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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凡不可说的，应保持沉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一.
　　
　　维特根斯坦！
　　你是否听说，我又回到了林茨。
　　时间的河水上飘浮着这片不朽的老白菜，懒洋洋的奥地利，脑满肠肥的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和歌剧演员的方舟！男人们阴茎萎垂，女人们爱嚼舌头，培根肠烤得喷香，提琴声四处飘扬，每个巴黎来的女裁缝都是妙不可言的阴谋，每笔老姑娘的嫁妆都有庄严神圣的秘密。哦，奥地利，亲爱的老奥地利，我归来不是为打扰你老年人那般昏沉的睡眠，不是为你的提琴、啤酒、男人女人和歌剧，我来是为了你——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
　　
　　你坐在繁复的拱券底下，象星空一样安静，你不英俊，可是美。
　　
　　古老的林茨男子寄宿中学，隐秘地败坏了它尊贵的声名，那时候三色堇们拥挤得将花坛都占满，直到所有的雏菊都绝望。
　　你在我耳边轻快地笑，说我们刚刚谋杀了哲学。你赤裸躺在湿润的泥土上，象星空一样喧嚣，你不英俊，可是美。
　　
　　犹太人维特根斯坦！钢铁和金币的后裔，卡特尔和银行家的叛逆！
　　那时我们在彼此怀中辗转，你的头发缠绕着我的手腕，如同最柔韧的青藤缠着忍冬树，为何我不曾记得亲吻你的感觉呢？如今我只能用自己的嘴唇亲吻你的名字，维－特－根－斯－坦，我用舌头包庇了你，用你所反对的语言久久地吻你。
　　
　　一颗种籽包含灾难的全部奇妙基因——中学生中间神圣的仇恨，流淌着眼泪和鼻涕——为了真理和祖国，为了拌卷心菜缺少奶油，为了你的数学成绩。那些傍晚，猫头鹰在河岸边纷纷起飞，从你手里风灯昏黄的光辉里，我看见她们严肃而忧郁。
　　
　　维特根斯坦！我记得那个夜晚，在你去剑桥之前。每一个将要去剑桥的天才都在这晚怀疑自己是白痴。一切都是假相，是语言的游戏。你在我怀抱里，而我已经失去了你。
　　
　　你消失在林中小路的深处，吹着口哨。露水很重，我披上了黑斗篷。
　　 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强烈的阳光里抽烟，漂浮的灰尘快乐地追逐着烟圈。他画了很多供求曲线，她们是后宫盛宴上的女子，等待一个数学模型的暴君降临。
　　
　　“那么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关于维特根斯坦？你应该去找罗素，现在他正从柔软的床上爬起来，精神像新木桶里葡萄酒一样醇厚又新鲜。阳光刚刚穿透他的双层呢绒窗帘，煎蛋和咖啡已经放凉了。所以要快点赶在刮胡子以前，要知道他年纪大了，脸上挂满柔软的泡沫之后总是格外健忘……”
　　
　　“关于维特根斯坦我知道什么呢？我记得5点15分的开往剑桥的火车上，我见到了上帝——当然你知道，这是挖苦，天才们需要狠狠的挖苦，有益的维生素……他？他的情况糟透了，不过还远远不够。他喜欢奥地利山区的暴雨和脾气暴躁的家长，尽管黑莓丛的尖刺总是弄坏他的套鞋。把上帝藏在乡村小学里，似乎也并没什么人特别不满意……”
　　
　　“关于维特根斯坦我知道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讨论概率，但是从没讨论过那些问题，那些——问题。我怎么可能知道那些漂浮分裂的夜里发生的事？那些半死半活的猫，那些烧红的拨火钳，不过是林边公路上飘荡的幽灵广告充气飞艇。维特根斯坦深陷在丛林里，可我又知道什么呢？”
　　
　　凯恩斯停下来抱着手臂观看，活像邓肯给他画的像。烟卷已经燃尽，粉笔已经用完，曲线爬满了黑板，我认识到他其实是个沉默的人。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关于维特根斯坦？目前最重要的是家庭主妇，她们必须多买东西，来支持整条曲线的向右平移……”
　　
　　“维特根斯坦！……我多想见到他啊，维特根斯坦！”

