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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权臣，和明代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是个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仅那些宫内宦官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文臣中间，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严世蕃父子两人是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水平更高。
　　　　史书记载严嵩长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出生江西却不说方言，一口标准的官话，仪表为文臣中的第一流，且在当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政绩不俗。这是当然是他发迹的本钱，但他最大的本钱是“一意媚上”，揣摩皇帝的心思。在皇权时代，应当说这不是个特别耻于提及的毛病，而是生存的必须。皇帝欣赏他一是青词写得好，嘉靖希望长生不老，好道教，喜欢用青词来向上天祈福，当时入阁的大臣大多写得一手好青词。嘉靖二十一年，皇帝让人制了五顶道士戴的“香叶束发巾”，赐给大臣。同在内阁的严嵩的同县老乡夏言认为有失体统，不愿意戴，因此得罪了嘉靖。而严嵩不但美滋滋戴着这顶道冠去拜见皇帝，而且在道冠外笼上轻纱，以示御赐之物，当倍加珍惜。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那时候讲“雷霆雨露，皆是圣恩”，君有赐不能不受。严嵩之坏，在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卖官索贿，将夏言、杨继盛等耿直之臣迫害致死。后来他的儿子被杀，孙子充军，家产被没收，而他活到八十多岁，晚年乞食于墓地。——即向祭奠祖宗的人讨剩余的供品果腹，下场够惨的。
　　　　这个大奸臣，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和宋朝两大“奸臣书法家”蔡京、秦桧的水平相若。可以想见，他当权时，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宝，其书法身价绝对是让人咂舌的价码。政治人物的书法价码随着权势的消长而涨落，是一条规律。严嵩身败名裂后，他的书法盛名也被他的奸恶之名淹没了，但毕竟还是有些手迹留在后世。
　　　　　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三个大字 “至公堂”，是严嵩所书。
　　　　 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令满朝书法好的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做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过无数遍“至公堂”，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满朝文臣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罢了，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很骄傲的皇帝。当然，这个号称“十全老人”的富贵天子有资格骄傲，他当政六十年间，至少表面上的文治武功超过前代。因此他很喜欢风雅之事，比如吟诗题词什么的啦。
　　　　　　说老实话，尽管他留下了一万多首诗，但没有把他当诗人，因为他的诗大多是咏太平盛世的顺口溜，没什么诗味，仅仅比什么“书奇景”、“万里红”雅一点。他的字，是典型的“富贵体”，粗大、媚俗、中规中矩，现在许多地方还能看到。乾隆的字虽然没有风骨，有“墨猪”之嫌，但一笔一划和字的构架的基本功还在，放到今天也算是上品了。
　　　　若历史的车轮再往后走一些年，会怎样呢？大奸臣的字再漂亮，也不能悬挂，这非关书法，而是政治正确与否的大事。皇帝或首席军机的字再丑，也毫不谦逊地四处悬挂。
　　　　　　可骄傲的乾隆帝面对前明奸臣严嵩的题字，他竟然是就书法论书法，没有因人废字，自己的“富贵体”不敢取而代之。——难得这个“十全老人”没有骄傲到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天下第一。

