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中国最大的人权案——现行户籍制度(四)

周勍:中国最大的人权案——现行户籍制度(三)

第三章 都市的诱惑——试图挣脱户籍枷锁的女性个案访谈

朱学渊:读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有感

—-附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清华岁月》十四)

严家祺先生叫我去读一下万润南关于胡锦涛的回忆,说老万写得很真实,我读了也有同样的感觉。吸引人的情节自然是四十年前学生小胡与小万的交往。人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如果用我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四十年前的青年,无异于一个老人打儿童;若任着性子去谩骂已故党人蒋南翔,仍然会予人脱离时代的感觉。

问题是四十年来,中国变化很大,胡锦涛先生进步了没有?当然,文章为考察他的变化,提供了一些参照;但胡锦涛的耶鲁演讲提供了最重要的根据,他说那时他是一个快乐的学生青年。然而,四十年前是一个黑暗恐怖的时代,为什幺别人不快乐,他就能很快乐了呢?老万说他”听话、出活”,也就是说他与恐怖的政治没有抵触。

一个人四十年前的政治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为中共领袖后的立场取向,文章说他”……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事实上,胡锦涛口口”依法治国”,声声”宪法授予人民的权利”,其实连宪法是限制政府的法也不知道;他”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更是有始无终。从他提出的”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斗争口号,还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得胡耀邦救活中共的要害,是取消斗争。而他说学古巴、北朝鲜,更是昏话。说到底,他还要搞那套把共产党套死了的”斗争哲学”,实在太没有见识了。

当前,胡锦涛处境相当困难,原因不是别的,是他太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了。他发动”联欧””抗美””反日””驱张”,事事考虑欠周,无一事能贯彻始终。他在”七斗八斗”时代能是”快乐青年”,是因为”善解人意”;如今要他领袖四面树敌的斗争形势,却非具备”其乐无穷”的斗争性格不可了。难怪老万说:”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也就是说他从青年变到老年,实在太没有长进了。

附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清华岁月》十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幺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帮,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幺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幺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幺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幺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此文于二○○六年五月五日做了修改

……(完)

廖天琪:从白宫三人行看宗教自由的生机

三位来自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作家余杰、法学教师王怡和维权律师李柏光在美国参加华盛顿赫德荪研究所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之后,意外地于5月11日上午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的公开接见。谈话本来预定半个小时,但是后来却延长为一小时。接见时亦在场的还有副总统钱尼、白宫新闻发言人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谈话在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中进行,总统很亲切地一一问询了三位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由于他们三人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布什总统特别向他们问询中国的宗教问题,以及各地家庭教会的情况。余杰作为曾受到公安骚扰的北京方舟教会的成员,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教会和其他各地教会的情况。诚如余杰在会见当天晚间,写下了发自内心的祝祷词所言:“让我们有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向布什总统传递中国国内数千万在逼迫中持守信仰的基督徒的信息。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使命啊。。。这次会面不是我们刻意努力而达成的,乃是倚靠神的大能而实现的;这次会面不是凭借人的力量所能成功的,乃是经过众教会的祷告而水到渠成的。”的确如此,握有世界最高最重权柄的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在白宫的私人客厅中接见三位来自中国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在世俗的眼光中,宾主双方的地位和权力有着天渊之别,但在上帝面前,他们都是一样平等的子民,同样受到神的眷顾。

余杰他们还向布什总统表达了青年人期盼自己的国家能和平地过渡到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愿望。作为异议作家,虽然他们自己生活在不自由的写作、不自由的言论和出版的环境中,甚至有时人身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和威胁,然而余杰不仅“为那些在狱中受折磨的弟兄姊妹和天安门事件中被杀害的同胞以及他们的家属而祷告,”也“为中国心灵干枯僵硬的领导人早日认罪悔改、放弃专制独裁而祷告,” 这样祥和的态度和宽容的气度,不是宗教的感化,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布什总统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正如他曾对华盛顿时报的记者所说:“我充分理解到, 一个总统的责任应当是去保护人们,让他们依据自己的意愿去决定,信教还是不信教。”布什还说:“我不知道,一个人如果跟主没有关系的话,怎能胜任总统的大任。”的确,布什总统在许多场合都刻意展现他的宗教色彩。去年11月总统访华前夕,联邦政府下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中国政策报告》。其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政府继续系统性地侵犯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这既违反中国宪法,又违背国际人权的准则。在中国,政治的公开化、公共的活动、民间及个人的自由空间还在缩小。”为了表示他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关注,布什总统访华期间还特地到北京的一所教堂去做礼拜。现在又在白宫破例接见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兼异议作家和人权律师,凡此在在表达了白宫对华政策的一种新动向。面对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周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达到60亿美元(民主党领袖南西佩洛西在5月4日华府劳改会议上的发言中所举的数字)的惊人高度,美国不能轻言惩罚。对于中国这个核子大国,也不敢像对伊朗那样提出动武的威胁。适度地给予北京一定的压力,并对民间的力量表示支持和同情,从各方面催化中国社会向民主和开放过渡,这是布什政府通过这次接见三君子所要透露的讯息。

三位青年中,余杰和王怡都是中国当前社会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同时是基督徒。李柏光则是为工人和农民提供法律咨询的法学专家,曾被福建公安拘捕,一年前他皈依了基督教。余杰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曾于今年一月份两度于寻常的聚会礼拜活动期间,受到警方的骚扰。北京市公安局的数名警员和便衣人员冲入教会,说聚会人士有“扰民”行为,因为该教会没有登记,因此要进行干预。虽然这些警方人员最后被在场的法学学养丰富的律师和作家们驳斥得知惭而退,但是教会会址的房东却承受不了压力,不肯继续续约了。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如星火一般燎原于中华大地,政府的各种强制和阴柔手段都无法扑灭教民心中所点燃的信念之火。许多教堂和教会被拆除摧毁,却经春风一度,立即又生机嫣然了。

专制政权一向忌讳宗教,而中共则更将宗教或称作鸦片、或视为洪水猛兽,鉴于东德、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在瓦解前夕,教会所扮演的精神催化作用,北京政权对于人民的一切精神信仰活动都禁若寒蝉,务必要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然而在物欲横流、道德沉沦的中华大地上,有信仰的人们,不论是佛教、回教还是基督教,就像诺亚方舟上的生灵,专制政府的滥权一时间看似洪水般淹没大地,然而终有退潮之时,北京的方舟教会可比拟为露出水面的橄榄枝,三位青年就像探查汛情的鸽子,他们将啣着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带回中国。