2006年2月24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张中行先生逝世，享年97岁。各大报刊介绍与评价时，多称张中行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布衣学者等，或推崇为“国学大师”，而张老生前最看重的则是思想家这顶“帽子”。实际上，考察张中行先生的生平与活动，不应忽视他作为“后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定位。
　　
　　“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一称呼，应是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并自称是“后五四人”。学者许纪霖进而将20世纪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界，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等关键词，分为六代。其中，“后五四”知识分子又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生于1895-1910年之间，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如冯友兰、顾颉刚、费孝通、朱自清等知识分子，均属于这一代人；后一批则出生于1910-1930年之间。张中行生于1909年，上世纪3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大学，正是典型的“后五四”知识分子中的第二代人。
　　
　　张中行等“后五四”知识分子，上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远，得以亲炙“五四”诸大师，深得“五四”精神真传，又浸淫于浓厚的传统文化之中，故大多兼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达观与新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张中行求学北大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蒋梦麟是前清秀才，又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可谓学贯中西。他主持校政十多年，以延续蔡元培先生治校传统为务，自谓“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重要参与者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均为张中行师长，张中行在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而这一点，若非“后五四”学人恐难有此历史际遇。
　　
　　不过，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学者却难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许纪霖）考之张中行的一生，正是“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张中行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编辑工作，到了晚年才厚积广、著作等身，有人称张老“人生从80岁开始”，自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时代背景。
　　
　　在承继“五四”精神传统方面，张中行一直用“自由”与“容忍”来形容“五四”传统和北大传统。他举例说：“蔡元培先生写《石头记索隐》，胡适等人不同意，胡适用《红楼梦考证》反驳之。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他并未发动别人围攻胡适，而是容忍，照例给胡适研究的空间。”这正是北大“自由”与“容忍”精神的形象表达。不过，张中行对于“容忍”精神独有体会。比如他认为自己所有作品中，《顺生论》写得最费力气，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有记者问及时，他曾这么答到：“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这是一种真诚、淡定的“容忍”，当然，也透着些许无奈。
　　
　　此外，张中行晚年所撰文章，多有周作人风格，冲淡、平和；而在生活上，张老一向低调澹泊，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85岁始分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白墙灰地”，人称为“都市柴门”，凡此种种，亦可以说深得“容忍”精神真谛，更映照了“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人生。

