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两项世界童书姐妹大奖———“卡内基奖”和“格林威奖”的最终入围名单于日前公布，新选手们形成了一支显著的分支力量。“卡内基奖”的五名最终入围者中，有四位此前曾获得过该奖章；但奖金5000英镑、被认为是英国童书插画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的“格林威奖”的最后八名入围选手却都是新面孔。     “卡内基奖”是英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生于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而在1936年设立的，安德鲁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在孩提时代就能够进入图书馆。与美国的“纽伯瑞大奖”相似，该奖主要颁发给国内儿童和青年小说家，它没有像其他的文学奖那样带给获奖者巨额奖金，但提供每位获奖者价值500英镑的图书，供他们捐赠给自己选择的图书馆。     今年的“卡内基奖”入围者中包括1976年曾以《雷与电》获得该奖项的简·马克、以小说《黏土》首度获奖的戴维·阿尔蒙德，后者的作品是写给年龄稍大的孩子们关于“带阴影的爱”的故事。畅销作家GeraldineMcCaughrean的《彼德·潘》系列之最后结局《白色黑暗》也入围本次评选，小说电影版将在今年秋天上映。该奖项的新人入围者是来自英国诺福克郡一位由插图画家转变而来的小说家马尔·彼特，入围作品《他玛》（《Tamar》）是他的第二部小说。     “格林威奖”由英国图书协会为纪念19世纪儿童插画家凯特·格林威于1956年创设。其下设“年度最杰出的儿童插画家”、“最佳推荐奖”和“最佳荣誉奖”，每年由英国图书馆协会邀请“青少年图书馆协会”会长、副会长及图书馆协会成员组成评委会，是授予英国本土儿童绘本的最高荣誉，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它不仅选拔出许多优秀的插画家，也大大提升了儿童绘本的水准。     今年“格林威奖”的入围者中包括从前是旅行家身份的艾米丽·格拉维特，她曾经在女儿出生时，正驾车偏离一条马路撞进一幢房子，之后就开始画画以阻止自己“继续爬墙”。和她的作品《狼》一起入围的还有戴维·罗伯茨的《瞬间的红色》。两项大奖的最后得主名单都将于下月初公布。

  　第一次看新多媒体音乐舞台剧《榆树下的欲望》完整的现场版，我的总体感受这部戏还对得起两个词：经典和艺术。

　　毫无疑问，作为大型情欲悲剧，《榆》剧无疑有着以下几个吸引人的吸引眼球的看点：一是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同名扛鼎名著改编的经典戏剧、好莱坞艳星索菲亚·罗兰出演的同名电影的现代解读；二是通过舞台上时空变幻“灵魂出窍”等话剧和影视元素对周星驰《功夫》、《大话西游》中周式风格进行颠覆，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具有着先锋性和无法复制性；三是该剧多少与戏剧大师曹禺拉上点儿血缘关系，欲打造西方版《雷雨》；其四无疑则是在该剧中香港艳星翁红用身体语言诠释性爱，通过现代人的视角另类解读情欲。一个“情欲”自然吸引公众性感的眼球，令人目色迷离。

　　一般而言，源于生活的、感情的压力，人们大都谈“性”变色，甘愿“冒充”失去性本能的伪君子或柳下惠，当然，明星也是人，亦不能免俗，大多数明星都会避开“情欲”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交织在情欲和物欲之中互相打架。但掰开手指细细历数，从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恋爱的犀牛》到张学友的《雪狼湖》到伊能静的《周璇》亦是如此。

　　在这种意义上，我个人以为，香港明星翁红在历经婚姻变故和众人非议之后敢于杀入话剧，在话剧中融入电影元素，大胆出位，用身体大胆演绎打断骨头连着筋被情欲物欲异化的亲情，而且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勇气加嘉，仅凭这点，不能不令人拍手称快。

　　但问题是，从中国剧戏鼻祖李书同到剧戏大师曹禺到香港明星翁红，中国几经浮沉的百年话剧，从露脸到裸露，你究竟还能露多久？

　　列位看官其实大可不必诧异，我这里所说的“露”可以拥有两层理解：一是指话剧中的裸露镜头、另位出位和新鲜元素；其二是在中国话剧近年步入“冬眠期”时，究竟能够支撑多久？！

　　毫无疑问，如今中国话剧的不景气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在中国已有近一百年历史的艺术种类似乎进入了冬眠状态，要唤醒它绝非简单的事。因此，许多公众耳熟能详的话剧明星纷纷玩起“乾坤大挪移”，从话剧舞台转行影视行列，从达式常、奚美娟、濮存昕、潘虹到方舒、雷恪生、佟瑞欣到田海蓉、孟京辉……细细历数，话剧舞台，还有几人？！谈指话剧和影视市场，从孟京辉的《切·格瓦拉》到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从话剧票房到电影票房的反差，本身就是明证。