无神论的中共政府以为用世俗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就可以压制人民掌控全局,也许在过去那种把暴君当神明,一句顶万句的愚昧和疯狂时代还能短暂地罩住九州大地,共产党以为把和尚尼姑和教士们扫地出门,拆掉教堂、捣毁庙宇就能党天下,主神州沉浮,然而事实证明,人类内心深处始终有那样一个看似微弱却十分顽强的长明火种,人性在风雨飘摇之时,会有所有游移摇摆,火种甚至有熄灭的可能,但是很大一部分人都还是向往精神和灵性的指引。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摆脱了毛时代意识形态的精神桎梏和教条,并进入了更为疯狂的物质拜金主义,然而心灵的真空却需要填补。如今全国各地的教会虽然被政府打压,却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为欣欣向荣。信众们从农村的贫苦村民到城镇的普通市民遍及全国,最引人注意的应当是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也大部分成为基督徒,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欣喜又发人深思的现象。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之一,经过两千年的起伏发展,历经各代哲人、思想家的钻研思考,不断去其糟粕,留其精粹。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不如佛、释、道久远,但是也算是深入人心的宗教,它不像中土的一些民粹宗教支派,往往会被附会上一些民俗的歪门邪道而走火入魔。基督教义中所宣讲的爱、义、谦卑和强调的忏悔和宽容精神,对化解共产文化中所制造的仇恨、虚伪、暴戾、狭隘的心态能起到珍贵的解毒作用。中国不是要和平崛起,要建构和谐社会吗?那么就从开放宗教自由着手吧, 让爱充满人心,让善广被社会,把原来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归还给人民,这才是为政之道,为人之道,无限生机,尽皆在此。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观察》首发

王丹:与马英九主席商榷

马英九主席出访澳洲,在雪梨大学与留学生座谈时,被问道大陆民主化问题。马主席表示,大陆民主化的确是大陆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他认为大陆应该会逐渐改变想法,因为象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中共说是“六四暴动”,现在已经改称“六四政治风波”,云云。事实上,自从马英九先生接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每次面对大陆民主化问题时,都会举同样的例子,像是标准答案。显然,马英九主席对相关论述相当的坚持。作为“六四”事件的当事人,我长期关注中共对待“六四”问题的立场,并无法得出马主席上述那样的结论,故提供一己之见,与马主席商榷如下。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马英九主席的上述论述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错误,即:中共避免使用“反革命暴乱”,而改用“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事件,并非“现在”的事情。其实早在1990年以后,中共就已经在官方的文件中改口。如果说这样的口径上的调整就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立场转变的可能性的话,难道马英九主席认为早在1990年中共就已经改变立场了吗?我相信这是马英九主席在了解中共政策时的资讯错误,但是这样的资讯错误会导出严重的判断错误,因此希望马英九主席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纠正,以正视听。

其次要指出的是,是一个马英九主席从来没有涉及到的事实,那就是,自从1989年以后到今天,十七年过去了,中共历届领导人,从江泽民到朱鎔基,一直到被认为开明的胡锦涛,对于“六四”事件的定性从来没有松过口。即使是曾经担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上任时候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是斩钉截铁地表示当年中共对学生和市民的镇压“是正确的”,中共官方发言人更是反复强调中国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不会改变,“不存在平反六四的问题”。在中共十七年一以贯之的口径中,我们完全看不到马英九主席口中那种“逐渐改变想法”的迹象。

最后要指出的是,马英九主席是在政坛里面打滚了一辈子的人,理应很清楚一件事,就是看政客的立场,重点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做什么。以中共对“六四”问题的态度而言,以丁子霖老师为首的“六四”难属提出的合理而温和的要求,至今连一个官方的回应都得不到;至今大陆的言论空间没有任何“六四”问题的立足之地,不要说悼念死难者,就是“六四”这个词就连提都不能提;至今,当年流亡海外的大批异议人士仍然不能回国,连一个八十多岁的刘宾雁老人的临终的回国请求都不批准。我想请问马英九主席,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逐渐改变想法”的味道吗?丁子霖老师的独生子在“六四”时被士兵开枪打死,至今连公开的悼念都不被允许,每年的忌日,她只能和几个其他难属偷偷地在房间里面点燃一炷香,。如果她听到一向支持大陆民主化的马英九主席到处讲中共对“六四”的立场已经“逐渐改变想法”,不知道她的内心会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马英九主席十七年来一直坚持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也一再强调“平反六四”是两岸谈判统一问题的前提,这是令包括我在内的海内外“六四”当事人和关心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人极为感动和钦佩的。正是因为如此,我雅不愿马英九主席在“六四”问题上受错误资讯的引导,做出令人失望的结论,因此不揣冒昧,在“六四”事件十七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提出以上商榷,请马英九主席三思。

2006.5.10.

余杰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公开信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我与王怡弟兄、李柏光弟兄应邀赴白宫访问,并在总统私邸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这是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与美国基督徒总统的一次会见。在会谈中,我们就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的状况向布什总统传递了若干信息,布什总统也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表达了高度的关注。

     我们在恳切的祷告之后有如下的看见,此次会面乃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在位总统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成员的首次会面,也使得长期以来被中共官方三自教会评论为“根本不存在”的家庭教会的权利问题浮出水面,此次会见必有上帝的美意在。在会谈前后,数十名各国教会的领袖都以各种形式对我们表示支持和鼓励,并为我们成功的会见而恳切祷告。
    
     然而,就在我们与布什总统的会见刚刚结束不久,我就收到了来自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余杰先生:您好!
    
