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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新传记讲述英国最具争议的诗人激荡的一生

^{《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

^{理查德·布莱弗德著}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  2005年8月版  定价：49.95美元}

　　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

^{英国诗人。1922年8月9日生于考文垂。英国诗集学会主席、英国文艺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诗集《北方船》（1945）、《少受欺骗者》、（1955）《降灵节婚礼》（1965）和《高窗》（1974）。曾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1965）、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1974）等，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

　　 当今诗人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停止下降，因为已经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在我们中国这样曾经是诗的国度的地方，已经很少有人读诗。英国曾经产生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这样伟大的诗人，但是诗人仍无用武之地，我在英国的大学读写作班时的老师曾被誉为英国上世纪90年代最杰出的青年诗人，曾是20世纪诗圣布罗斯基的高徒，最后也只好客走美国，到波士顿大学创作班任教。美国是20世纪世界诗歌最鼎盛的国家，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金斯伯格为首的所谓“垮掉派”诗人，几乎独挡一面地领导了美国的“文化大革命”。金斯伯格纵情声色、中年仙逝，他当年的战友们今天仍是美国诗坛的天皇巨星，但可惜他们振臂一呼、翻云覆雨的时代好像不会再来了。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去年隆重推出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新传《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觉得蹊跷，纳闷为什么美国人对一位英国诗人这么重视。中国诗人中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应该领教过拉金的诗篇，那时他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但仍然霸占着当代英国最伟大诗人的宝座，在英国社会的影响超过自杀身亡的美国才女普拉斯的绝情英国老公：英国诗坛上另一位霸主塔特·休斯。当时被中国作家奉为经典的那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拉金的诗当然入选，《外国文学》等刊物也对拉金进行广泛介绍。拉金是上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优秀的抗议诗人，专对英国中产阶级进行嘲弄和讽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首选了他的名诗《癞蛤蟆》，诗中写道：“我为何听凭癞蛤蟆的差事/重重压我身？/难道我不能用我的聪明做筢子/赶走这畜牲？//一星期有六天我都让它用毒腺/玷污我的气质———/就为付几张账单！/得不偿失。//靠小聪明过日子的人不少：/有的演东讲西，有的专耍嘴皮，/还有那伙流氓无赖、助理医师、庸俗臭东西/到头来也饿不着肚皮！”

　　英国学者、厄尔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布莱弗德，在他这本最新的拉金传记中试图为拉金平反，其中原因颇多曲折。拉金1922年生于英国考文垂，1985年死于英国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上，他一生置身象牙塔中，不爱抛头露面，只是偶尔发表两首诗作，虽然产量很小，但句句是鬼斧神工。虽然他的语言刻薄辛辣，但是他为人却循规蹈矩，到死时头上也戴着品德高尚的诗圣的光环。但是1992年，在拉金已经绝尘七载之后，拉金诗集的编辑、英国文学评论家安东尼·杜怀特发布了一本拉金私人书信集，令全世界英语国家中拉金的崇拜者们大吃一惊。拉金在给一两个密友的信中出言险恶，他骂所有女人都是蠢货，骂英国医院里的阿拉伯医生是只会傻笑的阳痿患者，他甚至痛骂工人阶级说：“我希望看到他们饿死、工资每年递减一半、他们的老婆穷得没有饭吃，只好都趴在地上啃草皮！”拉金还在信中道出令人惊愕的变态性心理，足以令每个中学学生的家长感到胆战心惊。

　　拉金的信件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

　　很多与拉金同时代的作家、学者感到困惑不解，英美高等院校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学者们对拉金的言辞最为愤怒，她们中间有人甚至宣称应该禁止各所院校讲授拉金的诗作，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她们就要竭尽全力找出拉金每篇诗作的字面含义与其肮脏内心世界的关系。曾经崇拜拉金的神奇诗才的读者们，一时间变得“谈拉金色变”，拉金在一夜之间变成当代英美文坛上最具争议性的“反动诗人”。

　　布莱弗德试图从两个方面为拉金辩护。首先他研究了拉金书信集中公布的所有信件，发现拉金那些荒唐的言语全部集中在他写给两个具有极右翼思想的朋友的信中；其次，布莱弗德研究了拉金大量的生活细节，发现挖苦讽刺别人是拉金的“天性”———如果不是“天才”的话！而讽刺的对象永远不固定，他甚至在著名的英国历史遗迹上面撒尿，表现自己蔑视权威的性格。布莱弗德认为拉金是一个具有多重思想性格的内心矛盾的作家，在受到思想右翼的不良朋友的影响下才出语伤人，其实那些话语并不能代表拉金的真实思想。但是当今英美文学界的评论家们对布莱弗德的论断仍然不能接受，多数人认为：“像拉金这样英国优秀的民族诗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自己的语言思想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那曾经崇高的文学地位已经使他成为英国文化的化身，他不仅亵渎了自己也亵渎了英国文化，绝对不能够得到宽恕。”

　　纵观至今仍然围绕拉金的生平与传记发生着的种种事端，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认为拉金是在为他自己作为讽刺诗人付出代价，他的职业本身造成了他拿一切开涮的极端习惯，无论是对多么恶劣还是多么神圣的事物，如果对讽刺对象稍微把握不当，他必定成为千古罪人。第二，我看到如今一位诗人不能以其作品吸引读者，而只能以其轰动性的政治影响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悲伤。

——评铁凝的《笨花》

在2006年的春天，那些喜爱铁凝的读者或者研究者，读到长达550页的厚重沉甸的《笨花》可能都会困扰不安。这与铁凝过去的风格相去甚远，一部遑遑历史巨著，一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这是铁凝扛得住的吗？铁凝曾经写得那么青春（《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曾经写得那么淡雅（《哦，香雪》）；曾经写得那么明媚（《玫瑰门》）；曾经写得那么清醇（《永远有多远》）；曾经写得那么自我（《大浴女》）……；现在，一部《笨花》，一部浓缩的现代史，客观化的外在的宏大历史，那么多的人和事，纷至沓来，令人目不睱接。铁凝，这是何苦来着？要跟谁过不去？跟自己吗？跟文学吗？这是一种命，这是一种写作的命运，是她的写作的命运。她终究是要证明，她能够写历史。而写作历史，被注定了是我们的文学的正宗和主流。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不是结论，毋宁说这只是问题的提出，这只是开头。不要那么世俗地去理解铁凝，也不要那么简单地去阐释铁凝。铁凝给出的问题，经常是当代写作的症结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的难题，是一种缩命论式的难题。

