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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人因为思想而被捕与处刑，其中著名的案例有郑贻
春案、师涛（师涛案从表面上看是泄密，实质上还是因为师涛的那些
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而定的案）案、许万平案，以及尚未下判的杨天
水案、李元龙、侯文豹案。这些案例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郑贻春案与李
元龙案，因为在这二个案例中，被告均因为纯粹的思想而受刑事追
究，其他案例中的当事人或许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在内，比如师涛涉嫌
所谓的泄密，而杨天水与许万平则涉嫌民运活动，侯文豹则涉嫌公民
维权。郑贻春与李元龙都是因为写作而受难的。郑贻春以他所写的77
篇文章被中国的专制政府处刑七年，而李元龙则因为他的四篇文章身
陷囹圄，除非出现奇迹，大概这位倔强的贵州汉子免不了要有牢狱之
灾。

上述的这些人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犯。思想犯的特征即是因为思想而
“犯罪”并受处罚。但是这些思想犯究竟该不该受处罚呢？他们又究
竟说了些什么呢？有着一些什么思想呢？我认为，从现代正义观来
看，从为世界各国共认的（少数专制国家除外）的民主、自由、人权
的价值观来判定，他们显然是无罪的。他们只是在行使着相关国际公
约所规定的人的自由权利而已。他们没有犯那些理应受到处罚的罪
行。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为什么说呢？我的理解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思想犯的话，那么，这些思想犯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这些犯
罪的人必须有为整个人类共认的国际法所规定的思想犯罪行为，比如
鼓吹非正义战争与种族灭绝，鼓吹残酷的阶级斗争与其它反人类的思
想、理论，鼓吹某一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民众的对立与仇恨，鼓吹与
宣扬可能造成极为不良社会后果的邪恶宗教与其它邪恶思想、理论，
鼓吹一个国家的分裂与地区、人民之间的对立，否则，就不能以思想
犯罪来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遗憾的是上面我们所说的中国近年来
所认定的思想犯没有一例是属于上述情形。可是他们却被定罪了，或
者即将被定罪。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只知道如下的罪犯是属于思想罪犯的范畴的，比
如二战时为纽伦堡国际法庭定罪的纳粹战犯卢森堡，他因为极力鼓吹
纳粹的种族灭绝思想而被处以绞刑。又如，被国际正义力量送上远东
国际法庭的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昭明，也是一个十足的思想罪
犯。这个人后来因为可能的装疯买傻而侥幸逃脱了惩罚。再如，前些
时被英国某法庭处刑的某先生，这位先生竟然不顾事实，公然否认纳
粹罪行，为纳粹作招魂。还有现在的某些日本政治家，如著名的东京
都知事石原，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人是一位现代的思想罪犯。他的许
多言论已经超出了正义人类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为日本法西斯在二战
中的罪行所作的辩护实质上可归于人类的思想犯罪范畴。此外，随便
说一句，在当代日本国，这样的思想罪犯是很多的，这也是日本国作
为一个国家没有正义观没有对其战争罪行进行真正深刻的反省的结
果。

还有，或许马克思是一个最大的思想罪犯，因为这个人以看起来美妙
的理想，鼓动全人类的人卷入了一场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恶的极
权主义深渊。为此，造成了极为严重恶劣的后果。而正是这样的一位
思想罪犯却为中国的执政当局当神像供奉着，为继续残忍地奴役中国
人民服务。

象郑贻春们这样的思想犯是光荣的，他们以他们卓越的超越于时代的
光彩照人的思想引领着中国人民向着光明的前程飞行。他们是无辜的
“罪犯”，是正义的象征，良知的星辰。真正的思想罪犯是那些以恶
毒偏执的思想对着良善的人民进行错误的奴役、控制的人们，是那些
宣扬仇恨、暴力、战争、种族与群体灭绝的言论、教条与理论的人
们。是卢森堡、大川昭明、马克思等等人。

