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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秀是个很有意思的现代词汇，一般是指虚情假意、矫揉作作之意。
古时候的一些帝王就很善于作秀，比如曹操在一次行军时，路边突然
飞出一只鸟，把曹操的马惊得窜进了麦里。曹操此前刚下令：“有损
害老百姓农田者，一律斩首示众。”曹操便拔出剑就要自刎，被拦
住。最后曹操便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当首级示众。唐太宗李世民杀
了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后，跪在高祖李渊面前，痛哭流
涕，趋步向前，竟然吮吸高祖的乳头，以示不忘父恩。鬼才知道李世
民的眼泪是真是假！至于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著名酒局中，
借助一杯酒巧妙地夺去了大将们的兵权，堪称作秀的典范。而共产党
的官员则是将作秀的本领演绎炉火纯青，可谓登峰造极。

就说那个周恩来总理吧，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地到处升腾起“敬爱
的周总理”的怀念声，一时之间淹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当时有一个周总理的故事收进了小学课本，叫做什么《一件白衬
衫》，说的是一个北京女工，下班后被一辆红旗轿车撞了一下，刮破
了衬衫，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车。周总理神采奕奕的走下来，记下了
这个普通女工的名字，随后买了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派人送给了
这个女工。女工感激得热泪盈眶，一直珍藏着这件衬衫，舍不得穿。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读了这样的故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感人的地
方，尽管那个女教师循循善诱，但年幼的我还是不理解其中所谓的深
意，更不明白那位女工为啥热泪盈眶。不就是一件衬衫吗？损坏东西
当然赔偿，这是小孩都知道的道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上世
纪80年代初，又有一个故事编成电视剧在电视上播出，说的是在北京
公交车上，一个售票员向低着头的一位老人卖票，没想到那位老人一
抬头就被认了出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原来周总理是为了访察
民情，竟然挤公交车。那时我只有13岁，在教师的诱导下，已经初懂
世故，就觉得一股热流涌遍全身：“还是我们周总理好，真是人民的
好总理啊！”

待到年长后，我就有点困惑不解，总理难道真的孤身一人挤公交车？
在电视、报纸等已经普及的那时，总理的形象可谓人人见人，竟然在
挤公交车时没有被人认出来？总理会挤公交车，鬼才相信呢！还有那
个《一件衬衫》的故事，联想到目前中国的大小官员们出巡时，前呼
后拥，警车开道，路人纷纷避让，哪里还会撞到你身上，你早就被保
镖一脚踢开了。

可见这些故事并不符合常理，是有意编的。为什么会编这些无聊的故
事呢？因为在政治上，“人民”二字历来是作秀的道具，任何官员都
想拿人民做工作，树立起一种亲民的形象。比如到农家吃农家饭，比
如到煤矿下井体验生活，比如看望艾滋病人和他们握手……，但往往
是他们脚板一迈，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本来就是作秀嘛！那有什么
真情！既然没有那么多的真情故事，一些无耻的家伙只好靠“编
造”，来溜须拍马。

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情景，当时他老人家面带微笑
坐在躺椅上，周围围着一些少年儿童，那种亲切，那种和睦，令人无
法忘怀。后来看到毛主席在湖南的回忆录，才知道当时四步一岗，五
步一哨，戒备的森严，保密的滴水不露，我不知道这些少年儿童是如
何围上去的。肯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谬种流传，但“黄鼠狼下儿子，一窝不如一窝”。老一代的中共官员
作秀故事编得很煽情，他们毕竟绝大多数是从人民中走过来的，作起
秀来还有那股子味道。可是新一代官员的作秀就象是“狗尾续貂”，
鬼才知道他的狗嘴里能吐出象牙！

这不，上了个胡温，许多好好的事倒了他们那儿人们怎么看都象是在
作秀。你看，今年胡书记放着好端端的“皇宫”不住，偏偏在春节跑
到延安过年，扭起了秧歌，据说是和老区人民鱼水情深呢。

而温总理最近的那件羽绒服被炒得火热。我真服了这帮无耻的家伙。
就这么着发现了温总理一件羽绒服穿了十年。但你们想过没有，这也
许是款式、颜色、大小一样，一次做了许多件。也许是指质量太好，
可以穿好多年，哪里象那些假冒伪劣商品，生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再说，温总理一次也就穿那么一天或几个小时，一年也就几次，哪里
象我们这些穷人一年到头就那么一张皮，象温总理那样的穿法，一件
衣服可以穿100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温总理竟然会哭，你相信吗？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召开了紧急国
务会议，通报了不断发生规模性伤亡灾难事件及处理情况。温家宝在
会上，作了20多分钟的讲话，他三次泪洒讲台，哽咽的无法说话，会
议因之三次暂停，下面的高级官员们陷入尴尬的沉默。俗话说：男儿
有泪不轻弹。哭，有时是真情的流露，但有时是装模作样。比如刘备
就很善于哭，每次都眼泪汪汪的，但哪里会是真情呢？

