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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上午，我和王怡、李柏光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成员获邀访问白宫，与布什总统在他的私人会客室里有了一次愉快的会谈。

穿过被清晨雨水滋润的鲜花怒放的玫瑰园，我们来到白宫的核心区——布什总统的生活区。总统亲自出门乃迎接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在场的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人、总统撰稿人、新闻发言人等高级官员。在开场白中，布什总统热情地介绍说：“这是我自己的客厅，这里只接待朋友。你们是来自中国的追求信仰自由的基督徒，你们是有勇气的人，我在这里会见你们，乃是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显然，这不是一次冠冕堂皇的官式会见，与不久前布什同胡锦涛在办公室中的会面完全不一样。我猜想，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作为无神论者的胡锦涛之间，显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另外，说话自由随意的布什很难忍受胡锦涛那刻板的背书腔调。

我们之间的谈话却轻松而温馨。我没有觉得总统的职位构成了压抑感，我把会谈看作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美好的分享。我和王怡分享了我们信仰的经历：我们的妻子都比我们先成为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妻子是我们的“老师”。这样的经历与布什有着相似之处——第一夫人也是总统属灵意义上的老师，是她将丈夫带出了那段迷惘彷徨的青春岁月。听到这里，布什哈哈大笑说：“是的，我在家里全都听劳拉的。”他也坦诚青年时代曾经染上酗酒的恶习，是信仰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们会谈的重点是当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布什总统建议中国接近一亿的家庭教会信徒勇敢地走出地下状态，走到日光之下。他反问说：“假如中国的一亿信徒都去要求合法登记，中共当局能怎么办呢？”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便把我们在北京的方舟教会编辑的《方舟》杂志送给总统，告诉他说，我们编辑这样的刊物正是试图鼓励中国的信徒们像马丁•路德•金一样追求信仰自由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权。

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将自己写的访问美国的随笔集《光与影》送给布什总统，当他看到书中有他与劳拉的照片时，像孩子般地笑了，这样的笑容不会在中国领导人脸上出现。我告诉总统先生，这本书刚刚出版一个月便被当局查禁了，上海甚至焚烧了数千册。听到这里，总统拍拍我的肩头说：“放心，在我们国家，它是不会被禁的。”随即，王怡将一部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记录片《十字架》的DVD送给总统，并告知这部记录片在国内翻刻了数百万份，对青年一代中国人走向耶稣基督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李柏光也将两年前撰写的一部介绍美国社会的电视专题片的策划书送给总统。

布什总统高兴地收下了这几份礼物，然后快步走进旁边的办公室，拿出几件给中国客人的礼物：我们三人每人得到了一件镌刻着他名字的领带夹。总统是很细心，还分别送给我和王怡的妻子一件别致的袖扣——在谈话中，他曾称赞我们的妻子说，她们比你们本人更有勇气。总统还冲着李柏光打趣说：“因为你没有妻子，所以你就不能得到这份礼物了。”

本来半个小时的谈话，不知不觉地延长到一个小时。后来，白宫的一位官员说，你们是总统六年来接见的第一批来自中国民间的客人，白宫以前安排的会谈很少有延长这么久的。会谈的时候，我就坐在布什总统左手边，距离他不到半米的距离，他跟我以前想象的一模一样。我喜欢布什单纯的价值观及朴实的家庭观，尽管在这个花花公子克林顿走红的时代里，这样的人时常遭到嘲笑。

贵州毕节地区的异议人士李元龙先生的案件终于开审，令人感到震惊。所震惊者有三：其一，起诉书如此粗糙，竟然被法院受理；其二，《宪法》在贵州竟然如此之不值钱；其三，道德的批判竟成了被控的项目。

这前两者，我已“奋笔疾书”公开信致毕节中院及辩护律师。现在，该静下心来，引经据典地讨论第三个问题，即李元龙道德批判的文明价值。

李元龙那篇《不光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文章所谈得故事，让人都似曾相识，这个似曾相识往往见诸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中。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稀缺，并且由于稀缺品可以换来较好的经济收益，才有人极力地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形像。至于那个死了娘的书记，还有那死了女儿的校长，不过是两个精明的交易员而已。

在本质上，无论两个交易员禀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举动都是反文化的，即称为“有伤风化（礼教）”。——请记住这个有伤风化可比大学校长嫖娼严重多啦！我们在坚持“人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之诉求下，能够为“栽在嫖娼”上的校长作辩护，而在文化合法性那里我们却无法为死了娘还开会的书记、死了女儿还办公的校长，予以任何辩护。