中国的自由思想者们，中国的秉持民主自由人权仁爱的思想者们，历
史将证明，他们的思想非但无罪，相反，却是极为有利于中国国家与
社会进步的思想，中国人民将从他们所提供的思想中获取信息与力
量，从而推动中国向着更为开放、民主、自由、光明的新天地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思想者们，他们的精神是伟大而不朽
的，因为人民进步的事业是伟大而不朽的。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2，53）

一、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 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 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疯狂猩红的恐怖之中。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一个孱弱而内向的青年，站了起来，战胜恐惧，昂然挥笔，写出了长篇文章《出身论》。该文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借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混乱，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获得长期受压的“贱民”们深深共鸣与支持，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产生了某种雪球效应，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这位青年作者的名字是：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他因为撰写《出身论》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枪决。年仅27岁。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凛然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因此，虽然当年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像《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其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二、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前30年时段里， “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人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遇罗克，在文革混乱之际，终于，把那些人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当他在《中学文革报》上点燃野火时，其气势，逆风千里；顷刻间，朝野震动。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它，如饥如渴阅读它，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去，以致邮递员不堪重负，要他的伙伴蹬着三轮车到邮局自己领取邮袋；袋里的来信，每天都有几千封。《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号啕不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遇罗克难免要使用一种近乎狂热的语言，表达属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这是平等的诉求，这是抗议的声音。他为他广大的同类向社会吁求，从“阶级路线的歧视”那里要回来应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待遇，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虽然，遇罗克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这个孱弱的青年，内倾的青年，二十出头就开始变得驼背的青年，他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当被枪杀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后还不见尸首的事件如潮涌来，有如一场鼠疫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冥冥中已经开始向那场血腥的杀戮伸出了一支隐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是为千千万万“贱民”殉道而死的，是为中国大地上的人权殉道而死的，是为未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殉道而死的。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虽然只活了短暂的27年，但他已经不朽了。 ──《观察》首发

—— ——辉县水泥厂案系列评论之一

陕西石油的案子尚未了，汕尾村民的鲜血犹未干，这边，河南新乡辉县市又爆发了政府激怒万人抗议的大案。 28家证照齐全的合法企业，84000万元的总投资，每年500余万吨的水泥生产规模，95000万元的销售额，6000余万元的国家税金，30000余人的饭碗，响都不响一声，一夜间就全没了。没有一分钱的补偿，8亿4千万的巨额资产，一张纸就让它成堆废铜烂铁，能这样干的政府牛不牛？牛！绝对牛！牛遍全球了！ 全球老子第一、东欧中东拉美指哪打哪的美国政府敢不敢对国内企业这么干？不敢！ 全球第二第三第四富国的日本德国英国政府能不能这么干？不能！干过一回，他们的执政党就会臭成狗屎。 出身克格勃、火遍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要整顿经济秩序，也只打点发，不打排炮，只敢整企业老总，不会轻易去碰企业大门钥匙。 可我们中国，一个县级市政府背靠一个地级市政府（也许暗中有省级国家级撑腰），就敢这么干！谈笑间，8亿4千万灰飞烟灭！而且是说干就干，一干就干成了。 为什么这么干？辉县市政府的答复理直气壮，简单直接：我们只是执行者，这事是上面领导让干的，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个”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古龙笔下剑客的出招，没有多余的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不管你什么鸟《宪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不管你什么程序不程序，不管你痛苦损失有多大，不管你欠债没欠债，不管你是否会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管你明天饿不饿肚子，不管你万人抗议不抗议，不管你什么专家论证教授呼吁，反正领导让这么干，当然就这么干了。 真牛呵！ 然而，恰如北京的法学专家们所言，辉县政府的行径不过是邀功和掠夺。为了邀功无视宪法法律罔顾人民死活的政府及其所谓的”领导”，与强盗何异？ ──《观察》首发

   一个社会是否有福利和济贫，是衡量整个社会开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标志。在具体操作中，最好是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社会福利的一个规律，就是增加容易减少难。
　　
　　前不久，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政府大楼的门前，有150多名医生、医学院学生以及医疗工作者，举行集会，主题是“儿童健康‘一个不能少’”。这事涉及美国的医疗改革。

