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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 百年以来，持续存在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以青年为主但也不乏中老年人。 他们文化素养低下， 处于社会下层, 但精力旺盛，不甘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一心想挤身于上层社会。 但因文化道德素质的原因， 决定了他们不会去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问的追求，来对社会有所贡献。或勤勤恳恳去发家致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 他们选择了发家捷径就是揣摩统治者的意图， 做一些激进的行动， 说着统治者不便说出的话， 做着统治者不便做出的动作， 来取悦统治者. 以此来希望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赏识，从而幻想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 清末的义和团、文革中的红卫兵及现在的愤青就这样的群体。

因为这些人缺少文化素养， 道德水准低下， 他们不会去同情弱者， 伸张正义。 相反， 手段凶狠，善于打、砸、抢。清末义和团， 就是这么一类人。 他们不会也不敢提出反对封建专制，而是甘愿为清朝统治者利用， 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洋人没有灭掉几个，却大肆残酷屠杀维新人士， 清朝统治者也不便大批屠杀维新人士， 而他们却敢说敢做。有资料说，义和团曾冲到紫禁宫要抓捕有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骂回。这与文革时红卫兵冲中南海斗刘少奇何其相似乃尔。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 也近似义和团。 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他们抛弃了良知，疯狂搞打、砸、抢， 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迫害大批所谓的阶级敌人，而这些人实际是社会的弱者。

今天的愤青， 也是此类似人物。 凭他们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他们不会去为当前的弱势群体说一句公道话， 而是揣摩领导，看风向，表现自己， 什么“中国可说‘不’”,“要把台湾炸成焦土”等等。他们所做行动也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仅仅是想迎合领导。由于他们的本质所在， 决定了他们也许可被利用一阵子，红一阵子，但最后是要被历史所抛弃的。

义和团最后被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所抛弃。 文革中， 红卫兵风光了一阵子， 后来只得乖乖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的愤青看来前景也不妙。

义和团——红卫兵——愤青，某些方面来看也是精明人士，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以最小的风险，来获得最大的利益。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人头落地，人群马上转向，打出“扶清灭洋”旗帜。文革中， 毛泽东号召打倒刘少奇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万红卫兵闻风而动响应，因为这样最不会犯政治错误，又有出头机会，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假设当时有人发出“要民主自由,不要专政暴力“的号召，谁会跟从？

    中国几千年来的残酷封建统治，造就了这样的一批国民， 他们不会去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正，而敢去冒犯统治者， 而是一有机会就会去迎合统治者做着极端的非理性的行动，但最后又被抛弃。 2àN

“双规”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特有名词，其实，比较正式的官方说法是叫“两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不是一个法律措施，而是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和政府行政监察机构对党员干部和公务员采取的一种特殊调查手段，又叫“两指”（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据说这一手段常常很有效，一听见“双规”，有些贪官污吏就会脚软，比香港廉政公署的请吃咖啡厉害多了。在一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代，“双规”对于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人们可能不失一定的威慑力，但既然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明”问题，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措施，从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有关工作条例和通知精神来看，明确规定了一不准使用司法手段和那些羁押场所，二不准修建“双规”、“两指”的专用场所，三严禁逼供、诱供、体罚、打骂、侮辱人格和使用戒具。但从实际实施当中又常常难以做到，甚至被某些有权者利用，作为打击报复的工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双规”这种手段会行使到党外既非党员、也非官员的普通公民身上，在台州就闹出了人命案。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其中附录了三篇案例，还选编了大量政策法规。如果光是看书名，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本枯燥乏味、毫无看头的理论书，其实那里面三个案例都是活的，都足以发人深省。第一个案例是前几年《江淮晨报》披露的，2000年，69岁老人陈安稷原是浙江温岭市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按理与“双规”挨不到边，然而却被台州纪委违规拘禁45天，最后在“规定的”地点天台隋梅宾馆被活活打死。悲愤交加的死者家属将台州纪委告上了法庭。第二个案例是《华夏时报》首先报道的，发生在2001年，浙江玉环县一个69岁的普通村民王洪福，非党员非干部，在被当地纪委“双规”时从宾馆四楼的房间跳下，虽未丧命，却已形同木偶。第三个案例是《名牌时报》记者报道的《陈越飞申诉案》，1998年，陈在担任中共台州路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得罪顶头上司，遭报复，被“双规”，受尽严刑逼供之苦，证人也在逼供、诱供下几次反复，最后作了假证，指控他收受了35000元贿赂和其他物品。当年，就有《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等媒体刊载《谁还他清白？》等报道，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当地纪委的反击。陈越飞锲而不舍，七年来向各级机关、领导写了3000多份申诉信，在高层的过问下，到2005年他的清白才终于有望洗刷。

三个案例看起来都很寻常，涉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对于我们认识“双规”，以及法治进程中“双规”何为，不会是没有启发的。研究“双规”、“两指”的专家鲜明地提出《“双规”、“两指”不得限制人身自由》、《双规中如何维护宪法权威依法保障人权》、《如何监督和防止刑讯逼供》等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双规”、“两指”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值得认真对待。

[金友平主编《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5元]

       昨晚，被韩寒“网骂”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博客上发表声明，宣布将关闭个人博客，称博客这种形式“使得恶毒占了上风”，自己对“恶语”虽然“能够容忍，但却不知怎么面对”。

　　在这篇名为《我的告别辞》的文章中，白烨表示，自己博客的开张本身就比较勉强，现在了解到自己“不适合博客”。“少了这个博客，虽然少了一个交流的渠道，但也少了一些不可预知的麻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他表示，目前自己对文学博客的发展非常悲观，“关了这个博客，很有一释重负之感”。

　　白烨在声明说，韩寒对他的骂式批评和拥戴者对他的跟踪谩骂只是事情的一个诱因。“面对诸如韩寒尤其是他的拥戴者那种非文雅又非理性的恶语，我即便能够容忍，但却不知怎么面对。这样一个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的交流平台，他们可以随便骂你，而你只能正面应对。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性，无形中就使得恶毒占了上风。”

　　记者就此联系到白烨，他表示《我的告别辞》在个人博客挂两天后，此博客将会关闭。而对于韩寒的“网骂”，是否还会有别的方式进行回应？白烨以“算了吧”作答，他表示没必要再跟韩寒“较劲”。他表示，经历此事件之后，自己对80后作家仍会关注，但“不会再投入如此多的热情”。据了解，白烨博客将成为首个关闭的“名人博客”。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美）马克·里拉著，王笑红、邓晓菁译

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版，１９．００元。

　　奥一网讯 叙拉古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国。柏拉图见识了老国王、新君的暴戾，理想国方案根本无法实施，只好又一次失望地离开。１９３４年，当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后重返讲台时，一位同事尖刻地质问海德格尔：“君从叙拉古来？”那位同事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可是他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讥讽却十分有名。

　　这是马克·里拉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的一段逸闻。他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这本书的书名叫《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在书中，马克·里拉将现当代的几个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摆上了手术台，剖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幼稚与疯狂。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作者希望通过分析他们介入权力政治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些思想深刻、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背叛了独立自由的理念，成为极权原则或恐怖政体的支持者和拥戴者，他们的心魔与他们的思想体系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而一旦人们不能深切体察这些联系，就有可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无疑，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所作所为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要坚守哪些原则呢？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定义和朱里安·班达的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给出的定义各为极端。尽管看起来葛兰西的定义更容易把握，但无疑班达的定义更让一些人感到舒服。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愿意认同他们的观点。在林贤治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萨义德的观点就得到了正面的呼应。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和“业余者”身份，强调“内心流亡”和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