这样的党文化战胜了传统文化的案例，实在是人性之耻。历史上没有党文化，但也有此类丑闻。所以说，李元龙先生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进行批判，绝不可能称为犯罪，也与目前胡先生讲的“八荣八耻”没冲突。

话休絮繁。让历史往回倒220年，即1786年，这一年是大清乾隆五十一年。在浙江省的平阳县，出了一件大大的丑闻：干了八年知县的黄梅，借母亲九十大岁之机，大敛一把礼金；可是在肉林酒海、笙歌款戏中，老太太一兴奋，竟然痰攻心窍，死了；黄县长正陪本地重要客人看戏，为了不惊扰诸位，只好秘而不报，一切按既定程序进行…

黄县长（现在就设想他兼书记一职吧！）的好日因此也快结束了，随后他有伤礼教（风化）的举动抖出了他8年的贪贿史。这个案子搞得很复杂，中央派员被轻易打发回京，主张揭发黄梅的浙江学政窦光鼐也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皇帝）的批评，称其为：“进退无据。”最终，老窦这个正厅干部顶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弘历先生的批评压力，发动平阳县的国家后备官员即生员－－全县范围内举证，终于扳倒巨贪黄梅。黄梅如果能跨越220年的历史，上了今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之类的节目，肯定也可以荣膺“中国第一县委书记”（或县长）。

因为他为了爱护下级干部、创造好的投资环境，所以才把一次家庭庆典办成了引资会议，实在是“公而忘私”，以至于老母死了，也不中断程序。如果隐去那么难以揭发的贪贿史，把他当成一个先进人物来对待，他能拿到奖杯，并拥有无数的掌声和眼泪。

——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物理学的能力有限，没有在实践中发现时空隧道，让黄梅赶到1786年的未来即2006年。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李元龙先生因痛批现代黄梅而被定为“犯罪嫌疑人”之后，却推出了一个改进版的黄梅，他叫陈健。

因为，陈健为他的战友金训华守墓36年。后来，人们发现：不是守墓，而是扫墓。再后来，人们又发现：36年的扫墓并不是坚持不懈，而仅是他比别的战友来得次数多。

既便如此，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陈健已经为常人所不能为。不幸的是，他的道德被诱奸了！所谓“声妓从良，晚景犹好；白头失贞，一生徒劳。”

道德操守与利益交换本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企图过高的利润就成了丑闻。道德诱奸，也就变成了道德通奸。

陈健，在李元龙们试图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时，再一次成了道德堕落的代名词。而正是陈健丑闻的存在，才凸显出李元龙道德纯洁化举动的巨大不幸。而且，这样的不幸在封建社会比现在的发生概率低得多。黄梅“母丧演戏”被揪了，并拔茅茹般地带出经济问题；在黄梅之前的1500多年前，中国东汉也揭出了陈健式的人物即伪君子赵宣，揭发者陈蕃英名再播，为摇摇欲坠的东汉达了一剂强心针。

赵宣在被揭发之前，已经为父母守了20年的丧，即在墓道里吃住了20年。

这是一个道德奇迹，但是一个叫陈蕃（即为王勃《滕王阁序》中“下陈蕃之榻”一句所指的陈蕃），认为这样的道德作假已经不近人情。周密调查的结果是赵宣20年间添了五个孩子，守丧期间过性生活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大忌。剩下的故事就无须费笔墨了，有那时的一句民谚可资证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公平地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丝毫比东汉末年强不了，也没法与清朝中期相比。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一位叫李元龙的人挺身而出，力以捍卫传统道德为已任，结果身陷囹圄。而李元龙的尴尬，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对于中国目前的道德颓势，无论提倡“八荣八辱”的胡先生还是“开涮”某书记的元龙先生都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除非我们选择另一种政治文明，正所谓：块土不能阻狂澜，匹夫无以正颓夫。

