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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去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观看了唐人街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春节游行。共产党的宣传、统战部门，每年春节有一个名词叫做“送温暖”。只不过最近这些年，这三个口是心非的字，几乎变成色情行业的广告词了。2月6日的悉尼大游行，是今年共产党声势浩大的“全球送温暖”活动的一部分。北京组织了500多人的游行队伍，据称花费了一个多亿，几个集装箱的道具，用完之后就扔在悉尼了。一位当地朋友说，他有好几个朋友接待北京的游行队伍，都发了一笔小财。悉尼的唐人街万人空巷，骑着高头大马的澳洲警察开道，紧接着一张张来自紫禁城下、中南海边的笑脸，最小的只有7、8岁。这样浩大的街头游行，在国内已经很罕见了。我站在街头，看在眼里，有一种荒诞感。我以为来到了离共产党最远的天涯海角，没想到共产党的锣鼓敲得这么响，响得这么远。

以前有国内的朋友人表扬，说我的文章像是海外华人写的。我说，对，我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做一个好像没有被共产党统治的人。用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去表达我对现实中的那个统治者的藐视。但这两年我出去和海外社会接触后，才发现中国的国界并不是共产党的边界，海关关得住异议人士，关不住共产党。世界的铁幕并没有专门为中国落下，谬种已经到处流传。大部分海外华人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们。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文媒体除了法轮功以外，几乎全部沦陷在领使馆的势力范围下。领使馆以贷款扶持亲共的媒体，以中国银行、中国民航等大客户的广告为利诱，以回国的签证为威胁，一点一点的夺走了唐人街的言论自由。很多华人，即便是拿了澳大利亚护照的，他们的肉体被澳大利亚政府管理，他们的灵魂却仍然被中国共产党统治。他们到领事馆去办签证，比一个大陆人到公安局去办护照，还要毕恭毕敬，还要奴颜媚骨。

大部分海外华人处心积虑的和法轮功、和民运人士，和一切共产党不喜欢的人保持着距离。在悉尼的一次作家沙龙上，主持人特别叮嘱我们“只谈文学，莫谈政治”。当我讲话中说到当代作家面对专制的怯懦时，主人脸色大变，起身退去。在墨尔本的演讲会，几位作家告诉我们，一些当地朋友一听说演讲者或演讲的题目，就不敢来了。弃暗投明的前共产党外交官陈用林，曾公布了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渗透情况。我在澳大利亚这半个月的访问，真切的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势力，甚至比成都的共产党还要嚣张。一个当地朋友在演讲会上和我们合影，他看到有其他人举起照相机，立刻神色大变，从我们身边溜开。

在悉尼、在墨尔本，以及以前我去欧洲，都有无数好心的朋友告诫说，“这里情况复杂，特务遍地，一定要警惕”。在几次演讲中，我特别介绍了国内的民间维权运动，讲到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敢讲真话，敢尝试像一个公民那样去活着。我不无悲哀的想，也许这是一个不美丽的误会，我们大陆人渴望做精神上的海外华人。而你们中的很多人生在民主国家，却在继续做一个精神上的大陆人。我迄今不愿在一个专制社会生养子女，而你们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去捍卫自由。我为无数海外朋友对国内维权运动的声援和支持而感动。但是唐人街也需要维权运动，唐人街也需要自己的高智晟律师，你们有吗。让共产党滚出唐人街，你们敢吗？如果海外华人都争取不到自己的新闻自由和精神的自由，我们这些活在大陆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维权运动出现了，我也会在国内绝食声援你们。

不过做精神上的大陆人的，又何止华人。今天，共产党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标准去赚钱。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容易从老百姓手中攫取财产的政府，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土财主，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收买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绑架每一个把根留在大陆的海外华人，甚至挟持了全世界大多数汉学家的学术立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如果有比共产党更坏的，没有共产党有钱。如果有比共产党还有钱的，没有共产党这么坏。

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华人社会。在堪培拉，我们一行拜会了6位澳大利亚的议员，对澳大利亚出售铀矿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批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的正中间，有一个流水平台，象征着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一位众议员在这里向我们引见了工党影子内阁的外长、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凯文.拉德先生。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凯文的，“这是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国会里唯一一个把腰杆挺直了的议员”。

面对财大气粗的共产党，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西方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海外华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大陆人更难。谁是精神上的海外华人？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似乎已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把全世界从共产党的精神绑架中搭救出来，只能从克服自己的恐惧开始。

两会期间，有台湾记者问伪外交部长李肇星：“如果有机会和陈水扁
直接对话，您会想跟他说什么？”李肇星立马沉下脸呵斥到：“我为
什么跟他直接对话，他是什么人，他算谁？”说完掉头往外走……。
老枭看到这里，不禁勃然大怒，恨不能一个大耳括子扇过去！陈水扁
好歹是台湾的民选领导人，李肇星侮辱陈水扁，等于侮辱台湾人民！
这也罢了，让我愤怒的是，李肇星之流，连给老枭洗脚都不配的贱胚
王八贼骨头，有什么资格耍威风摆臭架子？与陈水扁君直接对话，你
配吗？陈水扁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你代表得了谁？

中共骂陈水扁，李肇星侮辱陈水扁，臭不要脸，我偏要《为阿扁喝
彩》──这是去年的旧作，特把链接放在这里供大家欣赏，与李肇星
之流唱唱反调，为自己也为广大民众出口恶气！