　　退而求其次，即便是穷且日艰的话剧坚守者，如今也大都曲高和寡，纷纷从“时尚”、“先锋”、“前卫”这套词汇里寻找精神突破口和戏剧出路。

　　中国那些昙花一现的话剧明星究竟都到哪儿去啦？！

　　如今，潜在的事实是，话剧不景气，众多话剧演员大都自找门路，拍电影、拍电视剧挣大钱去了，谈何精神恪守？更何况，与同期成名的影视演员相比，话剧演员的艺术青春无疑是短暂的，他们需要在短期内成名成家，而目前话剧的状况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加之圊于小圈子，加之体制、机制等原因导致中国话剧精神内核中独立思考的丧失，中国话剧市场想不进入“冬眠期”也难？

　　颇有情趣的是，正当内地话剧演员淡然隐退步入影视行业之时，香港台湾等演员却纷纷步入话剧领域，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现象：先是张学友的《雪狼湖》抢摊登陆、而后伊能静的《周璇》招摇内地，紧接着“影帝”梁家辉翻身上马携粤语话剧《倾城之恋》抵京，而后5月19日翁红的新多媒体音乐舞台剧《榆树下的欲望》也在北京保利剧院巡演3天，两次话剧巡演仅差4天之隔……中国话剧这回真的露脸了？！

　　但露脸也好，重出江湖也罢，但接下来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话剧的市场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迅速火爆拉动更多的市场？

　　辩证地说，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更新，众多剧种也越来越多元化，任何一门艺术的延续必须融入全新的元素，这既要利用明星们的人气增加话剧影响，又要通过更新创作观念、艺术手法、吸引更多观众的绝佳眼球。在此意义上，明星全新出位，用身体另类解读“情欲”，大话性爱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传统话剧相比，现代话剧到底拥有多少“新鲜元素”。

　　中医理论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任何一门艺术其实都是相通的，实验也好，先锋也罢，“偷天换影”也好，对无厘头元素悲剧性解构也罢，只要你形式新颖，拥有着独立的精神和价值判断，真正透视现代人的心理，公众看着大有嚼头，就会为你买单。

　　从曹禺的《雷雨》到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到翁红的《榆树下的欲望》，从露脸到裸露，中国话剧，你究竟还能露多久？！

  80年代前期，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古典文献专业。80年代后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教法律文献学。我对社会经济政治的了解很宽泛。如果从专业角度去看80年代的赵紫阳精神及其与后来的时代精神的对比，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讨论的是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深厚的政治伦理传统，这些集中凝聚在古文献中，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古文献中最深刻的精萃。

90年代以来，一些貌似神不似的学问家包括国学家侈谈学术并批评80年代归结起来，就是说80年代浮夸和激进。然而，我还是觉得80年代的各方面领军人物比90年代的那些政治领袖、专业精英和学问大师更得中国传统的神韵。这种神韵就象作诗一样。唐诗不是推敲词句和工整韵律可以模仿的，而是首先要得古人的精神境界和心胸气度。那种天然混成的神来之笔是内心感悟的自然流畅的表达。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在权势、名利和各种诱惑面前更独立和有操守，更有自觉的尊严和社会关怀，更有进取性和批判性精神境界。而且整体道德评价取向构成的环境更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中的氛围。我实在不明白那些研究国学的大师为什么贬低80年代。他们也许混淆了公共讨论空间中的知识与专业研究中的知识的区别。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和变革或许可以需要他们所张扬的精神，但80年代决不缺乏这样的精神；不过，这样的专业研究是在专业圈中，不妄自试图替代公共讨论中的知识的作用。我们一般关心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角色。80年代确实有承继古风的气势和境界。试图以专业精神和标准扼杀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精神，是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职责，自我放逐为边缘势力。9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与当局的政治控制有关，也与商业化大潮和物欲横流有关，但更是与90年代知识界整体的精神取向和自我发展意识定向有关，其中那些替代被政治迫害清除的80年代知识界领军人物而新起的领军人物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政治家之间的对比也是这样。虽然从现代化标准看，80年代的政治领袖群体的思想或工作作风还比较原始，但是其整体精神境界和气度更符合人们对领袖的一贯要求。关于政治领袖的文化有三方面的涵义：人们对领袖的期待是一种政治文化，领袖自我期许的形像是政治文化，社会和政治对领袖评价的舆论环境也是政治文化。我一直认为，在具体内容上，各个时代和国家对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文化有不同要求，例如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不同，或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但是，对于领袖的要求也有相同的地方。就这些相同点而言，80年代的政治领袖文化比90年代的更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要求。我这里讲的80年代包括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万里，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赵紫阳先生，而且我想以赵紫阳为这个群体的代表来展开讨论。而90年代的领袖，我主要指江泽民以及他的江家班；我以江泽民为代表来进行比较。这样，我的比较是赵江之间的比较。

