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论资产阶级趣味及对它的不满

现今资产阶级趣味的特征仍然是……庸俗。很遗憾,难道不是吗?原谅我没有说出新东西!新生的资产阶级不过是一帮有钱的群氓而已,可惜,历史仍需要他们来推动。一个伟大的梦想中途夭折了,资产阶级曾经被剥夺被驱逐……现在,时代需要资产阶级为实现其另一个梦想而勤勉工作,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就必须先制造出资产阶级,然后,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需要的不仅仅是利润,还有他们的身份符号、象征权力和虚荣快感,但是不行!资产阶级在现今并未恢复其全部自然权利,他们是被迅速制造出来的,地位的躍升应当适可而止,不能伸手太长!资产阶级在现今尚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更不要说提出什么精神了。除了经济理性,留给资产阶级自由发挥的只有生活方式以及协同产生的所谓趣味,这也不错!说不定,趣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象征权力!现今的资产阶级是新教伦理照耀不到的一帮,在与权势的周旋阴影之中资产阶级的求生术充满了赤祼祼的交易谋略和谎言……只有趣味看上去是干净的、文化的和优雅的,谈谈趣味吧!在现今,趣味既不那么尖锐,也不那么乏味,资产阶级的趣味状况如何?如果主张受到管制,精神尚在孕育,趣味就窃据了主张和精神留遗的空位,镜框代替了圣像,帽子代替了思想!

  不要向我证明资产阶级就是统治阶级,这不符合现今的状况;财富并不在所有地方都能转化为权力……用财富向权力行贿从而分享有限权力,不能改变一个重要的现实:某个钢铁般坚硬的至高权力凌驾于财富所有者之上。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现今仍处在中间阶层,虽然已经羽翼丰满,但远没有形成组织力量。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决定了他们分散而离心,忙于内部斗争,资产阶级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精神同盟,只有竞争对手没有观念敌人……这似乎很矛盾,事实不就这样吗?只要有利可图,和敌人都可以做生意,至于观念,资产阶级有什么观念可言?我从没听说过!新生的资产阶级啊,你们的观念就是唯利是图,你们的对手也持同样的观念,因此你们没有“观念敌人”,你们的同志就是你们的敌人!

  好吧,让我们言归正题,谈谈什么是资产阶级趣味……据说他们的趣味已经在主导现时代的风尚,不会吧!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的趣味又如何传扬开来?难道他们喜欢炫耀……资产阶级是不愿意当隐士的。一个人有了钱就偷偷摸摸地躲在别人找不到的隐匿地点是何其卑琐渺小,彰显财富才称得上现今的美德。资产阶级不仅要炫耀,还做出一种弃绝财富的样子,好象他们并不在乎似的……他们用金钱去交换他们本来并不尊重和并不欣赏的东西,这是为什么?金钱可以买回自尊,他们曾经在知识和艺术方面受到伤害,现在他们则可以通过抛掷金钱的方式去贬抑那些曾令他们伤痛之物……等等,资产阶级不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那个群体吗?他们怎么会被知识和艺术所伤害?啊,你说得对,理应如此,可事实正相反,新资产阶级在现今恰恰是最无教养的群体之一——干脆这么说吧,现在,仍有天才和少数优异人物,他们存在于一切群体之中;而“无教养”,几乎是所有群体的特征,别以为我只和资产阶级过不去——突然翻身的人不可能突然拥有教养,人们之所以不以教养之有无去衡度他人,盖因教养已经被超级权势所消灭,只有极少数人还保有它……

  资产阶级趣味完全由金钱支撑,对他们而言,金钱支撑一切,金钱数量和趣味等级成正比,趣味的进化史就是金钱的耗费史。但趣味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心智和感知,却是资产阶级根本不具备的,所以我一再说资产阶级既愚钝又庸俗……他们和世界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买卖关系,他们的心智和感知无暇运用于趣味领域,而买下一件好东西比了解一件好东西要快得多!这就是资产阶级崇尚的经济理性——效率,投入和获得之间的换算!趣味的本源属于肉身和心智,它一旦蜕变成某种可以迅速成交的物品,就不再是趣味,而变成了一种可转让的“徽誌”。

  人们习惯了,并不对此提出异议……对资产阶级的羡慕不过是对资产阶级财富的羡慕,人们不再关心资产阶级财富的来源,只关心资产阶级财富之展示,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被享用与抛掷。资产阶级的生活不断显形在聚光灯下,私人空间虽然隐秘而安全,“形象展示”则已经公开化舞台化,为什么不呢?资产阶级趣味也随之一览无余地展示在各种传播介质之中,这就是所谓由“传播介质”蓄意制造的一种比私人空间更真实地触及生活本质的“超具体幻象”,资产阶级趣味即浮动在现今社会风尚最表面最让人不得安宁的“超具体幻象”中,人们想拥有它,以改变匮乏低卑的人生处境,啊,资产阶级趣味就是那种能够使乏味之辈变得有趣的魔法,就是那种能够使人否认自己的外行史并赢得内行之赞誉的秘诀,就是那种能够不必通过心智劳动就可以直接触摸高级事物的捷径。

  但是千万别以为现今的传播介质制造的全然是绝对之幻象与谎言——当然,幻象与谎言来自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权势操纵……权势操纵风尚采取的狡诈方式是它对风尚领域的出让,出让给资产阶级,以换得资产阶级在其它界域的沉默。在物的生产范围,在关系到物的生活、物的趣味甚至物的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现在已获得了大部分的阐释权和影响力,因此,在以物为中心的“超具体幻象”制造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确掌控了风尚世界——风尚!它差不多成为人们生活的灵魂,并成为一块遮饰现实丑陋的巨大幕布,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它,哪怕那些同样梦想成为资产阶级却仍旧在低卑阶层中挣扎的人,他们很清楚生活绝非一幅在传播介质中闪烁的图画,而世界的光怪陆离和个人处境之困顿产生的只是一种嫉妒和怨恨……他们让人同情的社会地位和受苦受穷并不表明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好的趣味,也许更糟糕!这个使我备感困惑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讨论,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不意味着同时证明了无产者天然高尚……

  说资产阶级是势利的,这可不是对他们作的道德评估,而属于生物学意义上识别——势利乃资产阶级的本性,它已超越善恶……或者毋宁说,它还够不到善恶的高度。资产阶级在心智和感知方面虽比较愚钝,可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薄弱之处:过于功利,量入为出,这种算计的惯习使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获得进益,但在其它社会交往和关系到个人形象评价的诸事项中,这一惯习必须搁置——趣味,嗜好,迷恋等等只是单纯耗费却不能带来进益的个人禀性,就充当了一种体面、去功利和非资产阶级化的“反角色”。所谓的“雅趣”和“奢糜”,不正是资产阶级刻意模仿文人和贵族在两个方向的表现吗?糟糕的是,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决定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模仿都是失败的——这不仅因为“雅趣”和“奢糜”均为“物我两忘”的虚无境界所笼罩,而资产阶级永远难以摆脱的“因物而喜因物而悲”的狭隘心性不可能领悟超世俗的乐趣;还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根基之厥如,是不能指望以“金钱资本
”来取代“文化资本”的。你们不认为文人趣味和贵族趣味乃是最难仿效的吗?当资产阶级无法从个人经验或家族记忆中寻找趣味之传承和依托时,他们对文人与贵族的公然模仿,不过是以一种低级的动机——不恰当地炫耀自己并不拥有的禀赋,只是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的借口——来谋求以一种高级事物提升自己的低卑出身的耗费行为罢了。
  有人不无讥讽地说资产阶级很粗鄙……我同意,不过事情正在变化之中:资产阶级趣味虽然没有得自家传世袭,也没有受益于早年的熏陶培养——我就不必提先天禀赋了吧——但十几年的财富积累和逐渐养成的所谓挑剔眼光的确使资产阶级趣味有了提升,它不那么粗鄙了!傲慢和低俗有了收敛,资产阶级学会了礼仪,他们可不想做有钱的野蛮人!资产阶级趣味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巩固开始趋于稳定和保守,是吗,先生们?鼓吹传统价值,复兴本土文化,资产阶级亟力迎合地方主义和国族认同的潮流,不过是他们假装相信自己政治地位已然上升的一种将本阶级置于放大镜下的虚妄感,这种虚妄感影响到他们趣味的选择和固定化——迷信,陈腐的形式,空洞的国族符号,正成为资产阶级与超级权势以及普通民众的“虚假共识”,资产阶级趣味也只有在这一“想象共同体”中获得了超个人的意义。