元霄夜，广西中企联总经理陈冰律师来访，谈及台湾问题。我们都赞
同民主统一，一国“良”制。陈冰兄郑重建议我公开致函阿扁，恳望
其为两岸人民福祉计，放弃或淡化、柔化台独立场，在向中共喊话时
预设大陆民主化为两岸和谈与统一之必要条件。遂成《给台湾政府一
个建议》一文。刚寄给《民主论坛》，便欣喜地获悉：台湾总统陈水
扁向美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他不会
反对，不过，如果这会发生，一定是中国先调整政治制度，也就是两
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及言论自由，而且届
时中国人民的平均所得也要达到台湾的水准。对于北京提出“一国两
制”的模式统一，阿扁针锋相对地指出，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
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阿扁被中共冠以“台独分裂分子”的头衔，在多数大陆受愚弄的小老
百姓心目中，俨然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但这次阿扁对《新闻周刊》
表态，充分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和风范，体现了一个民选领导
人以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最高行动准则的民主政治原则。阿扁这一
招，飞花摘叶，举重若轻，不论道义还是功利的角度都占尽上风，并
把一个烫手大芋头扔给了中共。如何回应，是装聋作哑、老调重弹，
还是顺应潮流、顺应民心、厉行政改、还权于民，这对中共当局的政
治智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让我们拭目以待。至于“届时中国人民的
平均所得也要达到台湾的水准”的预设，我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从专制
的铁索中解放出来，创造创新的欲望能力得到充分释放和巨大鼓励，
一旦爆发出来，必定十分惊人，同时空前巨大的特权腐败和浪费得到
有效的制止，不用多久大陆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上必可迎头赶上台
湾。
我早就严正指出，党独比台独更坏，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危害更
大、更深、更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独乃台独的一大根源。几十年
来，我党对台湾不分青红皂白地使尽损招、文攻武吓、百般刁难、千
方打压，肆意伤害台湾2,300多万人民的感情，一个劲把台湾人民向
台独的方向、敌对的方向猛推，使台湾愈来愈离心离德，与大陆渐行
渐远，无异于充当台独的反面教员，从反方向增强了台独的势力和决
心，帮了台独的大忙。台独份子做不到的事，我党反而都做到了。我
不赞同台独，但不得不承认，站在民众立场上诉诸于民心、民意的台
独，比中共诉诸武力的武统野蛮叫嚣，文明得太多、“得道”得太多
了。
有网友说：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其实在这个底
线之下还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对不改变制度，准确地说是绝对
不向民主方向改变制度，改成帝制倒是可以考虑。还有网友调侃：如
果阿扁坚持这种理念，接下来就该我们的代表向人民宣传统一的害处
了。这也并非绝对没有可能呢。为了维护特权统治，中共真是什么人
间奇迹、丑迹、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数十年来，其朝令夕改、朝
三暮四、出尔反尔、自我掌嘴的糗事干得还少吗。只不过人民上其恶
当、受其大骗太多太多，万一宣传上再来这么一次“急转弯”，大有
可能提前落个车毁人亡的下场！
民主统一乃两岸双赢之最佳选择。只要阿扁能加大促进大陆民主化的
力度，为两岸和平和统一作出相应贡献，那他就不仅是台湾人民的总
统，而将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阿扁这次表态振衣千仞，手挥五弦，令
老枭与同道及网友们既感且佩，且看中共当道诸公敢不敢还手、如何
还手了。如果中共坚持一党独大，顽固拒绝政改，两岸民众将会更加
清楚地看出谁是真正阻碍统一、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

一家七口，两个大人，五个小孩，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但这个特别的家庭却是离开谁也不行。虽然这两个大人，根本就不知道其中三个捡来的孩子姓什么，家在哪里。

这一家七口，根本没有一丝违反计划生育的嫌疑，最初他们也不是因为所谓计划生育而成为盲流的。甚至更为残酷的现实是，这两个大人，也就是孙国民和苏桂芬夫妇，最初因为遭遇生不出孩子和不孕的尴尬，才使他们在村子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成为村里“不会制造人”的后进典型，受尽了奚落和嘲讽，甚至失去了当男人、女人的尊严——连计划生育干部都不屑于光顾他家。

无奈之下，他们逃离安徽淮河边一个叫孙佃铺的自然村，历尽千辛万苦和受到种种欺骗后，终于在捡了第一个弃婴后，加入了全国盲流的队伍，乘坐免费的拉煤火车，途经湖南、广东、湖北、上海、辽宁、北京等省市的城市角落，陆续收养了几个流浪儿和弃婴，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一路上，劫难重重，差一点活不成，但惟有“今天要活下来”的信念，正如《圣经》马太福音一节所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不要以为中国人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中国一部分生活质量差的人想象成没有尊严的人；不要以为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一部分中学没毕业或小学没毕业的人都想象成他们是影响中国形象的包袱。在这部我一口气读完的小说《盲流》里，我分明看到中国农民拼命保持活着的尊严，比任何城里人都强烈，甚至比任何所谓生活质量高的人都强烈，因为书中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对妻子说：“太阳从不耽误出来，天下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

说实话，承认中国的现实，似乎要比美化中国的现实更艰难。也就是说，当我们天天感受歌功颂德的电视画面和报纸声音时，不知不觉神经都麻木到了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切的地步。我不知道中国平均每天有多少个弃婴，有多少个人无家可归并流落街头，有多少人在失去尊严的同时又对自己失去信心，以及又有多少人走上了“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的自杀的绝路。

是的，中国人何尝不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的，但事实上中国的现实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沉重压力，有时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恰恰是不去做或不愿意做。据最新《参考消息》援引国际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当局立法同意为街头流浪汉登记“公园”为居住地，因为当地政府依法为这些人发放福利金要求他们必须提供合法的居住地。这就等于说，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合法居住在公园，然后才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可我们中国的盲流呢？中国的公园明令不允许流浪汉安营扎寨长期居住，比如小说《盲流》所形象地描述的孙国民一家，从来都是在盲流路上居无定所，不是被抓、被遣送，就是被偷、被抢、被打。假如政府开恩允许他们一家？？其中五个人没有户口，都是黑户口，能够以实际居住的“公园”登记为居住地，并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话，国家财政可以保障穷人的孩子免费就地读书，那么，孙国民不就可以摘到“盲流”的帽子了吗？孙国民夫妇实际上替社会收养的几个弃婴和流浪儿，不就可以摘掉“黑户”帽子了吗？孙国民夫妇本身，不就可以不再像当孙子一样享受“二等国民”的待遇了吗？