首先，赵紫阳比江泽民更符合政治领袖的出道方式。以前不说，赵紫阳是在70年代后期因为农村改革而从地方封疆大吏一跃成为全国政治明星的。其实，70年代后期，赵紫阳不是中央领导；而且，无论就资历，还是就反对四人帮的战功，赵在地方领导和部门领导中都不是出色有名的，也没有中央的裙带关系。然而，那时了解中国政治的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应当从万里和赵紫阳之中产生。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很象中国传统政治的领袖候选人。在非民主政体中，理想的中国政治系统是最合理的一种。领袖应当是受命于天，而天心即是民心；童谣民谚就是民心的写照。而江泽民则不同，他是邓选的领袖，是邓的追随者；全国民众不知道他，他在上海民众中口碑很差，远不如朱?F基。党政系统的干部也对选择他很吃惊。连他自己都说意外，从未想过这么一天。因此，江泽民成为领导不是人民选择的，没有民意基础。几天前，他在临别讲话时也说：“小平同志把担子交给他”一语道破他的权力来源和基础。现在有人美化说，邓江交接的禅让和江胡交接是古风禅让再现，中国政治史新佳话。似乎现在中国是尧舜时代。我不明白，这些读书人怎能如此歪曲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和水准。尧舜和舜禹之间禅让是以公认的无人能比的政绩和民间普遍称颂的口碑作基础和选拔新领导标准的，怎么能与圣人之治相比？如果当时邓小平禅让，应当禅让给胡耀邦或赵紫阳，决不会是江泽民！邓小平确实想行尧舜之道，也选择过胡赵，但他毕竟不是尧舜，最后因为平衡其他老人意愿和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废掉胡赵。邓的禅让与尧舜禅让的标准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尧舜圣人之治，政通人和，而江时期中国除物质指标外的各项文明标准全面恶化。江本人不仅没有尧舜的威信，而且成为付费手机短讯中的笑料。

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文化的另一项比较是他们的心胸和作风。赵紫阳不仅视野开阔，倡导新技术革命和各项改革，而且务实质朴。其实，凡是领袖真心为国家和人民考虑，不论是民选的还是的其他方式选择的，都一定务实和体察民意及民间疾苦，也一定会勇于任事，敢担责任。不同在与前者是制度保障，因此普遍而且可靠；后者是个人修为，因此个别而且容易变化。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社会协商机制和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都是务实和民本的结果。相反，江泽民则是好大喜功，浮夸做作之辈。他并不关心民间疾苦，也无视民心民意；他小心侍奉太上皇，而后追求伟人地位，他只相信的权力运作，以胡罗卜加大棒，糊弄乃至制造民意。

现在，新领导继位，我认为应当学习80年代的政治领袖，而不是90年代的政治株儒。更不能到西柏坡去取经，那里只有中华民族政治史上最荒唐和血腥的统治的种子。

最后，我想说，江泽民能够如此荒唐地行事还被吹捧为领袖，是与90年代的知识界有关。知识界以专业为借口，解除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良心义务，放弃界公共空间中的批评性制衡的职责，是政治腐败和专横的重要条件。重建中国政治领袖的健康选拔和管理机制的重要条件是恢复被90年代破坏的健康的领袖政治文化。而知识界应当首先确认和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强化对领袖的批判和监督职能；领袖则应象赵紫阳那样，在历史转折关头，体察民意，顺应潮流，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的福益勇于任事，不怕付出个人代价。这样才会成为人民的领袖。

我在上初中时，曾经认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已不是华夏文化，而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混血，南方更能体现传统意义上的汉族文化，结果遭到了家长的批评，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还珠格格》热播时，我写了《〈还珠格格〉批判》，顺带着批评了其他的“辫子戏 ”，结果引来许多人的不解；这一时期，我还写了《向“说不”说不》，又被人抨击为大汉族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观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怪胎，它既不同于前苏联的和前东欧的，也不同于朝鲜、越南的。比如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个在户口簿里也无法体现的民族，在中国却被堂而皇之地叫了起来，在共产党夺权以后更被无限制地强化了。虽然强调阶级性，淡化民族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但像中国做得这样成功和到位的恐怕没有第二个。

“中日友好”那阵，据说一位老大娘看到日本国旗升起时，竟当场昏了过去。就是这样强烈的民族情绪，二、三十年后，竟所剩无几了。

毛泽东晚年时为了联日抗美，百般讨好日本，不仅认为日本人“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 甚至还说过“感谢日本军阀”这样无耻的话：

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 (1961/1/24))

一切从政治实用主义出发，以强权、政治斗争和糊弄的办法，生生地压抑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民族意识   。满清就是这么干的，共产党也这么干。

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轻易地顺从如此非理性的观点呢？说到底，还是强权在制约、扭曲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国人觉醒了，像《河殇》、《中国可以说不》那种浅薄、可笑的东西再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了。《河殇》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把现在的黄河流域说成是华夏文化的结果，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华夏文化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一代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袋的中华民族概念，忽略了华夏文明的变迁和演化。《中国可以说不》也是，完全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服务，相当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你可以说他们是保守主义，是共产主义，但决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好在今天的中国青年再也不会像没有网络的上一代人那样被随意愚弄了，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自觉抵制便是明证。

中国能有这样一群青年是可贵的，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当然，他们这种激情还需要适当引导，不能让它走向非理性。

有人说现在的小青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可我觉得他们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而我们的青年要有自信，不要因为主流打击就动摇了，有些人脑子受思维定势的影响，逻辑混乱，脑子转不过弯来，那就让我们来给他们纠偏。

西方的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形成的民族主义是没有根基的，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自相矛盾。这害了许多上一辈的人，一些人因此嫌弃自己的民族文化

，实际上，他们连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

至于一些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丧权辱国、贫穷落后的极端年代，又受到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们要推倒重来，他们不仅要打倒共产党，还要打倒儒家文化，让基督教文化来统治中国，这也是十分荒谬且不可行的，他们应当知道，只有牢牢立足于本土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

