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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去观察遗存的王国维先生之照片，可以看到他虽然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但有一样却富有象征性，这就是他的一副眼镜是新潮的！就在这副新潮的眼镜后面，是两道犀利的、挑战的、傲气的目光！这双眼睛的后面就通向他的一颗灵动的、卓越的、追求新境界、大境界的心灵！

　　王国维的学术境界太迷人了，你一踏进“王学”的宫墙之门，就迎来庭院深深，松柏参天，花果飘香！这里有他亲手创建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殿堂等等，一座连一座，美轮美奂！当你流观这些殿堂时，你会惊讶、赞叹、折服他的智慧、原创力以及建构的境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术大师之魅力，而且王国维又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世界的！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更不是博士后，他完全是靠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境界是学术的灵魂

　　青年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

　　青年王国维，是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有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当他深入体味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的三首词时，突然灵光照彻，发现了人生的大美、大哲理、大境界。他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话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玲珑剔透，成功了一个美妙的经典语言！《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是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深刻反思，并作出了核心的概括，又巧妙而形象地结晶在文学意象中。我们应当追问：王国维怎么会作出这种“三境界”说的？他是怎么串联起来？怎么激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走近当时年轻的王国维，会发现他正踌躇满志地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再走进他的心理空间，我们会惊讶王国维当时的心中活着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哲人，这些曾是王国维的精神导师！

　　王国维深入研究过的，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大哲人，有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等大文学家。王国维又深入研究过许多的外国哲人，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歌德，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培根、休谟，有俄国的托尔斯泰，有荷兰的斯宾诺莎，有法国的卢梭等等。王国维在自己编辑的《教育杂志》中曾经为许多伟人写过传记或评论。王国维从这些伟人中发现，他们的成功有共同的内在逻辑，而那种逻辑正在这晏殊的、欧阳修的、辛稼轩的三首词三句话中。

　　这同时也成为了年轻的王国维、乃至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与座右铭。王国维的一生就是依循“三境界”而行进历练，而终至巨大成功的。时代最终造就了王国维，而王国维也最终多维度地造就了20世纪的一代学术时势。在王国维短短的学术生涯中，他就涌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具有震撼力并影响久远的学术洪波大潮！

　　王国维在1904年28岁时发表《红楼梦评论》，掀起了第一个学术的新潮，标示出“红学”研究的新向度！王国维开创了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开创了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王国维在1909年33岁时发表《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这一核心的新理念，这是对于传统文学评论的理念革新。王国维在1912年36岁时发表的《宋元戏曲史》，郭沫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后来告别文学、美学、哲学后，他继续掀起一个又一个学术的新潮！他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上都是公认的奠基人！1917年41岁的王国维发表力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郭沫若赞扬：“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历史学的开山！”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是大教育家、考古学家、逻辑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等等。比如，他一百年前就率先提出了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有一个美育的问题！这是何等的睿智！他的学问就像一颗大宝石的每个切面都发出耀人的光芒，又像涌动的新潮应合着世界的潮流！

三重境界的历练

　　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激赏这种意境？因为此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这是一种变化的意象，时序在变，物象在变，世事在变，心态也在变。这正与王国维的观察相同，当时是一个世道巨变、学术剧变的时代，是旧学蜕变为新学的时代，是国门洞开的中外学术碰撞的时代。然而也正如王国维指出的，当时中国是暮气沉沉的学术界！王国维是学术新潮的先觉者，他确实“一叶知秋”，在“一叶”的飘零中觉察到秋天的到来；他更能知道秋天后的冬天以及紧接着的是烂漫的学术春天。

　　因此，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他又十分欣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意境，因为太密合王国维的逻辑了。王国维就在寻找着道路，而且确实是“独上高楼”般地寻找，一个“独”字真实地成了王国维艰苦寻路的写照。他曾指出，当时学界尚未觉醒，昏沉麻木，毫无朝气；因此他必须独立观察，独自思考，独辟蹊径地去创造伟业。

　　同样，一个“高”字也密合了他的寻路情况。他确实能够站在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又是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去瞻瞩，去寻路的。诗句中的一个“望”字也颇可以玩味，王国维在登高望远地寻路，要“望尽天涯路”。这“天涯”不仅是中国的，并且是放眼世界之“天涯”；不仅仅是当下时空的，而且是古往今来的“天涯”。

　　于是王国维出色地揭示了那一时代的学术特征：第一，学术必变的时代；第二，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再让我们来听听王国维这位先觉者的声音吧！虽然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他在20世纪初的声音还是那么生动有力，那么能打动人！

　　王国维说：时势在变，国势在变，学术当然也在变！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王国维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他又揭示出规律:“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敏锐地总结：当时有几大发现：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之文书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些新发现所产生出来的“新学问”，都足以显示重大的学术价值，为以往所不能比拟。