看了这部小说，真的不感到小说是假的，反而愈加觉得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站台等人，这个地方可是距离天安门只是两站路远，等火车一停靠，马上涌出一大帮孩子，都像煤灰里钻出来的孩子，他们所要的无非是列车上扔下来的可乐罐、饮料塑料瓶和其它一些值钱的垃圾、废品。这些孩子本都是读小学二三年级的年龄，可他们却没有资格坐在教室里接受由国家依法提供的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当时，我就问其中一个孩子几岁了，他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白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耳聋，还是哑巴，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说话，整个过程我只见他在争抢垃圾，或等待下一班列车，前后总没有发现他说一句话。

我想，假如这样的流浪孩子，能够遇到像“当孙子一样做人”的孙国民这样的实在人收养他，没准他也能有自己的户口，有自己的一个真实姓名，有一个真正的亲爸爸，甚至有自己的一身新衣服，然后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去上学……“无论你有多苦，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活着的力量”，因为孙国民虽然像“当孙人一样乞讨”，像“孙子一样丢人”，但他所做的正是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所做的最原始的基础工作，甚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NGO）是像孙国民这样的盲流才能做成功的”，至少孙国民他可以用十年乞讨换来的十三万块钱给他所收养的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买五个正式户口，然后可以种地、养鸡、养鸭、过有尊严的好日子，不再盲流。

十年艰辛，流离失所，无所谓值得不值得，因为人活着就会发现“太阳从不耽误出来，天下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在《圣经》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这更可信的句子，《马太福音》有一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是的，我们通过这句伟大而朴实的真理可知，拥有活着的力量就是拥有信仰、信念，乃至信实。《阿甘正传》里还有一句话说，“朋友：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仰望星星，看见整个天空就那么铺在那儿，可别以为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

确实如此，活着就不能绝望，就要继续有梦想。看完这部《盲流》（作者刘书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发现这正是一部在纸上表演的安徽人版“活电影”。事情起点在安徽，发生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角落，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距离，“一切都是你意料不到的，同时一切又在情理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语），我作为生在淮河北岸的安徽人，面对这部小说所折射的现实，同样是无奈，但在无奈之余，我祝福那片苦涩热土上生活的“像当孙子一样做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孙国民及其子孙们，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尊严，时刻保持活着的力量，保持最基本的梦想，直到享有真正的幸福生活。

  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日前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将北京的发达与周边地区的贫困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蓝皮书指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北京的“空吸现象”还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人均GDP排行全国第二的首都，被一个270多万人的贫困带所包围，这实属世界罕见。

　　媒体用一句“大树底下不长草”来形容这一现象。但通常情况下，大树底下是长草的，而且长得蛮好。因为，大城市经常会有一种辐射效应，会通过资本、人力，尤其是知识的扩散，引领其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给周边民众带来机会。

　　但是很奇怪，在中国，大树底下却往往就是不长草。像“环京津贫困带”这样的现象，可见之于不少大中城市周围。

　　这种现象，乃是体制使然。陈志武教授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他的结论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支配，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作为全国权力中心，北京当然永远不可能缺乏投资及其他经济资源，因而，北京经济可以迅速发展。

　　大城市周边地区要从大城市受益，就需要通过提供大城市所需要的资源或服务，融入大城市的分工体系中。事实上，北京周边地区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第一个方面，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北部地区。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很显然，北京并没有给予这些地区以合理的补偿。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权力，而不是市场交易的公平机制。周边地区也希望得到合理补偿，但北京是凭借着首都的政治地位上谈判桌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倒向了一边。河北北部地区的资源不可能卖出好价钱，那些地方政府及民众每年蒙受数以十亿元计的税收和收入损失。而作为首都的北京觉得，京外人为北京牺牲，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北京、或许还有所有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具有辐射性——也许广东、浙江两地例外。根源仍然在权力分配资源的模式。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78到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明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正好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这三大城市又正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奥秘在于，权力吸引或者驱使投资集中于三大城市。

　　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说，市场是一个自发扩展的秩序。而这三大城市由权力造就的经济，则丧失了城市作为一个由高度密集的分工网络组成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市场所应具有的根本特征：自我扩展性。大城市不过是一个个经济孤岛，它不具有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相反，权力给大城市制造了庞大的租金，政府通过权力将城市的所有资源价格人为压低，只要进入城市，就能分享租金，周边最聪明的人力等资源于是流入大城市。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其实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分析说，在法国，巴黎吞噬了外省。巴黎从外省抽走了具有才能的一切人，巴黎也成为法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艺术中心、时尚中心等等。托克维尔解释说，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源是，资源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分配的体制。

民意在当前的表达被一种新的形式所占据。因言论管道的梗阻和娱乐大门的洞开，表达的阵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偏离与转移。无论是迫于时势还是巧妙地利用时势，娱乐在后谎言时代疏于全面管制的文化竞争中已明显地获得了优势，它已不满足于一般轻松愉悦的提供，正扩张性地向其它领域进发。娱乐中非娱乐因素的迅速增长，或反过来说，把非娱乐的现实议题以及几乎一切庄重之物通通纳入娱乐的范畴，使之游戏化，乃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娱乐已经取代民意表达的传统模式，以至民意只有通过娱乐才能得以真实表达的基本背景。将一切娱乐化游戏化，一个文化上的无政府状态开始出现了吗？可以限制言论表达，却难以限制娱乐表达，言论表达借娱乐之名充分享受着表达的快意……我们娱乐并表达着，我们是娱乐主体！我们并不谋求染指你们垄断的神圣事物，但我们可以先把你们垄断的事物翻转为游戏，然后再作讽刺性表达；我们不想直接了当地谈论现实，但我们可以先在现实之前树立一面哈哈镜，然后再对着镜中形象放声大笑。因为是娱乐，我们无须专业知识只需要一知半解；因为是游戏，我们可以讽喻性地模仿公民投票的形式程序；我们随意入场，随意搅局，随意鼓掌或喝倒彩……我们不再只配拥有被迫的沉默权，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加给我们！对现实真实状况的发言热忱无奈地转移到了对娱乐及其虚拟物的七嘴八舌，这真是一种糟糕的参与……但是，难道这不是唯一的选择吗？娱乐的开放性为什么不可以培养和训练我们的表达能力，说不定它是一种先兆，而且，我们热衷于参与娱乐，在娱乐中暢所欲言，虽然它不过是虚拟物，然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真实状况，很耐人寻味，不是吗？