  剩下的呢?剩下的更多……美仑美奂的一切跨国事物!当然,资产阶级趣味所钟情的对象是无辜的,不带偏见地说,它们真的非常有价值!我并不鄙夷资产阶级所热爱的事物,这和我说他们庸俗是两码事……资产阶级为了保值增值的庸俗目的从事艺术收藏,带来的积极后果居然是使艺术得到了妥善的保存。资产阶级对金钱的尊敬被转移到了它的等价物——艺术的身上,守财奴变成了收藏家,这是多么喜剧性的身份翻转啊!据说资产阶级很有远见,指关于金钱增值的远见吗?这还用说……对未来的预期是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立足点:对趋势的敏感、担忧、不确知、观望、推动或阻挠,这些资产阶级的典型反应或多或少体现在他们的趣味中……他们的决断、冒险、冷酷、患得患失、一毛不拔、浪费、轻信和刚愎自用!

  资产阶级的生活很精致很考究啊,对,说得对极了,有吝啬鬼,就有一掷千金的人;有严以律己的禁欲主义者,就有放荡不羁的公子哥;有顽固保持早年粗鄙习气的乡巴佬,就有洗心革面终成精致考究的雅皮……资产阶级只是一种抽象,具体品种则无奇不有,那是小说家感兴趣的肖像走廊!至于我,我仅对抽象描述感兴趣。资产阶级对我而言不过是一组概念,至多是一群影子,他们由词意构成……任何具体和抽象描述之间都会有不小的偏差,可我不想呆在具体之中……说不定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优异人物,甚至还是我的朋友……但我对资产阶级素无好感,过去就如此,如今更甚!尤其你们,让我无法对阁下表示一点同情,那是因为你们被一种更强大专横的权势所压制,随意征敛,而你们的特殊生存环境迫使你们只好甘做胸无大志的经济动物。

  我们的私有产权得不到长期的法律确认,那一纸空文可靠吗……资产阶级的惶恐和担心不无道理。相比之下,趣味又算得了什么?何必纠缠于资产阶级趣味之庸俗,他们更期盼的是私人财富属性在法理上的安全保证——我们谈的是美学问题,和法理无关!也许,对私有产权的模糊承认是资产阶级在趣味上显得浮躁的深层原因,那个超强权势可以随时收回成命,另立章程……资产阶级仍然如此软弱,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有强悍的性格和开阔的视野,再不要空谈什么趣味,这个话题真是太渺小!资产阶级的依附性不仅表现在生存条件的不确定之中,也表现在基于短期性前景的判断与困难抉择之中……他们哪里有时间去形成所谓的“心智”、“教养”和“趣味”?

  这有什么关系?趣味在资产阶级眼里不是一种“唯心的知识”,它必须落实于对“有趣味之物”的占有,占有是唯一可靠的趣味体现和保全,趣味如果只是某种 “内心知识”又有何用?唯物的资产阶级不相信“想像性满足”,在这点上他们决不让步……生活实践的全部意义在资产阶级看来就是不停顿的对物的占有之扩张,他们可不愿迷失在虚幻的知识当中,除非知识有助于他们占有更多的物,有助于赞美他们已占有之物或将要占有之物……别用“心智”和“教养”来吓唬我们!它不过是神秘的幌子,你们的不满背后是一种怨恨和妒意……真是这样,被资产阶级说中了!资产阶级的“心智”全用在“如何更多地占有”,我们的“心智”则全用在批判这种“占有”……这种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呢?要是物没有主人,“它”又会在何处?人们制造物就是为了出售它,如果没有人买,物就会停止制造——资产阶级组织生产,率先购买占有,完全天经地义。所谓“物的异化”,生产者和占有者的分离,难道不正是自然秩序安排的结果?我们利用“趣味”来攻击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庸俗”的“群氓”,那谁是趣味的真正拥有者,谁不庸俗,谁不属于群氓呢?

  我把你们惹恼了,我不准备再道歉,甚至,我都快失去了耐心……还没看出我究竟想说什么?你们趣味高雅,举止得体,这些我看到了,也就仅此而已,你们是最自负最志得意满也是最惶恐最仰人鼻息的一帮,我说你们胸无大志缺乏权利理念你们肯定不为所动,可我嘲笑你们趣味庸俗出身低卑你们就大动肝火,因为我看穿了你们只配为这些琐屑之表象受到侵犯而疼痛!我对你们的不满由来已久,我并不仅仅对资产阶级不满!是什么夺走了你们的心智,打断了你们的脊梁,让你们仅仅在自私自保的经济活动中苟且偷生?当资产阶级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可以向世人炫耀的不过是一些风尚、趣味和格调时,他只是一具华而不实的摆设,一架被用来肢解社会的工具,一群以瓜分者形象出现在历史中的体面侏儒……

迷信权力的知识分子会活着参加自己声誉的葬礼

今天(2006-03-02)中青在线贴了一封信阻止《物权法》草案牛人”——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先生的公开信——<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业道德那里去了?》,指责《南方周末》记者赵蕾发表在2006223日第7版上题为《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的文章,违背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违背诚信原则,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公开信除提出强烈抗议,还表示对于侵犯我个人肖像权和名誉权保留提出诉讼的权利,在公开信的后面附了一封写给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同志的抗议书,要求为维护我国新闻界的声誉,为纯洁我国新闻界队伍,我恳切请求领导同志调查处理此事!公开信的署名日期是224日。

 

巩教授用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自然是他的个人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他似乎显然不满足于法律维权,而寄希望于直接借助行政权力纯洁我国新闻界队伍。堂堂法学教授,其迷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潜意识令我吃惊。

 

异曲同工的还有两个大红人,他们之迷信权力、迷信暗箱比巩法学教授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

 

2006220日,《北京晨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对李稻葵教授的采访稿,题为《李稻葵:我怀念不争论的年代》。224日,李教授又在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又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的演讲,进一步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

 

李教授的两次公开发言都是针对过去一年多来社会及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激烈争论,两次公开发言观点和依据一脉相承。在第一次采访中李教授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224日的演讲中,李教授更进一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李教授难道不知,改革更是在没有公共参与的不争论情形下走上了歧路,成了一场场权力瓜分的游戏?!今天互联网下的公平大讨论、大批判与当年领袖定调后的大批判、大讨论岂可同日而语哉?

 

无独有偶,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于一些学者强调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张维迎说,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227日《中国青年报》)。在这里,张维迎先生显然比李稻葵又进了一步,俨然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而且把科学弄成了不得讨论不得质疑的神学。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一些精英学者如此迷恋威权和暗箱操作,的确令人深思。他们在逆历史的潮流而不自省,还一副真理在握的派头。在此,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只用一句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乃时势的时,天下大势,自有大道在,非强权、强势所能为。天下人等,三教九流,有小聪明,也有大聪明,诚如一篇文章中说的,知识分子不要活着参加自己声誉的葬礼。即使不为自己计,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起码也要为自己的后代计,希望你们的后代因有你们这样的前辈而觉得光荣而不是羞耻。

于仲达和HsiaoYan等先生谈论余杰(二)

于仲达: 网友曾这样评价余杰“大家可以这样去考察一下这类人,这些人有多少时间在与那些穷朋友们谈话,有多少朋友或者说有百分之几的朋友是底层的人士。不管怎么说,只要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深入过民间,他的朋友没有几个底层的人士,那么,这样的人,不管他的姿态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都不可能真正代表民间。”您怎么看呢?我记得你只引用了余杰的《香草山》中的片段来证明他与底层的交往。但是,我认为这远远不够,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余杰等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缺少与“底层的人士”的对话和交流,需要深入地体察民情,您认为呢?

