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最鲜明的个性，当属他们对人身自由的执着与热爱，深信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每个人。而这份执着热爱，便是我们现在庆祝的 5 月 3 日－起源於波兰在 1791 年 5 月 3 日所创立的首部宪法。
    
     不同於其他所有强而有力的邻国，波兰在十八世纪晚期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民主精神。波兰国王必须历经选举一途，而波兰议会或国会 (Sejm) 则拥有无限制的立法权限。管如此，波兰却无法抵抗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的侵占阴谋，保护自身国家的完整。就在此时，波兰人民彻底领悟到－自由不是可轻松享有的特权，自由是那些愿为其抗争到底之人的奖赏。为保护并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当时的波兰议会於 1791 年 5 月 3 日通过波兰宪法 (即五三宪法)；这部宪法是欧洲第一部，继美国宪法 (创立於 1787 年 9 月 17 日) 後世界第二部宪法。该部宪法包含 11 项条款，其中提出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原则，并执行三权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将权力划分成立法 (legislative)、行政 (utive) 与司法 (judicial) 三个独立的部门。 (博讯 boxun.com)

    
    然而不幸地，波兰对这部宪法所投注的心力仅昙花一现。1795 年，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即迅速占领波兰国土并加以瓜分，波兰自此正式灭亡，却在波兰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而我们为何要如此尊崇 1791 年的波兰宪法？该部宪法运行期间仅短短数年，甚至从未发展成体现政治自由的完整宪法；但是，它却象徵着波兰人民对自由、正义及荣耀的奋斗与努力。波兰宪法由特权阶级 (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 撰写，这些宪法创立人将政府视为争取全民共同利益的服务机构；他们体认到，相对於仅为少数人的利益着想，政府更应该牟取整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抱持着这个信念，他们准备好奉献自己的金钱与财力，期能换取自由且独立的国家。1791 年的波兰宪法便是此一理念的具体缩影，描绘出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才是真正的自由根基。
    
    於1791 年 5 月 3 日通过的波兰宪法，反映出独一无二的波兰精神：不管在什麽样艰困的环境，不论有多少阻碍，也要义无反顾地寻求真理与正义。若没有这份精神，波兰可能无法在经历 120 年外国统治後，仍坚持信念地存活下来；而这份精神更支持着波兰熬过长期的共产主义压迫。
    
    甘乃迪总统曾说过：「自由理念无国界。没有海洋可阻隔，没有界线可划分，甚至没有限制可阻挡。」1791 年 5 月 3 日的波兰宪法，代表永恒的理论：享有自由的人民必须向前迈进，肩负起重担，为自由奋战。
    
    波桥协会来稿
    
    －－原载：《右派网》

“寂寞无边激情无限，快来‘性福宽频’寻找属于你的‘性’福！网址：http://eee.g9004.net/momo.htm”、“在校学生妹、成熟少妇、走秀模特、公司白领，你喜欢哪个类型的女孩我们这里都有，网络交友，视屏狂欢，快快登陆ftp://xx51.%6E%65%74/mm.htm”。只要你有中国 QQ号，只要你注册了中国互连网邮箱，只要你进入中国各个网络聊天室，只要你进入休闲网络，这样一些色情网站都会辅天盖地而来；除此之外，就是无所不在的广告与泛滥成灾的游戏。几年来，中国的互连网已在官权的操作下变成一条长长的、散发出腐臭味的脏水沟。

     4月9号，“千龙网”等14家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网发出《文明办网倡议书》，这个倡议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搜狐网”还将“文明办网”的倡议书贴在了各个论坛最显要的位置。截止到4月10日16点30分，这个倡议书的帖子被点击了200多万次，是点击率最高的帖子，始终位于两小时热帖排行榜的第一名。深受其害的网民们，对“文明办网”的呼声之高，令人震惊。   

  　“文明办网”一词是耐人寻味的，本来，互联网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致，“文明办网”是网络时代的基本要素，而现在，网民强烈要求“文明办网”，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意思是说：近几年来，我们的互连网，还没有达到“文明办网”的程度。换言之，既然“不文明”办网，也可以说是“流氓办网”、“野蛮办网”。  

  　中国目前共有70多万家网站，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文明”办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来说，新闻失真、内容单调贫乏的网络业，是造成色情、暴力业在网上泛滥的第一个原因，最为集中的“123网址之家”搜集了中国官方网络之大成，而这个网络数百家网站里，其“新闻”内容几乎都是发出党妈妈一个声音，说的是党妈妈要求的同一个内容。在这些官方网站论坛及博客里，只要是持异议的观点，都不会被网管发布出来。中国大多数网民对这些网站充满了厌恶与麻木，久而久之，普遍产生“不原意进入”的心态，这就给色情、暴力网站提供了可逞之机。

  　第二个原因，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官权经济充斥网络。网络公司与电信、软件开发商相互勾结，以获取利益为目的而传输色情、暴力的网站无孔不入，几乎每个网站上都有裸体美女、色情电视，靠吸纳电话费用获利。