义和团“扶清灭洋”，老太太以为凭神奇法术和勇敢精神就能战胜全世界。于是向英法德意比美日俄奥等列强宣战，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无畏”的一幕活剧，结果让八国联军打得屁滚尿流逃去西安。面对大厦将倾的局面，慈禧还是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她认识到了被其砍头的维新派在这个问题上多少有点道理，再走老路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了。1901年初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了史称“新政上谕”的诏书，下令国家改革，她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这就是要施行“新政”。
　　
　　回过头来看慈禧这个女人也不简单，1840年鸦片战争时号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大人都还以为洋人不吃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腹胀而死，洋人的腿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呢。中国最明智最有见识的人物尚且如此，那对生于旧官僚家庭，大半生活在宫廷中的慈禧又能指望什么呢？咸丰将死之时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太平天国占了南京，整个清朝呈现的是即将崩溃的局面。慈禧一手发动政变打翻八大臣夺得大权，她信任曾胡左李等收拾洪秀全，到同治中期勉强也能称上“同治中兴”了，这的确是不同一般。尤其是后来大兴“洋务”，所作的变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在那样的背景下谁又能说自己一定能比她更开明呢？中国之所以没有全变成殖民地，难道她就没有一点功劳？嘿嘿，至少说明慈禧比印度王公要厉害吧。若不是她支持左宗棠收新疆，中国早就分裂了，她生前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慈禧太后对中国统一是有功有过，三七开嘛。
　　
　　虽然慈禧没有赞同光绪帝更为激进的维新，但这不等于她是个不会变通的人。遭受甲午和辛丑的失败之后，她的确又进入到了革新开放的道路上，提出“新政”即是证明。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如扩大了外派留学生的行动，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甚至包括那些最终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在内。如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这是惊天动地的创举，彻底改变了千年传统。还有建立新式军队，也就是新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都源于此，中国在抗日时没有被日本一举打倒，多少也是因为慈禧当年打下了基础啊。
　　
　　尤为感人的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者，慈禧太后居然能部分接受“立宪”的观念，先命令五个大臣到英美等十三个国家考察，为国家立宪做准备。后于1906年颁布“仿行宪政”诏书，宣布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改革目标。到了1908年时，清朝宣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准备在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今天的人也许看不起这一系列变革，可放到那个时代这无疑是具有爆炸性的决定。
　　
　　“新政”虽新，在慈禧太后看来改革的步子已然走得够大了，可老百姓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废除科举是好的，反对缠脚是好的，建立新军是好的，预备立宪更是好的，但老百姓觉得这些变化来得慢了，来得晚了。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逐渐的丧失了耐心，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他们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太后以为日本立宪搞了二十年，大清用九年只能说是快了。然其他人却以为西方和日本早就办好了的事，为啥还要中国人等？况且在立宪的过程中进退反复，老百姓看不出这“新政”最终会给国家和自己带来多大的希望，也许只是个空头许愿罢了。既然如此那就得拿出鞭子来迫使统治者快些变，甚至通过革命来夺取变革的权力。
　　
　　这样就造成了“辛亥革命”，慈禧太后早死三年没有看到这一切，她是幸运的，但她若真有知肯定也是后悔的，早知慢改就会革命造就共和，莫如快改早点立宪吧。其实付出代价的不光只是太后这等统治者，受害更深的是全国人民啊。革命破坏稳定，天下一场大乱，革命党、军阀们轮番登场，从那时起搞了近百年这“宪政”还是个问号。在这中间有几多互相厮杀，有几多外敌入侵。中国人是血流成河白骨成山，谁从中得到便宜了？!
　　
　　要问谁之过，还得说是慈禧太后好心办坏事，她是有爱国心的，却是害了国。她看到了非“新政”不能救国，但走得太慢走得太晚，没有领先于局势，反而是落后于全国人民的愿望了。那些好的政策要么是缓二拍，要么是马后炮，要么是花架子，如此一来岂有不败之理？葬送了大清，也葬送了她本人。看来良药还得及时给病人吃，老摆个样子在熬药，却总不见药下口，这病人等得起么，恐怕是等不起的。
　　
　　我有时想，要是慈禧能顺应民意，要是袁世凯能顺应民意，要是蒋介石能顺应民意……何至于此啊！他们都有机会将中国推上民主、自由、富强之路，可他们都没能好好的把握机会。直到失去了，才来说什么“悔之晚矣”。往事并不如烟，前车之鉴不可不查。没有谁更喜欢流血革命，可你也得真正让人民感觉到改良的希望，否则老拿什么新玩意来搪塞，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介时统治者人头落地，老百姓亦生灵涂炭，那就不是双赢，而是双输了。要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主动权还是在太后手里的。彭大将军曾感叹道：中国的农民真是好啊!可也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中国人民也会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而起，不是他们变坏了而是他们实在受不了啦！

