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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内强奸”立法搁浅，在媒体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不过，我更关心的是 “婚内强奸”能否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的问题。

　　所谓婚姻，是财产与人身的结合，这里面的人身结合最主要的就是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源于夫妻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就等于成立一份性爱的契约，从义务角度上讲，夫妻双方在性爱上有互相忠实的义务，婚姻法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那么，有义务也就有权利，即双方都享有向另一方要求性爱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取得是在于其放弃对于第三方请求性爱的权利。并且，显然夫妻双方享有的这种要求性爱的权利，不需要在每次性爱时得到特别的授权。

　　所以，“婚内强奸”本身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在正常夫妻关系下不能成立。但是，法律也不可能保护夫妻一方使用暴力与另一方进行性交，或者以性交为手段伤害对方的身体，这正如法律要禁止家庭暴力一样，不在于其是“强奸”而在于是“暴力”。

　　“婚内强奸”不可能认定为是犯罪，还在于夫妻之间的事情也是个感情问题，涉及非常琐碎的事情，他们之间是否愿意性爱，性爱用何种方式，性爱进行多少次数，是夫妻之间博弈的事情，国家永远无法了解清楚。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性爱不妥当，自然会进行协商，另一方为维持长远关系也会作出妥协；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一方可以寻求解除契约。国家的手伸进夫妻床上永远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公权力无法安排夫妻的性爱。国家要做的事情是，让性爱不和谐的夫妻可以顺利解除契约。

　　唯一可以看作“婚内强奸”的，只能发生在夫妻关系特殊时期，比如一方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那么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强行性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强奸”。这种情形下，一方正式提出了解除契约，不愿意再履行婚姻义务及性的契约，那么其性权利就开始有所保留，进行强行性行为就可以理解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不仅违背在实施当时对方的意志而且违背了基于性契约总括的同意，进行性行为就没有任何依据了。

　　看到的性权利的神圣，当然是很明智的，但是看不到性权利背后的性契约产生权利的放弃，以及由此带来婚姻和家庭的建立却不是很明智；让国家权力进入家庭来保护妇女当然让人激动，但国家权力介入后可能产生的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与破裂却是让人忧心的。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美）弗吉尼亚·斯潘
塞·卡尔著，冯晓明译，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１月版

５８．００元。

　　 把《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读完，且是一页挨着一页地读完，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它太厚了，因为本身的篇幅（５７万字）。读完这样的一本书，对于一个看到厚书，强迫症立马发作的读者来说，的确是很满足的；当然，前提是此书是我感兴趣的题材。

　　一篇书评以这样的叙述来开头，太个人了，也有失公允。其实，我想说的是，究竟是什么支撑我一页一页读完了这本“巨作”？是卡森·麦卡勒斯其人？当然，这是核心。对于这个我迷恋了许多年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我肯定有极大的兴趣想了解她的经历她的个性她的生活方式；而在此之前，在中文简体字版出版物中，有关她的传记是一个空白。还有，她是一个女作家，这是我关注的一个写作主题，我想以我的角度去研究她。
　　
　　其实，让我兴趣盎然地读完这５７万字的真正原因是这本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女士给我们呈现了一部相当有意思且可读性很强的文本。在阅读中，你可以感受到传记作者那些辛苦卓绝的采访和研究，那些明晰冷静的判断和阐释，以及将这些工作成果呈现出来的那些个好文字。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些元素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元素在这本麦卡勒斯传里相当饱满。这本书获得了麦卡勒斯生前众多交游对象的充分肯定，麦卡勒斯的弟弟拉马尔甚至激动得向卡尔女士求婚，他觉得卡尔女士写出了他姐姐的灵魂。麦卡勒斯的挚友、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素来挑剔，但对这本传记他大加赞赏。
　　
　　这样说来，没有读过这本传记的读者会以为卡尔女士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光辉灿烂的偶像吧？一个与她的作品一样冷静的、有力的、奇妙的、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的、充满了美国南方的幽微魅力和某种特别的优雅气息的卡森·麦卡勒斯？
　　
　　恰恰相反，我们在这本传记里看到了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迷乱的卡森，一个脆弱的、时常发作歇斯底里症的、极度自私的、在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相当难缠的、具攻击性的、酗酒的、自我摧残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清醒的执着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她还是一个天真善良羞涩可爱的人，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极具洞察力和表现力的伟大的作家——这就是一本出色传记的贡献：将传主的内心、生活以及这些东西外化出来的作品打通一条隧道，让读者窥见人性深处的那些光芒和那些黑暗——我们很难概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我们既没有看到榜样，也不会得到教训，我们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无法模仿的空前绝后的天才，她“甜如泡菜净如猪”（这是卡森·麦卡勒斯一本童谣集的书名），很古怪很奇幻很简单很深刻很棒很牛！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日）村上龙著，李重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１３．００元。

　  比起在中国相当走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另一位日本作家在中国读者圈里的命运就像他小说惯常的主题那样，边缘。村上龙，与村上春树同时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在日本成为备受读者喜欢的当代作家，并被合称为“Ｗ村上”，村上春树于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在中国迅速蹿红，而村上龙的小说也由漓江出版社在１９９９年出版过一本小说集，以他的代表作作为书名，叫《近似无限透明的蓝》，弥漫着ＬＳＤ（迷幻药）气息的“无限蓝”来得过于猛烈，那时候，大概对文字的接受程度还限定在看“喜欢在父亲照片前裸着身体的绿子”（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同时期，地摊翻版文学一窝蜂地热卖来自“上海的宝贝”，却忽略了悄悄入境的“东京猛男”。