  　4月9号，千龙网等14家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网届发出《文明办网倡议书》，这14家发出倡议的网站包括新华网，4月15日，笔者打开《新华网》，点击“新华邮”——美女：观看或下载超级电影，显示的内容是：“万部超爽大片，八秒立即享受”，片名是：淫淫魔、极度淫欲、玉女情挑、孽缘等：只要输入手机号，就成了“会员”，可以观看色情电视，1元包一日。黄金会员待遇又有所不同。其网址是：http://www.2008red.com/member_pic_4/files/zhaopian/html/article_119426_1.shtml。嘴里喊着“文明办网”，实际上干着“不文明的事”，可谓是贼喊捉贼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一个处处制造谎言、阻止正常信息流通的强权政治，只能让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领域更加污秽，沉渣泛起。在新浪、网易、搜弧等公开的聊天室，几乎所有敏感字眼都要被网管的过滤软件限制，比如“政治”、“共产党员” 等词组都被限制发送；而传播黄色、暴力的信息畅通无阻。  

  　这些公开的聊天室，是皮条客与卖淫女发布信息最先进的市场，只要登入这些公开的聊天室，一些卖淫女的信息就象苍蝇一样“飞”来了：时间、地点、个人身价、卖淫价格、联络方式写得清清楚楚。大江南北的美女与嫖客在这里汇集，肆无忌惮地在聊天室讨价还价，达成交易。  

  　中国的QQ软件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在中国，拥有三千多万人注册上号，而在这里，同样是传播色情、淫秽信息最佳去处。笔者于近日注册一个 QQ号码，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收到500多条色情信息，这些发送者的网名就极具诱惑：“迷人小妖精”、“完美身材”、“脱的欢欣”、“大奶子小妹”等等，几乎都是邀请“激情视频聊天”、观看色情电影、电视。比如，打开他们发送的网址：www.liao51.com。一下子就会蹦出成千上万半裸的美女，堂而皇之地写着：心爱MM交友网，艳遇就在今夜。但前提是：输入手机号，吸纳话费，对方发送密码，进入秘密通道与裸体美女“激情视频”。  

  　官商的沆瀣一气是显而易见的，从手机里吸纳客户的话费，没有电信部门、银行部门的帮助，话费是如何到制作色情网站经营者手里去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网络警察哪里去了？

　　一个拥有十一万名网络警察的特殊国家，不去管这些黄色网站及黄色信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文明”的信息及内容处处可见，他们充耳不闻，变成了瞎子。但是，对于浏览海外网站、发布与政治相关的文字，就会被及时阻止、及时删除，特别是对国内异议人士、自由作家的电子邮件、网络浏览内容，实行全天候的监视与控制。2006年，美国的《人权报告》曾集中指出了中共当局通过网络控制信息流通、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

  　4月13日，山东的网络作家李建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接受审判，罪名是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他是第15名因发表网上文章而被捕的作者。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因在网上传播黄色信息、发布色情内容的人被逮捕的案例。  

  　一方面，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官商勾结，制作出一个秽污不堪、乌烟瘴气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制作精神毒品腐蚀青少年一代。

　　有数据显示，自2000年之后，网络游戏残害的中国青少年，数目竟然超过了260万人。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暴雪公司推出的《魔兽世界》游戏，其推出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居然诱引了550万人进入由暴雪一手操纵的虚拟世界。

　　在许多国家，进入网吧的网民受到年龄限制及时间限制，未成年人及非节假日不得进入网吧，但是在中国，进入网吧的网民几乎占半数以上是未成年人。即使大部门地区对网吧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从网络警察到网吧经营者都为了既得利益，都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这是造成未成年人陷入网络游戏的直接原因。

   　成瘾不是网络游戏的唯一危害。网络游戏还总试图用邪恶、暴力的游戏精神取代人性。以日本、欧美及韩国开发商为主的网络游戏开发，在本国受到限制，在中国畅通无阻，都瞄准了中国市场，官商勾结大肆进军中国互联网。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年底估计，全国网民每月直接用于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支出约为132.5亿元人民币，而玩这些游戏的“网民”，则主要是青少年。新华社年前公布的一项参考数据称，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正以每月10万至30万的超高速度增长，网络游戏市场直接“带动”的电信、互联网、软件零售商等相关产业的产值已过300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这些官商相勾结获取巨额暴利的后面，是成千上万家长的血泪控诉。

  　案例一：据《童心网》报道：14岁的少年为了上网，竟改动学校作息时间糊弄父母，被发现后他竟然冲着父母大喊：“卖血也要上网”。南京江宁湖熟镇的一位母亲打进晨报热线，她说，儿子现在湖熟镇中学读初一，前日是礼拜六，儿子按照贴在家中墙壁上的假日补课作息时间表，早早起床赶往学校补课。上午9时左右，她发现儿子忘了带书包。母亲决定将书包送至2里外的学校，可到了学校后，老师告知学校假日从不补课，母亲有了一种被儿子欺骗的感觉，后来再一打听，儿子贴在家中墙壁上的学校作息时间表也是假的。当日上午，这位母亲开始探访湖熟镇上的大小网吧，在一家规模较大的网吧里，她发现了儿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游戏。