一、历史之书：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传奇

不用说，《笨花》以它的鸿篇巨制写出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风云录。通过一个人命运，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农民卷入中国历史暴力、革命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命运，来写出中国现代性历史苦难进程。

自从现代以来，乡土中国再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再也没有自己的平静和纯粹，它被推向了现代的革命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铁凝别无选择，逃都逃不脱历史的俘获。不是她要抓住历史，而是她的潜意识被历史抓住。逃不出历史掌心，这是中国作家的缩命，这是这种文学写作的命运。多年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就用第三世界的寓言性写作来描述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关于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打上民族国家的烙印。杰姆逊的理论遭致了汉学圈的一些非议，认为他以偏概全，杰姆逊对中国文学了解不多，立即就被吓回去了。事实上，杰姆逊算命式的妄发议论还是有一定道理，只是他的理论没有更多的内涵作为依托，还是显得表面化和空洞。但这确实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算了一卦，真就让他算住了；直到今天，这个命运还在中国作家身上显灵。

《笨花》从讲述冀南平原笨花村西贝家与向家的故事开始，蹊跷的是，在小说中西贝家的故事却被讲丢了，这个作为乡村开始的故事，典型的中国乡土的耕种的故事，只讲了几页就被向家的故事取代了，随后就围绕向喜的故事展开了长久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中，西贝家的故事只是偶尔才浮现出来，并且是以西贝梅阁这个病态怪诞的女人的故事才给人以些许印象。表征着乡土中国最典型的农业生活的西贝家退居到幕后，让位给卷入历史的向家。这是一个充满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家族，随着向喜参加袁世凯的新军，卷入到早期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环节，这部乡村中国的历史转向了宏大的普遍化的中国现代史。向喜家的故事才代表着中国近现代的主流历史，代表着历史的剧烈冲突、断裂和变异。从向喜本人，到他的兄弟向桂，他的儿子向文成，他的孙子武备，这个家族的故事就可以在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自由出入，就可以使乡土气息与历史变革的氛围相融合。

无庸置疑，《笨花》写出了中国乡村历史是如何卷入现代中国革命的详尽过程，写出它无可逃脱的现代命运。向喜与孙传芳为伍的那些兵戎生涯无疑也充满了戏剧性，显示出了铁凝具有驾驭历史的能力。但是，这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却是铁凝在叙事中要反复摆脱的力量，这条从晚清新军到军伐混战，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主线固然非常清晰地贯穿在这部小说中，从向喜从军到向喜隐退，直到向喜拉响手中的炸药与日本兵同归于尽，向喜的故事顺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裂变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变化，这在小说中勾勒得非常明晰。一部中国现代的社会动荡，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尽可展现于其中。

二、乡村之传：乡土生活的精致画卷

不用说，《笨花》同时是一部乡村史，小说从开头到终结都是在写中国乡村，然而，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殖、节庆习俗，婚嫁丧葬，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村庄的盛衰。

但如果真要计算一下篇幅，小说写作更多的还是那些个人之间的生活情状，主要还是乡村的故事，乡村的那些民风习俗、日常琐事、人情世故。而铁凝真正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通读这部作品，不得不说，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显示出它的饱满和丰富。怀着历史冲动，又企图逃离它，就象铁凝在写作《大浴女》时，怀着个人的反思自省，却又割舍不了对历史的眷顾。那个历史真就是象幽灵一样附着于小说叙事，特别是长篇小说叙事的身上，它象吸血鬼一样，一定要吸走它身上的精华。然而，人们却总是指望历史象精灵一样给文学增添无穷的深度。长期以来，我们都乞灵于历史，都是为老祖宗那席话：“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与充分的莎士比亚化的结合”，但我们没有仔细考究一下，那是马恩对资产阶级小说所的话，而资产阶级小说，那就是私人性的生活表现占据太充分的地位，用杰姆逊的话说，那就是个人力比多的内驱力构成小说的核心，那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占据叙事的深层底蕴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小说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道路。

我说过，历史是一种幽灵化的存在，它总是附着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中，铁凝或许真的怀着一次历史冲动，但她对于要进入历史，特别是直接进入如此浩大的历史还是心存疑虑。聪明的她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历史——那是摆脱不了的中国近现代的命运——作为主线，作为一种时间的必然线索在起作用，而小说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小说实际大部分时间是在抗日战争，相当多的故事也与抗日有关，但小说并没有描写抗日的大场面，而是不断地退回到乡村，退回到人民的抗日活动中，退回到草民的日常生活的习性中，在那里找到铁凝拿手的叙述。

由此不难理解，小说刚写过一半，向喜就从军中退回到老家保定和笨花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向喜的儿子向文成身上，他一直就在乡村，也在县城开过药房。向喜的原配夫人同艾在笨花村，二房姨太太顺容在保定（保定不过是笨花村的临时空间变化而已）。甚至连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备也还在冀南一带活动，不时地还“过来”笨花村。小说没有迷失在大历史中，而是不断地或者说始终以笨花村为中心，这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故事和人物活动的中心。这个无法逃脱的历史，铁凝还是想方设法地逃脱。

