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日前于佛州大迈阿密Pembroke Pines市圆满举行。《观察》网站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教授及另外四位在美不同领域享有名望的著名华裔专家、学者作为特邀嘉宾，与来自台湾、大陆、香港及西班牙、古巴等社团的近70名中西人士一起，共同探讨了在中共的暴力统治及武力威胁下海峡两岸之现状，及中国和平走向民主未来的新思路。与会者互动踊跃，现场气氛热烈。
陈教授就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与听众们分享了他对中国大陆最近发展的特点及走向的研究分析结果。陈教授谈到5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一是互联网的出现，部份实现了民众言论自由以及集会结社自由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公开表达政治见解已成为可能；二是中共对民众的暴力镇压，亦促使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信仰团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三是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的出现，推动中国向司法独立的方向发展；四是信仰群体和维权之间的互动合流是民间两股重要力量的结合；最后陈教授详细列举了中国大陆的变迁和当年台湾宁静革命的异同点，以及中国大陆的前景。
陈教授的发言全文如下：
中国有句老话：“远来的和尚会唸经”，说实话，我这个和尚，虽然远来，却不敢说会唸经。虽然来自华盛顿，最近又才到台湾去过，到澳洲去过，但是对中国大陆的了解，我觉得不及法轮功朋友及在座常去大陆走动的朋友对中国了解得仔细、具体、生动，他们遭受的苦难更多，所以观察具体而微，真切入骨。我只是谈一下我的总体观感，根据我跟大陆朋友的接触，跟台湾朋友的接触，对中国大陆最近发展的一些特点、走向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要谈几方面的情况：首先，我要谈互联网的出现，关于所谓的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虚拟世界对中国的变迁起的作用。第二，信仰群体在中国的兴起，第三，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的出现。第四，信仰群体和维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的合流。最后，中国大陆今天的变迁和当年台湾的宁静革命，有那些相似、可比较的地方，然后看一看中国大陆的前景。聂教授已经说了一些乐观的话，我想说一点更具体的中国大陆的情况。
虚拟世界对中国变迁的作用
首先，互联网的出现已对我们生活改变非常之大。就我个人来说，上网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部份。所以我常把我们当下的生活称为两重生活，一重是现世的、平庸的、虚假的、拖沓的、无趣的现实生活，另一重是冒险的、兴奋的、更真实的、精神上与世界接轨的互联网虚拟世界的生活。这两重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互相交叉和影响。
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两重生活对我们的作用，主要谈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称是中国民意的代表，“三个代表”把我们大家都“代表”了，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代表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授权它代表我们，但他就自说自话地把我们“代表”了，把民意“代表”了。于是民意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自从互联网的出现，我们过去不能公开说的话，只能在自己家里、甚至在枕头边才能悄悄说的话，现在堂而皇之在互联网上喧哗开来了。
民意、公共舆论真正现身了，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正像在1989年，在东欧很多国家，民众游行的时候，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我们才是人民”。所有的共产党都自称它们是人民的代表，但是人民却总是个隐身人，看不见。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人民才真正现身了，现在互联网出现世界各个角落，民意才在这个时候在网上出现，才有了归宿，不再是无家可归了。这就是互联网，它的出现对社会的促动是非常大的。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我们过去谈的两项宪法权利，在互联网上可以部份的实现。
一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虚拟世界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突破中国共产党新闻封锁的最重要的利器，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网络封锁最严厉的国家，即使这样，法轮功学员知道，国内知识界的朋友知道，稍微有一点办法，只要他们有强烈的欲望，要知道海外的信息，他们总可以突破这个封锁，通过各种工具，比如无界浏缆，或者其它办法获得外界信息。
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宪法权利上的集会结社的自由，在互联网上可以部份的实现了。
或许有人会问，你说言论自由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互联网上可以实现集会结社自由？大家现在可能已经看到了，现在出现了大量的网上联署信，实际上就是在虚拟世界里人们的集结方式。
我们过去集会，也不过就是要表达我们的政治见解，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诉求，在广场在街道汇集起来，向当局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过去我们是在一个广场集会，现在大家日益频繁地在网上联署汇集，就是在互联网上的集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去，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把我陈奎德的名字写上去，名字成了我的替身，与有共同诉求的朋友一起，排成名字方阵—— “替身”的方阵，相当于真人在广场的方阵，表达我们这一拨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政治诉求，这就在相当于集会结社在事实上实现，而且，中共也无法用坦克扫射这种集会了。