　　王国维说：学术“三无”，学无新旧之分，学无中西之分，学无有用无用之分。从近代以来，人们经常争论“中学”、“西学”，哪个重要，哪个为体、为用，等等，至今不休，王国维超越其上，真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王国维说：学无中西之分，“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有兴者”；“学问之事，本无中西”。这就是王国维的卓越的世界眼光、超前的学术的国际化理念！学术又没有有用、无用之分别。王国维说，学术要去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真相，因此“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如此则每一种学术都有用。然而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们认为学哲学无用，学文学无用，学文科无用，等等，相比之下，王国维的眼光是深邃的。

　　王国维还科学地预言：当时中国的一些新学问必将逸出国界，具有国际性质，将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敦煌宝库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

　　由这样的时代而反察自身，王国维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1．自任学术之使命；2．与学术时代同步；3．开拓崭新的学术；4．从旧学走向新学；5．中学与西学汇通；6．智慧地学术流转。

　　王国维抓住时代的契机，找到自己的道路，也为学术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时期走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开创学术的新境界。他中年后在“五大发现”中的三个方面，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王国维在学术上是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来观察、思考问题的。他的那种学术眼光、胸襟、气度、理念，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他的大境界！王国维的学术大成功，其实不全部赢在他的终点，而大多是早赢在不平凡的起点上了。

　　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王国维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而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甚至如王国维所说的可以“不悔”到这样的地步，即是可以为真理而“牺牲其一生之福祉”。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十分高卓的大师。比如智商，胡适说过，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尚书》、《诗经》都研究了几千年了，可是到了王国维那里，却发现了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解读出来，是因为其中有许多上古的成语，人们不知是成语而乱解，甚至连大学问家也不能免。王国维首先发现了上古成语的问题，并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然而王国维又最懂得聪明人之下苦功夫，才能在探寻真理的学术之路上走得更远更有成效。俞平伯写《人间词话序》中说：《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是胸罗万卷者不能道。”俞平伯看到了王国维的胸中藏有万卷书，因此才能吐出这些丝来，编织成如此美妙的锦缎。

　　王国维是真正苦读的大学者，罗振玉家大云书库所藏50万卷书籍曾与他朝夕相处，蒋汝藻家三代藏书他得于尽观。王国维结交了当时许多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看到了许多别人没有眼福能看到的珍贵书籍。王国维手校手批的古籍不少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在每一本的眉端、行间、卷首、卷尾都留下了他的眉批、夹注、校语、跋语，丹黄灿然。你一看，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他自己说过：“有时是校书度日。”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王国维痛下苦功如此！

　　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后，转向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他开始下更大的苦功夫、笨功夫。年轻时，他最不喜欢读《十三经注疏》，现在他要通读《十三经注疏》，要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封泥、简牍等。他决心要开拓出又一片新学的广阔天地出来。他为罗振玉收藏的大批书籍、甲骨片、金文拓片、碑刻拓片、封泥等一一整理编次、考证。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有时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每天早上王国维在日本京都迎着一轮朝阳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走向罗振玉的住所，然后开始一天的艰苦历练，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是何等艰苦的锤炼！但是王国维快乐地、主动地接受这种工作，其实是为了投身到新学问去，宁愿先下“炼狱”的功夫。正因为在日本有这样一段艰苦的历练，王国维走向了后来更辉煌的学术境界。

　　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流入真理之长河中去，这是何等的欣慰!

　　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本是元宵佳节，游人如织，灯火如海，鲜花如潮，就在这样的情景寻觅心里的理想佳人，当然难找，因此虽然千百度地寻寻觅觅，可怎么也找不到，然而最后在蓦然的一次回首时候，却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佳人在冷落的灯火处。这是何等的欢欣鼓舞！何等的喜出望外！何等的出乎意料之外又正在情理之中！

　　这种喜悦是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到的，正如王国维曾经说过的：“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这是连南面称王者也享受不到的，也是无法交换的。

　　王国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梁启超曾经称赞王国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这都是他“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真实写照！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他不是一辈子只在某一个较狭窄领域中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狭窄专业中的所谓“领军人物”，而是开拓一个时代学术的战略家与统帅！

境界的关键在人格

　　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他还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学术道路要人去选择，什么样人格的学者就会选择什么样子的道路，选择怎么样去走条路，走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境界的关键在于人格。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道德与人格是如此的重要，“一个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人格，对于进入辉煌的学术境界是太重要了！梁启超真可谓慧眼！