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铁凝的小说自然平和得多，那种松驰自在，娓娓道来还是透示出铁凝的灵气。这不管是那些在秋天季节女人到棉花地里钻窝棚的故事，还是向家的家长里短婚嫁迎娶，或是武备、取灯、时令参加八路抗日的故事……，这些只要发生在笨花村的故事，发生在冀南土地上的事，都沾着笨花的气息，都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儿。这些小故事串在那条明确的大历史线索之上，鲜亮、活脱、明净，反倒是它们照亮了历史之幽暗。作为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们当然无法细致地去分析那些小故事的情节原委，但可以看到，使这部小说生动起来的还是大量的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和情趣，是那些对人性的更本真描写，是对性格棱角的细腻刻画。小说取名“笨花”，那是笨重的历史与花朵的结合，铁凝早有所料，这是一个不得不还的宿愿，这是终结和献祭。漫长的历史串着这么多的大珠小珠，也不得不让人眼花缭乱。都是历史惹的祸，要展开这么长的历史，要有那么多的人物出场，要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历史终于变成一根细细的线绳，而横枝蔓逸，也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当然，对历史的逃脱并没有远离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摆脱历史，或许这真的就是一种写作的命运，其内在意味，那些特别耐人琢磨的宿命的东西，还是依靠与历史的碰撞来建立起一种意味。向喜这样的人终究一事无成，他奇迹般地大动荡的时代当到少将旅长，最后却与日本人搏斗中掉进粪坑牺牲，这样结局细节有点匪夷所思。但却也暗含着对历史嘲弄。向喜在参加王士珍招募兵员，多次被提到他长得象刘备，都是乱世，都是乱世出枭雄，但向喜最后却没有这样命，他的一生不过是中国现代社会动乱的一个卒子，最终还是回到笨花村，甚至还是回到与土地相关的事务。这个历史给个人的命运留下什么呢？同样具有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年轻一辈身上。取灯、武备、时令都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取灯被小妖子出卖，这样的出卖显得很必然，小妖子觉得取灯对她最好，在日本人和金贵的威逼下，她就出卖了取灯。而时令为了执行任务，把正要与他相好的小妖子从背后开了枪，再往脑门上补了一枪。这些恩恩怨怨不再是乡土中国自己的家族世仇生发出来的事故，而是中国的大历史给定的劫难。在小妖子和时令之间，再也看不到她娘大花瓣与向桂钻窝棚的那种情调，那种人性之间的自然的亲密。生活与存在已经被历史劫难俘获，人的存在要从这里找到勇气和理由。来自西贝家的时令走出了乡土中国，他杀死了喜爱他的小妖子，这是对一种新的命运的选择。而他的姑姑，那个信仰西方基督教的疯疯颠颠的西贝梅阁，她的故事始终舒展不开，铁凝显然也拿不准要如何评判历史的宿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而这其中又夹杂着中国与西方，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的复杂矛盾。梅阁的故事就是一个病态的可笑又可悲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来自西方的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真实境遇写照。

三、闲来之笔：

铁凝既想去书写一部现代中国史，一部乡村卷入现代的非凡史，但她又不愿被历史压垮，她还是执着地回到她的乡村，回到那些活脱脱的小故事，这使《笨花》保持住它的乡土本色，保持住铁凝固有的纯真之气，乡村终究从历史中全部浮现出来，这是铁凝意想不到的结果，还是她烂熟于心的预谋？

2006-2-26于北京万柳庄。

胡锦涛即将踏上美国白宫南草坪的红地毯，沸沸扬扬的赵岩案突然出
现转机，据赵岩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3月17日说，对赵岩的起诉已经
取消，他将在几天之内获释。

赵岩被捕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他是因《纽约时
报》率先报道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捕的。中共官方指
控赵岩泄漏了国家机密，但《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有关报道的消息
来源，赵岩本人也否认对他的指控。

赵岩案显然大冤案，但按照中共当局的惯例，类似赵岩这样的案件，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放人，大都要留一个判定有罪的小尾巴。因为撤销
指控意味着赵岩将无罪释放，也等于宣告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抓错
了。所以，赵岩案的结果仅仅是极为罕见的特例，显然与《纽约时
报》的显赫地位和美国政府格外重视高度相关。

作为朋友，我为赵岩和他的家人感到高兴，但愿赵岩马上结束牢狱之
灾，与家人团聚，接受朋友庆祝。我也为此案的代理律师莫少平高
兴。莫律师代理过许多敏感的人权案件，但在中国的制度下，无论律
师的辩护多么出色，大都只能是无功而返。而今天，莫律师终于可以
看到自己为之辩护的一个政治犯将被无罪释放了！

然而，作为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我也高兴不起来。赵
岩案的结果至多是人质外交的又一次出牌，是中共为营造党魁访美的
良好气氛而惯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而丝毫无助于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
善。正如《冰点》复刊并不意味着言论打压有所松动一样。君不见，
《冰点》前脚复刊，《爱琴海网站》后脚被封。

恰恰相反，近年来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就在赵岩即将获释的前
后，有更多的人因言获罪。2005年，就有师涛、郑贻春、许万平、张
林等异见人士，被以“煽动颠覆罪”判重刑；原《福州日报》采访部
副主任李长青被以“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判刑三年，只因他
同情和支持反腐书记黄金高。2006年，山东邹城市教师任自元被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山东淄博市网络作家李健平被以“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毕节日报》社记者李元龙被以“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逮捕；还有近期内失踪了一个月的胡佳、欧阳小戎等人。

“6．4”后，中共对西方的外交是金钱加人质，金钱外交能够奏效
的，人质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钱不管用的，才会附加人质交易。最
初，中共的人质外交是为了缓解“6．4”后的巨大国际压力，是无奈
之下的偶然行为，比如放方励之去美国。后来，中共当局从中尝到甜
头，逐渐把人质交易作为党权外交的组成部分，捉放游戏也玩得日趋
娴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
关；王军涛于94年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
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
筹码；王丹、刘念春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
谢；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五年，就有大陆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
觉、热娜亚等人，具有美籍身分的贝岭、李少民、高瞻等人，先后作
为中、美交易的人质筹码。