     鉴于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我们认为目前邀请您来港已不适宜,因此决定暂时取消您于今年六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来我中心做访问研究的计划。我们对因此可能给您带来的种种不便深表歉意,并希望您谅解。我们切盼今后有机会再邀请您来做学术交流。
    
    祝
    
     平安!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姚西伊
    
    2006年5月12日(收到邮件时间为香港时间8点40分)
    

     今年三月,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参加基督教文化月活动,在活动中遇到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教授,承蒙其厚爱,邀请我参加六月在香港举办的神学培训。后来,杨教授及其秘书霍小姐多次来信,请我推荐其他人士参加此课程的学习,我向他们推荐了李柏光弟兄和张前进弟兄,并将他们的简历传去,获得首肯。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这是一封我不能接受的信件。与此同时,李柏光弟兄也接到了一份一模一样的信件。显然,如果该学院认为我和李柏光与布什总统的会面触怒了中共当局,并引发港府的危机,所以在强大的压力下取消此次访问计划,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并给予相当的同情。香港中国神学院完全可以直率地向我表达这种为难的状态,我也会主动取消此次访问。
    
     但是,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不明不白的信件,其隐含意义仿佛是我和李柏光从事了什么不能见光的罪行,因此才取消我们参与此访问计划的资格。我们与布什总统的会见是光明正大的,不必用所谓的“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来遮掩。信中所谓的“不适宜”三个字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难道仅仅因为我们与布什的会见就让我们变成了“不适宜”的人士?大陆和香港有哪条法律规定了公民不能与布什总统会面?圣经中有哪条经文规定了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的基督徒就理应被排斥?布什总统难道是中国政府的敌人,谁与他会面谁就成了敌人?
    
     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在大陆发生,没有想到居然在香港发生;我原本想到这样的事情只会在外邦人人中发生,没有想到居然在神学研究机构中发生。此事件再次表明,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陆。这是一件让学术自由蒙羞的事情,更是一件让神蒙羞的事情。圣经中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不知道这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惧怕什么。在这样的神学院里,是否还有真道得以传讲,我深表怀疑。我也感谢神通过这一意外的事件阻止我去这样一个偏离真道的“神学院”的步伐。同时,我也对写这份信件的、据说是接受过严格的神学训练的作者深表遗憾和怜悯。
    
     对此事件,我发表如下声明:
    
    要求香港中国神学院公开道歉;
    要求香港中国神学院赔偿相关损失,即我和李柏光弟兄两人办理港澳通行证的费用,尤其是李柏光弟兄为办理此通行证,两度赴户籍所在地海南,所耗费之路费必须由违约方承担。
    请求众教会和学术机构对此信件做出公正的评说。
    
    余杰
    
    2006年5月12日2点(美东时间)

余杰: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前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保守我们这次在美国访问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保守我和王怡弟兄、李柏光弟兄传播福音的脚踪。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便在哪里显多,主啊,我们都是迷失的群羊,我们都是飞不动的鸽子,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您却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您始终看顾我们,呵护我们。今天中国的众教会面临着世俗权力的压力和内部属灵的征战,求主赐予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里作光作盐的勇气,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无罪却为我们的罪而死,在这长阔高深的爱里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您却从尘土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向布什总统传递中国国内数千万在逼迫中持守信仰的基督徒的信息。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使命啊,我们这些弱小的新生命,居然蒙恩承担此种使命,我们是何等地恐惧战兢!
   这次会面不是我们刻意努力而达成的,乃是倚靠神的大能而实现的;这次会面不是凭借人的力量所能成功的,乃是经过众教会的祷告而水到渠成的。我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啊,这一次的会面,我们在布什总统的面前,不仅是寻求自由的异议作家、坚守公义的人权律师,更是为主作那美好见证的基督徒。这一次的会面,不是因为我们这三个人作过多少荣神益人的事情,乃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千千万万在苦难中欢欣喜乐的弟兄姊妹,以及更多更多为义受逼迫的同胞。
   慈爱的天父啊,我们将会见的布什总统,不仅是一位掌握世上最大权柄的领袖,更是主内圣徒相通的弟兄。他也曾在青年时代经历过迷惘与失丧,却因认识主的缘故获得重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他的权柄来自于您,也必以您的怜悯和公义使用这权柄,帮助中国无数因主的名被羞辱、被捆绑、被下狱的弟兄姊妹因真理得自由。
    这样的会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会见,这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美国总统与来自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成员之间的第一次会见。求主赐予我们属天的智慧,使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求主赐予我们传福音的口,使得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蒙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要传递最丰富的信息。求主坚固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慈爱的天父,这次会面不是我们三个卑微的仆人的荣誉,乃是主藉着我们的来访,通过布什总统向中国的众教会发出美好的信息。我们深深地相信,在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理逊来华两百周年前夕,这样的会面必是神奇妙的安排。
   两百年来,西方传教士的鲜血,中国信徒的鲜血,林昭的鲜血和吴维尊的鲜血,浸透了这片爱的荒漠,也正在将背弃神两千年的“神州”变成真正的神州。慈爱的天父啊,求您加添我们的力量与信心,让公义如滔滔江水流淌在这旷野之上。
   此时此刻,我们要为中国与美国的和睦相处而祷告,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而祷告,看这普天之下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此时此刻,我们要为中国心灵干枯僵硬的领导人早日认罪悔改、放弃转制独裁而祷告,我们更要为那些在狱中受折磨的弟兄姊妹和天安门事件中被杀害的同胞以及他们的家属而祷告。
   主啊,那白宫乃是世俗权力的中心,在您看来却是福音传播的重镇。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乃是因为我们与它的主人拥有同样一位位于高天之上的父神。我们为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在经历的一切和即将经历的一切向您献上感恩和赞美。这次会面乃是一场美好的仗,如保罗所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让我们一起参与这场伟大的征战,求神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余杰王怡

 独立中文笔会综合消息  布什总统5月11日上午10时45分在白宫的家庭客厅里,接见了来自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先生、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怡先生和维权律师李柏光,这三位年轻人都是基督徒,是大陆家庭教会的成员。接见时亦在场的还有副总统钱尼、白宫新闻发言人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整个会谈的时间比原来预定的半小时,增加了一倍,直到11点45分才结束。
    