　　王国维自己也曾经指出，学者出现的一些问题多与人格有关，有的就是大学者也不能免。王国维特别重视：“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力戒“以意气为之”，特别讲究“实事求是”。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他还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再后来学生们懂得了做学问不要不知为知，不知就是不知，要由不知去求得真知，这才是学者，才能做大学者。他做导师的时候，也是这样坦率。研究生来问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一遍一遍地讲，懂否？懂了，好。要是不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一遍讲，懂了吗？懂了，行了。有的问题，王国维一看，不大清楚，他就用海宁话说，“弗曾见过！”“阿拉弗晓得格！”王国维就是这样严于律己的。

　　正如梁启超曾经赞扬的，王国维“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谨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顾颉刚十分敬仰王国维的学术与人格。他曾经比较过王国维与康有为，说道：静安先生确与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做完之后，便以为自己学问成功了，曾说“三十五岁以后，学问没有进步，也不求其进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已经死了。这也就是王国维的天天求进步的人格魅力！

　　王国维的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国际著名学者。为中西文化所“化”的王国维,藉时代之伟力，凭俯视一世之才，将新学问煽扬得光焰四射，催开出奇葩丛簇。王国维的学术世界洪波涌起，星光灿烂，弘深瑰丽，显示了真正学术大师之“大”、哲匠之“哲”、巨灵之“灵”。王国维的学术境界给人们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位大师的榜样力量也是无穷的。

王国维大陈寅恪一十三岁，但他们是“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陈寅恪治史讲究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他强调考证古史要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而且他特别注重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陈寅恪得文章通篇具有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其史著之文体熔诗史于一炉，议论磅礴，令人敬畏。陈寅恪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的释证，由于他精通梵文而对佛教经典不同版本的勘照比较很有心得，曾经讲授佛典翻译文学。又由于家学渊源，使他对晋唐诗人作品所作的历史和文化上的笺证为史学重镇，陈寅恪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是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不但在中山大学开讲元白诗证史一课，指导学生的论文，比如指导高守真作太平公主的论文。而且他还一直笔耕不辍写出《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重要典籍。

　　陈寅恪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长在于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等的研究，他还擅长词章之学而且独创出史源学一目。据说陈寅恪在给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时说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表态。陈寅恪解释说：“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故不足以判决其是非。”这里大约是一部分对自己学术范围的界定，一部分也有对当时疑古学风和顾颉刚“古史辨”一派的批评。陈寅恪的晚年很多意见都用曲笔写出，鲜有直疏胸臆者。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比较淋漓。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此信行文大家能够看出似乎不是面对中科院，汪篯而是面对的郭沫若。这里面陈寅恪和郭沫若有些过节，一个是因为《论再生缘》的缘故，一个是因为两人对王国维的评价问题。“四堂”之中观堂和鼎堂从未谋面，但是郭沫若在解放前每每感叹王国维的成就如同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之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解放后郭沫若随着自己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却对王国维做出如下评价：“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维感情是封建式的。”有人宣称郭沫若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其实这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写过《中国通史简编》的范文澜。
　　
　　陈寅恪和郭沫若接下另外一桩梁子是在1960年的冬天开始。1960年的冬天郭沫若突然对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一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从1961年5月4日，6月8日，6月29日，8月7日，10月5日到11月5日郭沫若分别六次在《光明日报》撰文评价《再生缘》一书及其作者陈瑞生以及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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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中最后一段话牵涉到一些典故请大家去看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实事实上在1961年3月郭沫若去
广州曾和陈寅恪见过一面，根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和中山大学的秘书刘翰飞介绍说他们见面的时候郭沫若曾在询问过陈寅恪的年龄以后，当即吟出一副对子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其实象郭沫若，胡适这种人当年很会作秀的，他们端底才是不会打无把握之仗的，什么会见演讲之前一定会组织些材料，进补些文章方才粉墨登场。据当时世界书法第一的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上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简单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
　　
　　呵呵，北大的老人三沈三马们自然是对暴得大名的胡适看不惯的。但是胡适在北大还是有一群小兄弟的，比如傅斯年，他们就是一把子的，关系很不错，最后都跟国民党跑路了。胡适在史学方面的建树一是开新风气之先河二是提倡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也。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又有超越和建树，他在专史方面的著作有《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皆是半部，被称为半部书教授。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从北大开始就非同一般，据说在抗战胜利后蒋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一职，但他不愿担当，因为要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时代管。后来傅斯年又对胡适面临选择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两个要职时的犹豫不决而大动肝火，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介石：“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呵呵。傅斯年字孟真，为山东聊城人，典型的山东大汉的身材脾气和性情，他在五四运动当天的爱国大游行中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带领大家火烧赵家楼。他主办过《新潮》杂志，创建了史语所，后来他还有炮轰宋子文，轰倒孔祥熙两项壮举。傅斯年曾经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有句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了许多振兴救弊的主张。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陈寅恪曾有诗赞曰：“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1962年6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呵呵，其实死于闹者死于噪者都还是死得其所的。一个教授死在讲台上和一个演讲家死在就会上完全象一个士兵死于战场上和一个侠客死于仇敌的乱刀下一样光荣而神圣。留在大陆的陈寅恪是怎么死的哪？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其他如马一浮，翦伯赞，吴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人就不说了。看到他们的死，仿佛王国维的自沉是那么从容有致。陈寅恪的挽联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当时的顾颉刚还很年青他说同年三月康有为的去世他还能淡然置之但对王国维的中道而废则抱着悲痛和深深的遗憾，顾颉刚经历过文革于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对于顾颉刚的死我不好说些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顾不是冯友兰也不是钱穆，更不是胡适郭沫若。