过年回家,点检旧帙.陶诗”蔼蔼堂前林,贮我以清阴”,而我贪恋的,无非横斜乱书所贮的时光和气息罢了.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的结尾谈起了他重读托马斯曼<魔山>的体验:多年前在肺病疗养院初读<魔山>的光阴,多年后重读<魔山>的光阴,还有,<魔山>本身作为艺术品想象中的光阴,交融难辨.我自觉很能契会这况味的:宛如拉图尔画笔下的阴影和烛光.这时候,我很少真正想读什么.但这次,信手抽出的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不知多少年没碰过这本书了,竟有点儿”十年旧约江南梦,重听寒山半夜钟”的惘然.不消说,又忍不住重读了遍书中那篇<夜行的驿车>.一文读竞,从惘然里滋生的,却是疑惑.
　　遥想年少,对<金蔷薇>的解读不可避免的源自刘小枫那篇<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吧. <夜行的驿车>多年来留在心头的印象也正是那句”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金蔷薇>,对我来说则是个符号,背后指向着刘小枫为我们刻画的”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以羞涩和虔敬为素质的怕”,以及”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在这里,几乎任何一点对柔顺和隐忍的不理解都是莫大的原罪.
　　很难说<金蔷薇>的文字本身能无可争议的印证这种阐释吧.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无言地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满含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
　　多年来,这些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俄罗斯文学,艺术,思想的认知.<战争与和平>里的”小人物”图申和卡拉塔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的哲学著作,塔可夫斯基的<安德列鲁勃廖夫>…..岁月流逝,今日不经意的一次重嗅蔷薇,心头唤醒的倒是怀疑之虎.我以为,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式的解读片面化了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精神.甚至,也片面化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刘小枫说:”…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醒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乘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素质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而在我今天看来,太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苦难虔敬的同时,身上似乎又都不可救药地带着童稚般的诗意而固执的狂想,这分狂想恰恰拒绝意识自身的渺小和欠缺.爱丁堡说,诗人巴尔蒙特一生只写了一句好诗:”我来到世间/是为了看一看太阳”.斯克里亚宾认为自己的天职是创作一首从未有过的曲子,当全世界钢琴家同时弹奏它时,弥赛亚便会降临.费奥多罗夫在<共同事业的哲学>里告诉我们,人类的使命是让祖先复活,”祖先遗骸的微粒遍布物质…..不管一个微粒如何碎裂,裂开后都会保留断口的痕迹,这些微粒最终可以对接起来,还原成昔日的人体”.托尔斯泰,就连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蒲宁都指出过他身上的异教徒精神,以及,狂妄自大:”环绕自己八万俄里”—— 我承认,我很天真幼稚,写到这里,总归忍不住(虽然写跑了题)抄一下托尔斯泰讲的”蚂蚁兄弟”故事:”我五岁,三哥六岁,二哥七岁.十一岁的大哥向我们三个弟弟宣布他有一个秘密,这秘密一旦被揭示…谁也不再生谁的气,人人彼此相爱,成为”蚂蚁兄弟”…..我们甚至想出一种蚂蚁兄弟游戏,也就是找几把椅子,用些箱子盒子把它们围起来…然后我们几个钻到椅子下面去紧偎在一起坐在黑暗中.我记得我体验到了爱和动情的特殊感情…..蚂蚁兄弟是什么….大哥说他已经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要想能听到这个秘密,除非沿着地板的缝隙走一遍的时候心里一点也没想到一只白熊),而这根小绿棒又埋在了老禁伐林那个山沟旁的大路边.为了纪念大哥,我请求把我葬在那里…..”—–我时常觉得,夏伽尔也许比列宾和列维坦更深刻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
　　<金蔷薇>的另一种译本名为<金玫瑰>,译者是戴骢先生.写到这里,我却没去再把这个译本找出,不知怎么,这一刻,”金玫瑰”这几个字(以及那篇我熟读过的<珍贵的尘土>)让我想起了马拉美,想起了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甚至想起了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而窗外,春阳是舒缓的,早寒也淡远虚无，不可捉摸,仿佛舒缓中的些微感慨.我宁愿想起<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结尾,我宁愿想象普里什文笔下的夏天,大地辽阔,森林明朗.我宁愿在这些想象中抄写<金蔷薇>结尾一篇<对自己的临别赠言>中的一句:”应该沉浸在风景中,好象把脸埋在一堆给雨淋湿的树叶中,感觉到它们的无限的清凉,它们的芬芳,它们的气息一样”…….

        全世界首个博客图书奖———“博客图书奖（LuluBlookerPrize）”最终入围名单于3月8日在英国揭晓，三个单项奖：小说、非小说、漫画的入围书中，包括了伦敦一名应召女郎的日记，以及一位业余厨师的烹饪经验杂烩。

　　所谓博客图书，是指在个人博客或其他网站上首先发表的作品，之后成书出版，电子书不在其列。

　　本次评奖从2005年10月开始接受报名，作者国籍不限，只需用英语写作。

　　博客图书奖的起名，借用了英国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之名“Booker Prize”，填入日益庞大的写作群体名称“博客”（Blog），从而创造出新词“Blook鄄er”。首届博客图书奖由出版界企业“Lulu”冠名赞助主办。

　　在周三揭晓的最终提名中，伦敦一位应召女郎的博客畅销书《白昼美人》（BelledeJour）入围了非小说类的奖项。去年出版的博客书《朱莉和朱莉亚：365天，524道菜，公寓小厨房》自上市以来备受好评，这次也得以入选。