面对着各种灾难一如既往地发生着，至今国家还拿不出有效的措施进
行根本解决，而一些社会矛盾又在激励地增加着，不能不令人怀疑这
哭又是一种作秀。想当年，邓小平去世时，在追悼会上，江泽民泪眼
朦胧，欲语呜洇，天才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胡温执政后，多方面树立亲民形象，一些无耻的家伙便吹捧为“胡温
新政”。但亲民形象岂是树立起来的？一声声喊着执政为民，一双双
“贵手”伸向劳动人民的手，一行行眼泪洒向中国大地，转过身来却
对异议人士大肆迫害，毫不手软，中国大地依然笼罩在恐惧气氛中，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为了生存依然投身于
危险行业中，排着队走向死亡。这能叫亲民？

可见亲民形象不是靠作作秀就能树立起来的，而是实实在在作出来
的。象这样的亲民，是政治上的作秀，而政治上的作秀，实际上是厚
颜无耻的行经！

杂文家焦国标先生先后写了《讨伐中宣部》、《合剿中宣部》等脍炙人口的文章，对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里中宣部倒行逆施的邪恶行径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焦国标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作为其“河南老乡”的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使其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得中宣部的头头脑脑们全都心惊胆战。

此后，中宣部召开过若干次整肃新闻界的会议，主持会议的另一名副部长李东生再三向与会人员强调指出：“你们不准向外界泄漏是谁主持会议和下达命令的，以防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看来，中宣部也并非固若金汤，虽然他们掌握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和宣传机构，但他们自己也深知，笔杆子已经不在他们的手上了——当焦国标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向中宣部挑战的时候，中宣部甚至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写手来写批判文章应战，也不敢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对焦国标发像当年对方励之和刘宾雁那样的铺天盖地的围剿。相反，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在同僚臭名远扬之际，李东生只好向蜗牛和鸵鸟们学习，或者躲进安全的硬壳之中，或者干脆就将脑袋埋在沙堆里。

李东生是何许人也？李东生是《新京报》事件和《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作为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亲自出席《新京报》报社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在会议上他宣布了三项决定：第一，撤销《新京报》总编辑杨斌的职务，接受审查，即时生效；第二，停止副总编辑孙雪东、副总编辑李多钰的职务，接受审查，即时生效；第三，授权《光明日报》领导层接管《新京报》，即时生效。李东生宣布此三项决定时杀气腾腾，斩钉截铁。在《冰点》事件中，李东生也代表中宣部出面处理，直接指挥共青团宣传部下达若干指示。李东生还是中宣部臭名昭著的“新闻阅评组”的具体主管者，他多次传达李长春和刘云山“对新闻阅评工作的重要批示”，称“李长春、刘云山同志的批示既是对新闻阅评工作的肯定与支持，也是对新闻阅评员的鼓励与鞭策，更是为进一步做好新闻阅评工作指明了方向”。李东生还是中国的“盖世太保”——“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制造假新闻丑化法轮功和进行所谓的“反邪教”宣传中，更是鞍前马后地为主子效力。

李东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历颇值玩味，其人生轨迹比之《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更为曲折：七十年代初，李东生因一表人才而被选为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家中的警卫。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摄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领导看中，兼作摄影师。放在古代来看，此君是皇帝或宰相家中“倡优蓄之”的奴才，但是那些呆在最高统治者身边的奴才，如果有点小才华和小心机，青云直上的机会大大的有，如当年的高逑、魏忠贤、李莲英，哪一个不是如此？李东生也由此踏上了飞黄腾达的第一步，虽然不久华主席垮台了，小李子却谋得了到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美差。

一九七八年，那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小机构，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电视时代将迅速降临，电视将成为威力无穷的第一媒体，成为点石成金、钞票纷飞的“黄金国度”。作为央视元老，李东生先是任劳任怨地从摄影记者干起，逐渐被提升为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李东生主管“焦点访谈”等炙手可热的栏目，这些栏目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日进斗金的“摇钱树”——因为朱鎔基总理公开说自己每天都看“焦点访谈”，所以如果哪个地方的劣政被曝光，哪个地方的官员乌纱帽就可能不保。于是，许多地方官员要要想让央视不曝光自己辖区的丑闻，必须到央视公关，献上厚礼。具体从事采访工作的记者和主持人们得到的是小头，李东生得到的当然是大头了。李东生被央视员工评为“央视最有钱的人”，央视若干腐败大案均与之有关。

