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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春夏之交，这一点殆无争议；但文革结束于何年何月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人认为文革结束于1969年的中共九大；另一派人认为结束于1976年四人帮垮台。按照前一种意见，文革是三年（1966－1969）；按照后一种意见，文革是十年（1966－1976）。

我们知道，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止期也有两种说法，两种说法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应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算起，但是对何时是大革命的终止期却有争议。一派把终止期定在1794年的热月政变，雅各宾派被推翻，恐怖时期结束，成立督政府。另一派认为督政府成立后政局依然不稳定，直到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建立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大革命才算真正结束。

回到文革的问题上来。文革十年说最初是来自华国锋。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作政治报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大闭幕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宣称：“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按照这篇社论，文革是十一年（中共十一大是在 1977年召开的），但这篇社论又把粉碎四人帮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而四人帮是1976年粉碎的，所以后来人们还是都把文革定为十年（1966－ 1976）。

文革三年说最早是由海外华裔学者陈佩华（Anita  Chen）在八十年代提出来的，尔后刘国凯多次发表文章对此主张详加论证。
我倾向于文革三年说。在我看来，文革到底该算多少年，这首先要看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怎么看，其次要看当时的民众，特别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怎么看。我以为，毛本人就是持文革三年说的。直到毛去世之前，中共当局――包括毛本人――也是把文革定为三年的。

不错，在1976年之前，中共从未有人宣布过文革的结束。这也难怪。因为毛泽东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是“继续革命”，按定义就该是没完没了。所以按照严格的毛话语，是不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只会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不会宣布最后胜利，不会宣布胜利结束。

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里专门有一小节讲“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他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林彪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革命还没有最后胜利，但（这次）文革已经告一段落。在紧接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那意思分明是，这次革命已经结束。

众所周知，再以后，毛又讲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他还讲，他一生就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赞成的人多，对后一件事，有不少人反对。毛说，文化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很明显，在这些讲话中，文革都已经是“过去完成时”。

据我所知，在那时，一般人也都认为文革已经是过去的事。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总是和“群众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大规模的“夺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总是指一种非常状态。到了69年70年，大规模的夺权已经结束，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已经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群众性运动” 也不复存在，生活恢复常态，所以人们在感觉上也都认为文革已经结束，很少有人认为还处在文革之中。这种感觉在革命小将即大中学生身上尤其明显。从68年底到70年初，大中学生陆续上山下乡或支边或进工矿，如果说这以后的生活也被称作“革命”，那么这里的“革命”是广义的，是泛指的，它和我们在文革三年中所感受到的“革命”太不一样了。事实上，在那时，同学们如果谈起文革，那几乎都是指过去那三年，而不包括现在。

    不久前，定居英国的华裔作家张戎出版了她的新着《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英文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目前，这本书正在翻译成中文。时逢文革40周年，可以想见，对毛泽东评价将再度引起热烈争论。

    张戎的父亲是个老革命，曾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人问张戎，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报仇。张戎回答说，当然，毛统治下的受害者完全有资格向毛报仇，但若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家人报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写作。

    张戎的回答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其实，像张戎这样，由於自己的家庭深受毛泽东的迫害，故而对毛义愤填膺，这种情感本来是极其正常的，极其自然的；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受迫害者的子女，我们竟然是在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又十分痛苦的内心折磨之后才回复到这种正常情感的。我们从小就被灌满了一脑子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谎言，按照这套弥天大谎，我们的父辈遭受迫害无一不是罪有应得。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们必须背叛家庭，和他们划清界限。哪怕我们暗中觉得他们幷不是坏人，我们也总是努力说服自己要“正确对待”，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仍是不容置疑。祇是到了后来，我们才从这可怕的迷梦中苏醒，终於明白了父辈的如海深冤，由此也才产生了对中共的义愤填膺。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暴行满怀义愤，更何况作为受害者的子女。那些和张戎有着类似遭遇但对暴君却没有义愤才是极其不正常的。我们不必问前一类人为什么要反毛批毛，我们真正该问的是后一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毛不批毛。眼下就有一个实例。

    2004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孔东梅的文章，海外若干网站亦予转载，标题是《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聚会解密》。内容是2004年一个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话友情”。聚会联络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将军刘源，作者和她的母亲李敏女士，姨母李讷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

    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王光美、刘源向毛氏后人表示和好，无可非议；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实，刘少奇家人大作亲毛秀，非自今日始。多年前，王光美就在韶山毛泽东故居题词“我们怀念毛主席”。刘源当郑州市长时用毛泽东乘过的飞机作展览，让群众缅怀伟大领袖。像王光美和刘源这样，亲人被毛害死，自己也饱经劫难，九死一生，事后非但不带头批判暴君，反而站出来为暴君涂脂抹粉，这在老革命及其家属中居然屡见不鲜。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2、幸存者的背叛