这样的人质外交既残忍又下流，永远是放一个、抓更多，大陆的监狱
中永远不缺与美国作交易的政治人质。而且，这种捉放游戏也是露骨
的“等级歧视”，其中，政治犯的西方国籍和国际知名度是区分不同
等级的两大要件。但由于抓的太多而放的太少，以至于，一些备受关
注的著名人质至今仍在狱中（比如，杨建立、杨子立等）。而那些知
名度低的人质，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善待。因为他们既
没有国际知名度，更没有美国身分，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在狱
中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反正国际社会也
管不过来。

尽管，现在的中共在本质上仍然是反人权的独裁政权，但在大势所趋
和民心所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伪善”的脸来。中共寡头
们他们越来越具有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
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
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所以，他们才会玩弄人
质外交，国内的民间维权才有一定回旋空间。在此局势下，中国人权
事业的成败，国际大势和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
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以中国之大和人口之多，更以经济高增长
和金钱外交对西方政客和资本家的诱惑力，如果中共当局得不到来自
国内民间的足够压力，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就找不到有效的着力点，
其作用也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绑在一起，
也无法真正推动大陆的人权进步。

反独裁、争人权的中国力量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支持，使国际压
力的作用不限于促成几个著名政治犯的释放，而是能够推动中国政治
制度的逐渐改变，民间维权运动就不仅要挺直道义脊梁、不畏风险，
更要肩负起责任伦理、尽量降低风险，既不妄自菲薄，也绝不能轻视
对手，力求维权运动每一次爆发都能带来官民之间的某种良性互动，
并取得看得见的成效，哪怕每次取得的仅仅是有限的成果。而只有不
畏风险的道义正确而没有实际效果的维权，无法使民间维权运动的逐
渐成熟起来，也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唯有实际成果的一点一
滴积累，才会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投身民间维
权；也才会让关心中国人权的国际力量看到中国内部的希望，使自由
世界施加给中共当局的政治压力，变得更为理直气壮且更有实效。

（2006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旧约•利未记》第19章

罗马人与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定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
——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

在观念史的意义上，我将宪政定义为“主权者的自我约束” ，而不仅仅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宪政的主权观是有限的、混合和残缺的主权观。主权者的自我约束首先是对立法权的约束，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有限政府就是立法权受到限制的政府”。而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主要是行政权受到限制。对立法权的约束在观念上又可以分开两种思路。分别发展出专制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类政法模式。一种是国家主义的，反宪政的，它导向议行合一的趋势；另一种是宪政主义的思路，是对立法权和大多数人意志的怀疑。由此导向违宪审查这样一种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技术。

从卢梭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一条思路里面，也能看到对立法权进行限制的思想。如黑格尔是主张对立法权进行限制的，但限制立法权是出于国家主义的崇拜，出于对行政国家的崇拜。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目的是“伦理的实现”。用耶稣在旷野受撒但试探时那个著名的比喻，就是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把石头变成面包”。政府为恶的假设，国家是信不过的那些自由主义的信条，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贱民的见解”。他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从卢梭到康德都持这种看法，国家无限，国家的命令个人必须服从，“即使错了也要服从”。在这样的观念下，当然也会强调限制立法权。这种对立法权的限制，其实质是基于对行政国家的偶像化，而去限制老百姓的权利。限制立法权具体而言就是限制议会，限制多数人的意志。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时曾说过一句话，“立法权是叛乱的因素” 。因此从巴黎公社开始，影响所及，包括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都有一个“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议是指议会，行就是政府。马克思认为立法权是一个天然的颠覆政府、颠覆最高权威的因素，政府要做事而议会只从旁捣乱，只知去否定决议和预算。从这一思路出发，理论上逐渐衍生出一套并不成熟、也不典型的“议行合一”体制。强调行政权和立法权某种程度上的合二为一。不是三权并行，而是立法权在上，直接涵盖行政权，行政权对它负责。议会也有权在相当程度直接干预和支配行政权。这种“议行合一”模式长期停留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并未在制度中有效的贯彻。迄今为止只在部分学者的笔下被继续描述。

在英美国家，对立法权的约束导致另外一个思路，由此形成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技术，即分权制衡与违宪审查。有学者对各国成文宪法进行比较，目前明确或含蓄规定了由司法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占45.1%，明确或规定由立法机构或其它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占4.9%，未作规定的有34.5% 。超验的在先约束的确立，使立法至上的观念从宪政主义者眼里消失了。宪政制度转向司法至上的倾向，反对议会的自我审查，因为“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No man is allowed to be a judge in his case），是英美普通法法治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法治原则在政治哲学上的延伸，就是宪政主义的主权残缺和有限观。立法者不能被等同于主权者，因为立法者必须被立法者之外的人裁判。美国法学家凯尔森从一个反面对议会的自我审查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

由立法机关本身决定是否违宪，那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就都具有宪法意义。没有一个议会立法可以被认为是违宪的 。

凯尔森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高于立法权的裁判权，就没有宪法的概念。如果立法权具有自我裁判权，就没有违宪的概念。因为这样一个整全性的议会在政治合法性上是“不能为非的” 。因此立宪政体需要将最重要的对于立法的裁判权从立法权里剥离出来，交给最高法院和大法官。由大法官立足于法律、宪法和不受制于多数人的理性和智慧的知识传统，对议会和政府的立法进行审视。在现代宪政制度中，违宪审查在政治权威上把最高法院这一“最不危险的部门”摆到了最高的甚至是“虚君”的位置，用司法权的崛起来抑制行政权和立法权。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的实质，是共和主义精神的现代翻版。服从一项判决，不是服从法官的单一意志。而是对一种有限的和混合的主权观的服从，对智慧、理性、司法技艺、超验正义、民意和程序的服从。美国学者考文这样评价司法审查，“如果没有司法审查作后盾，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成为个人求助的源泉” 。现代的宪政主义既与宪政的超验价值密不可分，又对直接诉诸于超验正义的违宪审查制度（包括判例制度）有相当的倚重。通过违宪审查，在不同时期基于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具体情境下的个人权利或增或减，不会对在先价值本身构成颠覆，反而在宪法传统中积累起丰富的对于正义的法治主义的理解和遗产。