然而，疯狂的贪污腐败并没有阻碍李东生的升迁之路。中共选择干部的标准，是看谁更左、谁更忠诚，而不是看谁的人品好、谁的能力强。在此一“优败劣胜”的制度中，李东生这样胸无半点墨的家奴遂脱颖而出，由央视副台长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再升任中宣部副部长。除了从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开始、步步攀升、最后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之外，李东生大概算是中共建政以来担任官职最高的一个警卫员了吧。

犯下了若干侵犯人权的罪行、劣迹斑斑的李东升，却还能够趾高气扬地率领中国出版界高层人士参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受到西方媒体的追捧。我想，这种荒唐景象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中共的罪恶的时候，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整体性的、抽象的罪恶，或者至多将其归结为某一部门和机构的罪恶，而未能将罪恶与每一个施加罪恶的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比如，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惨案中，究竟最终下开枪命令的是谁，究竟有那些军官和士兵开枪杀过人？至今依然是一团乱麻。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下达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全都揪出来，就如同德国统一之后，重新审查当年东德一方在柏林墙前开枪杀人的案件，将每一个下令的官员和每一个开枪的士兵的名字全部调查出来，让他们手上的鲜血大白于天下，让他们的罪孽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判决。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也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事实：每一件暴行、每一个冤案的始作俑者和执行者究竟是那些人；每一个媒体被处罚、每一本书被查禁，各个环节的作恶者究竟是那些人。这些官僚、警察和士兵，这些幕后的黑手和台前的打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必须被我们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不必等到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我们从现在开始便可以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记载和声讨，我们要通过种种途径，让西方的媒体广泛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西方的民众知晓他们的诸多罪行，让西方的法院接纳对他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的控告。这样的话，至少让得他们不至于仍然风风光光地到西方世界旅游观光，至少让他们的孩子和亲属不至于心安理得地拿着他们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夺的血汗钱在西方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抓住李东生的黑手，抓住更多的黑手，从此刻做起。

——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

唐勇先生：好久不见，您在美国还好吧。
今天，我突然从网上看到您采写的“美发表05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中国横加指责
”的报道，很遗憾只有一行字：“人民网华盛顿3月8日电 记者唐勇报道：美国国务院
发表《2005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
责。”
我想请您多介绍一下，也请人民网和《人民日报》也多介绍一下，中国到底有哪些人权
状况让美国“横加指责”？
我作为一个网民，我非常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指责中国，指责的有没有道理。中共不是
老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可真的碰到了人家批评，为什么就叶公好龙、掩
耳盗铃了呢？
贵党宣传机构（国新办、外宣办）有一个叫刘正荣的先生，他有句“名言”说“中国无
人仅因网上言论而被捕”，表示“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使用国际互联网”。如果事实确
是如此，那么美国的“横加指责”就是毫无道理的，贵党中央也不必放在眼里。可是，
河北蔡陆军、山西师涛、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刘荻、贵州《毕节日报》的李元龙等等，
他们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关押，有的被判刑，又该如何解释？
今天，我又看到刘正荣所在的国新办发表《200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非常尖锐的语
气进行回应，其援引大量例证说明美国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称“在美国，
执法、司法机关侵犯人身自由权利的现象非常严重。秘密监控无处不在，非法扣押时有
发生。近期爆出的‘窃听门’丑闻，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关注。‘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总统曾数十次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对美国国内的一些电话进行秘密监听。
从2002年到2004年，至少有287宗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秘密监控中涉嫌违法的案例。”
是的，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指责美国政府，而且是快速反应，显然是精心
准备。我想，这样的相互指责不能偏离“人权”这个核心，不能泛外交化、泛政治化，
不能“一致对外，不能对内”，更不能“只许百姓爱党、不许公民爱国”。按照民主、
自由的普世价值，“人权”不会有错，有错的只能是犯罪的政府，侵犯人权的政府。既
然美国从2002年到2004年，至少有287宗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秘密监控中涉嫌违法的案例
，那么中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吗？难道中国的特工就没有在秘密监控中涉嫌违法犯罪？唯
一可以区别的是，美国还有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报道出来的案例可以援引，中国却是连
这也不敢在自己的媒体上公开，这难道就正常吗？
信息封闭，网络封锁，处处皆是新闻“柏林围墙”，敏感词多如牛毛，这真是我们中国
大陆网民的不幸，是您远在华盛顿感受不到的，就是在我们中国自己的香港、台湾、澳
门这些“特区”，他们也是感受不到的，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是自由的，言说的也是自
由的。台湾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马英九可以评论美国政府直呼陈水扁之名，而不冠以“总
统”头衔，认为“不应该这样说”。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长马凯说“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马市长、马主席却没有回应马部长的话，又是为什么呢？“九
二共识”、“一中各表”是智慧的，台湾没有独立，大陆没有动武，一中可以各表，维
持当前现状，难道不是双赢吗？毛泽东生前解决不了台湾问题，邓小平生前也表示让更
有智慧的后人来解决。当代领导人的智慧就是双赢，就是维持现状，否则一个大中国就
不可能走向和谐。
唐勇记者，请您在华盛顿拿出点人民日报大牌记者的勇气来，尽快把美国发表的《2005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在人民网上公布吧，我们网民会称赞您还是一个好记者，是一个有
真能力的记者。还有，贵报的刘宾雁记者在美国流亡，直到逝世，你们的《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却漏掉这样一个大新闻，真是糊涂啊。你们有国家的大量财政支持，
又身在美国，为什么不关注在外流亡的华人呢？亲不亲，故乡人。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
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国籍，他们就永远是中国人，就值得你们采访报道。
唐勇先生，美国有唐人街，处处可见身着西装的中国人，您本人姓唐名勇，也身着西装
，请您拿出点中华唐人的勇气来，以您穿西装的身份和感觉真实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的
“横加指责”，不要遮遮掩掩。我还告诉您，刘正荣所在的国新办，虽然有些要员也穿
着西装，可他们做事却是只有“赤脚人”才能干出来的事情，还是地下党的做法，还不
能把自己的行为一一暴露在阳光下。很明显，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作为多年前与您认
识的人，请您不要和他们一样，穿着西装就应该干文明的事情，离文明越远只能是自讨
苦吃。