　　最近，佐治亚州的州参议员罗杰斯正在推动一个新的州法案，叫做第529号议案。

　　此议案禁止医生为非法移民提供公费医疗，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求十八岁以上病人寻求政府补助的公费医疗，必须出示合法的身份文件。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美国问题”，可是，仔细去看它，其实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这个提案在禁止医生对非法移民提供公费医疗的同时，先声明急症患者不在此列。其原因是州法不能违反联邦法。美国联邦法规定，医院不可拒绝对急症患者提供医疗。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一个以违法的方式偷渡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一个在这里没有任何身份的外国人，只要站在这块土地上，这个国家对他的急病，就有救助的义务。任何一个医院和医生，见死不救，在这里不是道德问题，是犯法的问题。

　　一个以医疗私营化著称的国家，其实并不是人们误认为的，国家完全撒手不管医疗。国家管的是穷的那头。

　　凡是符合“真正穷人”的条件，美国有公费补助的医疗。

　　现在，529号议案还没有被通过，也就是说，至少到现在为止，公费补助穷人的惟一条件，是“穷”。至于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合法还是非法居留，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在考虑到健康之类的问题时，把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青少年和儿童区别对待，他们是受到特殊照顾和保护的。即便在针对非法移民的529号议案中，也把他们划在“保护范围”内。

　　于是，这个法案有了一个“十八岁”的界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打出“儿童健康‘一个不能少’”的旗号来集会呼吁呢？因为，这些医疗工作者认为，虽然这个法案没有包括儿童，可非法移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遭到遣返，所谓的被“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又可能语言不通，搞不清楚有关十八岁的界限，可能只是糊里糊涂听说医院要查身份，就会吓得不敢带孩子去医院作免费的疫苗接种，或者是儿童享受的其他预防性医疗，这样，虽然法案和儿童无关，事实上还是伤害了儿童。从这种对可能的后果做出的猜测性的“反对”，可以看出“儿童”二字的分量。

　　这个集会的参与者反对的其中一条，就是“反对把医生变成移民官员”。这是美国最典型的一个说法。美国历来的做法是，这里不是条条切割，而是各自为政的块块切割。专业人员在自己的领域里，没有政府是“上级”的概念。他们反而有责任为病人、为私人委托者保护他们的隐私免受政府插手。因此，一个人来看病，只有与疾病有关的问题，医生有权管，例如，被虐待的儿童来医伤，医院会报警。其他事情对医生来说，都是病人自己的隐私，医生不宜过问。

　　所有的好事，都有一个能不能做得下去的限度。虽然不分身份地对穷人进行医疗救助，是一件在道义上值得称道的好事，可是，它如何执行、执行的程度，还值得探讨。公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公费是纳税人的税金。

　　钱有限，不可能无限免费发放，否则终有一天，会造成州财政破产。所以，议案提出的，实质是公费医疗补助穷人，合理界限应该划在那里的问题。美国的非法移民每年在递增，他们的收入大多不缴纳税金。道德口号容易，具体实践走通、走到底难。假如不管具体操作，只谈道德理念，很可能到最后，有了计划却无法实现。

　　凡涉及福利，上去容易下来难。一个社会是否有福利和济贫，是衡量整个社会开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标志。在具体操作中，最好是一开始就谨慎从事。社会福利的一个规律，就是增加容易减少难。这次集会上，医疗界人士指出，即使现在529号议案通过，要真正有效，减轻公费医疗部分的压力，还是难上加难。例如，原先依靠公费看病的非法移民病人，会利用“不得拒绝急症患者”的联邦法律，把急症室挤爆。

　　可以引申下去的方面还有很多，可见凡社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要谨慎处之，这就是要容许各方面发表意见的原因，也是医疗工作者要举行集会的原因。

　　作者：知名华人作家

当年曾听到一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说过他的经历：他在课堂上讲了一点真话，结果被一位研究生检举“在课堂散布反动言论”，为此停教。当时我曾以为这种“学生积极份子”只是个别现象；去年吉林省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也不幸被学生检举，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卢被停课。笔者仍然以为这只是少数学生被中共告密文化毒害的结果。直到前些天看了一位大学教师的博客，才知道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