但是别太乐观了先生们！哈哈镜中的滑稽形象并不就是现实里的真实形象，笑和讽刺所戳破的应该是现实之荒谬而非只欣喜于在一面镜子上打叉叉……娱乐只不过是娱乐，娱乐无法构成批判的武器，它伤及不了现实的皮毛。娱乐赠予你们的仅仅是虚幻的精神胜利，而娱乐带来的快意也不过为了让你们更心安理得地接受荒谬的现实，这样可能会好过些，哪怕它是一种让你们产生幻觉的鸦片……

娱乐并不能真正解构现实真实状况中的权力符号系统更不要说解构现实程序和结构了。娱乐因为它天生的非严肃性，甚至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现实不满及愿望……娱乐表达的只是一种“含混的民意”，它的不满总是漫画式的，它的良好愿望也总是虚幻无力的。娱乐只在娱乐中得到满足，娱乐是一把保护伞，它之所以享有相当的自由空间，那完全因为娱乐是对现实的逃避而不是介入。你们只要宣布“我是娱乐”，你们就能免遭责罚；你们只要用“我是娱乐”为自己开脱，你们就自甘停留于“仅仅娱乐而已”的低卑身份，这当然无伤大雅，也无关大局……只是你们满足于这种精神胜利式的娱乐，你们就不可能获得民意表达的正当途径及有效方式。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在当今时代的间隙里留给我们的正当空间就是娱乐啊，你不觉得只有娱乐才具有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吗？你要尊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不能辩论，于是只好挑逗；我们无法鞠躬，于是只好盼望他们出丑；我们得不到真实消息，于是只好传播流言；我们就是要剥掉高贵的伪装，就是要用恶俗替代优雅！你不觉得我们只能绕开真相采取戏拟的方式去捏造历史吗，你如果认为我们是借古喻今我们就三缄其口；你不觉得我们是在以笑声揭穿谎言吗，你如果认为我们别有用心那是你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笑，必须说，必须佯装狂欢，必须改头换面！因为我们在娱乐，娱乐并非是世界之外的桃花源，它是残酷现实的投影、替身和指代……是啊，我们赞成“寓教于乐”的说法，但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说法，“愚教于乐”！这个玩笑开得很严肃，愚弄民众和教育民众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一切都变了，至少在娱乐领域是如此——民众开始“教育”教育者，当然也意味着民众开始在“愚弄”愚弄者……事情的翻转好像很突然，某一天晚上……其实不！娱乐偶像单方面受到拥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娱乐偶像也面临大规模的攻击，这种游戏很像政客和选民的戏剧性关系……不能不把这场变革归功于互联网，它导致了民众普遍的参与、发言、投票、反对、嘲笑、评论……对啊，虽然我们还不是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我们却已经是评论家了！哪怕只是骂了几句粗话！这同样是娱乐的一部分……娱乐边界不断拓展，娱乐内涵不断扩容，推动它的是互联网，但掌握互联网并经由它发言的，难道不正是民意，一种现时代的特殊民意所选择的特殊形式吗？

说得好亲爱的先生！可惜呀，娱乐化的民意无非是被限制在“特区”中的虚幻民意，它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现实”：和不可触动的真实世界相安无事，也无意将娱乐化的民意向公民民意进行现代转变。在娱乐化的民意中，由于分散的个体多半以匿名身份登场，缺乏党派立场和团队认同感，虽然声势浩大，却仍如一盘散沙，传达不出共同的愿望、诉求与不满。先生们，你们要知道所谓群体的判断往往是任性的、盲目的和随大流的啊！他们的好恶不稳定，由于看不到真相，就更容易因备受蒙蔽而轻信，或同样因备受愚弄而简单地不相信！现在，他们身陷在娱乐之中，娱乐本身的虚幻性怂恿着他们的任性、盲目与轻率……反正是娱乐，娱乐无关生死，无关利害得失；反正不过是投票选择一个娱乐偶像，娱乐偶像无关我们的前途与权益，投谁都成！如果群体习惯于并陶醉于在娱乐中表达各自的是非好恶，你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民意有所作为？这样的民意不仅“含混”，也极不负责任；它或此或彼、善变、情绪化、无需理性……理性？用在娱乐中可是找错了地方！现实、真实、真相，这些概念根本不可能被娱乐所触及；而理性，离开这些概念也根本无用武之地。戏说就是戏说，流言就是流言，听惯了戏说和流言的群体永远不会对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感兴趣，而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也永远会任由少数人去篡改并遮饰！娱乐怎么可能暗藏严肃主题？现在盛行的娱乐性做法常常是，以一种杂糅搅和的方式去任意处理某些严肃主题，使之脱魅，变得滑稽……哪怕这主题对娱乐行家而言非常陌生和模糊，但一件娱乐作品由此诞生了，它在“特区”中演出，被谈论，褒扬或批评，民众的正义感、良心或有限知识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可是那个“主题”的“原型”却不在场！就因为在场的只是“戏说”！此时此刻，“原型”，以及“原型的遗产”仍在现实中生效，它没有被触动……先生们，你们真的不知道，能够触动它的应当是另外的手段和方式？在小说和戏剧都不能触动现实的今天，怎能设想娱乐有触动现实的功能？娱乐围着“一件虚拟作品”跳舞取乐，说三道四，“作品的原型”却缺席了，它根本不理会这里的“特区民意”！先生们，娱乐不能代替我们理性地去理解现实和真实，它把“原型”的本质轻轻放过，抓住“原型”的表面荒谬与滑稽，用民众可以感知的浅显方式，制造出一种仅供“浅思想”评断的“影射作品”——分裂于是就这样产生了：将现实和娱乐“同质化”的结果，就是放任现实，使现实进一步“异质化”。