真诚祝福您，欢迎您今后多多报道美国对中国的更真实的评价。

昝爱宗

2006年3月9日

【2006年3月9日狱委讯】高源报道：今日（3月6日）严正学背着登山包，已平安回到台州家中。严正学台州家中仅严一人。 严赶忙向北京家人、朋友及记者通报平安。严说： “这么长时间来，身后总有一伙人一直跟踪、监视，影子兵们跟随形影不离，后被堵在括苍山上。星期一一请早，突然影子兵没了，我就收拾帐蓬、睡袋、画毡下山了。 “到台州后，我挂通公安局电话。国保警官说：‘回到家啦！’我说：‘没有，我还在沙门、白云山麓野营’‘在外边露宿不安全’‘随身有跟踪、监视、值守的人，不怕。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丁林超是仙居出的官恶，我就在仙居括苍山待着，不怕他灭了我。现在对我来说其它地方是未知数，在台州的贪官、污吏、流氓、恶警的眼皮下最安全，尽管他们对我咬牙切齿，但还要对我值守，目前还不敢在台州对我下手！今天发现跟踪、监视、值守的人没了，就下山直奔台州民政局找丁林超，丁林超始终没露面。我一间间办公室找过去，想认出跟踪、监视的人，最后，只得对两个副局长、一个纪检、一位办公室女官说：跟踪我没有用，别恨我给他扬名了，恨他自已的所作所为，无论挖我祖坟盗卖、活人送入火葬场、还是官权酒案毁容都是中国官场黑恶之最！到中华门维权绝食我是有具体诉求的；后来我又去椒江法院找缪信权院长，缪办闭门不见，就找到副院长杨东睿，问他凭什么对我监视值守，他说不知道有监视，跟踪、值守应该是国保的，我说国保的我都认识，现在你们都推，是不是八路军的后面还有七路军、六路军或是新四军的干活……’ “上午11时，在白云山麓刚开通台州的小通灵，便有公安来电传唤我去椒江白云派出所，值班警察和所长通电话后把话筒交给我，所长对我说可能搞错了，我说：‘我已到案，别让我逃跑，给你错过一次立功受赏升官的机会。所长让我等一下，约十分钟，警察又把话筒递给我，所长说：‘我电话请示了市局、国保，没有你事，可以走啦！’我接着说：‘我的当事人扬春红怎么也被你们抓了？’‘……’‘《官权毁容案》是我揭露的，《围剿中共官场黑恶官员，致中共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是我写的，网上签名是我搞的，到中南海新华门绝食的也是我，要抓就抓我，她是受害人抓她干什么？’‘警车送她来，案子我处理的，她早已经放了……’ “我在监控、跟踪与强行值守的软禁中，陷入无法和外界交流沟通的孤立困境，有我的手记《乱象·免于恐惧的自由！》为证。 “在此，我们特向所有帮助我的访民、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表示感激！向联名签署《围剿中共官场黑恶官员，致中共中央胡锦涛、温家宝公开信》的海内、外同仁、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还特感谢所有关注我安全的海内外朋友们，并向今天参加全球万人绝食声援和呼吁的各界志士仁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今天，我在台州的白云山麓绝食，在免于被妨碍、骚扰、恐吓或非法拘留的恐惧下，我反复吟唱着一首歌：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掩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啊…啊……… 啊……啊…啊……… 《历史的伤口》(作词：林秋尊、梁弘志、陈乐融、童安格、郑华娟、刘虞瑞 作曲：小虫、沈光远、李宗盛、李寿全、梁弘志、陈美威、陈复明、童安格、张洪量、黄韵玲) 严：“高源：国保下午2时又要来找我，如有事，我没消息了，晚上一定告诉告下列朋友：说我又没人身自由了！” 下午4时50分，严来电说：“没事了!请通报平安”。  高源03/07/2006