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这位教师介绍，这一制度2005年下学期建立。“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份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因为现在文化教育部门招聘时，是否党员是条很重要的录用标准。

教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很丰富。这位教师记述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位教师担心在谎言中长大的青年人将来缺乏社会适应能力，我却是另外一种担心。我在为这种培养告密者的信息员制度必将产生的长期效应担心。我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以告密对人的道德腐蚀性最大。仅就告密现象本身来说，古今都有，中外皆然。然而中国与西方对告密文化的容忍程度却很不一样。西方文化不鼓励告密，除了一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当告密者的人之外，大多是在前途或生命攸关之时，由于人性的软弱而屈服于压力被迫成了告密者。但即使是被迫而告密，告密者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原宥。

而中国的告密者却不然。中国的专制政治文化本来就鼓励告密，明代的东西厂制度与清代的密折制度将告密制度化。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是大张旗鼓地鼓励告密，并赋予告密以政治与道德上的神圣色彩。所以中国除了少部份天性卑劣乐于充当告密者的之外，绝大多数是受意识形态蛊惑，为了所谓政治信念而投身于“大检举、大揭发”行列。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只在八十年代初期受到过些许批评。但对于制度性的鼓励告密来说，这种批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到了“六四”以后，告密现象又卷土重来。而如今政府竟公然在大学这种培育社会精英的摇篮里建立专以告密为务的信息员制度，让人不得不发问：这个政府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还有一点责任心没有？

中国共产党政治中，曾经赋予告密者一顶光环，即“积极份子”。由于告密堂而皇之地成了好的政治表现，因此在现代中国，“告密”一词极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检举揭发”。被检举揭发者就算是吃够了告密者的苦头，也不能有丝毫怨言，即使官方后来承认当初的政治运动是错误，告密的人也不需要有道德负担，我自己就亲耳听到过让我吃够了苦头的人对我说：“过去那些都是时代造成的，我们也是受害者”。这种鼓励民众互相监督检举揭发的政治文化，既不能促使告密者反躬自省，更不能形成使告密者产生羞耻感的社会舆论，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日益沦丧。

无论中国政府为世界画了多少张“和谐社会”的画饼，如今有了信息员制度这一告密行当的存在，我相信，中国离民主政治的距离只会越来越遥远。一个依靠黑社会手段与特务文化治国的政府，不可能将中国引导到光明大道上去。

最近，胡温政权打压媒体和严控舆论之不智，倒霉的不管是自由派，也波及左派。自《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之后，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也被杭州市网管封杀。与此同时，三个左派网站“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也被当局封杀；被大陆新左派力挺的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也被封杀，上海有线电视第一财经频道的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在2月27日突然被上海有关部门下令停播。

郎咸平成长于台湾、就读于美国，就业于香港。他以公司财务专家身份品评大陆经济改革，强烈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揭露一些企业界人士以收购名义，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由此刮起所谓的“郎旋风”。郎咸平已经变成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不断在各种媒体上露面，有些电视台还请他主持专题节目。

据报道，停播的表面原因是经济理由，而实质原因却是政治黑状有关。因为，郎咸平的直说敢言的风格使《财经郎闲评》每周两次，重播五次，很受欢迎，跻身于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偶尔还能排到第一。由此可见，《财经郎闲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郎咸平的成功招致那些被他批评和揭露的企业界人士的怨恨，他们联名告状，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背景复杂”和“动机可疑”，他在中国大陆挑起一些经济话题的争论，“起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六四后，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一直是现政权打压的重点。但为了维护权力和严控舆论，左右开攻也是中共常态，江泽民当政时期，也封杀过老左派邓立群等人把持的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

虽说与江泽民政权相比，胡锦涛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是不争的事实，胡锦涛本人崇尚“西柏坡精神”和“延安精神”，屡屡前往革命老区作秀；在现行政策上高举亲民旗帜、关注社会公正奇缺，用帮助农民工追逃欠薪和废除农业税来体现关注弱势群体。