余杰曾经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中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90年低中国文坛中来自底层的作农远比80年代多,但反映底层真实生活的作品反而却少得更可怜,甚至销声匿迹的呢?”我觉得余杰本人有点象局外人,从局中到局外这一过程中,他看清了一切体验底层和底层体验的虚伪性,选择了一种逃避的姿势。上海学者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达的命运》一言语当中就态度分明的指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一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只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显现!”

底层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自卑,对自己百般贬低,自认奴才,甘做牛马,这其实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把奴性意识灌进了底层人民的脑中,并灌输权力金钱等不平等观念,更要命的是灌输了阶级观念,使得他们的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了底层对于权力金钱的畸形渴望,一旦得以“翻身”则又造出另一种压迫性的统治。我觉得余杰如果真想关注底层人的话,应该多交朋友,提供一些微弱的帮助,例如我本人,就很渴望和他沟通。您认为呢?

于仲达:读过余杰的<<夏瑜的自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也是在写自己的命运。他已经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因为真诚,把心掏出来给人看,人们反会觉着他是在“作秀”(作秀者已经是俯首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而那赤裸裸的心没有了保护层,正好方便人们“扎”和“捅”。所以,真诚的人,往往更容易被诟病、更容易遭非议。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经过了这么些年,“理解”还是“不理解”,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有自己的理念。我相信,他会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余杰作为一个严肃的启蒙者,应该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准备,不断反思自己,而不是埋怨民众。面对鲁迅先生当年面对的“无物之阵”,余杰所要承受的重担,更加艰巨。您认为呢?

于仲达: 2005年我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与一些老师和学生私下交流期间,他们普遍对余杰评价不高。一位据称低他一届的中文系某师妹,在大洋的彼岸写了一篇雄文,对余杰极尽揶揄讽刺挖苦之能事,将人家大学时的苦闷失落以及生理特征全部挖出来。我也认为很正常。我一直这样认为,余杰肯定有很多毛病,对他的某些文章,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我认为他敢于说真话,而且这真话说出了影响。但是对一个担当某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用朋友、同学的标准来衡量。您认为呢?您怎样看待如今的青年知识人?

于仲达: 有网友批评余杰的“泛道德主义”,请谈一下您个人的看法。

HsiaoYan:且不论余杰是否是“泛道德主义”,只谈谈“警惕泛道德主义的危险性”这个论题本身:从理论上讲,泛道德主义当然是不对的、是具有危险性的。就如同过饮过食有损于健康,从理论上讲这个立论完全成立。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需要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只要不是在书斋中、象牙塔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天真的书生,就应该能看到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在经济领域、在法律界、在政治领域、在医疗界、在文化领域、在学术界、在教育界、在文艺、体育界。。。。。哪一个领域不被腐败所侵蚀、还有多大比例的人把道德认真对待。现实的世界是千疮百孔、普遍的道德沦丧,普遍到以致于人们身在其中都感觉不到它的沦丧了。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在XX部工作多年目睹了上层的种种操作,又在投资界做了几年,有着丰富的社会观察。他跟我说:目前中国的“硬体”(工业、技术、经济水平等)仅落后于西方50年,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目前中国的“软体”(人们的心灵状态、道德水准等)落后于西方150年,相当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
  
  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下,强调“警惕泛道德主义的危险”,就如同向非洲的饥民强调“警惕卡路里摄入过高的危险、过饮过食有损于健康”一样地脱离现实。非洲的饥民首先要解决的是饥饿问题,而不是过饮过食会得糖尿病的问题;中国社会首先面临的是普遍的道德低下的问题,而不是道德主义泛滥的问题。慈善机构援助非洲饥民的是超高卡路里、增肥的 nutrition bar;而中国社会目前恰恰需要的是普遍的道德重建。
  
  做实业的人都明白,有两样东西很要紧:一个是 priority,另一个是 probability。打个比方,做芯片的 failure analysis 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 most possible 而不是 least possible。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亦是如此。
  
  王朔早年所嘲讽的那些人(比如所谓的“德育教授”、“人生导师”之类)。根据我的观察,余杰并非这类人,尽管他的文章的“调门”有时偏高了些。另外,余杰所持的道德观,也可以从下面转的这篇文章来参考。
  
  我之前曾写过一个帖子,<<自由主义是否意味着抛弃道德—-与陈永苗商榷>>,其中也讨论了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差异。下面是这个帖子的联接。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77115&strItem=no01
  
  长期以来,人们对伪道德家们深恶痛绝,我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当王朔早期的作品面世时,我也曾呼痛快(我认为王朔早期的作品也有它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不应全盘否定。王朔后期是发展过了头,发展成了道德虚无、流氓有理甚至反智的倾向)。
  
  近十年来,情形又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人们几乎是谈道德色变—-因为伪道德家们已经大大地伤了大家的胃口。在此情形下,道德重建的努力就变得无比艰难。所以我认为,目前的道德重建需要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一种符合人性的、 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的道德观。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在做着各种尝试。在这片被伪道德主义戕害了几十年之久的土地上,道德重建谈何容易。当然,余杰本人也是在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帖子里一再地讲:余杰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应该批评的。
  
  鉴别真伪道德主义者的一个尺度是他(她)是否在践行他(她)自己所推崇的理念。近几年来,作为一个推崇自由的人,余杰一直在践行他的理念—-既然崇尚自由,就应当以行动去争取之。余杰在身体力行,不惜以失去出版权、失去正常的隐私的生活、被骚扰、被拘押、被威胁恫吓为代价。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那些坐在书斋中唱高调子的人是大相径庭的。
  
  努力地倡扬道德,与设置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去甚远、难以企及的道德高标(比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是两回事。在我看来,余杰属於前者。成为今日普遍道德沦丧的硬币的另一面的,并非“努力地倡扬道德”,而是伪道德主义以及与人的本性相去甚远的、难以企及的虚空的道德标准。
  
  
于仲达:我注意到,余杰对于律师这一群体十分关注,这表明他开始实际的威权,不仅是批判和呐喊。

         余杰在《<<成都草堂读书会和独立中文笔会:“文学与记忆”座谈会>>》表示:
      “对现状短期的评估我是比较悲观的,最近几年以来我觉得比起江时代来很非常大的倒退。在政治方面,在新闻自由,在文化教育这样一些领域我觉得有很明显的倒退。这是一点,但是从更加长远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看,我觉得宪政民主肯定会在中国实现,无论从中国的情况还是国际的大环境,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关注的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一个律师维权群体,这个群体现在大概已经有二三十位律师了。我对这个群体抱很高的评估和期望。因为这个群体在知识水准上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而且做的是律师这样的一种行业。他们可以通过法学、法理这样一个合法的手段去抗争。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走在社会最前面的是象刘-宾雁、方-励之、苏晓康这样一些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那么在最近几年以来起重要作用的就是一群律师。这个变化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这群律师在未来中国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素养,一方面他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心态是一种渐进式的改良的心态,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他们跟中国的草根社会又有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一个个的具体的维权案件,跟那些受逼迫受污辱的受迫害的农民工人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他们比起八十年代坐在书房里写作的知识分子有更加优长的一面。我们可以用台湾来作一个参照系,在现在台湾当政的一些头面的人物,比如民进党里边的头面人物,从陈水扁、吕秀莲、谢长Ting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来自从美丽岛事件出来的律师团。所以我对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出现抱一个很高的期望。愿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最近出现的高-智晟律师,可以说他往前走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禁忌,突破了共产党所规定的所有的言论禁区。他深入到最黑暗的那个内核里面,而且在他受到打压之后,其它的律师并没有害怕和泄气,相反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跟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我觉得现在一个是在运用方面,我们要用一些新的信息平台,比如说象网络。当然最近以来如我刚才谈到的一个大背景的的退步,包括他们对网络的控制的加强,所以这个平台的应用也越来越困难了。实际上在两三年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趋势,比如说象“关天茶社”的网友在各地的聚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萌芽的新的形态。但最近以来受到打压但并不能说这样的形态就已经被瓦解和消亡。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的变化。官方的控制也会象一张弓一样,它也是一张一弛的,它这种控制不能象一张弓那样永远地拉着,否则它拉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断掉。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年也会有慢慢地松动,在这种松动之下这样的平台模式才能够发挥作用。
  