     心里的话太多，水流云飘般一一达至另一个人的眉底案前。傅雷写给傅聪，梵高写给提奥，我们写给谁？遥远的地方可有一个“亲爱的提奥”在倾听，在思索，赋予我们一种敏锐的感应，使我们更富于色彩与文字的表达？然而，又是谁说呼唤的与被呼唤的总是不能应和? 停电的夜晚，两个人点着蜡烛勾头交颈读书，恰似两头拉了一天脚力而休憩的小毛驴。或者出去走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杂杂，不一定有系统，可一边谈心一边自己的思绪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朗廓清。日常闲聊是最好的，一本正经的大道理远不如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拉棉扯絮的一言半语来得有效，这样的谈天同性最好，这样的谈天女人之间最好，即使挽着菜篮子买菜或者盘坐在草编蒲团上剥豆择菜也是大俗大雅。即使那个“亲爱的提奥”不与我们身处同一小城，我们也还可以写给她，一封封信象扑啦啦的小鸽子飞向有阳光射进彩窗的课堂，洁净而新丽。只是现代人是一群抄起话筒说“你好”的文明动物，而从前的人呢是抄起木锨扬麦子的农妇农夫，麦麸麦糠随风飘去，麦粒沉甸甸的落下来，遍地金黄。那时的人是抄起焊锡酒壶烫酒抄起竹筷作乐(yue)，捻起胡子吟“绿蚁醅新酒，能饮一杯无”，那首诗读起来更是一封极佳的短信。

　　傅雷家书，它不仅仅是傅雷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更是一颗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傅聪)，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梵高，纵然再贫穷潦倒，但他还有一个兄弟，即使生活使肉体不断受苦，然而又正是生活使精神变得丰富。1887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没有一天不写一点”，他说，“每天写作，读书，工作与练习，坚持不懈的精神中将使我有一份好的收获”。这是何样一种坚持？在咬紧牙关的坚持身后又有何样一份支持？那是提奥，他使梵高坚信，未来一定有着某种伟大的东西。梵高生活当中尽是挖土豆的人，掘地的人，牧放群羊的人，扬麦打场的人，媒矿和纺织工人。暮色将临，他们走向那称为“棚舍”的家和他的粗手大脚的妻子，炉台冒热气，烟囱冒烟，生活冒着火，每个日子咕嘟嘟冒着激情。就是这样，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有许多事情要思考、许多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往往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哪里，我干了什么，我往哪里去？同样的感觉，高更更是以一幅画来言说：油蓝汪绿的油画充满阳光的质感。

　　而我们这些苍白的人，乳羔一样恹恹地活着，报怨着，愁苦着，乏味着，干涸着，生活充满狗咬似的烦扰，带着洗盘子留下的脏水的颜色，变得好象一堆灰，它把一种无限的空虚、泄气的、没有希望的、没有写上一个字的空白一面转向我。在那样的时候，我更愿意有那么一个女友，友谊往往能够驱除沉闷的迷雾，而且，我们走在阳光烂烂的小路上，身轻如燕，心美如神，我坚信走着走着我们会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灵。

　　远方有一阵大雷雨，我只看见闪电却听不见雷声。不断的，北方的振霞会有信来，全是清雅妙致的文字，这无比符合她的年龄以及她北上求学的纯稚的心境。一封一封信来，读不胜读，因为我怕极了给她回信，工作的琐碎消耗着我青春的熵。无论怎样，我就是合不上她的拍。而云舒，那个大我十八岁的女人，象荒地里的炉灶，自始至终给我的感觉是荒寒之中有一股暖意，温老暖贫的暖意，她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世界只有她能进去，其中的感觉、刺激、形象、色彩、音乐都另有一套，非我所梦见。我只是遥想、推想、揣想，象晴朗的日子揣想雨声，那样闲适、恬淡、而又富于旷达胸怀的一个境界。