    谈话是在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中进行,总统很亲切地一一问询了三位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总统特别关注中国的宗教问题,问到各地的家庭教会的情况。作为异议作家和北京方舟家庭教会的成员,余杰详尽地回答了问题。王怡和李柏光不仅是基督徒,也是法学专家,他们对地方的教会情况也多所了解,也分别回答了问题。余杰等对于雅虎等美国电子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开拓市场和推销产品的行为方式提出了看法,布什总统回应说,美国的社会对美国大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事十分留心关注,都认为它们应当遵循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另外宾主还谈到有关媒体的问题。
   余杰在会后说,布什在会面中表示,希望在大陆约一亿的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能走出来公开注册,布什还对他们说,希望他们三人在大陆能远离监狱。而布什对他们由共产主义的信徒成为基督徒的经历相当感兴趣。

 

布什会见余杰、王怡和李柏光
余杰 王怡和李柏光离开白宫

美国总统布什5月11号上午在白宫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成员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余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定是半小时的会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会见非常愉快。余杰说,他们首先向布什总统介绍了最近几年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余杰:“有一大群年轻的知识份子,他们是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他们纷纷成为基督徒。他们现在正在致力于中国的变化,他们致力于中国变化的方式跟传统的前一辈的那些民运活动人士不一样,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们在用上帝的爱和公益、用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改变中国。”

余杰说,布什总统听到这样的讯息后非常高兴,布什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持续地对他们表示支持,并继续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人民对人权的追求。

余杰说,这次会面是安排在布什总统的起居室,而不是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这表明,这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会面。余杰说—-

余杰:“布什总统在开场白中说:他是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在自己的家里,向在中国的这些有勇气的基督徒来表达他的敬意”

余杰说,他们三人还与布什总统分享了他们成为基督徒的个人经历,余杰接着说—-

余杰:“当然也谈到了美中关系就是自由贸易和人权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关系。”

余杰说,在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时,他特别向布什总统提到了美国的雅虎公司,余杰说,雅虎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和立国之本—-

余杰:“我向布什总统谈到了雅虎的案件,雅虎因为向中国警方提供用户的私人资料,导致包括师涛先生在内的四位中国作家被捕入狱,布什总统听到我的这样介绍以后,他说他早已知道这样的案件,而且他也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引来美国的舆论和股东在他们的压力下,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也希望雅虎行为不要再继续发生这种事情了。”

余杰对记者表示,他一个星期后将回国,不知道是否会受到政府的打压,但他表示,他在与布什总统会面时所说的话,以及在美国所有的活动,是遵循一个基督徒和知识份子说真话的基本道德准则。

王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布什总统在与他们会面时,很想知道他们三个人是怎么在一个无神论的传统下成为基督徒的,王怡说—-

王怡:“我分享了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经历,和我们在国内从事捍卫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权方面的一些经历。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中国的宗教自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权的关系,这样的一些广泛问题。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布什总统一起,包括副总统钱尼、国务卿还有其他的一些白宫人士,由布什总统一起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

王怡表示,布什总统说,他以后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时,会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

王怡说,他们还向布什总统谈到了中国国内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发展、和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特别提到了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王怡:“因为李柏光博士正在翻译马丁路德.金的全集,布什说,那马丁路德.金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我们都同意在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整个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应当是以马丁路德.金的这样一个精神,以法治的一个手段来推进。”

在谈到与布什总统会面时印象最深的一幕时,王怡说—-

王怡:“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很私人的信仰经历的交流,在这个交流里面,就是我跟余杰还有布什总统,我们的妻子都先于我们成为基督徒,这对我们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一点我们都非常相似,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愉快的分享。”

当被问到回国时有没有任何担心时,王怡回答说—-

王怡:“对,布什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他问我们回去会不会有问题?他认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见面,有助于帮助我们离监狱的距离远一点,我想这也是我刚才所理解的,布什政府在这样会面中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态度。”

李柏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向布什总统介绍了自己过去所作的工作和未来要做的工作—-

李柏光:“我说过去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并且翻译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书,下一步我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一定要把我更多的经验,用法律做为武器,来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布什总统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他每次跟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见面,包括江泽民主席或胡锦涛主席,他也经常向他们转达他自己信仰上帝的生命历程,告诉他们宗教自由对一个社会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李柏光说,布什总统告诉他们,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但要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就必须要有宗教自由,只有这样,社会的稳定才有根基。

李柏光还向布什总统介绍了他因帮助农民维权,而四次入狱的经历,他特别提到自己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所作的工作—-

李柏光:“我说我要为一个在监狱服刑的政治异议人士严子立(音)先生请命,按照中国的宪法和刑法的规定,为他争取在监狱里受洗、读经和祷告的权利,我告诉布什总统,这些权利在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监狱被停止了。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法律努力、法律行动来恢复这个权利,直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送进中国的监狱为止。

布什总统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我说通常我们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冲突,让政府意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被中国宪法所保护的。”

李柏光表示,布什总统这次会见他们三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是在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

李柏光:“布什总统会见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这不仅是向中国社会,也向一些还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传递这个信息,他就是告诉他们美国是很重视并且很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因为这是人从出生到他走向死亡,时时刻刻所不能剥夺的一种权利。

而且布什总统亲自和我们说了:他向中共政权领导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他都表达这么一种对宗教自由的深切关怀。他说他和达赖喇嘛信仰不一样,可是他还是会见他,为什么?就是为了表示尊重并且支持宗教自由。”

当被问到他这次与布什总统会面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李柏光说—-

李柏光:“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布什总统是个很轻松幽默的人,我们在讲我们个人的经历和工作,他还会不断的打断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提问题,所以他是很随和幽默的人,做祷告的时候还牵着我们的手,主动给我们念祷告词。”

这三位人士除了是基督徒外,余杰和王怡还是中国异议作家,李柏光是一位人权律师。不久前他们应邀来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议。

 

 

“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李建强

 

【2006年5月12日狱委讯】

审判长,合议庭:

根据法律规定,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元龙先生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以及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 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足以认定李元龙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是:2005年5月-8月,李元龙署名夜狼或“yehaolang”,通过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以发电子邮件等方式,在新世纪网站,博讯网站、清心论坛网站、大纪元网站、议报网站、人民报网站、看中国网站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等四篇文章,捏造、歪曲、夸大有关事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本律师认为,认定李元龙撰写了上述四篇文章这一基本事实是成立的,但是,认定这些文章捏造、歪曲、夸大了有关事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则有失公允,指控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论证。理由有三点:

1、关于捏造、歪曲、夸大有关事实

根据卷宗材料以及国安处的起诉意见书,当指李元龙在文章中提到的我党当政期间导致8000万人死亡和“六四”镇压坦克杀人等问题。
首先,关于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这种说法在网上流传已久,并非是李元龙自己凭空捏造;其次,国安处在给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材料里也明确说,关于这两件事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无法查证。既然如此,那么,没有真实、客观的材料作比照,我们又如何认定李元龙的说法就是捏造、歪曲、夸大?我们最多只能说他的说法系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因此,起诉书的这种指控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2、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李元龙的四篇文章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提到国家政权、更不用说攻击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文章只是对我党的某些领导干部(还是中低级干部)不近人情的表现(老母死亡为了开会不奔丧)提出批评,对我党历史上宣传刘胡兰为意识形态争端而牺牲提出批评、对我党某些地方机关吸收一百岁的老人入党这种做秀之举提出批评,以及仰慕美国政治制度、希望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这些批评的对象都有具体所指,即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现象。

本律师认为,这些文章的主题并无大错,老母去世为了开会不奔丧的做法,很难说是出自真心忠于党的事业,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自己升迁,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其实是对党的形象的一种抹黑。

少年入党、少年为党牺牲也早已不被我党所提倡,而且也违背了普世的价值理念。

吸收一百岁老人入党从我党的宗旨看也是违背党章的做法,只会让社会对宣传入党的真实动机产生误解。

至于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则纯粹是思想认识问题。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比如杨振宁、李政道博士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本律师还认为,李元龙文章的问题主要是借题发挥,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批评作为宪法规定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党报的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但是,这种做法如果有错也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法律上的错误,更不是罪行。起诉书把对党的批评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于把党当成了国家政权本身,把批评等同于“煽动颠覆”,这在事实上不成立,在逻辑上也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其三、关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我国目前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个探索、认识、发展的过程,由苏俄传进来的、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正在被抛弃。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即使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我们也引进了人权的概念、自由、民主的概念、法治的概念这些原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专利的价值理念。我们的国家也正在从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个人极权走向集体领导、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化也在基层农村得到落实。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云云,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早已丧失了具体的指向,变成了一顶空乏的帽子。

即使从最严格、最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来衡量,起诉书的指控也不成立。

因为,(我必须着重指出),李元龙的文章根本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上推翻这个制度。谈到制度层面的话题,他只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表露过自己的思想,他最多只是仰慕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渴望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这与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逻辑鸿沟。正如羡慕人家的太太漂亮、年青并不意味着要回家杀掉自己的黄脸婆一样。起诉书的联想能力未免太强大了。

二、 起诉书指控李元龙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其一、李元龙主观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

本律师会见李元龙时,李谈到他写这些文章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目前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现实让他对我党产生不满;2)、长期担任记者碍于必须遵守新闻纪律、不能表达自己真实想法使他产生压抑,渴望写一些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东西;3)受海外媒体以及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本律师认为,李元龙的这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可以与客观的情况以及李的文章内容相印证。

其二、证据体系证明不了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李元龙的言论只是一种比较尖刻、激烈的批评,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依据《宪法》及有关的国际公约享有的民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根据2004年3月14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了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对于保障公民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各项人权的正式、庄严宣告。在今天,言论自由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承认和保护的,是一种普适性基本人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2、李元龙的文章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应认定为构成犯罪。

虽然言论自由权在一般情况下不容侵犯和剥夺,然而如果言论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则可以受到禁止,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理基础。但是认定某种言论是否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则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就很可能侵犯基本人权。

如何判定公民的言论是否危害了国家安全呢?辩护人认为可以参照国际上得到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该《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

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

2)、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

3)、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且即刻的联系”。
这一原则被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李元龙的文章中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论,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因此并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应被认定为构成犯罪。

3、李元龙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1)、李元龙的行为根本不可能产生社会危害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人的煽动行为可能导致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从而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反之,如果行为人的煽动行为根本不可能导致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也不会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造成危害,则当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4篇文章都是李元龙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在国内网站上根本看不到,如果有影响的话,其影响也仅限于境外。

4、起诉书认定李元龙的行为危害了国家安全,没有证据支持。

起诉书仅仅是简单地认定李元龙发表文章的行为危害了国家安全,却没有说明4篇文章如何危害了国家安全,危害了国家哪方面的安全,哪一级政府的安全,也没有列举出国家安全已经因李元龙发的4篇文章而受到危害的证据,因此,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不能使人信服。

三、对李元龙定罪量刑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对李元龙定罪将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二月十四日在北京对中外记者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

刘正荣副局长的这个讲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是从司法政策等价值层面解读,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根本上反对因言治罪?或者说以言治罪损害国家形象?那么起诉、审判李元龙,是不是违背了国家的司法政策?

2、国际笔会、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已经针对李元龙的案子提出抗议(见附件),这个案子的起诉和有罪判决势必将对国家司法形象造成巨大损害。

(二)、对李元龙定罪量刑将无法面对毕节地区的广大弱势群体

李元龙是个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爱心、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是国家的建设者和支持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

李元龙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为社会做了大量的有益的事。他关注身边的百姓,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关注本地区大、中、小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并尽自己之所能,为他们呼吁,给他们帮助。很多贫困生因他的报道而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因此得到帮助顺利完成学业。其中陈欢、陈乐两兄弟上上考上北京化工学院和北方交大,但因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打零工无力供养读书,李元龙在毕节日报发表《孪生兄弟双双考取大学,辛勤母亲忧虑万元学费》、在《贵州都市报》发表《孪生欢乐兄弟金榜双题名,万元学费愁煞老母亲〉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贵州都市报〉、〈毕节日报〉的员工、贵州四一丝医院的员工、毕节卷烟厂的职工、毕节地区水泥厂的职工、以及水城、贵节、贵阳等地的广大市民和私营企业的老板、员工纷纷解囊相助,为兄弟俩捐款4万余元,解了燃眉之急。(以上内容见陈欢、陈乐母亲张女士的证词)。

据不完全统计,受到李元龙帮助的还有徐晓颖同学(2000年考取南昌航空航天学院电子工程系)、周尚新同学(2001年考取北京体育学院)、罗云武同学(2000年考取湖北省经济学院)、孙华同学(考取华中科技大学)、聂开基同学(2002年考取北京大学,毕节市理科状元)等贫困大学生,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纷纷表示,没有李元龙的帮助,他们无法圆大学之梦,他们的人生将是另一种前途。