  第二个我不主张使用象体制外、体制内这样的区分,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说完全在体制外的我觉得数来数去没有几个,可能刘晓波应该算一个,因为从八九以后,他不可能在国内任何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他都是在香港、台港、美国等的网络和杂志上发表的,如果说从一个比较纯粹绝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也包括我虽然在2000年以后不能在国内的刊物媒体上发表文章,也没有在一个单位或在一个学术机构里面任职。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完全就是体制外的。比如说我的一些文章在一些边缘的被中宣部控制比较小的报纸和杂志上也能发表;我的书也能在一些小的出版社被出版,而这些刊物和出版社仍然是被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你要说非常绝对地划一条界线,谁是体制内谁是体制外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觉得我们如在大的理念上是一样的,就可以共同地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有另一个思路,就是我不太看重那些已经在公众领域里取得很大知名度的一些人,特别是在学院里面或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等。他们当年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也谈社会公正,谈自由的人,但是这些人如我刚才谈的在这几年越来越往后退,越来越沉默了。所以我更看重的还是我刚才谈到的律师群体,在一些新锐的报刊里工作的记者群体,比如说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社里的这些人,当然他们也算是体制内的,但他们跟传统的党报党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这一群新闻记者、编辑、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律师,都是非常年轻一代的,都是三四十岁左右,这些人我觉得对未来中国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超过大学里面那些很有声望的教授,或很有名的作家。”

目前刘晓波、余杰、王怡他们也在寻求一些出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 协助前面提到的那个律师群体共同参与民间维权。王怡说,民间维权也是一种自我训政。
  
  — 他们的文章写作与每个维权案例相配合,制造舆论影响。 虽然这种影响主要只是在香港和网上,但香港已然回归中国,近年来与大陆的往来流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而网络的影响力亦不可低估。
  
  — 刘、余、王等人主持的独立中文笔会,作为作家的人权组织,为每个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呼吁和抗争。这种努力本身,也是民间与官方的拔河。短期内可能被打压,但长远来看,就会逐步拓展言论空间。
  
  — 独立中文笔会与维权律师群体之间的互动。律师们为作家们提供法律帮助,作家们为律师们提供道义上的支援。另外,他们也通过信仰群体(如:余杰等人的家庭教会)给受逼迫的维权律师以精神层次的支持。
  
  — 虽然书很难出版了,但仍然可以通过民间形式的座谈会发挥影响。如:成都草堂读书会,三味书屋的公民半月谈,等。
  
  就目前来看,这些努力的影响面也不大。但从长远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民意和民间力量就在逐步地积累。回顾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自由中国>>起到的是一个铺路石的作用。虽然<<自由中国>>最终还是被停刊,但它播出的火种却在民间接续下来。从独立中文笔会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自由中国>>的影子。可以说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您怎么看待这一转变?  

于仲达: 为什么阁下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和余杰有关?

HsiaoYan: 余杰是我的校友。当初在网上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很钦佩这位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北大校友的胆识,也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了他时而会出现的思路上的偏激或简单化、语言上的比较夸张激烈或煽情、以及对人的过责等等问题。但总的感觉是瑕不掩瑜。我与余杰没有个人来往。我一向对研究人物有兴趣,尤其是有争议性的人物。这也无需花费多少时间,只要有了可以自由涉猎的信息。我对80年代的自由启蒙者刘晓波、胡平等人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可以作为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余杰受到了不少误解,网上还有一些关于他的谣言,因此愿意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与大家分享。
    
  当然,所有这些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对他们目前所努力的方向的认同。

于仲达:余杰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怎样看待李敖的转变呢?

HsiaoYan:  我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这是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李敖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敖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民主斗士,他以自己的写作乃至于生命实践(比如坐牢),对台湾的民主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台湾解严、民主化、政权更迭之后,李敖没有完成自己在新时代里的“身份转化”,就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失去了对手一样,处于迷惘和失落的状态。于是,不甘寂寞的李敖对自己的炒作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在新作中附上裸体照片,比如进行赤裸裸的色情描写等等。而最不能原谅的是,他在央视这样的大陆最主流的媒体上,对大陆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知道大陆农民的生活状况吗?);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居然在电视上公开赞扬恐怖分子的“英勇行为”。李敖现在俨然是反美的先锋,但自相矛盾的是,昔日被国民党审判入狱的时候,他却把《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当作莫大的光荣。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当民主制度初步实现的时候,他却无法接受民主的弊端和缺陷了。李敖的这一悲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展开来谈。”
  
……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仲达: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您怎样评价此论?

HsiaoYan:为什么说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挽回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是基於李敖近两年的表现:他为毛时代的饥饿(如“三年自然灾害”)辩护、为毛大唱赞歌、为6/*开枪辩护、为9/11的恐怖分子叫好。这些言论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否则何来“挽回底线”可言?诚然,朱学勤等人没在北大有过这样的讲演,但他们绝没有为毛时代的饥饿(如“三年自然灾害”)辩护、没有为毛大唱赞歌、没有为6/*开枪辩护、没有为9/11的恐怖分子叫好。也就是说,他们未曾失去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
  
  就事论事,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中大部分内容是应该叫好的。这一点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也是肯定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李敖的一种策略,以前他那样说,是为了今天能在北大演讲。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以前的言论都是“策略”,我们却不能不看其产生的实际客观效果—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我前面说过,凤凰卫视的两年 vs 北大的两小时,就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来讲,这个天平依然是倾斜的。而且之后清华、复旦的两次讲演,几乎又回到了他从前的状态:GCD造就了当今的汉唐盛世、“不挨打、不挨饿”只有一个党做到了、秦城如今已经没有了政治犯、数风流人物还看JT。。。他在北大演讲之后, 在“鲁豫有约”节目中却又说,“我真是感谢GCD”。这样地变来变去,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纵横家”。如果北大演讲之后他能够保持一致(consistent),或者因为压力只谈学术,那么所谓的“策略”之说还有点儿可信。

就李敖的北大演讲而言,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法儿,笑蜀先生早在1998年就玩过了(见<<历史的先声>>),而且是以出版的文字的形式,其影响面岂不比一场演讲更为广泛。李敖说GCD后来的人“缩紧”了毛的自由精神,也是混淆是非—分明是毛自己扼杀了自由。至於对北大的批评、对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大的自由度的褒奖,余杰在他早期出版的书以及讲座中都屡次强调过(那时余杰还是北大的学生)。对胡适主义、自由主义的宣讲,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从1998年起已经宣扬了七年了(王怡等在关天几年如一日地宣讲和努力,上千的阅读率; 李敖引用的胡适的那段话—克林顿说了一半的,余杰在他出版的至少两本书中引用和强调过)。至於李敖的演讲的言论尺度,方/励/之80年代在高校的演讲就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论尺度,而余杰2003年秋在南京理工学院的演讲也达到了这种言论尺度(余杰一开场就是从“1989年的鲜血”谈起的,结果先锋书店的举办者中途要截断讲座。它不幸成了余杰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讲座)。李敖虽三次提到“开枪” (是西方国家的)
  ,却说是人民逼政府开枪,而且说世界上所有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也就是说, 在这一点上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大家还争什么民主)。之前我也是读过李敖为6/*开枪辩护的。我做这些比较与回顾,绝不是想要否定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意义。启蒙的事情,无论之前有人做过多少遍,李敖再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的评价也需要一个平常心,也要结合一个人前后的表现。至於说勇气,李敖提到演讲之前跟家人说“别没到长城,却进了秦城”,李敖一个中华民国公民、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说几句敏感的话,怎么会进大陆的秦城?他现在是统战对象啊。现在又不是国共“戒严”时期,台湾又尚未像香港那样“回归”了祖国。 国共两党主席都握了手。李敖在凤凰卫视这么久,却一直未访问大陆。此次大陆之行,紧跟在连、宋之后,这个安全度应该说是胸有成竹了。
  
  其实,我也觉得余杰、刘晓波对李敖大陆之行的评论的确尖刻了些,我认为他们最好是对此不置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李敖这几年的表现(用余杰的话说,“实在糟糕”);二是李敖把自己拔得太高,他本人对别人的批评又太苛刻(比如, 他对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访问了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的激烈批评,这也难怪余杰把他当年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又送给了他);三是ZF在利用他,就象早期利用民主人士一样,李敖他那么聪明的人,岂会不明白。
  
