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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文学史》同时出版，专家称捷克文学受关注不够

_{捷克诗人赛弗尔特}

_{《世界美如斯》 赛弗尔特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1月 42.00元}

_{《捷克文学史》蒋承俊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年1月 32.00元}

　　本报讯（记者甘丹）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是捷克文学界中惟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他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翻译界陆续翻译介绍了其部分诗作。在赛弗尔特的作品中，除了诗歌还有一本名为《世界美如斯》的回忆录受到了许多赞誉，但这本书直到近来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世界美如斯》出版之后被文化界热捧，同时一部大部头的《捷克文学史》也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加上赫拉巴尔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同时被引进，文化界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捷克文学热潮。

　　迟到的《世界美如斯》

　　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是捷克著名诗人，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对他知之甚少。之后，《世界文学》杂志对他的诗歌做了一些介绍，其诗集《紫罗兰》也随后出版。但赛弗尔特却始终没有像他的同胞米兰·昆德拉一样成为国内众多文学爱好者追捧的对象，他的著作也只是零星地被翻译到国内，《世界美如斯》便是其中被遗漏的一本。

　　《世界美如斯》是赛弗尔特晚年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于1981年在捷克发表。虽然这本书被称为回忆录，但诗人却没有采取一般回忆录的方式以编年体例回顾自己的一生。赛弗尔特而是用一篇篇短散文，记录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赛弗尔特自己曾说，他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此他无法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所以他索性选取记录自己记忆的片断。

　　“大概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世界美如斯》的片断时就被吸引了，当时我就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国内早日出版。”

　　《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高兴说。他介绍，《世界文学》杂志曾在1984年赛弗尔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翻译介绍了一部分《世界美如斯》。

　　高兴说：“在《世界美如斯》中，作者记录了和自己同时代的众多文学家、艺术家，虽然没有明显的脉络，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把握住20世纪捷克文学发展的轨迹。”也正因为这样，《世界美如斯》具有的价值更大。

　　专家称对捷克文学关注不够

　　《世界美如斯》一出版，便受到国内翻译界、媒体的好评。但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虽然这本书有很好的口碑，但真正读过此书，了解赛弗尔特的人却很少。《世界美如斯》的译者之一杨乐云也表示，虽然国内已对赛弗尔特的诗歌做了一些介绍，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对捷克很多作家的关注也都不够。”杨乐云说。

　　从昆德拉开始，捷克文学逐步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赫拉巴尔、赛弗尔特的作品也都在逐步出版。

　　今年《世界文学》杂志第一期，也翻译介绍了赫拉巴尔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但赫拉巴尔作品的翻译者徐伟珠却表示，虽然近年来捷克文学似乎掀起了一个热潮，但是由于国内出版商业化的因素，捷克文学中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没有译介到国内。“而且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但其实也有一些新的作家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徐伟珠说。至于蒋承俊新出版的《捷克文学史》，虽然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出版这么大部头的捷克文学研究作品，但注意到这本著作的人并不多，包括北京图书大厦在内的众多大书店甚至都买不到这本书。

　　而高兴则表示，在谈论到捷克作家和文学时，希望能够更多地关注他们文学本身的东西，少谈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应该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它，否则那是不公平的事情。”

　　■专家说

高兴：《世界美如斯》的平淡滋味吸引了我

　　赛弗尔特是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逐渐被国内关注的，后来他的诗歌集《紫罗兰》也出版了。他的诗我也读过不少，但那些诗歌给我的感受不是很大。单纯从诗歌来说，我更喜欢捷克另外一位诗人霍朗的作品，我觉得霍朗的诗歌更优秀，更纯粹一些。

　　大概在十年之前，就是赛弗尔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杨乐云老师就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翻译介绍了一小部分《世界美如斯》。我是第一个读到杨老师翻译文字的人，这些文字让我似乎对赛弗尔特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发现在读了部分《世界美如斯》之后，更有利于我理解他的诗歌。

　　赛弗尔特在《世界美如斯》中讲述往事的语调很平淡，但正是这种平淡的滋味很吸引我。我每每读到那些一篇篇的散文，我就会感觉到这些文字只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隔着岁月回望过去才会有的文字。虽然这本书被称为回忆录，但他本人并没有把这本书当回忆录来写，他抓住的是过去的一些片断和瞬间。捷克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民族，它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情，但赛弗尔特留意的却是那些温暖的、美好的事情，他希望留住美好的一切。虽然写的是散文，但字里行间却总是溢出诗意，让我觉得那些美好的事情在他的文字中变得更美了。

　　这本书表面看来很散，但只要细细读起来，我们就能够从中整理出一条暗线，从这个条暗线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赛弗尔特本人，以及捷克文学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在谈到很多像赛弗尔特、昆德拉、赫拉巴尔这样的东欧、中欧作家的时候，太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往往掩盖了一些他们的艺术性。所以，我希望在看待无论是赛弗尔特还是别人的时候，都能够至少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样才不会对作家做出不公平的事情。

　　高兴（《世界文学》副主编）

　　■媒体说

冯威：赛弗尔特是本色诗人

　　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来说，赛弗尔特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是一部可以和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相媲美的作品。这两本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爱伦堡生活广泛，从现在看可以说他是个二流作家，但是在交游中上到斯大林，下到普通人他都有所接触。而赛弗尔特是游历了捷克等一些地方，接触了大量艺术工作者。

　　他们的命运中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感觉这两本书也是有共鸣的。

　　另外就是一些个人情结。我在上高中时就读过了他的诗集《紫罗兰》，当时刘硕良主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二辑）收录了赛弗尔特的诗集《紫罗兰》和一些其他作品的片段，《世界美如斯》就是其中的一篇，当时读了感觉非常好。后来的几年中，我又陆续在其他一些出版社的刊物中见过这本书的片段，直到三年前，才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后来就推荐给了出版社。

　　有很多人不了解赛弗尔特，以为他只写散文，其实他的诗集10年前就被介绍到了中国，读他的诗是可以和散文相互佐证的。诗人分两种，一种是本色诗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写出的作品就是什么样；而另一种诗人，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并不一致。赛弗尔特是前者，所以读读他的传记，对了解他的作品也有帮助。

　　冯威（《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

　　■学者说

李欧梵：赛弗尔特的民族性和现代性

　　赛弗尔特在捷克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可以说是身兼德沃夏克和巴尔托克的特长———既是民族性的，又是现代性的。他的心路历程不是从民族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而是从理论派的国际主义回归到乡土性的民族主义。这一个回归的过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赛弗尔特早年向往的城市就是巴黎，曾翻译过阿波利内尔的诗，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女人”、“情欲”、“异国情调”都是重要的意象（这使我不禁想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李金发和戴望舒），而这些意象背后的文化背景显然是国际化了的欧洲城市。

　　现代主义歌颂城市———从城市建筑的宏伟动态到城市生活的颓废和虚无都包括在内。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从城市回归乡土之初，往往对乡土的单纯质朴，有一种理想式的憧憬，赛弗尔特也不例外，不过，据什韦科夫斯基教授说，赛弗尔特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城市拒千里之外，他不但歌颂捷克农村的淳朴，并且同时拥抱他热爱的布拉格。

　　第二个特色是：赛弗尔特虽然从城市回归乡土，但在文学语言和对语言功能的看法上，仍有他的一贯性。

　　他早期的“前卫式”的作品较重视文学本身的结构，由“语言的游戏”———字句的组合和排列———来创造诗的新意象。但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回归捷克乡土的时候，并没有忽略原先他对诗所持有的语言技巧。他进一步从诗的语言中使读者体会到捷克人民的生活价值。他相信诗的创作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但绝对不足为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服务。

　　赛弗尔特一生尊重诗的艺术性，反对政治教条，他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向往过社会主义，但同时极力支持一个由左翼诗人组成的“纯诗”（Poetismus）运动，这一运动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一群捷克左翼诗人并不认为文学必须是“普罗”式的或文学作品是政治的宣传；恰好相反，这个“纯诗”运动的出发点是：文艺和政治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一个诗人能够把社会里存在的现实因素“诗化”———也就是说用诗的语言和形象表现出来———他就对人民和社会做出了一份贡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选自《捷克现代民族诗人赛弗尔特》，见《中西文学的徊想》（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诗人说

绿原：他的一生就是一首诗

　　我们匆匆检阅了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整个创作生涯。我只想说，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诗，一首富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正如不能从一行两行来鉴定一首诗，人们也不能从一首两首或一本两本诗来鉴定诗人的一生。

　　赛弗尔特的一生充满了惊异、探索、变化、发现、转折和回归。但是，始终不渝的是他为了报效祖国人民的春风化雨而顽强追求艺术个性的诗人良心。他从少年时期为革命而歌转向以诗为游戏，随即转向对祖国故乡的依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母爱的歌颂———这一切变化及其成败得失，尽管因为各个时期的客观因素，却无不发自诗人的内心，无不表现了他当时的真实，决不是简单地服从于任何外在的律令。

　　赛弗尔特不是超凡入圣的英雄，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充满平凡的喜怒哀乐的常人。

　　他超越时空限制而赢得后人和外人的尊重与热爱，决不是由于他不意得到的任何把他和常人分开的荣誉，而是由于他的至今能以我们常人得以契合、交融的纯朴感情而感动我们的诗句和歌声。