                                        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身后留下一汪汪血浆
　　　　　　　　　　我不知自己是不是罪犯
　　　　　　　　　　只感到极度恐惧惊惶

　　　　　　　　　　从人群聚居的荒漠
　　　　　　　　　　到鸟兽全无的僻壤
　　　　　　　　　　从驱赶我的家园
　　　　　　　　　　到拒斥我的村庄
　　　　　　　　　　我只好带着腐烂的躯壳
　　　　　　　　　　和停止跳动的心脏……

　　　　　　　　　　在刚刚懂事的时候
　　　　　　　　　　我就被按在地上
　　　　　　　　　　施行割礼
　　　　　　　　　　从此开始成长
　　　　　　　　　　跟着饿狼学吃生肉
　　　　　　　　　　跟着善人虐杀爹娘
　　　　　　　　　　我越长越矮越长越傻
　　　　　　　　　　从中学生长成文盲

　　　　　　　　　　我睁着眼睛失明了
　　　　　　　　　　耳朵健康地失聪了
　　　　　　　　　　虽能清楚辨认白纸黑字
　　　　　　　　　　却只见台上的嘴一翕一张
　　　　　　　　　　我的精神错乱了
　　　　　　　　　　认为鲜花恶臭冰雪滚烫
　　　　　　　　　　我丢失一切证明身份的东西
　　　　　　　　　　说不清去向哪里来自何方……

　　　　　　　　　　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没有人肯收留我
　　　　　　　　　　都嫌我内心和外表无比肮脏
　　　　　　　　　　他们怕传染上致命的病毒
　　　　　　　　　　也被囚禁于隔离病房
　　　　　　　　　　因为我拒绝承认
　　　　　　　　　　太阳和路灯发出的是光……

　　　　　　　　　　（2006年3月19日）

   《无可奈何的沦落》
    
    乱世浮生，我好不容易买好了到重庆的车票，就找到一家网巴，想给四川、贵州的朋友 发E-mail，以免成了不速之客。我付了押金坐在电脑前，但怎么也打不开屏幕，就回到巴台交涉。老板指着门口低声告诉我：“公安局的，查了先生登记，不让我给你开通上网”。老板退回押金，我只好背起登山包走回郑州火车站。我终于明白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关闭漫游的“全球通”手机，公安通过卫星定位，使我重新落入监控之中。我当然不能带着尾巴去会友，于是就立即重新排队退票并购买回程车票。
    
    面对便衣们尴尬的狰笑，我转过脸背对着他们，用肢体语言回绝他们要与我交谈的企图。几天里我缄默不语，我在故意回避一个不可能回避的现实。列车上我翻阅着北京访民恳求我带给高律师的上访材料，在安之若素的万古长夜，在无法驱散的黑暗中，我仰首无言空怅惘：那些含辛茹苦的灵魂、忍辱负重的血泪控诉！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访民上访北京是越级上访，是无奈的选择！我也是为了控告台州官黑、官恶、官官相护的地方官场黑社会，才迫使我要到中南海新华门进行接力绝食抗争！
    
    “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是煽动对抗！”、“聚众闹事、坚决法办！”等，“上访”成了敌情的新动向，在中国的不少地区都有过类似的标语。
    
    访民们说：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我们走访了一级又一级的政府衙门；相信党委、纪委，我们向他们控告公安、检察的官官相护，法院的枉法卖权；相信舆论，我们几乎求遍了的电视、电台和报社……上访是逼出来的，地方政府不是着手去解决问题，为控制上访，只要一经发现，就是让公安、派出所以“聚众滋事”“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予以打击，抓起来关押、毒打和劳教。
    
    在徐州，一群安徽来的访民和截访官员和劫访军警在站台对峙，围观的人山人海，访民和群众喊起：“打倒腐败！打倒贪官！”“控诉官商勾结的黑社会！” 呼声震天。访民中的退伍军人胸前佩挂着军功章叮铛作响，伴着《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此起彼伏……
    
    最后，许多访民被截访、劫访的押上车厢，列车启动后，我们开始交谈。
    
    “我们把最后希望寄托到中央，到北京后才知仍是死路一条……”一访民对我诉说。“我们到国办、中办、全国人大，到中纪委下跪、哭诉，但中共没有包青天，”另一访民喊着。
    “你说党中央英明，怎么就让黑恶的截访抓我、打我、关我，上访无罪呀！”百死不悔的访民是流干了泪，走断了腿，仍百折不挠上访呀，上访……坚信法律，拿着《宪法》的访民跑遍了高法、高检、公安、司法……
    
    “我们躲着截访的骚扰、驱逐和抓捕，最后还是被扭进马家楼，关押、毒打后就被遣送，还说要法办、劳动教养”。
    “彻底地绝望了，有的访民就跪拜国旗、跳楼、跳河，拦拜共产党高官的轿车、自焚……”访民们七嘴八舌又说：“北京的叶国柱因为跳了金水河，说给判了4年大刑，冤呀。”
    
    “公安说：‘高智晟是坏人，维权绝食是搞政治，是国外反动派、法论功操控，抓起来就劳教、判刑’”
    
    到上海，给朋友挂电话，询问情况。他们说：“到北京上访的上海访民付月霞（音）、马亚莲、王丽庄、韩忠明、陈哓明等，都被追捕关押；徐黎娟（音）在关押的地下室，欲割脉自杀……”
    
    上访成了镇压的理由。许多访民兜中、手里捏着一张张复印材料，竟是华子散发的 “甘肃访民钱文绍爆炸法院事件的报导”，走投无路了，怎么办？同归于尽！他们说：“坐轮椅散发材料的人，抓捕时被打得不轻！”专制独裁的暴政正在制造暴民。
    
    我问他们：“上访，有解决过问题的吗？”
    访民吱唔不语，后来说：“我们半夜就排队, 排到八点多开门，政府叫我们登记，又排着长队到中午还轮不到；什么表的都填了，弄完后他们又说，你们在窗口边等等……”“等到截访车一到，下来一帮便衣， 连拖带打抓到马家楼，北京关满了，关押到石家庄。无耻！因为政府没有一点点解决问题的诚意”
    