    众所周知，黄克诚是59年庐山会议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四名主要人物之一（另外两名是张闻天和周小舟），也是四人中文革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八零年，党内外批毛的声浪都很高，黄克诚於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竭力捍卫毛的伟大领袖地位。以黄克诚因不同政见而长期受毛迫害的特殊经历，他的这篇文章对於统一党内思想，维护毛的形象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后来，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维护毛的原因。黄克诚认为，维护毛是为了维护党。黄克诚说：“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像徵。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黄克诚的推理逻辑是：因为毛代表党，如果毛被否定，党也就被否定了。而党是决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

    上述逻辑之荒谬，暂且不论。更荒谬的是，黄克诚本人原来就是这套荒谬逻辑的最大牺牲品。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违心地承认了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为什么他要违心地认错呢？因为他被说服，毛泽东代表了党，反毛就是反党，因此必须维护毛的权威。既然毛说你错了，你就必须承认你错了。用张闻天的话就是，“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里有个连等式：毛泽东的威信＝党的威信和利益＝全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个连等式面前，黄克诚祇有低头认罪。黄克诚说，他认这个错“比杀头还痛苦”。

    然而在庐山会议后，黄克诚陷入更大的痛苦。黄克诚后来回忆说：“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这也就是说，在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已经意识到那个连等式是不成立的：毛的威信不等於党的威信和利益，不等於全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怪了。既然黄克诚早就痛切地认识到那个连等式是不成立的，是害死人的，为什么到了八零年又要亲自出马鼓吹那个连等式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死了，“四人帮”抓起来了，华国锋失势了，大权落在黄克诚这一派人手里了；因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也落在黄克诚这一派人手里了。“毛泽东的威信＝党的威信＝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连等式是一把刀子，谁抓在自己手里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对手保护自己。倘若毛泽东死而复生，倘若“四人帮”手握大权，黄克诚还敢鼓吹这个连等式吗？黄克诚对这个连等式如此出尔反尔，哪里是什么坚持原则？分明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身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唯一幸存者，黄克诚公开为害死彭德怀的暴君辩护，这不是对死者的公然背叛吗？

    对於王光美、黄克诚这种不近人情的表态，有不少论者竟赞之曰“高风亮节”，“不计较个人得失”，“超越个人恩怨”。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辨奸论》里讲过一句话：“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3、虐待狂与受虐狂

    陶铸的妻子曾志说：“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幷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这当然是十足的诡辩。第一、到了90年代，中共统治集团早就变得面目全非，离当初标榜的理想和信仰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至於说原来的理想和信仰是对是错，姑且不论）。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信仰，奢谈对信仰的至死不渝，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既不能欺人也不能自欺。第二、“老人”、“病人”，怎么能构成为毛脱罪的理由？毛的晚年也许诸病缠身，但是以他在权力斗争中的一如既往的精明狡诈、老谋深算，岂是一个“病”字了得？若说这是“病”，那就是虐待狂；而像曾志这
样饱受虐待还要“无怨无悔”，则是十足的受虐狂。

    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於是，先前被斯大林整肃迫害的老干部、老党员们纷纷得以平凡昭雪，恢复名誉。有些早已去世的，则补发讣告，重新评价。索尔仁尼琴挖苦说：“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为什么不是喜剧般的呢？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的毁灭，不是从敌人手里，而是从自己人手里，从自己所归属、所献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手里。

    想当初，许多人都对那些由於提出过某种不同政见而遭受毛迫害的老革命们深表同情与敬意，然而就凭王光美、黄克诚、曾志的这几句话，便足以把人们原有的同情与敬意一扫而光。这不是悲剧，甚至也不是喜剧。这是闹剧，是丑剧。

    如果有人问那个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王光美，你这样怀念毛主席，刘少奇若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我想，王光美大概会回答：“少奇同志要是还活着，他也会这样做。”是的，这倒确有可能——如果刘少奇还活着（！）的话。如果刘少奇大难不死，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想必又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宝座。毕竟，这个江山是毛泽东带头打下来的，毛这把刀子对人民有威慑作用，所以还是要感谢毛主席，还是要维护毛主席。