   手机一词，在日文里叫做“携带电话”，简称“携带”。据说在时下日本，“携带”总数超出一亿，几乎与人口相等。手机功能之齐备简直不逊于一台电脑，其摄影功能则是电脑也不具备的。手机可以用来付账购物，代替信用卡；可以用来写作，赛似文字处理机。

    最近引起人们热议的新闻，是年方十七的高中生木堂椎以一部《修比整可怕一百倍》勇夺《野性时代》(出版巨头角川书店麾下的小说杂志)主办的首届“青春文学大奖”，此君便是“用两根指头在携带电话上写小说”的。

    既然有人用手机写书，就有人用手机来读书。近年日本众多有名出版社纷纷开设手机读书网站，于今已逾四十家。除了漫画，各社均将小说定位为主打商品，不仅积极投放尚未上市的最新作品，还将业已发行的单行本及袖珍文库本电子化，推上网站。收费形态也多种多样，便宜的月额仅须300日元，即可随意阅读不限数量；具有珍稀价值的则按册计费，读一本小说就得付一笔款。这些通过手机网站阅读的小说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携带小说”。

    携带小说诞生不过数载，但其发展势头却很好。2002年在女高中生中风靡一时的匿名作者Yoshi的系列恋爱小说《Deep Love》，四部作品共吸引了两千万读者造访，以传统的纸质书籍形式发行后，也热销了270万册，成为携带小说史上的第一部畅销书。2003年后，读书网站纷纷投入实力派作家的优秀作品，携带小说获得了飞跃性发展。如今在手机上可以读到的，既有森村诚一这样的元老级推理大家著作，也有铃木光司、内田康夫当红流行作家作品，前年的芥川奖得主阿部重信的首部携带小说也已在几家网站同时开始连载。

    此外，不少网站推出了各种读者参与型服务，希望借此牢牢抓住文学爱好者。如角川书店的子公司“角川数码图书”推出了“三百字小说讲座”，请来职业作家川又千秋主持，为读者修改习作。 

西班牙电视5台(Telecinco)的公益栏目“12m12c”近日将在西班牙境内发放由圣地亚那出版集团提供的2000册图书，以此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图书漂流活动。该栏目主持人梅塞德斯·米拉将成为此次活动的宣传大使。活动将从阿斯图里亚斯、瓦伦西亚、加纳利群岛等地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始，扩展至全国诸省的各个省会城市，最后在马德里久负盛名的雷蒂洛公园结束，整个过程预计将长达一个月。

    关于图书漂流活动，本报已有过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20日头版《漂流图书，市民为何不敢读？》)，即指在指定的公共场所投放一定数量的图书，供市民免费阅读，读者在取阅后再将图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图书即以此方式传阅于大众之中。据西班牙电视5台网站的调查，在平均一年之内，8％的西班牙网民一本书也不看，19％的网民读书不到5本，而只有26％的人读书超过20本。为此，该台致力于宣传社会公益事业的栏目“12m12c”打算以一场图书漂流活动鼓励国民加强阅读。由圣地亚那集团免费提供的这2000册图书以小说、散文类为主，多为在西班牙国内风头正劲的名家名作，如罗莎·蒙特罗的《透明国王的故事》、何塞·萨拉马戈的《死亡间歇》、伊安·吉布森的《轻装上路》、杜尔塞·查孔的《沉睡之音》等。圣地亚那实力雄厚，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而该集团也十分看重这次与西班牙电视5台的合作。除了投放圣地亚那的图书外，12m12c栏目也鼓励市民将自己的图书“解放”出来加入到图书漂流中，以此创造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氛围。这项活动的宗旨是:交换图书，鼓励阅读，分享经验，以此来找到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西班牙电视5台已制作完成了一部由主持人米拉担纲主演的宣传短片，并将对这场图书漂流活动作跟踪报道。该台的网站上还提供了详细的图书漂流路线图，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到图书到达自己所在城市的时间与摆放地点，还可以读到关于米拉最钟爱的图书的评论文字。该台总编导比亚努埃瓦指出:“我们一直认为，电视应当负有社会责任，而这场运动正是在此范围之内的具有促进意义的事情。”