再回到“施琅”的问题上，“台独”，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我们更应该反对的是丧失廉耻的极端利己主义，因为“台独”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其实，对于“台独” ，在某些小农意识浓厚的官僚和御用文人那里是无所谓（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得失），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子不喜欢，于是他们就要攻击。怎么攻击呢？军队动不了，那就动嘴、动笔过干瘾，只要谁收复台湾就是对的，管他是政治反动，还是寡廉鲜耻。可如果台湾没有宣布独立，代表的又是“先进文化” 和“先进生产力”，那你鼓吹攻打台湾不就成了反对“三个代表”啦？再说了，手足之间拼个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好玩吗？

“节，不必为君守，当为江山社稷守，为自身守” ，这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文天祥说的。对一个人来说，做人最重要，只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其他的就相对次要了。

当时台湾代表的是明朝，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反攻大陆”，我这里并不是说明朝有多好，但你吃明朝的饭，拿国家的俸禄，你就不该翻人家的碗底，置民族于死地，这就是做人的原则。武王伐纣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师，是华夏的正朔。但既反对纣王又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更令人尊敬。更何况，满清征服中国是野蛮、落后的游牧文化战胜相对文明、先进的农耕文化。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大开杀戒，在占领中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又用血腥的手段强逼汉人剃发、易服，搞满族特权、大兴文字狱。满清在政权的合法性上，可以说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地方。

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假民族主义吗？还是发自于我们良知的真民族主义？我觉得网上有个观点说得特别好：

施琅自称十七岁即作贼，南明隆武朝时参加了黄道周援助金声的义兵，因为黄道周不听其建议而出逃投靠郑芝龙，后随郑芝龙降清，在镇压广东抗清起义活动中罪恶累累。因为不得李成栋信任，自感前途无望，后来又投靠郑成功抗清义师，直到曾德事件后再次降清。南明永历帝死二十一年后，施琅灭掉了中国最后一个抗清基地台湾。施琅的一生，没有忠义观念，先做明人，再做清将，又做明人，复做清将，反复无常，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作为民族英雄！

在我看来，就这样一个为一己私利放弃基本道义和良知的三姓家奴，不仅没有资格做民族英雄，恐怕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吧。

1944～1945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分离主
义运动，分离主义分子甚至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于这次
分离主义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在客观上支持了共
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被共产党吹捧成“三区革命”。事实上，所
谓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推
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

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
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
“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33年，苏联就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一次反新疆金树仁政府
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
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
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
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
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
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的“三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的。分离主义分子、苏联代理人、后任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包
尔汉曾自供道：“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
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也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
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所作所
为，就知道它与所谓的革命不沾边。

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主席
艾力汗吐烈是苏联乌兹别克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在苏联农业集体
化年代他从乌兹别克跑到新疆布道，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
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
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他夺
得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
而且还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
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
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除此之外，分离主义分子还大肆屠杀汉人。1945年1月伊宁被攻克
后，大批极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
到事态被制止时，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
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
死。“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
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

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把
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
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进行镇压。

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
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
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
谈判后，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
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

此后苏联仍试图控制新疆地区，国民党军队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
河而武装对峙。苏联代理人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
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军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
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
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阿
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中共政治
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故可能是
人为的。

所谓的“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是在苏联人操纵下的分离主义运动，运
动中数万无辜的汉人平民被大肆屠杀。但是，同为苏联人傀儡的中
共，却对“三区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
信给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
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12月20日，曾经屠杀数万汉人的
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五军。

江泽民五一出巡折射出中共内部权争，人事、政改、法轮功问题会是中共高层在十七大前争夺的焦点，如果改革派获胜将会出现新的局面。

（一）江泽民五一出巡，扰民造势为哪般？

我的好友李昌玉向我报告特大消息，说江泽民来了山东。先前几天，李昌玉去属于潍坊地区的寿光市参观蔬菜博览会，当地人告诉他，江泽民参观了才走。江泽民是从潍坊去的寿光，然后去了青岛；五一那天听解放路上的店家说：城管部门关照道，江泽民来了济南，门口千万不要乱摆乱贴，别砸了饭碗。

据海外网站报道：江泽民4月29日到济南，住进南郊宾馆（当年毛主席住地），沿街马路戒严。这也使我想起了近几日济南市容有大变化，不但（城管）车辆满街跑，沿街的小贩被赶得到处逃窜，晚间十点多，还有撒水车在街上清除灰尘。

五一黄金周，是在职人等外出、旅游、购物的难得机会，各地交通、旅馆、景点都是超负荷运转，江泽民出行一般要进行一级保卫，火车要开专列。江泽民选择五一前后出巡，沿途警戒、戒严、清道、迎送，安排接待，兴师动众，浩浩荡荡，不但扰民，而且扰官。江泽民为啥要选这个时间出巡呢？过去中共高官出巡多是保密，而这次老江出巡，却是江泽民人马未到，消息已不胫而走。看来老江并没有要求对他的出行进行保密，江泽民五一黄金周出巡，看来是有造势的意向，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人还在，势还在，心不死。他要利用五一黄金周为自己造势。