　　首届博客图书奖吸引了89部报名作品，其中作者除了欧洲和美洲，还有非洲和大洋州的博客迷。

　　16部作品入围最终提名名单，4月6日将公布获奖名单，三位获奖者将各获得2000美元和1000美元的奖励。

　　在全球博客热继续升温之际，除了这个博客图书奖，另一名叫“星期五计划”的公司已悄然成型，创建者曾任记者和出版人，现在则专门致力于挖掘有潜力出书的个人博客。

      蔡其矫心目中的少女，是美丽而脆弱的；我想，作家王炳根眼里的蔡其矫，是个毕生与少女为伴、以恋爱为诗的诗人。所以，作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以“少女万岁”为题。再也没有比“少女万岁”这四个字，更能准确、精辟地概括诗人蔡其矫精彩的人生了。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诗人充满爱和诗性的内心世界的门窗，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真实、完整的诗人形象。

王炳根是有幸的，他得到了诗人的信任和友谊；但王炳根更是忐忑不安的，当他面对诗人丰富多彩的人生履历和庞杂繁盛的心路历程，他甚至感到力不从心。在后记中，作家坦诚他遇到了困难和困惑，创作中也有所保留和比较谨慎。

远足与女人，是诗人一生人生和诗歌的主题。

作家王炳根历经8年，重回诗人的往日时光，与蔡其矫一起恋爱、写作，最后以“远足与女人”为主题，为我们推出了这个弥足珍贵的文化文本，以时空变化为明线，以远足与女人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为暗线，把一位大情真爱的世间真男儿、一个敢说敢爱的诗坛独行狭，活灵活现逐步展现在我们眼前。

    诗人蔡其矫的一生，是对诗歌、对爱情、对女人孜孜以求、不倦不悔的一生。

    当责任编辑何强把本书交到我手中，嘱我为它写篇文章时，我知道，我已无法拒绝如诗人生、如诗少女、如诗文本的诱惑。我也便开始了与诗人蔡其矫一起恋爱的快乐时光。

诗歌、女人、远足，的确给我带来了恋爱一样的阅读快感。

“春天桃花的长堤上

编造花冠戴头顶

整日欢乐感染云天

最初的热爱、魅力、纯洁

都不知不觉远去了”

遥远而悲伤的初恋，是如此的刺痛诗人的心灵，那个绝艳之美的初恋情人，是那样的美丽而脆弱。

美丽而脆弱的，是永远的少女；美丽而忧伤的，是永远的诗人。

1938年的春天，作为华侨子弟的蔡其矫远涉重洋，以青春和革命的热情，奔着自由与民主，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籍此开始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一生。在这里，我十分愿意说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常常以一种超乎现实和时代局限的浪漫主义气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的话语”，使他在同时期的诗人中独树一帜，还在于他独特的诗歌行为方式，以及颇有时下小资意味的生活情趣，也特别地构建了他的浪漫主义诗性基调。

只要对美的梦想没有破灭，那么，对女人的追求便会伴他终生。

在蔡其矫对自由与美的人生追求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女人。在蔡其矫的美学词典中“美即女人”。女人的声音、女人的体形、女人的肌肤、女人的眼神、女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美的。蔡其矫观念中的女人，只要是年轻的女人，便是天下之最美。

于是，诗人周围的女人走马灯一样地旋转。而此时，与其说蔡其矫不断地为他身边的女人写诗，不如说是身边的女人不断地激发着诗人的灵感，使之迸发的诗情，一刻不停地燃烧着。燃烧着的诗情照亮着诗人蔡其矫在诗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永不止息。是女人与诗歌，填充着他倔强的生命乐章。哪怕是在诗人最艰难的时刻，他都没有忘记为爱和女人歌唱。“人是自由的，男人是自由的，女人是自由的，同时，爱也是自由的。” 在蔡其矫因为女人被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判决关押时，他都基本生活在一个叫“王兰”的女子的世界里，并不断地为她为女人写诗：

“细雨无声沾湿你的衣裳，

第一次的眼泪滴落在我的心上。

虽有无边的黑暗笼盖四野，

但所有的道路都引向光亮。

让我的心为你张开雨伞，

也让你的泪珠化作我的灯光。”

“啊，命运！虽然你曾把我投入深渊

我却睡莲一样重新开放

在女性的抚爱的目光下灿烂”

年轻美丽的女人，一个又一个地来到诗人身边，然后又一个又一个从诗人身边走开。她们的离开，无不充满着凄美的如诗的忧伤。从延安到南海，从晋察冀到长江，从流放地永安到故乡园坂，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他心中的诗歌和女人，诗歌和女人无时无刻不在诗人身边围绕。同时，蔡其矫心目中的年轻女子，又都是美丽而脆弱的。这就注定了诗人一生必须不断地去远足，去寻找，去发现，去追求。

“蔡其矫与诗和女人几乎是同一回事，无论是写爱情还是不写爱情的诗，这里都有女人的影子，比如一首完全与女人无关的诗，比如他是为时代唱赞歌，或者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这首诗的背后可能就站着一个女人，诗人甚至可能是面对着她书写的，想念着她书写的。”“行走、女人、诗与生命，对蔡其矫而言，完全应该视若等同”。在书中，王炳根是这样精到、准确地描述诗人的。