──《观察》首发

【2006年5月11日狱委讯】RFA/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被捕的贵州记者李元龙一案星期四开庭审理，家属及一些异议人士到场旁听。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 请听报道录音 * 下载声音文件 45 岁的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执政党，去年９月２９号被国安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该案星期四在毕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上午开庭，直到下午四点。记者当日致电他的妻子杨秀敏了解开庭情况：“他很瘦（精神怎么样）还好吧。（过程顺利么）还好吧。（你们多少人去了？）他的朋友，我的朋友，2 0 多个，也有些我不认识的人。（听说家属只有两张旁听证）是，后来不知怎么又补了四个。” 除家人之外，一些异议人士陈西、赵昕、廖双元、吴玉琴也到场旁听。而这四个旁听证是他们前一天整天在该法院外进行无声抗议的成果，他们举着的抗议牌写着：“夜郎还在自大，创钳制言论最恶案例；黔驴自然技穷，造侵犯人权极劣明证！” 案件引起各方的密切关注后，官方不断对家属施压，希望压低营救的声浪，杨秀敏婉转的告诉记者：“现在没有宣判结果，我不方便多说话，（当局有没有教家属不要与外联系？）这我也不好说，你们自己理解吧。” 庭上有两位律师为李元龙进行辩护，一位是独立中文笔会法律顾问李建强律师，他义务为因言获罪者进行无罪辩护。星期三的海外博讯新闻网上刊登了李律师的辩护词，指官方列为罪行的《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在内容和造成的社会影响上都不构成犯罪，属于宪法中承诺公民拥有的言论自由权范畴之内，以此来反驳官方对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 而另一位是家属早期聘请的当地律师陈胜华，他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不方便透露辩护词：“（今天开审的内容可以透露么?）不可以的。（过程顺利么？）还是按照法律程序的，我们这里还是文明社会。（两个律师的辩护词有不同么？）这个不便与你们说，你们要谅解我，理解我，尊重我的自由。（是受到压力么？）没有，也没怎么说。这案件的看法、辩护意见，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做律师的按法律程序提出观点，法庭采不采纳就另当别论，在西方国家还不是一样。（你开身前有没有与李元龙见过面？）见过（李建强律师与他达成了无罪辩护的共识，你也是么？）我不愿意说这方面的事情，我是律师尽好律师的职责，至于其他，我是从不关心政治的，不想和这个沾一点点边。” 对于律师们的辩护，家属表示满意，但对于审判结果不抱太大希望，李元龙的弟弟李进对记者说：“共产党的法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有罪就有罪，究竟则么判现在还不知道，反正按照我们在这社会生活几十年的经验，估计是凶多吉少。” 李进还转述了他们的父亲听审完说的一句话：“所谓的司法独立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也曾在一家小企业担任党委书记，以前我们说什么对共产党不满的话他都会制止我们，但今天我终于听见他说了这么一句。我父亲既然发出了这种感叹，肯定是有他的原因，我也没再问，怕伤他的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2006年5月13日狱委讯】中国信息中心报导/深圳又一名异议人士熊忠俊因遭到警察的变相驱逐，被迫离开深圳住地。 熊忠俊对记者叙说了被警察驱赶的详细过程：2006年5月11日上午九点多钟，还没有睡醒，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急忙下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所住花园管理处的人带着保安来查房，他们先让我拿身份证给他们看。他们看后问：”你怎么不是租房的人？”我回答租房的人是他的朋友，他是暂时住这里，因为没有工作。他们让我到管理处去一趟。我去了管理处，以为补充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他们又问有没有暂住证。我说有，不过在宿舍里面。他们又是做什么的。我说暂时没有工作，正在找。他们说我不符合居住条件。我说：在深圳找工作的人很多，是不是都不能在深圳住？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如果真有问题，可以把我赶走。查房的人说，有人投诉说你的出入不正常。我说：这里每天24小时都有人出入，早上有比我起得早的，晚上有比我睡得晚的。但没有用。我知道又是警察在搞鬼，他们既然铁了心要赶我走，总能找些歪理由，所以没有跟他们继续说那么多。熊忠俊走的时候，管理处的人吩咐保安再也不要让他进去。  据悉，此前居住在广州市内的知名异议人士野渡和到深圳打工的异议人士李剑虹女士都受到警察类似对待，警察通过与租房业主或招工单位”打招呼”等非法办法，让他们无法在广东立足，实际上是变相驱逐出境。 ──《观察》首发

　