　　案例二：课间玩“打架游戏”竟玩出了人命。广东顺德容桂某小学14岁的六年级学生小彭在话别自己的外公两个小时后，在课间嬉戏中竟被自己的同班同学一刀刺中左胸部，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根据现有的资料，小龚行刺同学小彭的行为是在“模仿”网络游戏中“战斗场景 ”的情境中发生的，“网络游戏场景”是他实施犯罪行为的诱因。

  　案例三：2006年4月6日，重庆市赵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哭诉：她在重点中学上初二的儿子自从玩上网络游戏之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不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竟然告诉家长不再上学了。提起儿子迷恋网络游戏的事情，赵女士口未开泪先流。她告诉记者，独生子小华从上小学开始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全家人也为培养出这么聪明的孩子而感到自豪，但自从小华迷上了网络游戏后，一切都改变了。原本喜欢学习的小华放下了书本，埋头研究网络游戏攻略；开始在网吧夜不归宿。

  　赵女士夫妇 和老师虽多次告诫，小华也只是表面答应但是私下里还依然我行我素。小华的成绩开始直线下降，最后甚至排到了班级最后几名。在一次次被父亲从网吧“抓”出之后，小华依然不理解父母的苦心，开始拒绝和父亲谈话。一天早上，小华突然告诉父母：“我要调整一下自己，不去上学了。”

  　在官权的操作下，色情网站、游戏网站，已占领中国互联网主要空间，“不文明”的源头是官权自己给了商人们制造“不文明”的“客户端”，现在提倡“文明办网”，谈何容易？只能是喊在嘴边上的口号而已。  

  2006-4-16

越南共产党十大召开后，中国人从新闻报道上知道了农德孟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至于越共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至于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在官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是绝对不会讲到的，那是不能让老百姓知情的。由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间发生战争的缘故，在中国，有关越南的新闻本来就比较少，可以肯定地说，在越共十大以后，想从中国的官方媒体中了解到越南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也难怪，同志加兄弟（而且还是小老弟）也准备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是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知情权，那可怎么得了？

民间广泛认同的说法是：不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最后五分钟除外。也就是说，尽管媒体谎话连篇，但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大致还是真实的。其实不然，近年来，大陆官方的媒体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最善于说谎的主持人似乎都去搞国际新闻了。这一点，无论从中央电视台还是《环球时报》那样的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至于阮次山那样的选择性报道和歪曲性评论的顶尖高手，我们更不必去谈他。于是，接受了真真假假信息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形成完整准确的国际视野。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民众能看到一些台湾的新闻，因为那时候台湾议员经常在公开场合动粗，这样的新闻播出后，容易给民众一种印象：台湾已经乱作一团。这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很快的，有关台湾的新闻也少了，经历了从威权到民主的社会转变，总体来说，台湾社会能够反证这种优越性的新闻事件还真是很难找了。

那么，就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东欧，引到俄罗斯，你不是民主转型，你不是休克疗法吗？看，你们的社会乱了吧，经济崩溃了吧？同志们，那就拼命报道吧。于是民众从官方新闻媒体中了解到，苏联东欧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回到了水深火热状态。但是，近年来，关于苏联东欧的新闻几乎不见了，如果火星人来到地球，只看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还以为东欧那些国家消失了呢。不仅如此，研究苏联东欧的专家也不吃香了，一位研究东欧经济的教授抱怨说学错了专业，别人问他何故，他说，上面不想让民众知道那里的真实发展情况，文章写出来没地方发，根本没法写出符合主旋律要求的文章，除非完全睁眼说瞎话。

这次越共的十大之后，操纵国际新闻报道的官员办公桌上的世界地图又会被划掉长长的一片。好在还有伊拉克不时响起爆炸声，好在伊朗还有一个强硬的总统，不至于让他们失业。实在不行，还有印度的火车相撞，还有印尼的海啸？？？？？？

官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背后，一般来说，有两个潜在的规则：第一，民主转型国家的新闻要按照新华社的口径报道，一旦转型成功，该国的新闻就基本消失；第二，凡是有利于美国形象和价值观的，就不报道，凡是对美国形象有负面影响的，就连篇累牍，大张旗鼓。

国际新闻的选择性报道，是一种典型的愚民政策，它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文明的真实距离，是贻害中国的可耻行为。但外部世界的变化绝不随着三个代表的节奏起舞，总体而言，民主乃全世界的潮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努力方向，中共宣传机构徒劳地掩耳盗铃并不能阻止这个伟大潮流。我们不禁要问：长此以往，是否有一天，中国媒体干脆就没有国际新闻可播了呢？真替那些一味说谎话的御用新闻从业者担心啊。

