此外，独立的民间报纸《申报》在租界的存在也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多多少少还要顾忌一些舆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最有活力、最能激荡人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发生在动荡不安的军阀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就和几个画友白手起家创办了上海美专的前身上海图画美术院，并在5年后就设立人体写生课，开辟了一条艺术教育的新路径，重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

一个早就认识到“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的艺术家，当然听不进孙传芳的劝告。 6月10日刘海粟又一次在《申报》发表致孙传芳的公开信说：“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就是拒绝孙传芳停止人体模特的要求，军阀这才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知事查禁美专的人体模特儿。刘海粟于7月15日第三次在《申报》发表给孙传芳的信，表示“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但这只是表面上应付军阀而已，据知情人说，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孙传芳也没有深究。

刘海粟手擎一枝画笔，敢与坐拥数十万大军、用大炮和刺刀武装起来的大军阀较量，几个回合下来，虽然以他表面上的屈服告终，实际上却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 艺术教育家的傲岸人格，也使人体模特儿在经历十年的风波之后渐渐得到世人的默认，刘海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无疑是新的文化观念、新的文明观念对旧势力、旧礼教、旧习惯、旧思维的一次有力冲击，南社诗人柳亚子后来回忆“模特儿案，最予我以深刻的印象。”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认为，人体绘画得到社会承认，“只表示西方思想对于东方思想，在艺术的与道德的领域，得到了空前的胜利，所以尤有特殊的意义。”

军阀孙传芳在这场较量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恶劣，尤其是当《老照片》将尘封的信笺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干瘪的脸谱化的军阀形象，至少不是其颐指气使、弥漫着血腥气的一面。而刘海粟的形象却在这场沸沸扬扬的“人体模特儿风波”中更显得丰满，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画家能挺身与权势人物交锋，也足以惊心动魄，无论结果如何。

　小王是一个纯洁的孩子。十六年前，他刚满周岁的时候，跟父母挤在大学校园的一间筒子楼里生活。家里非常拥挤，一张双人床就占了房子的一半，剩一半，除一张写字台放得舒展外，其他的都折叠起来，或挂起来。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东西，书，厨房的瓶瓶罐罐。厨房则是门口的过道，要做饭时就到过道里解决问题。小王的父亲那时已近中年，每天只有等爱人收拾好碗筷、抱着孩子唱歌时，才能坐在写字台前读写。妻子虽然也是教师，但妻子崇拜丈夫，因为丈夫在夜以继日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夏天的时候，小王的父亲在家里唉声叹气、又痛心疾首，很多毕业生面临分配了。有一天，小王的父亲骑着他的破旧自行车穿行于人大、清华、师大之间，他找学校校党委、人事处，反映他们学校某博士生情况，那个人，自由化很严重，你们不应该接收他来工作。他的奔波有了效果，那个博士生一时之间，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提前十几年实现了毕业即失业。妻子也高兴，晚上哼哼儿歌时，对小王说：你爸爸做好人好事了。

　　转眼之间，小王长大了，十六七岁的孩子，自己能看世界了。父亲也调任、升迁多次，现在是一家大报的副总编了，房子也换成二百多平米的了。老王、王编、王总、王老仍是忙碌，夜以继日地审稿、编报、出报。

　　但小王看不上老王的报刊，他觉得一两千人每天只出那么几张纸，还煞有介事，实在是浪费国民资源。他多次跟老王提意见，谁谁谁很好，你们怎么不发表他的文章呢？那个问题很重要，你们怎么不报道呢？老王就会说，这个他作不了主，那个他不能作主……小王后来明白，作不了主的意思，不一定是要推给上级领导来做主，而是经常地由他来扼杀文章，由他把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老王做不了主，但老王是主人。

　　小王后来跟同学小李——一个局长的儿子聊起这事儿的时候，感叹父亲一生无用，甚至帮凶。小李嘲笑他说，你懂个鸟，你跟着吃好喝好玩好不就行了吗，社会就是这样，这些资源就是拿来作践的，报纸就是工具，面目可憎也好，无趣无味也好，它管用，占着茅坑，可以哄骗，能够耍赖，这就行了。

　　小王的妈妈有几个出色的学生，其中一个出了一本书，记者采写了报道和书评。稿子到老王那里的时候，老王责怪记者多事，脑子怎么这么糊涂，没有一根弦，这个人和题材有些敏感，我们不冒这个险。报道和书评都枪毙了。

　　小王跟妈妈说起的时候，妈妈感叹，咳，你爸爸这个人哪，就是无私。他一辈子啊，都在较真，为真理、正义而活，都在做好人好事儿。帮忙不添乱，领导放心，用着安全、可靠。

　　小王想，这么大的人了，做的事叫好人好事，就像交通厅长当街带头宣誓不闯红灯一样，是不是有些可笑，是不是有些虚伪。他后来从一个叫余世存的人那里知道一个词：类人孩。小王知道，老王就是类人孩，可怜又可恨的类人孩！

