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斯特林堡情书》去年12月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整整上演了26场。这部话剧的主要情节取材于诗人、小说家韩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和你》。上周，在南京，记者见到了写作自由人韩东，幸运的是，他还能接待我，因为第二天，他就要闭门谢客，开始动笔写他的第三部作品《小城好汉》了。
韩东：著名诗人、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
1961年生，南京人。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代表作有《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明月降临》、《山民》、《初升的太阳》等，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多种探索、实验诗歌选本。小说代表作有《障碍》等。著有《我们的身体》、《西天上》、《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爱情力学》、《爸爸在天上看我》、《吉祥的老虎》等小说、诗文集。200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并凭其获得了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称号。现居南京。
采访手记
那天是个阴天，南京的很冷的天。在南京大学旁边一家名叫“半坡村”的酒吧，走入有些昏暗的室内，除了从事绘画的艺术家老板，惟一的主顾就是戴着扁眼镜与灰帽子的韩东。
为了找个暖和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上。木楼梯的一侧悬挂着朱文、韩东等人的画像和作品。最醒目的一幅是韩东的版画《爸爸在天上看我》，还有他的诗歌《片章》的摘抄：“昨天是水／今天是电／它们出了问题／而我是完好的／水管可以被修复／电／自动会来／而我的完好在何时破裂？”
韩东是诗人，然后是散文作家，再然后才是小说家。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他的南京同乡、居京多年的文学评论家王干在评价朱文和韩东时，称其为“游走的一代”，确实不无道理。而韩东的游走，不仅在于他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自由写作者身份，更在于他创作的态度：“我写作时一定要保持独立与警惕，不受市场的需要和文学奖项的诱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作如果不与真理挂钩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不管做什么，生而为人，都应该有这个底线。”他对成功的理解：“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名声并不重要。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愿意选择的绝对是相对贫穷的生活。贫穷就是自由。”韩东的烟抽得很勤，品着桌上的绿茶，他眯着眼睛，抽烟的姿势很帅。他很少笑，却有许多经典的语言让你忘不了，比如：改不了的毛病就不叫毛病……
采访结束后，韩东执意请我们去吃绍兴菜。黄昏的南京，打车难难于步行解决，天上又下着不小的雨，戴着线帽子的韩东让我们在屋檐下避雨，他在路边打车。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才上了车，他头上、身上，早已淋得湿透……
《小城好汉》不写爱情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韩东：酝酿了一段时间，马上闭关正式开始写我的第三部长篇。
记者：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韩东：我写长篇是有时间表的，先闭门写初稿，大约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写二十到二十五万字吧。我是电脑写作，但与手写差不多，要先把内容打印出来，写第二遍时几乎把以前的都删节掉重来，一般写三遍稿。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最后成稿时实际上我敲进去的有六十万字。有人越改越长，我是越写越短。《我和你》的成书稿字符显示是16万字，但单是初稿就写了25万字。
记者：这第三部与前两部相比，风格有变化吗？
韩东：我每一部作品都会力图有变化。这第三部是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发生了许多故事的年代，单是1976年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包括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抓起来……我是写1976年前后的事，政治背景并不过多涉足。我只是写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三个成长在小县城的少年的生活，初定名叫《小城好汉》。
记者：会涉及到爱情吗？
韩东：不会写爱情，那些少年也就是十五六岁。
记者：迄今为止，你出版多少部作品了？
韩东：出了十本书，包括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和这两年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如果说风格变化，第三部长篇与前两部长篇相比，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语言风格上，用一种看似散漫的歌谣的方式来写。写《扎根》就是尽量朴素，《我和你》力求精确简单，前者花了一年时间，后者用了两年时间。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诗意的写作的？
韩：诗意的写作分很多种理解，有人认为诗意就是浪漫的情调兮兮的东西，他写起来就比较华丽，很用力的感觉，一看就没写过诗歌。真正的诗意非常质朴。如果说对语言敏感的话，我可以说是超级敏感。
记者：你写小说的秘诀是什么？
韩东：我认为写小说就要进入潜意识。这与有些人提倡的自动写作不同。因为我前边做了很多工作，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有一个从收集资料到酝酿的过程，但真正写起来就相对自由不受意识控制了，而修改时则是理性的状态。有点像拍电影，根据创意拍毛片，再精剪。写小说的很多人没有这个阶段，很多人写一稿就投出去了。我觉得，写小说不像诗歌，诗歌是听天由命的事，不硬写。
我没职业，全凭写作吃饭
记者：《我和你》出版半年了，印了四万册，销量如何？你对这个数字满意吗？
韩东：听说没有退货。对这个数字肯定不满足，我认为应该卖十万册左右，中国毕竟有这么多读者。但卖得不理想，原因既不在于我也不在于读者，主要是发行渠道不畅。比如我家门口的书店就没卖过。
《扎根》卖了三万册，有的出版社想重印，我想让以前的出版社转让出版合同，对方不肯，说有的书店还在卖。那我就没办法了，毕竟跟人家签了五年合同。出版社就是店大欺客，也有客大欺店的，比如余华这等级别的作家，哈，版税高不说，印数也挺多的。