近日，自称“草根学者”的邓遂夫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把“枪口”直指《红楼梦》的三个权威版本。 

叫板《红楼梦》权威版本

“我就是要向《红楼梦》的三个权威校本叫板。”邓遂夫说。目前市场上流行《红楼梦》三个最权威的版本，一是“程高本”，二是俞平伯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版的“俞校本”，三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由冯其庸等专家操作的“人文新校本”。

邓遂夫批评旧版尤其是“人文新校本”一点不客气：“里面有很多篡改的内容，整个校注都不透明，可以说是‘暗箱操作’。”他对此解释：“举例来说，庚辰本《红楼梦》中，贾宝玉有个别号是‘绛洞花王’，到了新校本，却成了‘绛洞花主’，就这么偷偷改了，不做说明，所以是‘暗箱操作’。” 

称新版纠误多达两万处

邓遂夫提出了“正本清源”的口号，对于自己的新书，他说，书中的３６００余条校注共３６万余字注文，“非常透明”。根据出版方提供的数字，该书对三种权威版本和三种辑评的文字、断句讹误达５０００处，而邓遂夫提供的数字是不下两万处。 

不做教授只做“草根学者”

邓遂夫并非学院派红学家，他一直是自贡歌舞团的编剧。“虽然有很多大学让我去做教授，但我不想去，我喜欢做草根学者。”

此外，邓遂夫还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表示肯定。“他的书我看过，里面有大胆的假设，但小心求证的部分少了些，但这不妨碍他为普及《红楼梦》做的贡献。” 

周汝昌肯定作者的努力

在邓遂夫新书发布会上，红学泰斗周汝昌对他的努力作出肯定。红学家梁归智也称邓遂夫“对脂批的价值认定堪称金玉之论”。

        近年国内图书市场出现黄金版图书价格超普通书千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令

　　业内人士透露书页实际是用工艺金箔制成实际成本仅数百元售价超出20倍

　　最高售价可达2万元，价格相当于普通图书1000倍的天价“黄金书”5月1日起禁止出版发行，这是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获悉的。

　　记者今早从北京市新华书店了解到，这些“黄金书”已经下架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黄金书”种类不下十种，包括黄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孙中山题词手迹》、《孙子兵法》……内容多以领袖诗词手迹和中国古典名著为主，基本每种“黄金书”都限量发行1000本，而价格从6000元到2万元不等。

　　据业内人士透露，时下售价高达万元以上的“黄金书”的书页实际是用工艺金箔制成。一克黄金可拉成50到60平方米的金箔，照此计算，一部“黄金书”的实际成本仅数百元，而其售价最高却能达到成本的20倍。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少数出版单位片面追逐利润，在出版图书时选用黄金、白银等材质为载体,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助长了奢华的不良风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为此，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自5月1日起，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凡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将受到严肃处理。

┌────────────────────────────┐
│　〔台湾总统府新闻稿〕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
│　Journal）4月20日以《我们相信民主》（We Believe in 　　│
│　Democracy）为题刊出陈总统专文，该报亚洲版《亚洲华尔 　│
│　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Asia）也以《两岸会 　　│
│　谈》（Strait Talk）为题同步刊登，是篇专文并同时于该 　│
│　两报网站刊登。专文内容中译如下。　　　　　　　　　　　│
└────────────────────────────┘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台湾以新兴民主之态崛起，中国则以经济
及军事强国之态崛起，这些发展都为台海的动态增添新面向。台湾人
民努力因应全球化的时代，并已获得某些成功，同时也建立防卫机
制，以对抗由一人、单一政党或一个外在势力，在未获同意下强加其
意志于台湾人民。我们进展是持续的，但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自豪之
处。

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及军备扩充，与全球主要强权维
系着稳定关系，却不让其国内机制（尤其是政治机制）自由化。不幸
的是，中国的成功对台湾的政治及经济发展及安全，形成挑战。

在探讨两岸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考量东北亚的动态。日本及中国这
两大区域强权的变化让双边关系，及它们与邻国的关系更加复杂。虽
然中国在区域及全球经济扮演的角色日形重要，其军备扩充已引起国
际社会的关切。日本则关注行宪法的修正。由于日本已逐渐走出长达
十多年的经济衰退，其政府已表达期待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的意愿，希望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此举已引发
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担忧，尤以中国为甚；但日本的民主化已使其远离
过去的军国扩张主义，这种忧虑是不合时宜的。

近年来，中国不断批评日本，并企图将日本边缘化。尽管与俄罗斯仍
有问题待解决，中国也与俄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六方会谈”
中，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更成为其额外的操弄势力。同时，中国还致
力于改善与南韩的关系，去年引起热烈辩论的议题即是南韩能否担任
日中、甚至美中间的诚实仲介者，以当一个预防区域冲突发生的平衡
角色。