  
当年李敖曾经是余杰的偶像(八、九十年代)。余杰推崇早期的李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早期的李敖可谓台湾的民主斗士,才华横溢、勇猛不屈,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然而近些年李敖不仅开始走下坡路,而且成了一个“纵横家”,在某些大是大非上立场也成问题。他自己在清华演讲时说,他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大都经历了对早期李敖的崇拜、对今天凤凰卫视的李敖反感这样一个过程。台湾作家信怀南也曾写文章评论到,当年李敖曾是他的偶像,在李敖最困难的时候,他在海外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舍身取义”,要“留得青山在”。然而今天的李敖让他大失所望。所以信怀南说,如果蒋在抗战胜利、拜谒中山陵后与世长辞,毛在1949年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倒下,李敖当年在国民党的牢里就义,那么他们都将是历史的英雄。上帝让他们活得长,反而害了他们。
    余杰也好,信怀南也罢,能够不留情面地批评自己曾经的偶像,应该说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立场的表现。
    
    余杰的批判精神是一如既往的。这与是否被拘押、坐没坐过牢毫无关系。几年前余杰就曾在<<明报>>撰文批评过李敖。当然余杰自己也有该被批评的地方。李敖也好、余杰也罢,他们曾经是良心犯这并不能成为他们免于批评的挡箭牌。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可以说挽回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凤凰卫视的两年 vs 北大的两小时,就对中国观众造成的影响来讲,这个天平依然是倾斜的。而李敖在清华的演讲却又重复了一些他在凤凰卫视中出现的问题。

于仲达: 余杰说他已经“基本上告别了文学”,我理解为他已经基本上告别了与下流政治苟合了的文学。而他选择了“说出真相”与“言说常识”,那正是由于他受到信仰的启迪,欲还文学于本来面目。一个不敢说真话、在政治面前奴颜婢骨的假文人,能承载得起文学的真正美好吗?余杰终究还是个文人,不是科学工作者,这“改造盐硷地的工作”还是需要他拿着笔实践的。刚看完余杰的《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我笑了,才悟到原来他正走着中国历代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文人的老路,但究竟能否有所突破,还要看他自己内心的体悟和造化了!
     我觉得余杰在批判专制的时候,对自己的反思太少了,他没有借助传统文化资源,缺乏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知识成了他的工具,给人的影响有负作用,而且只借助基督信仰,我十分怀疑这种反思作用。您认为呢?

于仲达:您如何看待王怡、陈永苗等都皈依了基督信仰,鲁迅不是不信基督吗?这难道妨碍他成为一名民主斗士吗?余杰反复在文章中大谈爱,爱情人,爱知识、爱人类苦难,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请问他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放大了自己作为救世主的作用?

HsiaoYan:我读过王怡很多文章,在网上的几乎是每篇必读,却从未看到过他在文章中将民主与基督教等同起来。我知道王怡是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位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有良知、有胆识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并不意味着“民主 = 基督教”。这就如同王怡是法学者、同时也是作家这样的双重身份并不意味着“法学 = 文学”一样。
  
  其次,中国是否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如果是的话,那么“信仰自由”就包括了如下的内涵和外延:
  (一) 王怡也好、高律师也罢,他们信仰基督教是他们的自由,是被宪法所保护的。
  (二) 他们以文字或言论的形式宣扬或传播基督教,也是他们的自由,同样是被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保护的—-只要他们没有以行政手段去强迫他人去信。
  
  其三,不错,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但谁说上帝就是“金发碧眼”的?在信徒们的眼里,上帝乃宇宙万物之造物主、之主宰,不仅超越了地球,也超越了太阳系、银河系,哪里还区分黄种人、白种人。(声明一下,我本人并不信仰基督教,但至少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在信徒们的眼里,作为“炎黄子孙”与作为“上帝的子民”并不矛盾,炎黄是祖先,上帝是造物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但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若按楼主的逻辑,莫非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认了犹太人为祖先?再以佛教为例,当初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沿着丝绸之路,佛像在山上的雕塑一点一点地变模样,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人的长相。这就是宗教的跨国传播方式。印度人虽不是“金发碧眼”,但黑皮肤、凹眼睛的印度人,与我们炎黄子孙显然也不是一个人种。可是,如今在庙里烧香拜佛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甚至包括无数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若按楼主的逻辑,莫非这些拜佛者也都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了?除了文革“砸碎一切”期间,去西域取佛经的玄奘是被中国人民极为尊敬的。
  

于仲达: 有网友这样说,以思想的逻辑代替现实的逻辑是余杰、刘晓波们的致命伤。余杰、刘晓波都属于极端理想主义思想者,他们无意识地陷入以思想的逻辑代替现实的逻辑的沼泽地而不能自拔,这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要么把现实搞得支离破碎无法收拾。不管哪一种还都以正义的名义(也仅仅是思想层面逻辑推理的正义)吸引到一大群追随者。他们的成功之日,即接管现实社会之日(自以为是的成功),就是他们原形毕露或他们的理论破产之时。但是只要他们不成功,他们给公众的感觉就是正义的代表。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历史上车载斗量!因为正义是人人渴望的东西,所以不仅是余杰、刘晓波,就是普通人对于遵循现实逻辑行事、追求现实最佳方案的李敖都会觉得很圆滑、甚至有媚气。这是不奇怪的。于是,对李敖的大陆演讲怎样评价?根本不是李敖的问题,根本上还是我们自己对各种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您认为呢?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和

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主义之争成为我国学术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这场争论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最近又掀起了物权法甚至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笔者认为,二者不仅有争论分歧,更有着共同的敌人,切莫因双方的争论放纵了共同的敌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叶渭渠:文洁若骗取日本文化奖

  文洁若向本报否认指责,“从来没有说那几本书是我翻译的”叶渭渠翻译作品的代表《雪国·古都·千只鹤》。

  日本文学翻译名家叶渭渠近日在日本中文报刊发表文章,指另一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将他人翻译的著作据为己有,以此“骗取”了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奖。
 
 
昨日文洁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这一指责。

  叶渭渠:文洁若骗取荣誉

  叶渭渠在《日本新华侨报》发表的文章中称,文洁若采取了“欺世盗名”的不正当手段骗来了2000年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

  文章中引用了当时日本方面颁奖的公开材料,其中写道:“(文洁若)一直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她将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包括《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三十卷在内的《日本文学丛书》视为毕生的事业,其中25卷已经完成并已出版。”

  当时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了颁奖的消息。

  叶渭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颁奖词中提到的多部作品并非文洁若翻译,“《井上靖小说选》是唐月梅译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是卞立强等译的,《源氏物语》是丰子恺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是我译的,凡是略知日本文学的中国读者,都会知道这不是文洁若翻译的。为了日本官方的一个‘表彰’,就能这样糟蹋中国学人的声誉吗?”

  叶渭渠称,当时,和她一起获得这个奖的还有小提琴家盛中国夫妇。同时,他还给记者发来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6日第七版的报道,报道显示,文洁若获得该奖的时间为2000年8月29日。

  “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已经颁发了17届,2000年和文洁若共同获奖的还有小提琴家盛中国,由当时的日本外相河野洋平颁奖。

  文洁若:我没有那么愚蠢

  “我已经知道他对我的攻击,从我在当时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就可以知道,我从没有说那几本书是我翻译的。”文洁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了叶渭渠的指责。

  文洁若拿出收录有自己当年获奖感言的《生计无限》一书,指出感言中有以下内容:“早在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组织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对中日两国的古典文学有很高造诣的前辈翻译出版了《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名著并陆续出版。”文洁若认为这段话表明自己并未将他人翻译的日文名著据为己有。

  文洁若称:“以书面资料为准,我从来没有说那几本书是我翻译的。那些书上都没有我的译者署名,我没有那么愚蠢。”至于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纠正,文洁若表示,在那样的场合,不好当面指出这一错误。

  文洁若还介绍了2000年自己获得“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的情况,她称,当时有人为她向日方相关机构申请了这个奖项,后来就获奖了。她还表示:“这个奖不是特别重要,2002年,我获得的‘勋四等瑞宝章’才更重要,盛中国得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但是没有得过这个勋章。如果日方知道我谎报学术成果,怎么会给我这个奖?“文洁若、叶渭渠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十多年,文洁若主编过多种日本文学丛书,年轻两岁的叶渭渠以翻译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闻名。

漫读——03.3

以儿童为本,家长乐意吗?