    就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制度演变史而言，解放个人的关键制度建设，应该是在经济制度上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就来自贵族向王权争取财产权利，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是也；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也都是从皇家财产的私有化开始的。在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私有产权得到普遍尊重和优先强调，大多数大师级自由主义思想家，无一不把“私人财产”或“私有产权”作为首要的基础性的个人自由权利，洛克、休谟、斯密等人不用说了，即便像康德这样的在道德上强调“绝对律令”的哲学家，在论及私有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时也明确表示：公有制与奴役制没有区别，对私人财产的强制剥夺与强盗抢劫无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沈叔平译）一书中，他划定了私人权利（私法）和公共权利（公法）之间的各自界限，详尽地列举了现代文明所珍视的诸种人权，所列的第一项就是私有产权，并着重批判了财产公有制。他说：“用强行剥夺个人财产的办法去掠夺人民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等于抢劫，……”（P184）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的土地都被拿到政府的手中，所有臣民都将被当作土地的奴隶来对待。这是由于这些所有者所占有的东西，完全是别人的私有财产，那些失去财产的人便可能因此被剥夺一切自由，并被看成是农奴或奴隶。”（P153－157）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经济自由主义最为贫困。翻翻中国的近现代启蒙的资料，非但找不到私有产权的突出位置，反而对私产观念的敌视却随处可见。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中国的觉悟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人从独裁下解放出来的核心任务，首先是在财产权上变帝制时代的皇权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个人所有），保障私财权不受侵犯是其他个人权利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而在中国，就连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启蒙先驱，在经济上也倾向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公有制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制传统的现代变种，只不过是把皇权所有变为国家所有。
    
    从百日维新的维新党人到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五四运动的知识人到北洋、抗日、内战时期的各民主党派，中国精英们大都深受传统的“均贫富”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立足于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变革思想一直是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模式上，反对放任主义或自由竞争而主张政府主导的管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轻则主张限制私人资本的扩张，重则主张剥夺私人财产。
    
    洋务运动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但主导权在官权手中，或官办或官督商办，而不是发展私营工商业；孙中山高扬“天下为公”，“三民主义”中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地位，他的民生主义着眼于“平均地权”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他甚至把“民生主义”直接称为“社会主义”；在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之后，在经济上更要求节制私人资本的“集产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章太炎等人更反对立足于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并把资本主义作为导致“贫富悬隔”的罪魁。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中，也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位置。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很少谈到“私有观念”的问题，反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放弃了私有制的西方而转向了公有制的苏联，甚至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即便是最自由主义的胡适也轻视私有产权。在胡适那里，个人权利与私有产权是分离的，他很少谈到经济自由主义，反而在经济上钟情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胡适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主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所崇拜的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访问过中国，两人在西方都属于批判资本主义的左倾人士，他俩在中国的演讲中自然反对在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杜威认为，中国应当吸取工业化国家劳资对立的教训，采取某种经济政策，以防止将来的社会革命；罗素认为，中国应当参照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由国家控制经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1926 年，胡适赴英国途中在苏联逗留了三天，就是这么三天的走马观花，就让胡适钟情于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他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对苏联的全新社会试验赞赏有加，以至于引友人的疑虑，怀疑胡适已经被“赤化”。胡适虽然对苏联的政治独裁有所保留，但他没有意识到政治独裁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胡适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提出的解困之方有二：“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中国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蒙昧，不仅在理论上变成伪自由主义，在现实上也失去了最根本的所有权依托。而通向奴役之路的经济社会主义却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视为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畸变得到了“中国特色”的辩护，但能说清的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而说不清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即便在今日中国，尽管自发私有化已经不可逆转的，以政治特权为依托的权贵阶层大都一夜暴富，但官方意识形态仍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在现实改革上仍然以党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官方通过对信贷优惠、股市圈钱、暴利垄断、特许制度和不断调高的税率……等政策工具来确保独裁政权的钱袋；在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激荡，越来越主导着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物权法》的搁置。
    
    旨在进一步清晰产权的《物权法》已经酝酿已久，本来应该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审议，但北大某教授的一封文革式上书，居然就让《物权法》审议搁置。在搁置的背后，是胡温政权全面左转的官方导向，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变成显学，是朗咸平提出用“国进民退”代替“民进国退”刮起“郎旋风”，是王道儒学重提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学复兴，是网络愤青对为富不仁的权贵们和御用经济学家的极端仇恨。于是，广大百姓对跛足改革和贫富不均的强烈不满，不是被引向独裁政权这一真正祸源，而是被引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已经为一场“经济文革”准备了烈火干柴。
    
    所以，除非支撑权贵私有化的模糊产权转变为让国民普遍受益的清晰产权，除非民粹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潮被引向对私产权的争取，也就是说，除非改革的方向由维护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逐渐向旨在扩展国人的自由权利转化，除非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步接受以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的驯化，否则的话，中国未来的远景必然是：继续重复百年伪现代化的个人自由的工具化和国家权力的目的化的本末倒置。
    