　　社会的结构性腐败总是毁掉一切好的吸吮一切坏的，无论东西！如此，也就无怪五四激烈了,至于今天还要不要五四的同形态，那是另一回事。并且，“不要五四”，那要什么？如何要？这才是真命题。以来者之眼光否定前人，易，也不稀罕。就这种意义上，我已经对华山剑类成成见了，呵呵。
　　　　
　　　　现在有两种质疑五四的心理着眼点：一，将“五四精神”有意无意归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以质疑；二，以宏扬所谓的被五四颠覆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民族精神”而反五四。前者确是为了一种挖坟之心；而后者恰恰为了维护主旋律，真害怕人民于无可奈何处，重新学着五四“闹事”；此真让人难以置信，却是一个事实。弄了半天，就是不涉中国的黑暗根源：制度化的专制主义，在这个主义的现实力量作用下，任何文化形态都很容易变异为帮凶！
　　　　
　　　　五四了，时空往后演，自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因此，关于“五四”－“后果”时间因果说，在我看来，实在不存在丝毫智力的难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将换一种提问角度：为什么就是有了五四？如果没有五四，中国会怎样？为什么五四就是连日本全盘西化的功效都没有达到？。。
　　　　
　　
　　思想与事实的共同提升远没有在启蒙一项上完成 ， 尽管有人已经觉得“启蒙”成老生常谈而不怎么新鲜了，甚至于厌烦了。。可是，事情的真实一面，也许，厌恶“启蒙”恰恰是长久愚民的另一现实功效？
　　
　　　　又：以任何一种方式，对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并救亡史，进行割裂挖坟的作法，在我个人以为，都是被现实历史扭曲了的贫乏思想之再现。另一个现象是，处于这样一个准和平年代，人们又通常夸大五四以来的革命产生的负面后果。事情的真相是，其实，所有我们今天引为崭新的思想观念中，还是很容易认出五四以来给我们强烈印象的那些独立追求的同样的自由精神特征。就这种意义上，五四起端的启蒙精神和自由思想运动，无论时断时曲，以及众所周知的，被中国救亡历史几乎无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后产生的新型专制力量所长久阉割，甚至于今因此阉割中演变出了“反启蒙”的奇怪思绪，都无不印证，启蒙至今属于未完成时！
　　　　
　　　　民主关不过，现代文明无缘。
　　　　
　　　　政治文明在实践层面主要是制度性建设；而文化意识则更应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敛性造化过程，虽然在社会的波动时期，它也难免以各种社会活动形态时而表现出其激情。。。时常我在想，中国社会总之还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文明性切实建设，积压的社会矛盾到一定程度总要寻机暴发，而在一个没有与之相配合的程序理性制约权力的制度下，暴发缝隙往往总是以文化的万千情绪方式最自然不过－－在一个没有合法的正常表达社会情绪的社会中，情绪总是借文化的隐性方式无孔不发。。。奈何！
　　　　
　　　　就这种意义上，我又多么理解当时的五四！
　　　　
　　　　那个华山剑，是我的“老朋友”了！从去年到此刻。。。
　　　　
　　　　以某种虚设的理想标准来苛责当时的五四，却对当时五四暴发的黑暗背景一字无着，不是有现实别用，就是一种对先人的不诚实。
　　
　　是的，革命起源于社会矛盾的极度恶化，这种恶化又必然要反映于人们内心的爱憎，并且，由于革命的残酷性，导致革命又经常阵发性神智昏乱地吞没自己的孩子。。。但纵观历史上革命必将到来之际，“不要革命”那算是什么？那算根本没有丝毫生命生殖可言！如此，也只有认可腐败当道么？。。。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我鼓吹革命，而是我们至少应该做这样一件事：尊重应该尊重的！至于今天怎么办？当然最好不要再来任何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但，请别忘记：改革也是革命！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将“革命”“五四”因为这样那样后来的原因，而一古脑推向专制话语圈再加以粗暴否定。当年的“革命”与“胜利”自有当年的历史分量！对此，我个人认为，用不着非得通过做这方面的翻案文章来谋现在的“道路”！因为这样做也许恰恰正是前者的简单反版！根本不会因此有真正的针对现在情况的好出路！现在的出路总在于我们充满人性理性意志勇气思想力的现在！不在于任何意义上的向过去“讨还血债”式！如果我们的人性理性意志勇气思想力不够，也只能怪于自己本身！
　　
　　中国的聪明人大致都有这样一个毛病：一个再好不过好东西，比如“启蒙”，“民主”，“自由”，“人权”，被他念叨久了，又不得实践的足够勇气，相对稍稍强大一些的专制力量，便就自动败下阵来，起先自我怀疑，进而甚至还能自怨得“深刻”起来——或者什么“逆向思维”“微言大义”来着，居然成就一时的崭新“学派”！瞧，“新左”、“自由主义”“新神学”，不正是一个最好的印证：都是托脆弱得不能再脆弱的八九枪声的福——政府当时脆弱啊，一时弄得自己没有了别的办法啊——而，我们的思想界从此居然还要显得弱不禁风百倍！。。。继而，再结合近年来的大肆帝皇剧的成功扩展，相比之下，我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反到是常常看似拙劣丑陋不堪的专制主义，由于持久经营不衰，居然往往得胜！中国的反常莫过于此了！
　　
　　
　　历史这头怪兽是如此无常，以至于真的很难任一种理想就可轻而易如愿以偿
　　
　　比如，今天主流对待五四的内在心态，已经发生了几乎质的变化，至少远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也许属于迷信的心态。现在的心态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内在的尴尬\\为难和害怕－－故而有仅将五四塑造成爱国主义的简单标本。。。主流形态由对“五四”心态从当年的极度自信（迷信？），转入如今的多少害怕，这一事态本身意味着什么？
　　
　　而难的确实在于如何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专制的份额逐步让度予民主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现在是如此艰难。。伴随着“动乱”，“解体”的威胁。。。
　　
　　
　　重要是只能指望每一个的耐久而诚实的作为了。。。要达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人性与程序共同放牧于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性的权力所放牧（定义为“前现代性”？），还有一段艰难之路。