　　村上春树与村上龙的小说都以青春为背景板，比较而言，村上春树的小说含蓄阴郁，而村上龙则直接激进，这样说实在过于简陋，不及之前看过的一本书《ＡＶ现场》（汤祯兆著）中的一段文字精彩——

　　“冰岛小夜（１９９０年代在日本红极一时的ＡＶ女郎）本是出版社的ＯＬ，负责编辑上的事物，而自己一向是立志写作的。而她对日本文坛的动向也一直十分关心，自己心仪的作家为村上龙及山田咏美，最讨厌的竟是村上春树。她认为后者对人际间的性关系及表现，从心底里有一种污秽的看法，所以反而故意把性写得很美妙漂亮。明白了村上春树的写作策略后，她便认为再不可看他的书，因为对性的诠释，彼此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内。”

　　不再看村上春树的冰岛小夜，因偶然际遇成为ＡＶ女郎，成为一个边缘人，这样的她，或许正是村上龙所说的“可爱的女人”，在村上龙的散文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里，“可爱的女人”即“新式女人”，不依靠小聪明招摇过市，还有单纯朴实的“笨”，以此标准去看冰岛小夜，竟然非常合拍，这位红极一时的女优，也是性解放的牺牲品，遭遇众叛亲离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选择引退。

　　这种嫁接式的阅读比较或许牵强了些，但“预见性”却是村上龙这本散文的特质与优点（在散文写作上，村上春树的文字游戏的痕迹过浓），因为透着一种决然的“预见性”，村上龙更是一位艺术家，而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这样鉴定身份，并非因为村上龙还是一位电影导演，而确实是因为他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芥川奖这样的东西，我在２０岁的时候就轻而易举地摘入囊中，资金投资以亿为单位的电影说拍就拍了，潜潜水，打打网球……没有这些玩乐，就写不出好小说。”　

　　比起这种年轻特有的桀骜（《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１９８７年就在日本出版），要定下“男人是消耗品”这样的论调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男性会觉得这种说法让男性永远要树立的“尊严”扫地；女性则会认定这不过是一个男人得了便宜卖乖的虚情假意；虽然这个世界的“墙头草”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但真正不受这种论调影响的中性人其实按人口比例看，其实是少之又少，按理说，这又是一个边缘化的写作选择，事实上，因为读者爱看，村上龙的“消耗”散文在２００３年已经写到第七部，眼看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除了“预见性”，“有趣”则是让这一系列写作得以延长的方法，那些恣意的调侃终究没有变成他小说里那些泛滥的ＬＳＤ，而仅仅是充当写作与阅读的润滑剂，有趣的写作必然让作品变得易读，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的易读性，并没有使得那一篇篇短小的文章变得肤浅（当然，它肯定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深刻），例如，像冰岛小夜那样的女读者，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比一个文学评论家显得可爱吧！

　　这恐怕就是隐藏在表皮之下的所谓“下流人生”，而诗人则爱说“君子好逑”。

       史铁生是非常罕见的一类作家，“罕见”也可换作“稀罕”，物以稀为贵的那个稀。他的写作固执地与其他的写作者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思索的距离，是在一个亘古长存的寻常命题里以文字为马，纵情驰骋、上穷碧落的距离。优美明净的文字是他的强项，在当代文坛，以“美文”自矜的人太多了，高举“古典惟美”大旗、向“文学的粗鄙化”开战的北大教授曹文轩就是一个，但要论文字所承载的思考深广度，史铁生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史铁生的写作，在文体上大致就是散文和小说，而从题材上，不外回忆和思考。尤其是后期，他渐渐进入了哲理性写作的状态。对生活的全部体验、每一个细节都回味殆尽，对于身体受到疾病禁锢的人来说，幸好，他还有冥想的自由和能力。从十年前的《务虚笔记》开始，史铁生离开了现实的“清平湾”和“地坛”，进入了与灵魂对话的空间，也就是他所说的，从过去转向未来。

　　“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做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病隙碎笔》）

　　他的思绪从哲理上升到宗教，在寻找活着与写作的理由中，直逼生命与灵魂的深处，从生存体验出发，探问存在的意义，以超脱“沉重的肉身”的拘缚，于是有了《务虚笔记》。

　　“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病中闲谈》）

　　离开了肉体的灵魂，仍然离不开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即存在的意义，一切的思考，皆以此为核心。如斯，爱情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于是有了《我的丁一之旅》。他是史铁生对这一古已有之的问题的解答。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性爱合一”——如此简单，毫无新意，但是“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做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

　　已经甩掉了“沉重肉身”的史铁生，解决了灵与肉的纠缠，在探讨爱情主题的时候更加的自由，于是，在这部新小说里，主人公这具“皮囊”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符号“丁一”来指代足矣。他是史铁生又不是史铁生，他是丁一又不是丁一。丁一也好，史铁生也好，都不过是万古行魂的暂时寓所，都不过是“人形之器”，所以文中不时出现“丁一那处”。于是，自由的行魂与这人形之器若即若离，肉身沉迷于形而下的性、欲望，在物质世界里垂死；而灵魂则寻求千古不易的爱情，企盼灵肉合一、性爱同在的至高境界。在这简单的命题里，作者却做了最为纷繁复杂的思考，爱与欺骗，爱与信任，爱与欲望……。矛盾的是，至高境界只能存在于理想中，性爱合一终于被对“正常生活”的依赖所摧毁。