　　我一封一封地给她写信。那全是信马由缰、洒脱飞扬的，好多好多的怪诞思想、灵动的火花以及女儿家特有的心思一古脑儿向人嗖嗖而发，一枚枚子弹似的，令人防不胜防。我无话不谈，谈笑风生，是的，过去的一年里，每每写信真有两腋生风、化羽而翔的感觉，那里面是一个活着的千娇百媚的女人。但是，我的每一个细密繁复的小计划一闪而过，如翩翩蝴蝶，在她那儿都灰飞烟灭，成了一个个蝴蝶标本，夹在一个个白色信封里尘封陈尸。我需要同样的灵跳与灵动，你来我往，象扑啦着翅膀飞的小鸽子———我的鸽子飞向你，你的飞向我，不断对着飞，不断地出发不断地往返。给女友写信，象是绘画中的“留白”，读书到极佳处，思考到极深处，就好象幽冥小径信步达至极境处，这时候给远方写信，好象留白里钤上一方阴文的闲章，红是红，白是白。俗话说，听无音之音者聪，那么，这样的写写信，使我们智慧起来，灵动起来。然而，某日面对振霞的信，我想，是不是她爱我甚于我爱她？而云舒，又是不是我爱她甚于她爱我？评判的标准是，看谁在对方面前意欲表达？看谁更顾盼生辉、眉眸灿烂、妙语如珠、逸兴湍飞？这么想的时候，那种如蜜似奶的幸福在我的脸上消褪成盐腌的一抹红晕。那年一步一步远走，象每一个时间，象云卷云舒，云飞云落。

　　继而，我不再写信，不发一言。她说，她是失望。

　　而我，是失落，是失重。

　　最后一封是纯感觉的信。我只在分析，两个太感性的女人肯定是在相互的试探揣测与尊重之间错过了什么，但错过也就错过了。我只是想，纯女性的交往，那种不隔山不隔水不隔肚皮的交往，真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成为一种永恒？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成为一种永恒?

　　远方有一阵大雷雨，我只看见闪电却没有听见雷声。女友一双泥泞的脚砰然入户，那是一种蘑菇与萝卜的友谊，是万山重重浮掠时空而来的天意与天然。就怕我打开的栅栏没人走过，少星无月的夜晚，那在我心里重要起来与明亮起来的，只是白纸上的黑字。

　

《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

作者：邹纪孟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

定价：45.00元

　　我一向对仕宦之类的图书涉猎不多，大略这类图书无非是想摊出一套关于中国官“场”的诸如权谋故事、处世方略乃至官场黑幕等等，这种类似的“厚黑学”，看上去千差万别，最终强调的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官场）的生存规则，只不过淹没在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唾沫里，更显得扑朔迷离。邹纪孟的这本《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或许并不止于此，作者的野心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去梳理一个有关“仕”的传统，只不过作者喜欢的是通俗讲史的方式。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郑玄的《正义》作解：“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而朱子的《集注》注的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之所以不避繁缛地引用这些古注，是因为无论在汉儒还是宋儒来看，对“优”的理解并无本质的差异，都是“有余力”，这里“学”与“仕”，用朱子的话来说是“理同而事异”，并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换句话，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仕”，是一个“仕宦”传统的转向，一种“士”的理想在这里悄然湮灭。前一句“仕而优则学”渐渐隐去，后一句“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本书作者多少是要在历史中各类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个案里，找到中国文人的“处境”，“士”的理想与权力欲望的碰撞，“仕”的社会机制与选拔机制，“仕”的道德自律与内在修养……而另一面，是“仕”的心路历程，如忧患、忠君、悲己、功利心等等，这些伴随着仕途生涯，当然，也包括一些仕途失意的心理安慰机制，事实上像“南柯一梦”这样的故事，虽然宣扬富贵功名如云烟，接近于道家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得到“位”的士人，会自动放弃追逐名利与地位。这样的梦也可以曲折地看成是那个年代在“仕”的围城外面，失意知识分子的一剂“安慰剂”，它可以舒缓苦痛，但不能根治关于“仕”的癔症。

　　“士”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诸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士的理想品质，是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必然要求。“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了一切，使人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可以说作者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权力“场”，好像是铁屑在磁极的中央聚集，这些权力的碎片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方向。此前，知识分子所受的“士”的教育，让他们始终怀着一种“士”的理想，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理想，另外一方面又在权力场中挣扎，仕宦，是一种变质的权力，他们从一种单纯的“士”的理想蜕变成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场”，在“场”上的任何一个磁极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正是作者要向我们宣示的权力规则，而“学而优则仕”就变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开始，就意味着文化场域里一种不安的“连锁反应”……