（二）中共党魁善于利用出巡放风、造势

中共的党魁们，利用出巡的机会进行放风、串连、造势，早已有之。毛泽东1966年，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到江南出巡，甚至由省委书记陪着游长江；后来1971年，他为了反对林彪又再次南巡，放风：邓小平辞去职务之后，1992年以其近九十的高龄，离京南巡，找了各地领导谈话，也是抱着特殊的意向，后来还编了南巡讲话。当前江泽民在“十七大”之前出巡山东等地，我想不会是单纯的旅游、散心、与民同乐。江泽民其人，性格狂傲，经常模仿毛邓，从他的下台可以看出他的无赖性格。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担任二届，但是他却抓住军委主席不放，学邓小平做太上皇，后来迫于形势辞了军委主席，现在他模仿毛邓利用出巡，制造影响，应该是意料中事。

（三）十七大前党内的权争

明年（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会上将对上层人事、大政方针、做出最后决定；按照中共惯例，党代大会（约二千代表参加），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是表现“党内空前团结”，是“统一思想”的大会。那里不是讨论、争辩的场合，中共的重大问题，都要在一年前的中共全会上做出决断，所以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全会上很可能要讨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名单，尽管是候选人，但因为常委选举不搞差额，候选人名单一般也就是明年的十七大的常委名单，所以谁上谁下，要在今年会上做出决定。中共常委是中共领导核心，中共高层必有一争。

2002年胡锦涛当上总书记，但江泽民没有放弃权利，他以太上皇身份占据着国家军委主席直到2005年，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己的人马，使自己在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占据多数。将近四年来，胡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周围却多是江系的人马，面对这种局面，胡温不会长期容忍。前些日子传出，胡温要把江派上海帮的老窝上海市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调出上海，这个消息曾广泛传播，后来据说江泽民极力反对，并以公开参加上海交大校庆会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结果那次人事变动被搞黄了。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现代社会，在民主体制下，通过竞选上台的反对派，必定重新组阁，只有这样才能推行新的政策，带来新的气象。江泽民以太上皇的身份，为胡温安排了接任班子，但胡温也是有头脑的人。不会甘心接受这位名声不好，政绩不佳，的太上皇为自己安排执政班子，他们必然会寻机更换人马。这就是高层权争的一个基本动向。

（四）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内部历来有派别

我曾批判过毛泽东，但不能因人废言，毛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对的。中共内部历来有派别，现在看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派，应该是党内的保守派或曰守旧派。江泽民掌权十余年，从他的执政、用人、推行的体制、退位时布置上，都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中国当代阻碍历史前进的守旧派，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上的保守派（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拙著《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香港版）。

党内政治上的改革派，应该是江派的反对派，这一派，到底有哪些人，因为中共政权的不透明，现在还不能彻底看清，胡温是不是政治上的改革派，现在还难说。这两派的争夺，必然会围绕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展开，江泽民利用五一黄金周出巡造势，就是为江系人马壮威，拉拢地方势力。

希望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在“十七大”之前加油，奋力推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也应该与他们配合。

两派斗争除了人事安排方面展开，还要在重要的政策方面展开。

（五）政治改革是争夺焦点

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如何改革？这在党内党外会都有不同的看法。江泽民当权，对政治改革开倒车。当前党内的改革派肯定会强烈主张恢复当年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会对江泽民反对改革的行为提出批评。这应该是围绕十七大在党内的重要争论之一。

胡锦涛四月二十一日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还说：“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愿意借鉴外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不会照搬我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注：《人民日报》4月24日）

从胡锦涛的讲话来看，有要推行政改的意思，但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六）法轮功应是一个争论焦点

江泽民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把他们说成是“邪教”，把成千上万信仰者，不经法律程序，剥夺人身自由权利，关进劳教所和洗脑班，他们广泛的使用酷刑，致死的学员数以千计。最近还有人揭发有盗卖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焚尸灭迹的事件。

江泽民及其追随者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跨世纪的信仰迫害，是灭绝信仰的罪行。是中国近十余年来最大的侵犯人权事件。法轮功学员的抗争遍及全国，国外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我想，胡温等人，不会甘愿为江泽民背黑锅，他们在任期内应该会在这个问题上，与江派划清界线，给法轮功一个公正的评价，使法轮功由地下转到公开，获得合法地位。围绕“十七大”召开，如果他们提出结束迫害法轮功，既能够使自己摆脱困境，又能够打击江派势力，使得他们自己在“十七大”之后，以一种比较清新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迈出一步。

现实很清楚，因为镇压法轮功而造成的社会的反抗，是引来今天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动用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地方行政资源，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也引起一些地方的反感。镇压法轮功还招来国际上的谴责、抗议。这次胡锦涛主席去美国，沿途都有法轮功的抗议，王文怡在布什的欢迎仪式上的呼喊，造成全世界性影响，不但冲击了胡锦涛访问的气氛，也使中国国家元首形象受损。如果法轮功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以后国家元首的出访都会变成一件难事。胡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为了在十七大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了打击顽固的江派势力，他们应该会设法丢掉镇压法轮功这个包袱。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对信仰迫害！反对迫害法轮功！维护法轮功的人权。