　　史铁生独特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小说毋宁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哲理散文。每一章拆开来，就是一篇散文短章，有的从主题到结构都是完全独立，自成一体。他并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不注重各个人物的完整的形象与历史，而注重与生命同时拓展的不同的心魂起点与去向。”（《务虚笔记》）

　　他的思考是艰苦的，他的写作是自由的。作为散文，他的写作是完美的；作为小说，却并不好读。我暗自揣度，究竟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来读完这部长篇？并且领悟他的思考？尽管如此，对一个将全部生命投入写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我们无疑应当抱持最大程度的尊敬——至少，这样的写作对于写作者个人是有意义的。

 

成名作《母猪女郎》惊世骇俗反讽现代社会，中译本近日将再版

_{《母猪女郎》已经流行了近十年，玛丽看上去还是那么叛逆。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十年前以寓言式幻想小说《母猪女郎》风靡法国的作家玛丽·达利耶塞克（Marie Darrieussecq），日前来访北京，3月8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法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讲演。其成名作《母猪女郎》近日也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公司再版。

　　《母猪女郎》是玛丽的处女作，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漂亮姑娘变成母猪的故事，充满了荒诞与反讽的意味。作者将现代社会的隔离与异化以童话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该书在1996年出版后风靡欧美，35个国家购买了版权，在法国创下了销量25万册的纪录，成了当年的第一畅销书，并曾打入龚古尔奖最终入围名单。

　　1998年该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引进出版，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玛丽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作品包括了三部：《母猪女郎》、《晕海》和《幽灵》。其最近的作品《家乡》则于去年年底出版。前日，玛丽在法国文化中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家对话

达利耶塞克：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我不是畅销书作家

　　新京报：你曾写过一篇论文“自我幻想小说———非严肃的文体”。幻想小说《母猪女郎》算不算是一本严肃的作品？

　　玛丽：《母猪女郎》不是自我幻想小说，是纯粹的小说。

　　我认为这是本严肃小说，因为里面涉及了严肃的话题，我曾把这书称为是“给别人看的小人书”，这是一本寓言。

　　新京报：当你在幻想中写作时，更关心的是自己还是社会？

　　玛丽：我写的论文跟我写的小说很不一样，就像我分裂成两个人，一个给学术研究，一个给想像和小说，两者截然分开，没有相似之处。

　　尤其在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女性的身体在社会中的形象。

　　新京报：《母猪女郎》获得了旋风式的成功，但在这以后你写的一系列小说，像《晕海》、《幽灵》，都反响平平。去年年底出的新作《家乡》似乎少了隐喻心理状况的笔法，而有回归到起点的迹象。

　　玛丽：《母猪女郎》的成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当时我还小，只是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识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又没有钱。但在这本书的销量在全世界达到100万以后，我意识到在写作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清醒的人都知道，这种一鸣惊人的成功只可能有一次，因此在《母猪女郎》之后我并没有着意去寻找另一次“一鸣惊人”。

　　新京报：可是因为《母猪女郎》，大家都把你看成是畅销书作家。

　　玛丽：我不是畅销书作家，这是大家的误解。

　　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既然成功在意料之外，然而在《母猪女郎》出版十年以来，还不断有法国读者、批评家、社会学家分析这本书。你想过为什么书会这么热吗？是不是因为够惊世骇俗，刚好迎合了喜欢惊世骇俗的法国读者的口味？

　　玛丽：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本书里触及了社会中的某种焦虑，是关于女性的角色的。当时法国老百姓正举行大罢工，反对政府取消医疗免费的社会福利，罢工举行了三个月，整个法国的上空弥漫着愤怒与兴奋———游行之余，大家不断开狂欢派对。而我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像一块海绵，无意中接收到这种来自社会的震荡，并迅速记录下来，再散播出去，然后拿到书的大众，就像一直等着书出来般如饥似渴。

　　新京报：你也愤怒吗？

　　玛丽：我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很多社会问题只是在观察。不像很多作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萨特，自己会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期望对改变社会有所作用。我没有介入，我想作为一介文人即使终究能改变社会，也需要太长时间。

　　在某些方面我也会积极参与，像呼吁女权主义和堕胎合法化，后者在法国没有问题，但在欧洲很多国家，像波兰、葡萄牙、爱尔兰，女性都还没有这个自由。我虽然是法国人，但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也就是你倾向于欧洲一统了？你的家乡北昂（Bayonne）有“火腿之城”之誉，你也说过这个小城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新出的小说《家乡》跟北昂、跟你称为“家”的欧洲是不是有联系？

　　玛丽：《家乡》说的是一个人背井离乡、后来又回到了家乡的故事，这个家正是我的家乡———既属于法国也属于西班牙。在小说里我用了孕妇做比喻：还没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个“家乡”。这是部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北昂很小，我十几岁的时候老梦想到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去；我也喜欢给我“世界尽头”感觉的地方，这些地方适合冥想。我倾向于欧洲统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二战后我们家就被拆散了，欧洲各国之间有很深隔阂；二来如果欧洲统一了，我去探望伦敦的朋友买票就会很便宜，到处旅行都会很方便。

　　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新京报：你刚提到女权主义。从什么意义上你是女权主义者？

　　玛丽：比如说在家里，我跟丈夫的分工一半一半，他一样要洗衣服、做饭、给孩子换尿布。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家庭都像我们这样的。争取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希望我女儿将来跟我的儿子在社会上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我的写作中当然也渗入了女权主义的思考，但女权主义不是全部。