作为传记文本，作家王炳根运用他扎实的文学语言功力，巧妙地与诗人绚丽多彩的诗歌和人生履历周旋。行文之中，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如诗的华美片段。“大凡诗人，五月都在路上，去野地流浪，去水上流浪，去与男人与女人与熟悉的与不熟悉的男人与女人交结，去创造最美最动情的诗章。”如此等等，作家的文字，充满思辨的光芒与浪漫的色彩，通篇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诗情画意的阅读美感与享受，使得我们更能随心所欲、出神入化地进入诗人蔡其矫浪漫多姿的行走与女人的隐秘世界，与之共享恋爱与写作的欢畅时光。

本书还值得称道是它的精彩插图。一位搞艺术的朋友曾捧着它爱不释手，啧啧称叹。画家运用简洁、流畅、飘逸的线条和笔墨，轻重相持、繁简不一的构图，以及精当有度的文字说明，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一个个美丽女子的婀娜体态和传神神韵。它们鲜亮地穿插在厚实的书本中，与诗人的爱恋情节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格外地刺激和愉悦着读者的阅读感觉。

诚然，如前所说，作家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困难，也难免在书中留下些许疏漏。如第七章《大地》第四节“寻找远去的岁月”中，我以为，作家可以用更多的笔墨，挖掘诗人在寻找战友程超的墓地时的悲凉与忧伤。篇章中一些承接的句子，也许过于注重随意性的交代，而显得散漫，反而少了些诗性色彩。

但是，正如孙绍振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炳根先生，在这本书中，把他（蔡其矫）异性的关系具体地、直接地和他的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了，一切都不能不因为诗而美化”。通过本书，我们读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为诗生、为女人活，又终将为诗亡、为女人死的不朽诗人！

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还“生活着”——让我们携上诗歌，带上玫瑰，与诗人蔡其矫一起恋爱。

出版社斥资百万打造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半程状元

^{107万的投入，加上网上的高人气点击量，《逍遥·圣战传说》会引领玄幻小说的新风潮吗？此书出版人表示这部小说可以与郭敬明的《幻城》相比，甚至书中的故事、爱情和战斗场景比郭敬明的描写还要更胜一筹，但结果还需要等待市场的证明。}

　　三届新浪原创文学大赛下半程比赛还未结束，其上半程的文学状元和奇幻盟主林千羽的参赛作品《逍遥》，已由朝华出版社出版并于今日上市发行。朝华出版社称，将斥资百万对林千羽及其作品进行全方位产业化包装运作，朝华出版社副总编张宏宇表示，这将是中国图书界产业化运作的大手笔。

　　据新浪读书频道主编陈诗莹介绍，林千羽的《逍遥·圣战传说》在大赛中令很多评委惊讶，当得知作者出生于1986年，今年才19岁的时候，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才会从4000多部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前半程的文学状元，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最后的总状元。

　　据了解，19岁的林千羽经历与韩寒非常相似，也是一个辍学的反叛少年，读高中的时候，林千羽因为醉心写作，而对当前的应试教育完全失去了兴趣，高二没读完就收拾行囊，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闯天下，想靠写作闯出自己的梦想之路，正好赶上了新浪文学大奖赛，他就把自己费了两年心血写成的《逍遥·圣战传说》拿去参赛，一举夺得了前半程的文学状元。

　　据悉，朝华出版社具体打造林千羽的费用分配如下：整体形象设计5万；Flash动画制作及网络视频流传2万；媒体营销10万；向新浪购买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并组建资深影视顾问班底30万；邀国内知名漫画作家为作品创作“动漫人物设定”及“漫画脚本”和“漫画作品”聘请动漫产品开发顾问20万；首批图书印刷成本（10万册）40万，共计107万。张宏宇说，以后每年朝华出版社都会大力捧一个新人，而对林千羽的投资已超过萧鼎。

每当听到有人高喊：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每当听到公仆或御用文奴呼吁要培养民族自豪感什么的，我总是抑不住悲从中来，总是常常感到自卑和耻辱，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深深自卑和耻辱。

不错，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可那都是老祖宗的东西了；不错，我们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可我们不能老是以古衡今、以昔比今，老是忆苦思甜愈忆愈甜，不能只把好的一点点拿出来强而调之，把大量差的坏的阴暗面掩而盖之呀。