　　选自《紫罗兰》前言

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80后”成为一个关键词出现在当下青少年的阅读生活，以郭敬明、韩寒、春树、孙睿等为代表的“80后”写作，造就了一批文坛“粉丝”，而“80后们”宛然一批“超级写手”，“粉丝”们不仅关注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对于我们理解的传统文坛来说，不再是一场写作的革命，更是一场写作与市场较量的革命。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一本书，一句话，都有可能影响他的未来，“80后”在若干年后也许会销声匿迹，然而他们却在某些人的成长过程中留下痕迹。

□80后文学：消费与被消费的文化

□江冰

传统“供应链”的终结

上世纪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在十年的历程之后，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文学黄金时代”的呼唤声犹在耳之时，文学便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们鼓起勇气准备背负十字架悲壮上路之时，“时代”与“民众”已呼啸而去，将自视甚高的作家遗忘在路边，“吾似狂飙落九天”之气势，倏忽转为古驿道边“寂寞开无主”的明日黄花。一切都因“中心话语”的替换：“政治”———“经济”，市场经济物质时代的到来，宣布了文学背景的“置换”。

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被我们现在统称为“80后”的一代作家，由于价值观念的“裂变”，原有社会所提供的“青春读书系列”供给线也戛然中断。依据惯性前行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已无法对接80后生人“精神断层”后的阅读期待，于是当年被评论家讥讽新潮实验小说的“自己写、写自己、自己读”的“自我循环”境况在更大范围中成为现实，“80后”生人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

“80后”生人书架文学书籍目录的变换就是明证。

从单纯明快承继父辈观念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到试图进入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汪国真、席慕容的诗，琼瑶等海外言情小说，从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到秦文君的中学生系列，以及铁凝、曹文轩等“主流作家”的少年小说……而对中国2亿5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中国作家对这一“年龄段”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而且供应量极少。

传统“供应链”的终结可能发生在1998年3月———网络上出现了台湾大学生蔡智恒（网名：痞子蔡）的长篇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连载。痞子蔡以平均两天一集的速度，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费时两个月零8天在网络上完成长达34集的连载，顿时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由此发端。仿佛推开了一扇窗户，仿佛沟通了一条水渠，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80后”终于在中国网络中造就了一次关于“青春书写”的文学运动。

一剂医治成长的药

这种“自我书写”直接满足了“80后”的“阅读期待”———

春树：寻求“边缘化”的个人生活圈子的情感需求，以“另类”姿态张扬自我；

韩寒：表达现存教育制度压抑下个人精神自由的渴求，以叛逆行为抵抗社会；

郭敬明：明丽的“青春忧伤”与亲情渴望，强烈地表达一种青春期的情感诉求；

张悦然：青春的迷惘与成长的疼痛，在美丽而迷幻的境界中讲述伤感的故事。

所有上述表达都十分贴切地叩响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心扉，为“青春期阅读”提供了生理的快感、审美的愉悦，以及成长的答案。

笔者曾就“80后”文学在300余名不同专业的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有90%以上的学生阅读过“80后”文学作品，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80后文学比其他作品更能安慰和愉悦他们，理由很简单：他们写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位17岁的女生（katrina）在问卷中这样写道：非常真实的情感，能够引起共鸣，让人怀念青春的一切幸福的故事。社会对青少年的定义过于陈旧，在现实中，我们的心智远比大人们想象的成熟许多，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同时渴望一种认同，于是在“80后”的作品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郭敬明就是一个典型。

青春欲望=市场欲望？

网络上追捧“80后”写手的庞大网友群，出版物上百万的发行量，连续数月居于榜首的畅销书，“80后”的文学创作很好地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善的循环系统，可用以下两组公式表述：

表述一：作家→作品→读者→作家

表述二：包装偶像→偶像作品→点击率与发行量→偶像走红

“80后”写手网上作品受到热捧，“青春的叙述”获得热烈的反响，满足青少年的“阅读期待”，文学消费成功实现，网站因此成为热门，反过来激赏作家，并以现代方式进行“偶像包装”，广告推广，进一步刺激生产和消费。作家于是提供更多的作品，新的循环迅速开始，雪球越滚越大，“马太效应”出现，网络升温的同时，媒介转换成功，使文学资源转换为更大的利润。

在网络经营者和出版商眼里，“80后”的文学作品由于进入了“产品→销售→利润”的快车道，成为巨大的利润符号。“80后”生人的“青春消费”与市场在此达成了一种默契，多边互动，同惠共利，皆大欢喜。“谁是最大的赢家”？自然首先是以大众消费为支撑的市场，其次是利益的分配，“北京娃娃”春树在接受央视栏目《面对面》采访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网络出名后出书的动机：“我需要钱！”“80后”写手们书写的“青春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与“市场欲望”汇合，构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道奇异景观。

春树

郭敬明

□“80后”的读与写

□白烨

郭敬明竟然排在金庸之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去年曾经做过一份问卷，在这份以北京市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为对象所作的抽样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们对于“喜欢的作家”的回答，是很出乎人们的意料的。初中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鲁迅、冰心、张爱玲、巴金、琼瑶、古龙、徐志摩、海岩；高中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刘墉、鲁迅、古龙、痞子蔡、安妮宝贝、琼瑶、徐志摩；大学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鲁迅、张爱玲、金庸、郭敬明、余秋雨、刘墉、安妮宝贝、痞子蔡、巴金、余华。在这三份名单中，有近80%的作者人选是重合的，表明了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在文学阅读取向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是青少年文学读者在阅读的总体趋向上的一种显示与宣示。

初看这份材料，一些并非正牌作家的学生写手与网络写手不断出现，而且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家比肩而立，有的甚至排在他们前头，让人觉得格外扎眼。这里的学生写手有郭敬明、韩寒，网络写手有痞子蔡、安妮宝贝，占去了前十名中的40%，这说明学生写手和网络写手，在学生读者中影响甚大，且超过了众多的前辈作家和不少著名作家。

此前，我还看过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关于文学图书市场的调查材料，该调查表明，以“80后”写手为主体的青春文学类作品，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加起来，也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这就是说，“80后”这批刚刚出道写作的小字辈们，与他们的文学前辈们总合起来的整体，在图书市场和作品行销上打了个平手，或平分了秋色。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文学阅读的一场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首都师大文学院的这份“中国现当代文学调查问卷”与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市场统计，是可以互为例证，互相说明的。正因为学生读者普遍喜欢学生写手和学生出身的网络写手的作品，才有“80后”写作和网络文学在文学图书市场上的长驱直入和不胫而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两份材料，实际上反映了当下文学阅读正在悄然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学生读者正在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主体构成。这个主要由中学生和大学生构成的阅读群体，不仅人数众多，分布甚广，而且阅读欲强、购买力也强；并且他们的阅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他们通过网络发帖、签名购书、与作者见面等方式，一方面与作者互动，一方面又在读者之间互动，这使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影响文学图书销售甚至引领文学阅读的主流倾向。“80后”写作的发生与发展，青春文学的新兴与盛行，正是在这种写作与阅读的双向互动之中，逐步形成气候并日益壮大起来的。

变化之二，是这样一个相当广大的学生阅读群体，在他们起初的阅读选择中，一般是不管作者名气大小，只看作品是否对路；在这一方面，他们更相信自己，而不轻信别人；尔后经过他们的淘选，渐渐把他们所喜欢的作者作品相对固定下来；遂又带入一种明星崇拜情结，开始认书又认人，尤其对那些与他们对路的作者作品，会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占据阅读领域的重要位置，这便使得一些学生写手和网络写手成为他们的文学与写作的偶像；从而也使这些作者的作品常销不衰。

变化之三，是这些能够引起他们的兴味，留驻他们的喜好的作者与作品，大都是以鲜活而真切的生活画面，率真而倜傥的人物性格，以及自由而独特的文字表达为特点，这样的作品或者直接切入他们的生活，或者直抵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看来愉悦，读来痛快，能够起到快心目、放情怀、舒抑郁、浇块垒的效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表明，青少年读者的文学阅读，更重视“真”的表达、“乐”的成分，更排斥“隔”的写作、“教”的倾向。

名家写给成长者的书一片空白

了解了这样一种阅读取向及其所内含的意蕴，我们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80后”长盛不衰，理解青春文学的持续火爆，以及反省和反思我们在文学教育、文学出版、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阅读等方面的种种作为的不对位和不到位。比如，我们的文学创作领域，一直缺少以即将成年和刚刚成年的青春男女读者为对象的作品创作，除了成人文学，就是针对低龄少儿的儿童文学；这使得已走出儿童阶段的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读者，基本没有适合他们的需要与口味的作品。

“80后”的悄然崛起与长足兴盛，正是因为弥补了这样一个余缺，适应了这样一个需要。在这个意义说，他们是应运而生，而且是适逢需要。但仅仅依靠“80后”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真正满足正在成长着的学生读者的多方面的需要；他们还需要有实力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名家切合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实际写作的更有分量和更具厚度的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目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80后”的自我操练与自生自灭

对于“80后”的写作，主流文坛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相互的沟通和必要的交流，这使得他们除去在图书市场上自我操练甚至自生自灭之外，一时还没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出路；至于我们的文学出版得过于市场化，文学评论的相对上层化，文学教育的明显说教化，尤其是语文教学的程式化，都相当多地存在着需要调整的方面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在学生读者的阅读取向上还真的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显然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产物。现象在学生阅读，根子在文化环境。而如何改善社会环境和改良文化氛围，正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韩寒