　“赵家楼街道不宽，仅容四人并排行走，在曹宅的前门只有一个警察……”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缓慢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如果不是那一场浩浩荡荡的游行，以及学子们的冲天怒火，像赵家楼这样平淡无奇的地名，估计很难作为醒目的历史地标而载入史册。当然，它的被书写、被铭记，对它自身，亦非什么福音，却有些耻辱的意味。这则要归罪于它的居住者之一曹汝霖先生。被时人怒斥为“卖国贼”的曹先生确实罪行昭彰，不管是主动还是胁从，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与日本谈判和签署《二十一条》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出自他的手笔。1919年5月4日，时为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的曹，迎来了一生最残酷的厄运。巴黎和谈失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胜国的中国，仍然不能维护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反而沦陷为刀俎下的鱼肉，在德国与日本两大帝国之间被任意摆布。其时日本为得势者，而曹，还有他的两位难兄难弟章宗祥与陆宗舆，一向以亲日著称，因此成了五四爱国大游行的众矢之的，因此有了“火烧赵家楼”的壮观一幕。那熊熊燃烧的激情之火，被赋予正义的光辉之名，照亮着中国现代史的幽暗前夜。
　　至于那把火到底为何方所放，据说是有些争议的。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事件发生的次日，曹指控学生们烧毁了他的住宅；但学生们却加以否认，宣称是曹的家属放的，为的是伤害学生，或为销毁有关曹的卖国行径的秘密文件。”还有报道认为火灾是曹家的电灯意外破裂而引起——政府后来似乎采用了这个极富偶然性的借口，以便释放被捕的学生。周策纵的结论是：“一些学生因为曹的失踪感到失望，便放了火，但放火的方式现已不明。”但除放火之外，学生们闯到曹的父母的卧室，“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殓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这一类的破坏，包括殴打章宗祥、误伤曹家仆人与日本记者等，却是无法否认，或许是不愿否认的。
　　“火烧赵家楼”惊动了中央政府，结果有32名学生被当场抓捕，随即引发全国范围、几乎普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抗议游行，这便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这里我只关注赵家楼的那一场大火烧红的半边历史天空。参与纵火暴乱的学生们被捕获，被审判，时人是怎样看待呢？他们坚持什么样的政治与法律观念？周策纵说：“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五四事件是置道德、社会、政治问题于法律之上。在习惯于正规法律程序形式的西方人看来，五四事件和随后的群众举动似乎是不合法的。”但作为西方人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看法却不够西化，他在1920年春天说到：“中国是否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屈从法规和形式主义，实在值得怀疑。这可能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例如，甚至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纯粹间接的和代表性的立法与决策制度也没有什么兴趣。在过去几个月中，问题的解决屡次由公众舆论决定，他们通过公众集会和电报往来的方式，迫使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实行公众所希望的政策，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大众意志的亲自感受和这种意志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杜威的观点可能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善恶分明的道德感湮没了讲求衡平的法律理性。夹缝中的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而将纵火的学生们全部无罪释放。他们是历史的英雄。即便是被英雄们烧掉家产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之中仍要作违心的回护：“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如此峻急的情势，还是有异端的言论出现。那位发言者，就是一生都敢于逆潮流而行事的梁漱溟先生。他支持学生的义举，反对当局的暴行。可是当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犯事的学生“不经审判而保释”，梁却不愿追随潮流，他说他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由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甚至，如果检厅因涉案人数过多而不易弄清事实，学生们不妨去一一自首，坦承自己的所作所为，情愿牺牲个人的青春。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人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好东西。于法理而论，打伤人和烧房子都是现行犯，无可讳言，纵然曹、章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也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以违法而处治。梁认为，现实的状况，恰恰是一种专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毛病所导致，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的恶习：除了仰脸的横行和低头的顺受，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同时亦能顾及别人的意思。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以，他说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以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又觉得终不如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是可以永垂后世的。
　　对于梁漱溟先生的固执己见，时人多笑其迂腐。他们完全有理由反问：连国家的领土完整都不能保障，甚至亡国在际，还遵守什么法律？更何况，这法律本身就非善类，它是由恶人制定，用来统治和奴化民众的工具，为什么要去真诚地信仰，去维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这里正关涉为“火烧赵家楼”辩护的两大问题：例外状态；恶法非法——它们都可谓法学的元问题，其追索的矛头，直指法律之本性。而在这篇短评，我不欲对此展开细密的辩驳，只择其要点予以总结：
　　
　　法律之治，就是规则之治。规则只及于全体，而不针对个体。这正是对追求“特殊化”的“例外状态”的杜绝。
　　法律之本质，就是国家治理之工具。它所保障的，首先是程序正义，其次才是实体正义。而程序正义，同样是为防止“例外状态”的滥觞。
　　既然认同“法律工具论”，则法律的善与恶，端赖其背后事物的价值支撑。如此，用来压制实证法的自然法身上的高贵光环便可能被剥离，而降低于“阶级决定论”同一层次。
　　再如此，“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则不成其为问题，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歧异的价值抉择，各有利弊（正是从政治实践的意义上来看，“恶法”究竟是不是法律，不是一个在真理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哲学选择，而是一个在政治意义上的可审慎权衡的伦理选择。其答案既可以是“恶法亦法”的公民不服从，也可以是“恶法非法”的政治革命。关键取决于我们对做出伦理决断时的全面的政治考量。如果说自然法学说是一种在紧急时刻凝聚道德力量的政治指南，那么，法律实证主义的态度则应当成为常规政治下的公民美德。——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
　　同样是强世功的话，应该说深得梁漱溟之心：“（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恶的德性来对抗恶的法律，而是以一
个好公民的美德支撑着我们如何面对一个不义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对一个腐败的城邦。”
　　……
　　
　　而梁漱溟式的淳淳劝告，在当时只可能被斥为笑谈，乃至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以笑谈而闻名。赵家楼的那一把大火顺应了世界的进化论潮流，它在激情焚烧之余，完全可以不顾浓烟弥漫的恶果。中国的守法与护法传统本来就相当薄弱，至战乱不息的近代，更是屡屡被打断或悬置。一个“例外状态”，就可以高举领导者的政治决断权，让政治压过法律——纵观二十世纪，几乎时刻皆为“例外状态”。如此，不仅宪法等成文法典接近于一纸空头具文，而且日常生活中的法治习惯亦得不到延续与保全，今天的法学家们，还有什么资本谈“礼失而求诸野”？作为新时代的开端，五四运动的青春激情固然值得追循，但这并不足以遮蔽它的破坏力一面——而它所开辟引导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在神话前者，遗忘后者，以至真相缓慢脱落，衰朽的历史躯干，被粉饰为一座圣洁而冰冷的政治雕像；以至我们在八十七载春秋以后的今天来回望和凭吊当年的壮举，入目却一片混沌，惟有梁漱溟先生的警世明言，犹如千年中国的政治阴魂，盘旋于赵家楼的废墟之上，久久不散。