（七）江的出巡与法轮功问题

山东是法轮功异常活跃的地区，反抗也非常惨烈，对法轮功镇压也是全国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寿光、济南、潍坊都是重灾区。

江泽民出访山东，尽管大陆媒体封锁消息，但地方官员们在口头传达时，对江泽民的行程却不避讳，还有张杨的意思。看来江泽民是要在山东为自己造势，给追随者们助威，为继续镇压法轮功加油，为“十七大”权利之争中的江派人物造势。但是江泽民不管怎么表现，他到底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他在台上十余年，在民众中留下的印象太坏。他对法轮功信仰者迫害的残忍，势必要受到法律的、历史的追究。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人迫于淫威，也有人是为了在官场上寻找依附，不得不唯唯诺诺，对他笑脸相迎，今天作为过时黄花，已经失去权势的江泽民，还有多少影响力？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现在出来造势、闹场、搅局，留下的只会让自己丢丑。

2006年5月6日于山东大学

约翰卡姆今年五十五岁。为了适应与中国人打交道，他改了一个既与原名音近，又颇有中文韵味的名字“康原”。他原先是一位美国化工企业雇员。当过香港美资企业联合会的主席，有一辆工作用车,一座别墅，还请了一位管家。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资产阶级化，太物质享受了。他要改变自己，适应新的任务，就像美国人有时候喜欢这么干的那样。从此他成了一个探索者和请愿者，一个让善心的同龄人汇寄捐款，首先是做好事的人。

康原从十六年前就开始在中国搜寻因宗教或政治原因身陷囹圄的囚徒。为了帮助这些人，他和他的雇员们爬梳几十种地方报刊，通过统计资料来摸索，研究专业刊物和公开可以接触到的法院文件，运用这类方法找到了大约五千名政治犯。他们属于不知去向的人，因为官方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政治犯。中国共产党的反抗者，地下教会的成员或者自由工会的会员，在幕后高层的眼里，跟平常的刑事犯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往往作为“煽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或者“扰乱公共安全罪”而判刑。

康原说，这类事情在中国可是寻常小事。其他比如，只要监狱看守认为某罪犯不愿意表示认罪，就可以延长他的刑期，也是寻常小事。把跟异议分子的交往推向公众，是一种特殊情况。政治警察，法院也一样，对能把违法者和他们的罪行在地方报刊或专业刊物上公布于众很感兴趣。这样惩治“国家的敌人”一方面促进了迫害者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可能震慑仿效者。一旦康原再次发现新的案件，他就打点他的随身行李，带上他的名单飞往中国。

在那里近些年来他一直跟不少能提供帮助的人们保持着联系。他认识许多外交官、检察官和警方人士，凭他彬彬有礼的交际和博通中外的知识，俨然被视为一位中国的朋友。因此外交部接见了他。他提交了一份政治犯的名单，按照他的说辞，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提前释放。

例如，康原最新的名单上就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雇员赵岩，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就被警察拘捕，一直都没有判决；另一个就是基督教牧师蔡卓华，2005年被判处三年徒刑，因为他曾经分发《圣经》给中国人。已经有四百名政治犯在两年时间里提前释放了，只因为他们的名字列上了康原的名单。

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康原在一家北京的餐厅里，出现在各国记者的面前，作总结讲话，他的头发灰白，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老成持重。他患有糖尿病，消耗体力甚多。他曾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瘦了十公斤。他的牙齿全部掉光了，新的全副假牙给他带来了不适。但是沉重的病痛并不能妨碍他十足的热情。“犯人名单肯定是有用的”。康原这样说。

不言而喻，一切还要看那些干部的心情和政治大气候。美国总统要来访问了，或者某位高官要前往华盛顿了，中国当局提前释放若干政治犯的机会就增加了。此外，如果政治犯名字上了康原的名单，还有其他的好处。或许狱卒会对待他好一点，或许他会忽然额外新添了一床被子，或者还会有医生来为他检查一下身体，或者他竟能跟家属见上一面。

康原估计，中国大约有一千名政治犯囚系在狱。公安一处和国安一处大约有三万名员警专门监控张贴抗议传单的人，打算游行示威的人，书写批评政府的信件的人，发表“发牢骚”诗歌的人，或者组织党派和工会的人。另外还有大约三万员警专门监视网路，搜寻博客和官方不喜欢的网站。

什么人十分招惹注意，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丛林中的国营农场，要不就是送进精神病院，劳教所，或者劳改场。这些囚禁场所有时甚至竟然是隶属于铁道部门的机构。

康原是在他的香港经贸生涯中从事针对北京的院外活动时开始转变成一位人权活动家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不久，他坐镇华盛顿作为商会主席，力争给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便继续推动贸易。在一次与一名高干聚餐的饭局中，他忽然突发奇想，要求一点回报：请求释放一名刚刚被捕的大学生。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这闻所未闻的要求当然把宴会的气氛搞得很僵。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年轻人却真的出狱了。从此康原找到了他的天职。当生意和良心不能协调的时候，他在旧金山创办了对话基金会，并一门心思地关注那些囚犯们的希望去了。