    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启蒙留给当代国人的重要教训之一。
    
    2006t54????-    

继2004年10月份大陆宣布上调利率后，一年半后再次宣布上调一年期基准利率，即由目前的5.58%调至5.85％,涨幅为0.27％个百分点。如此微调，对大面积处于投资饥渴症状态的中国经济，几乎产生不了实质影响，所谓杯水车薪是也！

首先，大陆金融市场是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利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价格的有效性是依赖于充分竞争主市场的。后者是“常识的常识”。

目前，大陆信贷市场仍是国有银行占大头，其信贷价格即利率的基础形成是强管制型的，而不是靠信贷与证券两大市场交叉作用形成的。对多少懂点经济的人，常听说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如何了，但很少听说中国沪交指数、深交指数乃至“深沪指数”如何了。

仍如我在2004年作出的分析那样，上调利率不过是一个政治举措，在更大意义上是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按经济学的一般道理认为，提高利率会增加出口成本，并且造成本币坚挺。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美联储，前者隶属于政府，后者永远不会受政府控制。

其次，也是核心问题，中国大陆企业有80％以上者处于投资饥渴症状态，而这80％中中小企业又占了80％，也就是说对于业界来说，有六成多的企业根本不会把融资价格当首要目标考虑。

中国的中小企业大都处于贷款难的融资窘境：1,银行所谓的“谨慎考察”，加大了信贷合同前运作期的长度；2,中小企业财务不规范，很容易被银行拒贷；3,寻租价格波动不定，但早已超过了利息支出－－简单说，贿赂成本是大于利息支出。

由于“贷款难”，民间“黑市”价格一直在1分5至2分之间（即借一块钱收取利息的月价），换算成“一年期基准利率”，则为18％到24％之间。依纯经济分析手法计，取其中值，那么年利率21％是可承受价位。这与官方的挂牌利率相差甚殊。若再以纯利率理论推算，中国利率调整的弹性空间仍有15.15％的幅度，其粘性空间（即时间变量）则为:已知变频1.5年×预计空间（15.15÷5.85）=3.75年（约）。

简单地说，要让中国利率接近充分竞争市场化水平，那么今后45个月内，应该在5.85％的基础上陆续调整到21％。

再有，有经济学家预计利率调整会影响房地产市场，但是这个“常识的常识”在中国是失效的。

这里面的动因是文化心理的作用，即中国人都想“有个自己的窝”的观念，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效用最大化超过了利润最大化”。这也就有了非常奇怪的现象：房屋空闲量已经突破了1亿套，而房地产市场仍然偏热。

另一个同质问题也与利率有关，那就是银行的存款利率这么低了，为什么人们还是蜂涌着去国家银行存钱呢？仍是个文化心理问题，人们追求安全的效用最大化超过预期（利息）收入的要求。

中国金融市场畸型状态，不惟由以上的利率调整不起作用来表现，而且整个的市场已经处于“病梅状况”。积30来年之改革，金融未有实质之变，甚至残酷到“以病梅为美”的状况，为了塞责于公议，只好拿几个金融界巨头的经济案件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即导致金融整体崩盘的因素一点也没减弱,以下三点可能是导致金融崩溃的原因：

1、国内金融自由化政策方向，仍然十分模糊。在政治理性（即不放松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的原教旨主义）与经济理性（即金融充分民营化并带来巨额税收）之间，要更多地向前者靠拢，尤其一届新的权力核心在未真正稳定之前，必然如此。

金融充分民营化固然有风险，但其战略风险远远小于国家垄断性经营。

2、保险业的疯狂扩张暨破坏性竞争，使中国民营保险业几乎无利可图。为什么高达30％的高成本运营，无人过问？可以断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保险企业的会计资料是真实的。

这本身与上一个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国有保险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其内部舞弊行为一直没纳入公众视野。民营保险“照猫画虎”等于复制了一个“二国有”经营模式，中国的保险业已经成了“最不保险”（安全）的行业。