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星期三应美国国会人权议员团、对华援助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就中国宗教自由、公民维权运动、法律制度和中国人权近况在国会山上进行了简报。这些活动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应通过加强和中国民间社会的交流，帮助民间团体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

独立作家余杰、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北京律师李柏光和维权人士郭飞熊等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星期三，这些活动人士在国会山上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了介绍。在此之前，这些活动人士于星期二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了题为“中国自由”的高峰会议。

*余杰：别对胡锦涛有幻想*

独立作家余杰

独立作家余杰星期三在国会山上的简报会上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所遭受的骚扰。 他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和其他组织帮助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余杰说：

“我认为不能对胡锦涛有任何幻想，美国政府、国会和媒体和各种民间NGO组织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和压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但是最近几年我很遗憾的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越来越重要，很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像YAHOO，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信息的控制，使中国很多网络作家被捕入狱。我们也希望美国国会积极通过相关法案，对像YAHOO这样的公司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惩罚和控制。 ”

余杰表示，美国要在未来拥有稳定的长远的国家安全，不能着眼于短期和中国有贸易的增长，在做生意上赚更多的钱，而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政府做更多的努力。

*王怡：重在民间而非官方*

成都大学教授王怡

成都大学教授王怡在简报会上表示，最近两年看到的维权运动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利用法律诉讼、互联网等力量来重新展开民主化的运动。他认为这是最理性最文明的道路，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对维权人士企图集会结社的努力也是打压最厉害的。王怡呼吁关心中国自由发展的人，包括美国各界，能够把更多的希望和信心放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放在对中国官方的期望上。王怡说：

“我观察到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把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过多的放在跟中国政府、官方、司法人员、法官、官方学者更多的交流去改变他们，我想指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20多年前的想法，所以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他们这种以温和的法治手段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努力如果失败，中国就没有希望，那么中国的存在对全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癌症。”

*郭飞熊：政府民主改革是造假*

维权人士郭飞熊

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郭飞熊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民众享有一定的经济自由，但是没有权利办报纸出版社，也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他说，在去年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争取罢免村官的权利，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大概进行了三到五次的暴力镇压，有将近一百个村民前后被抓了几个月，这仅仅是为了争取中国最小的民主。这种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他认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向各国宣称正在推动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是虚假的。郭飞熊说：

“他们把美国前总统卡特这种伟大善良的人士请到中国，请他们到一个造假的地方观摩一种造假的选举。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看到选举的花瓶。我们了解中国非常多的地方，接触到很多选举专家，他们告诉我，人大代表基层选举都是假的。”

郭飞熊表示，维权运动要争取政治自由，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村长选举，乡镇长选举县长选举一直到全国普选。同时推动捍卫中国的宗教自由，捍卫人权，捍卫中国的财产权。

*帮助中国民主和保障美国未来*

独立作家余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和组织有几个方式可以帮助推动中国民主。他认为美国教会应该拒绝和中国官方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有任何合作。另外，他认为赫尔辛基最后法案对促进东欧的民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也建议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可以促进亚洲版本赫尔辛基最后法案，使中国成为这个法案的签约国，通过这样的国际公约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维权人士郭飞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国会应该为推动中国人权做更多的努力。他说：

“他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美国国会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而美国人民已经表现出来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关心，我们在地球村里是邻居，今天对我们的帮助实际上也是对美国人民未来的投资。有人讲的很好，他说现在帮助中国人就是为孙子投资，为孙子未来的安全着想。”

*将会见议员*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说，这些活动人士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将会晤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议员团主席福布斯、拨款委员会成员沃尔夫等议员，不过没有机会和美国国务卿赖斯等高级官员会晤。

应该坚持改革。通过致力于民权不断扩张和官权不断萎缩来建立民间社会，让中国的改革逐渐走上通往自由宪政之路。

难以根治的腐败泛滥、急遽扩大的两极分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自然资源浪费、环保污染严重、伦理道德崩溃，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引起官府、媒体、学界和民间的共同关注，中国国内正在展开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跛足改革不仅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否定改革的舆论也不断出现。