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副总统及主要幕僚，在白宫会见余杰、王怡、李柏光三位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之前两天，当我得知白宫的这一决定时，布什家乡的米德兰牧师联盟发言人告诉我，他们200多个当地教会，已经为此祷告了6年。我知道在中国的众教会中，也有无数弟兄姊妹在为此祷告。我将这件事告诉布什总统，对他说：200年前，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登陆后花了6年，才将福音传给第一个华人基督徒。在您当选总统之后，中国的基督徒也花了6年，得到了这样一个与你交流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机会。

布什说，去年我到北京，也去了教会参加礼拜。我补充说，我指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几千万基督徒。于是我们就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进行了交谈。布什说，他有一个设想，假如这几千万基督徒都从地下走到地上，主动要求依法登记。那将是一个令政府多么难以应付的尴尬局面。他们会怎么办呢。布什问我，他想象的这一画面我是否赞同？我说，这也是我的梦想。就是福音在中国的每一条大街上都被高举。基督徒走到阳光下来，不以福音为耻。而今天和您的见面，就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我说，但是家庭教会的登记不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而是一个维权的过程。通过登记维权，迫使政府的登记制度发生改变。使登记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对信仰的审查，这是教会接受政府管理的前提条件。我认为家庭教会可以考虑改变思路，将登记视为争取这一前提条件的维权手段。布什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家庭教会处理这样的问题，应该有更大的开放性，主动彰显自己的信仰。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们都相信，中国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需要马丁•路德•金的精神，需要爱与非暴力的、温柔但是坚决的方式。

布什握手送别我们时，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以后我再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宗教自由，会想起我们的形象。因为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宗教自由，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中国也许有一亿基督徒，但中国也有数亿人没有见过基督徒的样式。对他们来说家庭教会仍然是一个抽象和传说中的问题。教会要有信心把自己的手伸出去，上帝必让我们满满的握回来。

登记问题的实质，是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是福音与世界的关系，在宗教自由之下的一种法律化。会晤结束后，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介绍了上述谈话。作为一名基督徒和一位法律学者，我对媒体发表了对中国家庭教会登记问题的个人态度，归纳为以下5个原则。

1、社团原则。政府没有管理宗教事务的权力。政府对宗教团体只能行使与其他社会团体同等的行政管理权。因为根据宪法，政府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信仰状况而进行区别对待。宗教不构成一个歧视性的行政管理理由。因此家庭教会拒绝在宗教局的登记，只能和其他性质的社团一样，接受在民政部门的登记。教会并且有权要求作为宗教团体的登记，而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如果一个非宗教的社团有权登记，教会也有权要求登记。如果一个场所因为它的宗教用途而被要求登记，那么一个场所也应该因为其他任何的用途而被要求登记。

2、自愿原则。登记是一种权利，不是一种义务。在政府进行社团登记，有助于教会在治理、组织和税务等方面的成熟发展。但大量的家庭教会聚会点，不愿意登记，它们的选择不能被强迫。如果政治局的茶话会不需要登记，基督徒的聚会也不需要登记。

3、程序原则。宗教团体的形成属于宗教自由的范围，不受政府的约束。宗教团体的登记只能是程序意义上的备案制度，不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对宗教信仰的审查和审批。基于宗教自由，家庭教会有权要求登记，也有权反对审查。

4、独立原则。教会有权以自己的名称登记，并决定自己与其他教会在治理和教导上的关系。政府不能强迫和干涉教会与其他任何宗教或非宗教机构，发生组织和名义上的关系。

5、普遍原则。地上的众教会虽然组织和宗派各异，但同属基督的身体，互为主内的肢体。教会的好与坏、教义的纯正或异端，不能由政府来评价。家庭教会不应接受区别对等的登记，只要有一家基督的教会被强迫登记，只要有一家教会因为不登记而受到逼迫，就应当拒绝登记，与哀苦者同哀哭，与被捆绑者同捆绑。登记即便是可行的，但登记如果会跌倒弟兄，甚至会帮助政府逼迫那些不登记的肢体，就宁可不登记。

会晤中，我替远志明弟兄，将一套英文版《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送给布什。告诉他这部电影对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基督信仰产生了影响，包括我在内。这套纪录片是中国家庭教会浮出水面，进到世界的中心的一个开端。三位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布什的会晤则是一个新的开端。而家庭教会自请登记的维权运动，才是真正要到来的剧情。我对登记问题的个人立场，分享给中国众教会和一切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人们。

王怡
2006-5-13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