【2006年5月13日狱委讯】 《维权之声》记者麦珂报道/围剿中共黑恶官员，著名画家行为艺术家严正学，网上发起签名，截止记者发稿时全球签名已达403人。 自2006年2月13日，严正学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进行全球接力绝食抗议返台州后， 3月22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严的行政上诉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当日，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台州各市县的旁听公民，座无虚席。 被告台州市民政局法人千夫所指的高官丁林超缺席，市民政局张鸣翔和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项靖南代理出庭。 庭审中，原告严正学理直气壮的遣责赢来了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出于对黑恶官员的憎恨，更由于代理律师项靖南的恶行和出言不逊的诅咒引发群愤众怒。在庭审结束时，被旁听公民围堵，在愤怒的声讨声中，理屈词穷的被告和律师抱头鼠窜，灰溜溜地逃遁进入法院办公楼，才使这一群发事件平息。  2006年3月10日，严正学先生于台州市市长接访日，再次提起控告。此后又四次去台州市民政局信访。丁林超避而不见又拒不答复。依照《信访条例》规定，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再次将台州市民政局以“行政不作为”向椒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严提出对椒江区法院行政庭的整体回避。此案由椒江区法院转台州市中级法院审核，台州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由温岭市人民法院异地审理。日前，此案已正式受理立案。 围剿中共黑恶官员，台州高官丁林超第三次被诉上法庭，不日将公开开庭审理。以下是本案的《行政起诉状》： 行 政 起 诉 状 原告：严正学 汉族 男 职业画家 年龄62岁 住所地：北京市回龙观天慧园五幢一单元101室 台州小灵通 :8657593 被告：台州市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丁林超（局长兼党委书记）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 诉讼请求 ①、确认台州市民政局在台州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接待来访事项后，15日内拒不向原告作出《信访书面告知答复》违法；判令被告受理原告的信访，并依法 (《信访条例》第22条 )作出书面处理答复。  ②、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02年4月15日， 原告为岳父母向被告下属天台县民政局购买位于天台县水南后山岩下水坑公墓第一排（3、4）两处坟墓（见证据①）办完购墓手续后（见证据② ），修简单墓面立坟碑。 原告后因去欧洲和美国，未能年年回乡为岳父母祭奠。 此后清明， 原告只是委托亲友去公墓祭祖 。2003年清明， 原告委托的朋友已找不到 原告岳父母的坟墓，经查询才知原告岳 父母坟墓，由于政府的政治报复已被天台县民政局盗掘，另有新尸正寝。 岳父母的坟墓被掘卖，做子女的彻夜难眠，欲哭无泪。台州人说：“祖宗坟出气了！”，指的是倒了大霉。原告岳 父母的坟墓不仅是出“气”了，而且被彻底地洗掠一空！ 委托亲友两次用挂号信向天台县民政局交涉，天台县民政局拒不回复（见证据③）。为此，故原告特地赶回台州。向被告台州市民政局当面举报“天台县民政局拒不回复的不作为行为”无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于2005年10月29日向被告提起复议又拒不受理。被告台州市民政局为袒护实施 政治报复盗卖公墓的违法行为，竟递给一份所谓“天台县殡葬管理所”的答复（见证据④），答复告之：目前（骨灰）公墓价格为 6680元，……现在只需再付3080元再买。 被告支持了天台县民政局掘坟盗卖的政治报复行为，不仅不纠错，反以“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进行政治恐吓，非法索讨 “只需再付3080元，”是明显的敲诈勒索。  中共的地方政府已堕落到如此黑恶的程度！（见证据⑤）  查台州市民政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丁林超，官为处级。原在山高皇帝远的仙居做惯了独断专行县官；后坐镇台州水利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为台州高官时,任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被属下 杨春红、郑冬菊、张贤根等举报（见证据⑥），因为杨春红又报警揭露丁林超们性骚扰的罪恶 。有权就敢骄奢淫逸、就能生活糜烂、就要花天酒地的同时也设下了血醒加害。 2005年2月2日，丁林超仍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包下椒江宾馆多功能厅，官费设宴几十桌弹冠相庆。为报复举报人杨春红， 仅因为属下杨春红不愿和他碰杯敬酒去找茬。竟指使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气壮如牛地伐杀、毁人容貌。丁林超在一手导演的毁容案中，化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台州高官丁林超酒壮色胆，成了“上肉山，下酒海”的“公扑”，逼迫其女属下干杯不从，竟血涤酒宴。一个抗命的女公务员被戳破脸额，贯穿性伤使受害人满嘴喷血，近十公分刀伤直穿耳屏，在血流如注的挣扎求救声中，丁林超竟仍宣布：“酒宴继续进行！”这是何等的残忍（见证据 ⑦）。撒旦也不至于如此的灭绝人性，禽兽也不至于如此丧尽天良啊！ 其更丧尽天良的恶行请看：丁林超在“官权毁容案”后 所作为的“ 活人送火葬场案”。 台州高官丁林超统一口供、摆平关系并隐匿关键证据“现场监控录像”，疏通关节将（一年后）脸部仍留有明显凸出条状疤痕6.5厘米的毁容做成“轻伤”（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明显条状疤痕5厘米为重伤）。逃避了“毁容、渎职、见死不救”的惩处，官官相护，平调为台州市民政局为最高长官后，又成了惨绝人寰、 惊震全球的 “活人被送火葬场案”被问责的官员（见证据⑧）。 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四川农民工尤国英没钱治病，在台州被送进火葬场。台州市民政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丁林超真是难逃其罪！尤国英的遭遇就是血泪的控诉。之所以如此，就是地方权贵丁林超之流，一方面对国家资产肆无忌惮的瓜分，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公民财产的疯狂掠夺；一方面又用民脂民膏 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生活糜烂。 其肆无忌惮的瓜分、疯狂掠夺请再看：“恶官喝死人血案”。  2002年天台县政府划扒50亩土地，投资150万兴建了“天台水坑公墓” （见证据⑨），一年后的2003年8月11日，在“官商勾接、以权谋私”的黑箱中，竟变成私人老板私有。强盗的手段 ! 强盗的作为!强盗的逻揖!鲸吞国有公墓后，竟以“全面殡葬改革 ”和“按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为政治借口，将原告为岳父母于2002年4月15日向天台县民政局社事科购买的水坑公墓第一排（3、4）两处坟墓，掘坟盗卖。 此即本案所指在“台州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登记接待来访的事项。本案中的“公墓”是政府向社会推出的公共产品，原告为岳父母向被告（民政局）购买公墓，已支付了 3600元，获得了相对永久的安息权。不到一年，即因政治报复被掘坟盗卖；意味着原告精神和财产权遭受侵害和损失。天台 县民政局作为出卖公墓的单位并负有管理公墓的责任，属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出具盖有“天台县民政局财务专用章”的《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收据》） 为什么对公墓被 掘被盗卖而拒不答复？而在台州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 向被告 台州市民政局上访后（见证据 ⑩），又仍拒不作出《信访书面告知答复》？此后，原告又三次去被告处找丁林超索讨《信访书面告知答复》，丁林超不仅避而不见，竟仍是拒不答复。 一方面疯狂敛财，一方面疯狂挥霍。中共地方政府就是这样不顾人民的死活，党政官员的整体腐败就是做官不为民，贪图享受的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和生活糜烂已到了极端道德伦丧的地步。无论从“官权毁容案”“活人被送进火葬场案”还是 “恶官盗卖死人墓案”都是丁林超身为台州高官的杰作。当政府的权贵持权任意残害、任意掠夺，使权力变成金钱，将人民奴役的时候。请恶官们别忘记：中共的政权，是靠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家的。  特别提醒：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会再起来！ 被告在台州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接待来访事项后， 15日内拒不向原告作出《信访书面告知答复》违法；判令被告受理原告的信访事项，并依法(《信访条例》第 22条)作出书面处理答复。现提起诉讼，请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此致  椒江区人民法院 原告 ：严正学 04/01/2006