　　
在如何消除社会不公、抑制腐败和缓解底层不满等问题上，中国内部存在着重大分歧，浮上台面的起码有三派观点。
　　
1，维护跛足改革的“国家主义”或“威权主义”。御用智囊充分肯定二十多年跛足改革的成就，并用“成就”来论证跛足改革的合理性。所以，他们说辞，与其说是关于如何改革的探讨，不如说是如何维护一党独裁及其权贵利益。所以，他们仍然将“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置于统治策略的中心，希望改变的仅仅是劝说独裁者走向开明专制或仁政统治——“有克制的剥夺”。他们认为，社会公正的奇缺，不是源于现存政治制度下的基本人权的空白，而仅仅是源于权贵集团的极端的短视和贪婪——对社会财富的无节制无规则的掠夺。致使官僚阶层的腐败愈演愈烈和社会不满如同烈火干柴，败坏了现政权的合法性、削弱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所以，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出发，就必须实行同时兼顾两方面的仁政统治，一方面要明确维护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的优先性，肯定由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垄断化，甚至把两级分化和普遍腐败视为改革的必要代价，以必然的“代价论”来误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告诫权贵们要逐渐减少竭泽而渔的敛财方式，在权贵们占大头的同时，也要适当地让弱势群体分享小头，为的是尽力避免把底层逼上造反的绝路。换言之，在权贵们已经成为财富暴发户之后，应该变肆无忌惮的掠夺为有节制的剥夺，通过政府对分配的调节和强势集团的自我克制，让弱势群体也得到一些残羹败叶，以缓和日益加深的底层不满和公正危机。在避免逼出底层造反的意义上，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问题的“亲民路线”乃明智的策略转换,表现出胡温体制高于江朱体制之处,这是走向施仁政的开明专制或王道统治的良好开端。
　　
2，“新左派”提出了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他们断断不敢直率地批判现行独裁体制，而是把两极分化加剧和腐败横行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他们主张停止“民进国退”的国企改革，而回归“国进民退”的计划体制，甚至公开主张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强权式平等分配。“新左派”对毛泽东遗产做了后现代的理论包装，所谓“人民公社”为村民自治和乡镇企业提供制度基础，“鞍钢宪法”等于“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民主，“文革”是大众民主对抗官僚特权，打倒“走资派”是限制权贵经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反霸权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和国际民主……等等，一方面，他们提出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口号，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干预，扶持国有经济和消弱私有经济，为近乎疯狂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大众化经济民主，最大限度地发动底层百姓参与经济管理，削弱上层权贵对底层百姓的强势地位。只有这样的上、下结合，才能达到抑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如果照此思路行事，那么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政府的强制干预和大众化民主的结合，很可能导致“经济文革”,回到由专制强权主导的绝对平均主义时代，也就是导致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
　　
3，优先关注分配正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路。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政治民主化，在财富分配上主张平等主义。他们的理论资源是西方当代的“新自由主义”或各类左派思潮（如分配正义理论、第三条道路、社群主义、全球化中的依附理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等等），自以为站在了最前沿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把中国的权贵化资本主义归结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端——只关注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经济效率，而完全忽略了政府调节、底层利益和分配公正。在他们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实际作用，已经沦为权贵私有化、政治腐败、两极分化的辩护士。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持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在谈论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等公正问题时，也能够在字面上兼顾自由、效率与平等，力图平衡市场的自发逻辑和政府的人为干预、先富起来的极少数与日益贫困的大多数。然而，在面对转型中的权钱勾结、公正饥渴和贫富对立等日益严重的公正问题时，他们只知道义正辞严地权贵资本家，而不敢直率地批评现行政治制度。所以，他们的方案便越来越偏离自由主义立场而向新左派倾斜：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站在社会底层的一边，首先关注财富分配的正义，强调政府干预对平衡效率与平等的关键作用，甚至反对私产权的宪法保护。
　　
中国存在的以上三种思潮，可以依其与现存秩序的关系而分为真保守、伪激进、中庸态度：
　　
“威权主义”是真正的保守派，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心，主要不是基于对现行秩序的质疑或对底层民众的关心，而是基于腐败对政权的内部瓦解和底层造反对政权的外部挑战的担心，所以，与其说他们关注如何反腐败、如何使财富再分配变得相对公正，不如说他们关注如何维持独裁秩序的稳定。