然而，就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以独裁特权为自称的各级权贵家族，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其特征是：1，“只进不出”的封闭性；2，“只增不减”的刚性；3，权贵集团主宰公共决策。所以，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日益加重，在根本上不是因为物质再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基本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也就是说，首先是官权与民权之间的巨大不平等，才导致物质利益再分配中的巨大不平等。

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且权威遭遇挑战、政治稳定遭到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早在2003年，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在当下中国，凡是自称左派的人，大都是机会主义的，高官们如此，知识界名流亦如此。比如，面对胡锦涛政权的左右开弓，号称优先关注底层利益的新左派们，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大陆的新左派人士从来不敢抗议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卑劣勾当。

比如，大陆的三位著名新左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他们接着官方整肃《冰点》的时机，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李大同和袁伟时落井下石。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也就是说，新左们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2006年3月9日于北京家中（《苹果日报》2006年3月11日）

    著名的无名英雄（多矛盾的短语！）雷锋同志生前在解放军部队里就很著名，他是全军学毛选的头号积极分子。雷锋死后，毛主席发起学雷锋运动，老人家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为学雷锋题词。学雷锋，学什么呢？伟大领袖自己没明说，林彪的题词画龙点睛。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林彪的题词带进毛主席的题词里，毛主席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毛主席是号召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也许，不少人会感到愤怒，感到惊奇：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狂妄自大？岂有此理！其实一点不奇怪。现在我们知道了，1949年10月1日中共开国大典，事前拟定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话没有主语。谁向雷锋同志学习？不清楚。一般而言，“向某某学习”这种句型，其被省略的主语是“我”或“我们”。可是毛泽东这句话不同，在“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话里，省略的主语不是“我”或“我们”。试把“我”（即毛泽东）或“我们”带进“向雷锋同志学习”句子中，那就成了“我（或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他读我的书，听我的话，照我的指示办事，做我的好战士。”简直就不通了。可见，这句话的主语不是“我”或“我们”。这句话的主语其实是“你们”，是“全国人民”，独独把说话的“我”即毛泽东本人排除在外。中共领导人讲话，常常用这种没头没脑的省略主语的方式。要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首先要找出真正的主语。
    
    邓小平讲话也常常没有主语。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主语，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邓小平这句话的主语是“我”，是邓小平自己。这中间不包括别人。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句话同样都是没有主语，但两句话隐藏的主语却完全不一样。“向雷锋同志学习”那句话的主语是除开“我”即毛泽东自己之外的你们大家，而“摸着石头过河”那句话的主语却是除开你们大家之外的“我”即邓小平自己。邓小平决不是鼓励或同意全中国人民都可以自由试验自由摸索。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全中国只有他邓小平一个人可以自由试验自由摸索，别人都不准，连胡耀邦、赵紫阳都不行。胡耀邦、赵紫阳要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再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成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
    就要把你赶下台。至于普通人就更不准许你自由摸索了。魏京生办了个刊物叫《探索》，只不过是写写文章，在思想领域里摸石头，还不是直接地下到河里摸石头，就被邓小平亲自下令抓起来了。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只有他自己才有权摸着石头过河，别人都不准摸，要摸也必须在他的指挥下摸，他说不准摸了你就不能再摸了。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就是没读懂邓小平这句话。他们以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其实邓小平只对自己实用主义，对别人是专制主义。
    
    邓小平还有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也没主语。让，谁让？邓小平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邓小平自己。在这里，邓小平代表共产党，是邓小平，是共产党“让”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请注意这个“让”字，意味深长。因为有“不让”才有“让”，没有“不让”就无所谓“让”。邓小平和中共能“让”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首先在于他有权力能“不让”你富起来。过去共产党一直是“不让”人们发财致富的，现在“让”了。能“不让”而又“让”了，你能不感激吗？所以很多人感激邓小平。但是没听说过美国人发财致富了感谢布什、感谢克林顿的，因为美国人发财致富不是美国总统“让”的，因为美国总统根本没有权力“不让”别人发财致富。由此可知，当很多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讲话感谢邓小平时，那其实等于是在指认邓小平是独裁者呢。
    