 

非标准的回忆录带来不同一般的阅读感受

_{《紫罗兰》，赛弗尔特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

_{赛弗尔特40岁时小照。}

怀着爱，非议他们

　　□书评人 黄集伟

　　几年前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时，忽然认了个死理儿：回忆录或类似文本如果非要写，最好趁早。至于理由，也出自该书———当然，前面这个说法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它仅仅是我自己在有意拿书中的一个细节说事儿？也许吧。从该书的出版时间上可以推算出，早在离世前二十年，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即已杀青。

　　我认的那个似乎格外着眼于时间的死理儿“认定”骨子里其实是对理智的大加褒奖，乃至礼赞。我的想法是，没有“理智”这个惟一前提，回忆录文本不写也罢。

　　近日细读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忽然发现，我此前胶着于“二十年提前量”的那个死理儿其实颇为幼稚。而那幼稚相对于《世界美如斯》的“暮年成书”而言，简直就是肤浅。如此这般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世界美如斯》作为回忆录是那么特别，那么不同寻常。

　　全书完全不照一般回忆录那样“年表”＋“事件”，依次罗列，而是一个个小故事的集合。在这样一本由串串往事碎片连缀而成的回忆录中，“亡人是沉默的，固执地沉默不语。”因此，书中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天然成为一种“非议”。不过，对此赛弗尔特有言在先：“让我来非议他们吧，非议这些长眠地下的人。不过，我将友好地、怀着爱非议他们。”

　　在我混乱的联想中，这样一本回忆录与其说是一部文字作品，不如说它更像一部影像作品。它上映的地点不在戛纳，不在好莱坞，不在柏林，也不在东京，而是在一位白发苍苍长者病卧床榻后的脑海里。它当然不是大片，也绝无上亿投资。它影像破碎而明丽，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若断若续慢速回放，可它居然很李安，很汪曾祺，很阿城，又很侯孝贤。而前述这一串串恍然让我忽然明白，这位历经坎坷的诗人最终选择朴素的散文文本而非刀光剑影的传奇去“非议”往事，是因为他知道，站在终点回望往事，人生不过平凡如水，对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传主而言，留下一粒平凡的盐，也便万事大吉———那粒盐自会让那如水的一切幻化成一席佳肴。

　　这样，在这本回忆录里，甘辛荣辱一概烟消云散。那位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在这部回忆录里，那位身世坎坷、愤怒无比的诗人不在这部回忆录里，那位曾在诗的字距与行距里奋力表达正义抗拒教条的不合作者也不在这部回忆录里，取而代之的是安详和温暖，是曼妙的青春，是憧憬与满足无间的融合。书中有一短文，叫《ThankYou，SoBlue》。文中回忆传主上中学时在伏尔塔瓦河上滑冰的故事。那次，他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小姑娘。遗憾的是，凌汛期突然降临的一江春水扰乱了作者跟小姑娘套磁的计划，“姑娘随着一江春水漂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便只是我怎样跪在她的脚边笨重地给她的高统靴穿鞋带……幸运的是，跪在那儿我瞥见了她露在百褶裙和袜管之间的一小截光腿”……阅读至此，我才明白译者为什么要保留标题原文———那是因为，那么蓝又那么忧伤那么绝望又那么美好的往事已缠绕成一个整体，无法拆分。

　　与之相似，这本回忆录最后一篇文字标题译者也没译成中文，而是直接保留捷克文，原意为“完了，这便是一切，结束了。”这个短语如果用北京话说，大概就是“歇菜”？这篇短文记叙作者年迈住院后特别喜欢护士小姐。

　　他甚至觉得，如果自己是医生，也不会像童话中说的那样，长途冒险跋山涉水满世界去寻找爱人，“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地点举目朝周围看上个两三遍，就可以筹办婚礼了”。“躺在病床上虽然处境不佳，但我还是喜欢看那些雪白的小翅膀怎样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从一张病床飞向另一张病床，从一种病痛飞向另一种病痛，从声声叹息飞向阵阵抽泣，从早晨飞向次日的早晨。”在一次例行检查时，那位叫号的护士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诗人叫赛弗尔特，可她不知道，赛弗尔特就坐在她面前。念完“赛弗尔特”这个名字，那位护士小姐忽然说：“你也喜欢诗？”

　　“怎么你也叫这个名字？”写到这儿，作者说：“好吧，这便是一切。我想说和能够说的都说了。我已经讲完了，是该结束了。歇菜。”

　　如你所知，上文中的“歇菜”二字是我的杜撰。在我看来，这个“相逢未必相识”的细节其实刚好将人生又残酷、又美好、又绝望、又恬静的多面黏在了一起，好像我们将电脑文件夹中的N个不同格式的文件统一为JPG.这样的人生甚至无所谓更长或更短，正如这册长达40余万字的回忆录最多不过1万册印量终于无所谓一样。

　　我一直认为，那些最美好、最人性的东西无法转述，因为一转就错。它就像那截“露在百褶裙和袜管之间的”完美青春，仇恨者看不见，贪婪者看不见，愤怒到无极境界的男女老少一样看不见。

诗人，朋友，还有情人

　　□书评人 庄秋水

　　“世上的一切并不尽都美丽，诗人选用了便有生命力。”再没一句话比这句更精妙，并且更恰切地概括《世界美如斯》这本书的了。它创造了堪与一切世间之美相比拟的美，用令人目眩神迷的画面和奇妙的诗的韵律展示世界美如斯。

　　译本序里说，这本书的初版扉页上有提示：故事与回忆。诗人用一个个小故事缅怀他漫长一生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所到达的一些地方，一些见闻和感受，这一切经过诗人的眼、诗人的手，诗人的心，到达了一个美好世界，一个生者与死者共存的世界。

　　他回忆那些和他同时代的人，诗人、批评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还有许多没有名望的人，甚至是一个有着一对黑浆果一样的小乳房的黑人妓女，“当他娓娓动人地讲到他们时，他们仿佛一个个坐到桌旁来了，脸上挂着很久以前的微笑。”赛弗尔特以诗人的敏感，知道趣味比荣誉更长久。他描述了他们身上有趣的一面，那正是他们得以杰出的源头之一。

　　他写一起参与旋覆花社的作家卡雷尔·泰格。他们在巴黎和画家希玛有个约会，他们正在街头时，忽见一个俊俏的年轻女人走下了汽车，“活像是从科莱特的小说中剪下来的。面纱没有遮住眼睛，手腕上闪烁的金镯子丁当作响。她迈着轻快的步子，在一团香雾中打我们身旁走了过去。”

　　两个人一下子被迷住了，彼此对看一眼。

　　“可惜没有时间，”泰格突然说，“我真想追她去！”

　　书中充满着类似的回忆。在《充满歌声的岁月》这篇里，诗人回忆十一岁时有人曾经问到他将来想当什么。他回答说要当诗人。结果被他母亲无意间听到了，她忧心忡忡地吁了一口气，说了声：“天哪！”亲友们也纷纷开导他：“孩子，那可是什么出息也没有呀，这年头谁也不读诗啦。考虑考虑实际些的吧。”天哪！如果赛弗尔特听从那些亲友的劝告，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文字，它们野趣天成，美得犹如春天的野花、夏天的清风、仲秋的月色。何况，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女性爱好者”。

　　“我不会让任何人毁坏我心中的女人的神话，”在回忆卡雷尔·泰格的那篇《斯米霍夫的骷髅舞》里，他说，“自古以来男人们就用这个神话为自己编织女性美的花环。无论是年老体衰还是疾病，也无论是痛苦还是最可怕的失望，都不会夺走我这双昏花老眼看到的女人的美好形象。”

　　天哪，天哪，他真是一位可爱的诗人，朋友，还有情人。

赛弗尔特诗选

　　烟雾缭绕

　　李欧梵译

 

　　蛇的毒啮

　　月色的朦胧

　　诗

　　非洲黑人和猿猴的病疫

 

　　这场病疫

　　温柔懒散的床垫

　　在夜里以水盖上

　　当高烧的热度把你惊醒

 

　　香烟的烟雾

　　上升

　　阿尔卑斯山的游客

　　阳光和幽深

　　在深谷之上

　　白山之顶

　　玫瑰在操舞着

　　从云层中

 

　　升向星丛

　　都已经醉倒

　　温柔垫上

　　诗

　　（译自《无线电波》1925年）

 

　　世间万般美

　　（即“世界美如斯”）星灿、劳白译

 

　　傍晚，路灯在漆黑的夜空中闪亮，

　　如同广告上黑色字母中美丽的芭蕾舞女郎；

　　银灰色的飞机像鸽子般愈来愈低地向下俯冲，

　　诗人独立花丛自我欣赏。

　　诗人啊，同星星一道泯灭，与鲜花一起凋谢吧！

　　今天已经不再有人将你怀念，

　　你的艺术，你的荣耀永远消亡，

　　因为它如同献在坟上的花束一样。

　　迅猛飞向星星的铁翼，

　　取代你而歌声铿锵响亮，

　　多美丽啊！真仿佛街上各家各户的五彩电花，

　　比花圃中的鲜花更加漂亮。

　　我们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崭新的美！

　　月亮，你这即将燃尽的痴梦的孤岛啊，熄灭吧！

　　琴声啊，沉默吧！汽车喇叭啊，鸣叫吧！

　　让十字路口的人突然进入梦乡。

　　铁翼啊，像夜莺一样唱支黄昏曲吧，

　　芭蕾舞女们，在广告的黑色字母中尽情地跳吧！

　　让太阳熄灭，塔上光芒四射的探照灯

　　定会将新的火焰般的白昼投到街上。

 