记者：你什么时候也能客大欺店？
韩东：我这个人，不想被人欺，也不想欺别人。事实上，我与出版前两部长篇的出版社合作还是愉快的。但以前一直处于弱势，我以前出的书平均每本稿酬都不到一万元。
怎么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从个人来讲就是成为大腕儿，哈，居于主动地位。但眼下整个出版业特别不规范，有些混乱的发行渠道对所有写作者都不利。有的写作者可能认为自己吃亏了少挣了，而我不同，我的底线是求生存。
记者：你的职业是什么？韩东：我现在没有职业，完全凭写作
吃饭。我1993年就辞职了，这之前在南京一所大学当老师教马列。你知道我是曾就读山东大学哲学系的。我1982年参加工作，十年后便辞职了。
记者：当大学老师挺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啊？你教得不好吗？
韩东：当时学校认为我不务正业。我教得好啊，学生都很喜欢我的课。我不像格非，他也是当老师还写作的人怎么就没人说他？一来格非教的专业就是中文，另外他已经出名了啊，我不同啊，当时我默默无闻地写些小东西。你知道吗？在高校当了十年老师，到我辞职时还是助教！
记者：那你现在的生存完全是靠写作吗？前段时间，话剧《斯特林堡情书》在北京人艺上演，据说其中大量运用了你的长篇《我和你》的情节，是怎么回事？
韩东：是啊。我现在全是靠写作生存的。话剧的事，那是好朋友翟永明介绍给导演曹克非的。话剧我没能去看。他们经费也很紧张，不过，给了我五千元稿费。
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韩东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你是不是最满意于自己创作诗歌？
韩东：我认为我最适合写小说，短篇三五千字的，我一直没找到感觉，除非上了一万字，我觉得自己的中篇写得不错。但通过前两部长篇小说我发现自己更适合写长篇，但也不是像张洁那种的鸿篇巨制。
记者：你认为自己最满意于自己创作中的哪一点？
韩：我写作保持独立与警惕，不受市场的需要和文学奖项的诱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认为要把写作这件事情做好，不依赖于任何评价与市场反馈，写自己认为好的作品。
记者：什么是你认为的好作品？
韩东：我理解的好作品应该是包含在小说里的东西让读者有认同感。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准问题，不是应该这样或那样，而是不应该这样或那样，比如不应该有外来目标——我要挣多少钱，要多么畅销，要获什么奖，要青史留名，不管是低级或高级的目标都不应该有。但可以有内在目标，就是按你的理解来写。
记者：你欣赏的作家或作品有哪些？
韩东：很多，太多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如果从态度上来说，我比较欣赏一位用作品说话的“朦胧派”诗人。写小说的比如朱文，他的中短篇非常棒，他现在拍电影去了，有些可惜。还有，狗子的长篇也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没多少人知道。
记者：那些获奖的书你都看吗？
韩东：我很少看。写得怎么样？我现在已经不攻击别人了，呵。
记者：我知道你很少与人交往，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韩东：就写作而言还是一个无关的状态，与大家热烈的谈话、与文坛的兴衰似乎都无关。我其实一直在工作。闭关，写作，修改，为报纸副刊写稿，参与朋友拍的电影，玩儿。
记者：虽然有两部长篇为你开了很好的头儿，但不少大众读者并不知道韩东是谁，你有没有为知名度而感到焦虑？至少，高知名度会让你的生存压力更小一些。
韩东：对，实际上我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名声并不重要。我个人的生存无所谓，因为我对生存毫无概念，这绝非自我赞美。我也奇怪我对吃喝玩乐并不在乎，有些穷疯了的人可能很极端，对别人有钱持批判态度，而我是完全没有概念。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愿意选择的绝对是相对贫穷的生活，贫穷就是自由。有人说有钱才是自由，我不这么认为。但如果你的生活要与别人挂钩，有妻儿老小要担负责任，就得进入世俗生活。我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身边的人，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也能分得清楚。
写作和为人的底线是与真理挂钩
记者：要想让大众读者熟知有个捷径，就是“触电”，你的小说有没有可能拍成影视剧？
韩东：好多人接触过，都没有下落了。
记者：写剧本也能挣钱啊，有人用写电视剧的钱来养活自己写小说，你怎么不能呢？
韩东：我不可能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行业之间的尊重吧。写剧本写得好得让大家喜欢看那电影或电视，那也是一门活计，是有诀窍的，不可能人人都写得好。我要写好剧本还得从头做起，用在文学上的名声去混钱，那很不妥的。就像你要干个木匠，因为你是大作家就能少打条腿吗？每个行当都得有每个行当的付出与技巧，你得花很大精力去熟悉。
记者：邹静之以前是写诗的，朱苏进以前是写小说的，不都去写剧本去了吗？他们还很成功呢。
韩东：他们现在的剧本写得都很好，因为他们很投入啊。干一行爱一行吧，人不能持两种价值观。你看他们现在还写诗吗？还写小说吗？
我有个搞写作的朋友投身商海了，开始他特别不习惯，说没劲，现在他做得很成功了，反倒不习惯再写作了，说谁还写东西啊，他也是投入进去了。记者：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韩东：我想写出我所理解的最好的东西，通过写作担负起有关的生活责任。
写作如果不与真理挂钩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不管做什么，生而为人，都应该有这个底线。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写作。当我打开电脑写作时是最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身患绝症也要写作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必须得是身心调节得特别好的时候写作，那时的作品我认为才值得信任。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作家吗？
韩：要写一本好书与要当一个作家不同。当作家很容易，怎么对你有利的机会都不放过，能折腾就行了，而写一本自认为是好的书出来就完全不同。
记者：你看大片吗？
韩：看了。《无极》一看就用了力气，但陈凯歌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缺陷是才能方面的，他的片子有点“过”了，可能与他的状态有关，太焦虑，神经绷得太紧了。《千里走单骑》不错，但太外在了，父子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流于外在，没深入。《断臂山》我不喜欢，太正面了，电影语言不够独特，似曾相识，没独特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