3、“合作金融”的不伦不类的政策设计，也等于复制一套“二国有”模式，随着其市场份额的扩大，必然带来越多的风险积聚。

可以如此判断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点：

A、保险业40％；B、合作金融概率30％，C、国有银行20％，D、民间“黑市”借贷5％；E、其他非预见因素5％。

──《观察》首发

　这是几年来，我在学术上持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立场的一些研究。权利优先于善，自由高于民主，是自由主义进路的一个起点。但宪政主义超验之维的凸现，使得在受到法治主义道路约束的前提下，一种对于道德价值和一个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盼望与保守重新被呼唤出来。这既与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观有差异，更与一些人在非自由主义与非法治主义路径下对于政治德性的大言澹澹迥异。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所沉淀的普世的价值约束和制度约束，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一个发生点。
　　
　　我还深刻的记得，1996年初读刘军宁先生在《公共论丛》第2辑上的《共和·民主·宪政》一文，内心的欣喜若狂。对国内学界的恢复元气的感慨万千，对终于在当下发现与我的肉身世界有关联的汉语学术言说的一种盼望，开始从大学生涯的虚无感中挣脱出来。使这一阅读体验在我个人的思想史上留下篇章。2001年，我因互联网上的言论得以与先生相识，蒙其抬爱合作“宪政论衡”网站，进入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数年来学术思想上屡得其教训，促使我的宪政之道从法学立场扩展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立场。这倒在其次。值此时代学人何为，于此大节上反而受益最多，毋忘在莒。
　　
　　此书上编的内容，在我2003年写作的《宪政主义》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是与范亚峰和秋风等人筹划的“公民宪政读本”系列的一册，重在观念的梳理。后未能顺利出版。下编收录了我近年来几篇论文，涉及赋税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乡村选举、清末立宪、大学自治等制度变迁的几个侧面。全书由超验而经验，由观念而技术，大致呈现出我在宪政研究上的整体思路。只是近来的两个路向，一是在观念上对基督教传统和《圣经》中的政治哲学的关注，由此引出政治神学的进路。二是普通法和英国经验主义的道路，对宪政技术的影响。没能单独成篇，只好留待他日。不过秋风兄的《立宪的技艺》一书已对后者作了精彩的阐发，也使我自愧不如，甘心留阙。
　　
　　向下列在思想上相互撞击、令吾道不至于孤单的师友表示感激：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先生、范亚峰兄和高全喜兄，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先生，人民大学的刘海波兄和新闻周刊的秋风兄，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兄、滕彪兄，及祖桦兄、陈永苗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杨支柱兄、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周伟老师和谢维雁兄，及惶恐中未曾提及的更多的朋友。感谢他们于我思想上的助益和道义上的负担。
　　
　　谢谢自费阅读此书的每位读者，和绝大部分公款阅读者。谢谢我曾有过的每一位宝贵的读者，对他们的视力下降表示歉意。谢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德先生，感谢他的耐心和仔细的催促。以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要特别向刘霞夫妇和刘敏夫妇表示感激和敬意。
　　
　　《旧约·箴言》第31章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最后我将一生的感激完整的献给我的妻子，好妻子不是我努力赢得的，乃是出自白白的恩典。从十八岁开始，没有我的妻子恒久忍耐并永不止息的爱；没有她因着这种爱与我分担彼此的命运，我这辈子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除了错别字。
　　
　　
　　
　　
　　
　　
　　 王怡
　　
　　 2006年2月于成都大学
　　
　　《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王怡著，山东人民出版社“法理文库”
　　
　　2006年4月出版。

  感谢“印客网”，使我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客”之一，能够将我的《与上帝一起玩骰子》以网络方式出版。所谓“印客”，就是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委托给网络公司，网络公司对书稿进行编审、排校后，放在网络上向读者叫卖，读者如果需要，只需点击“购买”按钮，网络公司就可将其购买的书印制出来并邮寄给读者。从读者的角度看，仅仅是网上邮购一本书，对网络公司来说，也仅仅是根据客户定制完成一次商品配送，但对于作者来说，则另外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这就是对《宪法》确定的出版自由权的公开行使。
   
   共产中国的四部《宪法》文本无一例外的确定了出版自由，但却以阶级的阵线把出版自由限定在“人民”的范围，即“敌人”不得享有出版自由。这里且不去管“敌人”是谁，即便在“人民”的范围内，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出版自由。这是因为根据现行出版体制，对“人民”并不信任，“人民”如果要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不能自由的把作品委托给出版公司去出版发行，出版公司更不能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一切作品。现行出版体制预先设置了以下四道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只有共产党才有权设立出版机构，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虽然共产中国有几千家出版机构存在，实质上只有一家，因为任何一个出版机构的真正老板都是中共，正如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媒体，其实也只有一家媒体一样，因为任何一家媒体背后的老板都是中共；所设立的出版机构还必须直接控制在中共手中，所有大小出版机构，内部必须设立中共的分支组织，根据出版社的大小，中共的分支组织的人数可以是几个人，也可以数以百千计，具体人数以能否全面控制出版机构的功能来确定，从而使所有出版社的出版活动都只能遵守中共的意志；在管理上述出版机构的日常业务时，中共还以其内部的“秘密帮规”代替国家法律，共产中国迄今为止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法”来保障“人民”的出版自由，相反，中共在其各级组织设立了专门的“宣传部”来禁止“人民”的出版自由，配备大量专职工作人员掌控一切新闻、言论、出版活动，虽然在省、市两级政府机构也设立了管理新闻出版活动的行政部门，但该行政部门必须严格在中共宣传部的监控下活动，如此以来，中共就直接以宣传部或间接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名义向自己设立的各个出版机构随时下达各种规定、指示、命令、通知、要求……凡出版机构，必须服从，稍有违者，严惩不怠！其方式可以是随时发文件、随时召集开会、随时打电话、随时带口信，也可以是专职“审读员”每日审读信件的下发，其管理内容涉及到大到作品选题、主题思想，小到文章题目、语法标点、字号大小、文字排列位置等等一切方面；这还不是全部，出版机构在按照上述“秘密帮规”完成作品的编辑、审查之后，在正式付梓之前，还必须上报审查，这就是“出版终审”，只有通过终审，才有可能得以出版。有了以上四道关卡的层层围堵，“人民”想要行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简直比登天还难！
   