在上述情况下，台湾必须格外审慎处理两岸关系。然而，中国处理对
台关系似具侵略性，失之审慎。

在政治上来看，北京过去六年来一再拒与台湾民选政府互动。中国领
导人邀请台湾反对党领袖去访问，意图削弱民进党政府，其邀访时机
显示是要转移大家对其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的注意。台湾人民绝对
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纷表疑虑及批评，以及台湾大众的强力反对声
浪中，中国政府仍一意孤行，透过立法授权以非和平方式来对付台
湾。面对这种压力，执政党与在野党领袖的协商配合至为重要；另启
谈判管道只凸显出台湾内部的分歧，却无助于缩小两岸歧见。

中国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止我们参与所有的国
际组织，台湾申请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就是最好的例子，实
在令人遗憾。此外，就算台湾是国际贸易组织的正式会员，中国还是
尽其所能地打压我们的地位，遑论买走我们的友邦，以断绝与我们的
外交关系。

在军事方面，中国对台部署了800多枚飞弹，每年还以100枚到125枚
的速度增加。我们系由北京将其年度军事预算提高14.7%的辩辞中获
此资讯的。中国的军备扩充已让区域的战略平衡趋于失衡，更如美国
国防部长伦斯斐去年于新加坡出席安全会议时所指出，可能损害美国
在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之整体战略平衡。

在经济方面，我们了解两岸贸易与投资的持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双
边贸易在过去十年大幅成长，导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
夥伴。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与中国总贸易额在2005年升至717亿美
元，较2003年增长了16.3%。这种经济愈来愈依赖中国的现象，所导
致结构性的失业及薪资的停滞已置台湾经济于险境。

中国在前述各领域日增的影响力凸显出台湾与东北亚各国所面临问题
的复杂性；对台湾而言，此种情况已形成对立，并造成台海现况的逐
步改变，这是我国政府无法忽略的。

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遏止这种趋势，但我们仍将尽力维护台海和平现
况。身为台湾总统，我的责任在寻求可行之道来防止此趋势对台湾人
民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台湾亦有意协助维护东北亚战略平衡，保护
台海现况，以确保我国民主、自由、人权及经济繁荣。

不幸的是，我们为达此目的所做的努力被中国解释成走向正式独立之
举。有时本人也听闻美国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发展表示关切，我们的
确致力于处理在台湾维护人权、多党民主及经济开放前即已存在的管
理机构，但他们却认为我们的目的在改变台海现况，甚至更糟地企图
引发两岸冲突。

这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的是将局势引回稳定的中道。为向
同样希望维持现状的友人再次提出保证，本人在2月27日强调，台湾
无意改变现况，同时强烈反对以非和平手段改变现况。本人必须指
出，是中国而非台湾政府决意改变台海现况及东北亚局势。由于区域
安全是所有相关国家的共同责任，台湾愿与日本、美国、甚至中国合
作，以寻求和平的解决之道。

我们坚信民主，并奉行主权在民原则，这表示台湾的未来及我们与中
国的关系都必须取决于台湾2,300万民众的心意。我们反对北京对其
人民及台湾民众所采行的非民主之道；同时，我们会继续透过经济及
文化交流，促进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并希望民主终有在中国实现的一
天，这会让全世界共同获益。

台湾政府对不设前提的两岸直接对话态度开放。至于包机、观光及台
商在中国的投资保障等事务性议题，我们愿与中国对话协商，以和平
方式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台湾民众以前所未见的金额不断在中国投
资，因此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因素，许多台湾人士希望了解中国准
备如何保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

确实降低对台军事威胁及直接与台湾民选领袖交涉会是很好的出发
点。诚如布希总统所言，我们亦了解台湾民主的生存与其他地区自由
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只希望把台湾治理好。台湾已准备好在国
际社会上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及“民主、自由及和平的捍卫
者”，台湾并支持美国鼓励中国提高其标准的努力。我同时吁请区域
内各国领袖负起在东北亚推广民主普世价值之责，因为只有这麽做，
才能有助于该区和平稳定的维系。

〔原载《台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毛和刘邓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后被人为地夸大

刘少奇和邓小平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刘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和刘邓在政治上（不是经济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后重新执政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被人为夸大了的“分歧”来建立他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泽东关於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为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刘少奇为大。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以“反修专家”的身份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刘少奇对於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着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预演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於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於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採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既可能就发源於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文革初期毛刘“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都不得不承认。

然而历史的真相还在於：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在夥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於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一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其后邓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刘主持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刘邓不仅举手赞成，更积极实践。邓小平五月三十一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五月二十三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一起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竟然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七月二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一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一个“走资派”—内蒙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八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文艺、教育和宣传的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