没错，娱乐的特征被你说中了，我们需要的正是“浅思想”！你说的那个现实有多少重量，说不定，将现实和“浅思想”放在天平的两端，它们的份量不相上下……让深刻思想见鬼去，深刻而伟大的思想曾让我们饱受其苦；因为深刻，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思想界混进了许多骗子和伪君子……现在我们对它不再敬重与惮畏！它伤害过我们，你去和它辩论吧！我们毫无兴趣！不错，一点点“浅思想”对娱乐而言已经足够，它的秘诀就是笑声……这是一种多么意味深长的笑啊：鄙视、贬损、不屑、挖苦，把那些深刻而沉重的事物与概念涂上花脸，甚至不惜弄脏！世界就是被深刻而肃穆的思想弄坏的，它们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用鲜血和尸体作为它们建功立业的奠基石……而我们只需要娱乐和欢笑！娱乐取代思想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民众不善于思想，根本不应该用思想去蛊惑他们，思想会把他们吓着……深刻思想如同数学，那理应属于少数天才；民众只需要简单的算术就足以对付生活。娱乐化的民意才是真实的民意，所谓公民民意却是被政党和政客操纵的产物！娱乐的意义绝不在于民众通过娱乐表达对现实和真实生活的看法，娱乐本身就是民众的现实之需和生活之需。你没看到民众在战场硝烟中唱歌，在废墟瓦砾上跳舞，在被强权愚弄时仍不忘记开玩笑？这就是民意，娱乐不单单是曲折传达民意的工具！现实和娱乐的分裂不是由民众造成的，民众的胜利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那种执着的娱乐精神足以使悲天悯人的思想者汗颜！思想者有思想者的标新立异，民众有民众的标新立异；思想的代价是撕裂社会鼓励宗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娱乐的境界则是社会大同清除分歧，超越是非不分敌友……娱乐不杀人，娱乐的攻击性是温和的，诙谐的，形象的和戏仿的……民意有许多种，表达的方式有许多种，因为人性之需有许多种。你所谓的公民民意，请在另外的表达空间中去表达去争取，我们这里不过是娱乐化的民意，或作为民意的娱乐……当然，在娱乐内部同样有真伪有纷争有丑闻有黑幕，它同样会产生畸变、恶意、辱骂、诉讼……那又如何？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娱乐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敌意绝非是致命的，它绝非源于政见不同！娱乐无政见……我再重复一遍：娱乐只是娱乐！

　　算了吧天真的先生们！民意已经被娱乐化滥用，强劲有力的民意在哪儿？娱乐煽起的热情和狂欢已经使民意发生了扭曲，民众被层出不穷的娱乐新事物所玩弄。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娱乐界到底出现了些什么“新事物”：浅薄的游戏家、拼凑术、低劣的模仿、乱来、朝秦暮楚，那种种次品与赝品喂饱的是些什么人的肠胃啊！你们因视野狭窄和才能有限而把自己刚盗用的“新经验”当作前所未有，因民众的无知和盲目而玩弄他们……是啊，民众拒绝深刻思想，他们只需要“浅思想”，这正是你们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但民众并不象你们所认定的全都那么弱智与低能！你们现在不是遭到“思想家”的攻击，而是遭到一部分民众的攻击，而你们还自以为代表了民众的娱乐精神！这才是一个笑话，你们的娱乐产品真令人发笑……对娱乐我们并不抱乐观的幻想，也许视角不同，无论如何，问题不在于娱乐的定义，而是在现阶段，你们拿出了些什么“娱乐节目”？你们的目的何在？至少，我们对你们的娱乐节目早已腻烦和厌倦，如果还没有达到憎恶的程度……那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娱乐，如果还没有达到让人麻木愚昧的程度，但也快了！我们根本不想用所谓的思想贬低娱乐，我们要贬低的只是现阶段你们提供的娱乐，而我们的标准来自娱乐本身……娱乐同样需要天才，喜剧天才，笑的智慧，真正的欢娱和感性大解放！可是没有，我们见到的只是搁浅在沙滩上的废弃物，可怜的浮渣和泡沫！别再沾沾自喜地说什么“对，我们就是浮渣风格，我们就是泡沫娱乐！”你们这样说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个毫无创新生机的文化浅滩上！有人不无悲观地声称，如今是“劣者生存”……难道也包括娱乐？思想失势了，它隐没在暗角中，大声喧哗的是泡沫与浮渣，无所谓……思想被挫败正表明思想的价值，思想并不是被思想挫败的，而娱乐是强权的帮手……弹冠相庆的不正是娱乐吗？那些在一旁看热闹的庸众啊，你们真的认为这是你们自己的盛大节日吗？数量庞大的旁观者在笑，在鼓掌，这就是所谓的民意？我们眼看它走在歧途之上，它的参与方式不过就是“围观”，还剩什么？先生们请告诉我——假偶像、反英雄、拾牙慧者、戏子和妄人！一个轻薄过客粉墨登场的时代，一个谁都能够借娱乐之名大红大紫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多久了？它将止步于何时？看来，“娱乐至上”已经不可挽回地成为当前主要的价值观念，它真的上升为一种主要的民意，我们不禁感到脊背发凉……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会如何暗笑！娱乐至上的时代必定是某个自满于低俗的庸众共同体不想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而这个共同体迟早将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笑话写入史册。

　　　每次读梁实秋，都要想到冰心的打趣：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手上这本《槐园梦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是梁实秋散文的最新版本。新，是因为收录了梁实秋晚年佚文14篇，曰“佚文一扎”，在大陆尚属首发。正好读到其中的《关于梅花》。梁实秋说：“我对梅花的冷峻怀有非常的向往。人之不可随波逐流，似乎也仿佛梅花之孤芳自赏。”

　　 无独有偶，与冰心同时代的女诗人方令孺，也对梁实秋的人与文赞赏有加，“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是的，鸡冠花虽好，哪有梨花好。

      北岛称，艾基与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一起，组成了20世纪俄国诗歌的金链

      俄罗斯当代大诗人根纳季·艾基（Gennady Aygi），因长年癌患不治，2月21日病逝于莫斯科一家医院，终年71岁。

　　俄通社－塔斯社的报道称，艾基已于2月24日下葬于家乡夏穆尔金诺村，此地位于莫斯科以东650公里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他生前长期被视作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其作品译本跨越20余种语言。中国诗人北岛更将他归入20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之列。