　　新京报：《母猪女郎》容易令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

　　玛丽：《母猪女郎》引起读者对《变形记》的联想很自然。我很喜爱卡夫卡，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可比之处：首先我不敢拿自己跟卡夫卡比；另外单从书的主题看，我想说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也不懂女人的身体。我们的主题完全不同。还有，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受到的启发来自传统文学：像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欧洲的神话都有人变形成为动物的故事，几千年来不同国家的传说里都有类似的“变形”。而选择“猪”，因为我认为对女性最极端的侮辱就是将其形容为“猪”，其猥琐、肮脏的特性，跟女性的特质彻底相反。这样一来讽刺与荒诞的效果更明显。

　　新京报：荒诞派的写作手法在当今法国文坛已不在热门之流，正如音乐界当年的先锋勋伯格今天已快要过时，今天的法国作家喜欢怎么写？

　　玛丽：今天的法国文坛依然有很多流派，自我幻想小说曾是一大主流，作者用幻想的形式重写自己的经历。现在女作家差不多够得上男性作家的数量了，这是一个新现象。自从我跟另一位女作家维尔吉尼·德庞特（VirginieDespentes）在1995年各出了自己的小说以后，一下子涌出了很多年轻的女作家，写幻想小说成了一种潮流。现在比较热门的是很多人写鬼故事，也有一些喜欢写自传，一些喜欢用讽刺手法写现代侦探小说。

    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谴责自己的手稿未经他许可被非法出售，称他的许多手稿正在被网站和一些二手书店标高价进行交易。

    村上春树在日本10日出版的一家文学刊物上撰文说，他翻译的《冰雪宫殿》手稿在一家二手书店被标价8490美元出售。他说出售他的手稿没有获得他

本人以及与他长期合作的一名编辑的允许，这名编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村上春树众多文学作品的责任编辑，3年前死于癌症。

    村上春树认为，“手稿属于私人信息，像私人信件一样，有些内容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手稿就开始被非法交易，当时他用自来水钢笔写作。后来他转用电脑写作，1988年出版的小说《跳舞、跳舞、跳舞》就是他在电脑上完成的。

《断背山》斩获奥斯卡大奖后，中文版小说是否推出的消息几费周折。记者日前从人文社得到明确答复，中文版《断背山》将“暂不推出”。但记者同时发现，网友自译的《断背山》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

小说《断背山》英文版封面

人文社：中译本“暂不推出”

《断背山》的原著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克斯。记者了解到，此前已经在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系列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推出过安妮。普鲁克斯的一本小说《老谋深算》。而在《断背山》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注意到了其在美国市场的上佳口碑，并以最快速度买下包括2万字《断背山》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

随着电影《断背山》的升温，关于小说何时能推出中文版成为关注热点，但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消息却先后矛盾。刚开始人文社称“小说集将提前到中国”，到后来是“将出版删节本”，再后来媒体的报道说法是“目前没有决定不出”。而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变化，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小说的题材太敏感”。

记者就此联系到人文社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明确表示，《断背山》目前“暂不出版”。这个“暂”字管到什么时候，这位负责人表示还没有具体时间表，而对于“暂不出版”的理由，他也没有进一步解释。

网上出现多个中译本

虽然中文版小说的推出遥遥无期，但记者在网上发现，不仅《断背山》的英文版可以下载，更有网友自己将《断背山》翻译成中文。记者发现，目前网上至少有两个译本在各论坛和博客流传，翻译者分别署名“宋瑛堂”和“微雨寒梅”，全文约有1.8万字。

去年《哈六》出版时，由于中文版出版周期过长，很多哈利。波特的粉丝曾在网上连载自译的《哈六》，引起中文版版权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不满，并表示要保留诉讼的权利。此次《断背山》似乎是当年《哈六》的一个重演，网上自译版早于正式中文版推出几乎成了英文畅销书的一个“惯例”。

网上自译《断背山》是否侵权？对此，人文社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也刚刚知道这个情况，目前对于这些网友的行为并没有具体措施。“他们大部分是自己欣赏，但如果有人正式出版《断背山》，那我们就要讨个说法。”

小说版主人公其实并没有这么帅

《断背山》主人公并不英俊

小说《断背山》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西部两个牛仔的同性恋情故事。在电影中，两位男主人公相貌英俊潇洒，但记者在阅读原著时发现，这并不是作者安妮。普鲁克斯的本来描写。

记者发现，在普鲁克斯的笔下，主人公埃尼斯和杰克几乎成了两位“丑男”。“埃尼斯，高鼻梁，瘦脸型，邋里邋遢的，胸部有点凹陷，上身短，腿又长又弯。”“乍一看，杰克长得很好看，一头卷发，笑声轻快活泼，对一个小个子来说腰粗了点，一笑就露出一口小龅牙，他的牙虽然没有长到足以让他能从茶壶颈里吃到爆米花，不过也够醒目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影片中两位男主角杰克。吉伦希尔和希斯。莱吉尔都曾成功入选影坛100名最性感男士。

记者通篇阅读后，感觉小说情节非常简单，语言运用极为简练，在电影中大书特写的某些内容，在小说中都是一笔带过。

《断背山》？《断臂山》？

《断背山》已经是目前媒体中的通用片名，但对于该标题的翻译在网上却依然有很大争议。该片的英文名是“Brokeback Mountain”，有位好事者用金山快译做了翻译，得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断掉了后面的山。