    可是，刘少奇没有活下来。刘少奇（还有彭德怀、陶铸）死得极惨，死无葬身之地。假如说在遭受迫害之初，刘少奇、彭德怀们还心存侥幸，盼望着有一天毛泽东高擡贵手，因此不肯对毛腹诽，那么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不能不明白，毛就是要尽情地羞辱他们，折磨他们，置他们於死地；而毛之所以要置他们於死地，不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他们的正确（批评了、修正了毛的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他们不能不对暴君充满正当的仇恨。在临终弥留之际，他们当然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即便他们没有勇气指望亲友复仇，至少，他们决不会要亲友反过来认贼作父。然而，他们的亲友偏偏反过来认贼作父，这对於他们无异於第二次杀害。

4、共产党好比黑社会

    广州学者单世联，对“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亲属的回忆文字研读甚深，颇有心得。他的评论虽然祇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但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单世联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发现，老干部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后人不得而知。７０年代末他们複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但８０年代他们退下之后，对毛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

    关於老干部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可惜缺少第一手材料。倒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那个还没被打倒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怀仁堂拍着桌子讲出的一段话可资参考。谭震林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柯斯特勒写过一本小说《正午的黑暗》，其中写到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鲁巴乔夫遭到清洗，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这位老革命在狱中深切反思终於认定，自己没有犯过“反革命罪”，但是自己确实犯过“革命罪”。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当年参加革命才是做了一件大错事，才真正是犯了罪。应该说，谭震林和鲁巴乔夫还不能相比，谭震林的三个不该主要是针对毛对老革命的打击迫害，其中幷不含有多少对那场革命本身的痛切反思，但它毕竟表达出对毛的强烈不满。

    奇怪的是，谭震林在自己没有被打倒之前敢於批评毛，等到自己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打倒后反而倒不批评毛了，倒要向毛表忠心了。由此可见，老革命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很少发出批毛之声其实是环境所迫。因为在这时，他们受到毛更严密的监控，连命都捏在人家手里，他们怎么还敢放言批评毛呢？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老革命，对自己的处境常常比别人还理解得深。他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敌人整得还凶狠。中共的高级干部们，在毛泽东时代受的罪比在蒋介石时代还多，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比死在敌人手里的还多。刘少奇被打倒，在与王光美诀别时，王光美估计到自己也可能被关进监狱，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刚满六岁的小女儿。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祇好把小女儿带到监狱里，“《红岩》里不是就有个‘监狱之花’吗？”刘少奇听了苦笑：“那是国民党的监狱，不是共产党的监狱。”

    1980年11月，北京地区高校的大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刘少奇的儿子、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的刘源也主动参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刘源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转引自《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第352－353页，香港田园书局，1990年）

    真不知今日刘源若重读自己当年的这些讲话会有何感想？在当年那次讲话中，刘源还讲到刘少奇勉励他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那么，刘源所说的“邪恶”，如果不是指毛，还能是指谁呢？再说邓小平，当邓小平被贬到江西劳动，亲手为自己被迫害致残，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爱子邓朴方洗澡的时候，他心中难道没有对毛的怨恨吗？单世联说老革命在７０年代末複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这里的所谓意见，不消说就是来自文革中被打倒所产生的怨恨。

    但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老革命们在複出后还是采取了维护毛的立场。黄克诚讲得很明白，维护毛是为了维护党。因为毛代表党，如果毛
被否定，党也就被否定了。而党是决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毛也不能否定。这简直是不打自招。这等於承认，毛本来是维护不住的，是不该维护的；仅仅是出於维护党的利益才必须维护毛。单世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这里不光有党的利益，也有革命家个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牺牲的意义了吗？毕竟，革命者的利益与革命领袖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所以８０年代后，享受着革命成果的革命家们，一般对毛都比较肯定。”

    我要补充的是，所谓“革命者的利益与革命领袖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这句话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有那么多革命者被革命领袖整得死去活来，怎么还能说彼此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呢？可见，在中共内部，相互间的关系是错综複杂的，一方面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又是你死我活。共产党好比黑社会，其成员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经常自相火拼，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十分抱团。在黑社会内部，那弱势的一方，落败的一方，虽然面对极大的危险，却极少有人报告警察以求得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在法律面前，他们都是罪犯。

5、毛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

    邓小平第三次複出后讲过一段话。他说，像文革这种事，在英美就不会发生。这个想法一定是在他挨整的时候想到的。那是否已经暗含着一种悔不当初的感觉呢——如果当初不是建立苏联式的制度而是建立英美式的制度，何至於遭此大难？邓小平曾经几次尝试政治改革，应该说是痛定思痛，其来有自。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们参与制造了一个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刘少奇、黄克诚等）又是因为他们比暴君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被专政，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是受难。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