李元龙不仅用自己的笔帮助这些大学生,还身体力行帮助其他更加弱小的贫困中小学生,2001年李元龙从敬老院收养了一对老夫妇无力抚养的14岁女孩熊春黎,至今供养这个女孩在毕节地区学习生活的一切费用。2001年4月,残疾人罗德元去世,留下4个孤儿,大的12岁,小的7岁。几年来,李元龙每个学期都在为这四个孤儿筹集学费和生活费。
李元龙做过的善事好事还有很多很多,限于时间不再一一列举。本律师只想说明,李元龙是个有良知的、充满社会责任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我们毕节地区的光荣和骄傲,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执政党的批评,同样是基于他的一颗关注社会、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爱心,这是一颗金子般的、类似于基督救赎般的大爱之心,在未来的历史中,毕节乃至贵州必将为培养出李元龙这样的优秀记者而受到世人的敬仰。

如果我们将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记者、一个受到社会广泛赞誉的好人、一颗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的良心树判为敌人,人民必然要问,怎么这样一个大好人,竟然成了党和政府的敌人?我们将如何面对广大的弱势群体?如何面对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的理念?如何面对我们党高扬的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如何面对历史的评判?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待不同意见的批评者一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延安时代一个陕北的农妇辱骂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不但不生气,而是查明了情况,指示下级部门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这种博大的胸襟不但没有丝毫损害自己的权威,反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戴。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事业能够由弱变强,最终走向胜利的原因。战争年代我们能够虚怀待人,何以建设年代竟不能容忍善意的、来自人民的批评呢?
但是我们如果秉承司法公正理念,不对李元龙定罪判刑,则李元龙必将汲取教训,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一句话,我们是要胡乱罗织罪名、制造一个敌人呢,还是要公正司法,挽救一个新闻记者呢?

审判长、合议庭,李元龙案件是一个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案,正在被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对李元龙案件的处理将深刻影响我们毕节地区、贵州省甚至我们国家的形象,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影响人民对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理念的信心。我相信我们毕节地区的司法机关一定能维护国家形象、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理念的高度出发,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权的高度出发,从增强党的威信和执政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出发,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判决。
谢谢合议庭。

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 李建强律师
二00六年四月十九日

 

都柏林苍穹下

  有这样一个国家,在它成立之初,便注定要承受连绵不断的宗教纷争,以血腥的暴力反抗征服,在它不长的历史里记载了许多被压迫的屈辱以及反抗的荣耀。在这里的森林山谷间潺潺溪流都流淌着太多的感情,丰富得只有音乐才能抒发。在中世纪的战鼓声声中,有风笛在惆怅;在现代文明的机器隆隆中,有吉他在躁动;甚至在战马上也要高挂起竖琴,它就是美丽的欧洲岛国爱尔兰。从她的英文本意上,Ireland也就是愤怒的土地。而首都“Dublin”却是宁静而沉默的,“黑色的池塘”,沉郁并且清澈,就像由它抚育出的音乐一样,闪烁着千百年来凯尔特民族所特有的荣耀与屈辱之光,同时包容了具有崇高理想之美的民谣曲风、精微细腻的新世纪音乐元素,以及率真直露的摇滚节奏。爱尔兰被称为大西洋上的绿宝石,都柏林则是绿宝石中一抹黝黑的点缀,直到今天仍旧动感十足,异彩纷呈。爱尔兰人热爱音乐,喜欢饮黑啤酒,民族的血液里奔流着浪漫主义情怀,而其独特的民族斗争史又为这种浪漫增添了血与火铸就的深沉。在环海的空气里,这样的情绪宛如陈酒不断被发酵,催化出更浓烈香醇的醉人气氛。也许正因此,在爱尔兰才能诞生出世上最美的民歌,最有才情的戏剧,最有个性的音乐人,最空灵的声音和最受欢迎的组合,首都都柏林上空的苍穹,则更鲜明地见证和映照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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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柏林是一个古色古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式都市。作为首都居然没有一座摩天大楼式的建筑,除了尖顶的教堂外,几乎到处都是乡村式的楼阁。在城市的中心,无论是三一学院,还是高大的邮局、都柏林联合银行等气势恢宏的古典罗马建筑,都在展现着都柏林这座城市牢固而厚重的政治文化底蕴。同时,这个城市的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等精致的古典佐治亚建筑也美不胜收。市中心刚好被Liffey河分成南北两块,连接两地的十数座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桥,也是都柏林的特色之一。Liffey河就像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于伦敦一样,犹如城市的命脉,流淌着岁月的风云,承载着许多美丽与哀愁。坐落在河南岸的都柏林堡是城中最著名的古建筑群,建于13世纪初,历史上曾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总督府所在地。古堡由宗谱事务所、档案塔楼、圣三一教堂和大厅等建筑物组成;河北岸则是颇为现代时尚的商业区,有一条长长的O’Connell购物街。都柏林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凝城市与乡村,海滨与田园,幽静与热情为一体,具有浓浓爱尔兰风情的古朴风韵。放松的城市步调、田园般的沉静就是这个城市特有的城市风格。同时又和谐地融合了国际情调以及充满着无限的能量,保有着殖民时代和追求现代生活之间的平衡。
  