    专制政治的语言有很多特点，省略主语便是其中之一。寻找隐藏的主语，我们可以破解很多专制政治之谜。
    

网上流传台湾李敖先生要控告美国总统布殊。他认为《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要为台湾“提供”防禦性武器；既然是“提供”，台湾就不应该再花钱买。那么台湾究竟该不该出钱买这些武器呢？我的看法是：该。

我的理由有两个。一、“提供”与“免费提供”是两个概念，“提供”不等於“免费提供”，这是一个常识。问问香港，大陆为它“提供”淡水、蔬菜和肉类是免费的吗？李敖先生当年读台大是自备桌椅、厨师和厕所吗？肯定不是。试问他怎样解决桌椅、板凳、吃饭、上厕所的问题？显然是台大为他“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施。那么台大“提供”这些设施是免费的吗？换言之，李敖先生当年读台大没交学费？这个问题就只能请李先生自己回答了。

紫禁城里不产五穀，更不产金玉珍珠，那么皇上后妃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描的画的薰的扑的都从哪来？宫外民间“提供”的。是免费提供的吗？不知道。这问题还得劳历史学家李敖先生回答。

并非免费“提供”

皇宫里也没炭，那冬天皇上烤火的问题怎么解决？也得老百姓“提供”。杜甫《卖炭翁》有记载。你瞧，打远处来两位宫里的使者，拿出半匹红绸和一丈绫子往牛头上一缠，告诉那卖炭的老头：“你这车炭就值这么多，拉宫里去吧！”对於千余斤的一车炭来说，半匹红绸和一长绫子杜甫认为太便宜了，可是便宜归便宜，到底也还算是付费吧。

皇帝尚且不能白吃白喝白拿白烧，我想当年台大为李敖先生读书“提供”桌椅板凳食堂厕所也不是免费的。

父母为儿女“提供”衣食可以说是绝对地免费；可是与此相对，父母老迈后，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赡养也是“免费赡养”呀。前后两个免费，实际等於两个付费，只是时间错开了几十年而已。

应该回馈美国

西谚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世上根本不存在“免费提供”这种情况。凡“提供”总是收费，凡接受“提供”总要付费，只是两者在时间上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提供”与付费同时完成，双方一手交货，一手付钱；另一些情况则是迟滞性付费，像儿女赡养抚育自己的老人之类。

再说第二个理由。任何得到美国保护的民主国家，都应该回馈美国，就像儿女长大了，不仅不能再啃老爹老娘，而且应反哺他们。这样美国才能“可持续发展”。美国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戏了，人类将是撒旦魔鬼的天下。

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保护，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的台湾省。台湾省也要有省委书记，省长也必须是中共党员，也要驻紮人民解放军。大学生也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要“反右”、大跃进、饿死人、大炼钢，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也要回应胡锦涛主席的号召，轰轰烈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认认真真走过场。老百姓也将像中国各地老百姓一样，到北京上访而且被抓被判，不同的是台湾访民的路更远。

台人也要上访？

台湾的法轮功也要被指为邪教加以酷刑侍候，浊水溪将晋升为污水溪，日月潭将跟太湖、滇池一样被GDP污染，只剩一坑水葫芦。拆迁户也要上访、坐监。国际互联网也要像大陆的一样变成国内互联网。网上写手也一样有人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或煽动颠覆国家罪而抓进监狱。被徵地的农民也一定有人像广东汕尾的农民一样被政府开枪射杀……

李敖先生尽管说台湾不应该为这些武器付钱，可并没有说台湾不应该要这些武器。这是令我感到无限欣慰的——这老傢伙还没有坏彻。

（作者为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

如实评价今天的和谐社会，我只能从细微处着眼，看看小处能否和谐？比如黄菊先生生病了，还能不能为国家正常工作？我们的媒体能不能在自负其责的要求下如实报道？再如，国务院主办的《中国政府网》上英文拼写错了，我们的媒体能否及时报道而不会因为“影响政府形象”受到处罚？