　

　　对于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对苏联倾注了那么多的爱、迷恋和向往？又是什么给他们的漫漫人生带来深重的迷惑、痛苦乃至恐怖？即将推出首部自传的王蒙近日又有新作问世，散文集《苏联祭》记录了他隐秘而曲折的心灵历史。
    据作家出版社《苏联祭》一书责任编辑陈晓帆介绍，该书是理性、冷静、务实的。王蒙先生曾两次访问俄罗斯（前苏联），前后相隔20年，他特殊的身份与敏锐的观察力，为他解读不同阶层人物，以及政治、文化、风情提供了独特而深切的感受。因此书中充满理性的公允与反省———“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实验的英勇、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经验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诫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成熟。” 
　　陈晓帆认为，《苏联祭》同时又是感性、激情、浪漫的，它展示了一颗被苏联深厚的文化艺术滋养的敏感多情的心灵，怎样经历了追寻美梦的激情、怀抱美梦的沉迷、梦破的苦痛以及梦醒的释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游历，对作者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冒险”。
    王蒙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如果说他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词，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如果说需要合并一下这四个词，他愿意将革命与苏联合并，爱情与文学合并。或者将它们都合并在一起吧，对于他来说，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面对曾经那样友好过与仇恨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对他的威震地球与终于解体……就像面对青春，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的经历，面对自己的美与丑，面对自己的善与罪、褒与罚、年轻与衰老一样。”“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一本《苏联祭》的由来，这首先是我的心灵史。”