    震怒的访民们，又向我诉说：
    “河北省沧县纸房头村村民黄俊杰（音），因土地赔偿问题，多次上访，当地政府把他、老婆和儿子五花大绑，汽车上游街示众，电视播放，政府称 “法制宣传” 。后被媒体曝光至今没说法，仍只能上访。”
    
    “在北京截访的就有三千多人，几百辆劫访车，天天停在永定门马路上。公安的、检察的、法院的，国务院两办门口的路都被他们堵死了，只要听你是外地口音，他们抓起来就拖走。你要看政府怎样抓人，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口，就看得一清二楚……”
    
    在共产党体制的保护下，浑浑噩噩的官员已到“无官不贪”、“十官九贪”、“无恶不作”的地步，体制腐败，挥霍、侵吞国家财产方式的五花八门……三农问题自朱镕基开始就光打雷不下雨，温家宝们只会在电视上亲民。胡、温只是让一家家国有企业拍卖，让一批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的前列，广大人民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出路问题，官商勾结的拆迁、征地，触目惊心的司法腐败，枉法卖权逼出几百万上访大军，还有腐败贪官的大逃亡。
    
    呜呼，中国呀！中国！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仰天长叹！
    
    林昭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写道：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所以，今天的高智晟成了“中国的良心”，送火的“ 普洛米修士”。

“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例如“英联邦国家”或者“法属国家”，还有学者使用吗？

这两年新输入的“企业帝国主义”或者“商业帝国主义”，这些概念符合“学理”吗？

“列强”无疑是一个老词，如果是“诸强国”的意思，用用应当不犯忌。

晚近20余年，大陆外商人在中国赚钱多多。据说也有亏损的，但很多是账面亏，到了共产党世界也做假账、偷漏税了，实际上亏的很少；当然有亏的，岂止是亏，简直遭遇劫匪一般，例如香港的嘉利来，近见报道与南京80亿的“国洪金融骗案”有关，但几个民间诈骗犯肯定弄不到余世存命名的“北京门”程度。另据报道连霍英东也栽在了广东地头蛇手上，凭常识判断几个乡村干部没那么大胆子，霍英东是怎样的好佬，难说。更常见的情形是外商与共产党官僚勾结起来，一起剥削中国劳工，责任主要当然在陈独秀们反复抨击过的买办官僚身上。“外商”以港台最奸怀，但例如近来美国的四大IT商，为了赚钱，不惜违背美国法律与人类公义，助共为孽，也够奸坏的。

商人赚钱对于本国经济是好是坏，简单说当然增加了本国收入，但也复杂，主要看你怎么赚的。以中国劳工的超廉价血汗垫底，会在本国一些行业引起较大失业，例如美国一些行业工会就特别强调中国劳工要有独立工会。一些有良知的发展经济学家实际上最强调人权，而不是强调资源配置、产权合理、充分竞争、专业化分工、企业制度等等，他们认为没有人权就不可能从非市场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这说的是政治比经济重要，不是废话，经济学本身很多其实是“多余的话”。

增加了本国财富，至少相关的商人和政要，内心是高兴的。有没有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分别呢？当然有，但强者的习惯与中国贪渎集团“性相近”，都喜欢捞现的。伯克等人当初反对英国对北美管控过甚、攫取太多，终究是议会少数派的声音，结果帮助北美的潘恩们赢了。潘恩们当然是激进的，但比起英国统治集团的贪婪来，激进不激进能说明什么真问题呢！独立战争以来，有哪个宗主国或者帝国或者强国，能够把制度通化（不是同化）摆在能捞先捞之上的呢？美国当年提议列强“退还庚款”算不算一例？不知道。

俗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今天外商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购买、参股“国企”，也有“吃拿”的成分。共产党动不动说中国人多，如果乱了吃饭成问题，全世界也会受不了中国的难民，一是讹诈老百姓，二是警告外商。其实用不着警告，只要有钱赚，外商内商都会本能般拥护共产党镇压老百姓的铁血政策。事在人为，理在事中，人世间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古往今来，所有的良知道义都是被邪恶卑污的人事“逼”出来的。

所以，“在华利益”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由共产党卖国派生出来的真正的问题。外商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吗？到目前为止，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有国际知名度因而有“商业谈判价值”的人物而已。为什么中国一些人物精明到以小时计算挣国际知名度的地步？抛开人物们的动机才华不论，客观论之，是共产党和外商共同有意无意的“符号化需要”使然。什么时候外商会真正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呢？老百姓们的抗争都风起云涌的时候。什么叫风起云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掀房顶”，否则改良主义的“开窗户”办不到──尽管已有的剧变失败了，但以中国权贵们的流氓品质看，至少胡适对陈独秀说的“我们的最低限度达不到你们的理想也达不到”，抛开种种种种是非善恶不论，结果如何已是不争的了。真正平和的大眼光，决不是一个几个人物的研究，能够代替的。假如这样的研究表现为此一时彼一时的“颠倒错乱”，就更不值一谈了。

“在华利益”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紧要的问题。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一是中国的统治者不肯“好好做生意”，买办们只愿意做肮脏交易；非买办们大多走传统“潜规则之路”，与买办不同的是不愿意嘴里的肥肉分于外人。买办这个新事物形成也要有过过程嘛，鸦片战争是买办化迟到的结果。今天那些打着伪左民族旗帜的力量，希望从继续苟延“国家社会主义”中混个金饭碗，还是有与外强打架的欲望的──但已经越来越迅速地往上海滩式的“拆白党资本主义”靠了。（从扬帆与张维迎的和好我看到了“新政”吸纳“中国式左右”的“意图”，再过几年伪左将消融于上海滩──请注意所谓“坚持改革方向”恰恰是在上海组强调的。）二是老百姓不可能从“买办化”的贸易中受益，相反，开放在现实中呈现为老百姓受到内外奸商的“双重剥削”，这就决定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重叠，本来应当能够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的民众，其反专制必然引起国际政治的反应。有谁能举出“洋人”帮中国民众反专制的例证来吗？三是无论军事列强，还是政治列强、贸易列强，都不可能改变“利益至上”的“社会本能”，只要统治者不肯或无力改变将大多数民众当作“刀俎上的鱼肉”政策，外商就总能从肮脏交易中获利，通过买办或经济卖国加强统治的策略就会继续。