“新左派”是“伪激进”的代表，经常陷入言行背离的尴尬处境。他们认同毛泽东主义而不认同市场化和私有化，甚至号召“格瓦拉式的革命”，但他们经营自己生活的方式，恰恰在利用毛泽东的合法性和跛足改革提供的方便：一边热衷于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边又激烈反对资本主义；一面高举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大旗，一面又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牟取私利。所以，与其说他们真的关心社会底层和社会公正，不如说他们仅仅是利用人们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严重不满，来大肆炒作 “社会公正”和“革命秀”。
　　
“民主社会主义”采取一种中庸态度，既肯定改革又批判现实，既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又在分配方式倡导社会主义。而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大都采取避重就轻的取巧策略——刻意避开公正奇缺的制度根源，回避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无自由的恐怖秩序之下，也就必然在言说中回避最醒目的制度常识和现实格局。或者说，在无自由的中国，强调分配平等而省略自由权利，实在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太远。
　　
概言之，三者中，一为现实秩序的维护者，一为大作革命秀的机会主义者，一为关注社会公正而不直面其根源的取巧者。而在我的常识中，凡是不坚守个人自由、不针对独裁制度却大谈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无论何派何论，皆与社会公正无关，至多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对于珍视自由价值和厌恶奴役的我来说，我自然厌恶威权主义、鄙视新左派，而对民主社会主义，我虽有同情却无法认同。我认为，医治跛足改革的药方只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必须重申这些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改革之中。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自由之有无的问题，而非财富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分配不公源于自由匮乏。自由问题在中国就是民权之有无的问题，两极分化不过是民权奇缺的后果而已。

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强制性征用、拆迁等违法违规现象泛滥成灾，大量群体性的官民冲突由此而来，甚至屡屡演化为军警加黑社会的暴力镇压，根本原因在于：1，在法律上民众没有土地产权。尽管改革以来土地使用权下放，但中共法律仍然明确规定，土地归国有。所以，中共出台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才能赋予了官权以任意扩大征用和拆迁范围的强制权力，也给了开发商以蛮横的单方面定价权。2，土地开发商的背后是官权，而祖祖辈辈活在那块土地上的民众却无权无势，他们没有结社、言论和游行示威等可以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的权利，也就谈不上公平交易权、申诉权、享受公正裁决和人身保障等基本权利。

大陆百姓“看不起病”，已经成为贫富悬殊的最醒目标志之一。为什么中国城镇有百分之70%的人和农村96%的人，承受不了昂贵的医疗费用？因为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党政军官员这一庞大的特权阶层服务的。

屡禁不止的公款消费是另一种类型的腐败。为什么中国每年的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就在于中国官权拥有任意支配财政且不受监督的特权，而纳税人只有缴税的义务却没有任何应有的权利。这也是中国企业偷漏税严重且屡禁不止——当纳税人的权利被官权剥夺之后，凭什么只要求依法纳税而不要求官权依法行政！西谚云：无代表，不纳税。所以，在纳税人没有真正代表的独裁中国，中国企业的普遍偷漏税不过是纳税人的自我保护而已。
　　
所以，如果要谈论再分配中的正义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民权的争取和官权的削弱，即首先争取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才是财富的再分配。或者说，如果自由之有无问题得到解决，财富分配中的公正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反过来说，当自由仍然遥远之时，社会公正也同样遥远。

关于自由、平等和公正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进行了这样的厘定：

1，平等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是社会公正的基础。自由，不仅在价值排序上处于优先地位，而且在工具意义上也具有促进社会公正的意义，正是自由的优先地位才是公正而多元的社会得以存续的前提。也就是自由之有无优先于平等之存亡。具体到个人自由权利（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平等，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皆优先于财富分配的平等。
　　
2，对于人性而言，在所有关于平等的诉求中，也只有一种平等才是公正的，即每个人平等地拥有诸项自由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乃天经地义。由于每个人和每一国家的先天的自然差别，更由于历史进程在不同地区的非均衡特征，征诸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在自由宪政确立之前，人类从来没有过任何意义上的平等，恰恰相反，不平等才是现代化在西方获得成功之前的历史真相。文人笔下的黄金时代的平等，不过是为批判现实而臆造的想象而已。在自由宪政确立之后，人类才在西方获得了自由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在西方各国——即便实施福利制度的国家 ——也都存在着贫富差异，但这些国家并不缺乏社会公正，那里的财富占有不平等，是在权利平等规则的约束下通过自由竞争实现的，所以不会引发穷人的革命或造反。也就是说，遵守权利平等规则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差异，非但无碍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反而恰恰是社会公正的结果。豪富最多的美国，也是中产阶级最庞大的国家，更是社会公正程度很高的国家。自由国家的大多数人（包括穷人）很难想象：比尔·盖茨等富豪的巨额私人财富是社会不公的结果，更无法容忍政府利用强制权力将私人的巨额财富平均分配给穷人。即便是特定时期的“凯恩斯主义”，也不能僭越个人自由的底线；即便是那些高税收的福利国家，也要有个限度，即不能过于劫富济贫，更不能侵犯私有产权。而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的超强经济体，主要在于其崇尚权利平等、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的传统。