　　坠落的星星挂在瞭望台的铁架上，

　　今天，我们在银幕前做了一场最美的梦：

　　工程师们在辽阔的俄罗斯平原建起大桥，

　　火车可以高高地跨越河水，

　　摩天大楼顶上灯火辉煌。

　　我们只顾漫步，想不起来朗诵诗歌，

　　像祈祷时的念珠在瘦骨嶙峋的指间挪动，

　　一天爬上成百套楼房，

　　俯视下面，世间的一切美啊，让你眼福饱享。

　　昨日尚被人们视为神圣的艺术，

　　一下变成普通之物，

　　今日最美的图画不由任何人画出，

　　街道就是横笛，从早到晚吹奏着它自己的歌曲，

　　铁翼在城市上空，朝着群星高高飞翔。

 

　　啊，别了，让我们这些虚构出来的美离去吧！

　　巡洋舰驶向遥远的宽阔的大海。

　　缪斯女神啊，从苦闷中散开你的长发吧！

　　艺术已经死亡，一个没有艺术的世界照样活得自在。

 

　　就连这只小蝴蝶也拥有更多的真理。

　　它从啃了诗集的蛹里钻出来，

　　飞向太阳，

　　这也比诗人写在书上的诗

　　要强！

 

　　这是事实，否认不了。

　　（译自《全是爱》，1923年）

 

　　夜深沉

　　星灿、劳白译

 

　　直到暮年，

　　在我难以迈出大门时，

　　我才读到，在我们捷克这

　　地方，

　　把毛蕊花儿叫做

　　太阳杖。

 

　　我尚有余生片刻，

　　用来写完这几句诗，

　　可是，当我一想起漫长的

　　黑夜时光，

　　便觉得为时已经太晚。

 

　　我最先回忆和你一起的

　　甜蜜时刻，

　　没有月亮，星星也不发光，

　　林间路灯遥远，

　　你将眼睛闭上。

 

　　随后，我回忆起，

　　我们漫游漆黑的布拉格的

　　时刻。

　　家家户户拉上了窗帘，

　　里面哭声一片，

　　心碎欲绝。

　　（译自《避瘟柱》1981年）

 

_{西川 诗人，著有《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水渍》、《游荡与闲谈》等。}

_{《深浅》西川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28.00元}

　　西川在新作《出行日记》开篇说道：“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书。这既不是一本诗集，也不是一本散文集，也不是一本论文集。这是一个人在诸多方面的胡思乱想。”其实这也是我心存已久的一个夙愿：将西川近年所有的长诗（也可以说是大作）放在一起，得以进行整体的阅读。

　　西川把这些不伦不类的文本拿出来时，充满了自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85年徐敬亚搞“诗歌大展”时，单枪匹马的西川曾以“西川体”为旗号进入各种旗号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那时西川的“西川体”还仅仅是一个旗号的话，那么如今西川的诗作才真正让“西川体”得以建立，并且名符其实。

　　尴尬，还有荒谬，或者寓言故事

　　在这些“新”诗中，我无法再用所谓诗的外形去套用及检测，得以在诗歌理论上深刻地阐发。我更多地是追寻着一种诗的本质来感受各种语句的穿肠而过。再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的阅读如此地贴近诗的最初的原生状态，诗本身的原汁原味。就像我们放弃固有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才能面对西川的诗作所带来的尴尬一样，我强烈地感到了西川诗中大量存在的尴尬，还有荒谬。

　　西川自己也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诗人简宁，也是本书的出版人早年在与西川的访谈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致敬》之后，尴尬，还有荒诞，在西川的作品中成分越来越重。西川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写出东西在社会中并不是硬通货，而不具备任何意义，因此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尴尬的事。

　　在《近景和远景》中，西川用称之为“伪理性”的方法去解释本来很通俗的事物，成为“胡说八道”的道理。在《鹰的话语》中，西川有意制造“逻辑裂缝”，让话语充满前后矛盾，西川的写作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冒险”。

　　黑暗，还有梦幻，或者画面感

　　西川自己说：“海子、骆一禾他们死了以后，我对黑暗的力量特别有感受，这些东西最终使我的写作方向产生了一些变化”。我理解海子、骆一禾的死对西川的意义，那是对生命的恐怖，对友谊的绝望，是命运把西川逼到了孤独的墙角，从此他便沉于黑暗，沉于梦幻，这就是我在他的诗中感到了第二大构成元素，并和尴尬成为一体。

　　西川曾向我说，并不是他总善于做梦，而是将荒谬借梦言说，只是一种策略。也许是由于西川早年操练过绘画，因此西川的诗中不乏画面感，诗中的尴尬、悖论形成了埃舍尔的版画，而荒诞、荒谬让人想起了马格里特。有人说他的诗古典、精致，有戈雅的味道，我以为西川诗中梦境色彩更接近于复加尔，神秘而不抽象。

　　卡夫卡，还有博尔赫斯，或者传承有序

　　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的三个阶段，即神权、贵族、民主（或者是神、英雄、人）。文学的发展无不依附于时代进程的演变。在神节段，《圣经》为神创世的诗经，而《荷马史诗》是神话的史诗；但丁的《神曲》是处于神与英雄之间的回归过渡，莎士比亚是经典的理想化英雄节段，歌德关注的是现实的英雄，而普鲁斯特关照的是普通的人，从乔伊斯、卡夫卡开始，人皆是病人、荒诞之人。

　　同样维科的三个节段也对应了诗歌、小说、散文的三个节段进程，也对应了作者不清晰，大师辈出，作者死了的三个节段进程。

　　西川的诗宽容、开放、有散文化倾向，诗中的尴尬、荒谬，且多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或是妖怪、妖仙、小老儿、幽灵，也是印证了这个节段进程的谱系和传承。西川的诗在内容上让平常生活成为陌生与不确定，而又细微地将时代裁剪。他的寓言故事形式及箴言经文的语句又形成了向纯粹古典的回归与审美自主的精神和写作原创的理念。

　　西川的写作当然吸取了东方古典文化内在精髓，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如果说西川师承了卡尔卡、博尔赫斯等大师的现代文学传统的话，那西川比他们更加纯粹，更加现实化，而且这种纯粹是发生在一种朴素的心态之上的。

　　西川在不经意之间，把生活的片断组成了寓言，让噩梦和游戏构成交会，沮丧与讽刺构成默认和融合，让诗句构成似是而非的表述，背后是黑暗的隐义。如果但丁追求的是不朽的话，那莎士比亚追求的是此生此世，而卡夫卡追求的是虚无，西川为我们写下的只是瞬间，并且是不真实的瞬间，尴尬，还有荒谬。

_{2001年赛弗尔特百年诞辰捷克举行的纪念展海报，标题就是“世界美如斯”。}

　　　捷克的味道

　　春节的时候，在家里读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500来页的大书，捧在手里，重重的。那时候刚刚下过了雪，窗外白皑皑的一片，阳光照在上面，有一种素净的美感，正好与晚年的赛弗尔特相宜。唱机里播着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手里捧着的则是捷克诗人对祖国、对故人的回忆。在克制中时而张扬的音乐和舒缓却又凝重的文字之间，真有点物我两忘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捷克的味道？

　　赛弗尔特于我，不算陌生。1986年他的诗选《紫罗兰》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的一种，只印了区区14800册，我却有幸买到了其中的两本。那时候年纪不大，正好是容易被诗歌感动的时候，对于赛弗尔特自然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欣喜。可惜涉世未深，对诗人晚年诗歌的凝重和坚执全无感觉，反倒觉得早期那些张狂的文字更有力量。如今回头来看，赛弗尔特有些诗口号的痕迹太重，未必是佳品，特别是诗人左倾的一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思想性”过强，诗歌的感觉却淡了。不过晚年的赛弗尔特，却完全不同，收敛的文字中处处透露出高贵的情怀，让人感觉到一位诗人的坚持。当然，这种高华和坚持在诗歌中只是隐然流露，而在回忆录《世界美如斯》里面，则完全成了奔放的大河。

　　就像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读者的胸怀。

　　20年，两本书

　　1984年赛弗尔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世界性的诗人。虽然他在捷克文学界德高望重，不过因为他的作品大都只是翻译成德语，英语世界中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捷克诗人的名字。至于当时的中文材料，那恐怕就更少了。翻查资料，这方面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文字是蒋承俊发表在1984年12月《文学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世界如此多娇》和《为祖国放歌》两篇文章，副标题都是记当年的诺奖得主，这大概是中国读者与赛弗尔特的初次见面了。大约与此同时，李欧梵先生为了给中文读者介绍赛弗尔特，在美国也是费尽心思，他后来写出一篇《捷克现代民族诗人赛弗尔特》，其中翻译了赛弗尔特几首诗，乃是由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口译为英文，他再转译的。当时赛弗尔特在英语世界的边缘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李欧梵的文章，标题虽然朴拙，却抓住了赛弗尔特的特点：现代性和民族性。