一位网友表示，从单词对照来看似乎是《断背山》更准确些，“但如果要是意译，《断臂山》可能更有神韵，这个意象给人以无限哀伤。此外，断臂一方面有‘断手足’的意思，又和中国古代的‘断袖’有丝缕联系。”还有网友表示，“brokeback”是个地名，翻译应该是音译才是正确的，比如“NEW YORK”翻译成纽约，而不是新约。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刘书峰认为，光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断臂山》不能说是一个翻译错误。“一个翻译是否被社会接受，电视、报纸等传媒在中间起很大的作用，无论是《断背山》还是《断臂山》，只要它被社会接受了，它就代表着那部电影。所以关键是这个名字是否约定俗成。”

安妮·普鲁克斯

作者竟为70岁女作家

原著作者安妮。普鲁克斯是美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女性作家，当过记者的她5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今年已经70岁。在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其作品几乎得到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在内的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断背山》也得到过欧。亨利奖。

1997年，以刊登文学作品出名的《纽约客》杂志刊载了短篇小说《断背山》，1999年出版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收入了《断背山》。《断背山》单行本和《近距离》的各版本迄今已卖出75.5万册。

据美联社的报道，普鲁克斯完全凭想像力来完成对两个没受过多少教育、风格粗犷的年轻牛仔的刻画，小说中的主人公，与现实生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看了李安的《断背山》，她非常震撼。“我没有参与电影的制作，所以在那18个月里，我压根儿不知道情况如何，不知道结果会是好是糟糕还是吓人，是不着边际还是触人心弦。9月份看到电影，我无话可说。”

《船讯》中文版5月底推出

虽然《断背山》中文版难以推出，但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悉，普鲁克斯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船讯》中文版将在今年5月底推出，目前正在紧张翻译中，翻译者为《哈六》的马爱农。

据介绍，《船讯》曾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也曾被拍成电影，但没有像《断背山》一样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小说共约27万字，讲述了关乎小人物寻找自我的故事：一位中年男子在妻子离开他后，去纽芬兰一个渔村为当地一家报纸撰写航海报道，最终找到爱情，也找到了自我。为获得《船讯》的生活体验，普鲁克斯曾8次前往加拿大纽芬兰岛，在厨房、造船厂、市政厅体验生活。

刘宾雁先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记者作家，这不仅因为他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精神和作为，以及流亡者“客死异乡”的悲壮色彩，也因为有一些个人的交往，特别是他同我故去的丈夫马汉茂（Helmut Martin）的情谊，使得我在参加他的年初八十寿庆和年末追思会上，特别百感交集。早在八十年代初，汉茂注意到当时中国出现的“伤痕文学”，认为它和苏联五十年代斯大林时代结束后产生的“解冻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因着独裁暴君的去世，一个极端专制和压抑时代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极权政府尚在，但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桎梏有所松动。人们不由自主地以文学和艺术形式，爆发性地表述长期以来被劫持、被禁锢的情感和思想，这种不可遏制的喷涌，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出现，蔚为壮观。流行于当时的以刘宾雁、苏晓康为代表人物的“报告文学”是其中灿烂的一支，它是在一个没有写作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中，作家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文体选择。

在一次访华的行程中，汉茂结识了已经发表了《第二种忠诚》和《人妖之间》的刘宾雁先生， 对他十分敬佩。此后，宾雁先生于八九十年代数度访问德国，我们在鲁尔大学为他举办了几场演讲会，每次都吸引很多听众，中国学生从远近的城市纷纷赶来，堪称盛况。汉茂并指导两位学生将刘宾雁其人与作品作了详尽的数据收集及研究，并出书成集（Carolin Blank, Christa Gesche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评论与报告文学：记者兼作家刘宾雁，波鸿大学中国论文集丛书系列1991年出版Gesellschaftskritik und Reportageliteratur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Der Jounalist und Schriftsteller Liu Binyan, Bochum 1991, Chinathemen Serie）。

八九民运血腥而悲剧性的终结后，我投入海外的民运，旋即被其中的明斗和暗涌所困惑，深感挫折，宾雁先生在许多场合都给予我道义上的鼓励和支持。在仅有的几次短暂的交谈之中，他总是对东欧剧变和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脚色，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我曾经向他推荐自己十分喜读的两位波兰作家，流亡美国、后获诺贝尔奖的Czeslaw Milosz（1911-2004），和留在国内进行内心的自我放逐的Andrzej Szczypiorski （1924-2000），我的印象是他后来似乎没有刻意去接触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是语言的障碍，还是流亡主题令他感到伤痛，还是别的原因，我不得而知。

汉茂不幸于1999年英年早逝，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刘宾雁和郑义两位先生也赶来参加追悼会，彼时我精神恍惚，并未十分留意。近些年我移居到美国，距离近了，可惜反倒没有跟宾雁先生深谈过。2005年春天，刚参加他的八十庆寿后不久，我收到德国之声中文部前主任沙佩雪女士寄来一卷旧的录音带，这是她在整理资料时偶尔发现的。带子上写着：Gespraech Prof. Helmut Martin mit Liu Binyan 03.07.1988 ( 马汉茂教授跟刘宾雁的对谈1988年7月3日)。半年多过去，这卷带子我至今还没有放来听过，上面两个人都已经作古了。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内心能够拥有足够的平静去听汉茂生前的声音。不过，我愿意做一个副本，赠送给刘夫人朱洪女士。