受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之邀，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来到北京，今日将在北大做题为《法国当代文学趋势》的演讲。“安妮·埃尔诺并不为国人熟知，但她是法国当代杰出女作家，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目前国内对法国当代文学史的了解基本截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希望国内学界更多地介入法国当代文学。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说。
　　安妮·埃尔诺：“情感的简约主义者”
　　法国当代杰出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曾凭借代表作之一《位置》于1984年荣获法国雷诺多大奖。她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一个女人》（包括《位置》、《一个女人》、《耻辱》）中译本于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几乎来自她个人的亲身体验，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及私人小说意味。
　　在埃尔诺看来，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远比性别对一个人的影响深刻得多，表现那些从未有发言权的底层人群的生活情景是她应尽的义务。
　　有评论家认为，安妮·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定义她是“情感的简约主义者”，但也有人形容她是“情感大军的统帅”。对此，安妮·埃尔诺表示，她试图以准确简单的词语来阐释人的情感，但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
　　余中先：中国忽视法国当代文学
　　安妮·埃尔诺在法国享有盛名但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分析，这是中国缺乏对法国当代文学的介入。他说，目前中国人了解的法国当代文学史基本截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这之后法国当代文学的现状被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所忽视，其实这些和中国当下的关系更为密切。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老翻译家对当今文学作品关注较少，而年轻学者又很难把握当下作品的价值。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当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身就存在争议。

俄罗斯著名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因患脑癌于10日晚逝世，终年84岁。
　　季诺维耶夫1922年出生于劳工家庭，兄弟姐妹共11人。二战期间季诺维耶夫曾做过飞行员，并学了哲学，也获得了讲授哲学和逻辑学的大学教师资格。
　　1976年，季诺维耶夫因小说《黑魆魆的高空》而获得世界声誉。这部小说写于1974年，1976年在瑞士洛桑出版。小说中，季诺维耶夫用辛辣讽刺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名叫伊班斯克的地方的事。然而，《黑魆魆的高空》也使季诺维耶夫后来离开了自己的祖国。1999年夏，季诺维耶夫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侨居生活，从德国慕尼黑回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捷是国内第一个介绍季诺维耶夫的人。他告诉记者，季诺维耶夫一生创作的小说不多，但《黑魆魆的高空》还是为季诺维耶夫获得了国际上的较好评价。国内尽管还未对《黑魆魆的高空》引进出版，不过，季诺维耶夫的思想著作却早有出版。
　　此外，据张捷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季诺维耶夫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做《灾难性的改革》，另一部叫做《诱惑》，后来作者把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

教育费涨了、医疗费涨了、住房价格节节攀升，而老百姓的收入却没
有同时正比增长，实际上相对反而下降了。

粮食涨了、油涨了，一切生活用品都在蠢蠢欲动，但老百姓的收入却
象蜗牛一样，爬啊爬的。在这几年的涨价风潮中，我们变得麻木起
来，漠然地感受着。不麻木不漠然又能怎样，我们犹如刀俎，并不能
自主啊。

如今又在嚷嚷着涨价，水、电、油、天然气……，都要涨。去年汽油
象芝麻开花一样，一路攀升。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国际大趋势，后来
有媒体透露原来中国两大石油垄断组织暗中较劲，客观上也促成了这
种现状。而如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煤、电、水、油也在“别有
用心”的一小撮人喊叫声中酝酿着，刚涨完价后，又要涨价。这不，
天然气年初就涨价了。据说“不涨价不利于节约，不涨价不利于国民
经济的发展”。多么美好的说法！多么高尚的风格啊！多么冠冕堂皇
的理由啊！

为什么涨价？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据一些经济学家说，这是改革的必
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
着“均贫富”的思想，这也是一切“革命”的理由。早在100年前，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到“因英
国富人把耕地改作墓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土地）容
易，故农业渐费，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
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有，工厂偶然停歇，平民立时饥饿。”“贫者日
贫，富者日富”。因此“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孙中
山的论述很多，这里只是引用了一点点，但能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如
今读之，仍就振聋发聩。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就陷入这种困局：
“贫者日贫，富者日富。”贫富差距愈来愈悬殊。孙先生的话：“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切皆是改革之因。有人这么说。改革是中国很流行的词语，而且有
一种偏见，认为凡是改革就是好的，就是符合历史潮流，就是正确
的。而改革，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
释，改革就是把食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是适应客观情况
的。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怎么算合理？怎么算不合理？标准是什
么？按照正常的理解，改革是改掉不合理的东西，总的目标是使国家
富强，人民生活富足。简单说就是“国富民强”！不过在实际上总有
些偏离，鲁迅就说过革命和改革：社会上嚷嚷着革命的人总是那些不
满者，没有得到利益的也总是喊着改革。鲁迅是说权力内部的更迭的
本质，并不是说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实际上老百姓管你权力怎么
洗牌、怎么分配，只要生活安逸，他们也照样会理解的。所以历朝历
代的革命，总是开始时嚷嚷着为人民谋幸福。他们也确确实实为人民
做了许多事情，比如减免税收、土地重新分配、财富重新分配。老百
姓在改朝换代中，比前朝是得到一些好处的，否则“野心家”绝对不
会有那么多人跟从的。