当接二连三地有处女被人民警察强逼成嫖娼案犯的时候，我耻辱；当下乡收税的乡镇干村被称为“鬼子进村”的时候，我耻辱；当看到“严禁越级上访”、“以法治访”等标语，听到农民上访告状、工人上街游行被拘留被逮捕的消息的时候，我耻辱；当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而跳楼，或以“威胁跳楼”讨工资的事件层出不穷、被媒体称为“跳楼秀”的时候，我耻辱……。

当假冒伪劣现象已从官场蔓延到全社会、从经济领域泛滥到思想、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时候，当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成为官场常态的时候，我耻辱；当历史成了当权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民意成了可以肆意强奸的妓女的时候，我耻辱……

当教育部把岳飞、文天祥清除出民族英雄之列的时候，当南京有位专家提出南京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应该更名为国际和平纪念馆的时候，当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说咱们国家叫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太难听，应改叫较发达国家的时候，我耻辱……

当法院以“并非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公民提起的违宪诉讼的时候，当法规、法律成了压迫、凌辱人民的工具的时候，当《宪法》成了20世纪最大的谎言的时候，我耻辱；当得知政府不遗余力地连续十几年维持全球最高的死刑记录的时候，得知政府建起网上长城防堵外界消息封锁全球十分之一网站的时候，当中国领导人被评为全球新闻公敌的时候，我耻辱；当官僚集团和御用文奴合谋抛出国情论、素质论抗拒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我耻辱……

当中国政府把异议分子当人质的时候，当美国政府向我方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政治犯良心犯的时候，当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的人权攻势下步步退让、不断出让经济、外交利益的时候，我耻辱！

我耻辱，我们有一支古今中外最庞大也最堕落最腐败的官僚队伍；我耻辱，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的政府，一个以民为奴防民如贼的政府；我耻辱，满清皇朝一百年前就翘了辫子，而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幽灵，依然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游荡，我们的人民依然是没有尊严的贱民和受欺受辱的草民；我耻辱，别国人民早己享有的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的种种自由，依然与我们无缘──哦，据说有生存权，但据媒体揭露，城市居民还有1998万陷入极度贫因，遑论农村？全国有多少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衣食不继，有病上不起医院，孩子上不起学？可见这个生存权也是纸糊的玩艺！

这一切，都是拜百病之根、万恶之源的号称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之赐。

无可否认，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才是真正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这一点，早在清朝时驻美公使伍廷芳就认识到了：“东方民族久处专制政体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之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行动、言论，均可自由。试披览报纸对于当道之称职与否，率皆任意评论，无所忌讳。居之既久，知美乃自由发生之地、英雄崛起之邦，人民无束缚，种族无阶级，有非他国所可同日语者”。可一百年后我们政府还在坚持中“中学为体”，发誓“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人们常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来形容自己对祖国的爱恋之情。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谁又不爱自己的祖国？但特权阶层不但不能代表国，而且恰恰是殃民祸国的罪魁！爱自己的狗窝，就要努力把狗窝变成人窝，再改造成金窝银窝，就要向视人民为狗的自封的主子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正义之声！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党派、某一小撮特权人物的中国！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外国好的，我们就该学习，中国不好的，我们就该改革，这不是洋奴哲学，这是实事求是，面时现实。虚幻的盲目的所谓民族自豪感，只不过掩耳盗铃、欺欺人罢了。

承认狗窝不如人窝更不如金窝银窝，吸收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未必就是洋奴。洋奴当然不好，但更要警惕的是别当了家奴而不知觉。土主子往往更坏、更无耻、更凶恶下流、更狗眼看人低。我说过：自古以来，最瞧不起中国人最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最残酷无情地压迫、剥削、掠夺、凌辱、镇压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一小撮特权分子。

圣经上说：“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好象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象你们也亲自受过。”

只要还有人因思想招罪、因言论入狱，只要还有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处女嫖娼案，还有人人权受侵犯、自由无保障，总之，只要把人当狗的专制一天不消亡，只要还有同胞象狗一样活着，做一个中国人，就是一种耻辱！

这不仅是个别人的耻辱，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耻辱！

   人类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

    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朽的真理；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失去。

                                                         ——甘地

    马丁·路德·金在诺贝尔和平奖致谢辞中讲道“文明和暴力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在印度人民的感召下，美国黑人也向世人表明，非暴力并非处处被动，而是一种促使社会转型的强大而积极的道德力量。总有一天，世人会找到一种使人们和睦相处的良方，它能够把这迫在眉睫的暴力挽歌感化成一曲充满兄弟友爱的动人赞歌。”金从不讳言，他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得益于印度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在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土邦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家庭。他从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1887年，年仅18岁的他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他学习非常刻苦，不仅读遍所有的课本，还特别深入细致地攻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花了9个月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所著的长篇巨著《普通法》、斯尼尔的精深难懂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与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从而获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加入了伦敦神智学社和素食主义社两个社团，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印度教的认识和对佛教与基督教的了解。1891年，他回到印度尝试律师执业的工作，但并不成功。之后不久，他接受一家印度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聘请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从此在南非居住了21年（1893年—1914年）。