互联网在这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功能，与实际的肉身行动有互补的作用。例如中国的著名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被非法打死，很多人在网上联名抗议，结果恶法《收容法》被废黜。在很多方面，其功能与现实游行示威的政治后果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低估互联网出现的真实意义。虽然是在虚拟世界，但对现实世界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信仰群体在中国的兴起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关于信仰群体的出现。由于中共严厉防止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在其打压下，反对党很难出现。但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信仰团体逐步起来了，在中国社会起到中坚力量的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共对信仰团体的镇压实际上引起了更大的反叛。最近几年来一系列引起北京当局关注的事件都与信仰有关。
大家知道，自从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开始，特别是九评退党各类事件出现以来，法轮功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引人注目的修炼团体，在各国得到广泛的注目和尊重，这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我们也看到，基督教、天主教，中国广泛存在的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达赖喇嘛、藏传佛教在世界上日益广泛的影响，他们和中共的谈判等。
中共以各种方式无耻地镇压，他们先以为以历史上镇压世俗团体和党派的方式可以镇压这种抗争，所以江泽民曾说，3个月一定可以把法轮功搞定。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信仰团体，信仰团体是它们过去没有打过交道的对手——实际上，暴力对于信仰者，只能制造殉道者，而殉道者，是信仰的催化剂、播种机。大家从各个大宗教的历史都可以看出来。凡是殉道者，都对各种宗教的扩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想通过暴力摧毁
镇压，中共它自己现在已经自食其果了：法轮功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基督教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而且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知道，中共通过洗脑，把中国人的精神搞坏掉了，在将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信仰群体，来进行精神重建的话，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信仰群体的出现，使我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抱有某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的出现
第三点是关于最近大陆出现的一波一波的维权运动。例如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案件，刘荻案，杜导彬案，郑恩宠案件，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陕西油田案件，等等。最近，引人注目的是高志晟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维权所引起的全球关注的绝食事件。
为什么中国从2003年开始兴起了一种叫做维权的活动？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批律师，一批知识界人士及各方人士都意识到，中国除了从政治上进行努力，另外，为了维护人权、民权，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确立司法独立。要通过一个一个案例的跟进和确立，扩大司法领域的权威，改变中共行政权力笼罩一切的一元化传统。英美国家在历史上，它的司法体系通过一个一个案例的确立，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作为个体性的维权运动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个体性的而不是群体性的抗争；
第二，抗争是自发性的、案例是意识形态化比较淡化的；
第三，特别强调宪法权利，凸现法治主义。
第四，着重付诸司法过程。
第五，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某些正面传统中吸取灵感。 譬如，在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事件，因为案发于上海，当时，上海地方法院就发出传票到北京的中央政府，传唤总理赵秉钧。这种司法独立的个案在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想像的，特别是在中共统治下更不可能。然而这种司法独立的精神对中国是特别珍贵的，需要竭力传承。
现在大陆律师、法律界等都开始参与维权运动，知识份子广泛参与，并在各国媒体上延伸。改革开放初期人文学者思想者占领舞台中心，后来是经济学家占据，现在则是法学家、律师占据舞台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值得注意。
信仰群体和维权之间的互动合流