  《阁楼上的光》希尔弗斯坦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2月

  有一天我和陈明俊一起参加了一个关于绘本的讨论会,陈明俊在会上很是愤愤不平地说,绘本这东西,就是摆在书店里面好看,读者拿来翻一下,“嗯,不错不错,真好真好”,十分钟之后看完了书,放下走人。———不用说,在当下的市场,绘本(特别是儿童绘本)确实难卖,所以陈明俊在抱怨完了之后这么快又出了一部新的绘本,不免让人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

  和此前国内出版过的很多绘本一样,《阁楼上的光》在国外大名鼎鼎。大体上说,书里面透露出的很多观念,以儿童为本,挑战了固有的权威,家长们未必喜欢。

  “阁楼上孤灯一盏。尽管门窗紧闭,漆黑一片,我却看到微光在闪,那是什么我全知道,阁楼上孤灯一盏。站在外面我看得见,我知道你就在里面……往外偷看。”卷首这篇《阁楼上的光》开宗明义,这本书整个儿是站在孩子的立场的,所以诸如“作业机”之类孩子们才有的梦想在书中屡屡出现,而且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张扬。书中的每一页都是大大的、甚至有点儿夸张的图片,图里面记录下来的则是孩子们的一个个梦想,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场景,希尔弗斯坦也总能在里面找出一点神奇的东西来。我猜希尔弗斯坦肯定是觉得孩子活得不容易,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却全然没有实现的可能。于是他画饼充饥,作业机虽然不可求,在书里面过过瘾也是好的。而且希尔弗斯坦的作业机算出来的“9+4”等于3耶,孩子们看到这里,大概会和主人公一样觉得,“看来它没有我想的那么神奇”吧。只是这种孩子式的自嘲,家长们乐意接受吗?

  不过根据历史,好书引进之后大体不灵光,所以我猜,不出意外的话,下次再跟陈明俊一起开会,大概又可以听到他的抱怨了。

  □涂涂

  ■新书过眼

将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

  《文学中的色情动机》阿尔伯特·莫德尔

  文汇出版社 2006年2月

  “于是那花环变得更加芬芳,我发誓,不是因为花,而是因为你。”这是本·琼生所作《你的眼神令我陶醉》中的一句。诗人送给他心爱的人一个玫瑰花环,她闻了闻之后还给了诗人。而诗人接过花环后仿佛闻到了她的体味。一般读者读这句诗,可能就是赞叹诗人的爱意而已。但在弗洛伊德派文学批评家看来,气味则是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特征。诗人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内心欲望。

  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之后,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还涉及文学创作和艺术理论。《文学中的色情动机》一书的开篇,莫德尔毫不犹豫地写道:“本书要把某些精神分析学方法运用于文学,要从一个作家的作品中读出言外之意。它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文学,同时运用某些原理来阐释文学。”

  《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出版后受到弗洛伊德的赞赏,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按照此书的理论,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作者个人的无意识,也就是所谓的色情动机。这样,我们就能透过作品发现作者的内心隐秘世界。□方韶毅

风采可追业绩难再

  《八位大学校长》智效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1月

  智效民著的《八位大学校长》一书,为读者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8位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历年和丰富实践。可以说,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马肃将与中国教育史一起涌载入史册,彪炳千秋。他们所开创事业让人追忆,而回头来看今天的大学,不由让人平添了许多感慨。

  从物质条件来说,今日的大学与那时的大学不可同日而语,而学术水平和培养人才却望尘莫及。有人问费孝通先生,现在培养他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多长时间时曾说,至少需要50年。北大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对于当今大学制度也颇有微词,认为要从根本改观,需要很长时间。这些意见至少可以说明,当下的大学已经积重难返。

  在影响大学发展和教学、研究水平的因素方面,大学衙门化是罪魁祸首。如今的大学校长以及学院院长、系主任,都是一种行政职务。这就是说,他们是官而不仅仅是从事教育的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多次痛陈,一个大学老师成天想着“我是局级老师还是处级、科级老师”的时候,绝不可能把教学和研究做好,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一个时代的缩影

  《家书抵万金》新华出版社 2006年1月

  《家书抵万金》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李春波的那首《一封家书》,歌曲最后的“此致,敬礼”给人一种难言的滋味,仿佛一杯陈年家酿,饱含着一段往事。

  在信息交流分外发达的时代,电话、电子邮件等正在以快捷、方便的传播方式逐步取代家书。如今,给家人写信已经不多见了。正因为如此,《家书抵万金》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它把过去的一些历史场景和生活交流用文字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写信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所思所想。一封家书不仅传递着写信者和家人的联系,而且更多地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比如,一位晋南农民关于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书,写的是他个人的感受,却是一位农民圆梦后心情的写照。我们可以看到,“飘飘荡荡一个多小时的空中生活”,让他感到活着真是“太幸福”了。而如今的大部分乘客,又有多少人会如是想呢?

  ■冷门

一本融资的指南?

  《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姜南等 中国检察出版社

  在很多时候,融资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作者在《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中所云,融资难是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也成了作者写作的主要动机。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我国企业在银行信贷融资、融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以及其他民间融资方式中的融资现状,分析了各种方式中对企业的法律规定及限制,并试图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从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方面,构件起一条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途径。

  必须注意,作者在这里有一个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意味着,本书提出的方法在很多时候未必切实可行。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所说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差别,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行政权力并未退出市场,它意味着我们面对着更复杂的现实情况。因此,如果读者企图把本书当作融资的救命稻草来按图索骥,则免不了大失所望。

  □一泓秋水

  ■赏读

阅读不仅是得到的过程

  《提笔就老》洁尘中国社科出版社

  于嘈杂无章的课堂上,把洁尘这本女人书读完。阅读的最佳外部环境应该选在嘈杂无章之地,特别能集中火力瞄准。特地注意文后作家的写作年份,一年年,始终呈上升势头。一些表达,采取旁视的态度,管窥,准确,从容,甚至有封喉的恐怖。洁尘最优秀的一点,善于“避重就轻”,有时,她仿佛什么都没说,受众仿佛什么也没得到。但,阅读不是得到的过程,是不断丧失的过程———假若作者与读者有着同样的趣味和纸本阅历的话。

  有人言,为官的最高境界是无为。那么,为文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没说。其实,写作的最好状态应是俯视。自侧面,自不为人知的一点,切入。不以华丽语言讨好受众,要手里拿一把刀,狠狠地劈面而去,要造成恐怖的效果。洁尘对于杜拉斯、张爱玲等一些女作家的判断,就很让人恐怖。对,是判断,非解读。所谓判断,就是立于高处,俯瞰一切。

  □东东

文字中软性的力量

  《偏看见》车前子北岳文艺出版社

  车前子的文字比较瘦,字一瘦,就有骨感,兼有着软性力量,力拨千斤的柔夷胜过高山大海的呼号喧哗。最关键,让人静下来,一下沉底,陷入,又不乏推手的绵柔韧猛隐藏其中。车前子的文字也轻,灵性写作的人均如此。相较之理性写作,灵性写作给读者造成阅读后果,就是一种纯粹的轻逸享受。更多的阅读都是力气活,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仿佛与书写的人打了一架,最后,双双力乏懈怠。

  □青青

  ■读到之处

历史夹缝中的岐黄之术

  《当中医遇上西医》 欧结成 三联书店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岐黄之术的中医也首次遭遇到了西医。及到上世纪初期,“德先生”、“赛先生”来到中国后,随着西医革命的日新月异,让千年不易的中医显得更加尴尬和困窘,先是被北洋政府取消中医课程,后又差点被民国政府给取缔了中医,可以说是在历史的夹缝中苦苦地挣扎喘息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早年间那些提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界领袖,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等,无不对中医的阴阳气化、五行生克学说深恶痛绝之,最典型的如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西医割错了肾,临去世前的遗嘱中都不让世人说西医的半个不字。