    在南非生活期间，甘地经过一系列的内省、学习与研究，逐渐创立了一整套价值观与生命哲学。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首先提出“非暴力不合作”学说。他自我期许要坚持非暴力、追求真理，发愿自甘贫穷简朴，怀抱服务他人的理想，倡导所有人一律平等的理念。在政治领域，他首创了“萨提亚格拉哈”的主张（古遮拉特文，意为真理的力量，是非暴力抗争的通称），并身体力行、持之一贯。

    甘地挺身而出，为当时在南非的印度人，带头反抗加诸于印度劳工身上的各种不公不义。当时，南非的法律对印度人和亚洲人有许多歧视性规定，比如：印度人必须随时随身携带个人的身份注册证，以备检查；法律只承认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婚礼，才具有法定的结婚效力；在南非的印度人每年必须缴纳“人头税”（白人则不用缴）。甘地号召他的印度同胞一起加入非暴力的抗争，他领导在南非的印度侨民展开反对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黑色法案”和《亚洲人登记条例》的斗争，突显法律的不公正与不道德。在1908年1月到1909年5月间，甘地被逮捕并判刑服监达三次之多，随后在1913年11月6日到12月8日之间，他又被抓抓放放了三次。1914年1月22，日，甘地终于和南非内政部长史曼特将军协商出两项成果——当局承认印度式结婚的正当性以及废除“人头税”。

    1915年1月，时年45岁的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在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33年岁月中，他始终不懈地致力于使印度脱离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消除不可碰触的贱民阶级制度，促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特别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和睦相处，以及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为此，他先后编辑出版过三本周报：《纳瓦吉梵》、《青年印度》及《哈利贞》，表达与传播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甘地试图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面对强大的敌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当时的印度是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被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面对这种情况，甘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非暴力是认识神、认识真理的手段，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很令人费解，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在当时的印度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大众熟悉、了解的宗教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而团结起来。这无疑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吸引民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思想武器。

    法国著名作家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在《圣雄甘地》一书中写道：“当世界横遭暴力蹂躏之时，甘地建议人们走另一条道路，即非暴力主义。他宣传非暴力学说，终于发动了印度人民大众，奋起将英国驱赶出印度半岛。由于他的努力，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取代了枪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弹的爆炸声。在欧洲大陆，正当政客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独裁者们声嘶力竭地鼓噪一时，甘地却静悄悄地唤起地球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他招贤纳士，既不求助于权势，也不乞灵于钱财的诱惑力，而是以下述教诲号召他们：”愿意追随我的人们，你们必须准备以地作床，身穿粗布，黎明即起，节制食欲，清理厕所。‘他建议同伙们身穿用手纺制的土布衣服，作为这支大军的军服。颜色浅淡的土布衣服，牢固将印度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正象褐色的军服把欧洲独裁者的军队联系在一起一样。“

    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曾用苦行精神训练了15万非暴力志愿者。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精选了2500名志愿者步行向丹地盐场进军，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者面对殖民者的警棍和铁棒，毫无惧色，一批人被打倒在地，另一批又挺身而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队型。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中，不仅甘地和国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而且还有大批民众陆续被捕入狱。仅在1941年上半年，被捕人数就达2万多，这些以甘地精神武装起来的“坚持真理者”，手持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誓死如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进监狱。应当说，是在甘地的宣和传教育下，成千上万的民众才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提高了爱国热情，奋不顾身地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对此，罗曼·罗兰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圣雄甘地唤醒了他的三亿同胞，动摇了大英帝国。”

    领悟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觉得其精神特质有如下要点：

    一、融合诸家，自创一说。甘地继承了古代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道德观中的“戒杀”原则，并且吸收了基督教“以善抑恶”的主张、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 “非暴力抵抗” 的思想、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神的天国就在你心中”的观点、英国作家约翰·鲁斯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等，才创立出他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非暴力学说。因此，甘地的非暴力哲学既传承了印度传统宗教与伦理学说，又吸收了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思想融合的产物。

    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以他的人性理论为基础的。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的，神性就在人的心中，因此他才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唤醒人的内在善性，从而使恶人改恶从善，使犯错误者改邪归正。非暴力手段为什么能使人改恶从善呢？这是因为：从主动的方面看，甘地认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爱，具有无穷的潜力和转化力，一旦人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就会主动地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揭示自己的神性。从被动的方面看，犯错误者的体内也潜居着神性或善性，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表面的私欲遮蔽了内在的神性，一旦别人用非暴力或爱的方式去启迪他们的内在神性，他们就会“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错误。