   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上打破了中共对“人民”言论自由长达50年的铁桶封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人民”还有机会进一步尝试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出版自由其实仅仅是言论自由表达的方式之一，而“印客”的技术手法，在并不违反任何现行出版法律的情况下，帮助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定点传送给了愿意阅读它的读者。因为它是“个性出版”，所以不必要批量印刷，谁点击“购买”，我就给谁邮寄，几人点击，就印几本。因为它是“互动出版”，所以不会像传统出版那样把书先印出来，再摆在书店向非特定人群兜售，只根据需要来制作，只为需要它的人服务，已经与传统的出版模式完全不同。还因为它是“定制出版”，更像是作者和读者两人之间以朋友方式的进行的点对点交流，甚至不是严格意义的出版活动。（详情欢迎登录印客网了解http://www.inker.com.cn/index.do）
   
   我作为中国最早的“印客”，虽然这次印制的只是一本科普性质的书，但我希望今后我的其他作品也有机会以“印客”方式与愿意阅读它的朋友见面。
   
   2006-5-4

The Times April 27, 2006 A thirteenth-century depiction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ourtiers playing the ancient game of hit ball, which Chinese experts believe was taken back to Europe by Genghis Khan and his Mongol hordes (Reuters) Confucius he say ‘take a seven iron’ By Jane Macartney China is claiming that emperors and concubines were putting balls into holes in the ground for centuries before the game of golf was first played in Scotland WITH its invention of gunpowder, fireworks and chopsticks, China has a head start in any competition for inventions that shred the nerves. Now, however, the Chinese are laying claim to something that may cause more frustration and anguish that almost anything else on Earth  golf. More than 400 years before Scottish shepherds began tapping a ball across the grass at St Andrews, the Mongol emperors of China were swinging their clubs in the game of hit ball, the Chinese Golf Association announced yesterday, in a ceremony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here Chinas leaders receive visiting heads of state and the parliament gathers once a year. Expert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Chinas most prestigious, an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were on hand to reveal their findings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research. To back up their case, they showed off a replica set of clubs, re-created from ancient paintings that show the emperor at play. White-gloved girls unrolled copies of four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emperor, courtiers and his ladies putting balls across the ground into circles on the ground that are designated by tiny coloured flags. It all looks a lot like golf. Zhang Xiaon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golf association, swelled with pride. Most sports in China are imported from the West . . . I believe this discovery of a game very similar to golf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by China to world sports. The officials restrained themselves from an outright claim to the invention of golf, saying that more research wouldbe necessary. But they clearly harboured few doubts as to where the game originated. Cui Lequan, a professor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working committee of China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compared hit ball with modern golf and quoted from a rule book written in 1282 to back his case. If you read Balls Rules and compare that with the rules set by St Andrews in 1754,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ut how did golf reach Europe from China? Professor Cui has an answer. When Genghis Khans Mongol hordes conquered much of the known world, he left some of his warriors behind in Europe. I am not saying for sure that they introduced golf to Europe, but its possible that they combined hit ball with a local ball game and this developed into golf. China would have it that emperors, and particularly their concubines, were golf addicts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Scotlands first documented reference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sticks copied from the ancient paintings do bear a remarkable resemblance to modern golf clubs and were carved from expensive rosewood. Song Yatong, from the Central Arts Institute, said: This took us two years of work and we kept to the ancient style while using our own creativity. This latest claim of invention follows an illustrious list. Chinas Four Great Inventions are the compass, gunpowder, paper and printing. But Chinese ingenuity does not stop there. In January China found cliff paintings that suggest residents of the far western Xinjiang region were skiing in the Stone Age. Last year the discovery of a 4,000-year-old bowl of noodles was taken to show that in the rush to invent pasta, China got there first. And then there is football, which China says was first played in the 8th to the 5th centuries BC in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but disappeared in later centuries because of a lack of interest. The fork is another invention to which China lays claim, although, like golf, its a find that did not quite catch on. Mr Zhang raised a laugh by admitting: It seems our ancestors were playing golf hundreds of years ago, but the skill of Chinese players today is pretty low so this discovery encourages us to catch up. Chinas landscape is now pockmarked with golf courses, particularly around maincities, and the sport has become a national pastime that is especially popular with officials and entrepreneurs who see an opportunity for an outing while cultivating connections. So perhaps its not so unlike golf in the West after all.