  民谣和戏剧之都
  
   不知是远古时代的哪一年,一种拨弦乐器——竖琴在爱尔兰的土地上诞生了。竖琴形状像满弦的弓,据说它的发明是有感于箭发弓鸣,而竖琴被拨动时发出的声音也确实如箭出弓弦时般干净、单纯,只是少了刺耳的锐利破空声。竖琴的发明使爱尔兰有了堪与苏格兰风笛媲美的民族乐器,它很快成为爱尔兰的象征:爱尔兰国徽的图案是竖琴;街上许多建筑物的门首上都有竖琴浮雕;甚至在美国的俚语里,爱尔兰人就叫做“竖琴”。 十二世纪时,爱尔兰竖琴家精湛的演奏技巧已经享誉欧洲大陆。他们在都柏林举办的竖琴大赛一时成为欧洲爱乐人心目中的盛典。此后爱尔兰被英格兰统治,这项赛事也一时停办。直到十八世纪,爱尔兰民族文化全面复兴,不仅竖琴大赛得到恢复,西欧大陆的音乐也在爱尔兰放出异彩,从那时起,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开始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音乐中心——民谣与戏剧在爱尔兰结出绚丽之花。
   戏剧在都柏林更是璀璨无比,作为欧洲的“剧都”,早在1637年,都柏林就有了剧院。十八世纪,都柏林雄辩的政治家、议员理查德·谢立丹创作了几部出色的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讽刺、挖苦都柏林人爱饶舌的《造谣学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在都柏林出生。他的杰出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用法语创作的剧本《莎乐美》是欧洲剧坛上脍炙人口的作品。1856年,在都柏林出生了十九世纪文坛上叱咤一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文豪萧伯纳,他对戏剧艺术的伟大贡献为“剧都”作了最好的注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都柏林阿贝剧院为中心,每年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戏剧节。引发了巨大轰动的《等待戈多》,尽管是在巴黎完成,但是贝克特身上散发的还是都柏林的气息。尽管戏剧是以对话为载体的艺术,但音乐在戏剧中的作用以及戏剧艺术对音乐的推动是互相的,由戏剧的繁荣可见音乐的昌盛。音乐与戏剧造就了都柏林,而都柏林的艺术氛围又不断提升爱尔兰人的艺术水准,如此才能使爱尔兰音乐不至灵感枯竭,长久不衰。
   都柏林,这是一个作家的福址。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辛格、希涅等著名作家都是在都柏林出生的。这些大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在爱尔兰出生、成长、受教育,在年轻时背井离乡,去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冲击,然后在国外写作成名。据统计,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以上作家当中,就有四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3年是叶芝,1925年是萧伯纳,1969年是《等待戈多》的贝克特,1995年是爱尔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希涅。其中乔伊斯更是以《尤利西斯》和《都柏林人》让这个城市更是弥漫了一层深厚的意识流色彩。满街的酒吧,最纯正的黑啤,最原始的爱尔兰歌舞表演,以及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逸事,如果你在这里停留,收获的不仅仅是风景。因为那些大文豪和清澈的音乐,都柏林是一座伫立在文学边缘,曾被遗弃的同时自我放逐的孤塔。爱尔兰人的生活中,音乐和酒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音乐反映爱尔兰人深沉的文化素养,酒则成了掩盖失意、逃避责任的好东西。这些在乔伊斯的文字中能看的出,他对爱尔兰民族音乐的态度以及他自己的音乐素养。酒吧的热闹、家庭的小聚、逢年过节时的歌舞盛宴——这似乎成了乔伊斯笔下都柏林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我们不必详细讲述朴实纯粹的传统乐队The Chieftains、苍凉激越红遍天下的 U2、孤高清奇卓而不群的光头女星Sinead O’Connor、清丽飘逸空灵神秘的Enya、Boyzone、Westlife这样实力强劲的偶像组合、Mary Black & Frances Black姐妹花、Clannad以及The Corrs这样的家庭组合……这些人或者乐队单独拿出来都是一个传奇故事。继新世纪音乐之后,新崛起的凯尔特人音乐家以他们独特的音乐魅力,已跻身于主流音乐行列之中,并对音乐潮流的指向和发展起着日渐明晰的作用,不论是以民谣为主的The Chieftains;还是具有浓厚怀旧艺术气息的Enya;以及U2那愤世嫉俗而又悲天悯人的作品,凯尔特音乐的丰富内涵满足了都柏林乃至全世界各类人的不同需要。音乐家Bill Whelan创作的,融合了优美的爱尔兰音乐和美妙舞蹈的名为“大河之舞”(Riverdance)的歌舞剧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巡回演出,更巩固了爱尔兰音乐在当今艺术领域的地位。
  