于是，正如不管反抗专制是不是暴乱的，“民族矛盾”究竟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适当年对两次鸦片战争的看法与对义和拳的看法截然不同，陈独秀不仅是1924年因为反帝而模糊了他本来很清晰的对“义和拳”排外的认识，今天看来，都需要统一而深入地放到“列强在华利益史”中来体认。这里面当然有国际规则，但彻底的规则论显然无逮于复杂残酷的实际纠葛，难以对历史作出“当下性理解”。就想陈独秀当年起草，胡适帮助翻译成英文并参与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如果用当时仅有的北京商会的口吻，指责陈独秀“盗用北京市民名义”，有违“程序正义”，这样的研究是无法让历史清晰而只能添乱的。

陈独秀是一个勇于直接行动、富于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始终是反对派”的人生，在那样的内贼外贼时代，我只有在深深的同情、敬佩中加以理解，而不会反反复复揪住他的嫖娼、暴脾气等等不放。一些此一时彼一时的“意图研究”，既与新文化及其“5.4”直到肯定“12.9”一代相违，也不见得有多少胡适的温和理性，反到见到太多的鲁莽灭裂的。我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但我的一些想法从七年前对王元化先生的评价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我自信，这想法比较“中庸”。

近些年来时不时地可以听到杨振宁教授的高见，平心而论，杨教授的高见也非一概没有意思，有的也还有供人参考的价值，但大多数让人觉得奇怪。比如他一再地称赞中国的教育如何地好，如何地比美国要好。或许杨教授那样说有他的理由，但总让人觉得他之所说与事实相差太远。本来，对于一个稀世珍品—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我们总应该抱有尊敬之意，再说杨教授已届高龄，更应令人尊重。无奈教授所言所说常常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怪就怪在杨教授总是有些不顾事实，这与他身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总是有些不太相符。

前几日，杨教授在广州作学术报告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又发出一些令人可以说是震惊的意见，比如说什么，中国现在不需要诺贝尔奖，一二个诺贝尔奖对中国没有什么意义，中国需要的是能赚钱的人材，比如比尔盖咨之类。有说清华的大学生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哈佛学生等等。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杨教授是在误导中国人，当然，他不一定有意想误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常识告诉我们：诺贝尔奖作为国际最高的科学文化奖项其获得者一般都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杰出成就者，正因为此，诺贝尔奖项获得的多寡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国科学文化发达的标志。那此诺奖多收获者国家一般都是科学、文化发达与较发达的国家，反之，诺奖获得少者则相当来说要落后很多或较多。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竟然从未有一人获得过诺奖，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不发达是有直接关系的。作为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教授不会不明白诺奖对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杨教授为什么不鼓励中国人去争取诺奖呢？为什么反而说一二个诺奖对中国没有意义呢？杨教授是否认为中国可以不用获得诺奖也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教授给中国人开出的救世处方是要培养能赚钱的人材，比如比尔盖咨。诚然，比尔盖咨先生是值得人们敬佩与效法的，但比尔盖咨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水准的实用型的技术人材，与那些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材有所不同。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并不决定于那些实用型的人材，或者说并不主要决定于这些人材，而是决定于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实用科技的结合。如果没有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的成就，那么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任何重大发展。没有牛顿，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科学。杨教授为什么不从中国的科学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呢？反而象一个小市民一样只考虑赚钱这样的事情。赚钱当然是重要的，可是科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相反，科学有时候还必须人类贴上许多的钱去发展她。科学研究有时候并不能立即为人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真如杨教授所言，中国只在实用人材的培养上下功夫，而忽视了基础科学的研究，恐怕将来中国不知要受多大的痛苦，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以至实际的科技水平不知要受到多大的阻碍。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竟然无知到否定诺奖的意义的程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说中国的清华的学生平均水平要高于哈佛，这更是真正的诒笑大方的事情。众所周知，哈佛是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其教学的高水准与所培养的人材的高素质是举世公认的。而清华虽是中国的最好的大学之一，但其教学水平与所培养的人材的素质相比之下显然要低许多档次，这不是我在这里的随意作出的结论，这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据报道，清华在世界上大学的排名中列二百多位。而哈佛则在世界大学中名列前茅。这样的二个大学的学生相比较，竟然是后者要逊于前者。我不知道杨教授是怎么得出他的结论的？一个研究物理学的科学家却无视现实地信口开河，也是让人叹息的事情。在此，我不由得想对杨教授说一声，为了您的声誉，请您最好是闭嘴吧！当然，没有人能够强制你闭嘴，也不会有人那样去做，可是，如果杨教授似此这样的胡说下去，大概他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会让人相信了，只除了他曾经做出来的得到人们肯定的物理学的研究成果。

已经习惯于在大陆说好话的杨教授可能仍将会将他的好话说下去。这些很能让官方高兴的好话他可以一说再说，直到他不再能说为止。可是，杨教授有说的权利，而我们则有可听可不听的权利。当他的话语说得不符合事实，离奇地好笑的时候，我们将免不了还是要对他说上几句，以为对他说出那些不知好歹不分黑白上下的可笑言论的一种反应，如此而已。

今年的十月十九日便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中国的文化界又开始了对鲁迅新一轮的争议。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过十几年愚民教育的中国人，在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们千篇一律的教诲下，我曾一度是鲁迅的热心崇拜者，不光是崇拜他，而且，在遇到别人对他进行批判时，还会不遗余力地帮助维护他那近乎神的形象。非常“不幸”的是，对鲁迅的崇拜在我走入社会后不多久的时间里便已经灰飞湮灭，他在我心目中那原本“伟大”的形象早已经随着我对现实的了解和对他的重新认识而一去不返！非常感谢鲁迅那如匕首一般的文字伴我度过了那些懵懂无知的青少年时光，在他离开这个令他失望的世界近七十周年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权作我对他的祭奠吧。