    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核心是爱和感化。他认为，他的“非暴力”核心就是爱。爱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和力量，只有使心灵克服了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之后，才能把爱的力量释放出来。爱是以自我牺牲和自我受苦为前提的，只有一个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去爱他人。如他所说：“爱只有施舍，而无所求。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而苦行就是自愿忍受痛苦。”“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 “人类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 “非暴力是一种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

    四、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同时蕴含着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主流文明价值的强烈追求。他曾说：“只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即感化的方式，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新时代就必定会到来。法国有一句名言——自由、平等、博爱……  那些法国从未实现过的，将留待我们去实现。”由此可以看出，甘地深受启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影响，完全认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与印度传统宗教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非暴力学说。

    五、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不是一概反对“杀生”。“非暴力”（Non-Violence）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甘地的“非暴力”，基本上承袭了“不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传统意义，但是在具体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出于自私的或卑鄙的目的去杀害生命或损害感情，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倘若他出于无私、爱或正当的目的去伤害生命，这样的行为就不属于“暴力”。甘地进一步阐述道：“假如有一个人手中持刀，到处瞎闯，乱砍乱杀，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活捉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并被看作是慈善的人。”由此可见，甘地并不像耆那教或佛教那样主张绝对不杀生，而是把“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与人们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凡是怀着邪恶目的的行为，才是“暴力”；而怀着善良或爱的动机的行为，即使是伤害生命，也属于“非暴力”的范围。这与基督教的以善抑恶的宗旨是相通的。

    六、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有条件的。用甘地的的话来说，非暴力反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

    1、非暴力反抗者不应当在心里憎恨其对手；

    2、问题必须是真实和实质性的；

    3、非暴力反抗者必须准备受苦到底。

    七、甘地强调：“非暴力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它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最终使自己不可战胜。”

    八、甘地指出：“在非暴力反抗的字典里没有敌人。”

    九、甘地主张以非暴力抵抗的方式来反制恶法。如他所说：“一个不公正的法本身是一种恶，因别人违反它而实施逮捕就更是一种恶。现在非暴力的法则说对暴力不应当用暴力去抵抗，而应当用非暴力去抵抗……这样，我就通过违反这种法律，并和平地任其逮捕和监禁来做这件事。”

    十、身体力行。甘地留给后世的一大遗产，就是“躬行实践”。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躬行实践”的人。甘地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印度，他有时乘坐火车到处寻访，更多的时候则是以步行的方式造访各地，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因此，他对底层社会和贫民生活状况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他在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过程中，总共被捕并判刑入狱达五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在1942年8月，当时他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就在他被暗杀的当月（1948年1月，他还发起了一项祈求族群融合的斋戒活动，使同期的杀戮与暴力事件大幅减少。）曾经有个婆罗门的人想劝他过冥想的生活，他却幽默地答道：“对我来说，每天也努力希望到达被称为灵魂解脱的天国，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而隐居于洞穴：我时常都是担着洞穴走路的。”同为非暴力主义者，如托尔斯泰等人，与甘地的实践活动相比，都是远远不及的。为此，爱因斯坦尝言：“若干年后，人们将无法想象曾经有这么一位人物生活在世上。”

    甘地生前曾获邀来中国访问，但最终没能成行，留下一大遗憾。但是，他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真挚的友好之情。他在文中写道：“我期待有一天，自由的中国和自由的印度结成兄弟般的友谊，为了两国自身的利益以及亚洲乃至世界的利益而协力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如今印度人民已经在宪政民主体制的保障下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而中国人民却仍然在独裁专制政体的桎梏下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抗争着！

    所幸的是，中国并没有脱离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国公民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为了阐释这一历史进程，唐德刚先生提出了“历史三峡”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是又一次通过“历史三峡”。这次转型大致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晚清七十年》）在这个宏大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中，中国人需要以虔敬之心汲取东西方先贤们的智慧和勇气，尤其是需要学习先贤们坐而言，起而行，不畏强权，“实践自由”，争取权利，坚忍不拔的精神。正如甘地所言：“自尊和荣誉不可能由别人来保护，而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保卫。”

    今年是甘地先生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一百周年，也是甘地逝世58周年。此时此刻，甘地那充满睿智的声音仿佛就在我耳边回响，“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一段时间内他们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终究难逃失败。认真想想这些，永远都是这样。”

主要参考资料：

    徐有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美]Keshavan Nair著：《甘地式领导》附：《甘地简传》；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