3，除自由权利意义上的平等之外，其他意义上的平等诉求，要么是伪善的乌托邦，要么是强权下的平等。因为：首先，要求财富分配的平等有违于人类的天性和自然生态，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力的范围，所以是不可能的。正如要求在所有人中间平等地分配智力已经超出人类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一样。其次，既然追求财富的平等分配是有违人性的和不可能的，那么任何旨在达到财富平等的制度安排，只能是违反人性和践踏人权的暴力强制。所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平等和尊重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不平等，乃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共识。

4，如果平等的自由权利之外的其他平等能够实现，就必然导致对社会公正的损害，轻则是社会公正的扭曲，重则是社会公正的消亡。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权利之外的平等决不会持之久远，而大都是昙花一现。征诸于历史上的各类平等主义的社会试验，无一例外地造就极端不平等的人间地狱。只有那些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极权制度，才可能通过强制性暴力剥夺所有个人的合法财产，并通过公有制来完成虚幻的财富分配的平等。而极权下的公有制不过官有制，是政权控制整个社会和所有个人的经济手段而已。对于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教训尤为惨烈。毛泽东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工商业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暴力掠夺来完成所有社会财富的官有化，所谓 “三面驾机枪，只准走一方”，但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平等社会，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赤裸裸的阶级灭绝和身份歧视的极端不平等。正因为如此，类似的平等主义才会被称为“乌托邦”，意在实现这类乌托邦的政权才是“邪恶政权”，它为此所进行的社会试验才会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失败。

在看重自由优先的意义上，我甚至主张大陆的现代化之路，不妨借鉴香港的“先保障个人自由而后进行全民普选的民主”的成功经验；也不妨汲取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在保障私产权的基础上，先实施有限的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再循序渐进地开放党禁报禁和制定自由主义宪法，最后走向普选式民主。

这样的渐进道路能否走通的基本前提，取决于在民间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是否达成基本共识，取决于政府对民间诉求能否给予善意的回应。因为，港英政府是自由英国的产物，除了普选权一项之外，保有港人的基本人权是港英政府的施政底线；台湾的两蒋政权是兵败大陆且在美国扶持下的产物，是背靠自由世界的领袖来对抗独裁大陆，所以蒋家独裁下还有一部自由宪法，有私有产权
的保障，有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有逐渐向上开放的地方行政官员和议员的选举。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走向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势已经相当明朗，但中国官民两方面的心智仍然幼稚，官权仍然是一线单传的一党独裁，享有垄断特权的权贵主义是社会上层的主流，就连港人要求民主都不被允许，就连公认的台湾民主都加以刻意抹黑，逞论启动大陆的政治改革。民粹主义仍然是社会下层的主流，民间仍然具有强烈的毛泽东情结，大都只追求的分配平等而不是权利平等，期待政治强人的出现，对官权的小恩小惠仍然感恩戴德，希望通过官权的干预来一场“劫富济贫”式的 “经济文革”，逞论形成动员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维权运动！

所以，不能因为改革的跛足而否定改革，而应该坚持改革而放弃跛足。同时，即便在今天，纠正跛足改革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业，而要对中国的自由事业的艰难漫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当下的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两面夹击下，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仅要有足够的勇气，更要有足够的坚韧，既不会屈从于权贵主义的淫威，也不会被民粹主义的潮流所裹挟，而是坚定不移地伸张自由优先原则并将其贯彻到言行之中：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社会公正，首先要争取自由，1，反抗独裁权力对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2，致力于争取从私产权到言论权的个人自由，并将诸种个人自由提升到法治保护的水平；3，通过致力于民权不断扩张和官权不断萎缩来建立民间社会，通过改变社会来改造政权，让中国的改革逐渐走上通往自由宪政之路。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是四十年过去了，但是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从政权的本质来说，文革的权力运作，在“大民主”的表像之下，其实是一种完全漠视法律的独裁专制政治特性，这和当今的政权性质，幷无二致；

    第二，对文革的思考与探讨，无疑将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人权”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现代观念，很显然，目前的中共，绝没有胆量让人们认真思考“人权”一词的含义，宪法中的“人权”一词，象“人民”、“法治”、“民主”等概念一样，是被中共抽取了实质内涵的空泛辞藻；

    第三，黑箱作业的政治体制，处心积虑地使民众对政治产生敬与畏的心理，而文革这种极端状态下的社会动员与谎言破灭，使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运作的手法，看清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那些污浊的东西，冲击中共至今自我标榜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

    第四，文革时期中下层官员尚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这也是目前部分民众对毛泽东时代仍有留恋的原因，文革是黑暗的，但就民众能感受到的腐败程度而言，与目前的无官不贪比较起来，还属於小打小闹。大概这也是目前的中共，不能允许谈论文革的原因之一。

    梁漱溟先生身历三朝：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细分起来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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