当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的过程中，刘邓除了表现出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但是，决定和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在这方面，毛的权术是“引蛇出洞”。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在回京后可以指责刘“放弃党的领导”；如果刘派了工作组，则是“镇压群众运动”。无论如何，他都会找出“两条路线”分歧来置刘於死地。

文革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於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经过了毛的批准，并且每周向毛汇报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无论刘如何表现，都会找出藉口除之为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刘邓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我很高兴来到世界著名的耶鲁大学，并能在东亚研究中心同这么多关心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我首先要感谢著名社会学家Deborah S. Davis教授、政治学家Pierre F. Landry教授、法学家Jamie P. Horsley教授，你们这些世界学人仰视的大师现在坐在这里听我演讲，是我的荣幸，同时给我带来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当然要感谢参加今天这场专题交流的耶鲁大学各学科的教师和同学们。我还要特别感谢马端新博士，他是一位法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办事非常执著和认真的美国人，是他周详地安排了我的这次访问。人类学家肖凤霞教授昨天为我举行的盛大晚宴也是需要感谢的。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这是我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的核心内容之一。大家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方向是社会冲突。近几年我发表的主要成果是有关农民维权抗争的。但现实中，工人维权抗争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因此，我从2001年5月起开始进入安源煤矿进行了工人问题的实证研究。为什么选择安源呢？这首先在于，安源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全过程。其次，安源煤矿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过重大贡献，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再次，安源镇是依托安源煤矿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社区。在这里，有国家管理者、市民和工人；有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有镇办企业的工人，还有个体企业的工人。这样社区性结构大体可以体现全国的情况；最后，安源煤矿是最能体现中国工人分层的地方。在这里不仅有企业干部、正式工，固定合同工、还有农民协议工、临时工等。不仅有在岗工人还有下岗工人。这种多样性，在许多企业不存在了。我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进行访谈和文献研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访谈组成的。这本书叫《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历史及现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演变过程及现实意义。

我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工人是一个迷失的阶级。我认为，中国产业工人自产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为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又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中“统治阶级”被政权逐渐组织结构化。这一点，我今天就不讲了。其二，中国工人现在所进行社会抗争行动，是一个非阶级的以理维权。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其三，中国工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就要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群体才能获得自己本来的意义和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长期和稳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今天也不展开讲了。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 集体行动和工人的维权抗争

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近2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内部各个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上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对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孙立平先生、李强先生和李培林先生的相关著作。他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对这一社会转型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呢？对此，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则有并不一致的结论。这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集体无行动”。这是美国密遏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静君女土提出来的。她通过对广东等发达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人行动的研究认为，当时“集体无行动”是中国工人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工人以降低积极性、缺工、逃避责任、不合作等行动回应当时的企业改制变革。

第二种观点是“无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爱玉女土提出来的。她通过对上海等地国有企业90年代中期后工人政治的研究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及物质环境的变化建构了工人行动选择的新的情境，“集体无行动”不再是工人明智、理性的选择，工人广泛存在的行动方式是服从、退出和个人倾诉，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90年代以来工人的集体行动并没有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局部地区也存在工人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但就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无集体行动”是常态。

第三种观点是“有集体抗争”行动。这以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陈峰先生为代表。陈峰博士通过对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这一事实得出了工人有集体抗议行动这一结论。他认为，这些工人自发（或声称是自发）的集体行为，主要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以及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他认为工人的这些集体抗争行动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

我的研究结论是，在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虽然“集体无行动”和“无集体行动”这两种工人政治状况都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当前工人政治的主体部分，“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才是当前中国工人政治的本质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与陈峰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我将证明的工人维权抗争主要不是基于“生存伦理”而是基于一种“政治伦理”。

社会转型期工人是否存在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这是一个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问题。许多否定工人有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个案性的，李静君博士和刘玉爱博士的研究结论就是根据她们在少数工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在我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宏观数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关键事件”研究。就当前工人政治状况而言，具有研究样本意义的“关键事件”就是所谓的“职工群体性事件”。这一点，陈峰博士注意到了。他在相关论文中就引用了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1998年，参加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1999年后基本上在400万左右。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实际上，最新的数据表明，在2004年全国共发生的近六万多起和2005年发生的8万多起“群体性事件”，以职工为主体占五分之二多。从这些宏观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当前在全国广泛存在工人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对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报告也承认，“近两年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职工队伍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行为过激，对抗性加强，处理难度加大；事件的重发率高，择机性强；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地区和行业性特点突出，困难职工群体是事件的主体；组织倾向明显，一些地方出现非法组织”。