曾经尝过流亡颠沛之苦的德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镇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有句辛酸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了。”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半世纪的血腥统治，这句话似乎应当也适用于中国。但是是否中国人的神经类似钢丝，现今大陆写诗的文人车载斗量，满坑满谷。年轻时代的刘宾雁选择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路，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共鸣，也震动了统治者的上层。他被打成右派后沉默了二十年，但他再度返回工作岗位后，又重新拾起了那支指向官僚体制的笔，揭露阴暗和不公。以刘宾雁的才华他有可能成为诗人，但是他不愿朦胧；他也可以成为小说家，但是他不愿烂情，去追求“革命人道主义”。他放弃文字游戏，宁可去彰显“第二种忠诚”，甚至“第三种忠诚”。

刘宾雁提出“祖国啊，认清谁才是你忠诚的儿子吧！”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的确，刘宾雁的“中国情结”，甚至“共产主义情结”是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专制极权的反抗，跟苏联和东欧国家比，晚得多，在深度和力度上也远远比不上苏东的同行。刘宾雁的遭遇在有些方面跟苏联的流亡作家科培列夫Lew Kopelew(1912-1997)有点相像。后者也当过记者，曾两次被开除出党。也因出国后，被拒绝返回自己国家，而被迫流亡，最后客死异乡，但是科培列夫后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对母国和客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科培列夫曾是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个人道主义者。当他发觉二者有冲突时，他毅然放弃前者，并且勇敢地为捍卫后者，而跟前者对抗，不惜付出坐牢和被放逐的代价。三十年代时，科培列夫已是共产党员，作为铁路工人小报的编辑，他和几名同事下乡参加征收粮食的工作，并进行实地报导。他亲眼见到乡下到处路有饿殍，心中很是矛盾痛苦，然而对一个才二十出头的青年，共产主义绚丽的光环暂时还没有消失。他进入壮年后，逐渐看透了俄共利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行专政的虚伪性时，他写道：“我当时参加乡下的征粮工作，这是个无法推卸的罪责，不能原谅的错误，此罪只靠祈祷是无法洗脱，也永不能补偿的。唯一能作的赎罪工作是诚实地面对这个罪责。”这段残酷痛心的经验记载在他的自传《给我创造一个偶像》(Und schuf mir einen Gotzen，1981 Muenchen）里。

二战接近尾声时，科培列夫看到红军在东普鲁士占领区对平民的残忍暴行和肆无忌惮的破坏掠夺，就反过来对自己的士兵进行游说和教育，要求他们对德国平民给予人道的待遇。为此他被开除党藉，并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1956年他刑满出狱后，在大学任职。但他并没有忘却狱中的难友，从六十年代起他不断写信给苏共中央，为认识或不认识的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挺身辩护。

1967年他写信给苏联第四次作协大会主席团：“近来政府对文艺的检查和管制，对艺术作品主题，内容和体裁的干预，是违反宪法的。”1968年的文字狱，杂志“凤凰６６”被查封，主编Galanskow判刑七年劳改，后死于狱中，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辩护，像诗人Ginsburg因此被判了五年，科培列夫也出面为下狱的编辑说话，并持续呼吁。为此他被重新开除出党，克格勃（ＫＧＢ）的人员也对他进行长期的监督。他常常写信给中央，要求改善监狱及精神病院里的医疗和卫生条件，并要求给他的囚犯友人送阅读品。1968年他在莫斯科作协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当时在政工系统工作的戈巴乔夫来就任，他指出戈巴乔夫是个走斯大林路线的人。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此人后来竟是结束苏联极权统治的功臣。科培列夫的种种行为使自己和家人经常生活在被捕和坐牢的恐惧中。

1980年科培列夫和他夫人奥罗娃到德国进行访问。然而苏联政府已经开始一种把所有异议分子赶出国门的政策，科氏夫妇结束了德国的访问后，就成了有家归不得的异乡客。苏共将他夫妇俩除籍，并不允许他们回国，这一趟奥德赛之旅竟长达九年，直到1989年戈巴乔夫不计前嫌，允许他们夫妇俩回国，当时奥罗娃已病入膏肓，她要在死前看故国最后一眼。苏联解体后科培列夫并未像难友索忍尼辛那样回国定居，这并不是他乐不思蜀把德国当成了第二故乡，而是他知道在千疮百孔的俄国，他能作的事很少，而在德国他正在进行有意义的文化桥梁工作，不可半途而废，因此他继续留在德国直到去世。1997年六月份他逝世前，交代得很清楚，他的骨灰得运回莫斯科墓地，安葬在他妻子旁边。

被迫流亡的科培列夫虽然始终保持了他的俄罗斯灵魂，却并不以“游子思乡”之情而返身拥抱俄罗斯母国的“伟大传统”。 科培列夫自己享受到自由之后，没有一天停止关心他尚在极权高压下生活的友人和同事，他竭尽所能地去接济他们，并不断地为尚在狱中的人呼吁求援。科培列夫没有把客居的德国看成暂时栖身的他乡异地，他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对社会出现的怪像如敌视外国人的排他主义，他极力抨击，并成立了一个“外国人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化解人们的心结，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像科培列夫这样言行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多，除了索忍尼辛，萨哈诺夫，叶甫图申科等知名的以外，还有数十个有名有姓的异议份子，他们有的还没等到政权变色就死在狱中，有的存活下来，如今过着依然贫穷谦卑的生活，他们不自认为精英或英雄，人民也并不这样看待他们，唯一不同是他们活得心安，觉得自己作了份内的事。