  其实,即便到了今天,无论是理论上的“中西医结合”,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医西医化,传统的中医并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尴尬处境。诚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医药不要融入现代科学的共同体,成为它的一分子?中医科学化是否有出路?不科学化,出路又是什么?”□韩三洲

  ■猎书之趣

到处留“情”的书痴

  《寻找精神家园》 阿滢 作家出版社

  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阿滢的《寻找精神家园》。我以为,与其说这是一部记事、写人、抒情和议论并重的散文集,不如说是一个爱书人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更为恰当。

  阿滢的文字生涯是与他的爱书生涯相伴随的。阿滢搜书、藏书、读书,同时也评书、写书。他对书的兴致之高,用情之深,很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自己也算对书浸淫日久,情有独钟。

  阿滢到处留情。请不要误会,这“情”并非两性之情,而是书之情,对书的爱情。阿滢到了海南,在“天涯海角”到处寻找旧书店,他“每每流连于旧书摊,一旦发现一本好书,就像淘金者见到了金粒一般,惟恐让别人买去,也不讲价钱赶紧掏钱买下,回到家中擦去灰尘,抚平皱折,修补伤痕,然后展卷细读,那种兴奋、满足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相同的境遇,类似的感受,我想每个爱书人都曾经历过。

  因此,阿滢这部散文集第三辑“书香人生”格外吸引我,引起我的共鸣。《六月书事》《书林漫笔》等篇尤为精彩。前者是他2005年淘书日记的摘编,淘书的趣事、幸事、乐事、憾事均记录无遗;后者是他的读书札记,读到怦然会心处的击节赞赏,读到不以为然处的直言无忌,也均如实写出。只是阿滢说“李敖是伟大的”,我不敢苟同。如果说当年的李敖还值得肯定,今日的李敖就实在难以恭维了。当然,阿滢写爱书人的篇什,如《品茗夜读龚明德》《刘运峰和〈书林独语〉》《初识自牧》等篇也为我所爱读。阿滢爱书,对个性鲜明的爱书人也就特别留意,特别看重,化为文字,就是这组惟妙惟肖的爱书人群像。

  □陈子善

爱书人不要看此书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日)内藤湖南等 中华书局

  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兴趣日浓,纷纷派人来华访书购书。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学者,访书购书为调查研究,其中当然包括书店老板长途跋涉来贩书的。但也有藏书机构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批量采购的,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百百)宋楼就是因为家道败落最终藏书全由日本三菱财团以10万元购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访书购书有时却依托了日本在华的殖民性机构。1906年,内藤湖南借日本军方的力量,强行压价购买了北京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1912年,他在奉天访书,使用卑劣手段拍摄故宫珍藏的清朝史料。

  这无疑是等同于侵略。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编译者历时三年,从各种文集中搜罗了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文章。全书分内藤湖南篇、田中庆太郎篇、武内义雄篇、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篇、吉川幸次郎篇等,其中虽不乏“如今,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看到善本,就再也感受不到一己的孤独了”这样喜人的句子,但一想我们的书被掠夺到异国,心里总不是滋味。

  □方韶毅

俄文学回归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品似已失势

     回归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但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仍有后现代主义的痕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依旧存在。除此之外,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神怪小说等目前也风靡俄罗斯文坛。西班牙《国家报》最近刊发一篇题为《俄罗斯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文章,解读了俄罗斯文坛的这一发展趋势:

    俄罗斯文学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以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维克托·佩列温为首曾主导俄罗斯文学界多年的后现代主义已逐渐退出发展潮流。而现代主义似乎正在回潮:奥列格·叶尔马科夫、阿·斯拉波夫斯基、奥列格·帕夫洛夫、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等一大批作家正在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角,而这一文学流派曾一度被宣判“执行死刑”。

    事实上,索罗金和佩列温仍活跃在俄罗斯文坛,但这并不能挽回后现代主义的颓势。索罗金最近一部小说《布罗之路》还没有上一部小说《冰》出色,而他的小说《蓝色脂肪》也很难与其以前的小说相提并论。佩列温的情况也差不多,他的近作有《过渡时期的辩证法》、《没有出路》等,尽管他的拥趸仍认为其作品非常优秀,但这也无法掩饰后现代主义作家在俄罗斯文坛丧失领地的事实。而社会文化题材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俄罗斯人的关注。

    目前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并不等同于以往的现代主义,许多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也正在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一些写作手法。值得一提的作家是德米特里·比克夫,他于2001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理由》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其第二本小说《正字》则使用了大量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俄罗斯许多当代作家同时也受到了以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巨大影响。

    在前苏联时期,由于种种限制,苏联读者无法阅读到海外苏联作家的作品。而现在,俄罗斯人可以阅读到已去世的海外苏联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旅居海外的俄裔作家也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到俄罗斯文学创作中。目前生活在瑞士的俄裔作家米哈伊尔·希什金就是俄语文学界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希什金的小说《攻克伊兹梅尔》6年前获得布克奖,最近一部小说《维纳斯的头发》则获得了2005年度俄罗斯最佳畅销书奖。

张中行:“后五四”知识分子人生写照

2006年2月24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张中行先生逝世,享年97岁。各大报刊介绍与评价时,多称张中行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布衣学者等,或推崇为“国学大师”,而张老生前最看重的则是思想家这顶“帽子”。实际上,考察张中行先生的生平与活动,不应忽视他作为“后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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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一称呼,应是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并自称是“后五四人”。学者许纪霖进而将20世纪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界,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等关键词,分为六代。其中,“后五四”知识分子又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生于1895-1910年之间,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多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如冯友兰、顾颉刚、费孝通、朱自清等知识分子,均属于这一代人;后一批则出生于1910-1930年之间。张中行生于1909年,上世纪3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大学,正是典型的“后五四”知识分子中的第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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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等“后五四”知识分子,上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远,得以亲炙“五四”诸大师,深得“五四”精神真传,又浸淫于浓厚的传统文化之中,故大多兼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达观与新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张中行求学北大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蒋梦麟是前清秀才,又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可谓学贯中西。他主持校政十多年,以延续蔡元培先生治校传统为务,自谓“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重要参与者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均为张中行师长,张中行在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而这一点,若非“后五四”学人恐难有此历史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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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学者却难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许纪霖)考之张中行的一生,正是“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张中行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编辑工作,到了晚年才厚积广、著作等身,有人称张老“人生从80岁开始”,自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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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继“五四”精神传统方面,张中行一直用“自由”与“容忍”来形容“五四”传统和北大传统。他举例说:“蔡元培先生写《石头记索隐》,胡适等人不同意,胡适用《红楼梦考证》反驳之。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他并未发动别人围攻胡适,而是容忍,照例给胡适研究的空间。”这正是北大“自由”与“容忍”精神的形象表述。

        不过,张中行对于“容忍”精神独有体会。比如他认为自己所有作品中,《顺生论》写得最费力气,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有记者问及时,他曾这么答到:“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这是一种真诚、淡定的“容忍”,当然,也透着些许无奈。

    此外,张中行晚年所撰文章,多有周作人风格,冲淡、平和;而在生活上,张老一向低调澹泊,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85岁始分得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白墙灰地”,人称为“都市柴门”,凡此种种,亦可以说深得“容忍”精神真谛,更映照了“后五四”知识分子的真实人生。

2006年2月27日

巴尔扎克的女人们

拿破仑用剑完成的,巴尔扎克用笔完成了,你想想,那是多庞大的事业!这个文坛巨匠,30岁的时候,如一棵大树,吸干了他周围土壤中的养料,却欠下了10万法郎的债务,42岁的时候,变本加厉,他的债务已经增加到20万法郎,他根本不具备任何商业头脑,每每雄心勃勃只落得债务累累。好在他有举世皆惊的文学天才,他的写作,终其一生,都是在还债。一败涂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得不化名“寡妇杜朗”租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幸而他有狮子般的勇气,每天与苦咖啡为伴,从午夜开始写小说,“十几二十多个小时坐着不停地写,常常一口气写坏许多枝笔”,每隔三天,他就用完一瓶墨水。如果你还记得罗丹雕塑的《巴尔扎克》,就一定记得巴尔扎克的工作袍,正是这画家似的工作袍使肥胖的巴尔扎克象只咆哮的困兽,也象一只野心勃勃的蛤蟆,是的,他就是野心勃勃,他要开创一个万世不朽的世界,而且,在他的蛮力之下,果然建成他自己的小说王国!