　　诗人早年醉心巴黎、醉心现代主义，组织了一个“旋覆花社”，同时又自始至终坚持捷克文学的纯粹传统，如果再加上“抒情”二字，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按道理说，现代主义文学那几年在中国颇为流行，赛弗尔特把现代和传统融为一炉，应该引起文学界的很大兴趣才对。然而或许是因为读者的眼光过于主流，此后20年间，赛弗尔特并没有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太大的影响，他的诗集出版之后，也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铁杆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兴趣。倒是他的回忆录，虽然现在才出版（还是个选译本），却很显然在一开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比如蒋承俊的文章标题《世界如此多娇》显然就是回忆录标题的直接翻译，后来刘星灿翻译赛弗尔特的诗集，也选收了回忆录中的几个小节，她的译名是《世间万般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译为《世界美如斯》的这本回忆录在今年出版之后，却一下子成了最流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被专家和媒体热捧。20年烟云之间，阅读的潮汐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捷克文学的星空

　　《世界美如斯》不是一般的回忆录，整本书都在纪事写人，抒情性强之外，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倒像是一本另类的“捷克现代文学史”了。阅读这样一本书，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赛弗尔特记录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已经熟知了赫拉巴尔和米兰·昆德拉，还有伊凡·克里玛，而赛弗尔特则告诉我们，在这些名字之外，捷克文学还有一片同样灿烂的星空。像诺伊曼、霍朗、赫鲁宾、哈拉斯、托曼之类的名字，不要说一般读者，便是资深的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未必熟悉，但在赛弗尔特的笔下，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构建了捷克现代文学的版图。虽然涉及到每个人的文字都不算多，但赛弗尔特却有本事激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希望也能看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书中有一节专门谈诗人和记者托曼，一再强调托曼的文字得来如何不易，怎么看都有点儿贾岛的味道。早年曾经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册苏格拉底传记《寻找幸福的人》，融幽默与深思于一体，印象极深，记得那书的作者是捷克的托曼夫妇，他们中的一个会不会就是赛弗尔特笔下的诗人？

　　非常遗憾，《世界美如斯》没有一个附录，如果在书的最后做一个捷克作家名录，把赛弗尔特笔下的这些人物梳理一遍，对读者而言，应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更遗憾的，是赛弗尔特的书里面并没有写到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和伊凡·克里玛（或许是没有译出？毕竟《世界美如斯》还有五分之一的内容让我们继续期待）。我们已经知道，诗人晚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沉默的，或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寻找幸福的人

　　“世界美如斯”，赛弗尔特给这本书取的名字太美了，美到人们往往忘记20世纪是一个多么灾难深重的时代，美到人们往往忽略捷克这个中欧小国曾经面临过多少磨难和挫折。赛弗尔特在书里面并不是没有写到灾难，但在岁月面前，灾难似乎只是留下痕迹，却完全没有侵蚀诗人的心灵。1997年，以赛亚·伯林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提问，谈到什么是令他最震惊的事情，他说，“仅有的一件事是，我一生能在恐怖中生活得十分安宁和幸福”。在一个灾难的时代（伯林的家人也在战争时期罹难），哲人发现幸福感成了自己最后的底线。诗人也是一样。

　　在赛弗尔特的最后一本诗集里，有这样的句子：“我这般爱写的诗，/只剩几节，寥寥可数。/但我不会再将它们撕成碎片，/像我以往做过的那样，/为的只是用它们/去喂养主教堂门楣上/饥饿檐兽的喉嗓。/我的时光已经不多。/晚了，/这已是我最后的歌唱。”不用说，诗人最后的声音高华深沉，他不但告诉人们他所坚持的一切，更让人们感受到，幸福就在诗人的心上。

　　■书摘

霍拉：捷克的伟大诗人

　　卡雷尔·托曼有一次兴致好的时候对我讲过，他说做诗要先在脑海里酝酿很久，直到每一句都想妥之后才坐到桌前，然后一字不改地写出一稿。霍拉———我想并非只他一个———却是有了得意的头一句便要动笔的人。

　　当我开始落笔的时候，我从来不十分清楚下面将怎样写，结尾会是什么样。前一句诗解开了后一句的扣儿，霍拉在恰佩克家解释说。

　　卡雷尔·恰佩克听了这话，带着几分孩子气地笑了起来。他说，当他蘸笔写下第一句时，整篇作品已在他的脑海里了，不妨说连最后那句怎样写都已胸有成竹。

　　然而，霍拉的诗绝不是一串儿杂乱无章的思绪。他不仅在爱情上吝啬，用词也一样。他常说，诗歌诚然是语言构成的，但语言却不宜多。他喜欢托曼。托曼的乡土气也使他感到亲切。

　　有一次在聊天中，他说托曼的《九月：我的兄弟耕完地，卸了马》是捷克现代诗歌中最美的一首。他说，诗的结尾他不那么喜欢，可是头十句是用青铜浇铸的。他和托曼都喜欢索瓦。

　　一九二八年，我和霍拉夫妇去了克尔科诺什，住在佩茨，从那儿出发上科林草舍。我们到达草舍时，刚巧草舍正面墙上的扩音喇叭声音嘶哑地播出了索瓦去世的消息。霍拉浑身哆嗦了一下，眼镜片下面泪光闪烁。后来他低声地，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吟诵了索瓦的那首扣人心弦的名诗，写坐在田埂上的老人们。当时，诗句只在我的脑海里沙沙响地一掠而过。可今天，它们却使我感到阵阵寒颤。

　　霍拉是个农村人。他喜欢农村，喜欢回忆洛乌特尼采附近的多布希尼，回忆易北河和日普山麓洛乌特尼采的田野。我常去克拉卢比，从另一面看日普山。霍拉虽然有一双细长、柔软的手，但他像田间干重活的人一样骨骼粗壮。我们曾经向他预言，说他将会长寿。

　　然而，云雀有时却也对我们歌唱：啊，那是云雀，晨光的使者，不是夜莺！

　　今天，每当我站在维谢赫拉德伟人祠面前，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坐在石棺上的守护神还同样把他的赤脚更深地踩在霍拉的诗歌上。我确信霍拉的诗还会重放光彩。

　　的确，坐在桌旁写首诗并不那么困难。英德希赫·霍谢伊希常说：蹩脚的诗人也是诗人。较为困难的———如果不说简直就是困难的———是写出令人难以入眠的诗。它们像渴望已久但又得来意外的吻那样激动心灵。像蜂蜇一样灼痛。它们铭刻在你的脑海里，无论是由于聊醉、忧伤、惊喜，还是欢乐。

　　诗人必须使读者无法摆脱他的诗句，无法忘却，至少陪伴他们走过一段人生道路。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霍拉的声音，尽管亡故的声音是我们最早忘记的。

　　霍拉的诗像聂鲁达的诗一样活在许多捷克人的意识里。霍拉是他故乡的泥土和风雨塑造成的。时代记下了他，他也清楚地记下了自己的时代。他不会被人忘记。他跨进了捷克伟大诗人的行列。

　　选自《世界美如斯》卷三“在煤炭市场的一夜”，题目为编者加

赛弗尔特笔下的捷克现代艺文群星（部分）

        自1995年以来，每年中共两会前夕，世界都能听到一个饱含着爱和正义的声音——天安门母亲为六四问题上书两会代表。

　　今年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

　　2月28日，丁子霖等126位六四难属再次上书两会，提出两项诉求：1，要求解冻已经被冻结八年的11620马克人道捐款；2，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草根维权运动的野蛮打压。前者是维护“天安门母亲”群体自身的权益，后者是维护其他维权群体的权益。

　　在此次上书中，难属群体特别表达了对近年来草根维权的关注：“我们都是十六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我们对和平、安宁怀有强烈的渴望；我们对强权和杀戮怀有极度的憎恶；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及各种祸患的受害者怀有深深的同情。……最近发生在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在汕尾东洲村的血腥屠杀事件，以及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民众遭到残暴对待的恶性事件，使我们这些曾经并至今仍经受着痛苦折磨的“六四”受难者寝食难安。”

　　“借此机会，我们向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请你们本着人类良知，信守诺言，善待一切被无辜剥夺了合法权利而求告无门的弱势民众；请你们本着法治的原则，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官民冲突；请你们拿出勇气和决断，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制止旨在压制民权的各种暴行，铲除残民以逞的黑恶势力，以挽回已经出现的危局。抗议中共当局对草根维权的野蛮对待，要求当局停止镇压和善待民间的正当诉求。”

　　一个对草根阶层的权益诉求进行野蛮镇压的政权，必定是与民为敌的；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冻结捐给人道捐款的政权，是灭绝人性的。然而，“天安门母亲”仍然坚守以文明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从未采取过激进行动，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而是始终如一地用勇气呼唤良知，用爱心融化恩怨，用善意化解恶意，用理性约束愤怒。这种高贵之爱和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推动中国和平有序转型的健康力量之一。

　　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她们就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证词，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六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天安门母亲坚持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温和的方式给中共当局上书。从1995年到2006年，连续十一年从未间断；从两人签名到上百人签名，敢于公开站出来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决不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1995年，难属群体发出“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人已经发展到26人。首次提出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1996年，发表“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签名人增加到31人。公开信重申95年的三项诉求，并首次公布了已经寻找到的六四遇难者近200人。其中：年龄最大者56岁，最小者9岁；大学本科学生37名，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独生子女17名；留下遗孀、遗孤者44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6名。公开信还强调，“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1997年，难属群体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42人。公开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而应该“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