也许我们纪念刘宾雁时，应当把他看成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说了想说的话，做了应做的事”的可敬长者，但是没有必要把他推到英雄、完人、甚至“圣人”的高度，这既不符事实，也违背了宾雁先生说真话和实话的心愿。

 

 

 

长期以来，北欧被视为这个混乱世界的一块宁静而安全的绿洲。在援助第三世界方面，北欧国家最为慷慨和仁慈，因此和穆斯林国家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最近由丹麦报纸的漫画事件，导致穆斯林各国的抗议浪潮如火如荼，一些抗议者因此丧命。北欧这块和平的绿洲，也被愤怒的烈火烧得焦灼不安起来。

对此，北欧朝野和知识分子有检讨反省，有自我批评，也有经过清醒的理性思考之后的坚持。不少人说：”让我们不被孤立所吓倒！”

穆斯林国家要求立法保护

在最近的一次星期五礼拜中，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领袖谢赫伊巴德，以毫不饶恕的声调谴责丹麦，并要求国际社会制定一条法律：”禁止亵渎先知和伊斯兰圣地”.

与此同时，五十七个穆斯林国家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一项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媒体”有责任促进宗教与文化价值观的宽容与尊重”；谴责”各种因亵渎宗教、先知和信仰而导致的不宽容、歧视、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行径”.

该议案还明确地指出，”亵渎宗教或先知是不符合言论自由的”.这里明显地针对丹麦《日德兰邮报》登载的描绘回教先知默罕默德的十二幅漫画。 根据伊斯兰教义，先知默罕默德的具体形象是被禁止描绘的，因此，漫画事件被视为对十几亿穆斯林的蓄意侮辱。为保卫先知，一些激愤的穆斯林不惜付出流血的代价。

这令北欧人普遍感到惊愕不已。对他们来说，漫画只不过是漫画而已。在这些有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媒体言论自由的尺度很宽，漫画家们经常以本国著名政治人物作题材，竭尽讽刺之能事，而被讽刺的人大多不会计较，只是一笑了之。即使是尊贵的国王和教会的教皇，也不能避免被人挖苦。

丹麦人有一种毫不忌讳进行讥讽的传统。在他们看来，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思想体系与精神架构，既需要被尊重，也可以被自由诠释，甚至被批评。很多北欧人因此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应该牺牲几百年来无数人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争取到的言论自由，去遵守伊斯兰的宗教禁忌？伊斯兰律法只应该由信仰该宗教的人遵守，不信者没有义务遵守。

尽管对漫画事件伤害了穆斯林感情一事表示遗憾，但遗憾归遗憾，持世俗价值观的北欧人，大都赞同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和《人权宣言》的抵牾之处

不管内容如何，五十七个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提交议案，采取的是现代文明的手段，是伊斯兰信徒以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世界进行沟通，要求获得尊重。这比烧大使馆的狂暴行为要好得多。

一直在呼吁尊重宗教信仰、和平对话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收到这份议案后，表示同意将此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机构去讨论。可怜的安南因这个事件而焦头烂额，他只希望平息穆斯林世界的熊熊怒火就好，没想到人家送到自己手中的议案，是一个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

这个议案之所以像山芋一样”烫手”，是因为，它虽然谴责暴力，却和现有的”世界人权宣言”有抵牾之处。宗教自由早就被写进了联合国于1948年制订的《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二条和第十八条里，规定得清清楚楚。其重要内容可简化为两句话：一，任何人不能因为其宗教信仰而遭受歧视；二，任何人有权利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信仰。

但五十七个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提交的议案，却似乎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仅是要求其宗教不受歧视，而是要求联合国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保护宗教，即，不容许宗教成为被批评和被讽刺的对象。

伏尔泰的书籍将要被取缔吗？

如果这个议案获得通过，联合国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之中。因为，一旦”禁止亵渎宗教”这一条纳入人权法规之中，在原则上，全球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有义务遵守。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亵渎宗教”呢？看来这将由那些虔诚的信仰者来决定，如果信教者觉得自己受了”侮辱”，那么这就成了”侮辱”.

这样的话，世界上那些主张启蒙、理性、科学和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包括怀疑论者，其权利就岌岌可危了。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质疑宗教的人都被视为”亵渎宗教”，因此被作为异端遭受审判，并处以死刑。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被烧死在罗马。

令人头疼的问题还有：什么是宗教？如果谁都创立一个宗教要求保护怎么办？这个议案不能只对已经确立的大宗教有效，按照平等的原则，那些新兴的小宗教也有权享受保护。这样麻烦就更大了。假如有一天某些人突然相信冥王星就是上帝，这个信仰比较起其他宗教教义来并不算太离奇。那么，联合国是否要为了保护冥王星教徒的信仰，去禁止那些否认者的指责？

再如，牛对印度教来说是神圣的，印度的牛可以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即便影响交通也没人敢碰它们。如果另外一些新兴宗教的信仰者说，他们认为驴子、狗、马或骆驼也是神圣的，不准人们去碰它们。这样的话，会给全世界的交通增添更多的混乱，信仰不同的神圣动物的人们，很可能伤害彼此的感情。难道联合国的任务是要介入这些无穷无尽的争执吗？

自欧洲启蒙运动几百年来，西方艺术家和自由思想者运用他们的艺术手法，在宗教壮观的权威象征上戳穿了无数的破洞。启蒙运动泰斗伏尔泰曾公开挑战指责教会，他说：”基督教是由十二个人创立，我要让全世界看到，只须一个人的力量，便能把它摧毁。”