但是中国目前的许多改革似乎总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比
如，医疗改革，过去人们生病了，公费医疗就能解决你的一切，你不
用害怕大病大灾。哪里象现在，一个小小的感冒，只要进了医院，也
是一笔大的费用，更别说大病大灾了，一下子就让你沦为比贫农还贫
农的无产者。再说教育，过去你只需要交一点点费用，就能完成。现
在谁家有一个大学生，昂贵的学费象大山一样压着你，使你喘不过气
来。而且大学毕业后，你的孩子还要找工作，还要托人，把孩子安排
妥当，这又需要一大笔钱。孩子好不容易上了岗，可每月才600元。
600元啊，何年何月才能偿还你为他上学所借的债。教育、医疗等许
多过去的东西，其实是合理的地方，可改来改去，成了什么呢？

在中国，几乎每一次改革都使一批人陷入贫困，企业“关停并转，减
人增效”，政府门前便涌现了许多“我们要吃饭的人”；农民税费改
革，农村便有许多抗税的农民；教育产业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失学
儿童……

如今我们可怜的一点收入，还要承担高昂的个人所得税，还交各种各
样的苛捐杂税费。车我们开不起，摩托不让骑，即使让骑，现在的油
也烧不起。骑个电动自行车呢？可是有些昧良心的家伙制定了电动自
行车法呢，这法当然是为了收费。穷人的交通工具就有自行车和两条
腿了，但是前几年不是有个家伙建议国家收自行车费，他算了一笔
帐，说能给国家增加多少多少收入呢。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没有昏了
头，自行车费终于没收。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拿穷人开刀？总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
一些家伙总是盯着穷人的腰包，总是见不得穷人过年？个税好不容易
降下了，可是新的一轮涨价又在逼近老百姓！涨价、涨价！却没有听
到为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具体实在的办法。在一声声的涨价声中，我们
的财富一点点被剥蚀被侵夺，一点点被沦为只剩下了自己的劳动力，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贫困阶层。

当然我们也经常听到涨工资的声音，但这是对政府公务员。这不随个
税的降低，公务员又涨了工资。现在公务员的收入已经远远高出社会
的平均值，吸引了大批的报考人员，几乎挤破了头。可是占社会绝大
多数的工人、农民、民企工作人员、摆小摊、大批的自由工作者等，
他们的工资或收入这些年来几乎雷打不动，没有人想着为他们增加
“工资”，反而有些家伙瞅准他们的腰包，聪明的抠出了他们可怜的
几枚血汗钱。

一个大学生过去刚走上工作岗位是40多元，现在是500来元。过去的
40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相信大家都能算出来的，从这简单的对比，
我们的生活质量到底是提升还是下降呢？

涨价决不是象那些家伙所说的那样：“是避免浪费”，“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变相的制造贫富差距。你看，前几年的电信
流氓式涨价，也是理由头头是道冠冕堂皇，然而电信却成了中国最富
的行业之一，职工收入非常高，一个临时工都远远超过社会上的普通
职工的收入。这两年的油价攀升，不也使石油企业成了人们眼里的香
饽饽聚宝盆吗？教育黑心收费，许多教师（主要是城市）不再喊“神
圣忧思录”了……可见我们的财富供养了一个个小团体一小撮一小撮
人，我们更穷了，他们却更富了。这是改革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
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和耻辱！