在学校读书时，基本上每一年的教科书上都能读到鲁迅的文章，而且都是作为重点课文来讲授的，记得自己读书时很调皮，也许是出于对那种应试教育的本能抵触，我几乎没有觉得哪个现代作家很优秀，即使有的作家本来很优秀，因为在现实中常常被人为地神化，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情绪。所以我读书时最崇拜的作家还是古代的，如唐宋八大家之类，从他们那里，我才能真正找到一种在文化上的自豪感，才能看到祖先们的铮铮铁骨和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和他们相比，尤其是国内的现当代作家，绝大多数是堕落的，他们成了政治的附庸甚至是专制制度的帮凶，他们的灵魂几乎被权力和金钱淹没殆尽！有很多人总是人云亦云将传统文化骂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有很多。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能让人看到民族的希望，就象刘晓波，余杰，赵达功等作家以及其他喜欢在海外发表独立意见，进行自由写作的人。不过，只有等到他们成为文化主流的那一天，中国的文化才能算复兴的起步，文化要达到春秋战国和盛唐时期那样的繁荣程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传统文化讲究集思广益，所以传统文化并不拒绝民主与自由，对传统文化应该理性地继承和批判，但绝不能全盘否定，和大陆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台湾，还有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除了它们能很好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民主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能够很好地保留优良传统。很多人都对传统文化恨之入骨，殊不知他们所了解的并非纯正的传统文化，而是被中共刻意丑化的“传统文化”。中共企图全盘否定传统，以打造它长期对中国人进行专制统治的文化基础，事实上，它所否定的正是值得继承的部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党文化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无人性法西斯主义的完美结合。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可以说和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难以分开的。

对传统文化中的不可取部分进行批判和纠正理所应当，但鲁迅却显得有些过头，鲁迅虽然敢言，但他却缺少真正的大家风范，缺少中国传统文人的开阔胸怀，这可以从他刻薄的文字中很好地反映出来。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鲁迅对国民党不免有些苛求，因为国民党时期虽然未能实现民主，但在言论自由方面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如果是现在，鲁迅的文章不但难于在国内公开发表，甚至不知道他要在共产帝国的深牢大狱中进出多少回。

另外，鲁迅虽然喜欢批判，也善于批判，但他所有的批判并非基于对真正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没有摆脱把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推翻政权，改朝换代的旋涡。也就是说，他对民主与自由连最抽象的认识都没有。事实上，他所热盼的共产主义社会比他所唾弃的国民党时期在社会各方面更为糟糕。只要是一党或一个政治团体执政，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就算能迎来第二个唐太宗，言论自由也并不能达到民主国家的水平，且不会有永远的保证。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非常可悲的是，共产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却没有一个具有汉武帝和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难道是中国没有人才了，我想不是的，而是这种制度不可能产生卓越的政治家，恰恰相反，它倒盛产昏君，暴君和奴才。

历史上再也找不出比共产党更为邪恶的统治阶级了，从它五十多年的统治历史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看，它比法西斯更法西斯。鲁迅的狭窄心胸和短视眼光导致了他对语言暴力的崇拜，他在批判国民党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底层百姓近乎深恶痛绝的批判。社会的进步确实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但不应该对普通老百姓过于责备和苛求，普通老百姓的觉醒往往出现在对统治阶级忍无可忍的时候，指望普通老百姓去改变社会，只能是对下一个独裁专制社会的期待。争取民主与自由，首先还是得知识分子觉醒和一马当先，但也不可缺少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在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起主导作用，否则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走不出专制的轮回。鲁迅自始至终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他的可悲和可怜之处。

共产党虽然把鲁迅吹捧得比天还高，但并不能说明共产党就真正认同鲁迅，鲁迅只不过是共产党利用来愚弄百姓和攻击国民党的一个锐利武器。鲁迅如果还在的话，他骂共产党也许会骂得更凶。共产党因为要建立自己的党文化体系，所以正好利用了他反传统的这一点，他要是能活到反右的时候，他也许会比储安平等人的下场更为悲惨。现在有很多人都自称鲁迅的崇拜者，其实照我看，他们并不一定能有鲁迅的风骨和勇气！据我所知，旅德女作家徐沛是最不赞同鲁迅思想和人格的，虽然她一如既往地批判鲁迅，但她却是少有的具有鲁迅精神的人！

鲁迅是五四时期的激进分子之一，共产党虽说年年对五四运动大加纪念，但被血腥镇压的六四在历史意义和思想高度上却令当年的五四望尘莫及。共产党曾一度是反对专制与独裁，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主力，但万万没有让中国人料想到的是，它的来临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之多的旷世浩劫。马克思理论中曾说：行为的好坏是动机与效果的辨证统一，按照这种标准去衡量，鲁迅等人以及当年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而牺牲的英烈们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罪人。

鲁迅终究是人，而非神，对人就不应该象对神一样顶礼膜拜，鲁迅写不出《红楼梦》那样的千古名着，仅仅凭借他的那些杂文还很难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作品只能算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几滴浪花，根本就谈不上文化精髓，国人不应该在他的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除了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之外，更不能缺少海纳百川的民族文化胸怀，对西方的先进文化进行必要的学习和借鉴。在学习对象上，如果有人要我在鲁迅和哈维尔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鲁迅思想救不了中国，只能让中国人徘徊在专制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鲁迅的一切，包括人格，思想，文学风格，勇气等等，我只取一样——勇气！然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这种勇气的人又何止鲁迅一个？我们有骆宾王，韩愈，文天祥，谭嗣同……等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仅仅只看到鲁迅的勇气是不是有些割裂历史？

对个人崇拜的热衷将成为社会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摈弃鲁迅才能看到文化复兴的曙光！才能为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自由寻回坚实的文化基础！

2006年3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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