【2006年5月5日狱委讯】VOA记者：张佩芝/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三应美国国会人权议员团、对华援助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就中国宗教自由、公民维权运动、法律制度和中国人权近况在国会山上进行了简报。这些活动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应通过加强和中国民间社会的交流，帮助民间团体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 独立作家余杰、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北京律师李柏光和维权人士郭飞熊等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星期三，这些活动人士在国会山上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了介绍。在此之前，这些活动人士于星期二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了题为“中国自由”的高峰会议。  余杰：别对胡锦涛有幻想 独立作家余杰星期三在国会山上的简报会上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所遭受的骚扰。 他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和其他组织帮助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余杰说：  “我认为不能对胡锦涛有任何幻想，美国政府、国会和媒体和各种民间NGO组织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和压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但是最近几年我很遗憾的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越来越重要，很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像YAHOO，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信息的控制，使中国很多网络作家被捕入狱。我们也希望美国国会积极通过相关法案，对像YAHOO这样的公司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惩罚和控制。 ”  余杰表示，美国要在未来拥有稳定的长远的国家安全，不能着眼于短期和中国有贸易的增长，在做生意上赚更多的钱，而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政府做更多的努力。  王怡：重在民间而非官方 成都大学教授王怡在简报会上表示，最近两年看到的维权运动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利用法律诉讼、互联网等力量来重新展开民主化的运动。他认为这是最理性最文明的道路，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对维权人士企图集会结社的努力也是打压最厉害的。王怡呼吁关心中国自由发展的人，包括美国各界，能够把更多的希望和信心放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放在对中国官方的期望上。王怡说：  “我观察到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把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过多的放在跟中国政府、官方、司法人员、法官、官方学者更多的交流去改变他们，我想指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20多年前的想法，所以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他们这种以温和的法治手段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努力如果失败，中国就没有希望，那么中国的存在对全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癌症。”  郭飞熊：政府民主改革是造假 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郭飞熊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民众享有一定的经济自由，但是没有权利办报纸出版社，也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他说，在去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争取罢免村官的权利，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大概进行了三到五次的暴力镇压，有将近一百个村民前后被抓了几个月，这仅仅是为了争取中国最小的民主。这种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他认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向各国宣称正在推动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是虚假的。郭飞熊说：  “他们把美国前总统卡特这种伟大善良的人士请到中国，请他们到一个造假的地方观摩一种造假的选举。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看到选举的花瓶。我们了解中国非常多的地方，接触到很多选举专家，他们告诉我，人大代表基层选举都是假的。”  郭飞熊表示，维权运动要争取政治自由，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村长选举，乡镇长选举县长选举一直到全国普选。同时推动捍卫中国的宗教自由，捍卫人权，捍卫中国的财产权。  帮助中国民主和保障美国未来 独立作家余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和组织有几个方式可以帮助推动中国民主。他认为美国教会应该拒绝和中国官方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有任何合作。另外，他认为赫尔辛基最后法案对促进东欧的民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也建议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可以促进亚洲版本赫尔辛基最后法案，使中国成为这个法案的签约国，通过这样的国际公约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维权人士郭飞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国会应该为推动中国人权做更多的努力。他说：  “他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美国国会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而美国人民已经表现出来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关心，我们在地球村里是邻居，今天对我们的帮助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人民未来的投资。有人讲的很好，他说现在帮助中国人就是为孙子投资，为孙子未来的安全着想。”  将会见议员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说，这些活动人士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将会晤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议员团主席福布斯、拨款委员会成员沃尔夫等议员，不过没有机会和美国国务卿赖斯等高级官员会晤。

　

【2006年5月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追踪报道:《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由于揭露地方官员腐败黑幕而从今年一月被关押以来，自由亚洲电台一直就案件的势态发展给予跟踪报道。日前，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新闻稿说：阳小青一案定于五月十号在湖南隆回县法院开庭。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说，记者阳小青在湖南隆回县法院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对此，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迪茨表示：（录音） 阳小青从2001年起，先后写过几篇揭露隆回县个别县政府官员在辞退数百名民办教师和贱卖国有资产问题上的腐败黑幕。由于开庭审理是在被阳小青揭露腐败官员所在的隆回县，阳小青的妻子龚杰对记者说，她对审理的结果“非常不乐观”。 隆回县法院指控阳小青涉嫌“敲诈勒索”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而没有提及阳小青的报道是否属实。对此，龚杰表示：（录音）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透露，隆回县政府指控用不实的报道，企图敲诈勒索隆回县政府官员八十万元人民币。不过，龚杰表示，湖南省公安厅以及阳小青所属的《中国产经新闻报》领导都认为，对阳小青的指控没有根据。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茨也表示，在中国的确有不法记者以报道揭露为由敲诈勒索当事人，但阳小青一案更本与敲诈勒索沾不边。虽然阳小青的妻子龚杰认为上级政府的过问或关注或许使隆回县政府感到压力，有助于阳小青的无罪早日释放， 但迪茨表示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会改变自己管制新闻，迫害揭黑记者的做法。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稿说，截至2005年底，中国总共关押着32名记者， 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这说明什么？中国2002年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称号的王克勤曾表示，新闻工作者就像战士捍卫新闻自由，伸张正义，但记者在中国是“没有盔甲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