  都柏林的空气是歌声啤酒的交响
  
   都柏林海湾依傍在城市的东南侧,蓝蓝的海水、碧绿的草地,处处散发着大自然的气息。市内的博物馆、美术馆及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餐厅、酒吧典雅、古朴各具特色,文化氛围浓郁。人们以它众多的剧院和浓郁的戏剧传统风格而自豪,它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也许是与众不同的宗教氛围、文化气息和美丽的景色,来自这里的歌声都沾染上了内向气质、人文关怀和仿佛提炼自深海的纯净。都柏林的夜生活文化十分丰富,酒吧、剧院、俱乐部、夜总会,这个城市的夜晚五光十色,有着700多年历史的Temple Bar和那家拥有世界上第一套唱片集的老唱片店。在从Dame Street去往三一学院的南边的行人徒步区上,很醒目地矗立着一座少女推着车子的铜像。那铜像的底座上记载着那少女的故事——传说那少女在白天经常推着蛤蛎与青菜沿街叫卖,而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了花街姑娘。这个谜样的女孩,被写进爱尔兰的民谣小说中世代传颂,在1988年Dublin庆祝建城一千年时,就在市中心为她塑了一尊铜像。而这千百年后,这少女的雕像也真的成了收留无数流浪艺人的栖身之所。
   都柏林的市中心并不热闹,狭窄的街道里却有很多酒吧。年轻人天天晚上挤在一起狂舞畅饮,他们创作和演奏的现代派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一个占地仅28英亩的狭长地带,却林立着50多处艺术文化展示中心,如此高密度的文化艺术荟萃之地,既不在巴黎也绝非伦敦,而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圣殿区(Temple Bar)。首次听到Temple Bar,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一间酒吧,其实它指的是都柏林市中心一处洋溢着爱尔兰风情的逛街路段。没有Temple,只有Bar,就是一片酒吧区。青石铺成的巷道别有风味,巷道两侧的酒吧灯红酒黑,五光十色。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比市中心其他精华地段的房价低廉,所以这里吸引了众多艺术人士在此聚集。而今历经30年的蜕变,此地俨然已成为都柏林的文化地标,更成为观光客必访的朝圣之地。
   白天的街头艺人表演,不仅仅是拿把吉他自弹自唱,而是以展现爱尔兰音乐特色为主,或抱把竖琴撩拨一曲,或是率性地敲击爱尔兰鼓,再加上随处可见的艺廊、戏院及艺文中心,造访Temple Bar等于上了一堂免费的艺术课程。这里一周七天免费演奏爱尔兰传统音乐,闻乐起舞的大有人在,其他人举杯畅饮高谈阔论。The Temple Bar是整个酒吧区的名字,也是最老的那间酒吧的名字。酒吧里没有流行音乐,只有他们自己的音乐。欢快的手风琴,悠扬的短萧,急促的鼓点,自在的吉它,变换着乐器,一首接一首唱着爱尔兰的民谣。人们举着酒杯合唱。这样的氛围,是爱尔兰的氛围。Temple Bar是都柏林的文化之角,人们将它与乔伊斯居住的巴黎左岸相提并论。爱尔兰有着非常深厚的酒吧文化,这里的酒吧各有特色,有的热情洋溢,有的充满怀旧气息,有的是专为吸引旅游者开辟,无论哪一种酒吧,都是一个绝好的聚会场所。爱尔兰人狂热地喜欢这种聚会方式,每人手里端着一杯Guiness黑啤酒坐着或站着,交谈,或者专心看表演。爱尔兰像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只要有屋檐的地方都禁止吸烟,所以酒吧里虽然人多,空气却并不混浊。
   已有250年历史的吉尼斯黑啤酒,由亚瑟·吉尼斯(Arthur Guinness)于1759年首创。到1833年时,它已经发展为爱尔兰最大的一家酿酒厂。吉尼斯以香醇浓厚的口感,黑白分明的色泽,不但成为爱尔兰人的最爱,同时成为销售全世界优质啤酒厂牌。爱尔兰的城乡随处可见的小酒馆。每当夜色降临,人们便聚集在这类小酒馆中,一杯“吉尼斯”在手,海阔天空的胡侃,什么是世界最大的,什么是世界最快的……精明的啤酒商于是编了一套“吉尼斯世界纪录”,既帮人们找到了吹牛的依据,又助了酒兴,好卖出更多的酒。没想到,这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却不胫而走,名声早已远远超出了吉尼斯黑啤酒。位于The James’s Street的黑啤酒厂厂房建立了啤酒博物馆(Guinness Storehouse)并不壮观,但绝对现代化,是啤酒爱好者的迪斯尼乐园,是载歌载舞的盛大聚会场所,这里已经成为来都柏林旅游必到的一个景点。位于顶层的重力酒吧(Gravity Bar)则最具风韵。在这里,每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黑啤酒。这一层有着高大的落地窗,透过窗户,都柏林城市并不高,所以视野显得特别开阔,可以看见大半个城市。
   Johnny Fox’s Pub被称为“爱尔兰最高的酒吧”,位于海拔200米的Glencullen,村庄四周环绕着都柏林周边的山地,风景优美。这个酒吧最初建于18世纪末,是爱尔兰最古老的酒吧,据说是为打猎的猎户设的。酒吧门前放了一辆可爱的绿色古董老爷车,使我们在酒吧外就感觉到了古色古香。酒吧内充满复古情调,一走进这家酒吧,时光仿佛倒流了一个世纪。盥洗室内的墙壁上贴着原版的1930年代报道明星轶闻的报纸,走廊的两壁是一百多年来爱尔兰人习惯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打火机、酒杯、咖啡壶等等,像是一个小小的陈列馆。就连天花板上也挂满了这些物品。酒吧里的桌、椅都是原木雕成,配合墙壁上古旧的画报和古老的爱尔兰民族装饰,充满原始和返朴归真的气息。壁炉里跳动的火焰带来真实的温暖。
   现在每年的6月16日,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纪念爱尔兰的伟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用《尤利西斯》一书的主人公布卢姆来命名这一天;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人们更是按照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来复活昔日的都柏林,从人们的衣着到酒店的布置,好像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布卢姆生活过的时代,人们称每年的6月16日这一天为“布卢姆日”。每年的6月16日在ST.Stephen’s Green公园举行ST.Patrick’s Day,大型的音乐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狂欢者们来此唱歌、跳舞。而5月的喜力绿色能量节(Heineken Green Energy Festival)及6或7月的都柏林爵士乐节(Dublin Jazz Festival)就是音乐发烧友的当然之选。
   环绕着都柏林上空的似乎就是音乐,在这座久负盛名的音乐之都,众多的小酒吧里可以领略传统的音乐聚会,在国家音乐厅可以欣赏到全世界著名乐队和指挥的表演,在市内的广场和街道还可以看到激情四溢的摇滚表演和DJ。夜幕降临,无论你想听听传统的爱尔兰音乐,看看经典的歌剧、音乐剧,还是想舞蹈摇滚,尽情释放年轻无限的活力,都柏林的夜晚让你乐在其中。“你知道,是的,都柏林,从来没变过,始终如一。”《都柏林人》
  
  在都柏林有几件事情一定要去做:
  
  拜访位于市中心的旅游服务中心,位于Suffolk街的这幢大楼的前身是圣安德鲁斯大教堂(原Saint Andrews Church),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有关爱尔兰和都柏林的详细信息,同是也可借机参观一下那座经过修复的精美的佐治亚式建筑
  
  爱尔兰的酒吧文化是全球闻名的,都柏林有1000多个酒吧,一定要找个机会进去品尝一下世界著名的黑啤酒Guinness,并享受一下那种独特的氛围
  
  参观城堡,在都柏林以及周遍地区有着许多古城堡,在那里时光仿佛倒流,你可以寻觅到很久以前的历史,最有名的数Dublin Castle
  
  
品尝当地的美食。都柏林人对吃情有独钟,在都柏林成千上百的餐馆中你可以尝遍世界美食
  
  欣赏佐治亚时代的建筑,漫步游览Merrion大街和Fitzwilliam广场,你将可以看到最优雅的建筑群
  
  购物,不要错过到中心购物区逛街的机会,从Henry大街、 O’Connell大街再到Grafton大街,那里既有世界最时尚的产品也有爱尔兰传统的工艺品
  
  游览自然郊区风光,从市区驱车20分钟,所有城市的喧闹与繁华便消失殆尽,进入眼帘的是都柏林市郊那美如画卷的风景,这里有欧洲最大的公园——凤凰公园
  
  摇滚音乐,都柏林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城,这里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团体和音乐人,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世界顶级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