　　1998年，难属群体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签名人增加为56人。难属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除了坚持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的诉求。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难属对话团正式成立并致函中共领导人。这是难属群体为了更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首次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对话团，要求就三项基本要求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同时，当年5月17日，难属群体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鹏的法律责任的控告书，把对六四元凶的清算纳入法治轨道。

   2000年，难属群体在发表“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上诉书。签名人增加到108人。公开信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与官方展开对话的要求，控告书重申了对李鹏的刑事控告。

　　2001年，难属群体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出对李鹏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签名人增加到112人。

　　“天安门母亲的话”在难属群体的维权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六四问题，而是扩展到其他群体遭受的人权迫害，特别申明：反对中共对民间异议活动的政治高压和残酷镇压；反对对法轮功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镇压；反对在言论、出版、信仰乃至新闻、网络等领域继续推行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特别反对继续以言论、思想治罪的荒谬做法；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借口，抗拒、抵制国际社会基于人类道义及世界普适原则对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批评。

　　这篇文献也可以视为这一群体的爱的宣言：“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2002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六四对话团致国家领导人”和“致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15人。

　　前者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进行对话，后者重申三年前难属群体对李鹏的控告；“我们还要在这里重申：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鹏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审判。”

　　2003年，难属群体就六四失踪者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暨全国政协全体委员。签名人仍然是115人。

　　公开信除了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寻找“六四失踪者”的诉求：“截止2003年2月，我们已寻找到惨案的死难者182位，伤残者71位。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目前，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可以想见，他们的亲属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2004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暨最高检察长贾春旺先生”和“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26人。

　　前者重申了对李鹏的控告，后者敦请代表们就公正解决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并对九年来全国人大对难属上书的置之不理发出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为什么我们于1999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该院至今拒不答复；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竟然放弃了对人民检察院的问责与监督？为什么于1998年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名义冻结的一笔（11620德国马克）留德学生给予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发还，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竟然如此熟视无睹？”

     2005年，难属群体就六四事件以及赵紫阳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问题致函人大政协。签名者增加到127人。

     公开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1，当年由邓小平、李鹏等决策者、制造者一手强加于“六四”的错误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六四事件作为一桩重大的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2，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强加于赵紫阳先生的莫须有“罪名”必须彻底推翻，由此造成的这桩重大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开的纠正和重新评价。3，自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对言论和网路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属群体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之所以历数难属群体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上书两会，意在说明：在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上，尽管惨烈的人权大灾难屡屡发生，在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无辜被害的国人以几千万计，但是，除了“天安门母亲”之外，还没有一个受害者的难属能够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进行持之以恒的抗争。而只有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为了讨还公正和见证真相这一单一诉求而进行十年如一日的理性抗争。无论独裁者们多么冷血，也无论大众多么麻木，她们执着地替坟墓中亡灵们伸冤，用博大的母爱化解狭隘的仇恨，用非凡的勇气抗拒野蛮的恐怖，用恒久的耐心较量漫长的等待，用不辞辛苦的寻访拒绝强制性遗忘，用一个个案例戳穿谎言化的生存。

　　正如《天安门母亲的话》所言：“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十六年前，那个被子弹射穿的夜晚，那个被刺刀挑起的黎明，至今仍然如同呼啸的子弹掠过我的耳边，如同血红的刺刀尖晃动在我的眼前，让我必须珍视至今仍然无法瞑目的亡灵。

　　自1989年6月4日以来，我这个幸存者，一直在无辜亡灵的俯视下，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儿了。自1995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共两会以来，由小到大的六四难属群体，一直在用她们顽强的抗争催促着我，也已经十二个年头了。这俯视，这催促，使我不能时时提醒自己：哪怕我的文字是无力的，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能不跟随母亲们的寻求正义和见证真相的脚步。

2006年3月3日于北京家中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昝爱宗:“二二八”历史记忆对比：元凶必须承担责任

       2006年2月18日高智晟发表《关于绝食维权抗暴的紧急声明》，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广泛的响应，笔者从媒体上看到的数字，短短十几天内，全球签名支持者达4000余人，声明参加绝食者达800余人，香港立法委员、律师和台湾前民进党魁等公众人物的加入，更是给这场绝食运动推波助澜。如此大规模的绝食，为六四以来所仅见。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执政当局，神经立即紧张起来，上海等地相继传出绝食遭警方干涉的消息，随后，严正学，欧阳小戎，温海波，赵昕，胡佳，小乔先后失踪，其中严正学失踪近 20天。运动带来的高风险，让国内知识界人士产生忧虑，秦耕、温克坚联名在小范围内提出了《建议高智晟适时宣布暂停第一阶段接力绝食活动》，接着，网上传出丁子霖致高智晟的公开信: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围绕应不应该继续绝食，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国内自由知识界和以袁红冰为代表的海外民运人士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方，展开了激烈争论。据笔者搜寻，初步找到了二十一篇与论争有关的文章：

其中专论十七篇：

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袁红冰：《为高智晟辩》

高智晟：《关于丁子霖女士公开信的回应》

郭國汀：《今天我絕食——英雄多多益善！》

唐柏橋：《高智晟激進嗎？》

伍凡：《做“勇士“还是做“犬儒“？人各有志，——坚挺高智晟律师》

蒋品超：《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

卫子游：《对丁子霖老师给高智晟公开信的六点不同意见》（未公开发表）

刘路：《高智晟事件：法治精神的双重缺失》

刘路：《中国式维权的法律品格 ——漫谈维权路径》

刘路：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漫谈维权路径之二》

刘路：《一个岸观火者的勇气与霸气 ——读袁红冰〈为高智晟辩〉》

刘路：《一个英雄贬值时代的“胡言乱语“——兼答郭国汀兄》

燕园故人：《为袁红冰辩―评刘路“隔岸煽火者的凌云霸气“》

孙成志：《少一些英雄，多一份成功 ——我看刘路袁红冰之争》

东海一枭：《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丁子霖：《愿国内的维权活动健康地推进下去》

访谈录三篇：

丁子霖对绝食表示异议 高智晟再次陈述己见

绝食是否可取：采访当事双方丁子霖和高智晟

刘路就绝食事件访谈录

以及翻出来的廖亦武的一篇旧文：《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

以丁子霖、刘路、孙成志为一方，以袁红冰、高智晟、郭国汀、唐柏桥、伍凡、蒋品超、燕园故人为另一方，短短时间内，论争文章相关文章达到二十一篇，影响可说是极大了，然而这种影响给人的映象却相当不好，因为争论的结果是一团乱麻，谁也没说服谁，很难说达到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由于两方在陈述观点时夹杂着成见和对立情绪，有些文章里充斥谩骂和人身攻击，感觉反而加深了鸿沟。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撇开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说，仅从学理这一个单纯的维度观察，是因为参与者在各说各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双方在争论同一个问题，实际上既没有确定对话的基础，也没有限定对话的范围。综合二十一篇文章内容，可以看到，争论所波及的面，牵涉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的持伦理学之针来与持法学之剑者对决，有的则力图用社会学原理来解决政治学领域的问题，有的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陈述，有的则试图用应然来反驳实然，相互缠夹，岂有不乱之理？

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不在对应该不应该继续绝食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只在于把纠缠在一起的乱麻给理出个头绪出来，意在解套，让双方的对话条归条，路归路。在陈述一孔之见时，只是提个人意见，我这样讲，自然相信它是有道理的，但到底是对是错，大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并不打算强加于任何人。此外，笔者希望撇开个人恩怨，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

属于法学领域的观点分歧

争论首先在法学领域展开。笔者注意到，争论双方涉及到的法学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律师是不是只应当通过行使法定职责来维权？二，维权是不是仅限于法律行为？或者说非法律行为还算不算维权？三，维权是不是仅限于在现行的中共法律框架之内？

对第一个问题，以高律师和袁红冰（以下简称袁方）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律师不必局限于在个案中为当事人维权，也可以——特别是在当律师职责遭剥夺或受限制时 ——通过政治途径来维权。对此，丁子霖教授持反对意见，在公开信中说：“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以丁子霖为代表的一方（以下简称丁方，尽管这样称并不确切，下面有些观点与丁老师无关），特别是刘路认为，律师就应该扮好律师这个角色，在中国当前，当好律师的价值重于做其他，一个律师不应该放弃律师这个岗位，律师搞政治是好钢没用到刀刃上，律师只应该通过为弱势群体代理来体现自身价值。但刘路在这个问题上有自相矛盾之处，当他说“中国式维权本来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文本意义，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时，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前者的观点。

对第二个问题，维权是不是仅限于法律行为，双方基本上持相同的意见。袁方认为，中国维权可不必限于法律。丁方虽然反对律师搞政治，但并不否定通过政治途径维权的必要性。

对第三个问题，维权是不是仅限于在现行的中共法律框架之内，袁方的观点非常明确：毫无必要！原因是中共的事实上的法律基本上都是维系一党专制的恶法，把维权限制在中共法律框架之内，等于承认恶法是法。丁方则反对把中国的法律统统斥之为“恶法“，反对“反对在现行法范围内从事维权活动的人“，认为，维权维的是“权“，有“权“才有“维” ，没有无“权“的“维权“，“权“的有无则由“法“定，同时，考虑到国内维权人士的个人安全，遵守现行法律是应该的。在此，笔者有必要指出，袁方的观点从法理上讲是正确的，但照此办理，很可能危及国内人士的个人安全，丁方观点的实质是实证主义法律观，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其顾及国内维权人士的安危又有某种合理性。