七十年前，毛泽东写过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果真是这样的吗？据档案文献记载，在历时十二个月的长途追剿中，共军损失了二十余万人马，朱德红一方面军逃窜至陕北时，仅剩两千五百余羸卒。沿途打败仗毙命的有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中央苏区政府执委何叔衡、胡海、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谢子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红四军政委曾中生、红五军长董振堂、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红廿军军长蔡申熙、红廿五军政委王平章军长邝继勋吴焕先、红廿八军军长廖荣坤刘志丹、红廿九军军长兼政委陈潜、红一师政委黄苏、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独一师师长侯梯云、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独五师政委谢维俊、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红十六师政委陈寿昌、红十八师师长张振昆、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红廿六师师长程克纯、红卅四师师长陈树湘、红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第等等；在三十年代叛变中共投降国民政府的中共文武高官有：陕甘甯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楚、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黄达、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涂振农、中央执行委员孔荷宠、刘士杰、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郭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洪易、中共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中共湘赣边特委军委书记苏先骏、中共闽赣省委委员红四军政委彭佑、红九军军长何畏、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余洒度、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红廿二军政委罗寿南、浙南红军总指挥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十七军军长张涛、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倪宝树、红九军团参谋长张冀、红一方面军独四师师长兼政委龙普霖、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红军步兵学校校长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独立第三师政委旷朱权、红十军团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疑……等等，其中仅大军区与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超过十人，师团级更多。

一九三三年前，变节原因多为党内肃反扩大化及被俘。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失利后，叛将剧增，此后三年游击战争叛变的团以上干部，多不胜数，有些部队甚至全部主官都叛变，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都先后投降国军。前述涂振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时，毛泽东连总前委书记都被撤了。红军时代兵员最多时不过卅万，现存纪录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就有数十员叛变，那是相当高的比率。

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中共党史、军史、教科书中一再渲染“长征的胜利”，却刻意隐瞒以下事实：（一）国军胡宗南部大败毛泽东徐向前部，十万红军埋骨葬身于松潘草原，毛泽东仅以身免（二）国军关麟徵部追击至甘肃大炉子时差点活捉毛泽东，红军仅剩一百人将毛抬走（三）关麟徵在晋西苏家庄大败林彪红一军团，林彪落荒而逃。

所谓“长征的胜利”又是付出什么惨重代价才取得的呢？（一）在赣闽湘等“苏区”，由于枉抓滥杀，人口大量减少（二）红军所经十一个省，到处掳掠焚城，留下了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面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伤残，农村普遍破产（三）因国力消耗，大伤元气，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土大半沦为战场，公私财产损失（以战时币值计）逾一千亿美元。

至于中共各苏区内部的“肃反”、“长征”途中的自相残杀以及斯大林乘机在海参崴逮捕关押处决华侨华工，更是数以十万计。

中共放弃盘踞六年的江西苏区，是因为广昌失守，门户大开，不得不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既无固定目标，又同抗日扯不上边。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次年一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六月份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双方都想在川陕甘三省立足，伺机西进新疆以便取得苏援。然而由于在松潘草原败于国军胡宗南部，红军被迫出川；十月逃窜至岷县哈达铺，从当地邮局劫掠一批报纸获悉国军在陕北围剿上万刘志丹部红军，中共中央才决定踅向陕北投奔刘志丹。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已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的政治姿态，以抗日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总之，“红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流窜十一省到达陕北后才编造出来的。从中共当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看，他们根本从来没打算抗日。例如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一万一千人，激起全国性反日怒潮。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对反日运动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只是实行暴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而日军的行动是打击国民政府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那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决策大权的李立三竭力主张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以配合他在南方夺取武汉三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很担心中央政府不能坚持抗战，因此竭力为国府坚持抗日打气。八月初抗日战争在华北地区全面展开，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地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以南九十公里的洛川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提出抗战爆发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与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发言支持张的见解，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并非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了解决国内矛盾所需，他警告与会的中共高干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同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失守后，毛泽东得意地说，蒋介石如果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领土断送给日本，可日本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这样中共才能翻身。

毛泽东入住紫禁城皇宫后十五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他接见到访的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廿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至此，才完全证明，所谓“北上抗日”全无耻谎言。本书的编撰，以史料为主干，兼容并蓄，注意平衡报导，让广大读者从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以便恢复历史的真貌。所以，本书辑录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红军将领彭德怀、黄克诚、毛泽东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中共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大陆历史学家锺卓安的回忆录与论述，也选辑了指挥与追剿红军的国军将领陈诚、白崇禧、薛岳、李铁军、丁治磐、宋希濂等人的回忆录；还摘录了亲自参加烧杀掳掠的曾志（中共领导人陶铸之妻）、孔述之以及目睹苏区惨景的低级军官张赣萍、张晴光等人的回忆文章，让历史的真相从大量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

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也照照别人，这是我们后人不容推卸的工作，也是在这纷乱昏茫的大时代中有意义的一件事。

（注，此文作者现居香港，并非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