　　在北岛去年出版的诗论集《时间的玫瑰》中，有一章专论艾基。“关于俄国诗歌的金链，我提到了三个名字：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基。”北岛写道。

　　艾基最初以家乡的楚瓦什语（属与俄语迥异的突厥语系）创作，后听从朋友——大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劝告，从1960年开始，方全面改用俄语。

　　1934年8月21日，艾基生于俄联邦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本姓李辛（Lisin），后改艾基，意为“那一个”。其父乃当地的乡村教师，曾将普希金的作品译成楚瓦什语。艾基的未来，似乎自那时起便已注定。1949年，他开始在当地的楚瓦什语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快成为公认的先锋作家一员。

　　1953年至1958年，艾基求学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住在城郊作家云集的佩列捷尔金诺，与帕斯捷尔纳克为邻。

晚年艾基

　　1958年，艾基出版了个人首部诗集。但此时，与获诺贝尔奖后正遭批判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让他惹祸上身。高尔基文学院于同年将他开除（北岛文章记为1959年），理由是“创作了怀有敌意的诗集，破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

　　对此，北岛的见解是，这与官方话语在文学写作中建立的“严格的纪律”有关，“在这样一种铁的语言纪律中，词语没有呼吸，没有生命，词语的意义被刻意地扭曲……”比如，祖国即母亲，红色即革命，“一旦词与物、词与词的关系这一基本因素被确定，那么整个语言系统也随之变得僵化。”北岛在《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一文中写道：“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

　　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艾基也绝不属“反动诗人”或“异议分子”，只是他作品中的文学新意或许令人不安；他的诗作也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只是渗透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可到了今天，他仍然是俄罗斯诗坛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作品的英译者彼得·弗朗斯（PerterFrance）为《卫报》撰写了艾基的讣闻，他写道，艾基的自由诗体（“自由”一词，显然绝无政治含义），对俄语诗歌传统而言，未免太过另类。他的世界主义的视野、非俄诗风与朦胧意象，均在本国遭受不少指责。其作品“总是处于睡与行的交界，是一种通向欲言之物的充满模糊与静默的媒介”（《卫报》，2月25日）。这些短诗虽然安闲而简洁，没有同代诗人那么多纷繁的词语，但对其听众，仍然自有一种咒语般的强大魔力。

　　他将自己的一部诗集献给柏拉图，并题记如下：“黑夜是笃信光明的最好时间，”与已逝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相比，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弗朗斯选其诗作《向歌唱致敬》（Saluteto Singing）中的一节，借以说明他那种极具穿透力的纯净：

　　如同我们父辈的苎麻地，森林树冠齐平，上空游走着我的歌声，仿佛森林在歌唱。

　　对艾基作品的风格，在前文提到的书中，北岛有准确的认识与精致的分析，甚至逐词逐句，足可学习与参阅。

　　在艾基完全改以俄语创作后，他的诗作在苏联国内已少有出版，而在楚瓦什家乡和国外，他倒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艾基长于短章，有时短至整首诗只有一个词。家乡牧歌般的景色，如薄雾笼罩的田野，森林，以及农家的炊烟，总是出现在他的诗中。无法出版个人作品时，他转向翻译，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将大量诗作译为楚瓦什语，又编选楚瓦什民间诗集，介绍给世界。

　　1961年到1967年，他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上班。期间，对俄法现代主义诗歌大有研究，尤其是波德莱尔。此外，尼采、基尔凯郭尔、卡夫卡和诺尔维德（19世纪波兰诗人）等人的作品，也让他受益匪浅。

　　1972年，他编选的法语版楚瓦什诗集，获法兰西学院奖。更危险的是，他在国外的俄侨刊物《大陆》（Kontinent）发表了作品，这令他在国内再度遭到批判。

　　此后他成为无业游民，住在莫斯科远郊一处冷僻的小屋，仅以翻译勉强糊口。

　　直到1987年之后，艾基的诗集才陆续公开面世。他立刻成为明星式的诗人，各类荣誉接踵而来，不仅受封为楚瓦什“人民诗人”，得到法国荣誉军官骑士勋章，亦可自由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

　　艾基一生四婚，育五子一女，其中二子阿列克谢，已成著名作曲家，女儿维罗妮卡，曾使他得到灵感，写出不少佳作，集于诗集《维罗妮卡之书》（Veronica’s Book）。1989年，他娶德国女学者加琳娜·库波尔斯卡娅为妻，从此安度晚年，直至他生命终点。

　　今年2月，俄罗斯《新时代》杂志刊出了对艾基的长篇专访——该刊网站(www.newtimes.ru)尚可见专访全文。艾基谈到了先锋诗人，谈到现代主义和未来派，布尔加科夫，他与同代诗人和画家的关系，以及后“9·11”时代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但对当前的俄语诗坛，他大失所望，表示自己对近年来的后现代诗歌没有兴趣，还哀叹如今诗人们正在抛弃写作的道德目标，“我还记得那个愤世嫉俗的笑话：诗人与别的狗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他是条会说话的狗。”他说。

　　在这篇专访中，艾基说：“诗歌就像雪，总是与我们相伴。下雪，融化，可它还是在这儿。其过程是另一件事，就此而言，它既非‘今天’，亦非‘明天’或‘昨天’。诗歌与死亡的主题紧密相联。它关注的词语紧邻着生活、死亡、上帝，或是那种创造了万物的不可言说的力量。因此，诗的语言就是一条线，把我们与死亡和上帝连在一起，这种连结、力量和丝线，将我们引向创造了世界的造物主，也将我们置于，嗯，一种困境。”

　　1992年，在鹿特丹接受诗人张枣的采访，被问到写作在今天这个破碎的时代是否还有可能性时，艾基说：“我想起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并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幸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一棵树受难我们也受难。总之，人得过他的生活，并给予他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生活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短促和片面，生活是地久天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写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必需。” （转引自北岛文章）