他不无乐趣地陈述着一宗最为著名的案件。被监禁长达四十年的西藏僧人桑波从拉萨市阴森恐怖的德拉普契监狱，以医疗方面的名义，被谈判释放了。桑波是北京所仇视的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从1965年开始被长期关押。有人曾对康原说，他本人根本不想要获得自由。这时康原终于被允许访问拉萨，接着桑波竟以七十高龄恢复了自由。现在他生活在瑞士的一所喇嘛寺中。

调节协调，康原一直乐此不疲。也许这位已经变成人权活动家的美国生意人，此时此刻，他的二度生命如此度过，正觉得得其所哉。

── 明镜2006年第十期

 

一次是去年初(2005)在欧洲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一次是去年终在亚洲的世贸组织(WTO)会议。前者论坛中少不了政治明星与官方排场，后者会议里则是部长们的资源运用与利益拉扯。屋里虽矢志消除贫穷、共创利润同享，屋外反全球化及农民团体的抗争却让警力开销逐年上升，受伤、被捕的人数有增无减。永远是媒体焦点的这两大国际组织，其诉求方向近似，摆在眼前的事实却与希冀背道而驰，其中出错环节的因素极其复杂，此处所提出的衣索匹亚概况只是诸多纷乱例子的其中之一：

 

1998至2000年衣索匹亚和邻邦厄立特利亚（Eritrea）为争夺Badme村，折损了七万条人命。原先衣索匹亚攻占Badme，调停后，村子又划给了厄立特利亚，由联合国在边界缓冲区监守。衣索匹亚总理Meles Zenawi咽不下纠纷原本就毫无意义，不但耗损国力又失掉领土的事实，拒不承认调停的结果。近来厄立特利亚总统取消联合国直升机飞越领空的许可，目的是要逼迫联合国对衣索匹亚施压，签字承认Badme的归属。衣索匹亚总理认为此举是种严重威胁，并在国际社会摆出一付牺牲者的姿态。

 

衣索匹亚是世界第四穷国，有七千万人口，每年虽接受十亿美元外援，却必须以收入的108%偿还债务，由于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国家支出的40%直接由国际社会承担。在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里，却有一支配备战斗机及五十万名士兵的现代化军队，和厄立特利亚最后一次的战役花费了29亿美元。同样地，厄立特利亚是个人口350万的小国，竟然有35万人的军队。在2/3人口必须靠国外养活的情况下，军事预算却占国家支出的1/5。这两个东非国家另种贫穷的原因，在经济论坛与世贸组织「会外会」的抗争诉求里仍旧严重缺席。

 

输出金援的西方富国难道无法驱赶这两个国家坐近谈判桌？不能！欧盟提供最多发展所需的物资，美国则是最大的粮食来源，为了围堵索马里的恐怖份子，衣索匹亚成了基督世界的「长矛尖端」，是美国重要的反恐盟友。只要富国在此不断投资，便有权利左右其济助区域的政策。衣索匹亚总理当然也懂得如何顺势将富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至少他的船公司可以在每公吨粮食运送中图得40至50美元。富国利用纳税人的钱透过非政府组织间接治理穷国，穷国也乐得将己身的贫困交给富国承担责任。

 

已开发国家的农业机械化，产能大增，粮食过剩。若把粮田变更为工商用地，遇着特殊情况时将无法供给自家粮食，有违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考量。生产过多又不能大量缩减耕地面积的情况下，只能对内补贴农民，对外将余粮倾倒在非洲。穷国小农粮食生产与联合国所提供，在巨大船舱里以挖土机所铲出谷物的价格无法抗衡的情况下，「原本随着雨云而居的游牧人，现在却追赶着粮济的车队」。

 

南非的小黑麦（Triticale）不但能够提供比衣索匹亚传统的Tef多三倍的收成，且耐霜雹、抗疫病。北欧的农业专家认为只要衣索匹亚1/3的耕地改种小黑麦，便可立即消除饥荒。此一建议却遭到拒绝，原因是用小黑麦做不出像Injera烙饼那般好的传统吃食！由于农民的耕地面积小而分散，某些人又囿于Captic Christian年历上每年有至少150个崇敬圣人而不工作的日子，接受粮食救济便成了该国的一大产业。

 

世界粮食计划(World Food Program)不愿停止其工作，否则他们便显得多余。首都Addis Ababa里300多个来自各地的救助团体有数千个工作人员，其中至少1/3从事粮食分配的工作。什么时候粮济作业已进化成非政府组织的衣食父母？穷国一旦上了榜单，就逃不出国际社会所布下天罗地网般的慈善事业。

 

贫穷并不只发生在穷国，全球有多于1/3的穷人居住在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起飞的国家。有些反全球化人士将新兴国家的穷人与非洲穷国混为一谈，或不将穷国的大地主与少量生产的小农户加以分辨。在工业国决定对来自穷国的进口货物不加关税的同时，穷国也必须有防杜贪腐的决心。

 

非洲最缺乏的是有关贸易上的基础建设与配套措施，有了商人，才能对政府施压，进而改革有望。贸易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却是成长与发展的前提。在国民党为了巩固江山而到处逮捕异议份子并大显贪腐的时期，正有一批手提小包，装着劣质产品，操着别脚英语的台湾勤奋商人在海外奔波，而造就曾经有过的经济奇迹。一些为非洲穷国叫屈的全球化人士，或许当问问，为什么台湾能，非洲不能？