  除了文字,女人在他生活中占了绝对的地位,他的信十之八九是写给女人的,但他对女人的情感远远不如他对稿纸与笔专一,他可以几十年只喝自己的专属咖啡,却会同时爱着完全不同的女人。巴尔扎克23岁时就与46岁的半老徐娘劳拉.德.柏尔尼夫人混在一起,除了劳拉.德.柏尔尼夫人,还有德.亚勃朗台公爵夫人、珠尔玛.卡洛、韩斯迦夫人、吉多波尼-维斯贡蒂伯爵夫人等。

  文学史上,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人,生活中,却是个龌龊无比的平凡人,粗鲁、蛮横、奢华,虚荣,热爱有夫之妇,他奢华起来,用600法郎买个手杖,却又“因为付不起1000法郎的票据而躲藏几个礼拜”。他周旋于众多女人之间,鬼话连篇,刚刚骄傲地告诉妹妹,他有了个私生子,又马上写信跟另外的情人鼓吹:“三年以来,我的生活贞洁一如处女”,他好似对每个女子都有无穷无尽的爱,对每个情人都不吝赞美与坚贞,对每个情人都极尽相思与追求。这个满面红光大腹偏偏的中产阶级作家,当他象葛朗台守侯金子一样守侯韩斯迦夫人的情书的时候,另一个,给过他一切的女人柏尼尔夫人却走向死亡,他决定离开她,但他绝不让她有所察觉,就如他对珠尔玛所做的。他一边给韩斯迦夫人写热情奔放的信誓旦旦的情书,一边与维斯贡蒂伯爵夫人鬼混,还把女扮男装的马赛尔带去旅游,让人以为那就是乔治.桑……因此,想想他周旋在这些女人中间,你一方面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力之旺盛,一方面又看到他的滑稽可笑——怎么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应付纷繁生活的复杂本领,这是多生动幽默而又有重大悲剧气息的电影剧本啊。

  韩斯迦先生去世后,生过七个孩子的韩斯迦夫人仍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嫁给巴尔扎克,韩斯迦的女儿都出嫁了,韩斯迦夫人仍是韩斯迦夫人,为巴尔扎克生了个女儿之后(孩子没能存活),她仍固执己见地坚持自己的位置,她在巴尔扎克临死之前嫁给他,茨威格意味深长地写:“她有没有爱过巴尔扎克,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其声明过于爱其本人”,茨威格在替巴尔扎克写传记的时候,分明也对巴尔扎克的众多女人们感到为难,但他还是以他最擅长的心理分析分析了他与众多女人们的情感,丝毫不避讳巴尔扎克想借女人还债的动机。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传记,它庞大而丰富,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写尽一个不为人知的巴尔扎克,连他去世之前对古董的昏庸眼光也不是草草带过。

  不是所有桃花,都是好的,就如不是所有感情,都需要经历。巴尔扎克如果没有为韩斯迦夫人耗费那么多时间,也许可以写更多更好的小说。你在今年春节的时候问我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好婚姻,我当时很难回答,现在仍然很难回答。你尚未恋爱,婚姻当然更加遥远,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在感情路上,你能遇见一位有道德的人,善良,诚恳,你能信任他,是不是充满智慧,是不是满腹才华,都还在其次。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美好舒适的关系,美好舒适,就是人际关系中最愉悦的一种了吧?越说有些越复杂,我心矛盾不已,给你说巴尔扎克乃是要你看看这伟大的人如何庸俗平常,而爱情这样的东西,我想,它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还是愿你——拥有美好的爱情。

反抗一种“纸上的文学”

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本就是“纸上的”,但在纸的背后,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空间。
  
  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

  我注意到现在文坛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需要重新跟社会对接,需要回到现在的生活现场,这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文学有段时间是过于玄学化、过于抽象化了,好像文学在面对现实和当下的问题上是无效的。这不正常。钱穆先生说过,晚清文化衰落是因为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套用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代文学一度也衰落成了“纸上的文学”?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本就是“纸上的”,但我以为,在纸的背后,它应该连接一个更为广阔、深层的社会、精神和心灵空间。可是,我注意到,在现有的文学实践中,很容易出现两个文学极端:一是“极端抽象”的写作,这个我们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革命时期,就曾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在语言、形式、叙事方面进行探索,这为文学拓展了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玄学、抽象的作品,一般的读者无法卒读;另一种是“极端写实”的写作,非常写实,非常具体、琐碎、世俗,贴着地面,完全是形而下的,这成了一种文学潮流,包括那些过日子型的小说,还有一些缺乏艺术提炼的口语诗歌等。这两种写作,现在看来都有局限性,都走了极端。当革命大潮退去,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健全、也更开阔的写作。

  当前的文学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正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可能性。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恢复对文学本身的追问,当然也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但现实中很多作家仅仅是在写作,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描述一种状态而已,很少有人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联于自我追问、自我追溯,连自我都不追问了,更不用说追问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了。作家多一点自我追问、多关心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甚至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问题,并没有坏处。没有追问和沉思的写作往往是苍白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作家被文学创新、文学革命的潮流所驱动,写作很容易偏于艺术革新、艺术实验,而今天,消费主义兴起,写作又很容易偏于另一端,试图以内容取胜。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整体感的文学?作家是不是应该有更健全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维度,来保证他的写作接通的是一个更伟大的文学血脉?形式革命,语言探索,叙事建构,存在关怀,等等,这些过去许多人为之付出劳苦的领域,今天成了当代文学的小小的遗产,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细微方面的变化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期待出现这样的作家:艺术上有创新,语言上有追求,精神上有更健全的维度,从而能在整体上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文学。比如,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之外,还需要加入一些命题,这也是伟大作品该有的最基本的命题,比如存在的意义、生与死、人性、宗教意识等等。这不是无足轻重的。这种东西应该纳入当代写作的精神维度中去。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这种艺术方面的自觉,又有精神方面的广阔视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对文学世界作出整体观照的作家。只是在某些细微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只有能进行整体性自我塑造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大作品来。
  
  别把文学复杂化

  我常想,文学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复杂。二十世纪是把文学复杂化的世纪。过度复杂化之后,我很想知道,文学,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更单纯、更基本的层面来思考?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变化,可在变化的下面,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核心——跟我们的内心、人性、最原始的精神经验相对应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文学现在是否应该“慢”下来?很多人崇尚“快”——快速写作,快速出版,快速成名……但我认为,“慢”才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一“慢”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世界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事物,等等,始终都未曾发生多大的变化。由此我就想,现在的作家应该重新找回一种对世界极为单纯、简明、基本的认识能力,以直达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东西很简单,但其核心却是一些不变的、永远的、基本的问题,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还有唐诗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简单的句子,在反复吟诵的过程中却能产生一种美、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世界的本质,个人丰富的内心,连接于那些恒常的、能跟我们的内心相呼应的语词中,这是多么成功的话语方式。

  由此可见,我们也曾拥有过这么一笔伟大的遗产,它能把世界的本质、核心,用简明、单纯的方式表达出来,重新让我们感受到话语的力量。原来单纯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富的东西;原来最本质的往往是最简明的。比如《圣经》,就是一个极为经典的文本,它的话语方式非常单纯,但又极为深邃——它的深邃不是通过理性推演的方式达到的,而是通过对世界状态的单纯呈现来达到的。《马太福音》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多么伟大而朴实的真理。比起蕴含在这些文字里的简明的智慧,我们说的许多话,听起来多像是毫无意义的聒噪啊!看来,简明、单纯地抵达世界那不变的、永恒的、本质性的核心还是可能的,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将之这样呈现出来。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文学被过度复杂化之后,在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获得对世界基本性问题的单纯、清明、透切又直达核心的认识能力?这不是幻想,因为我们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伟大的说话方式。
  
  ◎谢有顺,文学批评家,著有《我们并不孤单》、《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等。现居广州。