　　雪

　　作者：根纳季·艾基，北岛译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 BR>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1959年-1960年

　　转引自《时间的玫瑰》，北岛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

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去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于时贤的臧否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点也不避讳地说出他们在学问上甚至为人上的缺陷。例如，胡适对人的成见和社会科学训练不足，董作宾的考据随意，杜维明曲解儒家经典，甚至连英文写作也“备极油滑”。对于张光直，作者甚至到了痛加贬斥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学问也表现出极大的自信。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卷一卷地挖掘中国家族和地方志史料，“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书真配藏之名山！’”这样的气势实在是有一种帝王气象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清醒的学者又能够看到任何特定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再伟大的学人或思想家也只是知识增长和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即便是数百年，也意味着不可能永远不被超越。因此，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谦逊的心态既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也是学人职业伦理的规范。而从学问的类型和内在特质而言，历史学家应当是最谦逊的。因为历史写作所要处理的都是过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学家本人完全没有经历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来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时过境迁，去今往往已经上百上千年，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博学严谨如兰克，也不敢宣称他所撰者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只能将尽可能复原历史事实悬为目标而已。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是人所创造的，而今天那些已经尸骨成灰、变为蜡像或铜像的那些盖世英雄或帝王将相当年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心理究竟如何，当时的人——甚至他们本人——都未必说得清楚，更不必说隔着时间的长河的历史学家们。史家陈寅恪先生说治史者要有一些想象力，能够在史料的空白处发挥想象，丰富历史的内涵。这当然是必需的，不过当治史者用自己复杂的心理揣度另一个早已作古的同样复杂的人的心灵，可谓“梦中说梦两重虚”，其间的得失真的是只有付诸“寸心”了。

再说历史观问题。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历史学家由于信奉的理论不同，笔下呈现出的历史面貌甚至细节刻画都会不同。兰克学派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反对任何价值上的先入之见，反对主观的发挥和倡导。汤因比则是大处着眼，把文明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单元，看整棵树，而不屑于观察每一片树叶。法国新史学即布罗代尔一派则力倡社会科学各学科之整合，注重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史实，又把视野扩大到一个宏大的层面，提出极具创意的多元化时间观。马克思虽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也有着开山立派的理论意义。凡此种种，不同哲学指导下的史学家仿佛各自手执点铁成金的魔杖，魔杖所至，世界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人类却终究不能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惟一正确的解释，或者说，没有哪一派历史哲学会变成一种信仰，万物皆备于我，其他各家都是谬误邪说。果真有那样的真理性的信仰体系，那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了。

不独此也，即便是把一派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一个问题也难以回避，就是如何解读这种学说。遥想当年，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号称宗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相互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斯大林有斯大林的理解，铁托有铁托的理解，毛泽东有毛泽东的理解，金日成有金日成的理解，而且动辄指责别人是假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口诛笔伐，论战不断。谁是正宗嫡系？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摆脱的解释学难题：理论不是一种意义固定的文本，其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打着同样名号的主张却完全可能有绝然不同的内容。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也看得到这种名号不变情况下内容上的暗度陈仓。五十年代，我们的史学家们把马克思对于欧洲历史模式的解读套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仅仅要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要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钥匙，全然无视中国传统社会在结构上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史学家们又把历史分期套过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在那个时候分期，可是中国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么？前述何炳棣教授就已经用极其扎实的史料证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演进“三段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古代中国（参看氏著：“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十一世纪》1996年2及4月号）。用教条化学说指导的历史写作和历史解释最终是鲁莽灭裂，所写著作全无历史学的价值，现在已经是架上蒙尘、读者寥寥。随着八十年代学术界的逐渐省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不能搞独尊一派，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有富于活力的历史撰写。百家争鸣是什么，正是不同学派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上的宽容和谦逊。我们当然可以对于自家理论坚定地信奉，但是把这种信奉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前提下：所有的论说都是尝试性的，都是有可能存在错误的。与自己不同的主张也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对同行而不同道的学者表示最基本的尊重。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学者就是学者，学术之争不能往政治上裹缠，既不应给对手扣政治帽子，也不可把自己变成政治正确的化身。

但是，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史学家，他号称得到了真经，由于有了某一派理论作为指导，就可以“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斥别人“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把鸦片战争以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行进得更加坚实。”如此毫不谦逊，狂妄傲慢，哪里还有一丝历史学家的风纪？他口口声声说别人的研究“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可是，难道不正是这种宣称自己就是历史和真理化身的所谓历史学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误导青年么？

好在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那么容易误导，也不需要别人代替他们去思想了。这样的作者也只能借助权势而出来吓唬一下人罢了。

2006-3-1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令世界吃惊地迅速获胜，更展示出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略优势，以至一些欧洲的知识人疾呼，美国已成为“新帝国”，将主宰整个世界；同时有人预测，美利坚帝国将像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迅速衰落、崩溃。但如果深入考察美国，就会发现，如果说已形成“美利坚帝国”，它也和以往的帝国有本质不同，因为它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那里的人民，而是通过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西方文明的“思想帝国”，让世界更稳定，使人民更自由。这样的“帝国”，不会衰落。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在全球具有绝对压倒优势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都完全无法相比。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挑战美国的军力，而且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体现在下述事实上︰

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军力

第一，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高达四千亿美元（中国的全年产值才是一万多亿美元），不仅居全球之冠，而且比排在美国之后的15个国家（包括英、法、德、俄、中国、印度、日本等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北约经过两次扩大，现有26个成员，但除美国外的25个成员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

第二，伊拉克之战再次展示出，美国拥有准确导引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一千英哩以上，命中率达9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例如，当情报说萨达姆正在巴格达市区的一个楼里开会，美军从几百英里外发射的四枚战斧导弹，就准确地落到了那个只有50尺的地点。美国的长程导弹最多时达一万枚（中国有20枚），并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导弹力量，全球无可匹敌。

第三，美国有九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都没有。印度有一艘买来的二手旧货。俄国仅有一艘航母，但不仅吨位仅是美国航母的一半，而且由于设备落后，都无法离开停泊的港口。英法有几个小型航母，其吨位和数量都完全不能和美国的同日而语。而美国还正在建造第十艘尼米兹号级别的航空母舰。