黄菊无大恙？

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开会前一天，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共同社记者问“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的预算是什么？另外，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工作是否会有什么变化”时，透露了这么一句话：“关于黄菊副总理的问题，前不久黄菊同志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外国记者问的好，问两个问题，一个好回答，一个不好回答，关键就看吴建民的反映了。

黄菊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常委，自2006年1月18日起至今，他已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多次缺席中共中央的重要活动，如连续缺席春节团拜会、元宵节联欢晚会和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三个中央重要活动，外界对其现状格外关注──因为内界媒体不敢关注，提问的共同社记者是外国媒体记者，中宣部和国新办管不着，也没那么具体。可想，今天如果有关部门再不透露一点声音，人们恐怕又要乱猜疑了。

防止人们乱猜疑，最重要的是公布事实，让政府透明，让政府领导人的行动和身体透明，让政府领导人的收入和财产透明。

《政府网》错了就不影响国务院形象？

3月1日，我浏览看起来很不错的《中国政府网》（www.gov.cn），发现这个网居然知错能改了，十分难得。因为前不久，北京民政部下属的《公益时报》刊登温州学者批评该网英文语法错误的报道，据说惊动了国务院办公厅，被指责为“影响政府形象”，还免去了该报一主编陈杰人的职务。可奇怪的是，该报免去陈杰人主编职务，却又不说因为“影响了政府形象”，执意掩耳盗铃，做贼心虚。

现在，终于看到《中国政府网》的知错能改。该网在《编读往来》栏目中介绍：

近日，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指出《中国政府网》英文版《中国概况》栏目中部分内容的语法和译文有错误，责任编辑立即进行了查核和修改。编辑部感谢黄卫峰老师对《中国政府网》的关心和帮助，对我们工作中的疏忽之处表示歉意。《中国政府网》开通不久，需要不断改进完善，欢迎广大读者随时与编辑部联系，提出批评和建议。联系电话：（010）63070950；传真：（010）63070900；Email信箱：[email protected].

此外，该网同时刊登《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编辑杜晶注明日期2月10日的致歉信：

尊敬的黄卫峰老师：

您好！我是《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编辑杜晶，您于2月9日发来的批评信件已收到，并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正举一反三加强编译工作。十分感谢您对《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的关心和支持。

您所指出的问题，我们一一进行了核对，其中有的是在翻译中造成的文法错误，我们即进行了修改。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心所致，现特向您及所有网民致歉。还有的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有关英文专家，认为您的意见有道理，但现在还不好说是错误，需作进一步研究。请您继续关心支持《中国政府网》的工作，今后多联系。我的电话：010-63070945，Email：[email protected].

《中国政府网》如此知错能改，我建议《公益时报》尽快恢复陈杰人先生的职务，并给予道歉。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当事人员，应该对陈杰人和黄卫峰先生的批评表示感谢。否则，该网代表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所承诺的“感谢您对中国政府网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批评建言”，就成了一句空话、假话。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一个合法的政府，不能说空话，更不能说假话，因为真相都是无法掩盖的。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后，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比如2月15日《新京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刘先生把这句话说完，这话就很快成了流行“语录”。

至于“中国无人仅因网上言论被捕”是否可以质疑呢？据说今年第四期《南方人物周刊》在第13页《声音》专栏这样刊登：上面是“中国无人因网上言论被捕。”“国新办称中国管理互联网符合国际做法”，下面就是一幅漫画借陈凯歌之口说“人不能无极到这样的地步，哦……错了，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报刊把众多相关和不相关的“语录”罗列在一起，并不是说刘正荣先生说这话也无耻到和“馒头”一样的地步。如果一个政府官员，他的言行确实距离真相太远，那么，媒体指责他无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和谐社会是从细微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开始做起，任何弄虚作假和欺世盗名都是恶行，都是不和谐的开始。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共产党的传媒连个消息都没有发，更不用说什么悼念了。为什么？