很多人对巴黎情有独钟，尤其是文人。这个人文艺术之都，实在是有足够的深度可以挖掘，且宽阔到能赋予人们无限的想象。     日本人对法国的崇拜也是出了名的，关于法国的书籍在日本比比皆是。《巴黎时间旅行》，单从书名来看，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穿越时间隧道，从历史中去感受巴黎的风味。但鹿岛茂的时间旅行是有“时限”的，只去十九世纪末的巴黎。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人称巴黎的“美好时光”（Belle epoque）。回到那个城市、那个年代，许是有太多的关键词呈现在眼前的。是浪漫、美食、时尚、文学还是艺术？都不是。     作者鹿岛茂曾以《想要买马车！》获得日本最重要的人文类奖项之一“山多利学艺赏”，这一次，他再次将马车作为落脚点，这种交通工具既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是身份的象征，同时又承载着无数法国人的理想。如此独辟蹊径自然令巴黎这个陈旧的题材多了新鲜之处，随后经由拱廊街、声音、味道、光线、照片、运动等寻常事物展现别样的风情。     无论是塞纳河左岸廊巷里被磨损的黄地砖、古代欧式建筑屋顶特有的老橡木、旧书店、橱窗深处折射出的光影甚至是街道是偶然飘来的一阵香味，当时繁华的景象，仍能透过旅人的视觉、听觉和嗅觉交汇，翻页间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那个时代巴黎的味道。     鹿岛茂现任东京共立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与法国文学，是日本重要的法国学专家及文化人。他还曾以《要相信古书比孩子还重要》获得第十二届讲谈社散文奖，《职业别巴黎风俗》获第五十一届读卖文学奖。鹿岛茂的著作无论在学术界及文学界都极受肯定。          鹿岛茂著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版

　　一年一度的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宣布了今年的得奖者，美国著名作家、纽约大学教授E.L.多克特罗（E.L.Doctorow）以一部南北战争背景的历史小说《进军》（TheMarch）夺冠，这也是他继1990年的《比利·巴思盖特》之后，第二次获得这一殊荣。

　　多克特罗是美国当代为数不多的一流严肃小说家之一。尽管他从不

愿以写作来取悦于人，但作品在美国却颇为畅销。1975年出版的《拉格泰姆时代》为他奠定了声誉，这部作品作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被列入了美国大学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今年的评委之一乔治·加特勒认为，多克托罗最终夺冠是众望所归。

　　《进军》讲述的是，1894年到1895年间，北军骑兵将军W.T.谢尔曼率6万联邦士兵南下，一举攻下亚特兰大之后便开始了著名的“向海洋进军”，在一路穿越佐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征途中，对敌人的各种军事设施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使南方经济陷于瘫痪。在书中，多克特罗不失公正地批评了谢尔曼将军的“焦土政策”。

　　小说以亚特兰大那场漫天的大火拉开序幕。优雅的行文、曲折的故事、非凡的人物创造，《进军》真实而残忍地揭开了那段至今还存在争议的历史伤疤。在南部纵深地带60英里范围内，北军对那里的居住者、风景和历史进行了摧毁。随着行军的前进，聚集成团的自由的黑人和惶惶不可终日的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场冲突。除了对主人公的刻画备受好评外，多克特罗还描绘了谢尔曼将军身边几十名令人难忘的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的形象。他以特殊的写作技巧，在叙述过程中保持了人物复杂、多重的个性塑造。评论家认为，这段历史虽然被指残暴，但多克特罗的小说却是“唤醒了历史的阴暗面”。乔治·加特勒坦言，这是一部让人“无法接受”的优秀历史作品。

　　在听到获奖的消息后，多克托罗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表示“非常满足”。现年75岁的多克特罗说，早在20年前自己就有了写作《进军》的念头。在读了一本历史学家约瑟夫·格拉绍尔从一名士兵的角度所撰写的关于谢尔曼战役的著作后，他认为自己在这点上和作者获得了共鸣，即“在内战中取得身份地位的认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多克特罗认为，那场战争是“自我毁灭的不朽一幕”，“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而这，显然可作为小说的支架。不过，他却没有撰写当代类似作品的打算，尽管写作《进军》时，正值美国出兵伊拉克之际。

　　自第一部小说《欢迎到哈德泰姆斯来》于1960年出版后，多克特罗获得过包括1986年度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书评协会奖、美国艺术和文学协会奖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学奖项。他把这归结于家庭对音乐和文学的热爱，让他萌发了对艺术的热爱。多克特罗1931年出生于纽约，父母是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是那种酷爱书本与音乐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加上成长的时代正逢1930年代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这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戏剧学位之后，多克特罗于1953年去军队服役，两年后复员，本打算靠退伍金养家，自己可以专心去写一部小说。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他只得先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因而他甚至在机场当过订座员，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广播电视部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做审稿人。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电影业转入出版界，先后在新美洲图书馆和戴尔出版公司任编辑，33岁时成为戴尔出版公司的总编辑。1968年，他从出版界转入高校任教，先后在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犹他大学等学校任教，目前的身份是纽约大学教写作的教授，与同是小说家的妻子海伦·亨斯莉和三个孩子住在纽约郊区。