第四，美国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不仅有隐型战机（其他国家没有），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相当纽约到上海一个来回）的轰炸机，无人驾驶侦测和导弹导引飞机，以及最先进的环球鹰隼号（Global Hawk）战机（飞行高度六万尺，任何地面炮火都无法企及，其他国家需十年才可能发展出这种战机），而且通过先进的卫星系统主导了军事太空。萨达姆有300架战机，但伊战中竟无一架敢起飞，因为升空就会被美国卫星导引的导弹击落。

第五，美国有九千辆最先进的MI阿伯罕姆斯型坦克，是迄今全球最强大的陆军装甲军团。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有军事基地或军事人员。无论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都根本无法像今天美国这样把军事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洲际。

第六，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力进入中亚和南亚；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带；美国在南韩和日本等亚太地区驻军十万；美国在欧洲仍保持强大的军队；美国本身地处美洲。这样等于除了大漠孤烟直的非洲不毛之地，在全球主要的洲际大陆，欧洲、亚洲、美洲，以及中亚、南亚、中东等，美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经济是日德英三国总和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之后的三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的总和。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约11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明年5月欧盟扩大到25个成员之后，全部产值将达9万亿美元，但仍比美国这一个国家少2万亿。

据“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汉密尔顿（Lee H. Hamilton）最近发表的论文“世界上的美国力量”，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占全球43％，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华盛顿的声音都举足轻重，因为主要资金来自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一直处于领导地位。

“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

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多的不是靠军事实力的“硬力量”，而是靠体现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软力量”（soft power），即美国不靠强迫，而靠自己价值观来吸引其他人接受美国的价值︰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种靠自由的榜样来征服别人的“力量”。

**主义在欧洲崩溃之后，全部的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美式选举制度。俄国的新宪法体现着这种借鉴美国宪政制度的趋势︰确立三权分立，保障新闻自由，推行私有化，保护个人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成为全球第一个全部国家（44国）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

在亚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都实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不仅有了新闻自由，而且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权力和平转移。无论中国人的历史是二千年还是五千年，从来都没有民主政治的资源，它完全来自西方，是美式文明的一部份。

在美洲，除了**古巴，其他全部34个国家都近水楼台仿效美国，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即使在非洲，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后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精神和知识的麦加”

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向往自由、求知者的“精神和知识麦加”，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史丹福、哥伦比亚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

南韩学生白天参加反美游行，晚上则挑灯准备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5月16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驻汉城大使馆的统计数字，过去四年，平均每年有七千韩国人移民美国，仅去年的“投资移民”就有1351人。中国的年轻人同样，“相见在美国”多年前就成为很多大学生的目标。美国大使馆前那长长的等待赴美签证的队伍，是中国人对美国真实看法的惊叹号！连美国的快餐在中国也成了热俏食品。有评论家说，中国人不是去吃麦当劳，而是去感受和美国文化的心理近距离。被视为美国象征的麦当劳，可口可乐，万宝路，已走进了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城市，都有麦当劳快餐建在所有的交通要地，都有可口可乐和万宝路的醒目广告。在反美情绪高涨的巴黎，有40多家麦当劳。近年我曾采访之地，在布拉格，在华沙，在马其顿，在安卡拉，在新德里，都吃到了美国的麦当劳，只不过土耳其和印度的汉堡包里夹的是羊肉。
< BR>“泰坦尼克号”驶向五大州

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辐射是英文书籍。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展出30万种图书，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在这个书展签订。而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上，最受欢迎的是美国的图书版权摊位。美国每年出版新书约六万种，仅在国内就卖出22亿册（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买八本书）。不要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畅销榜，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畅销榜上，很多都是美国书。而在中、港、台三地，长年为抢美国书的中文版权，而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更有辐射力的是好莱坞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赚了20亿美元。两年前到德国开会，在柏林的一家旅馆，电视上放映的四部电影中，三个是美国电影，只有一部是德国片。法国政府为了阻止好莱坞的电影大潮，像些专制当局那样限制美国影片进口，否则法国人白天到大街上游行反美，晚上就会去看美国大片（反自己的国产片）。几年前我在新德里看到美国电影《穿黑衣的人》（Men in Black）的大幅广告，印度朋友说，美国影片的票价比印度国产片贵很多，但在全球电影产量最高的印度，人们最喜欢的仍然是美国电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好莱坞的动画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而中国前领导人江主席，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而不是张艺谋歌颂君王的《英雄》；他热衷为访客弹奏演唱的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而不是《英雄》的“杀不杀，杀！”

而媒体和科技力量，正在把美国的流行文化和英语传播到整个世界，今天伊朗的青少年听美国流行音乐，印尼的青少年喝可口可乐，埃及的孩子们学习英语，中国的球迷看洛杉矶湖人队的巨无霸欧尼尔，小飞人布莱恩，还穿出空中飞人乔丹的23号球衣。连袭击美国的恐怖份子，也是用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科技发电子信联系。在印度南方的偏僻乡下的西藏人建的寺庙中，十几岁的小和尚和尼姑们，也在使用电脑，传真机。

21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

电话、传真、电脑网络，使任何城墙都无法隔绝信息的流动。美国价值，西方文明，就在这种新科技中辐射向整个世界，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无论誓言捍卫伊斯兰文化的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塞义德（也译萨以德）们如何把美国文化指责成“话语霸权”，如何和阿拉伯世界维护专制政权的文化人们一起抵制西方文明、美国价值，但只要允许人民自由选择，东欧人民、非洲人民、亚洲人民，都在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的道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自由的价值；它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最高原则的道路；它是富有而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这样一种选择，不是武力威逼的结果，不是军事帝国强加的结果，而是千百万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全世界的人民，不管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文化，最后都会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美国的确在建立帝国，但不是军事帝国，而是一个民主自由价值辐射全球的“精神帝国”。以这种自由精神和思想力量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帝国”不仅不会衰落，而且整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