陈独秀一开始就鄙薄“山上的马克思主义”，北伐时期，共产党通过大闹土地革命占据北伐成果，对种种血腥的过激过火乃至暴动、起义，除上海工人反抗孙传芳的起义外，他不断提出劝止、批评，斥之为盲动主义，于是被共产党开除了；以后，这位共产党总书记，一直被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以至坐了国民党大牢，延安方面的山大王甚至幸灾乐祸，恨不得他象瞿秋白一样被杀了。

为什么后来的一些党魁如此忌恨陈独秀呢？在陈独秀的眼里，“山上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义和拳”式的翻版。

这当然与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20岁左右陈独秀就倾心于提倡科学，通过编写《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建“青年励志社”、开图书馆、办俗话报，将西方的科学文明灌注于新式小学堂教育和社会启蒙教育。

在《阴阳家》一文中，陈独秀痛陈：“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

……故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75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

陈独秀早年的文章多爱国言论，但却丝毫没有将“义和拳”与爱国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他看来，“义和拳”乃“邪僻”之类，其排外纯属三教九流之辈维护愚弄百姓而享有的利益，例如，那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很快，教堂数千，教徒几十万，如此局面当然不利于土生土长的巫术迷信继续渔利。

义和拳后清政府迫于德国压力，为死于拳难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造碑。

一次大战胜利，北洋政府欲通过毁碑显摆胜利者的姿态。陈独秀以为不必毁。何故？留作义和拳与政府多重耻辱的见证也！

为此，陈独秀写了《克林德碑》一文。

陈独秀认为：“义和拳真正的罪魁，就是从张道陵一直到现在的天师。道教出于方士，方士出于阴阳家……这是我中华国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华自古迄今之普遍国民思想，较之后起的儒家孔子‘忠孝节’之思想入人尤深。……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也不曾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义和拳所请的神，多半是戏中‘打靶子’、‘打脸’的好汉，若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黄三太、黄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造成义和拳的“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戊戌六君子在西太后、赵舒翘（刑部尚书）们的眼里，是“不必问供杀无赦”的“无君无父的禽兽”。

独秀并详举后义和拳时期诸多“义和拳现象”，皆军政学界所为，遍及南北。如南开学校国文主任称曾国藩是蟒蛇精转胎，蛇魂被张天师收去即无病而死。学生又做“国魂舟”：装扮关羽、张飞坐船。“就是在东西洋学过科学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国粹的医、卜、星、相的人，我还知道不少咧！”（文见上书292～301页）

今天的共产党官僚们，一方面挂着无神论的招牌，既扭曲、利用宗教界，又出于政治图谋，肆意弹压人们的正当信仰；另一方面，却出于种种例如升官发财等等卑污的需求，不时弄出烧香拜佛、求签问卜的荒诞闹剧。人们不无道理地指出，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口号作坊，但它的种种口号，无异于装神弄鬼，与巫术卜筮一脉相承。对于一般缺乏文化的老百姓，可以愚弄蒙蔽；对于私心盘算，可以有一点瘾君子式的自慰；对于面临的种种困局，则可以有些许“精神胜利”感……这些如果让陈独秀来批评，那就还是“义和拳”类的腐烂玩意，谈不上任何政治价值，至多只算是政治小丑的杂耍。

例如，在陈独秀看来，毛泽东们当年的口号抗日，唱的就是“义和拳经”。在《民族野心》一文中，陈独秀严厉批判了他过去的同党的假抗日：“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才，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文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08～611页）

1938年7月27日，陈独秀发表《说老实话》（见上书614～615页）一文，说道：“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便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愿意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而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见上书643～650页）

中，陈独秀讽刺共产党说：“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

我的一些农民朋友看共产党标榜自己如何抗日的宣传片，都看出来《大刀歌》是“胡吹”。陈独秀是何等眼光的人，毛泽东们的口号抗日当然被他一眼看出义和拳的尾巴来了！

但是，共产党就是要摆弄这些垃圾文化，并且好意思说他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代表”。不只是我尊敬的袁伟时先生，你怎么能够批评义和团呢？你这就是在批评共产党自身嘛！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慈禧太后的“民智未开”，到袁世凯的“中国国情”，直到共产党的“中国特色”，哪一个没有“狼奶气味”、没有混球式的“义和拳”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