可归类到政治学领域的观点分歧

在政治学领域，双方截然对立的观点可归纳为三对：一，维权行动可不可以政治化？二，政治能不能回避？应不应当回避？三，应不应该激进？或者说激进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权？

对第一个问题，“刘路、丁字霖跟高智晟、袁红冰们在维护人权、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这个基本理念上没有任何分歧，有分歧的是策略问题。刘路们认为，维权和搞民运、政治异议各有其价值，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是不能由同一个群体来搞，山羊和绵羊必须分开。搞民运的和搞政治异议的人士打着维权的旗号搞政治活动，就会使维权这个词汇跟民运、台独一样危险，就会最终葬送维权运动。“（孙成志）丁子霖明确地说：“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而您则会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 丁方，特别是刘路担心把“维权“与“民运政治“搅合在一起会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

袁方则认为，“如果从泛政治的角度审视，由于中共极权专制是中国人权灾难的终极原因，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维护普通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动，都必定同时是对极权专制的反抗，所以，很少有彻底脱离政治性的维权活动――维权活动就是人民抗争暴政的基本方式之一。指责高智晟律师把‘维权活动和政治活动搅到一块儿去了‘的言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立的。这种指责除了表现出‘劝责‘者怪诞的‘非政治化‘洁癖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维权行动可不可以政治化？笔者认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应该允许各方抱持各方的观点。如果认为维权行动派生于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那么，甘地、路德金和曼德拉们，确实是通过政治行动来维护族群和个人的法权，这三位都曾经是律师，但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维护人权的途径局限在通过个案维权上，而是主动介入政治，发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来解决法律问题是现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重要特征，从这种历史渊源上讲，完全排斥政治化的观点与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精神是不合拍的。

第二个问题，政治能不能回避？应不应当回避？能不能回避是实然陈述，应不应当回避是应然陈述。丁方观点，回避了能不能回避政治这个实然陈述，只在应不应当回避的问题上，丁子霖先生通过下面两句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不能再搞什么群众运动了，即使像1989年那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不能再搞第二次。 “”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这两句话在推崇法律行动的同时，基本上否定了政治行动的价值。然而，与观点形成悖论的是，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行为，却不是（事实上是不能）通过法定程序以行政诉讼或刑事自诉案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的做法也许很可笑，那只是每年向人大、政协两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写一次或两次信，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要求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向最高当局申诉和寻求对话而非诉讼途径，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行动。只不过，是一种不像绝食那么激烈的仅限于言论的温和的政治行动。丁老师推崇法治却不得不走政治路线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她根本回避不了政治。

袁方对此的观点非常干脆，政治既不能回避，也不应当回避。袁红冰说，“很少有彻底脱离政治性的维权活动“，其文中要意，回避政治，轻一点说，是当逃兵，重一点说，则是自甘奴役。

那么，维权行动应当不应当政治化呢？滕彪博士的一段话是相当好的回答：“担心‘维权‘和‘民运政治‘搅合在一起而使当局有镇压的口实，出发点很好。不过，去年9月甚至更早，中央就明确把‘维权分子‘和‘法轮功‘、‘民运分子”藏独分子‘ 并列在一起，作为重点打击之列。“你不政治化他也给你来政治，你怎么办？再说了，政治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肯定的基本权利。维权所维之权，很多就是政治权利。

第三个问题，激进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权？这是个策略问题，因此也是个政治问题。丁方观点，维权应该并且只能采取温和的方式。袁方观点与此尖锐对立，认为激进并无不可，高律师发起的在家里绝食抗争行动并不特别激进，只有像高律师等人那样采取影响巨大的然而实质上并不特别激烈的行动才有价值，不采取，不支持这种行动者，就是软体动物，是可悲。

维权的方式、策略，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然而，笔者认为，在这里，双方观点严重对立，却又都希望把对方所不接受的观点强加于人。高智晟等人（主要是袁红冰）因对方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跟进绝食而愤懑，丁子霖等则一面苦口婆心地规劝对方放弃在自己看来过于激进的绝食，另一面，也希望促使对方按自己所认为的最优途径行事。把上述争论双方的观点代入康德的“假言律令“，很容易看清分歧所在。康德的“假言律令“是这样的：假如你要取得X，那么做 Y。一方说，要取得维权效果，那么就得速度快一点力度大一点，另一方说，要取得维权效果，那么就应该稳一点，急不得，必须并且只能一点一滴的来。笔者看来，在未得到事实映证之前，哪一方声称自己策略最好，都是在自说自话，虽然我也肯定点滴积累的价值，但并不认为适当快一点就肯定有害无益，比较好的办法是互不强制，在主动作为的方式方法上保持独立性，当陷入困境时，则相互支持，在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急于强迫对方采取相同的步调。如本文题目所示，“我相信通往天国的真正道路  就是学会逃离地狱的方式“（注），逃离地狱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特别是身在海外的人们，要注意不从自身需要出发来要求国内维权人士采取可能导致人身安全的行动，应该体谅身在国内的维权人士的切身困难，除非本人主动愿意，否则，不可强求，少搞点遥控和道义指责。

笔者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一点上丁子霖这一方已经有所行动，2月28日，“天安门母亲“透过“中国人权组织“发出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 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冲突“。不计前嫌，以维权大局为重。

除去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歧，在政治哲学方面，具体说来也即是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问题上，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丁方观念的核心是把是否参与绝食、乃至如何维权的选择权交还个人，袁红冰的思维范式则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层面上，当他振振有辞地指责国内知识界是“软体动物” 时，毫无疑义，他是以国家利益的发言人自任的。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孰是孰是，孰优孰劣，波普尔和哈耶克等哲人已经作过非常充分的论证，没有必要赘述。

伦理学领域的分歧

争论的口水部分基本上都在伦理学领域。口水的部分在于谁才是英雄，丁子霖，高智晟，还是袁红冰？由于对生活着的具体人的价值评估，通常都受到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在利益、感情、立场、观念诸方面相通或相背的影响，很容易流于情绪化的、双方各持一词的争论，当严重对立时，互揭其短，互损其长，可能永远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正有分歧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点：一，现在还是否需要英雄，英雄有没有价值？二，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才配称为英雄？三，屈服过的人，还能不能视为英雄？

第一个问题，丁方的刘路认为，现在不需要英雄，或者说英雄价值不大，由此推论出高智晟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不重要。袁方则认为，要从相当高的高度上肯定民运英雄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才配称为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又在两点上存在分歧，其一是对待公益的态度，只有为公益作出特殊贡献才为英雄，还是自我奋斗不息者是英雄？前一种英雄符合传统，在开放社会也不排斥，后一种英雄则仅能存在于开放社会之中。其二是个性品德上存在某些缺陷的人，能不能成为英雄，丁方的刘路和孙成志持否定态度。他们在文中隐而未彰然而骨子里却是在认为，口碑不佳的人，不配被称作英雄。

第三个问题，屈服过的人，还能不能视为英雄？刘路和孙成志的观念，虽然没有明言，然而从他们对袁红冰历史的追究可看出，在他们看来，屈服过一次就应该受到指责，屈服是人生永远洗不干净的污点，屈服过一次，也就永远丧失了作英雄的资格。袁方观念，则把情非得已的屈服视为忍辱负重，认为这正是大英雄的条件。在这个方面，袁红冰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悖论：一方面主张大陆自由人士应该站出来做英雄，此时此刻龟缩不动就是狗熊，另一方面，又认为英雄也可以选择屈服，适当的忍辱负重更英雄。自己十年青灯黄卷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英雄，别人如此却不能容忍，这是最为对手诟病的地方。

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分歧

双方争论中关涉到社会学的方面，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组织内部的问题，维权人士之间应该团结，出现争议时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只要同归，何妨殊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基本一致，说基本一致，因为在对争议作有害还是有益的价值判断问题上，丁子霖教授与对方乃至同一方并不完全相同，丁教授认为争议只要在正常的讨论范围内，有益无害，另一方，则把提出不同意见视为相互之间从背后捅刀子。其二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以丁子霖为代表的自由维权人士现在并非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只是一个意气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法轮功却是个组织，在国内维权人士眼中，高智晟，袁红冰代表着法轮功，因此，与此组织相对的也隐隐约约成了一个“准组织“——这只是以论战中双方壁垒分明作出的判断，并非实有一个“准组织“。自由维权人士与法轮功之间，是应该团结合作，还是分道扬镳？丁子霖教授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此次论战中丁方也没有哪一个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丁教授公开信以善意的劝告作立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丁方并不认可分裂，袁红冰认为丁子霖教授的公开信“亲者痛，仇者快“、“暴政喜，志士哀“，说明他也希望双方友善合作，双方分歧在如何合作，具体说来是在绝食这个问题上应该不应该统一步调。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这次争论还涉及到社会心理学方面。涉及到对高智晟实行社会动员资格的心理接受，在涉及到精英竞争和卡位，意见领袖地位认可等问题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某些隐藏在字面之后互不服输的竞争心理。在争论中教育背景被错位地纳入话语权判断，被双方作为衡量发言权大小优劣的依据，就是竞争心理的表现。丁子霖信中暗指高智晟擅长耍枪弄棒，给人以对高智晟受教育背景不信任的强烈暗示，刘路虽无讥讽之意却不忘指出高智晟曾“在新疆卖菜“的经历，燕园故人特意抬出袁红冰“教授，法学院院长，贵州法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资历压人，说明他们的思维范式也遵循着以受教育背景为据来掂量发言质量和权威大小的理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争论的中心虽然聚焦在绝食应当不应当继续，但由于争论的参与者专业不同，受教育背景不同，价值观念各自有别，结果导致战火在非常广阔的地带漫延开来，超出了双方的知识范围，不仅在双方观点对立的方面，在双方根本不可能取得共识的领域，在只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才能有所结论的领域，双方也各自为是，结果就只能是混战不休，唾沫横飞，让我们这些作壁上观的人感到既好笑，又可惜。