如果基督教会根据”禁止亵渎宗教”条款，要求取缔伏尔泰的言论，联合国该怎么办？环顾当今西方，对宗教不敬的艺术家作家实在太多了。例如瑞典的一位讽刺画家，经常用画笔把天主教教宗送到他想象的上帝所在之处，英国喜剧泰斗罗恩。艾金森（著名的”憨豆先生”），也经常嘲笑教会，大大地扫下牧师的权威。这样看来，联合国除了需要禁书之外，还要禁画禁戏才行。

瑞典有一个深为人们喜爱的短篇讽刺戏剧叫做《牧师杨松》。牧师杨松在一个美丽五月的星期天，装病让别人去代班讲道，自己却偷着去打高尔夫球。对教会神职人员不能抵御世俗快乐诱惑的行为，剧中的上帝也满不在乎，普通的观众看了更是乐不可支。难道这样有趣的笑话故事也要被联合国禁止？

因此，有瑞典社会评论家向本国政府提出，要求参与建立联合国新型人权机构的官员，就这个问题展开严肃的讨论。笔者认为，穆斯林国家抗议丹麦漫画最好的方式，是像伊朗糕点商店那样，把丹麦面包（Danish Pastries）改名为”先知默罕默德的玫瑰”.如果要求联合国承担非它的能力所及的工作，去保护其宗教不受批评，确实是太令它为难了一点。

很多年来，汉奸问题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最近，又有人在大站
《猫眼》提出“要是鬼子再打过来，你会不会当汉奸？”的问题，大
伙儿争得热火朝天。有网友要我也表个态。我说，这个问题比伪军还
“伪”，鬼子为什么打、怎样打、打谁？汉奸如何定义？这些问题如
果不搞清楚就泛泛而谈，多属鸡对鸭讲，没啥意思。

汉奸的定义很多，但多是自说自话模糊不清。马悲鸣在《汉奸论》中
倒是给出一个汉奸的精确定义，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马悲鸣曰
“在宣战之后，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如有资敌者，才有资格当汉
奸”。如果根据这个定义来判别汉奸，明确是明确但找不到汉奸了。
如林思云所言：历史上中国政府除了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次大
战时曾经正式对外宣战以外，其它的对外战争，包括中国成为战胜国
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均没有正式对外宣战。如果根据马先生的汉奸
精确定义，现在中国人公认的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均不能满足
成为汉奸的必要条件。

老枭认为，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为汉奸定义，问题就简单多了。
汉奸者，汉人中之奸贼也。凡是对他国人好对本国人坏，为了个人或
某个小集团利益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皆可以称之为汉奸。根据这
个定义，自古以来残民以逞的统治阶级特权组织都是汉奸，满清政府
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是。它们得不到人民支持，甚至民心倒向敌
军，都是很正常的。

当英军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时，两岸数以万计的居民纷纷袖手旁
观；当日本占领了辽东半岛，旅顺大连等地照样歌舞升平。有人在山
西河北等地采访敌后抗战内容，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据一些
老人回忆说，日本人初来乍到，对老百姓很是不错，比原先的军阀要
好。

不过，与中共相比，满清政府和当年的国民党政权“奸”的程度还比
较低，并且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尤其是战争期间，它们的政权利益与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利益还存在重合之处，或者说，它们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人民利益。所以，当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资
敌、通敌者以汉奸罪论，并无不当。但是，如果“入侵者”周武王而
统治者换成商纣王，“资敌通敌”性质就不一样了，不是罪行而是功
绩，不是汉奸而是英雄了！

武王伐纣，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曰，“君之
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面比商纣王
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共特权分子，面对政教合一的党主专制这
种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统治模式，逻辑地推断，如美军伐共，孟子复
活，必曰：“闻诛独夫民贼也，未闻侵略也”！所以，象焦国标那样
“肯定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揆之儒家学说，揆
之天理人情和自然法，揆之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均无不当。

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组织，一个充当外人走狗奴才、出卖中华
民族利益之败类集团。在有史以来所有政权中，中走“奸”的程度最
高，其对中华民族祸害的程度最深广，不仅祸及政治、道德、社会、
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全方位地背叛、毁灭了中华文化，在草
芥民命、戕残文化方面，比日本鬼子、比塔利班有过之而无不及！象
日本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弘扬等工作，就做得很好！

如果把充当外人走狗奴才、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败类称为汉奸，凡反
共叛共者，则可称为共奸。汉奸可耻，共奸光荣，即拥共媚共可耻，
反共叛共光荣！这是根据负负得正的定理得出的结论。如果象中共词
典及愤青笔下那样，把持异议反对专制者，把赞成人权高于主权理
念、拥护宪政民主制度者叫做汉奸，那我则以做这样的汉奸为荣。对
于“要是鬼子再打过来，你会不会当汉奸？”、“鬼子进村我该们咋
办”之类问题，《猫眼看人》网友lieninat1918的答颇契枭心，谨录
此共赏：

　　如果我本来是个奴隶，鬼子来打咱们家的奴隶主，救我于水火，
　　我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如果我本来是个自由人，鬼子要来
　　奴役我，自然誓死捍卫自由和人的尊严；如果我本来是个奴隶，
　　鬼子来打跑咱们家原先的奴隶主，不是来解放我，而是来继续奴
　　役我，俗称改朝换代。我想这种情况下，犯不着去拚死保卫老奴
　　隶主，自己保命最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