　　据悉，此次获奖，多克特罗将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今年的其他四位入围作家分别为威廉·亨利·刘易斯（短篇小说集《在斯汤顿得到了他》）、卡伦·费什（处女作《一个突如其来的国家》）、布鲁斯·瓦格纳（《菊花宫》）和詹姆斯·斯托尔特（短篇小说集《昨晚》），他们也分别得到5000美元奖金。5月6日晚上，福克纳小说奖将在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举行颁奖典礼。

　　相关资料

　　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创立于1980年，是美国四大小说奖之一，也是美国奖金额度最高的一个小说奖，不过1981年第一届给获奖者颁发的奖金只有1000美元，之后奖金额逐年提高。这一奖项的设立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1950年，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决定将奖金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持和鼓励新人，最后建立了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目前它隶属于国际笔会，由福克纳基金会提供经费。

　　这一奖项独立于出版业，也与所有的零售榜单和销售市场无关，完全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评判作品。评审者从美国90家出版社（包括小型和专业出版社）去年出版的359本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挑选出候选作品进行评审，同时，评审委员会对出版社递交的出版物，不会支付任何费用。该奖项去年的得主是华裔作家哈金，得奖作品为《战争垃圾》，他还曾在2000年时凭借《等待》一书获得过此奖。近年来获得过该奖的名家还包括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等。

       3月7日，成君忆所著《水煮三国》一书中不等式侵权案的判决书由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中认定，书中四个不等式为原告相晓冬的独创表达，未经相晓冬允许，被告成君忆不得使用涉案侵权内容。

《水煮三国》不得再使用涉案内容

　　2000年8月22日，中国企业报评论员相晓冬在《中国经营报》第14版“营销新知”上刊登了《追击品牌泡沫》一文，文中提出了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四个不等式。2003年7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成君忆《水煮三国》一书，相晓冬认为在该书第22章中，使用了他的四个不等式原文，构成侵权。并于2005年11月16日起诉至朝阳法院，告成君忆和中信出版社侵权，朝阳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在朝阳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中，认为涉案四个不等式及其说明文字是相晓冬的独创表达，判决成君忆不得再使用涉案侵权内容，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在《中国经营报》上向相晓冬公开致歉；同时，在未征得相晓冬许可使用前，中信出版社不得在重印、再版《水煮三国》一书时使用涉案侵权内容。

　　朝阳法院表示，该书中的侵权内容不足200字，和全书18.5万字相比只占全书内容的千分之一，因此中信出版社作为出版者确实难以就此做出审查。而相晓冬作品全文约2000字，《水煮三国》中使用的仅是10%，没有实质性地再现作品的完整表达方式和作者表达出的思想内容，因此，中信出版社无需就此承担侵权责任。

原告方不满，被告方认可

　　对于判决书的内容，相晓冬对中信出版社免责的判决表示不满，认为出版商应尽到审查责任。相晓冬的代理律师陈东利认为，“法院以使用文字内容较少的理由，认为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实质损害，我们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上诉我们会尊重相晓冬本人的意见。”

　　记者致电成君忆时，他还不知道判决结果。知道败诉后，他表示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只说“这件事很奇怪”。成君忆和中信出版社的代理律师穆晓军认为，朝阳法院的判决比较公正，比如对中信出版社无法审查书中全部内容的判断，很公允，但是停止出版含有四个不等式内容的图书，是社会的损失。

　　至于被告方是否上诉，还是要与当事人商量后决定。

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要对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先做一个基本评价，然后再观察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一般谈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要从严复开始，晚清历史处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他们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虽然科举的废除，把有志于仕途的相当一批读书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绝了他们的生路，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也没有从法理上认为民间不能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宗教活动还是自由的等等。民国以后严复还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做校长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时期，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之间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九四九年前，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观察，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民间有办大学的权利、有办报纸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时期，都曾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的出现。可见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也许就是这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当年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 “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 。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有空间，国家之外有民间社会，进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样的感受。
　　
　　　　从严复到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 “ 好人政府 ” 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作为一种中间力量，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所谓： “ 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 ”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时代转换之际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人多，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台湾后来能走上宪政道路，与此有极大关系，这个传统经过殷海光他们的努力传了下来，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北大的延续。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催残殆尽。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一般来说，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他们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这个群体的产生，是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的，他们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九四九以后，传统社会中旧朝退去时在政治、外交、司法、
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总有一个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在承担上下之间的缓冲作用，国家是认可这种社会力量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而经常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