    那么，如何给这些纠缠在一起的争论解套呢？笔者认为，要讨论问题，先要划定题域，然后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才有可能使得有分歧的问题得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厘清，知道自己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对方哪些意见可取，哪些只能各以自是为是，从而弥合分歧，取得共识，这样的讨论才是良性的。这种良性的讨论借用张裕博士的话来说就是：“争论只要不太过火，无论怎么说都是利大于弊，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争议，那怕持完全相反的意见，都是扩大民间声音的影响范围。”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有关“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定义含混，纵有王权正史和民间文本中连篇累牍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体的个人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所谓顺民刁民、乃至暴民……这种随机性应“时势”而随意褒贬定性，完全基于体制维权的“务实”需要而任意命名的羞辱性称谓，一方面显示出权力意志对人本价值的蔑视态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制度文化中由于 “个人的意义”长期缺席，使得一般人很难辨识出个人伦理见之于公共权力构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看不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这一事实，因而总是自愿放弃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和干预，以此规避个人权利表达所应承担的政治风险，让强势的个人或组织一路坐大并成为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掌控主体，从而导致民间社会长期受制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最终只能将人的社会生活诉求压缩在仅仅“为活着而活着”的低度生存区间。

众所周知，摧毁人就是从摧毁他的个性和自发性开始的，当个人作为群体中不可更动、不可替代的独立意义长期被省略、被贬损，乃至被逐出公共领域并内化为常设的制度逻辑和普遍的文化观念时，缺乏个体张扬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变失血，必然失去鲜活的个性神采，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创生机能严重萎缩。这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忽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和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因为既然不能从自己置身其间的共同体中经验到温情的历史记忆，领略到家国宗谱中亲切的慰藉并由此滋生出痴心眷恋的“乡愁”，就无所谓爱国的“主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担当，所以也就难于合成出个人之于社会、以及民族同向共生的荣辱感，就无法演化出体恤庶民、求诉公正的建设性政治动议和制度安排。正是根源于这种畸变的文化与制度合力浸染，才导致中国人对生存无常产生出神经质的焦虑症与恐惧感，最终使得信仰文化应付阙如并完全让位于庸俗化投机主义式的务实理性。因为经验了太多的苦难和生死挣扎的命运劫数，所以人们总是要么自足于一夜为王、一朝得势的奢靡和骄狂，要么忍辱负重、听天由命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有敢于“放胆”参与权利争锋和问鼎“公家事务”的各路“英雄豪杰”，则大多不是基于解民济世的理想承当，而是权力“边际效应”引发的行为冒险，所以，他们要么是奉行机关算尽的韬晦之术“相时而动”，要么总是迷恋于“武器的批判”重复败家子式的秩序颠覆，让历练了数千年的权力体制始终荷载并不断繁殖出无法承受的反抗力，造成中国社会虽然历尽了权灾兵祸的轮回折腾，却始终无法反躬自省与“普适文明”接轨。

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只求低度地活着的社会中，直面同胞共剪、苍生死灭，都可以无所用心而且习以为常，他们又何以能够超越简单的生存逻辑和事物常态为个人确立有意味的社会生活形式呢？因为有如此“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除了圈地自为以防范各种不可逆料的灾变之外，委实不能将个人的良知选择和道义承担延伸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念。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迷恋暴力和仰望强势，总是任由君临众生之上的各路得胜者长期挟持，并一路对其恣意的侵犯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这就迫使人们出于生存的常识理性，而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强大势能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教化，日久之后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责任担当意识便随之淡出，这种民意整体性的不作为和权力系统的“乱作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对称社会格局，使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从而沦为挟暴力与“天命”自重的王道专制任意驱策的物化工具。如此一来，除了极少数人能窥探到“王权本无道”所以才伪托 “天授神谕”的玄机，从而发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路冒险杀戮，演出抢班夺权的惨剧闹剧“主旋律”以苟延破绽百出的老迈历史之外，对于匍匐而活的普罗大众而言，能在离乱无常的权利屠场中求得全身以终老天年已属不易！又何以能够越出贱民的本份妄想“当家作主”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呢？

综观中国社会的历史流变，由于权力伦理中没有为个人预留出自由意志的伸展空间，个人的主体意愿很难延伸成为公权决策中有当量的挚肘力，使得个人自觉与社会公共生态的关联性严重分离。所以，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器”不仅无需付诸公论，甚至也不在乎为人所建构的社会道统、法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一系列对话机制是否内涵有对人的关切和生命伦理的尊重，是否符合人性的本质然后公平、公正、地“待人处事”。所以，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人始终缺乏“负罪感”，缺乏对人的本质缺陷葆有足够的警惕，因而在其个人生命的经验和文化传承中始终无法内生成理性的反省机制，所以很难从经验到事实中演绎出思辩的认知为真理立法，为人的处境改善作出超验的、应然的理想期待，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相应的法理与制度设置，最终把人从弱肉强食的罪性迷误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自愿抽身于公共事务之外，总是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态如道德伦理、制度正义和一切与人相关的公共建设作壁上观，仅仅依靠本能的感觉和现成的经验，既无对当下法理秩序和权力话语的批判性质疑，也不对个人之于社会的共生关系作原理性的思考，因为无所用心，所以也就无所谓社会性的责任承担，即使偶或有结盟抗辩的意愿也大多是基于自利的打算。这种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阶级认同，原子化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态，使得人们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便只能让无法承受的“原欲之重”将生命锁定在现世利碌的追逐之中，如此一来，即便是有基于生命创造的欲求和向外扩张的本能骚动，也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坏性渲泄和 “不相信主义”支撑下的胡作非为。

正是因为有如此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心态，公共话语中才有如此凶狠刻毒而且泛滥于整个社会的，专属针对人的种种污蔑和酷刑恶语，什么小人奸人佞人贱人……，什么挖心剥皮、剔筋剜骨、斩草锄根、诛连九族……！如此则庙堂公卿村妇野老一旦利害相抵时，都无一例外地把与自己同向共生的对手视为侵犯者和挡道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基于这种恶象丛生的现实处境，中国人基于生存的本能自觉，往往很难把与自己同处一隅的他者当作休戚与共的生命活体而给予深度的关照，即使是基于利己而后利他的道德表达和不伤害的正义伦理，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延伸于血缘亲朋和特定的乡土熟人之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激励功能的整全性社会理念。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尽精微、致穷理的分析逻辑，所以几乎极少有人能秉持“精神的客观性”（叔本华语）对生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终极发问，使得人们由于无所知、所以无所畏然而又常常人神不辨，总是容易被一切外在的利欲和强势力量所蛊惑然后迷失在一种模糊含混、似是而非的语境之中，既无需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作思辩性的探究，也不会醉心于返求诸己质疑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高更语），从形而上高度生发 “认识你自己”的内在焦虑，即使有流布民间的所谓因果附会之说与人性善恶之辩，也仅仅囿于祖制的礼乐道统遭遇现实错位之后无可奈何的精神自慰，其在本质上既不能化解人在现实处境中的焦虑感并给予人心向善的引导和救赎，也不能提供建设性的理论为形而下的社会进步文明出谋献策。

由此理路构制的国家社会，要么是个人或家族意志的放大和延伸，要么是强人政团的私欲合成体，所谓公心和公义的法理与制度诉求，则基本不在中国人的公共权力意识和执政理念之中。置身于如此相互排斥的社会生态之中，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大多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是源于私性的欲望和“务实不必求真”的利害比较，是权力威风支撑下的“暴利分红”引发的政治冒险。除此之外，由于权力系统中一以贯之的反程序运作和“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长期盛行，使得人们一方面不惜作贱自己，将“货与帝王家”作为获取现世闻达的“终南捷径”，另方面又将“衙门”贬斥为藏垢纳污和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因此才有剪除不尽的民间语文对官府极尽腹诽垢病之能事，才有秉持洁癖的“内圣”而不能外于王者为保名节宁愿挂冠而去处江湖之远，终至发醇出一班要么在人格尊严上自宫自残以捐身官场的蝇营狗苟之徒，要么让本来就稀缺的知行合一者齿冷心寒，无奈之下宁可偏居一隅佯装“难得糊涂”以置身事外的犬儒式“清流”进行自我放逐。如是长期不良循环并累积为制度性、文化性的败血因子，造成心智德行与权力组合的严重分离，在助长了专权者骄横跋扈的暴戾性格的同时，也使民间将这种歧视性不把人当人的专制主义“人权观”泛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公共视野中一切关于人的判定与阐释都只注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使用价值，看不到个人作为社会物质与文化创生主体不可替代的神性价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论关注和社会实践自至终都必须实现的正向目标。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麻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