另一点，维权事件和信仰群体的合流结合。这一现象集中表现在高志晟案身上。高志晟受理法轮功学员群体维权案件而受到中共恐吓镇压，标志着信仰群体和律师开始出现合流。高律师被停止律师执照，停止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权利。他站起来激烈抗议，发起绝食抗争，得到全国响应，甚至引发全世界响应。实际上，最近在进行的全球万人同步绝食运动就是例证。虽然维权律师之间，维权律师与信仰群体之间，都还需要进一步沟通。但信仰群体和维权之间的互动合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前一阶段，基督教信仰者与维权律师的交融联系相当密切；如今，法轮功修炼者与律师的合作也见端倪，这是民间重要的两股力量的结合。历史后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大陆的变迁和当年台湾的民进革命的异同点及大陆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台湾的问题。我最近去了一趟台湾，过去也曾经也去过台湾几次，写过几篇有关文章。我特别关注的是，台湾当年的宁静革命和大陆的目前的社会变迁有没有相似之处。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当年蒋经国先生的解禁，是因为当年台湾出了联合国，而中共却进入联合国，台湾成了亚细亚的孤儿。国际社会及岛内社会民主自由力量的压力，台湾当局处于非常艰难的危机状况。所以蒋经国用解禁，用彻底奠定政权合法性——转向民主——的办法来抵消扭转逆境。
不少人会说，中国大陆目前不存在台湾当年的危机，所以不存在转型的必要。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是，从更深入的角度看，起码有三个重要方面表明，中国大陆的变化是必然的。1、中共是共产党国家，是在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世界崩溃之后，仅存的最大共产国家。是全球民主国家根本上的心腹之患。（其它是3、4只小猫。中共倒台，小猫会跟着完蛋。）2、中国是集权专制国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3、因为中共执政，已直接导致7千-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至今中共仍然对此封锁消息，封锁新闻，隐瞒历史真相，在真相日益难于掩盖的今天，必定走向内外交困的境地。这样的政权从长远看，不垮台是没有天理的。当然，具体什么时候，尚难确定。 但垮台，则是定数。
台湾当年和大陆今天的情势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的比较：
相似处：
第一，当局和民间的紧张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动力，重要因素都是来源于没有解决的旧案，两岸都有旧案情结。台湾是1947年的2-28事件，中共是1989年的64事件，也包括99年7月的镇压法轮功事件。历史旧案郁结深远，民间有非常强的怨气没有解决，所以怨气一定会冲发出来。这是历史推动中华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力量。
此外，目前大陆在实际上的统治方式，是类似于台湾当年的威权主义统治。过去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是政治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角落，没有空间是政治不涉入的。而现在在方式上的威权统治，只要你不在政治上直接挑战我的垄断权力，譬如如经济领域，可以容许有一些自由。
台湾当年美丽岛事件对反对派的军法审判，使一批辩护律师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台湾反对运动的中坚力量，成为现执政党的核心人物。今天维权律师在大陆也一样，因为维权活动脱颖而出。虽然目前人数还不多，但是，发展趋势不容低估。相信将来在大陆的政治生活中也会起中坚作用。
当年台湾受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中国今天的转型，因为关系到全球的政治生态，从而更加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虽然目前不少国家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但是纵观历史，我相信，在关键的危机时刻，民主国家会站在一起。就像当年二战爆发之后，各国的联盟阵营迅速重组一样。
几点不同的地方：
1、台湾当年，有特殊的所谓省籍问题。因为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有非本土性。但大陆没有这个问题；
2、当年台湾对美国在实际上的依赖太大，美国的战略转向对台湾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中共由于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内部回旋余地比较大，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可能不及台湾。
3、民间和政府的对立性，当年台湾中央政府和民间没有掺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大陆近日，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很大，有时势如水火。逐步走向民国初年的中央的命令很难在全国推行的情况。这种局面在全国已经开始出现。
4、台湾和大陆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的不同，台湾本来就有私有产权制度，而过去大陆是共产制；
5、大陆还有共产后遗症，中共对资源的掌控比当年国民党的掌控还要强大，因此它可以调动全国资源，分一杯羹给企业家，给知识份子。所以大陆现在有三个精英集团：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合执政。但是三个精英集团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经济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是依附于权力集团的。所以那种认为三精英联合执政固若金汤的说法没
有多少说服力。
总的来说，就是大陆北京政权有个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它是作为世界共产体系大溃败之后，目前勉强支撑的最后的孤岛，实质上已经成为全球的残存社会之一，它没有明天。这个社会必定要变化，至于什么时候变，有赖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我想这一天就会早日到来。
（陈奎德教授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并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年起，历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协调人。现任《观察》网站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 原载 大纪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