从中国官方的这种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是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只是，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集体行动的特征和性质呢？为此，我曾经对2003年6月以来全国发生的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进行过分析。虽然这只是同期发生的此类事件的很少一部分，但也可从中获知目前工人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1、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拖欠工人工资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工厂没有代工人交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它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等等。表1归纳了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主要原因。

表1: 2003年6月以来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的原因

原因 数量 百分比
国企改制 75 37.5
拖欠工资 47 23.5
社会保险 21 10.5
破产安置 18 9.0
税费问题 13 6.5
劳动时间 12 6.0
贪污腐败 10 5.0
殴打工人 4 2.0

2、工人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

3、工人在维权抗争中与警察的冲突十分突出。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的事件中，有28起事件最终导致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在其中9起事件中地方政府动用了武警和特警，数十名工人在这些冲突中受伤或被捕。

4、工人的维权抗争开始突破了单位、走向行业或地区性的联合。在上述的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有11起是出租车司机因不满政府乱收税费而举行的全行业罢工。我曾收到了一份题为“如此转制：不利国，不利民”的控告材料。这份材料是以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69家集体和国有企业职工名义发出的。它不仅列举了这些企业共同的问题，而且还分企业列举了各个企业的特殊的问题。在材料后面又分别列出了每个企业派出的职工代表。这说明，这里的工人已经突破了单个企业的抗争界线，走向了区域性的联合行动。

二、 非阶级行动和政治伦理

如果从政治行动的性质而言，当前工人的“以理维权”是一种非阶级行动。这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当前工人“以理维权”是在目前“阶级失踪”和群体分化的状况下发生的。

长期以来，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贴上其标签中反而失踪了。也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封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也就因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它也就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这是目前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基本事实。当然，整体意义上的“阶级”失踪，并不是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的产业工人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那本产生过十分大的影响的著作就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的。

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随着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理权威主义的兴起并制度化、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作为“职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发生分化，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完全的雇佣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在具体企业中就有干部、以工代干人员、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离休职员、退休职工等多种身份的群体。在这些身份的背后，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抗争。这就是世界著名劳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

其二，当前工人维权抗争的依据是“政治伦理”。

在我看来，当前工人“以理维权”的“理”，不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提出的基于生存需要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执政者长期宣扬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执政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真正的统治者。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的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

事实上，那些起来维权抗争的“工人代表们”，虽然也认识到了自己已边缘化成了社会的弱势人群，但在他们抗争的诉求文本中，仍然把自己想像成为国家的主人，把自己视为统治集团的基础，仍然认为自己具有应该高于农民的身份。他们在不能为自己行动寻找到确定的法定依据时，就把 “共产党是我们的党”、“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不平等”、“不公平”这些政治口号作为了他们行动的依据。在他们看来，既然政治上我们仍然是“内部人”，那么就得享受“内部人”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就是一种侵权。可见，这是一种由“政治伦理”产生出来的权益。在这里“生存伦理”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它只是一种诉求的参照物，而不是行动的依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政治伦理”在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思想行动基础同时，又为工人的行动确立基本的“守法原则”。这在于，这种政治伦理产生的“内部人”意识，一方面使工人在行动上表现出较为克制，力求在抗争行为和方式上遵守法定规则；另一方面也使执政者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便采取过激的处理方式来对待这些自称为“内部人”的抗争工人。这也许是当事各方都愿意采取的行动策略，但无论如何，它在防止事态扩大化和激进化上起到了作用，并会为双方妥协处理增加机会。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守法原则”是不可以突破的。当体制内的渠道和法定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有可能发生以破坏公共秩序而造成社会影响为目标的“非法行为”。但只要没有工人以外的力量的政治性介入，这些行为总的特征还是比较克制的。

三、“以理维权”与“以法抗争”

我把目前工人的维权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显然，这与我曾提出的农民维权抗争是“以法抗争”这一解释框架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有：其一，维权抗争的依据有所不同。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在许多场合，农民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
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像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

其二，维权抗争的内容有所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口号是“减轻农民负担”，“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近几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为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显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为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的口号是“要吃饭”，下岗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提出“要工作”，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其三，维权抗争的对象有所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这是因为，在农民看来，是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而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而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都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腐败无能造成的。因为，这些不是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者实际上行使着资产者的权力，他们利用职权在侵吞国有资产并对工人的权利带来损害。为此，工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了抗争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抗争对象的区别一个重要根源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防范对像；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是中央决定的，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站在资本的一边，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依据。

其四，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组织和动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动员农民抗争的骨干是在乡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村组干部。在维权抗争组织方面，农民叫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的叫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则叫“工人代表”，“维权代表”，有的地方直接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称为“罢工委员会”；相比较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而且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而农民的维权抗争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还是处于软组织状况。

谢谢各位。

（本文为作者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