近期以来，网上连续出现了多篇冒用本人姓名的文章，到今天为止一共发现了五篇，包括《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复旦大学成淫魔教授们的温床》、《〈复旦大学成淫魔教授们的温床〉第二批名单》、《十五大代表、复旦大学王生洪教授是一只大色狼》、《傅国涌致马英九的公开信》，当最初发现网上出现前两篇冒名之作时，本人5月2日就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中严正声明，予以澄清。这两天，不断有朋友来电询问，昨天晚上接到电话说，网上出现一篇《傅国涌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的文章，他感到不是我所为，我上网一查，果有此文，从文风和笔法看，与《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似乎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主旨都是要贬低胡适，与本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关于复旦大学的三文显然是一个人所为，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本人一无所知，更是无从说起，也不屑置评。

专制导致德行的败坏，长期的专制扭曲了健康的人性，冒用别人的名义，将自己观点强加在他人头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窃喜，从而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行径不仅严重侵害了他人的正常权利，也伤及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诚信法则。我被人冒名不是第一次了，一年多前也曾发生过一次。然而，这一次，我看到这幺多冒名之作密集地出现在网络上，还是感到震惊，也感到困惑，难道互联网已成为冒名者的天堂了吗?冒名者到底有什幺用意？怀有什幺样的目的？查中文网络，好象”博讯网”是这些冒名之作最集中的地方，甚至是始作甬的地方，我没有该网站的联系方法，希望在此文公开发表后，”博讯网”编辑能将这些冒名之作删除，同时以后不要转贴任何署有本人之名的文字。

互联网本是人类的一大创造，已成为一个信息交流、人人平等的公共平台，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冒名者肆意横行的地方，所有网站、网友应共同抵制那种不负责任的冒名行为，共同追求一个开放、可靠、诚信的公共平台。

在这里，我要谴责冒名者的卑劣行径，同时再次重申，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网络论坛上发表任何文字，请读者朋友明察！

2006年5月7日

在宁夏永宁县，黄河塌岸毁坏了大批河滩地和承包田。灾民多次找政府部门求助得不到回应，受灾农民自行护岸力不从心。没有办法，老百姓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集资2000元请来和尚祭河，祈求“河神”不要继续毁坏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岳粹景先生以荣辱观看灾民求神，他在《华夏时报》上撰文说，八荣八耻是一面镜子。“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灾民求河神就是“对当地政府不作为的一种无声的嘲弄”。

 

4月19日，江苏太湖边。7岁的刘辉与比他小2岁的妹妹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妹妹掉到河里。面对妹妹的呼救，近在咫尺的刘辉没有伸手拉妹妹，也没有呼救，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玩耍。事后，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呼救，小刘辉说：“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

 

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曾在一次县干部大会上说：“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

 

甘肃省永靖县永靖中学根据考试成绩排名征收管理费，理科生548名以后的，文科生95名以后的，每人需交400元。校长张荣林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学习肯定要和钱挂钩啊。”

 

4月23日，温家宝在重庆江北区光大奶牛科技园养殖基地考察。他在那里留言：“我有一个梦，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

 

4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对一些代表提出降低公司管理成本的说法，北京市祥龙客运公司总经理赵忠义说：“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对触及利益的降薪问题，赵高声说：“刚才有教师说，我们的管理人员平均收三千多，没错，我的还要多，是五千多！……现在教育这么困难，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学，你们老师为什么不降薪救济贫困学生？凭什么要我们降薪？”

 

4月26日，包括王石、冯仑等40余位董事长参加的“中城联盟”董事长联席会议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召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近期出现的新名词“房奴”，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成为房奴那是活该。”

 

曾资助178名贫困儿童上学的丛飞被舆论称为“好人”，他去世时，深圳上万市民自发地赶去告别。省委书记张德江、团中央书记周强等人献上了花圈。好人丛飞的名言是：“我不能成就一个世界，但我要尽我所能成就这些孩子。”

 

当代民办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移居新西兰的任静玺最近撰文“说话不自由”，他在这一长篇文章的最后“乱箭穿心说道歉”中，表白了自己对南洋教育全体师生要说的话和对家长的道歉。任说：“面对上天，我以全家安全的名义，向你们起誓，我没有侵占南洋的资产，我没有将任何南洋的钱卷到国外。” 任静玺还说，他强烈地希望看到中国变天，“希望教育是一个自由和尊严的教育，我希望坏人都受到惩罚，我希望好心人都能有一个好归宿。”

 

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最近对超女提出批评，刘说，超女是对艺术的玷污，观众怀着扭曲的心理在看这个节目，应该让老百姓多接触高雅艺术，不能让年轻人在娱乐和笑声中受到毒害……天娱公司的王鹏为此回应说：“他有说的权利，我也有蔑视他所说的内容的权利。”

 

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黄朝明和妻子薛飞双双被人砍死在他们居住的一栋豪华别墅内。此前一周，他们家养的一条黑贝犬已被人事先毒死。勘察现场的警察发现，两人身上各被砍了十几刀。凶手残忍，死者不幸。但舆论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死者表示同情，只是有人说：“那条黑贝死得太可惜了。”

 

党国英谈“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时说，他把杨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党国英说，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